除了美之外，海德格爾的晚期寫作也同樣令人感到困擾，因為其中關於「人的本質」的概念，越來越偏向神秘主義。如果把人說成是一塊空地或者說林中空地，或一種「泰然任之者存在」和詩意地棲居於大地上的方式，那麼，這似乎說的根本不是任何我們認識的普通人。曾經的「此在」，現在已經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不像人，而是呈現出了一種森林的特徵。把自己想成是植物或地質的構成物，或者景觀中的空地，確實有誘惑力——但是，這樣的此在還能打造一套書架嗎？在薩特愈發關注世界上的行動和參与的問題時，海德格爾幾乎完全放棄了對這些問題的思考。自由、決斷和憂慮，不再對他有太大影響。人類本身已經變得難以分辨，而且尤其令人不安的是，生出這種想法的哲學家，尚且還沒有令人信服地撇清他與那些犯下20世紀最嚴重反人類罪行的人之間的關係。

「泰然任之」是海德格爾後期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指的是用不插手的方式來關注事物。這聽起來很簡單。海德格爾問道：「有什麼能比讓一個存在是其所是更容易呢？」但是，這一點都不簡單，因為它不僅僅是指默然轉身離開，讓世界自生自滅，而是我們必須轉向事物，但要以一種不會「迫使」它們的方式。相反，我們要允許每個存在都「依賴於其自身的存在」。

另一個與海德格爾翻臉的舊友，是1929年那個曾在達沃斯嘻嘻哈哈地嘲笑恩斯特·卡西爾的年輕人：伊曼努爾·列維納斯。

雅斯貝爾斯所謂的內心「聲音」，讓人想起了海德格爾「此在」的真實聲音，從內在呼喚，並要求答覆。但是，海德格爾現在卻拒絕答覆，把所思所想都憋在心裏。他告訴馬爾庫塞，他不想成為那種人，一邊慌慌張張地找借口，一邊又繼續若無其事地生活。雅斯貝爾斯同樣認為缺乏誠意或虛偽的借口沒有用，但他也不會接受海德格爾的沉默。他所認為的必要話語，不是例行公事的否認，而是真正的溝通。雅斯貝爾斯感覺，德國人在12年的躲避和沉默中，已經忘記了如何溝通，必須要重新學習。

這是現代技術做不到的地方，但有些人類活動確實具備這個特點，而其中最重要的便是藝術。海德格爾筆下的藝術，是一種詩歌形式，他認為這是最高的人類活動，不過，他使用的「詩歌」一詞是廣義上的，遠不止把字詞排列成詩行。他把這個詞溯源至其希臘詞根poi sis——製作或手工——並在此引用荷爾德林，說：「人詩意地棲居於大地之上」。詩是一種存在的方式。

詩人和藝術家「聽任事物存在」，但他們也讓事物出來，並顯示自身。他們協助事物慢慢進入「無蔽」狀態（Unverborgenheit），這是海德格爾對希臘詞al theia的翻譯，這個詞通常被譯為「真理」。不過，這是一種更深層次的真理，而不僅僅是表述與現實之間的一致，比如我們說「貓在墊子上」，然後指著一塊上面有隻貓的墊子。早在我們能這麼做之前，貓和墊子都必須要「從遮蔽中出來」。它們必須不再隱藏自身。

他有一次說過，這種思想的轉變，源於他在戰俘營中的一次經歷。和其他囚犯一樣，他也習慣了在工作時被獄卒缺乏尊重地對待，就好像他們是非人的對象，配不上同類的感情。但每天晚上，當他和工友們再次被趕回到鐵絲網圍欄後面時，總會在路上碰到一條不知怎麼進到戰俘營中的流浪狗。狗一看到他們，就會高興地叫起來，還圍著他們打轉。流浪狗那充滿愛意的眼神，每天都會提醒這些人，被另外一個存在承認，接受一個生物給予另一個生物的基本認可，到底意味著什麼。

列維納斯從存在的迷霧中掉頭，朝另一個方向——個人、生活、人類實體——走去。在他最著名的作品、出版於1961年的《整體與無限》（Totality and Infinity ）中，他把「自我與他者」的關係，設立為了他整個哲學的基礎——就像「存在」之於海德格爾一樣，這個關係是列維納斯的核心理念。

並非每個德國人都認同這種分析，而圍繞這部劇的爭論，也引來了諸多關注。不過，這反倒保證了觀眾場場爆滿：西蒙娜·德·波伏娃曾聽說，有些人竟然花500馬克買票——超過當時平均月薪的兩倍。有個人甚至用兩隻鵝來支付票價，在食物稀缺的城市裡，這可是個極高的代價。以前在巴黎時，波伏娃曾對德國佔領者懼怕了那麼久，所以起初，她對這次德國之旅有些緊張，但是看到這個國家受破壞的規模后——無論在海德格爾式語言的意義上，還是在普通語言的意義上——她改變了主意。那時正是寒冬臘月；幾個星期以來，溫度已經低至零下18℃，然而，許多外出的柏林人都沒有穿大衣，波伏娃看到，大家推著小車一邊走，一邊搜集在路上發現的任何有用之物。人們那麼熱衷於去劇院，部分原因就是為了在那兒取暖，雖然這有時可能意味著要穿著不保暖的鞋子在雪裡走很久。此時的柏林，幾乎處於癱瘓狀態，被尷尬地分成了分屬蘇聯、美國、英國和法國的行政區——後面三個在幾個月之後會合併成為西柏林。這座城市顯然已同薩特在1933年和1934年見到它時不一樣了。薩特在公開活動之間找了個空當，去看了看他當時住過的房子，發現它還立著沒倒，但處於搖搖欲墜的狀態。

對其他人，海德格爾的回應就直言不諱了。美國學者休伯特·德雷福斯在海德格爾的書桌上看到《存在與虛無》后，海德格爾厲聲說：「我該怎麼開始讀這種dreck啊！」——這種垃圾。他以信的形式寫了一篇長文，寄給了讓·波弗埃。在信中，他批評了薩特在《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講座中提出的存在主義的人本主義版本，包括對自由和個人行動的讚頌。海德格爾不想與這種哲學有任何關聯。他1947年時發表的文章《論人道主義的信》（Letter on Humanism ）中，充滿了對林中空地和泰然任之的呼喚，這是他自己堅決反對人道主義新思維方式的重要文字資料之一。不過，薩特沒有回應。

學生時代的我在閱讀海德格爾時，最吸引我的正是這類東西——雖然他很難理解，但我尤其對這個「轉向」后的海德格爾欽佩不已。《存在與時間》時期中，那些關於鎚子和設備的更務實的研究相當不錯，但沒有現在這種更深刻、更令人困惑的美。晚期的海德格爾是在自己書寫詩歌的一種形式，不過，他像任何一個哲學家那樣，繼續堅稱事物本來就是如此；這可不僅是一種文學把戲。但如今再次閱讀他，一半的我會說：「簡直一派胡言！」可另一半的我，又會再次被迷住。

這可不是什麼令人振奮的兆頭，但托瓦尼基沒有輕易放棄給海德格爾和薩特牽線搭橋的希望，無論是私人會面還是公開辯論都行。他還試著撩撥加繆的興趣，但加繆不想和海德格爾有任何瓜葛。薩特更感興趣，但跟海德格爾一樣，他也一直告訴托瓦尼基說，他現在太忙了，眼下什麼都做不了。不過，他倒是邀請託瓦尼基為《摩登時代》詳盡寫一下他自己與海德格爾的會面，托瓦尼基照做了。

可惜，滑雪之旅從未發生。薩特總是很忙；他的日記本里滿是各種邀約記錄。畢竟，對於1945年時的法國人來說，去黑森林和弗萊堡大學的前納粹校長一起滑雪，仍然會讓人有些難堪吧。

