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和1946年時，兩位哲學家在把手弄髒和對他人性命做出「艱難」決定的必要性上，持有過類似的觀點，但現在，他們都已經遠離了各自曾採取的立場。他們有過交集，但後來便分道揚鑣了——又一個X。薩特經歷了一段懷疑的時光，從中掙脫后，思想發生了徹底轉變，並準備好了為理想的國家冒生命危險。梅洛-龐蒂則放棄了原來的思想，認為人類生活不能被迫去適應某種理想的輪廓。按照他的說法便是，他醒了。擺脫這種理想的「鄉愁」后，他說，「一個人拋棄了幻想，所有一切重新變得有趣和新鮮起來。」在法蘭西學院的演講中，他同樣談到了哲學家就是那些在別人睡覺時醒著的人。

在1951年的一次演講中，梅洛-龐蒂評論道，比起之前的任何一個世紀，20世紀都更讓人們意識到了他們的生活具有怎樣的「偶然性」，是如何任由歷史事件和他們無法控制的其他變化所擺布的。這種感覺在戰後仍然持續了很久。兩顆原子彈被投到廣島和長崎之後，許多人開始擔心第三次世界大戰也不遠了，而這一次，戰爭將會爆發在蘇聯和美國之間。這兩個超級大國的戰時聯盟，幾乎在瞬間便土崩瓦解；現在，他們站在各自那一邊，隔著虛弱、貧困和自我懷疑的西歐，憤怒地瞪著對方。

一個充滿理想主義的願望是，可以出現一個有效的世界政府，來解決衝突、執行條約，使大多數戰爭變為不可能。加繆就是懷有這種希望的人之一。在他看來，廣島被炸的直接教訓是，人類必須建立「一個真正的國際社會，大國不再享有比中小國家更高的權利，而控制這類終極武器的將會是人類智慧，而非各國的慾望和主義」。在某種程度上，聯合國實現了這些目標，但它又一直都未能像人們希望的那樣具有廣泛的效力。

也許，用海德格爾主義的語言來說，這是薩特的Kehre（轉向），而這就需要薩特根據新的當務之急，重新去考量他思想的每一個點。海德格爾的轉嚮導致他遠離了堅定，轉而「泰然任之」，而薩特的轉向，現在則讓他變得更堅決，更多地參与到政治中，更頻繁地公開露面，更不願意妥協。他當時的感受是「要麼寫作，要麼憋死」，於是他以最快的速度寫出了長文《共產主義者與和平》（The Communists and Peace ）的第一部分。他後來說，這篇文章是用他內心的憤怒寫成的——當然，還有血液中的科利德藍。他幾乎覺都沒怎麼睡，一頁又一頁地寫下了支持蘇聯的理由和論點，並將結果發表在了1952年7月的《摩登時代》上。幾個月後，他又發表了一篇言辭激烈的文章，而這一次，他的朋友阿爾貝·加繆成了被攻擊對象。

現在，薩特不但四面受敵，在政治上困惑不已，還為了將這一切都捋順搞通，把自己弄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勞累。他的大部分壓力是自己給自己加的，但他可不準備僅僅為了圖生活容易，就時不時地保持安靜。波伏娃也受到了來自工作、緊張的政治局勢和個人危機的壓力——她正試著決定如何處理與納爾遜·阿爾格倫的異地戀關係，因為阿爾格倫不願意屈居薩特之後，而且想讓她搬到美國去。為了消除疲憊，她和薩特不約而同地吃起了葯。薩特越來越依賴他最喜歡的科利德藍（Corydrane），一種苯丙胺和止痛藥的組合藥物。而波伏娃則服用苯丙胺對抗焦慮，但卻把癥狀搞得更嚴重了，到1948年夏天，在她和薩特動身去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度假時，波伏娃已經開始產生幻覺，老覺得不是群鳥向她猛撲下來，就是許多手在拽著她的頭髮往上拉。北方森林的靜謐，比藥丸對她的幫助更大。她和薩特在那裡見識了許多美好的事物：「矮樹森林，紫水晶色的地上種著矮小的樹木，紅的像珊瑚，黃的像金子。」波伏娃漸漸找回了往日的生活樂趣。但薩特的靈魂還會被折磨好幾年。

這些話應該平息了梅洛-龐蒂的一些怒氣，但薩特的口氣仍然讓人很不舒服，而且二人的分歧也確實根深蒂固。收到薩特的回信后，梅洛-龐蒂像往常一樣，再次一笑了之，結果把薩特搞得更惱火了。正如薩特自己承認的那樣，他喜歡把一個問題爭論到底，直到他說服別人，或者他被人說服才行。可梅洛-龐蒂卻傾向於「從多樣化的視角中找到他的安全感，覺得透過它們看到了存在的不同面向」。好氣哦！

這場爭吵，讓加繆心煩意亂，而且還正趕上他人生的一段艱難時期。他的個人生活很快急轉直下，婚姻出現了矛盾，寫作出現了瓶頸，而他的家鄉阿爾及利亞則陷入了戰爭的恐怖之中。1956年，他借一部中篇小說《墮落》（The Fall ），表現了自己所經歷的危機。這部小說的主角「法官／懺悔者」，以前是一位初審法官，但決定坐下來，審判一下他自己。在阿姆斯特丹的一家酒吧里，法官連續幾個晚上向一位未具名的敘述者講述了他的人生，並在一個令人震驚的故事中將他的講述推向了高潮。某天晚上，他在巴黎看到一個女人從橋上跳了下去，未能出手相救。他無法原諒自己。法官承認他有罪，但另一方面，他似乎覺得這賦予了他指出別人之罪的道德權威。他告訴對話者——毫無疑問就是我們，他的讀者——「我越是指責自己，就越有權來審判你。」這句話，在很大程度上說的就是加繆自己。

在20世紀40年代的巴黎，阿爾貝·加繆也贊同阿遼沙的立場。在文章《既非受害者，亦非劊子手》（Neither Victims，Nor Executioners）中，他寫道：「我永遠不會再與為謀殺找借口的人同流，無論他們是誰。」無論結果是什麼，他都不會支持為暴力所做的正當辯護，尤其是國家暴力。從那之後，他便一直秉承著這一立場，不過他並未停止對它的思考。1949年，他創作了一部陀思妥耶夫斯基風格的戲劇《正義者》（The Just ）。在劇中，一群恐怖分子爭論了在政治暗殺時，他們是否可以殃及無辜，殺害旁觀者。加繆明確表示，他認為這是錯的。1954年11月，他的祖國阿爾及利亞爆發獨立鬥爭后，他也依然這樣認為。在他看來，起義軍埋設炸彈、殺死無辜者，法國當局實施酷刑和極刑，都不正當。人們總會做暴力的事情，但哲學家和國家官員卻有責任不去為暴力找借口開脫。這個觀點讓他飽受爭議。1957年，在慶祝他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講話中，有人要加繆解釋一下他不支持起義軍的理由。他說：「現在人們正往阿爾及利亞的電車軌道上放炸彈。我母親就可能在其中一條車軌上。如果這就是正義的話，那麼我寧願選擇我的母親。」在加繆看來，任何一方的行為都沒有客觀的正當理由，所以他自己的忠心是唯一可能的引導來源。

這次輪到庫斯勒抗議了：「是，但怎麼說我們也還可以像以前一樣保持朋友關係吧。」

梅洛-龐蒂同樣擔心要是真打起來，法國會吃敗仗，但他也不想逃。薩特注意到，他現在看起來格外輕鬆——「那種小男孩般的神氣，這我太熟悉了，以前每次事態有可能變嚴重時，他就會裝出這種神態。」梅洛-龐蒂開玩笑說，如果法國真被佔領的話，那他就去紐約，當個開電梯的小哥。

