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同時，《第二性》對世界各地的女性產生了更強大的影響。1989年，紀錄片《波伏娃家的女兒們》（Daughters of de Beauvoir ）及同名圖書的創作者，曾搜集了一些女性的故事，講述了在20世紀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讀過波伏娃的著作后，她們的人生所發生的變化。比如其中的安吉·佩格（Angie Pegg），她是生活在埃塞克斯鎮的一位家庭主婦，某天在書店隨手拿起《第二性》后，一直讀到了凌晨4點。她首先讀了關於家務如何將女人與世界隔絕的一章，然後又返回去讀完了剩下的內容。在那之前，佩格一直以為，只有她會因為自己每天的生活方式而感到與生命脫節，但波伏娃讓她意識到，她不是——並且還讓她知道了她為什麼會有這種感覺。就像薩特或列維納斯讀到胡塞爾時一樣，這也是一個人生因為發現了一本書而被改變的故事。到第二天早上時，佩格已經決定了生活要改變的方向：她丟下拖把和撣子，去了大學讀哲學。

除了《第二性》外，許多女性還從波伏娃始於1958年的《端方淑女》、止於1972年的《歸根到底》（All Said and Done ）的四卷自傳中得到了鼓舞。在澳大利亞長大的瑪格麗特·沃爾特斯（Margaret Walters），就對書中自信的語調和內容感到激動萬分。這套自傳講述的是一個史詩般的故事：一個女人尋找自由，並且找到了自由。生活在傳統婚姻中的女性，尤其對波伏娃在書中描述的她跟薩特以及其他戀人間的開放式關係感到好奇。後來自己也成了一名傑出女權主義者的凱特·米利特（Kate Millett），記得她當時曾想：「她在巴黎，過著這種生活。她是個勇敢、獨立的人，就是我想在這個無名小鎮變成的那種人。」她還十分欽佩波伏娃和薩特共同的政治承諾。「他們兩個所代表的是一種冒險，試著過上一種有道德的人生，試著依據一種激進的倫理政治觀念去生活，這可不僅僅是左翼的《聖經》——你必須要時時刻刻去創造境遇中的道德。這就是一場冒險。」

這些運動從年輕人（尤其是美國年輕人）對意義和自我實現所具有的更普遍渴望中汲取了能量。戰後，許多人都儘可能過上了一種平靜的生活，認可了一份穩定的工作和一所位於郊區，有著綠樹綠草、新鮮空氣的房子的價值。一些退伍軍人發現很難適應，但許多人只想享受世界上美好的事物。他們的孩子享受著這種好處慢慢長大，但隨後，他們進入了青春期，開始好奇生活是不是還有割草坪和向鄰居揮揮手以外更多的東西。他們反感冷戰時期的美國那種混雜著舒適和恐慌的狹隘政治秩序。1951年，讀到塞林格的小說《麥田裡的守望者》后，他們決定，如同書中的主角霍爾頓·考菲爾德一樣，他們也不想做一個虛偽的人。

格雷是最早一批註意到存在主義的通俗標籤如何影響了日益壯大的反文化運動的人之一。存在主義把它的術語和變革能量注入到了後來接踵而至的巨大社會變化中，激進的學生、流浪的嬉皮士、拒服越戰兵役的人，以及那些沉溺於致幻藥物和完全開放的性試驗精神中的人越來越多。而這類生活方式中，滲透的是一種廣闊和充滿希望的理想主義：這些人不「枯燥」，默多克可能會這麼說。無論他們有沒有把加繆、波伏娃或薩特的書塞進口袋，他們都採納了薩特對個人自由和政治活動的雙重承諾：1968年5月，當佔領索邦大學的學生抗議者朝薩特歡呼時（當然，肯定也夾雜著些無禮的噓聲），他們在致意的就是這個。

而且，不光是薩特的存在主義具有這種道德重量；對於一些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來說，現象學也一樣。捷克的現象學傳統可以追溯到該國第一位現代總統、布倫塔諾的學生和他的檔案保護人托馬斯·馬薩里克。胡塞爾自己就來自摩拉維亞，他的幾個同事也與捷克這片土地有著聯繫。到了20世紀六七十年代，捷克斯洛伐克現象學的引人注目，則主要歸功於胡塞爾主義者中的一位：揚·帕托什卡。

薩特意識到，他對暴力的興趣，其基礎是怪異的個人衝動。他將這類衝動追溯到了他童年遭受霸凌的經歷，以及他將欺凌者的侵犯接受為自身一部分的決定。1974年，他與波伏娃談起這件事時，曾說他從來沒有忘記在拉羅謝爾的學校經歷的暴力，甚至認為這讓他有了一種將友誼視為隨時可能失去之物的傾向：「從那以後，我就再沒有和朋友有過溫和的關係。」你不得不懷疑，這或許也助長了他對極端主義的渴望。

實際上，被授予諾貝爾獎時，薩特在心中請教過「處境最困難的人」，就像海德格爾在1934年得到柏林的工作時，曾向托特瑙山的農民尋求智慧一樣。在海德格爾的故事中，他的鄰居默默地搖了搖頭。在薩特心中，處境最困難的人同樣給了他一個命令式的搖頭：不。不過，海德格爾的拒絕，是要遠離和放棄世俗的複雜性，而薩特則是針對遭遇不公正對待之人的要求做出的一種回應——而這就把他與他人的生命比以往更緊密地綁在了一起。

1957年，他為阿爾伯特·梅米的兩本書《殖民者的肖像》（Portrait du colonisé ）和《被殖民者的肖像》（Portrait du colonisateur ）撰寫了序言——被放在一起翻譯為《殖民者與被殖民者》——這兩本書以波伏娃在《第二性》里分析女性迷思的方式，對殖民主義的「迷思」進行了同樣的分析。在此之後，薩特又為一部劃時代的反殖民主義著作，弗朗茨·法農出版於1961年的《全世界受苦的人》（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寫了一篇更有影響力的前言。

更直接的是，帕托什卡自己就成了一個活動家。1976年，雖然他年近七十、身體虛弱，但還是跟哈維爾和其他人一起，簽署了《七七憲章》這份著名政治反對聲明。這幾乎可以被稱為哲學家的憲章：在接下來十三年裡，其主要代表將近三分之一（38人中有12人）都是哲學家或學習過哲學的學生，許多人跟隨帕托什卡學習過。

他的葬禮在布拉格的布萊諾夫（Brevnov）墓地舉行時，有數千人參加。當局沒有阻止葬禮的進行，但他們想辦法擾亂了整個過程。當時在場的伊凡·克里瑪回憶說，當局派摩托車騎手在附近的路上狂轉發動機，還有直升機在頭頂盤旋，導致墓邊的演講根本無法被聽清。現場的警察背對著墳墓。其他人則招搖地拍攝著人群中的面孔。

沒人可以說這很容易就能做到，原因不僅是（正如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的那樣）借用別人的視角會對心理造成壓力，還因為任何試圖這麼做的人，都遇到了大量的邏輯和概念難題。分歧不可避免地出現了：誰在任何時候都是處境最困難的人？每次弱者變成強者后，一切都得重新計算，所以必須要對角色的轉換進行持續不斷的監控——但是要由誰來監控呢？

