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茨做到了海德格爾只從哲學上思考過的那些事情：他一輩子都住在梅斯基爾希，工作也在同一家銀行，從未遠離過自己的家。他還保持了家族宗教的信仰。當地人眼中的他是一個活潑和幽默的人，儘管有點兒口吃，但在梅斯基爾希一年一度的「愚人周」（Fastnacht week）上——四旬節前的一個節慶活動，特色是用各種好笑的方言雙關語發表演講——他可是固定的主角。

稍後還有一個驚喜而美麗的時刻。船從杜布羅夫尼克海灣出發，返回義大利時，一群海豚迎著夕陽，在船邊嬉戲著游來游去。海德格爾看入了迷。他想起了在慕尼黑文物博物館看到的一個杯子。那個杯子出土于埃克塞基亞斯（Exekias），年代為公元前530年左右，杯子的側面上繪有狄俄尼索斯乘坐一艘纏繞著葡萄藤的船航行，海豚從海中躍出的情景。海德格爾匆忙拿出他的筆記本——但他寫下這一景象時，慣常的那種封閉語言又冒了出來。就如杯子「停留在它被製造出來的邊界中」一樣，他總結說：「西方和現代文明的發源地也是如此，在其如島嶼般的本質中安全牢靠，保留在旅居者的回憶性思維中。」就連海豚也得被趕到一片聚居地當中。

英國哲學家理查德·沃爾海姆（Richard Wollheim）則換了一種表達方式。他寫道，死亡是我們的大敵，不僅僅是因為它剝奪了我們將來可能做的所有事情和會經歷的所有快樂，而是因為它永遠地剝奪了我們經歷任何事物的能力。它讓我們無法再繼續做海德格爾所謂的那塊讓事物顯現於其中的林中空地。因此，沃爾海姆說：「它把現象學從我們身上奪走了，可一旦品嘗過現象學之後，我們已經對它產生了一種無法放棄的渴望。」有過對世界的經驗，有過意向性之後，我們想永遠將其繼續下去，因為對世界的經驗就是我們的本質。

薩特又一次為一個和他鬧翻的朋友寫了篇訃告，並刊登在了《摩登時代》的特刊上。這篇同樣周到而大度的訃告，成了我們了解二人之間的友誼和分歧的基本來源。薩特提到，不久前他在巴黎高等師範學校發表演講時，曾和梅洛-龐蒂見過一面。梅洛-龐蒂來聽他的演講，過後還說希望他們可以繼續保持聯繫，讓薩特很是感動。但他的反應有些遲緩（據他說是因為患了流感，腦子昏昏沉沉的），讓梅洛-龐蒂大吃一驚；「他沒有說感到失望，但有一瞬間，我覺得他臉上的表情有點兒難過。」不過，薩特感到很樂觀：「『一切還跟以前一樣，』我告訴自己，『一切都將重新開始。』」幾天後，他聽說梅洛-龐蒂去世了。

在《傑克遜的困境》中，她筆下的角色貝內特（Benet）也在寫一本關於海德格爾的書，而且和默多克一樣，他進行得也很吃力。他猜測，這種艱難是不是源於他無法確定自己對海德格爾的真實看法。他的有些方面很吸引他，但另一些方面又讓他厭惡：比如納粹主義，對荷爾德林的盜用，以及無情地「將哲學詩意化，丟棄了真理、善良、自由、愛、個人，而這一切，恰恰是哲學家應該去解釋和捍衛的」。他懷疑，是不是海德格爾身上危險的某一面吸引了他，而他貝內特的靈魂中事實上也深深地掩藏著這一面，所以他才無法審視甚或除掉它。當他思考海德格爾時，他是在思考什麼？後來，他再次翻閱了他的海德格爾筆記，並說道：「我很渺小，我無法理解。」

對科利德藍和酒精的長期成癮，確實給他造成了很多困難，但他的寫作之所以停滯，還因為用那隻好眼看了那麼多年東西后，這隻眼現在也快瞎了。不過，他仍然可以看電視，能看到晃動的影子，能聽清對話。1976年，他看了一個很長的紀錄片節目，講的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主題：讓-保羅·薩特。為慶祝這部以幾年前拍攝的採訪為基礎製作的《薩特自述》（Sartre par lui-même ），米歇爾·龔達又對薩特進行了一次採訪，以配合其播出。薩特告訴龔達，不能寫作奪走了他存在的理由，但他拒絕為此傷心。

作為一輩子的默多克迷，我曾故意選擇不去讀《傑克遜的困境》，因為我覺得書中流露出的疾病徵兆，會讓我很難過。但現在讀來，我卻驚訝地在其中發現了這樣一段熟悉到離奇的描寫，這說的不正是我自己對海德格爾的感受嗎？確實，我發現整本書都很動人，也發人深省。在這最後一部小說中，默多克讓我們窺見了一個正在失去其一致性和聯結性的心靈（或此在），卻依然擁有——竭盡人力之所能——去將它的經驗轉化為文字的能力和這麼做的強烈渴望。這是薩特、波伏娃、梅洛-龐蒂及本書中的每個人，甚至包括海德格爾，都共有的現象學渴望。九九藏書