就連無神論者薩特，也表現出了一種對價值思考新方式的渴望。在《噁心》中，他猛烈地抨擊了傳統倫理，用列維納斯式的措辭，描述了那些中產階級人士雖然自詡為動機純良的人文主義者，但「從不允許自己被一張面孔的意義所影響」。在《存在與虛無》中，他繼續說，單純基於容忍的那種溫和的舊倫理原則，已經不再受用。「容忍」不能再充分滿足他人對我們的要求。他認為，讓步和僅僅相互容忍是不夠的。我們必須要學會給予彼此更多。現在，他更進一步地提出：我們都必須深刻地「參与到」我們共有的世界當中。

列維納斯對這一經歷的反思，引導他走向了一種本質上偏向倫理學，而非海德格爾那種本體論的哲學。他的思想，基本上脫胎于猶太神學家馬丁·布伯（Martin Buber）的研究：在出版於1923年的《我和汝》（I and Thou ）中，布伯區分了我與非人的「它」或「它們」之間的關係，以及我與「你」那種直接的私人性相遇。列維納斯則更進一步地提出：當我遇見你時，我們通常是面對面相見，而你，作為另一個人，通過你的面部表情，可以對我提出倫理要求。這與海德格爾的Mistsein或「共在」非常不同，共在讓人想到的是一群人彷彿團結一致、肩並著肩站在一起——或許是某個統一的民族（nation/Volk）。但在列維納斯看來，我們是真的在與彼此面對面，一次面對一個人，而這種關係，就成了一種溝通和道德期望的關係。我們沒有合二為一，而是互相回應。你不是被拉攏過來，在我個人真誠性的戲劇中扮演什麼角色，而是你看著我的眼睛——你始終是他者。你始終是你。九九藏書

馬爾庫塞可不甘心接受這麼一條複雜費勁的理由，更何況，海德格爾也沒有努力說服他。在寫給馬爾庫塞的最後一封信的結尾，海德格爾就像是在故意挑釁，拿猶太人大屠殺和東歐地區在戰後驅逐德國人相提並論——雖然當時的很多德國人都這麼比較過，但海德格爾這裏顯然也是在挖苦馬爾庫塞對蘇聯的支持。馬爾庫塞差點兒噁心死，在寫給海德格爾的回信中，內容幾乎全是針對的這一點。如果海德格爾能夠提出這樣的論點，這難道還沒有說明他只能被認為「活在人與人之間有可能進行對話的那個維度之外」？如果海德格爾既不能交流，也缺乏理性，那馬爾庫塞也找不到同他交流和理論的途徑。這句話說完后，另一場沉默降臨了。

當然，他們有一定的道理。雖說存在主義不應該提供借口，但並不意味著人們不會這麼拿它來用。不需要什麼厲害的詭辯技巧，你就能把《蒼蠅》曲解為是在支持選擇性遺忘。此外，還有一點也不甚明晰，那就是法國在1943年時的狀況與德國在1948年時的狀況，實際上有著更多的相似之處，並不僅僅是當時世界上其他國家也擁有的那種感覺：不久之前的恐怖，和對未來（混雜著希望）的憂慮。

不過，他們倒是恢復了很不經常的正式通信。1953年，雅斯貝爾斯七十歲時，海德格爾向他致信祝賀。雅斯貝爾斯在回復中，深情地回憶起了過去，比如他們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初的那些談話，還有海德格爾的聲音和手勢。但是，他補充說，如果現在見面的話，他會不知道該說什麼。他告訴海德格爾，他很後悔當初沒有強勢一些——沒有強迫他好好地把自己解釋清楚。「我本該抓著你不放，可以這麼說吧；我本該不懈地質問你，逼著你注意。」

1945年，弗萊堡大學的非納粹化當局找到雅斯貝爾斯，徵求他的意見：海德格爾應該獲准恢復大學的教學工作嗎？那年12月，雅斯貝爾斯提交了一份如他本人一樣深思熟慮和公允平衡的報告。他的結論是，海德格爾是一位極其重要的哲學家，他繼續做研究所需要的支持，學校應該全力以赴地提供給他——但現在還不能允許他恢復教學。他寫道：「我認為，從根本上來說，海德格爾的思維模式很不自由，很獨裁，也很難於溝通，目前會對學生造成極其有害的影響。」

海德格爾在這裏沒有使用「意識」一詞——他在早期著作中也一樣——因為他想讓我們以一種截然不同的方式來思考自身。我們不要把心靈想成一個空曠的洞穴，或者是一個充滿事物表象的容器。我們甚至不該像布倫塔諾的早期現象學中說的那樣，把它想成是射出意向的「關涉性」之箭。相反，海德格爾把我們帶入他的黑森林深處，要求我們想象陽光從一道縫隙透過來。我們留在森林里，但我們提供了一個相對開放的地方，可以讓其他的存在者在上面曬會兒太陽。如果我們不這樣做，一切會依然待在灌木叢中，甚至對自身都是隱藏狀態。或者換個比喻，就不會有地方讓存在者從他們的殼裡出來。

這幾位並非我們故事主線的激進倫理思想家之間，有一個顯著的聯繫，那就是他們都有宗教信仰，並且都賦予了「神秘」這個概念一種特殊的角色——所謂的「神秘」就是，不可能被知道、計算或理解的東西，尤其是涉及我們同其他人的關係時。海德格爾與他們不同，因為他拋棄了伴他長大的宗教，對倫理學也沒什麼興趣——原因可能是他本身對人類就沒有什麼興趣吧。不過，在他晚期的著作中，每一頁似乎都在暗示某種不可言說或不可理解的直接體驗。所以，他也是一個神秘主義者。

1945年所有那些失聯的人中，包括了海德格爾的兩個兒子約爾克和赫爾曼。兩人都是蘇德戰場上的士兵，當時都在蘇聯的戰俘營。他們的父母不知道他們是死是活，只能在惴惴不安中等待。

這可能是一個私人好惡的問題：海德格爾對凡·高畫作的想法，要麼會引起你的共鳴，要麼不能。對我來說，沒有共鳴。不過，同一篇文章中的其他幾段話，倒是很讓我動容。我一直喜歡他對一座似乎喚出了大地與天空的古希臘神廟的描述：

1945年夏天，重新回到弗萊堡那種前途未卜的生活中后，海德格爾在11月時，偷偷驅車到梅斯基爾希和康斯坦茨湖附近的鄉下，取回了先前藏匿在那裡的手稿。為他提供幫助的是年輕的法國哲學愛好者弗雷德里克·托瓦尼基，他曾去過海德格爾的家裡，並和他成了朋友。當時，德國平民未經官方允許，仍然不能旅行，因此以防萬一被攔截下來，托瓦尼基找了個司機，還弄來了一份看著很官方的文書。海德格爾則拿著一個空包坐在後座上。半夜時，在烏雲密布和電閃雷鳴中，他們出發了。

最重要的是，柏林本身就是一座被佔領的城市——被焦慮和渴望，被敵對的外國勢力，特別是對蘇聯的恐懼，佔領著。薩特和波伏娃離開幾個月後，蘇聯軍隊突然行動，切斷了西柏林的所有物資供應。1948年3月，鐵路線被封鎖；6月，公路也被切斷。正如德國人在戰爭期間曾用飢餓對付列寧格勒一樣，蘇聯也打算把柏林餓到就範。

他只隨身保留了一小部分手稿，包括最近寫的關於弗里德里希·荷爾德林的著作。海德格爾非常痴迷於閱讀荷爾德林，這位多瑙河地區偉大的本地詩人，1770年在勞芬（Lauffen）出生，終生患有間歇性癲狂，他的許多富有遠見的詩歌，其背景都是當地的風景，同時也喚起了古希臘的理想化形象——這種結合一直讓海德格爾著迷。另外一個對他如此重要的詩人，是更為躁動不安的格奧爾格·特拉克爾（Georg Trakl），這位奧地利人是個精神分裂症患者和吸毒者，在1914年去世時年僅27歲，他的怪誕詩歌里充斥著獵人、年輕女人和在月光下穿過靜謐森林的藍色怪獸。海德格爾如痴如醉地沉浸在兩位詩人的作品里，籠統地探討了詩性語言如何能召喚出存在，併為它在世界上打開一個位置的問題。