但即使在這之後，薩特兩部最具煽動性的戲劇也仍然繼續在布拉格上演：《臟手》和《蒼蠅》，兩者都是反專制主題。布拉格版的《蒼蠅》是對薩特這部自由和行動主義寓言令人驚訝的最新再創造。1943年時，這個故事講的是戰時的法國，1948年時，他在德國找到了新觀眾，而現在，它似乎看起來又與捷克斯洛伐克公民息息相關。

賴特大方地寫信給埃里森，對他的著作讚不絕口，還邀請他來巴黎——但埃里森粗魯地說：「我已經受夠了美國黑鬼跑到國外去待幾個星期，回來后就宣稱那裡是天堂了。」他認為，賴特移居國外，其實傷害了他自己：他在追求現實生活中的自由時，毀掉了他寫作的自由。賴特收到過很多這類評論：他的編輯愛德華·阿斯韋爾（Edward Aswell）就認為，他獲得了個人的安寧，但也失去了文學創作的動力。就連詹姆斯·鮑德溫也曾寫道：「終於，理查德在巴黎過上了那種如果他是白人的話，本可以在美國擁有的生活。這看起來值得擁有，但我很好奇，是否真的如此。」

1956年9月19日，賴特在索邦大學舉辦的第一屆國際黑人作家和藝術家大會上發表了演講。而在所有發言者中，只有他提請人們留意一下與會者中幾乎沒有女性這個事實。他指出，大會的關鍵議題，非常接近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探討的主題：權力鬥爭、異化的凝視、自我意識以及壓迫性迷思的結構。女權主義和反種族主義運動者，同樣認同存在主義者那種對行動的堅持，那種「敢作敢為」（cando）的信念：可以從思想上去理解現狀，但不應該在生活中接受現狀。九九藏書

這個令人耳目一新的觀點，簡單得有些驚人，輕輕一下子便抹去了強勢群體肆意用來逃避責任的那種偽善言辭——也就是所有那些省事的借口，比如說窮人就「配」窮人的命，或者富人就是有權得到積累在他們身上的那些比例驚人的財富，或人們應該將不平等和苦難視為生活不可避免的部分。在薩特看來，如果窮人和弱勢群體不相信這樣的論點，那它們就是錯誤的論點。這有點兒類似於「熱內原則」：弱者總是正確的。從這時起，薩特也像讓·熱內一樣，開始高興地讓自己服從於那些被異化的、被壓迫的、被阻撓的和被排斥的人。他試圖用局外人的目光，來審視特權階級——就算特權階級也包括了他自己。

那幾十年中，西蒙娜·德·波伏娃引領著女性在生活中做出了非常巨大的改變，以至於其中一些人不可避免地感覺她們好像放棄了太多。比如其中一名受訪者喬伊絲·古德費洛（Joyce Goodfellow）就說，她放棄了自己的婚姻，還辭去了一份雖然乏味但卻很穩定的工作。最終，她成了一個徹底自由的女人——但同時也成了一位單身母親，在貧困和孤獨中苦苦掙扎了好多年。「你的閱讀真的會影響你的生活。」她苦笑著說。

格雷非常理解對自由和「真實」的渴望：早在戰爭期間的義大利鄉下，他就預言過，舊的哲學為戰後的世界提供不了什麼，一切都必須被重新改造。然而，近三十年之後，當人們開始按照這個想法來行動時，他的慶祝衝動卻被對他們未來的擔憂壓倒了。

科林·威爾遜的故事是一個前車之鑒。如果把年輕人的虛榮心和差勁的社交能力從故事中去掉，那麼剩下的便只有潛在的窘境了：一個人對思想的熱情，導致他在書寫他所熱愛的東西時興奮得過了頭。不過，憑藉著他的膽大妄為、克爾凱郭爾式的窘迫和「強烈的個人主義」，科林·威爾遜或許比任何人都更好地捕捉到了20世紀50年代後期那種存在主義反抗的精神。

在哈維爾看來，反抗者必須從此處介入，來打破這一模式。哈維爾說，反抗者要求回到「此時此地」——回到胡塞爾所說的事物本身。他實行了一次「懸擱判斷」，言不由衷的話被放到了一邊，每個人看到的就是他或她眼前的事物。最終，結果將是一場「存在主義革命」：人們與「人類秩序」的關係被徹底翻修，他們可以回到對事物的真實經驗中去了。

自從20世紀40年代發現了存在主義，並且認識了存在主義者之後，賴特越來越崇拜法國，也越來越信仰存在主義。1952年，他完成了他的存在主義小說《局外人》（The Outsider ），講述了一個麻煩不斷、名叫克勞斯·達蒙（Cross Damon）的人，在和一位死於地鐵撞車事故中的人被搞混之後，選擇了逃跑，準備開始新的生活。後來，他搞大了一個未成年少女的肚子，攤上了官司，但是，白人當局無法分辨清楚一個黑人和另一個黑人，於是他利用他們的錯誤，逃過了訴訟。接著，他又惹上了更大的麻煩，為隱瞞自己的身份而殺人害命。通過自我改造，達蒙感受到了一種巨大的自由，但也發現，決定自己的人生意義，是一種會讓人茫然不知所措的責任。故事的結局很慘，達蒙因為他的罪行而遭到追捕，並最終被殺；在他垂死的時刻，他說，他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自由，並弄清楚他的價值所在。「我們不同於我們看起來的樣子……也許更糟，也許更好，但肯定不同——我們都是自己的陌生人。」

而且，威爾遜本人也是每個圖書營銷人員夢寐以求的那種作者。當時還不到二十五歲的他，看上去英俊帥氣，濃密的頭髮遮在一條眉毛上，長著堅毅的下巴，厚厚的嘴唇，穿著厚實的存在主義高領毛衣。他的背景真實艱辛，很早就已離開萊斯特，與50年代倫敦的詩人和「垮掉的一代」混在一起。1954年的整個夏天，身無分文、只有一個小帳篷和兩個睡袋的威爾遜，晚上睡在漢普特斯西斯公園裡，白天則騎自行車去大英博物館的圖書館，把他的野營背包扔在衣帽間，然後在圓形的閱覽室里寫小說。那年冬天，他在新十字車站租了一個房間，讀著加繆的《局外人》過了一個孤獨的聖誕節。默爾索那種「吸煙、做|愛和慵懶地躺在陽光下」的生活，讓他印象深刻，於是，他決定寫一本書，講講現代生活中的「局外人」——所有那些在哲學和藝術的邊緣憂思著尋找意義，或者就在荒謬中找到意義的年輕人。博物館重新開放后，威爾遜借了一堆書，在涌動的靈感中完成了手稿。他得到了出版商維克多·格蘭茨（Victor Gollancz）的認可，雙方談妥后，格蘭茨帶威爾遜去吃午飯慶祝，並說（據威爾遜回憶）：「我認為你可能是一個天才。」威爾遜聽了很高興：「這個結論我在多年前就已經得出了，不過聽到它能被證實，還是很讓人高興。」