在他的最後幾個月里，伴侶、戀人和門徒們輪流照料著他：西蒙娜·德·波伏娃，他的年輕伴侶阿萊特·埃凱姆-薩特（Arlette Elkaïm-Sartre，為給予她法定權利，他把她收作了女兒），和他的長期戀人米雪爾·維昂。他還有了一個年輕的新秘書兼助理班尼·萊維，此人主要是協助他的寫作，但也可能對他施加了過分的影響——至少，有些人相信這一點。因為萊維是一個有著堅定看法的人，並且他對自己的猶太人身份也十分狂熱。他可不是那種願意不露鋒芒之人，甘願當個默默無聞的抄寫員。

薩特去世后，西蒙娜·德·波伏娃活了整整六年，幾乎一小時都不差。

雅斯貝爾斯逝世四年多后，1973年10月8日，同樣將人生視為一段不斷超越熟悉事物之旅的哲學家加布里埃爾·馬塞爾，也去世了。對於他和雅斯貝爾斯來說，人類本質上都是流浪者。我們永遠不會擁有任何東西，永遠無法真正在某個地方安定下來，即使一輩子都待在一個地方也一樣。我們，正如他某部散文集的名字所說的那樣，一直是Homo viator——旅者人。

與此同時，在20世紀70年代，薩特的身體官能進入了一段漫長而又令人沮喪的衰退，逐漸影響了他的工作能力。在他的文件中一頁未標日期的紙上（可能寫於1969年7月登陸月球后不久，因為頭兩個字是「月亮」），他言簡意賅地記錄了他已經有五個月沒寫過東西的悲哀事實，並列出了他仍然想完成的計劃：福樓拜的書，一篇關於丁托列托（Tintoretto）的傳記文章，以及《辯證理性批判》。但他不想寫，而且擔心他再也不會想寫了。對於薩特來說，不寫作就跟沒活著一樣。他寫道：「好些年以來，我都沒有寫完任何東西。我不知道為什麼。好吧，我知道：因為科利德藍。」

1959年6月23日，鮑里斯·維昂因心臟病發作去世，年僅39歲。當時，他正在一家電影院出席一部電影的首映式，但他很不喜歡這部根據他的小說《我唾棄你的墳墓》改編而成的電影，便坐在座位上開始抗議，接著他便暈倒了，最終在去醫院的路上逝世。

後來，吃完午飯、看完酒店的民間舞蹈表演后，他們去了蘇尼翁岬角上的波塞冬神廟——海德格爾終於找到他一直在找的那個希臘。泛著白光的遺迹堅定地聳立在岬角上；海角上光禿禿的岩石將神廟推向了天空。海德格爾注意到，「這片土地的這種單一姿態，暗示了神聖的無形切近」，然後又評論說，儘管希臘人是偉大的航海者，但他們卻「知道如何在這個世界中定居和劃界，來提防那些非希臘人」。即使是現在，被大海包圍著的海德格爾，也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封閉、束縛和約束的意象。他從來沒有像胡塞爾那樣，從貿易和開放性的角度去思考希臘。他還繼續被現代世界的入侵連同其他遊客按快門的可憎聲音搞得惱火不已。

列維納斯的思想對班尼·萊維有所影響，所以這可能就是為什麼《現在的希望》中有很多思想聽起來有列維納斯的味道。如果確實如此，那麼這可以算是列維納斯和薩特之間又一次有趣的間接接觸了。他們幾乎不認識對方，想法也常常有著雲泥之別，但他們的人生軌跡卻在一些重要節點上交會過。差不多半個世紀以前，在煤氣燈酒吧聊完杏子雞尾酒後，薩特在巴黎買了一本列維納斯的書。隨後，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他們曾就噁心和存在寫下過極其相似的著述。現在——或許在他們誰都不曾承認或反思過這個事實的情況下——通過萊維，他們的思想又再次被拉近了，而且近得甚至有些出人意料。

起初，海德格爾的恐懼得到證實：希臘沒有一處讓他滿意。他在筆記本上寫道，奧林匹亞成了一大片「供美國遊客住宿的酒店」，搞得這裏的風景都無法「釋放其土地、海洋和天空中的希臘元素」。克利特島和羅得島也沒好到哪裡去。因此，他不願混在一群度假者中到處閑逛，而是更願意待在船上讀赫拉克利特。初見雅典時，他討厭極了這個煙霧瀰漫的地方，不過倒是挺喜歡一大早被朋友開車送到雅典衛城上，因為那會兒遊客們還沒有抱著相機出現。