1944年底，隨著同盟國軍隊的迫近，納粹政權下令德國全民動員，包括那些以前被免除兵役的人。當時55歲的海德格爾，被派去與其他人一起在阿爾薩斯附近挖戰壕，以抵禦法國的先遣部隊。雖然這隻持續了短短几個星期，但與此同時，他也採取預防措施，把手稿藏到了更安全的地方，以備入侵。有一部分已經存放到了梅斯基爾希銀行的保險庫里，他的兄弟弗里茨在那裡工作；其餘的則被他藏在附近畢廷根（Bietingen）的一座教堂塔樓里。1945年4月，他甚至寫信給妻子，提出了一個計劃，說要把數卷手稿放進一個秘密洞穴，然後將其封上，再把記錄洞穴位置的寶藏圖委託給少數幾人保管。如果他真這麼做過的話，我們沒有找到證據，但他確實曾把手稿搬來搬去。海德格爾的預防措施並非毫不理智：弗萊堡在空襲中受損嚴重，托特瑙山上的地方不夠大，也不夠保險，無法安全存放太多東西。況且，他也可能擔心有些資料會證明他有罪。

西方各國以一個大胆的補救措施，對此予以了回應。他們乾脆將這座城市需要的一切都空運過去：食物、煤炭、藥品。在一年多的時間里，一切生存所需靠的都是空運——這就是所謂的「柏林空運」行動。有段時間，一天二十四小時中幾乎每分鐘都有一架飛機在柏林降落。1949年5月，與蘇聯的協議最終達成，封鎖得到了緩解，但飛機還是從西方不斷飛來，一直到當年9月底才結束。當時柏林牆還沒有豎起來，那是1961年的事。但此時的柏林，已經是一個分裂的城市，而在未來四十年裡，都將不得不在這種曠日持久的政治緊急狀態下艱難度日。也許歸根結底，這部有關擔驚受怕、困難重重的阿爾戈斯城的戲劇，確實能告訴柏林人一些東西。

「破壞」（Devastation/Verwüstung）成了他們談話中的關鍵詞。原來，他們指的不僅是最近發生的事件，還指一種侵蝕了地球幾個世紀，把一切變成「荒漠」（Wüste，與Verwüstung同源）的破壞。它在某個工人階級的天堂，和那片工於算計、技術先進、「為了物盡其用一切都可供監督、安排有序、去向明晰」的敵方土地上，收穫最大。後者當然說的是美國；與同時代的薩特和其他歐洲人一樣，海德格爾也很自然會把美國與技術及大規模生產聯繫在一起。對話結束時，年輕人說，不用徒勞地試圖去「解決」如此規模的大破壞，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因此，他們繼續待在那裡，就像德國版的弗拉季米爾和愛斯特拉岡，在荒涼的景緻中等待著。

更大的困難，可能是過後還能從中全身而退。海德格爾本人就發現他很難離開自己的哲學世界。漢斯-格奧爾格·伽達默爾曾說，他發現海德格爾依然在自我封閉著，在別人「採用他準備好的那種思考方式」之前，似乎根本不樂意，也不能溝通。這是一個極其受限的對話基礎。不過，伽達默爾補充說，在正式課程結束后，他變得放鬆許多，和大家一起享受一杯當地出產的美酒。

1945年3月，同盟國軍隊抵達了弗萊堡，而海德格爾則離開了這裏。他安排了系裡的哲學家和學生到威爾頓斯坦（Wildenstein）避難，這座壯麗的城堡聳立在波隆（Beuron）附近多瑙河邊的懸崖上，離梅斯基爾希不遠（碰巧也離錫格馬林根城堡不遠，維希政府的成員逃離法國后，德國人把他們趕到這裏，進行了一場《十日談》一般怪誕的避難）。威爾頓斯坦的所有者是薩克森-邁寧根（Sachsen-Meiningen）的親王和王妃；王妃是海德格爾的情人。這也許是埃爾芙麗德·海德格爾沒有一起去的原因；她留在了弗萊堡，照看他們位於柴林根郊區的家。同盟國軍隊到達后徵用了房子，因此，有一段時間，她會和西里西亞的難民及一位法國中士的家人一起住在這裏。

其他思想家也在戰爭年代里做出了激進的倫理轉向。其中最極端的是西蒙娜·薇依，她甚至真的身體力行，按照把其他人的倫理要求置於優先地位的原則來生活。1932年，她在遊歷了德國回到法國后，去了一家工廠工作，想要親自體驗一下這類工作的屈辱性質。1940年，法國淪陷，她的家人（不顧她的反對）逃往馬賽，後來又去了美國和英國。但即便在流亡期間，薇依也做出了非凡的犧牲。如果世上還有人不能在床上睡覺，那她也不會這樣做，所以，她就睡在地板上。有些人缺少食物，所以她也幾乎完全不再吃東西。她在日記中好奇地想，有一天會不會有人發展出一種人類的葉綠素，這樣的話，人們單單靠陽光就能生活了。

海德格爾的哲學「轉向」，也引來了早已失聯多年的故交卡爾·雅斯貝爾斯的批評。

這一過程甚至威脅到了意向性的基本結構：心靈伸向作為其對象的事物的方式。海德格爾說，當某個東西處於「隨時待命」或「準備就緒」九-九-藏-書的狀態時，它便失去了成為一個合適對象的能力。它不再區別於我們，也無法抵抗我們。結果，現象學本身受到了現代人那種佔據地球的挑戰性、破壞性方式的威脅。這可能導致終極災難。如果我們獨自「處於無對象性之中」，那麼我們自己將會喪失我們的結構——我們也將被一種「準備就緒」的存在模式吞沒。我們甚至會吞噬自己。海德格爾引用了「人力資源」一詞，來作為這種危險的證據。

雅斯貝爾斯畢生都篤信溝通的力量，也身體力行地貫徹著這一信念，又是參与火爆的電台談話節目，又是撰寫時評，儘可能地覆蓋最廣泛的受眾。但是，海德格爾也會對非專業聽眾發表演講，尤其是在他被禁止教學期間，這成了他唯一的宣洩途徑。1950年3月，作為蓋爾哈德·斯特魯曼（Gerhard Stroomann）醫生組織的周三晚間系列講座的一部分，他在黑森林北部的布勒爾霍赫（Bühlerhöhe）療養院，為住院病患和當地人舉辦了兩場講座。後來與他成為朋友的斯特魯曼，隨後用熱情洋溢的海德格爾式語言寫道，講座大獲成功，但問答環節卻難以預料：「討論開始時，包含了巨大的責任和終極的危險。實踐往往欠缺。你得耐著性子聽那個觀點……即便它只是一個問題。」

與此同時，一小群大學難民——大約十位教授和三十名學生，大多是女性——已經騎車穿過黑森林，隨後，海德格爾騎著兒子的自行車也追上了他們。他與王妃及其丈夫一起住在附近看林人的小屋裡，把這裏當成了家，而其餘的人爬上了童話般的城堡。整個1945年5月和6月，即使在法國人抵達該地區后，哲學家也幫著從周圍的田地裡帶回乾草，並在晚上用演講和鋼琴獨奏來娛樂彼此。6月底，他們在看林人的小屋裡舉行了告別派對；海德格爾給他們講了講荷爾德林。愉快的幾個月結束后，快活的一幫人回到了弗萊堡，毫無疑問，全都面色紅潤，身體健康。但海德格爾到達弗萊堡時，卻發現家裡住滿了陌生人，城市已處在法國的管轄之下，而他也被全面禁止授課。他的敵人把他舉報了，說他是一個有嫌疑的納粹同情者。

起草這份報告時，雅斯貝爾斯重新聯繫上了海德格爾，這是自戰爭之前失聯后，二人第一次取得聯繫。之後在1949年，他意有所指地給海德格爾寄了一本自己在1946年寫的書《罪責問題》（Die Schuldfrage ，英文翻譯為The Question of German Guilt ）。這本書寫于紐倫堡審判期間，探討了德國人應該如何接受過去、邁向未來這個棘手的問題。在雅斯貝爾斯看來，各種審判和去納粹化訊問的結果，都不如德國人自己想要幡然悔悟來得重要，而他們首先要做的，就是完全承認對所發生之事該負的責任，而不是像許多人給他的感覺那樣，扭頭迴避或尋找借口。他寫道，每一個德國人都應該捫心自問：「我有罪嗎？」他認為，就連那些曾經反抗納粹或者試圖幫助納粹受害者的人，也會深深陷入一種「形而上學」的愧疚感，因為「如果事情發生了，如果我在那裡，如果我活了下來，而別人被殺死了，那我的內心聲音會讓我知道：我還活著就是罪過」。

