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觀朱元璋，雖也「苦大仇深」，勝利后卻將階級愛憎拋到九霄雲外，下《求賢詔》、搞什麼禮賢下士，把壓迫自己的人奉為座上賓，與其沆瀣一氣，這不是忘本是什麼？不是變質是什麼？

趙士錦是崇禎十年進士，在甲申之變中，羈劉宗敏營約二十日。脫身回到江南后，他把自己聞見寫成《甲申紀事》——劉宗敏身為大將，進城后惟知斂財，日夜拷掠百官，勒其銀兩，「有完銀多而反夾，完銀少而反不夾者；有已完銀而仍夾者，有不完銀而終不受刑者，識者以為前世之報焉。」「自十八日起，每日金銀酒器疋衣服輦載到劉宗敏所。予見其廳內段疋堆積如山，金銀兩處收貯，大牛車裝載衣服高與屋齊。」劉宗敏所為，李自成非不知，而竟無力轄制：

的確說到了點子上。

「右文」，就是優先重視文化建設和文臣，這是明代政治突出特色，朱元璋一開始即抱此旨：

張、陳二人，一個當時最富，一個當時最強。以勢來論，元室衰微之際，他們誰都比朱元璋更有資格成就霸業，一統天下。但士誠其人，永遠只看得見眼前利益，一個地地道道的守財奴，本性如此，毫無辦法。陳友諒驕狠雄猜，心黑手辣，倒是貪得無厭之徒，怎奈量小氣狹、器局逼仄——僅從一件事上即可知其胸襟：鄱陽之戰，友諒勢蹙之際，居然「盡殺所獲將士」以泄忿，「而太祖則悉還所俘」——同樣也是本性如此，毫無辦法。

陳友諒，漁夫出身。原為徐壽輝部下，至正二十年以陰謀發動兵變，挾壽輝，而自立漢王；不久，在采石磯（馬鞍山）以鐵撾擊殺徐壽輝。時諸強中，友諒廣有江西、湖廣之地，兵強馬壯，不可一世，驕橫萬分，銳意擴張，即興兵東犯。旌旗蔽日，舳艫擁江，順流揚威而至，志在必得，然而卻被朱元璋用誘敵深入之計，大敗於南京城外。兩年後，雙方再大戰于鄱陽湖；此番，友諒盡出其精銳之師——當時天下無出其右的巨型艦隊，「兵號六十萬，聯巨舟為陣，樓櫓高十余丈，綿亘數十里，旌旗戈盾，望之如山」。朱元璋水軍極弱，雙方實力懸殊。但陳友諒一味恃強，朱元璋再次用計，以火攻大破陳氏巨型艦隊，戰局逆轉，八月，友諒中流矢斃命。

解縉談及此，說：

每克一地，朱元璋都不忘招賢求士。有名的一例，就是下徽州后召耆儒朱升問時政，而得到「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的建議。他在採石訪得儒士陶安，很急切地徵詢政見。陶說：現今群雄並起，他們所欲都「不過子女玉帛」，建議朱元璋「反群雄之志，不殺人，不擄掠，不燒房屋」，「首取金陵以圖王業」。朱元璋大受啟發。《明通鑒》也記有與儒士唐仲實的類似談話。胡大海打太平府時找到一個叫許瑗的儒士，派人送來見朱元璋，「太祖喜曰：『我取天下，正要讀書人！』」

（太祖）響意右文，諸勛臣不平。上語以故曰：「世亂則用武，世治宜用文，非偏也。」

如果「不變質」，又如何？晚朱元璋二百來年，有那樣的例子，可為鏡鑒。

張士誠，鹽販出身。元至正十三年起於泰州，至正十六年得據吳地，進而再得浙西，擁江南富庶之地，於是心滿意足，惟知自守。至正二十五年，陳友諒起大軍來取應天（南京），約士誠合而攻之。士誠竟以其「一畝三分田」為自足，不予呼應。其于元室同樣以苟且求存，降了反，反了又降，極盡討價還價之能事，終不脫小販本性。苟且至至正二十七年，業已擊敗陳友諒的朱元璋，騰出手收拾張士誠；是年九月，徐達破平江（蘇州），士誠自縊死。

至正二十年，朱元璋的事業有了歷史性的轉折，標誌是，這年三月，他成功地將劉基、宋濂、章溢和葉琛延入陣營。這四人聲望素著，才智、文章、學問，皆一時泰斗。他們連同早些時候在滁州加入的李善長，read•９9cｓｗ.ｃom組成了超一流的智囊團。以這些人為中堅的知識精英，不單在戰爭中為朱元璋運籌帷幄，更從法律、政制、禮儀、財稅等諸多方面為未來明帝國設計一整套的秩序。明代的後世批評家回顧說：