1989年，一場革命確實到來了；哈維爾成為這個國家的第一位民選總統。他所處的這個角色，不會讓每一個人都高興，而這場革命，也沒有像他本來希望的那樣具有現象學或存在主義的特徵。無論如何，幾乎沒有人會這麼去看待它了。但徹底的翻修確實有。比起薩特較為明顯的激進主義，現象學提出的直接去經歷現實的觀念，必然在這裡有更持久的影響。也許，現象學才是真正激進的思想學派，甚至超過了存在主義。布倫塔諾這位最初的現象學反叛者，應該可以名正言順地為自己的長期影響感到自豪了。

不過，並不是所有反對不真實性的爭論，都經過了這樣的深思熟慮。小說家諾曼·梅勒——唯一明確承認自己是存在主義者的重要美國作家——在1957年的文章《白種黑鬼》（White Negro ）中塑造了一個人物形象，並且將其讚譽為：

在同一天，審訊之後，哈維爾被關押起來。帕托什卡雖然被釋放了，但在隨後的幾個月里卻一次又一次地被召回。這個時期快結束時，他寫了一份「政治遺囑」，在其中說道：「我們需要的是人們在任何時候都有尊嚴地行動，不要讓自己受到驚嚇和恐嚇，並說真話。」這聽起來是那麼簡單：又一次關於如其所是、純粹地去談論事物的號召。

不過，艾麗絲·默多克在牛津的學術生涯以及上流社會的語調（她總是在談論「phlossofeh」［哲學］和「litch-cha」［文學］）限制了她的吸引力，因為在當時，傳統的英國社會結構正自下而上地受到那些態度冒失莽撞和說話帶地方口音的憤怒年輕人的動搖。自命不凡的巴黎人很難競爭。但隨後，在存在主義奇迹之年的1956年，一位非常與眾不同的英國存在主義者橫空出世了。

雖然存在主義者會走得太遠，寫得太多，修改得太少，提出不切實際的主張，或使自己丟臉，但必須要說明的一點是，他們一直都沒有與生活的稠密失去聯繫，而且他們問出了那些重要的問題。要我的話，我也寧願選擇這些，把那些雅緻的微型複製品留在壁爐架上吧。

波伏娃回憶道，法農在羅馬時曾說過，「我們對你們有要求權」——他們就喜歡聽這樣的話。這種燃燒的激|情，以及在必要時提出要求和分配罪責的意願，正是朗茲曼身上吸引波伏娃的地方。現在，這也讓薩特激動不已。或許它把他們帶回了曾經的戰爭歲月：那個一切都很重要的年代。薩特欣然接受了法農鬥志昂揚的論點，在這本書中包括了以下觀念：反帝國主義革命必然是暴力的，不僅是因為暴力是有效的（雖然這是一個原因），還因為它幫助被殖民者擺脫了壓迫帶來的麻痹，構築了一個新的共同身份。法農並非在美化暴力，而是認為這對政治變革至關重要；他對甘地關於將非暴力抵抗作為權力來源的想法不大認同。在他的文章中，薩特對法農的觀點給予了熱情的支持，以至於超越了法農的原始觀點，把重點轉移到了讚美暴力本身。薩特似乎把被壓迫者的暴力，視為了尼采哲學中的自我創造行為。像法農一樣，他也將其與殖民主義隱蔽的暴行進行了對照。而且，就像在《黑皮膚的俄耳甫斯》中那樣，他也邀請讀者（應該是指白人）想象一下被壓迫者反對他們的目光，剝掉他們資產階級的虛偽，露出他們作為貪婪和利己的怪物的真面目。

梅勒顯然決定把這一理念付諸實踐。1960年，他本來已經宣布了要以「存在主義者」的候選人身份競選紐約市市長的計劃，但在正式宣布參選的晚宴上，他醉醺醺地捅傷了妻子阿黛爾，最終不得不放棄競選。1969年，他又一次參加了市長競選，不過不是以存在主義者的身份。他對存在主義哲學理論的理解，似乎從來都只是浮於表面。英國作家科林·威爾遜曾問過他，存在主義對他意味著什麼，但據稱，他揮了揮手，說：「哦，某種即興發揮的東西。」他的傳記作家瑪麗·達爾伯恩（Mary V．Dearborn）也暗示說，他對存在主義的了解，不是像他裝出來的那樣，來自尚未翻譯的《存在與虛無》，而是一部以《禁閉》為基礎改編的百老匯劇目，以及對《非理性的人》（Irrational Man ）的倉促閱讀——這是1950年出版的很流行的指南讀物，作者是先前曾在《黨派評論》中介紹過薩特的哲學教授威廉·巴雷特。

威爾遜很長壽，也很多產，即便在出版商也加入評論家的行列，不再青睞他的時候，他也未曾放棄寫作。後來，他成了一個憤怒的老男人，會衝著任何懷疑他的人大喊大叫——漢弗萊·卡彭特（Humphrey Carpenter）便是其中之一，他曾在寫一本關於「憤怒的年輕人」的書時採訪過威爾遜。對此，在接受對他有所同情的記者布拉德·司布真（Brad Spurgeon）採訪時，威爾遜聲稱，那是因為他在談論現象學時，卡彭特卻在沙發上睡著了。這似乎不可能；討論現象學的時候，怎麼會有人睡著啊？ｈtｔｐｓ://rｅａｄ.９9cｓw•coｍ

這時候，法農已經只剩下幾個月的壽命。在生命的最後幾個星期中，他被送到了美國去接受最好的治療，而且（令人驚訝的是），安排這次行程的人、他的朋友奧利·伊瑟林（Ollie Iselin），竟然還是一位中央情報局的特工。不過，一切都已於事無補，1961年12月6日，法農在馬里蘭州的貝塞斯達去世，年僅三十六歲。不久之後，由薩特作序的《全世界受苦的人》面世了。

其他一些電影和小說更加鋒芒畢露，拒絕屈從於舊俗。這一類型中的一部小傑作是斯隆·威爾遜（Sloan Wilson）出版於1955年的小說《穿灰色法蘭絨西裝的男人》（The Man in the Gray Flannel Suit ）。小說的主角是一個退伍軍人，掙扎著想要適應郊區的環境，以及一份需要他每天工作很久，但內容卻毫無意義的企業工作。最後，他選擇了逃離，拒絕了安穩，轉而去尋找一種更真實的生活方式。這本書被改編成電影，並由格利高里·派克出演男主角之後，書名後來還變成了一句流行語。據斯隆·威爾遜回憶，企業的高管們隨後開始穿（完全相同的）運動服去上班，不再穿灰色西裝——目的是要證明他們不同於其他的順從者，他們是自由和真實的個人。

我倒是好奇另一個問題：為什麼賴特在巴黎的生活會引來這樣的譴責？鮑德溫本人曾在法國生活過，拉爾夫·埃里森在《隱形人》大獲成功之後，用羅馬獎金大賽（Prix de Rome）的獎金去義大利生活了兩年——不過他的確想念美國，所以後來又回去了。白人作家經常移居國外，可好像沒有人會對他們說，如果這麼做，他們會失去寫作的能力。賴特相信，他的自由對他來說至關重要，是為了獲取新的視角：「如果我要讓自己的思想開闊起來，就必須自由地去生活。」這種說法似乎挺合理吧。我猜測，他們真正反對的不是理查德·賴特搬去了法國，而是他在創作中寫到了法國的思想。