不過最後，他還是去了。1962年，他乘船遊覽了愛琴海，同行的有埃爾芙麗德和一個名叫路德維希·赫爾姆肯（Ludwig Helmken）的朋友——這位律師兼立場中間偏右的政客，曾在1937年加入納粹黨，因而有著至少和海德格爾一樣尷尬的歷史。他們的遊覽從威尼斯起航，沿亞得里亞海南下，去了奧林匹亞、邁錫尼、伊拉克利翁、羅得島、得洛斯、雅典和德爾菲，最後返回義大利。

其他的健康問題也越積越多；他中了風，記憶開始衰退，牙齒也有了問題。有些時候，他的精神似乎已經完全恍惚。一次神志不清時，波伏娃曾問他在想什麼。他回答說：「什麼也沒有。我不在這兒了。」他總是把意識描述為一種虛無，但實際上，他的腦袋裡總是擠滿了言語和觀念。以前的他每天都在往外傾倒工作，就彷彿他已經滿了，需要卸貨一樣。可現在，雖然他還有很多話要說，但用來說話的能量似乎已經快要耗幹了。那些照顧他的人心裏開始暗暗希望，他可以迅速而沒有痛苦地死去——或者如他的朋友奧利維爾·陶德說的，像加繆那樣。看著他這樣慢慢垮下去太讓人難過了，陶德寫道：「薩特，小夥伴，不要這樣對我們啊！」但薩特還在繼續戰鬥著，用他偉岸的公眾形象，繼續撬動著那具倔強、瘦小的身軀。

在《傑克遜的困境》的最後一幕中，書名中的角色，也就是貝內特的僕人傑克遜，坐在橋邊河岸的草地上，看著一隻蜘蛛在草葉之間結網。他彷彿與貝內特融為了一體，也突然產生了那種一切都在悄然溜走的感覺。他說，有時候他會感覺到某種轉變，或者是呼吸和記憶的喪失。難道他只是誤解了正在發生的事？這是一個夢？「對於什麼是必要的九_九_藏_書，我已經走到了盡頭，一個已無路可走的地方。」

那一年，還有一個人也英年早逝了。1960年11月28日，在巴黎，理查德·賴特因心臟病發作，不治身亡，時年52歲。他的一些朋友以及他女兒，懷疑他有可能是被中央情報局暗殺的：因為他死前不久，有人曾看到一個神秘女人從他的房間走出來。多年以來，美國政府確實曾一直騷擾和阻撓他，但自從1957年因感染阿米巴痢疾而導致肝臟出問題之後，賴特的身體狀況便一直很糟糕，而更於事無補的是，他還在一直服用鉍鹽——這本來是一種替代性療法，沒承想卻導致了他金屬中毒。

在這些年間，她繼續擔任著《摩登時代》編輯委員會的領導，開會地點就在她的家裡。她不但繼續閱讀手稿、書寫信件，還幫助了很多年輕作家，尤其是很多女權主義者。其中之一是美國人凱特·米利特（Kate Millett），她每年都會去波伏娃的巴黎公寓拜訪，根據她的描述，這間公寓里，擺滿了書和朋友們的照片（「薩特、熱內、加繆和其他人」），以及「一些模樣可笑的沙發，50年代的那種風格，上面擺著天鵝絨的墊子，在她買來和裝飾的那一年，這些很可能是爆款吧」。米利特評論道，波伏娃的卓越之處，在於她不折不扣的正直，在於她「有一種令人難以想象的特質，一種道德威信」。

薩特生活的最後階段，至今仍然謎團重重。他表達的似乎都是一些明智和動人的觀點，不是讚美和睦的關係，就是在頌揚非暴力——然而，這個普通的新薩特身上，似乎缺了些什麼。《現在的希望》可以被解讀為某種提醒，讓我們想起他早期作品中那些令人振奮（和令人震驚）的東西——錯誤、徹底的漠然、好鬥的態度、書寫狂及其他一切。不過，也許我正在做的恰恰就是他和波伏娃對加繆做的事：哀悼舊版本的他，而把更新版的他貶斥為了錯誤。或許，他是意識到了自己的衰微，所以才開始用更溫和的眼光來看待這個世界。

然而，這些書雖然有著更濃重的憂鬱色彩，但也展示了她在「對生活驚奇」方面具有的卓越天分。在《老年》中，她寫到了一張攝於1929年的老照片，看著照片中那個站在香榭麗舍大街上，「戴著鍾形帽、穿著翻領上衣」的自己，她驚訝地感到，曾經一些似乎自然而然的東西，現在再看時卻是那樣陌生。在《歸根到底》中，她描述了午睡醒來后，感到一種「孩童般的驚訝——為什麼我是我自己？」每個人的每一個細節都似乎難以置信——為什麼那個特定的精|子遇上了那顆特定的卵子？為什麼她生來就是女性？有太多的事情本可以大相徑庭：「我本有可能沒遇到薩特；什麼事情都本可能發生。」