隨後的多年裡，他繼續致力於這一研究。以上大多數想法都包含在了《關於技術的問題》的完整講稿中。1953年，他在慕尼黑髮表了這份演講，而聽眾中在座的，就包括原子物理學家維爾納·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這個人當然很懂物質能量的迫使-交出。

這是一個駭人的逆轉。在海德格爾看來，人類已經變得十分駭人。人是可怕的：可怕在希臘語中是deinos（這個詞還是dinosaur——恐龍——的詞根，dinosaur直譯過來是「可怕的蜥蜴」），索福克勒斯在寫那段合唱，說到人類獨有的奇怪或離奇特質時，用的就是deinos。

這時已是早晨，海德格爾在朋友家裡安頓下來，打算休息休息。備受折磨的托瓦尼基，則搭車回弗萊堡，重新安排了一輛車。但回到弗萊堡時，迎接他的卻是埃爾芙麗德圓睜的怒目：他把她丈夫弄哪兒去了？不過，大家最後還是達成了共識，他沒有辜負自己的朋友：海德格爾後來回想起這次幫忙，心中滿是感激之情，並把他翻譯的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中歌隊合唱（裏面有論人的奇特性那段話）的一份副本，送給了托瓦尼基。他在上面寫道：「紀念我們去康斯坦茨的探險。」

有人很可能會認為這很乏味，甚至討厭——這一點我有心理準備。但海德格爾這種人類的建築結構甚至可以使空氣以不同的形式展現自身的理念，自從我第一次讀到這篇文章后，便影響了我對建築和藝術的認知。

但即便時至今日，雅斯貝爾斯這位虔誠的溝通者，也遠不如海德格爾那樣被人廣泛閱讀，海德格爾的影響，遍及建築師、社會理論家、批評家、心理學家、藝術家、電影製作者、環保活動家以及無數學生和支持者——甚至後來的解構主義者和后結構主義學派，都是以他的後期思想為起點。在20世紀40年代末期做了幾年局外人，接著又被恢複名譽后，海德格爾自此開始成了歐洲大陸各地的大學哲學研究中繞不開的人物。1955年，富布賴特學者卡爾文·施拉格（Calvin O. Schrag）來海德堡研究哲學時，驚訝地看到了許多講其他當代哲學家的課程，唯獨沒有講海德格爾的。但隨後，他的疑惑就消失了。誠如他所寫的那樣：「我很快就明白了，其實所有課程都是在談海德格爾。」

但海德格爾的好心情沒能維持多久，因為現在，他要不得不經歷一段漫長的等待，才會收到去納粹化委員會和弗萊堡大學的裁決。到他獲准再次執教時，四年已經過去了，1949年3月，他最終被宣布為Mitläufer（同路人），之後，從1950年起，他重新恢復了教學工作。這充滿了未知數的五年很艱難，而且第一年時，他的心裏還一直牽挂著不知所終的兩個兒子。結果，1946年初，他的心理徹底崩潰了，於2月時被送往巴登維勒的巴斯療養院靜養康復。有好一陣子，看起來海德格爾彷彿要步他的偶像荷爾德林和特拉克爾之後塵。但是，在熟悉他哲學語言和思想風格的精神病醫生的治療下，他慢慢有了好轉。3月，兩個兒子在蘇聯還活著的消息傳來，也對海德格爾的恢復十分有益。不過，他們最終回到家之前，還有一段更加漫長的等待。1947年時，赫爾曼因染病而被釋放，但是大兒子約爾克，到1949年時仍然在押。

弗萊堡，這座影響了薩特的研究達二十年的「現象學之城」，讓他失望了，而且無論如何，他自己的思想現在反正也早已與海德格爾的大相徑庭。他離開時心情很惡劣，甚至對講座的組織者大為光火。上火車后，他發現他們體貼地在自己的包廂里放了一束玫瑰花，或許這是他們針對來訪名人的標準做法，但他認為這很可笑。他後來對考說：「玫瑰花束！兩隻胳膊才能抱得住！」這肯定有點兒誇張了。等火車一駛出車站，他便把花扔到窗外。

我很樂意承認的是，它可能更多是作為一篇文學作品——而非哲學作品——影響了我。但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我必須得說，這不是海德格爾的本意。他不希望讀者把他的著作當作一種美學體驗，或是像參觀者離開畫廊時那樣，說著「我喜歡這座神廟——但不太看得上那雙鞋子」。用卡爾·雅斯貝爾斯在年輕時說的話來講就是，他的作品理應把我們帶向「一種不同的思考方式，在掌握過程中，這種思考方式會提醒我、喚醒我、帶我回到自身、改變我」。此外，海德格爾現在既然將所有語言視為了詩歌，甚或是「存在的居所」（house of being），所以他肯定會認為，擔心一門特定的語言最好被歸到詩歌里還是哲學中，非常有失身份。

在自願挨了幾年的餓之後，因為營養不良，薇依的肺結核開始加重，病倒了。1943年8月2日，她因心臟衰竭，最終在米德爾塞克斯醫院（Middlesex Hospital）去世。在人生的最後那些年裡，她寫下了大量有關倫理和社會的哲學研究，探究人類虧欠彼此的性質和局限。她在最後一部作品《對根的需要》（The Need for Roots ）中提出的主張之一便是，我們沒人擁有權利，但我們每個人對別人卻都有近乎無限的責任和義務。且不論她的根本死因是什麼——似乎與神經性厭食症有關——無人能否認的是，她全身心地踐行了她的哲學。在這本書中談及的所有人生中，她的人生，無疑是艾麗絲·默多克所謂的哲學可以被「棲居」觀念最深刻且最具考驗性的應用。事實上，默多克就十分崇拜薇依的思想，她早期曾對薩特存在主義很感興趣，但薇依的思想使她轉向了一種基於「善」的更偏倫理化的哲學。

年輕人對年長者說，「今天早上我們去工作場所的時候，在沙沙作響的浩瀚森林中，我突然強烈地感受到了某種治愈的東西。」他很疑惑，這個治愈的東西是什麼？年長的人說，這可能是來自那浩瀚中的某種「無窮無盡」的東西。他們繼續聊了下去，聽起來非常像兩個海德格爾在對談：

閱讀海德格爾的晚期著作，需要「放棄」自己慣常的批判性思維方式。許多人認為，儘管願意為藝術家這麼做，但哲學家提出這種要求，就無法讓人接受了。要欣賞瓦格納的《尼伯龍根的指環》或普魯斯特的小說，人們必須暫時同意創作者的准入條款，不然就別欣賞了。海德格爾的晚期作品也可能是如此——而且，我在這裏引用的還只是一些相對容易理解的部分。九-九-藏-書

互相無法理解對方的海德格爾和雅斯貝爾斯再也沒有見面。不是說有誰做出了最終決裂的決定，而是事情就這麼發生了。1950年，海德格爾聽說雅斯貝爾斯要經過弗萊堡，便向他詢問火車時刻，想在月台上見見他，至少握握手也好。但是，雅斯貝爾斯沒有回復。

在海德格爾看來，技術的威脅超過了戰後年代的實際恐懼：機器失控、原子彈爆炸、輻射泄漏、流行病、化學污染。相反，這是一種針對現實、針對人類本身的存在論威脅。我們害怕災難，但災難可能已經在路上了。不過，還有希望。海德格爾祭出了他的荷爾德林：