不過，薩特仍然堅信，人必須要當機立斷。如果因為害怕犯錯就騎牆的話，那麼你絕對會犯錯。正如克爾凱郭爾所言：

匈牙利十月事件后不久，薩特開始寫一本新的皇皇巨著：《辯證理性批判》（Critique of Dialectical Reason ）。這部作品試圖按照《存在與虛無》的規模來創作，不過，圍繞的卻是他的新社會思想和政治承諾的理想。他不再強調意識、虛無和自由，而是把一切都帶回到了世界上的具體境遇和一致行動原則中。波伏娃認為，《辯證理性批判》是薩特對1956年那場事件的最終回應。正如薩特自己在1975年所寫的那樣，「這是一本針對蘇聯而寫的馬克思主義著作」，也可以被看作一部為反對舊的、非政治化的存在主義而寫的存在主義著作。

1952年時，薩特在《摩登時代》的行為，還惹惱了另一位老朋友：在刊印《共產主義者與和平》的第一篇文章時，他沒有拿給聯合編輯梅洛-龐蒂看。薩特很清楚這種失禮的行為可能會得罪梅洛-龐蒂，但是他也明白，對方很有可能會反對這篇文章或者建議緩和一下語氣，可他薩特正在興頭上，哪能忍受這樣的拖延。https://read.99csw.com

更重要的是，在加繆看來，真正的反叛並不意味著去追求「山巔上的光輝城市」這種狂熱願景，而是意味著對那些已經變得不可接受的現實狀況加以限制。比如，一個一輩子都受人役使的奴隸，突然決定不能再這樣了，然後畫下界線，說「到此為止，但不會再進一步」。反抗是對暴政的一種遏制。隨著反抗者持續對抗新的暴政，一種平衡便被創造了出來，而這種適度狀態，必須要不懈地更新與維持。

這些戲劇性|事件發生時，波伏娃用她一貫不知疲倦的觀察和反思精神，記下了許多筆記，並在1954年將這些筆記變成了《名士風流》（The Mandarins ）。這部史詩般的小說，從戰爭結束開始，回溯了從對原子彈的恐懼，到對蘇聯勞改營和審判的討論，再到政治承諾的利弊，以及諸多的風流韻事和爭吵，記錄下了這些事件及其帶來的不同情緒。她對細節做了一些調整，因此有時會讓她的朋友看起來更聰明、更有先見之明，不過，總體來說，小說對於當時的時代和環境進行了非常有力的描寫，而且也有著驚人的可讀性。後來，小說贏得了龔古爾獎。隨著銷量的增長，波伏娃用版稅在蒙帕納斯公墓附近的維克多·舍爾薛大街買了一套公寓。雖然這意味著她現在住得離薩特遠了很多，因為薩特還和他母親住在拿破崙酒吧樓上，不過，在大部分日子里，她都會散著步走到聖日耳曼德佩地區——可能是喜歡盧森堡公園裡滿是落葉的林蔭路——去見朋友們，和像以前一樣與薩特肩並肩工作。

薩特、波伏娃和梅洛-龐蒂（他是暫時）覺得，他們比加繆更堅強、更誠實，因為他們看到了「臟手」的必要性——又是這個口頭禪。當然了，這個把手弄髒的污漬指的就是其他人的鮮血，而且巧的是，這群人還都遠在天邊。不過，薩特也堅稱，如果必要的話，他會犧牲自己。1956年，在威尼斯召開的一次作家會議上，英國詩人斯蒂芬·斯彭德問他，如果他遭到蘇聯的不公正監禁，他想怎麼辦，是希望朋友們發起運動，讓他獲釋，不顧運動是否會損害蘇聯的聲譽和危及它的未來，還是會為了更大的善而認命？薩特想了會兒，回答說，他會拒絕發起運動。斯彭德不喜歡這個答案：「可在我看來，唯一向善的運動，一直以來都是為一個人受到不公正監禁而發起的運動。」但薩特反駁道，事情的關鍵就在這裏，或許在現代世界中，「針對個人的不公正」已經不再有意義。對於這個駭人的觀點，薩特花了很長時間才說服自己不必感到愧疚，但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他做到了。

加繆問薩特，他有沒有考慮過如果蘇聯入侵，他個人會有什麼遭遇。也許「一支握著鋼筆的鬣狗」不會被准許笑到最後。薩特反問道：那加繆會做什麼？加繆說，噢，德國佔領期間怎麼做的，就還怎麼做——意思是他會加入抵抗運動。薩特道貌岸然地回道，他永遠不會與無產階級做鬥爭。加繆又強調了一遍他的觀點：「那你必須離開。如果你留下來，被剝奪的不僅是你的生命，還有你的尊嚴。他們會把你送到勞改營，你會死在那兒。然後他們會說你還活著，用你的名字宣揚順從、屈服和叛國；而人們會相信他們。」

但他們之間的根本分歧，不僅僅是編輯方針，更是關於一個人應該把自己的信仰堅持到什麼程度。梅洛-龐蒂對朝鮮進攻韓國非常震驚，此外，越來越多有關勞改營的報道，也讓他十分不安。這表明，雖然直到不久之前，他還是他們所有人里最支持蘇聯的一個，但現在，梅洛-龐蒂的個人視角已經發生重大變化。而相反的是，曾經警惕的薩特則越來越傾向於選擇支持蘇聯。

有句名言後來同阿隆和薩特聯繫到了一起，不過，他們兩個其實都沒說過。1976年，在接受貝爾納-亨利·萊維（Bernard-Henri Lévy）採訪時，阿隆曾指出，左翼知識分子憎恨他，不是因為他放棄了他們的信念，而是因為他當初就沒有真正認同過他們的信念。萊維問道：「那你是怎麼想的？在這種情況下，做薩特好還是阿隆好？錯誤但勝利的薩特，還是失敗但正確的阿隆？」阿隆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但這個問題被人記住了，後來就成了那句簡單而感傷的格言：寧可與薩特一起犯錯，也不和阿隆一起正確。

1952年5月28日晚，一隊巡邏警察攔下了法國共產黨當時的領導人雅克·杜克洛，並搜查了他的車。他們在一個筐子里找到一把左輪手槍、一部收音機和一對鴿子后，逮捕了他，聲稱這兩隻鴿子是給蘇聯通風報信用的信鴿。杜克洛回答說，鴿子已經死了，因此沒法當信鴿來用，他是要把它們帶回家，讓他的妻子做晚餐。警察說，鴿子餘溫尚存，身體未僵，因此很可能是杜克洛匆忙把它們掐死的。然後，他們把杜克洛關進了拘留所。

但是，到了1947年的另一次深夜狂歡期間，友誼的問題又出現了，而這一次，氣氛就鬧得不怎麼愉快了。庫斯勒最終表清了他的立場，拿起一個酒杯就朝薩特的頭上扔了過去——特別是他還感到（可能沒錯）薩特正在和他的妻子馬邁內（Mamaine）調情。（庫斯勒自己就是個寡廉鮮恥、愛拈花惹草的人，很多人都知道，而且在這方面可以說是相當爭強好勝。）他們踉蹌著來到外面后，加繆把手放在庫斯勒肩膀上，想讓他冷靜一下。但庫斯勒對著他就是一陣亂打，加繆也打了回去。薩特和波伏娃把這倆人拉開之後，推著加繆上了他的車，把庫斯勒和馬邁內丟在了街頭。回家的一路上，加繆倚在方向盤上哭個不停，把車開得左拐右扭：「他是我的朋友啊！可他竟然打我！」

當然，薩特認為，他自己才是那個醒著的人。後來總結他們的分歧時，他說道：「我認為，我在忠於他1945年的思想時，他卻拋棄了它。而他則認為，他只是在忠於自我，而我卻背叛了他。」