他沒有讓自己的怨氣耽誤他的研究工作，在晚年繼續沿著他思想的山路上上下下。他大部分時間都待在托特瑙山上，接待朝聖者的來訪，但有時也會接待一些更多持批評態度的訪客。猶太詩人、集中營倖存者保羅·策蘭（Paul Celan）的來訪就屬於後者。1967年7月，他從所在的精神病診所獲准暫時離開，到弗萊堡做了一次朗讀會，而會場正是海德格爾發表納粹校長就職演說的那個禮堂。

一年之後，1961年5月3日，看起來還和以前一樣纖瘦、健康的梅洛-龐蒂，因突發心臟病去世，享年53歲。當時，他正和朋友們在他位於聖米歇爾大道上的家裡聊天，聊了一會兒之後，因為第二天要發表一篇有關笛卡兒的演講，梅洛-龐蒂把他們丟在客廳，自己起身去了書房，想把一些筆記弄完。他再也沒有回來。

但不幸的是，這就是我們能得到的待遇。我們之所以可以品嘗現象學，就是因為它有一天會從我們身邊被帶走。我們騰出我們的空間，而森林則再次將其收回。唯一的安慰是，我們曾透過樹葉看見了光，我們竟然曾擁有過這種美好：有一點兒總比什麼都沒有強。

1969年時，她曾寫過一篇文章，兩年以後以《八十歲的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 at Eighty）為題發表在了《紐約書評》上。她在文中提醒新一代的讀者，20世紀20年代，海德格爾在馬堡那個「迷霧的洞穴」中對思考的呼喚，曾讓人們興奮不已。但她又問道，為什麼他在1933年以及之後卻沒能適當地對他自己進行思考。不過，她沒能回答自己提出的問題。正如雅斯貝爾斯曾用海德格爾是個「做夢的男孩」這個理由輕易將他放過一樣，阿倫特也以一個過於寬容的評價結束了文章，說他就像古希臘哲學家泰勒斯，這位不諳世事的天才之所以掉到井中，是因為他太忙於看星星，沒有注意到面前的危險。

雖然賴特後來幾乎已經不再寫小說，但仍會寫一些隨筆和辯論性文字，並且喜歡上了日本的俳句。他的晚期作品中，有一系列曼妙的小詩，寫的是桃樹、蝸牛、春雨、暴風雲、雪、被雨淋濕后看起來更小的雞仔——還有一個黑人男孩的捲髮中粘著的一顆小小的綠蒼耳。

海德格爾十分欣賞策蘭的作品，所以竭力讓策蘭在弗萊堡有種賓至如歸之感。他甚至還請一位書商朋友走訪城裡的所有書店，確保他們把策蘭的書擺在櫥窗前面，好讓詩人在步行穿過城裡時能看到。這是個動人的故事，而考慮到這是我找到的有關海德格爾做過友善之事的唯一有據可查的例子，就更感人至深了。他參加了朗讀會，第二天還帶策蘭去了小木屋。詩人在賓客簿上簽名留言，並針對這次拜訪寫了一首謹慎、費解的詩，名字就叫《托特瑙山》。九_九_藏_書

我參觀的那天，剛剛有人在三個墳墓上擺放了水仙花，馬丁和埃爾芙麗德的墓碑上還有少量鵝卵石。而在他們的墓碑和馬丁父母的墓碑之間，立著一尊神氣活現的小天使石雕——一個盤著腿、閉著眼，正在做夢的小男孩。

梅洛-龐蒂長眠在了拉雪茲神父公墓的家族墓地中，與他母親以及妻子蘇珊娜（2010年去世）葬在一起。這座公墓位於巴黎的另一端，與安葬著薩特和波伏娃的蒙帕納斯公墓遙遙相望。現在，我們還可以在公墓最安靜也最少有人經過的角落裡，找到周圍樹木環繞的梅洛-龐蒂墓。

薩特很習慣與西蒙娜·德·波伏娃那種親密的寫作合作關係，但現在，波伏娃卻首先站出來，認為萊維對薩特施加了過多影響。雷蒙·阿隆也說，《現在的希望》中的那些思想，合理到了連他都可以認同的地步——他是在暗示，這個跡象可以確鑿無疑地表明，它們不是薩特真正的想法。

1929年，薩特在離開巴黎高等師範學校前，和阿隆約定，后死的那個人要在學校的校友雜誌上為先死的那個人寫一篇訃告。阿隆比薩特活得更久，但他沒有寫那篇訃告，而是在《快報》（L'express ）發表了一篇有關薩特的文章，解釋了他為什麼選擇不再遵守他們的約定：時間已經過去太久，他認為，承諾已經失效了。後來在一次採訪中，他又評論道，儘管在加繆和梅洛-龐蒂去世的時候，薩特都為他們寫了「感人的文章」，但他很懷疑，如果他要是比薩特早死，薩特會為他寫訃告。他為什麼這麼想，我們無從得知。確實，由於迥異的政治觀點，二人的關係比其他那些都惡化得更厲害。但我想，不管怎樣，薩特一向不吝辭章，他總應該能找到些好話，在訃告中表達一下對阿隆的讚賞。