海德格爾轉向的過程中，越來越關注語言、荷爾德林和希臘人，以及詩歌在思想中的作用。他還反思了歷史發展和他所謂的Machenschaft（謀制）或Technik（技術）的興起，也就是與過去的傳統相比，那些對待存在的現代行為方式。他這裏的「謀制」（machination），指的是所有東西都被製造得像機器一樣，即工廠自動化、環境開發、現代管理和現代戰爭中體現出的態度。秉承著這種態度，我們開始肆無忌憚地挑戰地球，讓地球乖乖交出我們想要從它那兒得到的東西，而不是像農民或工匠那樣，耐心地把東西雕琢或哄誘出來。我們欺壓萬物，逼著它們交出東西，而最殘酷的例子就是在現代採礦業中，一塊土地要被迫交出它的煤或石油。更過分的是，我們很少會立即把所攫取的東西一下子用光，而是將它轉換成一種抽象的能量形式，儲存在發電機或倉庫里。到20世紀四五十年代，隨著原子技術製造的能量被存儲在發電站，就連物質本身也受到了這種方式的挑戰。

可車還沒開出20千米，車頭的一盞燈便閃了一下，滅掉了。在滂沱大雨中，要看清黑乎乎的樹林間的道路非常難，不過他們依然繼續前進。接著，一支舉著三色旗的法國巡邏隊，在黑暗中出現了；幾位旅人不得不停下來，做了一番解釋。警衛仔細檢查過他們的文件，又指出他們的後車燈也壞了之後，擺擺手放了他們。重新上路后，他們依舊小心前行。海德格爾兩次要求司機停在荒郊野外的兩座房子前，而且兩次都拿著包下了車，走進房子，然後又滿面笑容地背著裝了文件的包走出來。

與此同時，基督教存在主義者加布里埃爾·馬塞爾，仍然在繼續倡導他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便一直堅持的主張，那就是倫理學勝過哲學中的其餘一切，我們對彼此的責任是如此巨大，以至於扮演了超驗的「神秘」角色。他被引向這一立場，部分也是因為一次戰時的經歷：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曾在紅十字會的信息服務部門干過一份無人艷羡的差事：回應親屬有關失蹤士兵的問詢。每當消息傳來，他就得轉告，而且通常都不是什麼好消息。正如馬塞爾後來所說的，這項工作，不但永遠地給他打了要警惕任何鼓吹戰爭言論的預防針，也讓他意識到了未知在我們生活中所具有的力量。

兩人的對話是用德語進行的——薩特的德語水平可以勉強應付。會面雙方都沒有留給談話內容的一手記述，但海德格爾後來和比采特說起過這次交談，而薩特跟波伏娃也聊過，而這倆人都做了筆記。根據他們的說法，對話很快就出了岔子。海德格爾提起了《弗洛雷斯坦的維度》（La dimensions Florestan ），這是加布里埃爾·馬塞爾最近寫的一部戲劇，嘲弄了一位不具名的哲學家把自己關在一間偏遠的小屋裡，只是偶爾發出一些無人能解的宣言。這部劇是有人告訴海德格爾的，雖然他自己沒看過或聽過，但他很容易就認出了那個被嘲笑的對象，而且一點都不覺得好笑。

讓事物不再隱藏自身，是人做的事：這是我們獨特的貢獻。我們是一片「林中空地」（clearing），是疏朗處（Lichtung），是一塊敞開、亮堂的林中空地，存在者在這兒可以像樹林里的小鹿一樣，靦腆地站出來。或者，你也許應該把這想象成存在者就像一隻園丁鳥在灌木叢中清整出來的場地上那樣，來到林中空地上跳舞。雖然把林中空地等同於人類意識有些過於簡單化，但差不多是這個意思。我們通過意識到它們，來幫助事物出現在亮光之下，而且我們是以詩意的方式意識到了它們，也就是說，我們是帶著尊重去關注它們，允許它們展現自己本來的面貌，而不是屈從於我們的意志。

集中營里那些流離失所的人們，經常要等待很長一段時間，才能去別的地方。許多德國士兵依然音信杳無；有些人徒步穿越了整個國家，蹣跚著往家走。與他們同行的，還有1200多萬被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中東歐國家驅逐的德意志民族同胞；他們同樣只能推著裝滿身家財產的小貨車和手推車，走回德國。這一時期，在歐洲徒步跋涉的人，數量非常令人吃驚。我有一個朋友的祖父，就是從丹麥的戰俘營走回到了匈牙利。在埃德加·萊茲（Edgar Reitz）1984年的系列電影《故鄉》（Heimat ）中，有一個年輕人曾徒步從土耳其走回了他在萊茵蘭的村莊，這個場景其實並不像看起來那麼不可思議。不過，其他許多人仍然在遙遠的地方滯留了多年，親屬們根本不知道他們到底在哪兒。

重頭戲是2月4日在赫貝爾劇院舉行的辯論。薩特在翻譯員的幫助下，直接用法語為自己的戲劇進行了辯護。基督徒和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這部戲劇給德國人傳達了錯誤的消息，他們說，劇中有關解放的存在主義哲學，完全適用於1943年的法國人，但現在敦促德國人向前看，是錯誤的。紐倫堡審判剛剛結束；有些犯罪之人還未被追究責任。一位發言者警告說，許多人可能會利用這部戲，把它作為一個由頭，來否認過去真正的罪行，逃避制裁。

像薩特在戰俘營時一樣，列維納斯在被關押期間，也寫了不少東西。他可以接收信紙和書籍，所以讀了普魯斯特、黑格爾、盧梭和狄德羅。他所做的筆記，後來孕育出了他的第一部主要哲學著作，也就是出版於1947年的《從存在到存在者》。在其中，他進一步拓展了早期的一些主題，包括「il y a」（「那裡存有」），也就是在失眠或疲憊時籠罩在我們身上的那個無定形、未分化、非人的存在。海德格爾的存在，在這裏被呈現為了一種可怕的痛楚，不再是一份要在敬畏中等候的神秘禮物。對於海德格爾所謂的本體論差異，也就是存在者與其存在的區別，列維納斯有著一種特別的恐懼。列維納斯覺得，如果你為了留下純粹的存在，而抹去個人的存在者，那麼，你到頭來只會剩下某種可怕和非人的東西。正如他寫的那樣，這就是他的反思，儘管最初受到了海德格爾哲學的啟發，「但卻被離開那種哲學氛圍的深切需求所左右」的原因之一。

在早些時候寫給薩特的信里，海德格爾曾邀請他來托特瑙山：「在我們的小屋裡，我們可以一起進行哲學思考，一起去黑森林中滑雪。」根據托瓦尼基的說法，薩特在《存在與虛無》中對滑雪的描述，給海德格爾留下了深刻印象——這段描寫在書的末尾，也就是說，海德格爾最終還是讀完了這堆垃圾。想想就覺得很美好：薩特和海德格爾——也許還有比薩特更善於運動的波伏娃——從山坡飛也似的滑下來，臉頰潮|紅，說出來的話都被風吹散了，而且毫無疑問，海德格爾為了炫技，會滑得快到讓誰都跟不上。因為據麥克斯·繆勒關於和他出去滑雪的回憶來判斷的話，他很喜歡這樣做：「我們滑雪時，他嘲笑了我好幾次，在我轉彎和沿曲線運動的地方，他卻勇猛地直衝了下去。」

自從1934年辭去弗萊堡大學校長一職后，馬丁·海德格爾基本上一直保持低調。讓他在一戰期間免於服役的心臟狀況，繼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大部分時間里，免去了他受召服任何兵役的義務。他仍然在大學教書，但由於覺得自己遭到了誤解和惡劣的對待，所以只要有時間，他就會跑到托特瑙山上的小屋裡。1941年，朋友馬克斯·科默萊爾（Max Kommerell）曾去看過他，據他描述，海德格爾曬得很黑，眼睛中有種迷惘，「淡淡的笑容中帶著那麼一點點的小瘋狂」。

回來以後，他驚訝地向波伏娃描述了海德格爾現今如何如何受推崇：「四千名學生和教授日復一日地埋頭苦讀海德格爾，想想吧！」從那之後，他開始不屑地把海德格爾喚作「山中老漢」。1940年法國落敗之後，薩特曾把《存在與時間》當作他唯一的安慰，而這些日子早就一去不復返了。不過，薩特並非唯一一個無法再回頭的人。這場戰爭改變了一切，對每個人來說都是。