但從1948年開始，帕托什卡越來越受到當局的騷擾。1972年，被迫中止了大學的教學工作，他開始在家裡舉辦私人研討會，詳盡無遺地推敲文本。他的學生常常花一整晚研讀幾句《存在與時間》。他還去布拉格劇院給演員和作家講課——瓦茨拉夫·哈維爾就在他們之列。哈維爾回憶說，帕托什卡能讓文字在大家面前變得鮮活起來，並鼓勵他們尋求「事物的意義」和點亮「一個人的自我，以及他世界之中的境況」。他談到了自己的「被震動者的團結」觀念，這是一種可以把每個生活被某些歷史巨變從無須思考的「日常性」中震出來的人團結在一起的紐帶。這種團結可以成為反抗行動的基礎。帕托什卡的現象學很有政治傾向。

接下來，法農搬到阿爾及利亞，並積极參与到了獨立運動當中，但也因此在1956年被驅逐出境，去了突尼西亞生活。在那兒被確診為患有白血病後，他去蘇聯接受了治療，病情暫時得到了緩解，但在1961年，當他開始寫《全世界受苦的人》時，病情再次加重。之後，他拖著發燒和虛弱的病體去了羅馬，並在那裡經朗茲曼的引見，認識了波伏娃和薩特。

接著，反對和抵制來了。一位記者寫信給《泰晤士文學增刊》，指出了威爾遜的眾多引語中存在著86個重大錯誤和203個小錯誤。而《每日郵報》則搞到了他的部分私人日記，其中有一句話是：「我是我們這個世紀最重要的文學天才。」英國公眾或許偶爾會敞開雙臂，擁抱一個知識分子，但他們也期待對方能以優雅的自嘲作為回報。接下來的情景甚是令人難堪，一個局外人被嚴厲地提醒了他的局外性。正統的批評家喝著倒彩把威爾遜趕回曠野中，逼著他躲到了鄉下一個安靜的地方。

威爾遜鼓勵他的讀者從個人角度去理解他的寫作。他把自己的思想稱為「新存在主義」，併為它賦予了一種積極向上甚至欣喜若狂的傾向。在他的自傳中，少年時代，他有一次曾差點兒自殺，但最終決定不能這樣。在選擇活下去的那一刻，他感受到了一種強烈到令人不知所措的體驗：「我瞥見了現實那種奇妙和巨大的豐盈，延伸到了遙遠的地平線。」他試圖在他的書中傳達生命這種純粹的價值性，認為以前的存在主義者犯了一個錯誤，不該把生命看得那麼陰鬱。在後來的書中，這種人類可能性的視野引領他走向了一系列主題，如謀殺、神秘、性，而這些主題的共同點就是它們全都缺乏思想上的體面性。這一切雖然對他的聲譽沒有幫助，但確實給他帶來了讀者。他還寫過驚悚小說和科幻小說，不過，他最吸引人的小說，仍然是自傳性質的《在蘇荷區漂泊》（Adrift in Soho ，1961），講述的是一個單純的青年結交了倫敦一群放浪形骸的文化人，他們帶著他去他們的派對時，會說出這樣的話：「我可沒空告訴你每個人的名字。見男的就叫夥計，見女人就叫寶貝吧。」

我們可以譴責說，薩特和波伏娃是站在安全的邊線上為暴力歡呼，但其實，他們這次所處的位置根本不安全。正如1947年時薩特曾收到過死亡威脅一樣，1960年10月，一萬名法國退伍軍人在參加反對獨立的示威遊行時，其中喊出的一句口號就是：「槍斃薩特！」而當他簽署了一項非法請願，敦促法國士兵不要服從他們不贊同的命令后，更是面臨著被起訴和監禁的危險，不過後來，據說戴高樂總統用「誰會把伏爾泰抓起來」這句話排除了這種可能。但最終，在1962年1月7日，有人把這些謀殺煽動當真了。在波拿巴大街42號，也就是薩特和母親一起居住的地方，有人在他們樓上的公寓里放置了一枚炸彈。爆炸破壞了兩層樓，炸碎了公寓的門；萬幸的是，沒有人受傷。加繆曾為他身在阿爾及利亞的母親擔心，但現在面臨危險的卻是薩特的母親。隨後，他搬到了拉斯拜爾大道222號的新公寓，並在附近為他母親單獨租了一間。薩特現在住得離波伏娃比較近，遠離了他以前在聖日耳曼德佩大街上常去而且人盡皆知的老地方。這下，別人找起他來就沒那麼容易了。

他叫科林·威爾遜，來自英格蘭中部的萊斯特，沒有上過大學。他的書被取名為《局外人》——向加繆致敬——帶著讀者踏上一場狂野之旅，領略了現代文學中異化的陌生人或「局外人」類型，從陀思妥耶夫斯基、威爾斯、托馬斯·愛德華·勞倫斯和不安的舞蹈家尼金斯基（Vaslav Nijinsky）的感情爆發，到薩特的羅岡丹和加繆的默爾索，不一而足。其來源兼容並蓄，語氣大胆，思想宏大，清楚無誤地挑戰了傳統學術界。英國圖書業大為震動。

到現在，存在主義已經在美國風靡，但在大西洋另一邊，英國就謹慎許多了。長久以來，這兩個國家的專業哲學家，因為邏輯實證主義者魯道夫·卡爾納普（Rudolf Carnap）的緣故，對存在主義並不關注，這位僑居美國的德國人，曾在1932年寫過一篇文章，嘲笑這種海德格爾式的表達是「無無著」（the nothing nothings/das Nichts nichtet）。他的抨擊在「英美」和「大陸」哲學之間劃下了一道至今仍存在的界線。非專業讀者不關心這一點，並且認為存在主義令人興奮——但在英國，他們還有其他文化障礙要克服。正如艾麗絲·默多克——該國家第一位存在主義普及者——所指出的那樣，英國人所習慣的那些觀念，來自一個「人們玩板球、做蛋糕、做簡單決定、記得他們的童年和去馬戲團」的世界，但存在主義者卻來自一個人們犯下大罪、陷入愛情和加入政黨的世界。不過，隨著20世紀50年代向前發展，英國年輕人逐漸發現，罪惡和政治確實可以比蛋糕更有趣。

隨後的十幾年時間，文學、戲劇和電影充斥著所謂的「真實性戲劇」，範圍從反覆書寫躁動不安或成癮的「垮掉的一代」作家，到對代際衝突不滿的電影，如《無因的反叛》（Rebel Without a Cause， 1955），而在法國，則有讓-盧克·戈達爾的《筋疲力盡》（À bout de soufflé， 1960）。存在主義有時會體現其中，不過只是為了諷刺。馬塞爾·卡奈（Marcel Carné）拍攝於1958年的電影《弄虛作假的人》（Les tricheurs， 英文被翻譯為Youthful Sinners ），是一部寓言，講述了兩個年輕的左岸虛無主義者，既嬉皮又濫情，以至於都沒注意到他們愛上了對方，真應該選擇資產階級的婚姻。在《甜姐兒》（Funny Face， 1957）中，奧黛麗·赫本扮演的角色走進巴黎的一家夜總會尋找一位著名哲學家，被那裡的音樂吸引后，跳了一支狂野的存在主義舞蹈。但她也妥妥地嫁人了——嫁給了一把年紀的弗雷德·阿斯泰爾。

