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他們都做過的殺士這件事來比較。「焚書坑儒」動靜鬧得那麼大，名聲那麼壞，實際上殺了多少人呢？只有四百六十多人，主要還是孟子學派的儒生（東漢趙岐說）。可永樂元年，單單方孝孺一案，就殺掉八百七十三人，而且「誅十族」這一創新，所特地加上的第十族，就是專門針對知識分子的——方的朋友和門生，多為讀書人無疑。別的慘案，受害主體也是讀書人。殺方孝孺，連姚廣孝也反對，反對理由就是應替天下留存「讀書種子」。嬴政殺掉四百多個儒生，背上千古罵名；而數倍乃至十幾倍這樣乾的朱棣，卻好像沒有挨過什麼罵。嬴政很冤，他應該從棺材里跳出來，要求平反。

這個運動，首先是民間的，自發的；既然官史不尊重事實，強行歪曲歷史，民間話語便以自行敘事亦即所謂「野史」的方式，做出反彈。明代「野史」或者說私人的非正式歷史寫作之高度發達，與建文事件的刺|激是分不開的。另一方面，大量野史的出現，又推動了正史改革的意願；越來越多的人呼籲官史應當擔負起闡明歷史真實情況的責任，如陳繼儒批評正史對建文朝史實「滅曲直不載，不若直陳其狀而征示以無可加也；斥野史為盡訛，不如互述其異同，而明見其不必盡情也。」朱鷺則借野史的發達，指出這明顯表示正史陷於一種困境，進而提出恢復史臣的「史權」，即史臣有改正歷史錯誤和敘寫歷史真實情況的操筆之權，回復其「天子有所不能制」的特質，以保障歷史書寫的嚴肅性，他說：「且夫史官而禁之書，能必野史之不書邪？與其為野史書，傳疑述偽，逐影尋響，誇張其說而矯誣其事，寧正之今日乎？秉史筆者尤得以彌縫諱飾其間而不至於滋萬世之惑也，若是，而史臣之權可不用邪？」到萬曆年間，「重寫歷史」運動已經成為朝臣奏事時的公開議題。禮科給事中孫羽侯和楊天民、御史牛應元和史官焦竑，都先後上書主張在正史中給建文時期以「本紀」地位。萬曆皇帝對於這些建議未敢完全允准，但他一面命將建文朝事迹仍附於洪武朝後，一方面同意直書建文年號。這是一個重大突破，因為朱棣時代發明「革除年」一詞，就是基於取消建文年號、在政治上不承認這段歷史。時隔百余年，被抹去的「建文」字眼，終於又合法地重返歷史話語（所以才有了《建文朝野彙編》和《建文書法擬》這樣的書名）。九_九_藏_書

秦的許多舉措儘管具有反文明的性質，但畢竟尚可促進中國民族、政治的統一，所以歷來對秦代的評價，褒貶分歧很大，有認為其善不足以抵其惡的，也有認為其惡遠不能掩其善的。這樣的分歧，各依尺度不同，誰也說服不了誰。然而，朱棣篡位，卻談不上有什麼積極面。

朱棣不僅僅是造了假，他還強|奸了中國人文的健康精神。這個影響最壞。永樂年間給整個知識分子階層的心態，蒙上長久的陰影。朱棣上台後所屠殺的知識分子，都屬忠正一路。這些人，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是知識分子中品質較好的一部分。朱棣的邏輯是，你不肯低頭，我就把你的頭砍掉了事。然而，被斫傷的不僅是千百受難者的生命，還有他們秉持傳承的人格。正氣下降，邪氣自然上升。有詩詠當時風氣之壞：「後來奸佞儒，巧言自粉飾。叩頭乞餘生，無乃非直筆。」不願同流合污的正人君子，則選擇明哲保身之路，退出公共領域，出現「亘古所無」的現象：「上自宰輔，下逮儒紳」，「深山窮谷中往往有佣販自活、禪寂自居者」。

雖然朱棣所為，頗有「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的可笑，但畢竟歷史為此走了很長很大的彎路。簡簡單單、客觀存在的事實，卻費了那麼大的氣力來糾正、複原，不必說空耗精力純屬多餘，正氣低迴更是可怕的內傷。只因朱棣的一己之私，整個國家和民族就付出這樣沉重的代價。

