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朱元璋是大老粗，但對於收拾文化人卻有獨到之處，他揮舞著「雌雄雙劍」，一手「文字獄」，一手「八股取士」，把知識分子馴得服服帖帖。尤其是「八股文」，摳住了讀書人的命門。因為命題只限於「四書五經」（當然都經過《孟子節文》式的處理），舍此以外讀書再多都沒用，所以知識分子的思想就被死死地限制在這個令人放心的黑屋子裡面。他的這些創造，讓取代明朝的清人佩服得五體投地。後者以「外夷」入主中原，更需要思想的禁錮和麻木，所以對朱元璋的兩大法寶照單全收，一手「文字獄」，一手「八股取士」，以致到所謂「康乾盛世」，活潑、自由的思想杳無蹤跡，書生學人一頭扎在考據、章句、版本、目錄之學中。

應該說，朱元璋在教育子孫時，並不諱言自己出身窮苦、早年生活窘迫這些事實，某種程度上甚至流露出一種自豪。但以上文人所犯之忌，恰恰又全是由於朱元璋認為他們在影射他的過去。這似乎是很矛盾的現象。換言之，那些往事，他自己說得，別人說不得；由他自己道來是一種滋味，而經文化人道來就是另一種滋味。看來，最終還要歸結到他在文化上的自卑心理，這心理轉而導致他對知識分子懷有根深蒂固的猜忌，覺得這類人總是居心叵測，話裡有話，專門借語言佔便宜、使絆子。抽象地說，朱元璋實際上患了語言恐懼症。

「你不是操心宮女的性生活么？我就閹了你！」這，就是朱元璋給一位宮怨詩作者的答覆。舊文人賦詩為文，無非是要麼談談政治，要麼談談風月，談不成政治就談風月——這宮怨詩，其實就是風月的一種，之所以代代不絕地延傳著寫下來，對於士子們來說並不是抱有「婦女解放」的宏大志向，甚至連給皇帝「添堵」的想法也沒有，實在只是藉此玩一點小感傷，扮一扮「憐香惜玉」態。這酸溜溜的小風雅、小情調、小賣弄，大家從來心知肚明，也從來沒被看得太重。唯獨到朱元璋這兒，作宮怨詩就會換來腰斬、割生殖器的惡果，搞得劍拔弩張，一點沒有趣味和幽默感。

《閑中古今錄》亦載：

《國初事迹》載：

最奇的，是高僧來複的遭遇。這位江西和尚，應|召入京建法會。其間朱元璋賜宴，來複也是多事，席間呈詩一首作為謝恩。詩云：「金盤蘇合來殊域，玉碗醍醐出上方；稠迭濫承上天賜，自慚無德頌陶唐。」這詩不獻還罷，一獻，小命丟掉了：

曠夫怨婦，歷來的傳統主題，不知被詩人吟詠了多少年，這個陳養浩無非蹈故襲常，居然被扔到水裡淹死。

張信並非唯一死於腰斬這酷刑之下的文人，還有一個受害者，名氣遠比他大，此人就是明初文壇「四傑」之一高啟。《明史》記其事曰：

這可真是冤哉冤哉！來複和尚明明拍馬屁，說朱元璋賜以異國上天的美食玉液，款待自己這麼一個「無德之人」，他只有傾心獻上對聖明君上的歌頌之辭……這些意思，倘他不用詩的形式來說，斷不會招禍，千不該萬不該，不該酸溜溜地寫成詩，那朱元璋已經習慣成自然，一見你來「雅」的，他就犯嘀咕——這狗娘養的大概又繞著彎兒罵我哩，「遂斬之」。

僅就這一層而論，某種意義上，朱元璋再血腥、再不擇手段，也都是權力這玩意的題中之旨。固然有人願意打抱不平，說忠臣見戮如何有失公道，但換個角度想又大可不必；說到底在權力場混，就是一件你死我活的事，你要朱元璋講「仁義道德」他怎麼講得了？歷史上許多謀篡的事例擺在那裡，許多由於「心慈手軟」而敗亡的事例也擺在那裡，權力之爭、權力之防的本質就是《紅樓夢》那句read.99csw.com話，「烏眼雞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怎麼講「仁義道德」呢？