其他影片也將技術恐懼和對人類可能會被變成像螞蟻一樣毫無力量或價值的生物的恐懼聯繫到了一起。在前面海德格爾那一章中，我提到了一部我最喜歡的電影《不可思議的收縮人》（1957）——這是一部關於技術恐怖的電影，也是一部存在主義電影。在故事的開場，主角在海上接觸到了一團放射性塵埃，回到家后，他便開始收縮，身高和尊嚴不斷變小，直到他成了一顆塵埃大小的微粒。他無法阻止這一切發生，儘管為了生存下去，他用盡了所有能用的工具和設備，但最終卻成了草地上的一個微小身影，只能仰望著浩瀚的宇宙。其他20世紀50年代的電影，同樣充斥著對喪失真實性和離奇技術的海德格爾式恐懼，比如其中的《天外魔花》（The Invasion of the Body Snatchers， 1956），不過這部影片更多被簡單地認為是在表達冷戰時期的反蘇情緒。而在《哥斯拉》（Godzilla， 1954）和《X放射線》（Them ！，1954）這類電影中，魷魚、水蛭、蝎子、螃蟹、放射性螞蟻和其他噩夢般的生物，則從一個已被徹底破壞和蹂躪的地球上一涌而出，準備進行報復。海德格爾在他《關於技術的問題》的演講中，討論了人身上的「怪物性」和「可怕性」，以及對地球的侵犯和對資源的掠奪，而這篇演講的文字稿的出版時間，正好是《哥斯拉》上映那年，想想還挺有趣的。九九藏書

3月初的一天，帕托什卡受到了尤其漫長的審訊，持續了11個小時。原因是他最近拜訪了荷蘭外交大臣馬克斯·范·德爾·斯圖爾，尋求他對《七七憲章》的支持，這讓政府非常憤怒。受審后的第二天，帕托什卡倒下了。被送往醫院后，他於1977年3月13日病逝在那裡。

你的閱讀會影響你的生活：20世紀五六十年代，存在主義在世界各地的傳播情況，比任何其他現代哲學都更能證明這一點。通過為女權主義、同性戀權利、階級壁壘的瓦解、反種族主義和反殖民鬥爭提供理論支持，存在主義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們今天的生存基礎。與此同時，許多人還受到鼓勵，開始尋求更加私人化的解放形式。薩特曾呼籲建立的新存在主義精神分析法，到20世紀50年代時，已被確立起來，治療師不再把病人當作一組癥狀來治療，而是將他們視為在意義和選擇問題上掙扎的個體。瑞士精神病醫生梅達特·鮑斯（Medard Boss）和路德維希·賓斯萬格（Ludwig Binswanger）基於海德格爾的思想，開創了「此在分析法」（Daseinanalysis）；而薩特的思想後來在美國和英國擁有了越來越大的影響力。羅洛·梅（Rollo May）和歐文·亞隆（Irvin Yalom）的工作框架，明顯是以存在主義為基礎，而類似的觀念也指導了萊因（R．D．Laing）等「反精神病學家」，以及「意義治療師」維克多·弗蘭克爾（Viktor Frankl）的工作——弗蘭克爾在納粹集中營的經歷，讓他認識到：人類對意義的需求，幾乎與對食物或睡眠的需求一樣至關重要。

薩特當時就為法農傾倒了，並且高興地為《全世界受苦的人》撰寫了序言。他本來就喜歡法農的作品，見面后，更是喜歡法農本人。朗茲曼後來評論說，他還從沒見過薩特像在那次會面時那樣被一個男人深深迷住。他們四個人邊吃午餐邊交談，然後又聊了一下午、一晚上，最後，到第二天凌晨2點時，波伏娃不得不堅決要求薩特需要回去睡覺。法農受到了冒犯：「我不喜歡那些霸佔資源的人。」他和朗茲曼繼續聊到了早上8點。

其實早在薩特之前，就有人寫過關於「凝視」在種族主義中的作用。1903年，杜布瓦（W．E．B．Du Bois）在《黑人的靈魂》（The Souls of Black Folk ）中，曾反思了黑人的「雙重意識，也就是那種總在通過他人的眼睛來審視自己，把這個帶著蔑視與憐憫，喜滋滋在一邊旁觀的世界當成了尺子，來丈量自己靈魂的感覺」。後來的黑人美國作家也探索了黑格爾所謂的爭奪視角控制權的鬥爭。1953年，詹姆斯·鮑德溫曾描述說，他去一個瑞士小村莊參觀時，發現那裡的人以前從來沒見過黑人，所以見到他之後，驚得目瞪口呆。他反思道，在理論上，他的感覺應該和早期白人探險家在非洲村莊時一樣，將他們的注視當作是在讚頌他的神奇。而且和探險家一樣，他也比當地人去過更多地方，見過更多世面。但是，他沒法有那種感覺；相反，他感到羞愧不安。

事實上，我們可以說，帕托什卡只是揭示了一直潛伏在現象學之中的顛覆性傾向。胡塞爾回到「事物本身」的呼籲，就是要求人們忽視意識形態，是在召喚人們把所有的教條放在「懸擱判斷」中，回到關鍵性的自力更生上。我們甚至可以將這種反教條的精神，追溯到年輕的弗朗茲·布倫塔諾身上，他拒絕接受教皇無謬誤這一點，結果受到了剝奪教職的懲罰。布倫塔諾把懷疑的拒斥精神傳給了胡塞爾；胡塞爾把它傳遞給帕托什卡，帕托什卡現在把它傳遞給哈維爾和其他許多人。

「他過時了嗎？」1968年時，捷克小說家米蘭·昆德拉這樣談到薩特，「我在法國聽人這麼說。」他繼續說，在布拉格，羅伯-格里耶這類作家的文學和思想只是遊戲，與他們相比，薩特能提供更多的東西。另一位持不同政見者、劇作家瓦茨拉夫·哈維爾則認為，作家的言辭在捷克斯洛伐克仍然具有分量和價值：它們在人們的生命中被衡量著，而在西方，它們卻沒有實質內容，太輕而易舉了。菲利普·羅斯（Philip Roth）後來訪問布拉格時也注意到，在西方，「一切都可以，所以沒有什麼是重要的」，而在捷克斯洛伐克，「什麼都不可以，所以一切都重要」。薩特的存在主義恰恰是一種關於重要事物的哲學：他呼籲讀者做出決定，就彷彿人類的整個未來取決於他們做了什麼。

激進意味著讓人們感到不舒服，而這些人中還可能包括其他激進者。弗朗茨·法農的遺孀約茜·法農（Josie Fanon）就是反對薩特的人之一：她痛恨他在這個時期還支持猶太復國主義，認為這讓他成了大多數阿爾及利亞人的敵人。薩特這種同時參与兩種事業的能力，表明了他慷慨的意圖，但是也顯示了他的「處境最困難」原則中的另一個悖論。不止一個群體可以被認為在歷史上處境最困難，那麼，如果他們的要求互不相容，會發生什麼？薩特對暴力的讚美還有一個更糟糕的悖論：無論其動機或背景如何，誰的處境能比任何一種暴行的受害者更「困難」呢？