這是典型的海德格爾式文本，充滿了對資本主義和圖謀不軌的外邦的牢騷——顯然流露出了漢斯·約納斯所謂的「某種『鮮血與土地』的立場」。不過，文字中也包含了一些動人和美麗的畫面。讀的時候，你很難不聯想起海德格爾兩個失蹤的兒子，也不知他們到底身在東方的何處。這篇對話，生動地描繪了德國的破壞狀況，以及廢墟之上的德國心態：混雜著經歷創傷后的悲痛、木然、怨恨、苦澀和謹慎的期待。

1945年春天住在多瑙河附近時，海德格爾又寫了幾部新作品，包括一部哲學對話，他標註的日期是1945年5月8日——德國正式投降的日子。對話的題目是《夜間對話：在蘇聯戰俘營中的一個年輕人和一個年長者之間》（Evening Conversation：in a prisoner of war camp in Russia，between a younger and an older man）。這兩個人物是戰俘營中的德國囚犯，對話開始時，他們在森林里被強制勞動了一天，剛剛回來。

見面前，薩特先前往弗萊堡大學發表了一場演講。大廳人滿為患，學生們都很興奮，但是，薩特用艱深的法語喋喋不休了三個小時后，他們的熱情卻已大減。到講座快結束時，他可能也注意到了讚美程度的驟降，因此，甚https://read.99csw.com至還未信步去往海德格爾在柴林根郊區的家，他便已經被搞得戒心重重了。他沒去托特瑙山，所以也沒有滑雪。

薩特顯然是這樣認為的。前一年時，薩特曾寫過一篇文章，慶祝該劇曾在德國的法佔區的一場小型出演，他寫道，德國人與幾年前的法國人面臨著一個類似的問題：

他們繼續試著去定義這種治愈力量，想搞清楚它如何把他們從年長者描述的那種「籠罩在我們的土地上及其不知所措的無助之人身上的破壞」中解放出來。

還別說，真有幾個人就爬上去鬧了。一個是海德格爾曾經的學生赫伯特·馬爾庫塞，他以前是激|情澎湃的海德格爾主義者，現在則成了馬克思主義者。1947年4月，他去了一趟托特瑙山，希望海德格爾能解釋一下他與納粹有牽連一事，然後道個歉。但他兩樣都沒得到。8月時，他再次寫信問海德格爾，那麼多人都在等著，只想聽到他的幾句話，可他為什麼還是沒有明確地否定納粹的意識形態。「你真的想要以這種方式被載入思想史冊嗎？」他質問道。但海德格爾拒絕回答。1948年1月20日，他回信感謝了馬爾庫塞送來的包裹——大概是急需的補給品——並補充說，他把裏面的東西只分給了「那些既不屬於納粹黨，又與國家社會主義沒有任何聯繫的昔日學生」。然後，他轉向了馬爾庫塞的問題，說道：「你的信，恰恰表明了和1933年以來就沒有在德國待過的人交流起來有困難。」他解釋說，他不想發表一份輕率的否認聲明，因為1945年時，許多真正的納粹都忙不迭地這麼做過，「用一種最令人厭惡的方式」，言不由衷地宣布他們已經改變了信仰。海德格爾不願意讓自己的聲音與他們的攪在一起。

1948年初，薩特和波伏娃倒是去德國看了薩特1943年那部講自由的戲劇《蒼蠅》在柏林的演出。這部戲的原版使用了《俄瑞斯忒亞》的經典故事，來反映了法國被佔領后的形勢。現在，導演斐林（Jürgen Fehling）在柏林赫貝爾劇院上演的版本，則把同樣的想法用到了戰後德國的形勢上，用一個冷酷的舞台背景表達了這一觀點，而原來的神殿則被改成了地堡形狀。這其中暗含的意味是，德國現在也同樣因為羞愧而不知所措。薩特的劇本，當初旨在敦促法國擺脫過去，對未來採取建設性的行動；也許這個信息可以被重新詮釋，來適應德國的現狀。

海德格爾繼續嘗試著。他甚至還向不來梅俱樂部的成員——主要是商業和航運業巨頭，俱樂部所在地位於參加了漢薩同盟的城市不來梅——發表了早期版本的那篇談論技術的演講。這個講座系列，安排者是他住在不來梅的朋友比采特（Heinrich Wiegand Petzet），而且顯然收效甚好。或許，海德格爾發現，和普通公眾溝通起來要比哲學家更容易，因為如果他的觀點聽起來講不通的話，哲學家們會大驚小怪，而不是讓自己被那種興奮的情緒席捲。

與此同時，海德格爾還在修改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撰寫的其他著作，其中一些為人類在地球上的作用提供了一個更積極的視野。一篇是《藝術作品的起源》（The Origin of the Work of Art ），經過修訂后，收錄在了1950年出版的《林中路》里。在其中，他利用了從中世紀德國神秘主義者艾克哈特大師（Meister Eckhart）那裡借來的一個概念：Gelassenheit，可以翻譯成「放開」或「泰然任之」。

他簡短的講話，導致基督徒作家托伊尼森（Gert eunissen）轉而開始從總體上攻擊薩特的自由概念。托伊尼森說，「存在先於本質」本身就不對。人類的確擁有一種本質，但那是上帝賦予的，人要做的就是追隨這種本質。根據交流的記錄，這句話引來了「房間里的大聲贊同、幾個口哨、喧鬧」。接下來發言的是蘇聯文化研究學會會長亞方斯·施泰寧格（Alfons Steininger），他從共產主義角度切入，聲稱薩特的戲劇有被理解為是在「鼓吹瑣碎淺薄、虛無主義、悲觀主義」的危險——這些都是抨擊存在主義的流行說法。總的來說，整場辯論基本上就是在這種水平上下徘徊。這不是薩特第一次夾在兩個除了恨他之外幾乎再無共同之處的對手之間，也不是最後一次。

跟列維納斯開玩笑很需要勇氣。年紀再大一些之後，他更是變成了一個令人畏懼的人物，在會議或在課堂上，碰到那種提愚蠢問題或似乎誤解了他的他者時，他會很容易沖人家發火。不說別的，單在這方面，他其實依然與他之前的導師有一些共同點。

海德格爾發泄完他對這個小尷尬的不滿，給對話起了個壞頭后，現在該輪到薩特騎上他的愛好之馬了。他迫不及待地想要討論一下政治參与這個問題：他認為，作家和思想家有責任參与到他們所處時代的政治當中。這對海德格爾而言，即使往好了說，也是一個尷尬的話題，所以他根本不想聽薩特有什麼看法。後來，薩特告訴秘書讓·考，他一開始提起這個話題時，海德格爾用「無限遺憾」的眼神看了看他。

在整個戰爭期間，卡爾既沒有教書，也沒有出版作品，和格特魯德·雅斯貝爾斯一起小心翼翼地在海德堡活了下來。這事兒很險，因為後來發現，在一份原定要於1945年4月被遞解至集中營的人員名單上，他倆的名字赫然在列，但3月時，美軍奪下了海德堡，及時解救了他們。眼下，這對夫婦仍然住在海德堡，不過在1948年，他們終於後知後覺地得出結論，認為他們已經無法在德國感到自在，於是便搬到了瑞士。

與此同時，海德格爾最終挪出時間，翻閱了《存在與虛無》。在托瓦尼基又一次來訪時，他告訴說，他讚賞薩特心理上的敏銳和他「對具體事物的感覺」。反正托瓦尼基是這麼說的；但是他又在為《摩登時代》供稿，所以也有可能是在討好主編大人。海德格爾讓他捎了一封禮貌的信給薩特。信里有一句話，可以用兩種方式來理解：「你的著作充斥著一種對我的哲學的直接理解，我以前還從未曾遇到過類似的情況。」