布袋佛，即那位笑口常開、大肚能容天下事的彌勒佛，幾乎每座中國佛廟都能見著他那令人忘憂舒朗的形象，深合中國人對於達觀哲學的追求，但到朱元璋這裏，也變成時政的譏刺。

龔自珍有《病梅館記》，內雲：「有以文人畫士孤癖之隱明告鬻梅者，斫其正，養其旁條，刪其密，夭其稚枝，鋤其直，遏其生氣，以求重價：而江浙之梅皆病。文人畫士之禍之烈至此哉！」堪稱專制主義下病態人文精神的絕肖寫照，那所謂「文人畫士孤癖之隱」，就是朱元璋一類極權君主的「孤癖之隱」，他們用這樣的「孤癖之隱」斫修雕琢知識分子，使他們喪失生氣、成為病梅，且以此為「美」。

不過，有一件事情，朱元璋卻真正是在不折不扣地搞文化專制主義。這件事情的進攻目標和打擊對象，不是別人，正是「孔孟之道」的另一半、高居儒家「亞聖」的孟子。

那麼，為什麼還說文字獄是有朱元璋特色的暴政？第一，明初文字獄之慘烈，之集中，前所未見。過去雖然也有文字獄，但從來沒有哪個皇帝像朱元璋這樣頻頻興起，三天兩頭就搞一次，簡直像是著了迷似的。第二，以往文字獄雖然同屬以言獲罪，但都有重大思想、政見分歧為由頭為背景，而借專政壓平之；到了朱元璋這兒，相當多的文字獄，竟然談不上任何思想、政見的分歧，純粹變成了一種捕風捉影的文字遊戲，只因秉政者對某句話乃至某個字眼生出異想天開的想象與猜忌，就喪心病狂地施以殺戮。

這段情節雖只見於稗史筆記，但我倒覺得和人物、歷史都特別絲絲入扣。首先，那件事出在別人身上也就罷了，出在張士誠身上，尤易使朱元璋有「物傷其類」之感，他們雖是對頭，可一旦擺到文化人面前，卻一樣是苦出身，一樣會因肚皮里沒墨水兒而隨便受人戲耍——這一定是他最強烈的感受。其次，這件事絕就絕在它的方式上，文化人靠什麼暗算了張士誠呢？語言和文字。透過此事，朱元璋明明白白認識到，千百年來由一代代文化人共同打造的話語體系，是一座隱喻和象徵的迷宮。你看，孟子那句話，可以句讀為「士，誠小人也」，但稍改變一下，卻被句讀成「士誠，小人也」，來達到他們損人牙眼的目的。可見語言和文字，確是一柄殺人而不見血的刀！

此詩寫了後宮某妃嬪的剪影，敘其被君王召去侍宴，宴畢由女僕扶醉而歸，候至深夜、唯聞犬聲的孤寂情懷。這類詩是所謂「宮怨詩」，唐以來不計其數，若論寫得哀傷、凄絕的，較之為甚者比比皆是，如白居易、元稹、顧況等，卻從不曾聽說誰掉過一根汗毛。高啟只能怪自己不幸生在朱元璋時代，竟因一首「老生常談」式的宮怨詩，「觸高帝（朱元璋）之怒，假手于魏守（魏觀）之獄。」清人朱彝尊《靜志居詩話》甚至考證說，《題宮女圖》是譏諷元順帝的，與明初宮掖毫不相干——倘如此，高啟就簡直「冤大發」了。

朱元璋話意甚明：倘這孟老兒活在當今，一條老命就算交待了！也許，腰斬都不足以釋恨，非將其凌遲抽腸不可！惱恨之下，又無人可殺，只好以將孟子牌位從孔廟撤掉作為懲罰。但那些儒生馬上使了個壞，第二天就上報說文星黯淡、天象異常；他們知道，當皇帝的都迷信天命，敢得罪孟子，卻不敢得罪上天——這是當年董仲舒成功灌輸給他們的一種思想，天道合一，「天不變，道亦不變」，天有變就說明道失常，皇帝最為害怕了。朱元璋一聽天象異常，自己也就疑神疑鬼：「莫非因為孟老兒的緣故？」只好重新恢復了孟子牌位。