薩特和波伏娃不是《墮落》中的主角那樣的懺悔者，但他們意識到了未來會向他們投來嚴厲的目光。「我們覺得自己會被矇著面的後人評判，」薩特在1952年寫道，並補充說，「後人會長期審視我們，我們的時代會成為他們眼中的一個對象。」波伏娃在她的最後一卷回憶錄中也寫道，她曾經覺得自己比以前的作家高一等，因為很明顯，她知道的歷史要比他們多。但接著，她登時醒悟到了那個再顯見不過的事實：有一天，她這一代人也會接受未來標準的評判。她明白，她的同時代人必將面臨歷史學家湯普森（E. P. Thompson）後來所謂的那種「子孫後代的巨大優越感」。

當時，在有關蘇聯政策「解凍」討論的鼓勵下，匈牙利政府中的改革派展示出了一些對個人和政治自由進行改革的跡象。但在示威者走上街頭，要求更多后，作為回應，蘇聯派出了軍隊，布達佩斯附近爆發了戰鬥；示威者控制了城市的廣播電台，呼籲匈牙利人起來反抗。隨後，停火令正式生效，但只維持了一段時間，11月1日，蘇聯軍隊從烏克蘭越過邊境，再次進入布達佩斯，拆毀了有人躲藏其中的建築物，還向火車站和公共廣場開火，並威脅要摧毀城市的議會大廈。11月4日星期日中午，控制著廣播電台的示威者在最後一次廣播中宣布投降：「我們現在馬上要停止廣播了。歐洲萬歲！匈牙利萬歲！」反抗最終失敗。

有些人將美國方式視為了前進道路。戰後，歐洲對美國感激涕零、好感倍增；而靠著20世紀40年代末的「馬歇爾計劃」，美國又進一步鞏固了這一點，往傷痕纍纍的歐洲國家注資數十億美元，助其迅速復甦經濟。美國甚至還向蘇聯等國提出過資金援助，但在莫斯科的要求下，這些國家都拒絕了。西歐的一些國家認為，接受美國的資金是件很丟臉的事，但也不得不承認，它們需要這些錢。

與薩特之間的這場危機，恰好同梅洛-龐蒂人生中一次更大的不幸撞了車：1953年12月，他母親去世了。梅洛-龐蒂從小在失怙的環境中長大，還要被迫保護母親，不讓她受流言蜚語的侵擾，所以兩人的關係異常親密。薩特後來也意識到，梅洛-龐蒂的快樂童年對他的人生造成了巨大影響，而他母親正是這種快樂的源泉；她的死意味著他失去了連接他與那個黃金時期的紐帶。薩特回憶說，他母親死後不久，梅洛-龐蒂和波伏娃見過一面，他「強顏歡笑，掩飾住他情感最真摯的時刻，漫不經心地」對她說：「但是我已經是多半死，少半生了。」同薩特的決裂，在意義上和痛失親人相比，有些相形見絀，但這件事發生的時間很糟糕，也奪走了《摩登時代》給梅洛-龐蒂的生活帶來的那種規律感和使命感。

不過，那些隱患並不難發現。與蘇聯那張美麗、遙遠的目標列表對應的，是一張同樣長的現實列表：勞動營、監禁、飢荒、物資短缺等等。第一件令人驚愕的大事發生在20世紀30年代，根據傳來的有關莫斯科公審的消息，名譽掃地的黨員「供認」了蓄意破壞或陰謀行為之後遭到了處決。1946年，更多的消息浮出水面，其中一些來自一本叫《我選擇了自由》（I Chose Freedom ）的書，由蘇聯叛逃者克拉夫琴科所著。這本書在1947年被翻譯成法語后，親蘇聯的《法蘭西文學》（Les Lettres Françaises ）雜誌斥之為美國政府的捏造。克拉夫琴科的律師起訴了該雜誌，1949年初，案件在巴黎開審，被訴一方的證人，對蘇聯的生活極盡讚美，試圖推翻作者的說法。嚴格來說，克拉夫琴科贏了此案，但他只拿到了一法郎的損害賠償。第二年，另一位作家魯塞（David Rousset），也起訴了《法蘭西文學》。魯塞是一名布痕瓦爾德集中營的倖存者，他呼籲對蘇聯的勞改營進行調查，結果遭到了該雜誌的攻擊。他也贏了自己的案子。這兩次審判都有爭議，但也在很大程度上讓人們意識到，蘇聯或許不是它自詡的天堂——至少目前還不是。

在薩特看來，這件荒謬的事情，似乎是共產黨員多年以來在法國受到騷擾和挑釁的高潮。他後來寫道：「經過十年的反覆思量，我已經來到了臨界點。」鴿子陰謀迫使他下定了決心。他寫道：「用教會的語言來說，這是我的改宗。」

庫斯勒沒理會梅洛-龐蒂的回應，但他的朋友加繆卻被激怒了。根據波伏娃的描述，一天晚上，加繆氣勢洶洶地闖到鮑里斯·維昂家，打斷了人家正在舉行的聚會，把梅洛-龐蒂罵了個狗血噴頭，然後又怒氣沖沖地轉身走了。薩特追了出去，但事件最後還是以相互指責和怨恨而告終，而薩特和加繆甚至也為此鬧僵過一段時間。不過，那一次他們和好了。

加繆不太認同薩特的地方主要有兩點：一是歷史會朝著一個必然的目的地發展，二是人類社會會達到完美狀態。他認為，只要人類社會還存在，就會有反抗。每次革命顛覆了一個社會的弊病後，就會製造出一個新現狀，並慢慢形成自己的過分行為和不公正。每一代人都有一種全新的責任來反抗這些，永遠都會如此。https://read.99csw.com

對此，她以現象學回應道：「你自己就是哲學家，肯定明白我們看一塊morceau de sucre（糖塊）時，每個人看到的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對象。我們的morceau de sucre現在差別太大了，我們的見面似乎已經沒有任何意義了。」

梅洛-龐蒂在他的「人民委員」階段初期，曾在《摩登時代》發表了由兩部分組成的批評文章《瑜伽信徒和無產階級》，來回應庫斯勒。他的主要論辯手段，有時會被稱為「又該怎麼說（what-aboutery）」：是，蘇聯的目標不完美，那西方的許多弊端又該怎麼說？資本主義的貪婪、殖民壓迫、貧窮和種族主義又該怎麼說？西方國家泛濫的暴力又該怎麼說？

這場關於友誼的爭論，實質上還是在爭論為了蘇聯及其意識形態，值得做出什麼樣的犧牲。但無論爭的是哪個，你都必須把抽象的價值與那些私人、個體和迫切的情況放在一起權衡。你必須得決定什麼才最重要：就在你面前的這個人，還是你的選擇可能對未來某群人產生的影響。我們的每位思想家在解決這個難題時，角度都大不相同——有時候，同一個人會在不同時期內得出不同的結論。

她的新情人克勞德·朗茲曼，搬進了蒙帕納斯的公寓和她一起生活。他之所以能贏得她的芳心，是因為他有著狂熱的信念和強烈的自我意識：她寫道，定義他自己時，「他說：首先，我是一個猶太人」。薩特曾經批評說，這種堅定的身份表態是一種自欺，因為這意味著一個人將他自己呈現為了一個固定不變的自我，而不是一種自由意識。但實際上，她和薩特一直都很偏愛這類對於自己的身份和態度毫不妥協的人。波伏娃欽佩地寫道，朗茲曼對於猶太人遭受的苦難，長期保持著一種憤怒狀態。他曾經告訴她：「我每時每刻都想殺人。」而且像她一樣，他的內心感受還會通過身體表現出來，比如，他會因為純粹的憤怒而哭泣或者嘔吐。與正處於名望巔峰的薩特那種高大形象相比，這必定會使人耳目一新，當然，也與她曾經的朋友梅洛-龐蒂形成了鮮明對比——他似乎壓力越大，反倒越愛苦笑，越愛嘲諷。