1945年的德國，是一個無人想去的地方。倖存者、孤獨的士兵和各種流離失所者，在城市和鄉村中遊盪。難民組織努力幫著人們回家，佔領軍則在基礎設施幾乎完全毀壞殆盡的情況下，努力維持著秩序。成堆的廢墟經常因埋于其中的屍體而散發著一股股的惡臭。人們到處搜羅食物，在臨時開墾的田地上種植蔬菜，在露天生火做飯。除了那些被殺死的人之外，大約有1300萬至1500萬德國人因轟炸和被破壞而無家可歸。英國詩人斯蒂芬·斯彭德在戰後到德國旅行，看到那些在科隆等地的廢墟邊遊盪的人們時，把他們比作了那些踉蹌著走過失落的城市遺迹的沙漠遊牧民。但人們，尤其是一群群的Trümmerfrauen（廢墟女人），已經開始在佔領士兵的監督下，清除石頭和磚塊。

薩特和波伏娃克服了他們去德國的猶豫，但仍然沒有表現出想要去拜訪海德格爾的跡象。直到1953年時，薩特才見著他——而且那次會面很不順利。

那麼，歸根結底，誰才是更好的溝通者？

就這樣，在海德格爾固執地抗拒溝通的那段時間里，他的影響力範圍反倒在逐漸擴大。1953年，他在慕尼黑髮表經過修改後的技術演講時，朋友比采特注意到，聽眾們儘管聽得一臉茫然，但在演講結束時，卻報以了熱烈的歡呼聲，就好像是「一千個不想停止喊叫的喉嚨在咆哮一樣」。（他沒有考慮他們有可能是在鼓掌歡呼演講總算結束了。）

薩特能聽懂德語的討論，然後，他通過翻譯予以了回應。他主張，存在主義的自由從來不應該用作任何形式的借口：這與自由的本質完全相反。在存在主義中，沒有借口。自由伴隨著完全的責任而來。

如果我們適當地關注技術，或者更確切地說，關注對於我們及我們的存在，技術可以揭示出什麼，我們就能窺見人類「歸屬」的真理。從此處開始，我們或許能找到一條前進的道路——海德格爾老是這個樣子，他的意思其實是——倒退回歷史的源頭，在過去中尋找一個長期被遺忘的復興之源。

這種回應只得到了少數幾個人的支持，而其中之一就是偉大的解構主義哲學家雅克·德里達（Jacques Derrida）：在1988年的一場演講中，談到海德格爾的沉默問題時，他反過來問道，如果海德格爾沿著「奧斯維辛集中營是絕對的恐怖，我從根本上譴責它」這個思路，發表一份簡單的聲明，會怎樣。或許這樣的聲明能滿足大眾的期望，合上海德格爾的案卷，如果可以這麼形容的話。討論和困惑是會少些。但那樣的話，德里達說，我們會覺得「擺脫了責任」，不用再去把這個問題想清楚，也不用再去追問海德格爾的拒絕對他的哲學來說意味著什麼。通過保持沉默，他留給了我們一條「命令，去思考他自己沒思考的東西」——對德里達而言，這更有成效。

薩特履行了他作為一個法國人的外交職責，替馬塞爾道了個歉。他這麼做，還是很大度的，畢竟，他自己也曾數度遭到馬塞爾的攻擊，先是馬塞爾1943年寫的一篇《存在與虛無》的書評，接著是1946年的文章《存在和人類自由》（Existence and Human Freedom ）。馬塞爾在這些文章中抨擊了薩特的無神論，抨擊他缺乏一種倫理哲學，而且在他看來，薩特無法接受「恩典」或他人的饋贈——他暗示說，尤其是來自上帝的饋贈，但也包括來自同胞的。可現在，薩特卻表現出了相當的風度，替馬塞爾的諷刺作品忍受了海德格爾的非難。

年輕的法國作家托瓦尼基，在陪同海德格爾收齊他的手稿之後，接下來又熱心地引見他和薩特認識。托瓦尼基之前已經給海德格爾看過一系列由薩特的法國同胞讓·波弗埃談論薩特存在主義的論文。後來他又來訪問時，二人討論了這些論文，而海德格爾還驚嘆地說，薩特竟然又是哲學家、現象學家，又是戲劇家、小說家，還是散文家和記者。同在場的埃爾芙麗德問道：「那，這種存在主義究竟是什麼啊？」

第二盞車頭燈也閃了。托瓦尼基試著拿手電筒照路，但沒什麼用。突然間，汽車猛地衝下道路，撞到了路堤上。檢查過受損狀況后，司機說輪胎破了。他們都從車上下來，等著司機換備胎，但備胎跟這輛汽車根本不匹配。海德格爾饒有興緻地在一邊看著——在所有的新哲學話題中，他最喜歡的就是技術。他沒有去幫忙，而是帶著頑皮的神情，搖著一根手指說：「技術啊。」他顯然很享受。但無論如何，司機還是修好了車輪，他們便坐上車，駛往最後一站畢廷根。

但事實上，海德格爾的表情或許更可能是在傳達：「我們非得聊這個嗎？」無論他感覺如何，結果就是，一場本來可能更有趣的對話，被浪費了更多的時間。如果說海德格爾和薩特確實談論過自由、存在、人道主義、焦慮、真實性或其他這類話題的話，沒有任何記錄保存下來。他們完全就是自說自話。

其實早在戰爭之前，海德格爾的哲學思考就已經發生了改變。他放棄了決斷性、向死而在以及其他令人振奮的對此在的個人需求方面的寫作，把筆鋒轉向了有關體貼和接納、等待、敞開心扉的需要——也就是貫穿于戰俘對話中的那些主題。這一變化，被稱為海德格爾的Kehre（轉向），不過，這個轉向並非像單詞本身所暗示的那樣是一種突然的翻轉，而是一個慢慢調整的過程，就像站在麥田裡的人慢慢察覺到微風從他背後的麥子中間吹過，進而轉過身去聆聽一樣。https://read.99csw.com

雅斯貝爾斯是在自謙。在現實中，他才是那個思想廣泛地跨越了文化與時代，不斷進行融會貫通和類比對照的人——而海德格爾，卻從來不喜歡遠離他的森林之家。

有人可能會指出，耕種土地的農民同樣是在迫使土地產出穀物，然後再把穀物儲存起來。但海德格爾認為，這種活動完全不同。在最初草擬於20世紀40年代末的演講論文《關於技術的問題》（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中，海德格爾說道，農民是「把種子置於成長力量的照管中，然後監督它增長」。或者說，至少在現代農業機械帶著提高產量的許諾，噴著熱氣、燒著燃料到來之前，農民是這麼做的。在現代的這類迫使-交出中，大自然的能量不是經過播種、照料后，最終被收穫，而是被解鎖和轉換后，以某種不同的形式存儲起來，等待著被分配出去。海德格爾使用了一些軍事意象：「一切都被命令要處於待命狀態，要立即就可以使用，事實上，就讓它站在那裡，好能隨時等待進一步的命令。」

這樣的調整十分激進，以至於列維納斯不得不像他之前的海德格爾一樣，為了避免退回到舊的思維方式中，轉而玩起了語言的柔身術。隨著時間的推移，他的文字變得越來越晦澀難解，不過，把對他者的倫理關係擺在首位，仍然是他寫作的核心。隨著年歲漸長，他的孩子們還拿他最有名的思想開起了玩笑。當孫輩們在飯桌上爭搶最大塊的食物時，有人就會說，得到最大一塊的人——也就是那個明顯沒有優先考慮他人需求的人——「他竟然不踐行爺爺的哲學！」

這種關係比自我更根本，比意識更根本，甚至比存在更基本——而且它帶來了不可避免的倫理義務。自胡塞爾以來，現象學家和存在主義者都曾試圖擴展存在的定義，以便將我們的社會生活和關係也包含進來。列維納斯做了更多：他徹底把哲學翻轉了過來，把這些關係變成了我們存在的基礎，而不是其附加物。