這就又說到他作為皇帝的那個特殊性：泥腿子皇帝。由赤貧一躍登上大寶，貴之已極，但社會身份和地位的這種天翻地覆，並未將先前低微的文化身份和地位同時抹去。他雖一直很努力，惡補文化，從目不識丁到能寫能讀，已相當不易，不過與幼讀詩書的知識分子比，他對文化的掌握僅屬皮毛，「門外漢」的感覺大約是難免的。他對打仗很在行，對權力鬥爭也很在行，這兩方面他有充分自信，且不懼任何read.99csw.com人；可一旦遇到文化、語言一類事，他就發怵，覺得裏面道道太多，曲里拐彎，稍不留神就會中招兒。事實上，在這一點上朱元璋曾吃過不少虧，有的還近乎恥辱——其中自有故事。

這些都毫無道理，就像當今市俗之輩以「四」意會「死」、以「八」意會「發」一樣，其實正好暴露了朱元璋無知少文的素質。不巧的是，這樣一個人恰好是皇帝，就活該當時的讀書人倒霉。讀書人墨水兒喝得多，就喜歡「轉詞兒」；平常「轉詞兒」是雅事，這個節骨眼兒上偏偏就轉出大禍來。而且什麼時候得罪，預先根本無法料知，因為那位特定的讀者，完全非理性，天曉得他腦子裡對一個語詞會生出何種聯想！

有時，引用古詩，竟然也丟性命。洪武二十六年的狀元張信，被朱元璋任命為皇家教師。教學內容自然包括習字。這天，張信從杜甫詩集中取四句，書成字帖，命學生臨摹。老杜史稱「詩聖」，他的句式歷來認為最講究、最精鍊，也最工整，這四句是：

顯然化用了金昌緒的《春怨》：「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只是情境更為露骨，尤其不能忽視的是，如此春情難捺的並非民間少婦，而是宮中某個寂寞的女人。據說，朱元璋讀此詩后，深感這位作者「能摹圖宮閫心事」，也就是說，寫得實在太逼真了，就像鑽到宮女心腹里去一般——對這種人，朱元璋做出的安排是：「下蠶室死。」所謂「蠶室」，宮刑、腐刑之別稱；蓋受宮刑者，創口極易感染中風，若要苟全一命，須在蠶室似的密處，百日不遇風，方能愈合。顯然，張尚禮下了「蠶室」后，沒能挺過去，傷口感染而死。

劉三吾奉旨刪孟，編成《孟子節文》；同時，又奉旨作《〈孟子節文〉題辭》一文，其中，除了「批孟」，尤其值得注意宣布了這樣一條決定：

朱元璋是什麼人呢？我們對他，雖不簡單地稱為暴君，但他卻是把君權推到無以復加的極致的人，本來就獨尊獨大的中國式君主霸權（試比較一下歐洲古代君權，就能看出中國古代君權是多麼徹底；在歐洲，且不說還有教權與君權分庭抗禮，即便貴族騎士階層也能在君權之下保持某種榮譽上的獨立性），在他手中發展到壟斷一切的最高階段。這樣一個人，與孟子的政治學說可以說是天生對立的。反過來看，孟子力倡反對「獨夫」，不也正戳在朱元璋的痛處么？

黃溥《閑中今古錄》載，洪武初年，朱元璋決定以後政策向知識分子傾斜，並說「世亂則用武，世治則用文」；這自是高明之見，但卻引起那些跟他打天下的武人的不滿：

這大抵是另一種酷刑——思想的腰斬。斬不了孟子其人，就斬他的言論著述。腰斬對象，包括：不得說君主不仁義、不得說統治者奢欲貪享、不得說批評窮征暴斂、不得反戰、不得說暴君可誅、不得說民貴君輕、不得說人民有權溫飽「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

這回，他當著別人面，結結實實地出了一個大洋相。內中，「張九四」即張士誠，當年朱元璋的死對頭。此人出身我們前面說過，也是起於底層的鄙夫，原來連個大名兒都沒有，發跡后專門請文化人替他新起的，而改叫「張士誠」。眼下，那位進讒者吃准了朱皇帝文化素養有限，料定他不知道《孟子》里有「士，誠小人也」這麼一句，故意下了一個套。朱元璋果然冒冒失失脫口贊道「此名甚美」，結果對方早等著呢，將這名字出處和盤托出，還加上一句「彼安知之」。這個「彼」明裡指張士誠，暗中諷刺的豈不正是朱元璋？朱元璋這個跟頭栽得可不輕，他原來在文化上就自卑，此刻本來以為簡簡單單的「士誠」兩字，無甚費解處，不料卻寄寓了這樣一個典故，而且裡面包含了那樣「險惡」的用心。自己一頭撞上去，熱臉貼了個冷屁股。這番羞辱非同小可，足令他記一輩子——看來，讀書人肚裏彎彎繞九-九-藏-書確實多，一字一句都可能包藏蛇蝎心腸——所以黃溥敘罷此事，歸納道：「上由是覽天下所進表箋，而禍起矣。」