不過，他在那段時期的過度寫作，很少是出於寫作者的虛榮或是缺錢——為了支付賬單而接受弗洛伊德劇本的工作，是個例外——主要還是因為他對獻身的熱愛，以及他想幫助朋友們，為他們的寫作或者社會運動做宣傳。對於薩特，我們很容易忘記他身上這種目的的慷慨性。他期望自己每時每刻都在做一些事情：要積極介入、主動參与到事物中，就算沒時間去仔細思考它們也沒關係。性格更謹慎些的人會停下來思考，但薩特認為，那也是資產階級的奢侈品。

但其實，這次爭吵讓梅洛-龐蒂很是困擾。他的女兒瑪麗安回憶說，她曾聽到父母一連好幾個小時都在討論薩特。此外，梅洛-龐蒂還不得不決定怎麼處理《摩登時代》那邊的事情。很長一段時間里，大量的實際工作都是由他承擔，比如撰寫未署名的社論，確保每期能按時出版等等。但薩特是挂名領導，誰想在《摩登時代》工作，都得先和雜誌這位大明星搞好關係。據薩特回憶，開編輯會議時，梅洛-龐蒂到得越來越晚，到了之後也不公開參与討論，而是在一旁交頭接耳。薩特質問道，他心裏想什麼就說出來；但梅洛-龐蒂不想說。

我們這裏談論的只是七十多年前——人類的中等壽命長度——的事件，但是，現在我們已經很難讓自己設身處地地站在那個時代的角度，去思考、去搞清楚為什麼這個理想曾影響了西方那麼多充滿智慧和久經世故的人。現在，人們的普遍共識是，蘇聯的政治制度註定不可能奏效，所以，那些沒有從一開始就視其為徒勞嘗試的人，都是傻瓜。但是，對那些經歷過20世紀30年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艱難困苦的人來說，儘管它被認為難以實現，但似乎是一個值得去信仰的理念。人們沒有把它僅僅看成是一個夢想，那種你醒來之後模模糊糊記得你好像看到了什麼神奇但不可能之事的夢。他們認為，雖然任重道遠，沿途隱患重重，但是這是一個實際可行的目標。

薩特和斯彭德討論的這個假想場景，十分類似於阿瑟·庫斯勒的小說《中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 ）中的一個情節。這本書取材於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的真實經歷，1940年以英語出版，1946年被譯成法語，書名被譯成了Le zéro et l'infini （《零與無窮大》）。庫斯勒將他虛構的人物描繪成了一個對蘇聯盲目忠誠的人，以至於甘願簽一份假認罪書，併為了國家利益而赴死。如此解讀布哈林的真實案例，有些太一廂情願，因為布哈林並非主動招供。但庫斯勒確實給知識分子們提供了一個可以爭論的故事：為了保護蘇聯，一個人可以走多遠？他在《瑜伽信徒和人民委員》（The Yogi and the Commissar ）一文中，也提出了類似的問題，拿準備為遠大理想目標做任何事情的「人民委員」，和堅持當前現實的「瑜伽信徒」進行了對比。

薩特是其中最前後不一的一位，無論在蘇聯還是在友誼問題上，都是如此，有時候，他會期待別人能拋開政治分歧而忠誠於他，比如1947年10月時，他就期望老同學雷蒙·阿隆能對他忠誠，但沒有得到，於是他憤怒地與之徹底斷絕了來往。

但即便此時，許多人還是認為，它比美國那種極端資本主義模式更值得維護。畢竟，美國也失掉了部分的道德高地：由於對蘇聯的極度恐懼，美國政府開始打擊任何帶一點左翼傾向的組織、監視和騷擾本國公民。凡是被懷疑具有「紅色傾向」的人，都面臨著被解僱、列入黑名單和被拒絕出境的危險。1951年，由於把核武器的秘密給了蘇聯人，幼稚的夫婦埃塞爾·羅森堡（Ethel Rosenberg）和朱利厄斯·羅森堡（Julius Rosenberg）被判處死刑。處決於1953年最終執行后，震驚了美國內外。薩特在《解放報》上發表了一篇怒氣沖沖的文章。身在美國的漢娜·阿倫特則寫信給雅斯貝爾斯，說她擔心這樣的事件可能預示著一場國家性災難，可以堪比德國那場。「一種無法想象的愚蠢，一定掌控了美國。我們害怕，是因為我們對它很熟悉。」

開始時，薩特寫信告訴梅洛-龐蒂，一個不再「參与」政治的人，不應該去批評那些正參与其中的人。你是對的，梅洛-龐蒂回復道。事實上，他現在已經下定決心，以後不會再對任何正在發生的事做出草率回應了。朝鮮戰爭后，他得出了一個結論，我們需要從一個更長遠的視角去理解歷史。他再也不希望「事事都要參与，就好像是某種道德考驗一樣」——他把這種傾向描述為了自欺。這話很有挑釁意味，尤其還是說給薩特聽的。此外，梅洛-龐蒂還耿耿於懷地抱怨了演講之後薩特對他的冷漠態度。

如果再打一場大戰的話，這次戰爭很可能會摧毀文明，甚至生命本身。起初，只有美國擁有原子彈，但蘇聯工程師和情報機構正在著手攻克這個難題，也是人盡皆知的事，而且，人們很快還了解到輻射和環境破壞的全部危險。正如薩特針對廣島被炸寫道的那樣，人類現在已經獲得了毀滅自身的能力，想要活下去，成了人類每一天都得主動去做的決定。加繆也寫道，人類面臨著一個任務，那就是要在集體自殺和更明智地使用技術之間——在「地獄與理性」之間——做出選擇。但在1945年後，似乎已經沒什麼理由再相信人類有做出正確選擇的能力了。

那一年，朝鮮戰爭爆發，中國和蘇聯在北部支援朝鮮，美國則在南邊協助韓國作戰。這場戰爭的後果似乎無人可以預料：會爆炸原子彈嗎？戰爭會擴散到歐洲嗎？蘇聯會像德國那樣去佔領法國嗎？後面這個想法，以極快的速度佔據了法國人的頭腦。這聽起來好像有些奇怪，畢竟戰爭是在世界另一端打，但這種想法實際上反映了人們對上一次被佔領的記憶猶新，以及新衝突的令人驚慌和不可預測的性質。

不久之後，梅洛-龐蒂和薩特再次碰面，一起參加了歐洲文化協會在威尼斯組織的作家會議——正是在這次會議上，薩特告訴斯彭德，他可以為了拯救蘇聯而忍受不公正的監禁。會議讓鐵幕兩邊的作家共聚一堂，探討了蘇聯的近況——在赫魯曉夫的領導下，蘇聯進入了「解凍」期——以及作家要承擔政治義務的問題。梅洛-龐蒂和薩特之所以鬧翻，恰恰就是因為後面這個問題。主辦方以為他們見到對方應該會很高興，便安排他們並排坐在了講台上。薩特看到他身旁的名牌后，臉一下子就白了，不過也還好：「有人正在講話呢，他躡手躡腳地走到我身後，輕輕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我轉過身後，他沖我笑了笑。」會議期間，他們還有過其他相處輕鬆的時刻：薩特回憶說，聽一位英國代表講話時——很可能是斯彭德，因為他經常會對「介入文學」發表一些無禮的評論——他們還逗趣地看了看對方。不過，僅憑一個心照不宣的微笑，並不能救活一段友誼。