和薩特領養阿萊特·埃凱姆-薩特一樣，波伏娃也收養了她的伴侶和繼承人、與克勞德·朗茲曼和其他朋友一起照顧她的西爾葳·勒龐·波伏娃（Sylvie Le Bon Beauvoir）。波伏娃飽受肝硬化的折磨，這與多年的重度飲酒不無關係。1986年3月20日，她因相關的併發症住進了醫院，但在術后的恢復過程中，肺部又出現了瘀血，經過幾個星期的抗爭，她最後陷入昏迷，於1986年4月14日離開了這個世界。

對很多人來說，海德格爾似乎是一個謎，對她來說，也是如此。毫無疑問，海德格爾這個人讓她很感興趣，比如在她的小說中，很多主角就都是那種魅力四射、時而還很危險的大師型人物。不過更重要的是，她對薩特失去興趣很久之後，她的注意力還一直被他的哲學吸引著。海德格爾將心靈比作林中空地的意象尤其讓她著迷，她覺得這很美（我也是）。

馬丁·海德格爾旁邊的另一個墳墓里，埋葬著他的弟弟弗里茨。戰爭期間，他曾保護過馬丁的手稿，而且還和埃爾芙麗德一起，在一生中為海德格爾提供了許多文秘工作和其他方面的支持。

閱讀海德格爾對這次乘船遊覽的描述，我們可以瞥見當世界不符合他的先入之見時，他是如何回應的。他聽起來很不滿，並且只選擇看到那些他準備看到的東西。當希臘讓他驚訝時，他就進一步把自己寫入他對事物的私人願景中；當它符合這個願景時，他就謹慎地予以贊同。他對來希臘旅行感到緊張是對的：因為這沒有帶出他最好的那一面來。

1980年3月19日晚上，有好幾個小時，他都獨自一個人待著——這種情況很少發生——結果在這期間，他開始呼吸困難，最終昏了過去。被送往醫院后，他在那裡又挺了將近一個月。不過，即使在他彌留之際，記者和攝影師也不放過他，有的記者還冒充護士，進入了他的房間，有的攝影師跑到對樓的屋頂上，用變焦鏡頭隔著窗戶拍到了他。4月14日晚，他因腎臟衰竭和壞疽陷入昏迷后，于第二天最終逝世。

也許紀念卡爾·雅斯貝爾斯離世的最好方式，是重溫一下1966年到1967年的一個系列廣播節目中，他談論自己人生的一次講話。他回憶了他在北海邊上度過的童年，特別是與他父母到弗里西亞群島上度假的情景。某天晚上，在諾德奈島上，他的父親牽著他的手，一起走到了海邊。雅斯貝爾斯說：「潮退了，我們在新鮮、乾淨的沙子上散著步，對我來說，那真是不可思議，太難忘了，再走遠一點，再走遠一點，潮位非常低，我們走到海邊后，那裡躺著水母、海星——我著了魔。」從那時起，海便總會讓他想到生命本身的尺度，沒有任何穩固或整體的東西，一切都處在永恆的運動之中。「所有那些牢固的東西，所有那些井然有序的東西，比如有一個家，比如不受風雨侵襲：絕對必要！但是另一個東西的存在，海洋的無限性——這個事實解放了我們。」雅斯貝爾斯繼續說，對他而言，這就是哲學的意義：要超越那些堅固和靜止的東西，走向更浩瀚的大海中，那裡的一切都在恆常運動著，「哪兒都沒有陸地」。這就是為什麼對他來說，哲學總是意味著一種「不同的思考方式」。

海德格爾喜歡接待旅行者，但他自己從來都不是什麼「旅者人」。他對大眾旅遊非常蔑視，認為這是現代「沙漠般」存在方式的癥狀。不過，在後來的人生中，他逐漸喜歡上了去普羅旺斯度假，並且曾焦灼地考慮過是否應該訪問希臘的問題——考慮到他對神廟、裸|露的岩石以及赫拉克利特、巴門尼德、索福克勒斯的長期痴迷，希臘是個顯而易見的目的地，不過這也恰恰是他很緊張的原因：因為這關乎太多東西了。1955年時，他都準備要和朋友凱斯特納（Erhard Kästner）一起去了，連火車票和船票都已經訂好，但在最後一刻，他卻打了退堂鼓。五年後，兩個人又計劃了一次希臘之旅，但海德格爾又退出了。他寫信給凱斯特納，說事情可能以後也還會是這個樣子。「不看到希臘，我才有可能去思考這個國家的某些事情……只有待在家裡，才最適合專註思考。」