洪武元年九月的《求賢詔》說：「朕惟天下之廣，非一人所能治，必得天下之賢共成之。向以干戈擾攘，疆宇彼此，致賢養民之道，未之深講，雖賴一時輔佐，匡定大業，而懷材抱德之士，尚多隱於岩穴，豈政令靡常而人無所守歟？抑朕寡昧，事不師古而致然歟？不然賢大夫，幼學壯行，思欲堯舜君民者，豈固沒沒而已哉？今天下甫定，日與諸儒講明治道，其敢不以古先哲王是期？岩穴之士，有能以賢輔政，我得以濟民者，當不吾棄。」過去教科書將朱元璋從農民起義首領變為皇帝，解釋為「變質」。這其實很對，朱元璋的確「變質」了，《求賢詔》就是「變質」的明證。

孟森先生論述明之立國，講了三條：第一，「匹夫起事，無憑藉威柄之嫌」；第二，「為民除暴，無預窺神器之意」；第三，「一切准古酌今，掃除更始」。這第三條就是講，明之立國，得益於文化上巨大成功，以大量制度創新，開啟歷史新階段——「清無製作，盡守明之製作」，「（清人）除武力別有根柢外，所必與明立異者，不過章服小節，其餘國計民生，官方吏治，不過能師其萬曆以前之規模」。僅以「黃冊」、「魚鱗冊」兩大制度創新，即可窺其一斑。「魚鱗冊為經，土田之訟質焉；黃冊為緯，賦役之法定焉。」由設「黃冊」，明初有了完全的人口普查，建起真正意義上的戶籍制。從社會，它解決了流移人口問題並解放了往昔在貴族和地主豪強強迫下為奴的人民；從經濟，它理順和保障了國家賦役的徵調；從政治，它使集權統治更徹底，影響跨越數百年而至如今。「魚鱗冊」又稱魚鱗圖冊，是特別編定的全國土地總登記簿。明初決定對最基本生產資料——土地實行丈量和登記，「厲行檢查大小地主所隱匿的大量土地，以打擊豪強詭寄田畝、逃避課稅的行為……豪強地主被迫吐出他們過去大量隱匿的土地，就使朝廷掌握擔承稅糧義務的耕地面積大為增加」，孟森評論道：「明於開國之初，即遍遣士人周行天下，大舉為之，魄力之偉大無過於此，經界由此正，產權由此定，奸巧無所用其影射之術，此即科學之行於民政者也。」read.99csw.com

而朱元璋，不管其他方面作何評價，我們得承認，他是古來「草寇」之另類。於是，脫穎而出，做成了古來「草寇」都想做而最後都做不成的事。其中，關鍵的關鍵，是朱元璋高度重視並解決好了知識分子問題。將領善戰、主公明睿，是打天下的保證，但不足以得天下。匹夫起事，先天不足在文化上。人說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其實，政治也是戰爭的終點。沒有人為戰爭而戰爭，打仗的目的在政權，而政權雖靠戰爭贏得，卻無法靠打仗治理。從打天下到得天下，必須由知識分子隊伍建設來銜接。朱元璋最不可思議之處就是，以一個地道的泥腿子，而能深入理解「文治」的意義。

《明史》說：

《翦勝野聞》載：

按「階級鬥爭」眼光，「苦大仇深」的劉宗敏，勝利后痛打劣紳、分其浮財，是勇於奪回屬於自己的勞動果實，他以對階級敵人的毫不手軟，證明自己不忘階級苦、血淚仇，亦即沒有「變質」。

在兩個膀大氣粗的鄰居面前，朱元璋盡處下風，當初陳友諒搞擴張，先對朱元璋下手，多少也是捏軟柿子的意思。但是後來他肯定發現搞錯了人，至於鄱陽湖決戰他「矢貫其顱及睛而死」之際，只怕會感到平生最為後悔的一樁事，就是沒有弄清朱元璋是怎樣一個角色之前，即貿然對其出手。

時勢造英雄，這話既對，也不對。很多時候，似乎具有必然趨向的時勢，最終卻並沒有造就英雄，只造就了偽英雄。這類偽英雄也曾一時叱吒風雲，露出王者風範，但就在幾乎走上其命運巔峰的關頭，不堪轅軛，被最後一根稻草壓得轟然倒地——「大順帝」李自成、「天王」洪秀全，此之謂也。還有的時候，時勢貌似造就了英雄，然而不可一世的「英雄」卻辜負了時勢的造就，不可思議地敗給絕非為時勢所看好所鍾意的弱者、配角或二流人物，項羽之於劉邦如此，袁紹之於曹操如此，張士誠、陳友諒之於朱元璋亦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