確實，這之後，賴特沒有再創作小說（埃里森也是），不過倒是寫了一些旅行和報告文學方面的書，其中最著名的是《彩色窗帘》（The Color Curtain ），講的是1955年4月由發展中國家舉辦的偉大的萬隆會議；以及創作於1957年的《白人，聽著！》（White Man，Listen！ ），講述了亞洲、非洲和西印度群島那些已經被西化的個人——這些「孤獨的局外人，戰戰兢兢地生存在多重文化的懸崖邊緣」。他對那些在生活上與周圍格格不入的人所抱有的同情，從未減弱，只是現在轉移到了非虛構作品上。

他的這條新路徑，更多地吸引了那些不願加入任何黨派，但卻積极參与新式解放運動的活動家，尤其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反種族主義、性別歧視、社會排斥、貧窮和殖民主義的抗議活動。薩特全力支持這些鬥爭，並竭力提供了幫助——主要是用他最喜歡的武器：筆。為年輕作家的論戰著作撰寫前言，給了他可以介入的新主題，並讓他感到他的哲學真的做到了一些事情，這種感覺已經很久沒有了。

如果很多利益不相容的人都聲稱權利在他們那邊，你如何在他們之間做決定？在《共產主義者與和平》最後一部分的一段話中，薩特勾勒出了一個大胆的解決方案：為什麼不通過詢問那些「處境最困難的人」或者「受到最不公正對待的人」怎麼看，來決定每一種情況？你只需要找出該情況中最受壓迫和處於不利地位的人，把他們對事件的看法採納為正確的那一個。他們的觀點可以被認為是真理本身的標準，是確證「人與社會真實面目」的方式。如果某件事情在處境最困難的人眼中不是真的，薩特說，那它就不是真的。

威廉·巴雷特的這本書很好，也很有影響；之後的1956年，沃爾特·考夫曼編輯出版了另一本暢銷書《存在主義：從陀思妥耶夫斯基到薩特》（Existentialism from Dostoevsky to Sartre ）。這本書節選了克爾凱郭爾、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雅斯貝爾斯、海德格爾、薩特和加繆的著作內容，以及卡夫卡的「寓言」。在導讀中，編者將存在主義定義為由一群具有「強烈個人主義傾向」的作家們發起的一系列「針對傳統哲學的反抗」。考夫曼和巴雷特的作品都很暢銷，引發了人們對原版書籍的好奇心，而現在，譯本終於來了。1953年，波伏娃的《第二性》英譯本出版。繼先前已翻譯過來的小說之後，1955年，加繆的《西西弗神話》出版。1956年，又來了一部重磅作品《存在與虛無》，由黑茲爾·巴恩斯翻譯，展現了處於最佳狀態時的薩特。在這本書之後，巴恩斯寫了幾本比較存在主義與其他思想傳統的書，包括禪宗——那個時代的另一種風尚。1961年，她還主持了一檔電視欄目《遇見自我：存在主義的研究》（Self-Encounter：a study in existentialism ），藉助從存在主義戲劇中節選的一些表演片段，來解釋哲學思想。這是一個好主意——不過，巴恩斯在她的回憶錄中說，該系列節目中還發生了一件悲劇性|事件。在某場戲中，有個演員扮演了一個反思死亡問題的醫生。拍攝完后的第二天，這位演員看到一隻困在電話線桿上的小貓，便爬上去救它，結果觸電而亡。九九藏書

在反殖民的暴力活動或針對白人的暴力上，薩特的同胞無疑處於遭受暴力的一方，但他反倒對此讚賞有加。扭轉視角、想象他自己站在他人憤怒的正義風暴中，給他帶來了一種滿足感。同樣，波伏娃也慶祝了世界各地反法殖民起義的消息，對20世紀50年代印度支那的反殖民抗爭感到歡欣鼓舞。當然，這是一個政治承諾的問題，但她的反應似乎要比知識分子更發自內心。對於一個自己的祖國曾在十年前被佔領和壓迫過的人來說，這是一種複雜的情緒。事實上，1954年，當阿爾及利亞戰爭開始時，她發現，在公共場合看到法國的軍隊制服，就如同當年看到德國制服的時候一樣讓她感到不安——不同的是，她自己現在也要承擔一部分罪責。「我是法國人。」她會對自己說，感覺好像是在承認某種道德缺陷。

20世紀60年代的學生遊行、罷工、佔領、友愛大聚會和靜坐集會，構成了一個加長的歷史性時刻，人們可能會指著它說，存在主義已經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解放已經到來，存在主義可以退休了。確實，新的哲學家已經登場，他們反對的是存在主義個性化的思想風格。新小說家也來了，他們要反對它的文學審美：1964年，阿蘭·羅伯-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在他的宣言《為新小說辯護》（Pour un nouveau roman ）中，駁斥了薩特和加繆的「人味」太重了。1966年，米歇爾·福柯預言，作為一個相對晚近的發明，「人」可能很快被「抹去，就像在海邊沙灘上畫的臉」——這個意象讓人想到了李維-史陀那個用研究「把人消解掉」的呼籲。後來，在20與21世紀之交，後現代主義者讓·鮑德里亞（Jean Baudrillard）則將薩特哲學貶斥為一種屬於歷史的好奇心，就像20世紀50年代的那些經典電影，其老式的心理劇和清晰的人物刻畫，「非常好地表達了——已經陳腐的——主體性的後浪漫主義垂死掙扎」。沒有人需要這種「存在主義的裝束」了，鮑德里亞寫道，「今天還有誰在乎自由、自欺和真實性啊？」

作為一個黑人同性戀者，鮑德溫在美國遭受過多年的雙重邊緣化，因為在當時的美國，種族隔離是制度化的，而同性戀是非法的。（1962年，伊利諾伊才成為第一個將同性戀非罪化的州。）他曾在法國定居多年——並在巴黎結識了早已定居在那裡的小說家同胞理查德·賴特。

《局外人》出岔子后，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同情威爾遜的評論家為數不多，艾麗絲·默多克算是其中一個。當然，她也認為他是一頭蠢驢，但是在《曼徹斯特衛報》發表的文章中，她寫道，相對於資深哲學家那種學究式的「枯燥」，她更喜歡威爾遜的「魯莽」。而且，她自己也經常在詞語和觀念多到往外溢的情況下寫作。1961年，她寫了一篇類似宣言的東西，題為《反對枯燥》（Against Dryness），敦促作家拋棄一直以來流行的那種精緻寫作方式中的「小迷思、玩意、水晶」，重新回到作家真正的任務上，也就是去探索我們怎樣才能在一個複雜的世界中、在生命的「稠密」中活得自由和表現良好。

到20世紀60年代時，大學里的老師們意識到了一種變化。在科羅拉多學院教哲學的海德格爾主義者格倫·格雷，在1965年5月為《哈珀斯雜誌》撰寫了一篇文章，題為《校園裡的救贖：為什麼存在主義會俘獲學生》（Salvation on the Campus：why existentialism is capturing the students）。他注意到，近來的學生們似乎比以往更著迷於代表反叛和真實性的哲學家，比如為了思想自由而犧牲的蘇格拉底。他們特別喜歡存在主義者，尤其是薩特的自欺概念。有一天，一個學生慨嘆道：「我受夠了我的虛偽。」而且，他們中最優秀的那些，往往也最有可能輟學，會從學校消失，去尋找一條更有意義的道路。這讓格雷很擔心，比如有個聰明的年輕人在申請讀研時拒絕所有幫助，後來乾脆離開了學校，最後聽到他的消息是，他正在全國四處漂泊，以做臨時工為生。