他篡位之後，政治不是變得rｅａｄ.99ｃｓｗ.cｏｍ清明，相反，恢復了許多被朱允炆所改革、連朱元璋晚年亦自我否定掉的苛政，為了刻意與建文時期反道而行，他將朱允炆實施的各種從士大夫至平民廣泛好評、認為利國惠民的政策，予以推翻、否定。就連他好大喜功的對蒙戰略，以及征越南這一類似乎可以炫耀一下的「武功」，史家也是疑問多於首肯，因為它們大大違背了朱元璋對明帝國的周邊戰略設想，而後者卻比較合乎明帝國的實際。

表面上看，朱棣沒有造成嬴政那樣嚴重的後果，也沒有轟轟烈烈地搞「焚書坑儒」那樣的運動。其實，朱棣乾的不比嬴政少，對打擊目標的決絕狠酷，更不稍遜。不過有一點，相較嬴政，朱棣深通偽善，事辦得更狡猾，手法也陰柔。

朱元璋搞了那麼多文字獄，也沒把「士」氣搞到這樣的地步。洪武時期的文字獄，雖然野蠻而荒唐，卻並不針對整個知識分子階層及其基本價值觀。朱元璋這個人，無知狹隘，但對儒家正統精神還是肯定和鼓勵的（除開孟子思想中「非君」那一部分）。朱棣卻不同。朱棣打擊的，恰恰是從儒家倫理根源上來的理念和氣節。明初，這些理念和氣節，隨著外族異質文化統治的結束，正處於蓬勃向上的狀態，我們從洪武時期以宋濂為首的皇家教師團的大儒們身上，從以方孝孺為代表的建文殉難忠臣身上，清楚看到中國知識分子正統價值觀和自信心呈現強勁復甦的趨勢，然而「靖難之役」后殘酷鎮壓，又將它重挫。

秦滅六國，害怕各國人民懷念自己的文化歷史，或者乾脆是為了強行統一思想輿論，就下令燒書，只留下實用技術類的書籍，其餘一概搜出燒掉。為防止沒有搜到而漏網的情形，又明令嚴申，絕對禁止。這樣，秦以前各國史書，除了秦自己的官方史，統統被毀滅了；學術方面也一樣，除秦官方的博士官所掌圖書，凡是私人收藏的諸子書一概上交官府燒毀，下令三十天內不上交者，罰築長城四年（肯定會送命死掉）；聚談詩書者斬首，是古（六國）非今（秦王朝）者滅族；不准許民間辦學（私學），孔子以來形成的教育普及的好局面生生地被禁止，歷史倒退了好幾百年；人民求學以吏為師，換言之，教育以服務政治為目的，與自由的思想和學術絕緣……這些極端的文化專制措施，終結了此前何等燦爛多姿的中國歷史ｒead.9９cｓｗ•ｃｏm上最偉大的「百家爭鳴」時代，而它自身造成的後果，更是接近於葬送文明——秦滅亡后，面臨著經典曠無的局面，許多年後，主要自漢武帝時代起，才靠著從廢墟中發現當初有人冒生命危險匿存下來的少量典籍，復經許多學者艱辛整理、疏證，一點一滴、絲絲縷縷地重新續上文明之脈。漢代經學所以那樣發達，起因就在於秦對文明的毀滅。整個兩漢對於中國歷史，實有不亞於西方文藝復興的意義；偉大的學者從司馬遷、劉向到鄭玄，對中國文化實有再造之恩。饒是如此，中國歷史和文明雖萬幸未致湮滅，後遺症卻也相當嚴重。經學上的「今文派」和「古文派」，打得一塌糊塗，直到清代仍脫不得身。

順帶說一下，秦朝其他政治經濟措施，如車同軌、通水路、去險阻（平毀各地要塞）、劃一幣制器具、以秦篆統一文字等，客觀上利於國家大一統，其主觀出發點，也是壓制人民、消解各種隱患。

書籍，唯當被讀、被傳播，方產生文明價值。倘若根本不進入閱讀領域，又有什麼意義？《永樂大典》，修之前就明擺著不以供人閱讀為目的，修成後放在皇家庫房裡，大門一鎖，與世隔絕。但它有一點卻牛得不行，那就是足夠巨大、足夠輝煌、足夠嘆為觀止，儘管大家全無眼福，可誰提起來都嘖嘖稱奇。難怪政治家往往喜歡搞「形象工程」，《永樂大典》即以奇效垂范於他們。