神秘主義的傳統，可以在克爾凱郭爾「信仰的一躍」中找到根源，同時在很大程度上還要感謝19世紀偉大的不可能神秘主義者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一些古老的神學觀念。但它的發展壯大，也要拜20世紀上半葉曠日持久的創傷所賜。自1914年開始，尤其是1939年以來，歐洲內外的人們逐漸認識到，我們無法完全了解或信任自己，我們無法為我們所做之事找到任何借口或解釋——可是，我們又必須將自己的存在和關係建基於某種穩固的事物上，因為不這樣的話，我們就不可能活下去。

在1980年的電視節目《宇宙》中，天文學家卡爾·薩根（Carl Sagan）開頭便說道，人類雖然與星星一樣，都是由同一種東西構成，但人類有意識，因而是宇宙用來「了解自身的一種方式」。與此類似，梅洛-龐蒂引用他最喜歡的畫家塞尚的話，說道：「風景在我之內思考它自身，我就是它的意識。」這很類似於海德格爾認為的人類對地球的貢獻。我們不是由屬靈的虛無構成的；我們是存在的一部分，但我們也帶來了一種獨特的東西，雖然不是很多，只是一小塊空地，上面或許還有小路和長凳，一條類似於海德格爾小時候坐在上面做作業的那種長凳，但通過我們，奇迹發生了。

1946年春天，海德格爾出院，轉到了托特瑙山的小屋中繼續恢復。1946年6月和1947年10月，記者史蒂芬·西曼斯基（Stefan Schimanski）分別見了他兩次，據他描述，海德格爾顯得沉默寡言、孤孤單單，並且雖然當時是夏天，但出來迎接他時，海德格爾卻穿著沉重的滑雪靴。他似乎不願被人打擾，只想獨自待著寫作。西曼斯基第二次來拜訪時，海德格爾已經半年沒有去過弗萊堡了。「他的生活條件很原始，書也很少，與世界的唯一聯繫是一摞信紙。」

幾位曾經追隨過海德格爾的傾慕者，對他的納粹過往和晚期哲學的特質都大感驚駭，所以現在已經紛紛離他而去。1949年，身在美國的漢娜·阿倫特寫信給雅斯貝爾斯，把海德格爾「轉向」后關於尼採的講座，形容為一堆「相當糟糕的胡說八道」。她也反對他躲在托特瑙山上抱怨現代文明，和那些懶得爬上山去譴責他的潛在批評者遠遠地保持著安全距離。「誰會爬1200米的山路去大吵大鬧一場啊。」她說。

但這對海德格爾不起作用，因為在他看來，溝通在語言的功能列表中要遠遠排在後面。因此，在給雅斯貝爾斯回信時，他對《罪責問題》的內容沒有置評，不過作為禮尚往來，他也給雅斯貝爾斯寄了一些自己的近作。但這讓雅斯貝爾斯很是反感，他單獨拎出了海德格爾那句說語言是「存在居所」的口頭禪，回通道：「我很氣，因為我覺得所有語言似乎都只是一座橋樑」——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橋樑，不是住所或家。但海德格爾的下一封信——寫於1950年4月——留下的印象更糟，裏面充斥著需要等待什麼東西「來臨」，來接管或佔有人類的說辭——來臨和佔有的說法，也是海德格爾轉向後提出的概念。這一次，閉口不應的人成了雅斯貝爾斯。而當他在1952年最終又寫信給海德格爾時，說的則是他的新寫作風格讓自己想起了那些愚民已久的神秘主義廢話。他說，這是「純粹的做夢」。1950年時，他曾在信中把海德格爾稱作「做夢的男孩」。如果說那還是在寬宏大量地為海德格爾的失敗找理由的話，到現在，他顯然已經感覺海德格爾是時候醒過來了。

不過，《蒼蠅》在其他方面，應該能讓1948年的柏林人產生共鳴，因為這些方面更多是與當下的苦難有關。舞台上荒涼的景象，看起來很像門外的柏林，甚至那些蒼蠅的道具，也可能勾起記憶——因為據說，在1945年那個炎熱而可怕的夏天裡，德國的城市裡到處都飛著噁心的大綠蠅，靠著廢墟下的腐爛屍體大量繁殖。

話說回來，即使是那些最熱衷於海德格爾的人，也必定會偷偷感覺到，時不時地，他在胡說八道吧（he talks through his hat）。《藝術作品的起源》中經常被提及的部分，與帽子（hat）無關，而是關乎一雙鞋。為了說明「藝術是一種詩歌（poi sis）」是什麼意思，海德格爾描述了凡·高的一幅畫。他聲稱，畫中的鞋子屬於一個農婦。他異想天開地談起了這幅畫詩意地「提出」了什麼：穿鞋者每天蹣跚著走過遍布犁溝的土地，田野里成熟的糧食，冬天里土地的蕭索，以及這個女人對飢餓的恐懼和對分娩痛苦的回憶。但在1968年，藝術評論家梅耶·夏皮羅（Meyer Schapiro）指出，那鞋子可能根本不屬於農民，而是凡·高自己的鞋。夏皮羅不斷地進行調查，最終在1994年發現了證據，證明了那是一雙時髦的城市休閑鞋，很可能是凡·高從別人那裡買來的二手貨，剛買到時很乾凈，只是到了後來，他穿著鞋在泥濘中走了很長一段路，把它們弄髒了。他引用了海德格爾自己的一個註釋為他的研究作結，承認說：「我們不能確定這雙鞋子在哪裡站過或者屬於誰。」也許這無關緊要，但海德格爾似乎在沒有什麼根據的情況下，便過於牽強地解讀了這幅畫，似乎是顯而易見的，而他解讀的根據，則是一種對農民生活高度浪漫化的觀念。

六年半之後，海德格爾自己的七十歲生日到來時，雅斯貝爾斯也給他送去了祝福。在那封簡訊的結尾，他回憶了自己十八歲時的某個下午，當時，他正在費爾德貝格（Feldberg）過寒假——這個滑雪勝地距離海德格爾的那片森林不太遠。他是個身體孱弱之人，不像海德格爾那樣，是個健壯的滑雪者，所以他一直就在賓館附近，踩著滑雪板慢慢滑，不過，他仍然對大山的壯美驚嘆不已，發現自己陶醉在「夕陽下的暴風雪中」，注視著山坡上光與色的變幻。他用以前那種親昵的方式結束了這封信，「你的雅斯貝爾斯」。雅斯貝爾斯的滑雪故事把他描繪成了一個謹小慎微的人，猶豫而狐疑地意識到了遠處風景的魅力，但不願意冒險接近。他暗示說，海德格爾比較大胆，但他可能走在錯誤的道路上，處於危險之中，並且由於走得太遠而叫不回來了。

再一次來拜訪時，托瓦尼基給海德格爾帶了一本《存在與虛無》。海德格爾開玩笑地用手掂了掂厚厚的書，說他眼下沒空看——那個歷史悠久的借口。（這次，在托瓦尼基離開之前，海德格爾給他看了自己桌子抽屜里一個包在層層柔紙中的寶貝：一張尼採的照片。「不是每個人他都給看的。」埃爾芙麗德低聲說。）

在戰前移居法國並獲得公民身份后，列維納斯上前線打過仗，但在法國陷落時被俘虜，並囚禁在了馬格德堡附近福林博思特（Fallingboste）的11B戰俘營中專門關押猶太戰俘的區域。隨後的五年中，他過得異常悲慘，每天只能和獄友靠著稀湯和蔬菜皮過活，同時還要在當地森林中累死累活地伐木。他們的守衛嘲弄說，他們隨時都有可能被運往死亡集中營。不過，事實上，待在戰俘營中可能救了列維納斯的命。因為這在某種程度上為他提供了一種未被捕的猶太平民無法獲得的正式保護，不過話說回來，他的妻子和女兒，倒是藉著朋友的幫助，躲在法國的一座修道院里活了下來。但在家鄉立陶宛，他的其他家人就沒能幸免於難了。1941年，立陶宛被德國佔領之後，列維納斯的所有親屬與其他猶太人一起，都被關進了考納斯城（Kaunas）的猶太隔都。一天早晨，納粹把包括列維納斯的父親、母親和兩個兄弟在內的一大群猶太人集結到一起，帶到郊外后，一頓機槍掃射，把他們全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