梅洛-龐蒂曾在接受採訪時說過，關於薩特這個人，有個簡單的事實，基本上沒多少人知道，在他的書里也很難發現，那就是：「il est bon」。他是個好人。不過，他的這種「好」，恰恰也是他的致命弱點，導致了他的過度勞累，而且更重要的是，導致了他一開始就堅信他必須要用蘇聯的意識形態來協調他的存在主義。這是一個不太可能也頗具破壞性的任務，因為兩者本來就很難協調。但薩特卻認為，世界上的受壓迫階級需要他這麼做。

薩特後來開始培養自己從不同的角度看問題——或者說，他最終這麼做了。但在20世紀40年代中期，他聽起來仍然會像阿遼沙本人或加繆。梅洛-龐蒂曾在自己支持蘇聯的階段問過薩特，如果必須在兩件事之間選擇，一件會殺死300人，另一件會殺死3000人，他會怎麼選。薩特回答說，從哲學上來看，這有什麼差別嗎？當然從數學上來講有差別，但哲學上沒有，因為每個個體在自己眼睛中都是一個無限的宇宙，我們沒法拿兩個無窮來比較，無論是二者中的哪一種情況，生命的損失都是無法估量的災難。梅洛-龐蒂後來講起這個故事時，推斷說，薩特當時純粹是站在哲學家的角度來談論這件事，而不是通過「政府首腦的視角」。

那年秋天，危機不斷加劇，戴高樂主義者的遊行和法國共產黨的罷工及示威（得到了蘇聯的支持），都威脅到了中間派政府的穩定。人們開始擔心會爆發內戰，甚至革命。有些人覺得，這種可能性很令人興奮。在給梅洛-龐蒂的一封信里，索尼婭·布朗奈爾寫道，她剛剛在倫敦和一些法國作家吃了午飯，他們沒完沒了地討論著那些他們打算在巴黎街道上發起的戰鬥和製造汽油彈的最佳辦法。

到1953年年底時，《摩登時代》已經處在爆炸的邊緣——接著，火花出現了。他們收到一篇強烈支持蘇聯的稿件后，梅洛-龐蒂為其撰寫了一篇編者按，指出文章表達的觀點不代表《摩登時代》的立場。薩特在刊印前看到之後，刪掉了這段話，但沒有知會梅洛-龐蒂。

對於那些西方的親蘇人士，蘇聯的武力干預，讓他們大為震驚。許多人撕毀了手中的黨員證，而那些仍然支持蘇聯的人，則焦慮地揉搓著自己的手，想知道該如何把這一新發展納入到他們的願景中去。薩特和波伏娃便在這些最困惑的人之列。1957年1月，他們出版了一期《摩登時代》特刊來譴責這場行動，並且給許多匈牙利作家留出了版面，讓他們來寫相關事件——但私底下，兩個人仍然有些不安，而且也很厭惡右翼揪住這次事件來宣傳他們自己的意識形態。

被這麼一挖苦之後，薩特憤而寫了一份他自己的回應，對加繆進行了長篇大論的人身攻擊，而且情緒異常激動，即便以他近來的標準，也顯得有些過分。那就這樣吧，薩特說；他們就此絕交。當然，他會想念加繆，尤其是記憶中那個戰時抵抗運動時期的加繆。但現在，他的朋友已經成了反革命分子，重歸於好已無可能。政治又一次壓倒了一切。

朝鮮半島的衝突並沒有引來蘇聯入侵法國，但這場到1953年才結束的戰爭，的確改變了全球的政治格局，並且隨著冷戰局勢的漸漸明了，加重了猜疑和焦慮情緒的蔓延。那幾年間，梅洛-龐蒂的懷疑有增無減，薩特卻從騎著的牆上爬了下來，而讓他徹底改變想法的，是法國發生的一場詭異事件。

薩特、波伏娃、加繆和庫斯勒曾經是好朋友，經常在晚上一起飲酒作樂，激昂地辯論政治話題。某個這樣的夜晚，大約是1946年，他們在一家俄國僑民的夜總會狂歡時，聊起了友誼與政治承諾的問題。如果你和某個人政治觀念相左，還會跟他交朋友嗎？加繆說可以。庫斯勒說：「不可能！不可能！」藉著伏特加的酒勁兒，波伏娃站到了加繆的一邊：「是有可能的；這一刻的我們就是證明啊，儘管我們意見不一，但在一起還是很開心呀。」聽到這麼窩心的說法，他們都高興起來，雖然薩特還得準備第二天的一場演講，而主題又偏偏是「作家的責任」——大家都覺得這實在太好笑了——但他們一直興緻勃勃地痛飲到了天光方亮時，之後，才興高采烈地與彼此告別。而且，薩特不知用了什麼辦法，還真把講稿寫完了，幾乎沒睡覺。

阿隆可能沒有意識到的是，在那段時間里，薩特的人身安全受到了嚴重威脅。他收到了很多恐嚇信，其中有一封信里夾著一張他自己的照片，照片上還塗滿了糞便。一天晚上，他聽說一群軍官正在左岸四處找他后，便跑到了朋友家避風頭，好幾天都沒返回他那間廣為人知，就位於拿破崙酒吧樓上的住所。不過，這並不是他那些坦率的政治觀點最後一次給他帶來危險。

但是，一些人擔心末日的時候，另一些人卻在滿懷希望地期待著新開始的到來。荷爾德林曾經說過，「在有危險的地方，亦生長著拯救的力量」。有些人認為，或許最近這場戰爭的浩劫，不會帶來滅頂之災，而是會徹底改變人類的生活，永久性地摧毀戰爭和其他邪惡。

但對於雷蒙·阿隆，或許是因為兩人在上學時曾非常親近，但後來卻在政治上出現了那樣巨大的分歧，所以薩特恨得要更長久一些。1955年，阿隆出版了《知識分子的鴉片》（The Opium of the Intellectuals ）一書，直接向薩特和他的盟友發起了攻擊，指責他們「對民主政體的缺陷毫不留情，但卻準備容忍那些以正當的主義之名犯下的嚴重罪行」。薩特在1968年5月報了仇，指責反對學生抗議運動的阿隆不適合教書。

在放棄第二卷時，薩特的注意力已經從蘇聯身上移開，轉而對中國產生了興趣。而且，他也開始把自己看作一個思想的先驅，不過這個思想不是指蘇聯的政治模式，而是一種與存在主義生活方式更為契合，也更為激進的反抗。

薩特沒精打采地回答：「我會說，是一個不壞的人。」

薩特與加繆的對峙蓄勢已久，而考慮到他們的觀點如今之迥異，這幾乎無法避免。1951年，加繆發表了長文《反抗者》（The Rebel ），提出了一個截然不同的反抗與政治行動主義理論。

20世紀70年代末，年事都已經很高的薩特和阿隆，曾在一場援助越南難民的活動上見過面，還握了手——攝影記者們在一旁狂按快門，興奮地認為他們抓拍到了一次重大的和解。然而，這時的薩特已經身染重病、精神恍惚，視力和大部分聽力也已喪失。或者是因為這個，也或者是要刻意怠慢，當阿隆用過去親昵的稱呼向他打招呼，問他「你好啊，我的小同志」時，薩特並沒有以同樣的方式回應，只是說了句「你好」。

與此同時，1948年4月，他又因為一個新劇本陷入了更大的麻煩中。這個劇的名字，理所必然地，叫《臟手》（Dirty Hands ），講的是伊利里亞（Illyria）——一個虛構的現代小國，有點兒像戰後的匈牙利——的黨員們，在理想上做出了道德妥協，一邊等著政權被蘇聯接管，一邊努力讓自己接受這種可能性。這下，薩特惹惱了蘇聯，文化委員亞歷山大·法達耶夫（Alexander Fadayev）將薩特斥為「一隻握著鋼筆的鬣狗」，薩特一下子便在蘇聯失了寵。當時正在讀大學的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瑪（Ivan Klíma），就曾聆聽過老師們抨擊薩特「腐朽不堪、道德墮落」，不過，這反而讓他更迫不及待地想讀讀薩特了。