什麼意思呢？翻譯成今天的話，就是自即日起，所刪《孟子》八十五條，從國家教科書中驅除，不得作為教學內容，亦不得作為考試內容；這二項的取捨，一律以所自封為「聖賢中正之學」的版本——亦即《孟子節文》為本。

以孟子「民貴君輕」的觀點論，他千百年來居然被專制君主們尊為聖人，裡頭實有大虛偽。在專制君主那裡，他理該是不受歡迎的人，他的思想理該是不受歡迎的思想。李兆忠先生在《曖昧的日本人》里說，日本雖然學習中國文化和儒家思想，對孟子卻堅決排斥，因為孟子對君主輕視與不敬。其實，這才是正常的。而中國的君主們，雖然一定很討厭孟子，卻還是假惺惺地讚美他的思想。至少在這一點上，朱元璋比較坦誠，不那麼虛偽。他是唯一不加掩飾、大大方方將對孟子的嫌惡表達出來的皇帝。全祖望《鮚埼亭集》載：

其實稍解詩趣的人都看得出，守仁詩是要說一種禪意，德祥詩表達的卻是對自己心性修行未純的省思；經朱元璋一讀，則全部讀成政治。

另一件事則更令他蒙羞。

雖然專制乃極權與生俱來和普遍之稟賦，而透過朱元璋，我們卻進一步發現，如果這制度的意志由一個文化身份低微者來掌握，那麼，它反理性的特質甚至可以越過政治、思想、倫理這些顯性的一般社會內容，而直抵隱喻的世界；亦即，不光人們明確表達出來的思想將被限制，即便抽象的精神趣味，比如對語言的修辭、使用和選擇怎樣的字眼這類最低限度的個體精神自由，亦在干涉之列——它們必須適合獨裁者的知識水平和理解能力，一旦跨出這限度，後者就毫不猶豫地用暴力加以制止。

這場面很生動，完全是趙匡胤一流的行事做派，朱元璋學不來。朱元璋擅長的是狠刻毒辣。然而，風格不同，手法各異，目的與動機卻沒有分別——都在於制權。

某寺廟壁間不知何人一時興起，題詩其上，被朱元璋看到，竟將全寺僧人殺光：

有兩個和尚，一個叫守仁，一個叫德祥，喜歡作詩，也惹禍上身：

人就是如此被生活不可抗拒地書寫。儘管他現在君臨天下、廣有四海、統馭萬民，但生活經歷還是把他某一方面的自我感受定格在從前，使他到死在這個方面都高大不起來，而永遠卑微。他的每一次文字獄，他每一次疑神疑鬼，都在訴說著這可憐而弱小的自我。

「觀以改修府治，獲譴」，指蘇州知府魏觀以原張士誠王宮舊址重建「市府大廈」，這行為本身就有引火燒身之意，很愚蠢，偏偏高啟湊熱鬧寫了一篇《上樑文》（蓋房子上屋樑的祝文），內有「龍蟠虎踞」之語。這還了得？除了真命天子，什麼人可稱「龍蟠虎踞」？朱元璋大怒，斷定魏觀和高啟「有異圖」，置於「極典」——據說，高啟所受腰斬還不是一斬了之，而是「被截為八段」。高啟被殺的直接原因，好像是政治問題，其實不然。《明史》說得甚明：「啟嘗賦詩，有所諷刺，帝嗛之未發也。」換言之，對這個大詩人，朱皇帝早已心懷不滿，但不知何故暫時隱忍未發。史家多認為，「有所諷刺」而令朱元璋「嗛之未發」的詩作，是高啟的一首《題宮女圖》。詩云：