1975年12月4日，漢娜·阿倫特因心臟病發作去世，享年69歲。她留下了一部厚度堪比薩特作品的遺稿，后經她的朋友瑪麗·麥卡錫（Mary McCarthy）編輯，最終以《精神生活·思維》（The Life of the Mind ）為題出版。在海德格爾這個謎團上，阿倫特從未做ｒead.99ｃsｗ.cｏｍ出一個決斷。有時候，她會譴責這位曾經的情人和導師；有時候，她又努力為他的聲譽平反或者幫助人們了解他。去歐洲訪問時，她曾見過他幾次，並且試著幫他和埃爾芙麗德在美國出售《存在與時間》的手稿來籌錢（但失敗了）。不過，他的一些思想要素，始終在她的哲學中佔有重要地位。

有位哲學家曾被認為在年輕時便會死於心臟病，但並沒有，這個人就是卡爾·雅斯貝爾斯。結婚時，他警告格特魯德說，他們不能期望長久地在一起，也許只有一年左右。但事實上，他活到了86歲，於1969年2月26日去世——這天正好是格特魯德的生日。海德格爾隨後給她發了一封簡短的電報：「心懷敬意與同情，紀念早年的歲月。」她在同一天回復道：「對於早年歲月，亦有同感，我感謝您。」她活到了1974年。

在海德格爾看來，所有的哲學都與歸家有關，而最重大的回家之旅就是死亡之旅。在去世前，他與神學教授魏爾特（Bernhard Welte）有過一次談話。他提到說，儘管他早已不再信教，但他的願望是被埋在梅斯基爾希教堂公墓里。他和魏爾特都說過，死亡首先意味著回到家鄉的土地上。

波伏娃從克勞德·朗茲曼那裡得知了加繆的死訊。當時她正在薩特的公寓，顫抖著放下電話后，她告訴自己不要難過。好了，她自言自語道，你和加繆早就沒那麼親近了。接著，她站在薩特家的窗口，望著夕陽徐徐落在了聖日耳曼德佩教堂後面，但她既無法好好地哭一場，也沒能讓自己好受一些。她認為，她哀悼的不是剛剛去世的46歲的加繆，而是戰爭年代那位年輕的自由鬥士——一位他們早已失去的朋友。薩特也這麼覺得：對他們倆而言，真正的加繆是抵抗組織和《局外人》時期的那個加繆，不是後來那個。因為他的政治觀點，他們一直都沒有原諒他，不過薩特倒是在《法蘭西觀察家》（France-Observateur ）上發表了一篇充滿了溢美之詞的訃告，將加繆歸結為法國偉大的morolistes傳統的繼承人——這是一個不好翻譯的詞，意思既包含了英語中的道德主義者，也指人類行為和性格的好奇觀察者。薩特說，他用身上那種「頑固的人道主義，那種嚴格又純潔、樸素又感性的人道主義，向這個時代的事件發起了一場勝負未決的戰鬥」。同年，波伏娃在接受斯特茲·特克爾（Studs Terkel）為美國某電台所做的採訪時，總結道，加繆是倫理思想家，不是政治思想家——但她也承認，年輕人從這兩種途徑中都能獲益。

西蒙娜·德·波伏娃曾認為，人類的生活就是一出有關自由和偶然性的戲劇，無法言明、模稜兩可。如果說有什麼可以證明她這種看法中所蘊含的真理，那就是薩特的晚年。我們回溯他的衰弱過程，可以看到一個感情熾熱、喋喋不休的人是如何慢慢變成了他昔日的影子，他的全部視力和一些聽力、他的煙斗、他的寫作、他對世界的參与，全被剝奪了——到最後，如沃爾海姆所說，連他的現象學也被剝奪了。所有這一切都由不得他掌控。然而，他從來沒有把自己固化為一尊雕像：他一直在改變著他的思想，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

在我們的主要出場人物中，最長壽的是伊曼努爾·列維納斯，他去世於1995年12月25日，距離他的90歲生日還有不到三個星期。從1928年第一次發現胡塞爾，到他自己的職業生涯晚期，列維納斯在一生中基本上見證了現代現象學的大部分故事。不過，他在晚期時把哲學帶入了一片異常晦澀的領地，在繼續研究倫理學和與他者之間關係的同時，對傳統的猶太學術研究和《聖經》的文本釋義產生了越來越濃厚的興趣，搞得連他的擁護者也覺得他十分費解。

曾在我們故事里這個生氣勃勃、叮叮噹噹、忙忙碌碌、吵吵鬧鬧的存在主義咖啡館中出現過的一些最可愛的人，也是最早離開的人。

波伏娃痛不欲生，但她思想上的正直，禁止她改變自己的終身信念：死亡就是結束，是入侵的和可憎的事物，不是生命的一部分，沒有任何超越的可能。她寫道：「他的死亡確實把我們分開了。我的死不會讓我們再相逢。事情就是這樣。我們能夠和諧地一起生活這麼久，本身就已經美好至極。」