除了國際主義者和親美者之外，戰後的西歐還出現了第三個團體，他們更願意把希望放在蘇聯身上。畢竟，在地球上的主要國家中，只有蘇聯是在真正試著為人類實踐偉大的共產主義理想——（在將來的某個時刻，當所有的清理工作完成時，）人類可以通過理性的管理，永遠地消除貧窮、飢餓、不平等、戰爭、剝削、法西斯主義和其他邪惡。在所有改變人類處境的嘗試中，這是有史以來最雄心勃勃的一個。但如果它在第一次就失敗的話，那麼可能以後就再也不會被嘗試了，因此，蘇聯的嘗試值得不惜一切代價去維護。

1949年8月29日，經過多年的偵查和研發，蘇聯爆炸了一顆原子彈。自此之後，徹底毀滅成了一種相互間的威脅。幾個月後的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現在，西方要面對的共產主義大國成了兩個。恐懼與日俱增。美國的中小學生接受了演習訓練，聽到轟炸警報后，全都要雙手抱頭，鑽到桌子底下。政府投入大量資金，進行下一步的研究，並在1950年1月宣布，他們正在研製一種更強大的武器：氫彈。

同樣，對於這場決裂，薩特的內心可能也比他表面上流露出來的要沮喪。因為他的反應有些過激，聲稱梅洛-龐蒂在《摩登時代》工作期間十分陰險狡詐。他認為他的合作編輯故意保持低調，沒有把他的名字放在刊頭，是因為不想為任何明確的觀點負責。薩特抱怨道，梅洛-龐蒂和他一樣都是領導，但始終「優哉游哉得跟空氣一樣」。如果他不喜歡某事，就可以迴避。總的來說，梅洛-龐蒂解決衝突的方式，不是直截了當地行使權力，而是「見風使舵」。這些抱怨聽起來似乎有些奇怪，不過對於梅洛-龐蒂來說，其實挺典型的，畢竟他是那麼彬彬有禮，那麼讓人難以捉摸。

實際上，這個階段的薩特，既反對戴高樂主義者，也仍然對蘇聯持批評態度，因此雙方都讓他感到憤怒。由於存在主義對自由的堅持，法國共產黨一直以來都不認同這是一種哲學。1946年，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家列斐伏爾編寫了一本小冊子，將存在主義歸結為「一種沉悶、無力的混合物」，會導致過於危險的「開放心態」。人們是自由的，薩特說——但是列斐伏爾要求知道，「一個每天早上在法西斯主義和反法西斯主義之間選擇的人代表了什麼？」這樣一個人，怎麼能被認為比那些「一勞永逸地選擇了反對法西斯主義，或甚至不用選擇就反法西斯的人」要好呢？列斐伏爾的觀點聽起來很合理，但再想一下它暗示了什麼，似乎就不是那麼回事了。他這種說法要求的是一種永遠不必再去思考的承諾，薩特肯定無法支持——至少目前不能。他一方面支持革命派的政治理念，另一方面又堅持與其背道而馳的存在主義基本原則，後來，他曾試著化解這二者之間的衝突，但把自己搞得更困惑了。

第二天，警方對鴿子進行了屍檢，以便搜尋藏在其體內的微型膠捲。隨後，他們又舉行聽證會，請來三名鴿子專家鑒定兩隻鴿子的年齡。據他們估計，鴿齡分別約為二十六和三十五天，但它們到底是什麼品種，專家直言不諱地說，他們無法識別：「因為已知鴿種數量龐大、品種繁多，而且業餘飼養者一直在培育許多新的雜交品種，鑒定起來很困難。」不過，專家們得出結論，鴿子可能是隨處可見的家鴿，而且沒有跡象表明，它們被繁殖出來是為了傳遞信息。然而，杜克洛還是被關了一個月之後才獲釋。人們發起一場大規模的運動，表達對他的支持，共產黨員、詩人路易·阿拉貢（Louis Aragon）還寫了一首關於「鴿子陰謀」的詩。九_九_藏_書

七十年前，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卡拉馬佐夫兄弟》（Brothers Karamazov ）中用一個簡單的問題總結了這種道德兩難。伊凡·卡拉馬佐夫要他的弟弟阿遼沙想象一下，如果他有能力創造一個世界，讓人們從此之後可以享受完美的和平與幸福。但是要實現這一點，伊凡說，你必須現在就折磨死一個小生命——比如那個嬰兒。這其實相當於犧牲一個人（希望）拯救很多人的那個「電車難題」在早期的極端變體。伊凡問，那麼，你會做嗎，阿遼沙的答案是一個明確的不字。在他看來，沒有什麼可以成為折磨一個嬰兒的正當理由，就這麼簡單。權衡利弊無法改變這一點，因為有些東西是無法被衡量或交換的。

1955年，梅洛-龐蒂在《辯證法的歷險》（Adventures of the Dialectic ）中，最終明確地陳述了他不再支持蘇聯的理由。他在書中批評了喬治·盧卡奇等人，並且用很長的一章《薩特與極端布爾什維克主義》，嚴厲批評了薩特近期的政治文章不但前後矛盾，還缺乏實用性。波伏娃介入進來，撰文抨擊梅洛-龐蒂，認為他誤解了薩特思想的某些方面。這下，她與他的舊日交情徹底煙消雲散了。不過，薩特和波伏娃的憤恨加起來，都比不上一些法國共產黨人在看到這本書後對梅洛-龐蒂產生的深仇大恨。1955年11月29日，他們組織了一次會議，集中批評了梅洛-龐蒂的言論。與會者包括很多學生，而列斐伏爾和其他人則在會議上進行了公開譴責。1956年，這些內容結集出版，書名則套用了梅洛-龐蒂那本：《反馬克思主義的不幸歷險：梅洛-龐蒂的不幸》（Mésaventuresde l'anti-marxisme：les malheurs de M. Merleau-Ponty ）。

20世紀50年代時，薩特下決心要把時間和精力獻給任何他認為需要他的事業，因而曾超負荷地工作，狀況十分令人擔憂，並且也導致了他人生中一些莫名其妙的時刻。比如1954年5月時，他曾應某個作家組織的邀請前往蘇聯，隨後又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暗示說，例如，蘇聯公民不去旅行，是因為他們忙著建設國家，根本沒有意願這樣做。但後來，他卻聲稱，因為回家后非常疲憊，所以他把寫作的任務委派給秘書讓·考。

在這場危機的高潮時期，阿隆主持了一場廣播辯論，參加者是代表左派的薩特和一幫戴高樂主義者。在直播中，他們對薩特進行了猛烈的抨擊，但阿隆並沒有干涉，因此薩特對阿隆很失望，認為阿隆竟然都不支持一下老朋友，任由他們那樣攻擊自己。後來回顧起此事時，阿隆說，他覺得自己是辯論的主持人，不該站隊。但薩特懷疑，真正的原因其實是阿隆自己支持戴高樂主義。那之後的好多年裡，這兩個人都沒有再說話。

這麼當故事講是很精彩，但我認為，還可以從一些更加細緻的角度來思考這場爭論，而且努力了解一下薩特的動機，問一問他的反應為什麼如此過激，不無裨益。多年以來，薩特一直因政治觀點而飽受壓力，被嘲諷為腐朽的資產階級，但後來，他的思想發生了轉變，開始以一種全新的眼光看待整個世界。因此他認為，拋棄對加繆的個人感情，是他的責任。個人感情是一種自我放縱，必須被超越。就像海德格爾在他的《存在與時間》階段那樣，薩特也認為，重要的是不惜一切代價地堅決起來：搞清楚必須要做什麼，然後去做。在阿爾及利亞戰爭中，加繆會選母親而舍正義，但薩特認定，既然他的朋友背叛了工人階級，那麼選擇他的朋友就不對了。過去曾經很喜歡加繆的波伏娃，也採取了相同的態度：《反抗者》是在歷史關鍵時刻故意送給他們的敵人的一件禮物，決不能漠然置之。