因此朱元璋絞滅元宿勛臣，手法兇狠了些，但對專制統治而言，又算不上什麼新東西。他的暴政，真正富九_九_藏_書有「個人特色」的，其實在文字獄方面。

這故事的可靠，在於朱元璋一生屢興文字獄，一多半建立在咬文嚼字、胡亂猜謎的基礎上，都是摳字眼摳出來的文禍。他變得對文字高度警覺，疑神疑鬼，以致到神經質的地步。《朝野異聞錄》載：

前面說到朱元璋的成功處，是較諸元末亂世諸豪強他能禮賢下士，吸納和信用讀書人，比較好地解決了知識分子問題。這是他英明處，到底他是一個識大體的人，知道知識分子不用不行，不用不能成大事。然而，這僅是他同知識分子關係的一個側面，而完整地看，他對知識分子的態度是：一方面為我所用，另一方面深為防範，甚至懷有天生的疑懼。

順此邏輯，朱元璋的猜忌對象「合理」地從表箋一類公文擴散到文學創作，從個別字詞的「不敬語」擴散到一篇詩文的主題與立意，從修辭的技巧層面擴散到作者的思想傾向和意識形態。

高啟之外，又有名叫張尚禮的監察御史，同樣因宮怨詩得罪。跟《題宮女圖》比，張尚禮這首詩寫得頗有些「直奔主題」：

自家卧榻之旁，豈容他人安睡？君主專忌，滿腦子「權力鬥爭」，原是正常的心態和思維方式，不獨朱元璋如此。雖然也許風格不同，不一定採取「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方式。比如宋太祖趙匡胤，就比較偏愛耍心眼兒、旁敲側擊的辦法，眾所周知他所上演的令手下大將石守信等「杯酒釋兵權」的好戲，我還從邵雍之子邵伯溫所撰《邵氏聞見錄》讀到如下故事：

對仗極工，意象獨絕，兼得瘦勁與空靈之妙，詩家評為「語不接而意接」。張信對此詩的喜歡，一定是唯美的，但杜甫詩中往往有些「憂患」的滋味，這也是他所以被稱「詩聖」（試體會與李白稱「詩仙」的區別），此時，張信雖然疏忽了，朱元璋卻足夠敏感，一下嗅出杜詩中的苦難氣息：

這是厲害的一招，「挖根」的一招，遠勝於將某某書禁毀了事的一般做法。身為六百年前的皇帝，這樣透徹理解了教育的意義，用控制教科書的辦法來達到禁止某種思想的傳播的目的，見識真的很高明。一旦把教科書管起來，讓讀書求學的人打小了解的孟子就是經過教科書規範過的孟子，而且代復一代皆如此，則「天下人盡入吾彀中矣」。再者，讀書是為什麼？做官。怎樣才能做官？通過科舉考試。那好，我就規定考試內容和範圍，必須以《孟子節文》為準，解題、說理也必須循《孟子節文》所暗含的有關孟子言論的認識導向；無形之中，久而久之，本來的孟子、完整的孟子、真實的孟子，自然被人淡忘……這就叫思想的愚弄、精神的壅閉，它豈不比簡單禁絕一本書來得深刻？

一直說到這兒，我發現大興文字獄的朱元璋與歷史上其他鉗制言論、燒書罪文的專制暴君，有一個本質不同：他沒有自己的意識形態，他的所作所為不是為著推行自己的思想權威，讓讀書人都遵循「朱元璋主義」來思考和說話。在思想和意識形態方面，他毫無建樹，完全仰仗儒家政治倫理。他之所以殺那麼多人，跟許多推行文化專制的統治者意在搞他自己的「一言堂」，還是有所不同。

文字獄當然亦屬古已有之，孔子做魯國司寇時誅少正卯，漢武帝為李陵事腐司馬遷，嵇康以「每非湯武，而薄周孔」罪名被司馬氏集團所殺，都是有名的例子，歷代朝臣因言獲罪、被貶被謫更屢見不鮮。

朱元璋恨孟子，大有道理——但這倒不是當年孟子那句「士，誠小人也」，曾讓他出過大洋相。

這裏，姑且不談專制不專制，朱元璋的反應和處置方式，確實表明他是歷來帝王中少有的一個對文人文化、文人傳統一無所知的粗鄙之輩。像宮怨詩這種歷史悠久的創作題材，早已失去任何現實意義，而只是文人的一種習慣性寫作，一種自我陶醉而已。朱元璋對這種心態全然陌生，竟對本來近乎無病呻|吟的東西認了真，動用國家機器，大刑伺候。雙方文化心理上的錯位，讓人哭笑不得。估計明初的文人雅士們驚愕之餘，還不免一頭霧水：政治固然可以不談，但怎麼風月也談不得了呢？