薩特為《全世界受苦的人》撰寫的序言提供了一幀快照，讓我們看到了他在激進歲月里所具有的那些最令人憎惡，也最令人欽佩的東西。他對暴力的迷戀著實令人震驚，但他願意以這種激進的方式介入被邊緣化者和被壓迫者的窘境之中，仍然在一定程度上讓人欽佩。事實上，薩特已經太習慣採取激進的立場，以至於幾乎不知道該怎麼走溫和路線了。正如他的朋友奧利維爾·陶德所說的，薩特的信念變了，但他的極端主義從來沒變。薩特表示同意。1975年，在被問及他最糟糕的失敗時，他回答說，「在我的人生進程中，我自然犯過很多錯誤，或大或小，出於這樣或那樣的原因。但歸根結底，我每次犯錯誤，都是因為我還不夠激進。」

法農是一個有著雄心壯志的思想家和知識分子，本身就受到了存在主義的影響，在自己短暫的一生中，一直致力於種族、獨立和革命暴力的問題。出生在馬提尼克、有著非洲和歐洲血統的法農，曾在里昂跟隨梅洛-龐蒂等人學習過哲學，但是他並不是很喜歡梅洛-龐蒂那種冷靜的風格。1952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書《黑皮膚，白面具》（Black Skin，White Masks ），探索了在白人主宰的世界中，黑人的「生活經驗」被投射到了他者的角色上。這本書充滿了激|情，一點兒都不冷靜，但也具有高度的現象學特徵。

這個觀念也是哈維爾1978年向帕托什卡致敬的著名文章《無權者的權力》（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的中心思想。哈維爾寫道，在專制國家，人們會不知不覺中被收編。他舉了一個例子：一個蔬果零售商從公司的總部領到一塊印著標準信息的告示牌，按要求，他要把它放在窗口，而他也這樣做了，雖然他根本不在乎其信息，但他知道，如果他不這麼做，接下來就可能會發生各種不便。看到這條布告的客人，並不會有意識地去注意它，反正在他自己的辦公室也有一個同樣的牌子。但這是否意味著布告牌是無意義的和無害的？不，哈維爾說。每塊布告牌都促成了一個讓思想和個人責任的獨立性被悄悄吞噬的世界。實際上，這些布告牌來自海德格爾的「常人」，而他們也在幫助將其維持下去。在全國各地，即使在最高層人物的辦公室里，人們既受到體制之害，又在延續著它，同時告訴自己，這一切都不重要。這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自欺、平庸的巨型結構。每個人都「參与並被奴役著」。

葬禮之後，緊接著發生了另一次在現象學歷史上頗具傳奇色彩且佔有重要地位的檔案偷運活動。一群帕托什卡之前的學生和同事，在克勞斯·內倫（Klaus Nellen）、伊凡·赫瓦季克（Ivan Chvatík）與波蘭哲學家剋日什托夫·米哈爾斯基（Krzysztof Michałski）的領導下，安排西方學者和外交官把他的論文複印件輪番帶出國，每次往返布拉格時就帶一些出來，就這樣，複製的檔案一點點地在維也納的人類科學研究所重新組合到了一起，而原件則仍然藏在布拉格。帕托什卡的記憶今天仍然保留在這兩個城市的研究所中。與維也納那家研究所有工作聯繫的學者保羅·利科（Paul Ricœur）這樣總結他的遺產：「對這個人的無情迫害證明，倘若發生人民身陷絕境的情況，在哲學上呼喚主體性，就成了公民對抗專制者的唯一依靠。」

出版方聽到漢普特斯西斯公園的故事後，更加高興，也很樂於去宣傳一個如此誘人的概念：某個年輕帥氣的流浪者晚上睡在樹下，白天去博物館莊嚴的穹頂下寫作。所以，當記者們誤以為威爾遜是在露宿街頭的情況下寫出這本書時，沒有人去糾正他們——事實上，他現在其實住在諾丁山的一間公寓里。首印的5000本幾個小時內迅速賣光。評論家們讚不絕口。《笨拙》周刊登了一篇幽默https://read.99csw.com文章，展現了藉著「從我們讀過的書和一些還沒寫出來的書中頻繁引用的語錄」，路易斯·卡羅爾的艾麗絲如何鑽入鏡中世界，從局外人變成了局內人。她這麼做之後，「存在主義變成了不存在主義，用斯瓦米先生的話說便是，多數人變成了更多數人」。

從1954年至1962年，阿爾及利亞爭取民族自決權的這幾年，帶來了巨大的痛苦，造成了深重的災難。而且，流血事件還蔓延到巴黎，導致一些支持獨立的示威者在城市中心被殺害。法國針對阿爾及利亞平民的酷刑和處決，引起了廣泛的恐懼。加繆雖忠誠於他的母親，但也反對當局的暴行。薩特和波伏娃在支持阿爾及利亞解放運動方面則更加一心一意，積極地開展活動，並且為講述遭受酷刑的阿爾及利亞人的書（以及由他們寫的書）撰寫了雄辯動人的文章。薩特在為亨利·阿萊格（Henri Alleg）的《問題》（The Question ）所作的序言中寫道：「任何人，任何時候，都可能發現自己既是受害者，也是劊子手。」這影射的是加繆的早期文章《既非受害者，亦非劊子手》。如果說薩特和波伏娃之前沒有跟加繆鬧翻的話，現在可能也會因為阿爾及利亞的局勢而鬧翻了。

在這些虛構作品出現的同時，另一種新的非虛構作品出現了，而它們的創作者也是一種新類別：作為存在主義叛逆者的社會學家、心理學家或哲學家。1950年，大衛·里斯曼（David Riesman）用他對現代異化性的研究《孤獨的人群》（The Lonely Crowd ）首開先河。1956年，又湧現出了大量作品，包括歐文·戈夫曼（Irving Go man）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威廉·懷特（William Whyte）的《組織人》（Organization Man ）和保羅·古德曼（Paul Goodman）的《荒謬地長大》（Growing Up Absurd ）。不久之後，存在主義非虛構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作品也橫空出世了，而作者正是保守派中的一員：漢娜·阿倫特。1963年，她在《紐約客》上發表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Eichmann in Jerusalem ）一文，后又將其豐富成為一本書。這篇文章主要講的是猶太大屠殺的組織者阿道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接受審判的事件。在旁聽了審判，並觀察到了他那種茫然的怪異反應后，阿倫特將他解釋為一個終極版的穿灰色西裝的人。在她看來，他是一個毫無頭腦的官僚，受制於海德格爾所謂的那種「常人」，完全失去了人類的全部個性和責任。她將這種現象形容為「惡之平庸」。她的解讀，以及書的啟發內容，都引發了爭議，但也讓當時正處於道德恐慌中的讀者十分著迷。不過，他們恐慌的不是極端信仰，而是其對立面：面目模糊、毫無頭腦的順從性。在一定程度上為了驗證阿倫特的著作，斯坦利·米爾格倫（Stanley Milgram）和菲利普·津巴多（Phillip Zimbardo）等研究人員完善了實驗，進一步探索了人們在遵守命令方面可以走多遠。結果令人震驚：看起來，如果有一個足夠權威的人物命令的話，似乎每個人都願意給別人施加酷刑。