無論在20世紀50年代初支持蘇聯有什麼好，到1956年10月和11月時，這種好已經很難再被看到。

這本書要圓滿完成實在不易。1960年，薩特出版了第一卷《關於實踐集合體的理論》（Theory of Practical Ensembles ），但單本就達到近四十萬字。第二卷——你猜猜！——則從未完成：他做了大量筆記，但沒有整理成書。直到他去世后，這些筆記才在1985年最終出版。

7月29日，薩特回信說：「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用你這種完全歪曲事實和情緒化的方式來理解我的語調或面部表情。」至於語氣問題，他現在可憐巴巴又振振有詞地說：「如果我看起來冷冰冰的，那是因為我在祝賀別人的事情上，從來都有點兒膽怯。我不知道該怎麼祝賀，我也知道自己這個毛病。這無疑是一種性格特點，我可以向你這麼承認。」

加繆這種自我調節式的無限反抗是個動人的願景，但也當然會被視為對蘇聯及其支持者的攻擊。薩特很清楚，在一定程度上，加繆是在針對他，而且讓他感到無法原諒的是，加繆竟然會在如此危急的歷史關頭做出這種正中右翼下懷的事。《摩登時代》不評一評這本書，顯然是不行的。但是，薩特不太願意抨擊老朋友，所以他把這項任務交給了他的年輕同事弗朗西斯·瓊松。瓊松把加繆批判得體無完膚，指責《反抗者》是在為資本主義辯護。加繆寫了一封長達十七頁的「致編輯的信」——編輯當然是指薩特，不過沒有指名道姓——為自己進行了辯護。他譴責說，瓊松嚴重歪曲了他的論點，並補充道：「我都開始有點兒厭煩看到自己……被一些只會對著歷史空想的評論家沒完沒了地教訓了。」

1954年，重讀了一些以前的日記后，薩特在筆記本中平靜地列出了最近發生的爭吵和分裂：與庫斯勒、阿隆和其他幾個人，完全決裂；與加繆，只是簡單聊幾句，「避免本質性的話題」；與梅洛-龐蒂，分道揚鑣。（他還補充了一張圖表，展示了他們幾個相互鬧翻的情況。）他以前曾說過，友誼的破裂並不讓他覺得困擾：「一個東西死了——僅此而已」。但幾年後，他卻為加繆和梅洛-龐蒂撰寫了寬宏大量的訃告。回想起加繆時，他傷感地寫道了他們以前一起哈哈大笑時的情景：「他的性格中有一點點阿爾及利亞硬漢的味道，非常無賴，非常有趣。」然後又補充說：「他可能是我最後一個真正的好朋友。」

梅洛-龐蒂意識到之後，在電話里和薩特進行了一次漫長而焦灼的通話。薩特後來回憶過這件事；瑪麗安·梅洛-龐蒂也記得自己在無意中聽到過。聊了兩個小時后，她的父親掛了電話，轉身對她母親說：「Alors，c'est fini」——哎，一切都結束了。他的意思可能是他在《摩登時代》的工作結束了，但同樣可以被理解為是指他們的友誼結束了。從那以後，雖然兩個人偶爾還會交談，梅洛-龐蒂也會禮貌地說「回頭給你電話」，但是，薩特說，他從來沒打過。

對於薩特的回應，加繆沒有發表回應，雖然他確實起草過一份。這之後，沉默再次降臨。好吧，不完全是，因為自從這次著名的反目發生后，專門研究此事的書籍和文章開始如雨後春筍般地冒出來，把這次衝突分析到了最後一個標點符號。這場被視為定義了整整一個時代和思想環境的爭論，經常被誇張成一出扣人心弦的戲劇：「做夢的男孩」薩特追逐著一個不切實際的幻想，但在遇到加繆這位不但目光敏銳，還碰巧更酷、更聰明、更帥氣的道德英雄后，受到了應有的懲罰。

考確實記得，這個時期的薩特，因為擔心創作量低，經常被逼到精神發狂。「沒有時間了！」他會這麼大喊。他一個接一個地放棄了他最大的樂趣：電影院、劇院、小說。他想做的只有寫、寫、寫。正是在這一時期，他說服自己相信了文學上的質量控制是資產階級的自我放縱；只有投身的事業才最重要，修改甚至重讀都是一種罪惡。他在一頁又一頁的紙上瘋狂地寫，而費盡心思修訂自己稿件的波伏娃，則只能在一旁緊張地注視著。薩特炮製出了大量的文章、談話、哲學著作——偶爾有考的幫助，但大多數都是獨自完成。他的書目編輯者米歇爾·龔達和米歇爾·雷巴卡（Michel Rybalka）算了一下，他在一生中平均每天要寫二十頁，而且這還只包括成稿，沒算草稿。（不過到這一階段，其實已經不存在草稿了。）在愛爾蘭時也一樣，約翰·休斯頓每天早上吃早餐時，都會驚訝地發現薩特早已起床好幾個小時，並且寫出了二十五頁左右的弗洛伊德劇本。薩特的傳記作家安妮·科恩-蘇萊（Annie Cohen-Solal）用機艙和渦輪來比喻他在20世紀40年代後期開始的寫作情況，而奧利維爾·威克斯（Olivier Wickers）則寫道，他把睡眠當作了某種軍事需要：一個臨時的野營地，或者是中途的維修站，是為了保證機器正常運轉而必須要做的事。九_九_藏_書

梅洛-龐蒂接受法蘭西學院的任命時毫無疑慮，現在雖被薩特的態度搞得很受傷，但也沒有再追究。不過，那年夏天，薩特在暑熱難當的羅馬度假時，兩人的分歧還是在信里爆發了。事後，薩特意識到，自己可能是被熱浪沖昏了頭，而且可能還因為，和往常一樣，他當時工作得實在太努力，太糾結於人類的未來了。

許多年後，在薩特去世前不久的一次採訪中，他的年輕助手班尼·萊維咄咄逼人地追問他，當薩特心中支持蘇聯的一面最終消失之時，究竟是誰消失了？誰死了？「某個壞蛋，某個傻瓜，某個蠢貨，還是一個本質上還算好的人？」

這種靜止和沉思的點，永遠不可能存在。在薩特看來，和一切事物一樣，在政治中，正確的方向從來都是往前——即使往前的路帶著你拐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彎兒，即使你走得太快，根本無法完全掌控，也只能向前。

後來，薩特和波伏娃都放棄了這一觀點，並且認為，一個人可以甚至必須以審慎的方式掂量和權衡人的性命，而阿遼沙的立場是在逃避這種責任。他們逐漸感到，拒絕做計算——把一個嬰兒與未來數百萬嬰兒做對比——不過是自私或膽小罷了。如果這聽起來僅僅就是一個由某些狂熱的空想家倡導的觀點，早已不合時宜的話，那我們可以提醒一下自己，在我們自己的時代里，一些文明國家顯然也在以同樣的方式為酷刑、監禁、殺戮和監視做辯解，理由同樣是各種情況不明的未來威脅會傷害到數量不明的人口。

如果兩個大國都未能達成各自的理想，或許在它們之間做選擇的唯一辦法，就是問問哪個更值得努力去實現。左翼認為，儘管美國代表了爵士樂和自由等等美好的事物，但它也代表著不受約束的個人貪慾、經濟殖民主義和工人剝削。至少蘇聯代表著一種崇高的可能性，為了這個目標，有什麼可能不值得做的道德妥協嗎？