焦竑《玉堂https://read.99csw.com叢語》載：

孟子是為暴君發明「獨夫民賊」這種稱呼的人，他也第一個將人民視為國家主體——民貴君輕，君主被放到次要位置。他這樣評論人民推翻大暴君商紂王這件事：「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說，我只聽說過人民起來誅滅了一個名叫紂的獨夫，從來不知道有什麼弒君的事情。謀逆殺死君主曰「弒」，「弒君」一詞本身就明確包括道德犯罪的指責，但孟子在紂王滅亡這件事上，根本不承認這個詞。他認為湯放桀、武王伐紂這類事都是誅獨夫不是弒君，可以作為正義而永遠加以效仿。他還講到，正直的政治家事君無非兩點：「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如果君主有重大的劣跡，一定要加以批評糾正，反覆多次他不接受，就讓他下台；如果君主只有一般的劣跡，也一定要加以批評糾正，反覆多次他不接受，大臣就應該辭職離開他。

那時，每歲都要專門日子里在圜丘舉行祭天地大典，其間有祝文，而這種文字是由文臣負責起草，因為祭典的主角是皇帝，祝文自然要依皇帝的口吻來寫。結果朱元璋發現，祝文裏面居然有「予」、「我」這樣的稱呼，而不用皇帝自稱時專用的「朕」，這豈非大不敬？於是大怒，就要降罪祝文起草人。這時，他的文字秘書桂彥良趕緊過來悄悄解釋：作者這麼寫，系用古典……原來，朱元璋這個大老粗，絲毫不知皇帝稱「朕」，遲至秦始皇時代才發明，而最早在湯武時代，古王也是以「予」「我」自稱的。他白白鬧了笑話，卻又發作不得，一定很窩囊，好在貼身秘書及時提醒、遮掩，總算沒有當眾露怯。

同一事，《明史》亦有記載：

朱的濫殺，主要出於自卑。表面上，他殺人，他是強者；潛入深層看，倒是他處於弱勢。這弱勢的實質是，由於特殊出身他儘管做了皇帝，卻完全不掌握話語權——他沒有自己的意識形態，他所做的那個「皇帝」，是由儒家意識形態來定義的，可對這套話語他恰恰全然陌生，解釋權握在士大夫手中。他們有一整套的語彙、語法、暗語、轉義、借典、反諷、潛喻、異趣……不一而足；他們運用自如，如魚得水。而朱元璋倒很可憐，稍不留意即碰一鼻子灰，時常對不上話、接不上碴兒。他惱怒、羞憤、著急，怎麼辦？殺人。這是他唯一可以保持強者姿態、擺平自己的方式，就像一條狗，叫得越凶、情態越躁，越表明它陷於恐懼之中。我們不妨比較一下朱元璋和曹操，這兩個人都以多疑濫殺著稱，但顯然地，曹操的多疑來自於自負才高、「寧我負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負我」的強悍，朱元璋的多疑卻來自於自己的文化弱勢地位，隨時在擔心被文化人戲耍和瞞辱；所以，為曹操所殺者，俱為性情狷介、恃才傲物之名士，而朱元璋所殺文人，死得都有些莫名其妙——他們當中很多人都是小心翼翼的士吏，例如那些撰寫表箋的地方府學教官們。

幾個未作解釋的，我們依朱元璋的心理去揣測：「壽域」是否有嫌于「獸|欲」？「取法」是否有嫌于「去發」？總之，不出此類意思。

想殺人，人早死了，沒得殺；撤牌位，上天又不樂意，給你來個星光慘淡。朱元璋的這個文字獄，搞得最不爽。但他自不肯善罷甘休。怎麼辦？還有個辦法，說起來是老套子了：刪書！對他實行書報檢查！洪武二十七年，朱元璋正式把這任務交給翰林學士劉三吾。經檢查認定，《孟子》存在「謬論」的凡八十五段，這些統統刪去，幾佔全書三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