弗里茨的睿智，從他和哥哥的對話中可以窺知一二。比如他會開玩笑地說「此-此-此在」，既是在拿馬丁的術語開涮，也是自嘲他的言語障礙。從來沒有聲稱能理解哲學的他曾經說過，馬丁的研究只有21世紀的人才能懂，那時候，「美國人早已在月球上開了家巨大的超市了」。不過，他仍然兢兢業業地用打字機打出了他哥哥的作品，為這個對打字機感到不舒服的哲學家提供了很大幫助。（海德格爾認為打字毀掉了書寫：「它從人身上收回了手的根本地位。」）在這個過程中，弗里茨會溫和地提出一些修正建議，比如為什麼不把句子改短些？或者一個句子不是應該只傳達一個清楚的想法嗎？不過，他哥哥做何反應，沒有被記錄下來。

默多克去世於1999年2月8日。在此之前的幾年中，她患上了阿爾茨海默症，而她的最後一部小說《傑克遜的困境》（Jackson's Dilemma ），就展示了這種疾病出現的端倪。在寫作這部小說時，她決定放棄一本已耗費六年心血的哲學著作《海德格爾：對存在的追求》（Heidegger：the Pursuit of Being ）。遺留下來的打字稿和手稿版本，基本上是一堆毫無關聯的章節，在她死後，只有一部分最終被出版。

在海德格爾的寫作中，我們從來找不到雅斯貝爾斯那種廣闊無邊的海洋；也不會遇到馬塞爾那種不停遊走的旅行者，或者他「偶然遇到的陌生人」。1966年，《明鏡》（Der Spiegel ）周刊的記者曾問海德格爾，他怎麼看待人類有一天可能會離開地球去別的星球這種想法——畢竟，「哪裡寫著人就該待在這兒了？」——海德格爾聽罷，驚駭不已。他回答說：「根據我們的人類經驗和歷史，至少在我看來，我知道的是，一切至關重要和偉大的東西，都起源於這樣一個事實：人類有一個家，並且植根在一種傳統中。」

雖然比阿倫特大17歲，但海德格爾卻比她多活了五個月。1976年5月26日，他在睡夢中平靜地去世，享年86歲。

寫這個總結那會兒——書最終完稿於1963年3月——她仍然有23年的活頭。但波伏娃老容易過早地去思慮這些告別之詞。這類思考構成了她寫於1970年的研究性作品《老年》（Old Age ），以及1972年那部果真成了最後一卷的自傳《歸根到底》。

她被葬在了蒙帕納斯墓地的薩特旁邊。而且和薩特一樣，為方便日後的火化，她的遺體也被安放在了大棺材里的小棺材中。成千上萬的人湧上街頭，注視著她的靈車駛過，而一如當初薩特的靈車那樣，上面也高高地堆滿了花束。這場葬禮或許不如薩特的盛大，但仍有大量的哀悼者聚集在公墓入口處，造成了交通堵塞。守衛擔心太多人擠進來，不得不關上了大門，但一些人還是從柵欄和圍牆上翻了過去。在墓邊，朗茲曼朗讀了她自傳的第三卷《時勢的力量》（Force of Circumstance ）中一段反思死亡、生命和失去的文字。她是這樣寫的：九_九_藏_書

事實上，阿隆差一點兒就比薩特早死了：1977年時，他曾發作過一次心臟病。雖然逃過一劫，但此後他都一直感覺身體再未完全康復。1983年10月17日，他的心臟病第二次發作了。當時，他剛為朋友伯特朗·德·茹弗內爾（Bertrand de Jouvenel）在法庭上做完證——茹弗內爾被一名記者指控在戰爭期間包庇納粹同情者。阿隆上庭為他做證，主張指控不僅不實，而且罔顧歷史，未將法國人的生活在被佔領期間的道德複雜性考慮在內——從法院大樓走出來后，他突然倒在地上，當場死亡。

弗里茨·海德格爾於1980年6月26日去世，但直到最近幾年，他的生活才漸漸為人所知：一位傳記作者對他產生了興趣，並將他視為一個反馬丁式的人物——一份關於不是20世紀最傑出和最受憎恨的哲學家的個案研究。