兩人之間的緊張關係一直從1952年持續到了第二年年初。1953年1月15日，薩特親臨法蘭西學院，聆聽了履職哲學系主任的梅洛-龐蒂所做的就職演講。除了其他話題之外，梅洛-龐蒂還在演講中提醒哲學家要對公共事務保持警惕，對模糊性保持警覺。但演講結束之後，薩特並沒有像一般人那樣向他表示熱烈的祝賀。根據梅洛-龐蒂的說法，薩特「口氣冷淡」地說，演講「挺有趣兒」，並且揮手指了指法蘭西學院，意思是指學院的權威架勢，說道：「我希望你會稍微顛覆一下所有這些東西。」薩特自己一直都拒絕接受此類授予他的榮譽，此後也一直如此——甚至在十年之後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時，他都沒去領。他總覺得，梅洛-龐蒂太願意做一個愜意的局內人了。

但其實，梅洛-龐蒂的內心被這些事件攪得要比他表現出來的更不安，而且並不僅僅是出於個人恐懼。朝鮮半島的衝突逐步升級時，他在蔚藍海岸的聖拉斐爾小鎮碰到了也在那裡度假的薩特。兩人見到彼此都很高興，但又爭論了一整天：先是一邊沿著海岸線散步一邊爭，接著到了咖啡館的露台上爭，隨後在薩特等火車時，又在火車站爭。他們必須要在朝鮮問題上為《摩登時代》商討出一個連貫的社論立場。但是，梅洛-龐蒂逐漸感覺到，他們不應該立即對他們自己尚不理解的局勢發表意見。薩特不同意。如果戰爭迫在眉睫，你怎麼能保持沉默？梅洛-龐蒂的看法很悲觀：「既然野蠻的力量將會決定結果，為什麼還要對牛彈琴？」

1948年2月，為解決這個難題，他加入了「革命民主同盟」（Rassemblement démocratique revolutionnaire），這是一個獨立黨派，目標是建立不結盟的社會主義制度，但除了把事情搞得更複雜外，該黨並沒有太大的作為，結果，一年半之後，薩特便退黨了。

薩特和波伏娃最終在一件事上和庫斯勒取得了共識：不可能與政治觀點相左的人成為朋友。「如果人們的觀點迥異，」薩特說，「怎麼一起去看電影呢？」1950年，庫斯勒跟斯蒂芬·斯彭德提到，隔了很長一段時間后，他碰見了薩特和波伏娃，並提議一起吃午餐。兩人尷尬地緘默了一會兒后，（根據斯彭德的二手消息）波伏娃說：「庫斯勒，你知道我們道不同。我們的見面似乎已經沒有任何意義了。」她把胳膊交叉成一個大大的X，說：「在任何問題上，我們都會像這樣交叉。」

這段話非常公允地描述了兩人之間的分裂根源，而且，與更早時那場完全不同的分裂如出一轍。20世紀20年代後期，埃德蒙德·胡塞爾和馬丁·海德格爾也是如此，都認為各自正在駛向更令人興奮的新領域中，把迷失方向、誤入歧途或陷於停頓的對方甩在了後面。

與雅克-洛朗·博斯特、奧爾加·科薩凱維奇和理查德·賴特（現已定居巴黎）共進晚餐時，波伏娃和薩特在席間再次討論了這個主題：「怎麼離開，去哪裡，何時走？」納爾遜·阿爾格倫寫信說可以協助他們去美國，但他們不想這麼做。如果他們不得不離開法國的話，也應該去一個中立國。波伏娃寫道，也許他們可以去巴西，上一次戰爭期間，奧地利作家茨威格（Stefan Zweig）就曾去那裡避難。但茨威格因為忍受不了流亡，在那裡自殺了，而且這一次逃離的還是社會主義運動！怎麼會這樣？

對法國來說，那一年是困難的一年——這或許就是為什麼庫斯勒的爭吵會如此激烈。法國當時由走中間路線的聯合政府統治，但遭到了左翼的法國共產黨和右翼的法蘭西人民聯盟的攻擊。法蘭西人民聯盟的領導人是戰時法國流亡力量的領導人夏爾·戴高樂將軍。薩特認為，戴高樂的黨派幾乎有一種法西斯主義作風，熱衷於群眾集會和圍繞其領導人搞個人崇拜。但阿隆在倫敦時曾參加過自由法國，和戴高樂很熟悉，對他的做法也更同情，而且已經挪到了薩特右邊的立場上。

到這個時候，梅洛-龐蒂的立場已經更接近加繆，但有一個主要的不同點，那就是他曾經所信仰的是一個烏托邦，而加繆從未有過這種「夢想」。梅洛-龐蒂十分清楚他為什麼會成為信仰者，因此在放棄信仰之後，他反過來再去批判它時，見解也更深刻，但是無法讓他有更多的能力來挽救與薩特的關係。

同時，他仍然在過量服用科利德藍。這種葯的推薦攝入量是每天一兩粒，但薩特卻會吃一整管。而且他在吃藥的同時，還會大量飲酒，甚至很享受這種組合擾亂他大腦的方式：「我很喜歡腦子裡冒出一些令人雜亂無章、模模糊糊然後又分崩離析的想法。」而到一天結束時，他又常常會服用鎮靜劑來助眠。不過，在創作「文學性」作品的時候，他會少服用一些科利德藍，因為他明白，這會導致過度的「才能」——他自己的形容。比如他發現，在為《自由之路》系列小說寫一個新的場景時，主人公馬蒂厄走過的每一條街道，都可以產生大量的新比喻。1974年，在某次接受採訪時，他曾向波伏娃提到了這一點，她打了個哆嗦（感覺應該會），然後回答說：「我記得啊，嚇死人了。」這種後果嚴重的「才能」，其實早在1951年他于義大利所做的筆記中就已十分明顯，他在採訪中告訴波伏娃，那個筆記本里大約有二十頁內容，都是「關於貢多拉船弄出的水花聲」。當然，也可能只是勤奮的現象學觀察。

此後，每一次新的原子彈試驗，都會讓人們的焦慮水平上升一分。1946年7月，美國人爆炸了一顆更強大的原子彈之後，波伏娃聽到廣播里的播音員說，這已經觸發了連鎖反應，讓物質開始解體，而這種浪潮將慢慢席捲全球。在幾個小時之內，地球上的一切都將不復存在。這才是一種位於存在核心的虛無啊。那一年年末，謠言四起，說是蘇聯人正密謀將一些裝滿放射性塵埃的手提箱放到美國的主要城市，裏面設置了定時器，可以將密封條炸開，進而殺死數百萬人。薩特在他創作於1956年的戲劇《涅可拉索夫》（Nekrassov ）中，便諷刺過這個故事，但是那個時候，沒幾個人知道到底該相信什麼。輻射本來不可見，還這麼容易部署，不讓人毛骨悚然才怪；幾個手提箱，就能裝下宇宙本身的力量。

真是一幅令人難過的場景：桌子上的甜蜜糖果；哲學家們從不同的立場窺視它們。糖以不同的方式向他們每個人展現著自身。它從一側捕捉光芒，但不能從另一側捕捉。對這個人來說，它看起來明亮而耀眼；對那個人來說，則灰暗且無光。對這個人來說，它意味著咖啡的一種美味添加品。對那個人來說，它意味著蔗糖貿易中的奴隸制的歷史罪惡。結論？根本沒有什麼討論的必要了。這是現象學主題的一種奇怪扭曲。政見分歧中的這個X，也在梅洛-龐蒂那個能協調一切的「交叉」形象上擰了一個難分難解的結。整個盤根錯節的混亂局面只能以沉默告終——這讓人想起了大約在同一時間，沉默也降臨到了馬爾庫塞和海德格爾身上，當時馬爾庫塞決定，鑒於二人之間的分歧巨大，對話已再無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