在我看來，朱棣行徑中，比血腥殺戮影響更惡劣的還有許多。他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歷史造假者。建文朝史事「千鉤百索，隻字不留」，在他鼓勵和授意下，當時「文學柄用之臣」置良知和道義于不顧，「自飾其非」，「為史（指對建文朝的書寫），肆以醜言詆之」，致建文朝「政令闕而不傳」（建文時期採取了哪些政策措施，已不可知），過了好些年，一個叫楊守陳的禮部尚書實在不能接受這種狀況，向弘治皇帝上書，批評「靖難后不記建文君事，使其數年內朝廷政事及當時忠於所事者皆湮沒無傳」，委婉提出重寫歷史、恢複原貌的要求：「即今採錄，尚可備國史之缺」。朱棣的做法，不單等於給歷史開了「天窗」，還填加進去許多謊話，給後來肆意篡改歷史的人，樹立了榜樣。九-九-藏-書

一提起「永樂大帝」，必想到「永樂大典」。有這座「文化昆崙山」擋在那裡，朱棣所乾的壞事可就全都離開人們視野，或者被視而不見了。何謂「一俊遮百丑」！更何況，所謂俊也是中看不中用的花架子。

如何對待建文朝這段歷史，始終是明代意識形態難以隱去的痛。恢複原貌、回到真相的意志，也頑強地生存在人們的良心中，絲毫未因時間流淌、記憶遠離而褪色。威權可壓制正義於一時，卻不能左右真相於永遠。朱棣死去以後，主張為朱允炆本人和以方孝孺為代表的建文忠臣恢複名譽的呼聲逐漸抬頭，到了中晚明，更演變為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重寫歷史」運動。當代學者楊艷秋對此有專論《明代建文史籍的編撰》，其中指出：

朱棣非但沒有挨罵，還因為那部據說是當時世界上最大類書的《永樂大典》，被不明就裡或生性喜歡「偉業」的人，視為文化的保護神。這就是朱棣的狡猾處。一面對讀書人大殺大砍，錮言禁說；一面搞歷史上最大的「文化形象工程」，來炫耀文治。實際上，《永樂大典》鴻篇巨製不假，對文明發展的實際影響近乎于零。它卷帙過於浩繁，2read.99csw.com2937卷，11095冊，約3.7億字，難以刻印（恐怕一開始就沒想過刻印成書），即便再抄一套也非易事，足足過了一百年，嘉靖皇帝才痛下決心錄一個副本，但工程之大，嘉靖竟沒能活著看到抄寫完成，直到繼任者隆慶皇帝登基，副本才算抄完。而副本抄繕完畢不久，正本又奇怪地下落不明。總之，這套今天說起來大家不勝景仰的《永樂大典》，修成之後即鎖深宮，與塵土為伴，幾乎不被閱讀，且一直保持這「特色」，直到那套副本在清代被內賊外寇盜搶而散失殆盡。

他篡位以前，中國已處在穩定的統一的局面中，倒是他的叛亂，將中國拋入戰禍中，讓驚魂甫定的百姓，又品嘗離亂滋味。

不但史實在他手上歪曲了，他還極大摧殘了中國史學十分可貴的傳統——「良史」的操守和氣節。「良史」精神，自周代就形成。雖然史官為政府所設，但史官對政府乃至君王卻允許保持獨立性，直面事實、忠實職務，是史官本分，如遇政治強權干涉，不惜殺身殉職。這就是「良史」精神。魯襄公二十五年，齊大夫崔杼殺齊君，太史毫不妥協，當庭記下「崔杼弒其君」。崔杼怒，殺太史。太史被殺，他的兩個兄弟堅持寫同一句話，又被殺。這個良史家族的最後成員還寫那句話，崔杼不敢再殺。南史氏聽說太史一家將被殺光，就拿著竹簡趕來，準備替他們繼續寫這句話，途中聽說已寫成，才打道回府。所以，不要以為中國人一開始就有編造歷史的習慣，中國史學精神，本來是非常正直的。可是這光榮的傳統，慢慢卻被朱棣們斷送了。他可不是那個崔杼可以比得。崔杼殺了幾個人，看見史官不肯屈服，就不敢殺了。朱棣對於殺人，十分徹底，只要敢不奉他的旨意，有多少殺多少。能不能正確對待歷史，是國家清明與否的標誌之一。歷史不單單是一個敘事問題，更是一個關係正義與倫理的問題。古人很早就意識到「以史為鑒」的道理，視歷史為一面客觀的、是非曲直一目了然的鏡子，國家必須從真實、不被歪曲的歷史中得到對益害、利弊的如實認識，才能把現實和未來的路走好。

古代中國人文精神，遭受過兩次嚴重戕害。一次是秦始皇滅六國、建立第一個皇朝秦帝國。一次就是朱棣篡權、自立為帝。

並次第細述了正德至嘉靖、萬曆和萬曆以後三個時期針對建文朝的「重寫歷史」運動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