在薩特生命的最後幾個星期里，《新觀察家》（Le nouvel observateur ）刊發了他和薩特間的一系列對話，後來它們又以《現在的希望》（L'espoir maintenant/Hope Now ）為題單獨結集出版。這些對話中展示出的薩特，罕見地對他早期支持蘇聯的觀點，對他寫於1946年的那本反猶太主義的書（萊維認為其有瑕疵），以及對他早期的暴力迷戀，表達了歉意。這個新薩特雖然還不信仰宗教，但似乎對宗教信仰的態度更為寬容。他還承認說，在政治方面，他是個愛做白日夢的人。他的語氣中充滿了悔過與挫敗感。一些與薩特關係親密的人認為，《現在的希望》展示的並非真正的思想轉變，而是一個脆弱的男人，在疾病和傷殘折磨下，變得很容易被人誘導。或許是預見會出現這類駁斥，在採訪中，萊維問薩特，他們的關係是否影響了他的思想。薩特沒有否認，但又補充道，他現在只能與人合作，不然根本工作不了。起初他認為，兩害相權的話，這總比不工作要好些，但現在，他卻認為這有積極意義，「兩人共創一種思想」。

她又繼續說，一個人的真實人生中，有盤根錯節的關係，有難以曆數的經歷，與這種豐富多彩的混亂相比，傳記作者在研究這個人時發掘出的任何一條信息，都只是九牛一毛。此外，取決於視角的不同，這些要素中的每一條都可能有不同的意涵：一句簡單的陳述，比如「我出生在巴黎」，就對每個巴黎人有著不同的意義，而這完全取決於他或她的背景和確切的處境。在這個複雜的視角網路中，一種共享的現實被編織了出來。但永遠不會有人理解這種神秘，她說。

四十多年來，他一直耿耿於懷，認為世界待他很不好。他的追隨者希望他有一天能斬釘截鐵地譴責納粹主義，可他從來都無動於衷，就好像他一點兒都不清楚人們需要聽到什麼一樣。不過，他的朋友比采特說，海德格爾完全明白大家在期待什麼，但這隻讓他感覺自己被誤會得更深了。

「向前，總是向前！」是存在主義者的呼喊，但海德格爾早已指出，沒有人會永遠向前。在《存在與時間》中，他把此在描述為在「向死而在」中尋找真實性，也就是說，在對死亡和界限的肯定中尋找真實性。他還著意證明存在本身不會出現在一個永恆、無變化的層面上，而是經由時間和歷史顯現出來。因此，無論在宇宙層面還是在我們每個人的生活中，一切都具有時間性和有限性。

他站了起來，但起身時，他感覺到了什麼：是那隻蜘蛛在他的手上爬。他把蜘蛛放回到它的網上，向河走去，然後過了橋。

海德格爾實現了他的願望。他現在就長眠于梅斯基爾希郊外的天主教堂墓地中，不過他的墓碑是世俗風格的，上面原本該雕刻十字架的地方，被一個小星星代替了，埃爾芙麗德在1992年去世后，同他合葬在了一起。另外兩個海德格爾的家族墳墓分別位於他們的左右，墓碑上都有十字架。三塊墓碑並列在一起，加上馬丁和埃爾芙麗德的墓碑比兩邊的又大，製造出一種怪異的效果，讓人聯想起了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情景。

六個多月之後，1960年1月4日，阿爾貝·加繆與出版商米歇爾·伽里瑪（他開的車）在車禍中喪生。汽車撞向一棵樹后，翻滾著撞到了另一棵樹上，發動機被拋到了樹的另一側，而加繆則從後窗中被甩了出去。在不遠處的爛泥中，人們找到了一個公文包，裏面有加繆的日記和一部未完成的手稿——《第一個人》（The First Man ），這是一部自傳體小說，講的是他在阿爾及利亞的童年生活。

另外兩位偉大的傳播者比他先去世：翻譯過薩特的黑茲爾·巴恩斯（2008年3月18日去世），以及最先讓英語讀者品嘗了存在主義的艾麗絲·默多克。

薩特對這種認為存在或人類生存具有一種內在有效期限的觀念從不滿意。他在原則上可以接受，但他個性中的一切都在反抗著，不被任何東西限制住，更不用說死亡了。正如他在《存在與虛無》中寫的那樣，死亡是一種暴行，從外向我攻來，摧毀了我的計劃。我無法為死亡做準備，或者將其為我所有；我無法對死亡堅決果斷，也無法將其納入和馴服。它不是我的可能性之一，而是「對我來說不再有任何可能性的那種可能性」。波伏娃曾在她的小說《人都是要死的》（All Men Are Mortal ）中指出不朽令人無法忍受，但她也同樣將死亡視為一個外來入侵者。1964年，她在《一場毫不費力的死亡》中，通過記述她母親的最後一場病，展示了死亡如何「從別處，陌生且非人地」走向她母親。對於波伏娃來說，人不能與死亡發|生|關|系，只能與生命發|生|關|系。

英國的「新存在主義者」科林·威爾遜，一直活到了2013年12月5日，也一直憤怒到了最後，但在世界各地，他依然擁有許多忠實的讀者，被他的書激勵或啟迪著。一個人能留給世界這樣的遺產，已經很不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