喬治·奧威爾出版於1949年的小說《1984》，則在順從者文化和技術控制之間建立了一種關鍵聯繫；現在，其他一些作家注意到了這個主題。戴維·卡普（David Karp）那部少有人知的小說《一個人》（One， 1953），就設定在一個強制執行心理一致性的社會中。主角身上被檢測到了個人主義的跡象，雖然十分微弱，連他自己都沒注意到，但是國家還是逮捕了他，並溫和但強制地對他進行了再教育——沒有暴力對峙，而是一種舒緩的醫療過程，不過，也才顯得更加可怕。

捷克政府立即開始抓捕憲章的簽署人。1977年1月至3月期間，他們把帕托什卡帶到盧津監獄進行定期訊問。對他的審訊並不是暴力性質的，但更折磨人，因為審訊通常會持續一整天，目的是故意使他疲憊不堪，毫不體諒他的虛弱身體。哈維爾曾在囚犯等候室里看見過他一次。在審訊開始前，他們要在這裏坐著等，目的在於加重他們的焦慮，但帕托什卡似乎不為所動，仍然和他暢談哲學。

艾麗絲·默多克鼓勵了他們。她自己第一次接觸到薩特后，便激動不已。1945年，她在布魯塞爾為難民組織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UNRRA）工作時，曾去城市裡聽了他的講座，還請他為她買的《存在與虛無》簽了名，她寫信給一位朋友說：「太興奮了——自從小時候發現濟慈、雪萊和柯勒律治以來，還不記得我有這麼興奮過。」雖然後來她基本上拋棄了存在主義，不過眼下，她卻做了很多事情來宣傳它。她發表過相關演講，在1953年寫了第一本關於薩特的書，把存在主義的辭藻用在了她自己的第一部小說《網之下》（Under the Net ）中，甚至還親自做表率，以雙性戀者的身份縱情地沉浸在自由性|愛中。

薩特這個「在處境最困難之人的眼中」的觀念，與列維納斯「面向他者的倫理學」一樣激進。在一些人看來，將道德交給眾多的人類目光和個人視角來審視，會引發混亂，失去進行真正革命的可能性。薩特忽視了這種路線，表明了他自己還是從前那個獨行其是之人。他再努力，也不可能成為合格的共產主義者。

正如梅洛-龐蒂在他的《薩特與極端布爾什維克主義》中指出的那樣，薩特本人並不堅持他自己的原則。面對在蘇聯監獄中那些處境困難之人的凝視，他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不重視他們指責的目光，還給出了為什麼他們可以被無視的理由。不過，或許「凝視」這個概念本來也不是為了始終都能說得通。就像列維納斯或薇依的倫理哲學一樣——理論上講，他者的凝視對我們提出的要求在程度上是無限的——一個理想並不會因為不可能堅持，就變得不那麼鼓舞人心。

早在1948年時，他就曾寫過一篇題為《黑皮膚的俄耳甫斯》（Black Orpheus ）的文章。這篇文章最初是作為桑戈爾（Léopold Senghor）的《新黑人與馬達加斯加詩歌》（Anthology of New Black and Malagasy Poetry ）的序言發表的，在文中，薩特描述了由黑人和后殖民時代的作家創作的詩歌，如何經常翻轉了他們的壓迫者那種固定、評判的「凝視」。從現在開始，他說，歐洲白人不能再厚顏無恥地評估和執掌這個世界了。相反，「這些黑人正在看著我們，我們的目光回到了我們自己的眼睛中；反過來，黑色的火炬點亮了世界，我們的這些白色頭顱只不過是在風中搖擺的中國燈籠。」（那段時間的薩特，仍然在打磨他的比喻。）

賴特將薩特和加繆的哲學應用在了美國黑人的經歷上后，帶來了一本有趣的書。不過，這部作品也有一些不足之處，而且如果好好編輯一下的話，書中的思想本可以更有力地傳遞出來，但是賴特的編輯和代理人，更傾向於削弱這本書的思想性，就像波伏娃的《第二性》被翻譯成英語時那樣。出版界覺得，賴特這樣的作家就該寫些簡單、質樸的東西，而不是再造一本類似《噁心》和加繆的《局外人》的思想性作品。賴特很不情願地修改了他的著作，削減了其中的哲學性內容。就在他進行這項痛苦的工作時，一本新小說寄到了他的郵箱中：拉爾夫·埃里森（Ralph Ellison）的《隱形人》（Invisible Man ）。這本書也講述了一個感覺異化的黑人從默默無聞到獲得真實性的過程，但是風格比賴特的小說輕鬆，也沒有包含法國哲學，所以賣得更好，並且獲得了國家圖書獎。

與許多其他人一樣，1929年，帕托什卡聽到這位偉大的人在巴黎演講之後，首次發現了胡塞爾的哲學。1933年，像薩特去柏林一樣，他也轉學到弗萊堡，並成為胡塞爾圈子中最受歡迎的人之一，而且還跟著海德格爾學習過。胡塞爾甚至給了帕托什卡一個馬薩里克最初送給他的誦經台，帕托什卡寫道，這使他感到被指定為這一傳統的繼承人。回到布拉格后，他竭盡全力使大學成為現象學研究的中心。

哈，但是這些事情，確實有人在關心，在那些自由和真實性受到威脅的地方就可以找到他們。其中一個這樣的地方是1968年及之後的捷克斯洛伐克。當巴黎學生將薩特看作一個珍貴的老古董時，年輕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正在閱讀他，就好像他的作品剛剛從出版社發行。當時正值「布拉格之春」，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ček）政府正試圖變得更自由和開放。但正如十二年前的匈牙利，這場實驗被蘇聯的軍隊阻止了。而這也最終讓薩特和波伏娃不再支持蘇聯。

《局外人》當然是一本古怪的書，暴露了對原始內容倉促和片面的解讀。然而，它卻有著獨特的風格和堅定的信念，深刻地影響了很多讀者——特別是那些像威爾遜本人一樣，未能有幸接受正規教育，但聰明而自信，渴望去探索文化觀念和質疑世界的人。這是一本為局外人寫的關於局外人的書。我父親便是這樣的一位讀者，他當時也是一個英格蘭中部的男孩，而且和威爾遜出生在同一年，與他有著同樣的好奇心和樂觀精神。父親告訴我，在戰後英國的灰暗時期里，《局外人》是為數不多的光源之一。

不過，薩特沒有讓這次襲擊中斷他的活動：他和波伏娃繼續在示威遊行上發表講話，撰寫文章，併為那些被控恐怖主義活動的人提供證據，以示支持。根據朗茲曼的說法，他們會在半夜起床，拚命地打電話，為即將被處決的阿爾及利亞人爭取緩刑。1964年，薩特拒絕了諾貝爾文學獎，說他不想放棄他的獨立性，並強烈譴責委員會只傾向於把獎項頒給西方作家或反對共產主義的僑民，而不頒給那些來自發展中國家的革命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