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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君子 惡之花二:倚用宦官

偽君子

惡之花二:倚用宦官

分別解釋一下朱棣給予太監的這幾項大權。
列閹禍為明代亂政且逐步導向衰亡的主要根源,而且,對這種趨勢與過程敘述得相當簡潔,一目了然,普通讀者透過這區區兩百來字,已可周詳了解明代閹禍的由來和發展:第一,在朱元璋時代,宦官是被嚴格控制使用的對象,嚴格程度甚至歷來沒有,「止供撒掃」,讓他們只是純屬清潔工性質的服務人員,所以沒有發生閹禍。第二,朱允炆繼位后發起不少對洪武政治的改革,唯獨這一條不改,且嚴上加嚴,所以也沒有發生閹禍,但導致一部分宦官暗心銜恨,里通燕王,幫助朱棣推翻朱允炆。第三,朱棣篡權陰謀既已得逞,為著多重目的(稍後述),徹底改變由朱元璋制訂、朱允炆堅持的排斥宦官干政的政策,把宦官當作心腹耳目加以利用,由此開啟明代深重閹禍之門。第四,禍門既啟,壞例已立,以後歷代閹禍愈演愈烈,作惡巨璫層出不窮,作者列舉了王振、曹吉祥、汪直、劉瑾、魏忠賢等,這些大太監都曾甚囂塵上,像魏忠賢,搞到忠良見戮、百官爭相當其走狗、甚至活著的時候享受專祠奉祀,而正統年間的王振,竟活脫脫親手斷送英宗皇帝,讓他做了蒙古人的俘虜。
扼制太監,不使他們參与政治,很對。不過,朱元璋將太監的危害歸諸他們的人品天生較別者為劣,卻毫無道理。太監同樣一個腦瓜、一副身子,並非三頭六臂、惡魔投胎。如果說「此曹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惡者常千百」,有這種情況,那也是制度使然,是君主專制因為對自己的極權嚴防死守,信不過外廷大臣,將太監們倚為心腹而導致的結果。皇帝和朝臣的君臣關係,一面是上下關係,一面卻又是互相尊重、互相制約的關係。但皇帝和太監之間,則無這樣一層「禮法」的約束,完全是主子和家奴的關係,可以隨意呵斥、打罵甚至取他們的性命,這讓皇帝覺著很放心,更堪掌握,久之無形中也對後者產生依賴,而感到他們親近,不可托于大臣的事,托於他們,甚至私密之事也讓他們與聞。但當皇帝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看到太監俯首帖耳、任其驅馭的一面,看不到後者因「親炙天顏」而被賦予巨大權勢的另一面,至於過於倚重而致尾大不掉、反仆為主的情形,更是始料不及。總之,太監輩「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惡者常千百」的根子,就在皇帝自己。
永樂元年,內官監李興奉敕往勞暹羅國王。三年,遣太監鄭和帥舟師下西洋。八年,都督譚青營有內官王安等。又命馬靖鎮甘肅,馬騏鎮交阯。十八年置東廠,令刺事。蓋明世宦官出使、專征、監軍、分鎮、刺臣民隱事諸大權,皆自永樂間始。
到這一步,王振、劉瑾、魏忠賢等超級大璫沒法不應運而生;攫得國家最高權九_九_藏_書力的他們,縱想安分守己,只怕也難。
注意最後那句話:「蓋明世宦官出使、專征、監軍、分鎮、刺臣民隱事諸大權,皆自永樂間始。」這是對整個明代史一個重大問題的總結。朱棣不僅僅是破壞了朱元璋視為鐵條的「內官不得干政」的幹部紀律,而且經他一人之手,就開啟了宦官干政的所有主要途徑與方式。如果說閹禍是明亡國的主因之一,則朱棣即應對此負全責。
明白表示,絕不能用為耳目心腹,也不能給他們立功的機會。這是朱元璋「幹部政策」中很重要的一條,甚至可以說是「鐵的紀律」。他立下規矩:內侍毋許識字;洪武十七年更鑄鐵牌:「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犯者斬」,置宮門中。不識字,便阻斷了太監參政的途徑;萬一還有人不自覺,居然敢於干政,那就殺頭。
《明史》關於朱棣信用太監這樣說:「文皇以為忠於己,而狗兒輩復以軍功得幸,即位后遂多所委任。」言下「有論功行賞」的意思。我們不排除可能存在這層因素,但歸根到底,朱棣之倚宦官,應該不是出於欠了這些人的情,而要對他們有所回饋,「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朱棣不是這樣的人。此人唯我獨尊,一切皆以自己為出發點和旨歸,可負天下,不可天下負我。他為了樹立形象和詆毀朱允炆(因為朱允炆當政時期充當了一個改革者),就假惺惺地把自己打扮成「祖制」(朱元璋政策)的維護者,但在不容太監干政這樣一個重要問題上,他不僅不堅持祖制,反而從根本上破壞了它,並給後來明的亡國種下禍根。為什麼?就因為他極端利己的本性。朱元璋不準太監干政,這規矩很清楚,斬釘截鐵,理由也說得挺透,朱棣不可能不知道,也不可能不明白。然而有兩個因素使他顧不上這些,明知有那樣的祖制,明知自己的做法極其危險,也執意去做。
朱棣開了一個「好頭」,他的子孫們也不儘是坐享其成,無所創造。比如他的孫子、明宣宗宣德皇帝朱瞻基,便又向前邁出重要一步:設「內書堂」,教太監讀書識字。這也是朱元璋明令禁止的。首先破例的也是朱棣,他曾安排范弘、王瑾、阮安、阮浪四名太監去讀書,使他們能通經史。不過,朱棣當時還是偷偷地做,範圍也不算廣。朱瞻基則將太監識字讀書公開化和制度化,專門為太監在宮內辦了一所學校,請的老師還都是學士、大學士級別的高級知識分子。太監由不識字到識字,由沒文化到有文化,很便於他們更深地參与政治。後來漸漸有皇帝貪懶,讓太監根據自己的口授,代擬旨意;再後來,內閣呈上來的「票擬」(有待皇帝決策的政事)也讓太監代為批複。這就不得了,等於直接把國家決策權交給太監。
以後興風作浪的宦官不勝枚舉,如趙高那樣把持朝https://read•99csw•com政、指鹿為馬者有之;如漢「十常侍」那樣導致一個朝代崩解者有之;如憲宗被殺、穆宗得立之後晚唐皇帝基本皆由宦官廢立者亦有之。許多中國人受舊小說舊戲的影響,以為中國的事,都壞在曹操、高俅那樣一些塗著大白臉的奸臣手中,然而如果翻翻歷史書就知道,內廷權閹的危害,遠在外廷奸臣之上。
朱元璋基本踐行著自己制訂的上述政策,朱允炆則更嚴格。所以從洪武到建文,明初太監沒有飛揚跋扈的例子,而且應該說日子很不好過。
那麼,這個群體在歷史上發揮過什麼好作用嗎?沒有。不要說好作用,二千多年來,他們只要安分守己,就可以說表現良好了。
《明史》中有一段敘述,簡明列出了朱棣重用太監的「大事年表」:
監軍:安插太監到軍隊中,代替皇帝監視和干預將領的工作,這不單單明確表示了對於將領的不信任,尤其造成令出多門、決策混亂等軍事大忌,加之太監之流往往狐假虎威、挾私刁難,從而帶來災難性後果,明代官軍戰鬥力之弱,與此有極大關係。
刺臣民隱事:專指東廠之設。東廠是明代建立的第一個由太監掌管的皇家特務機構,此後還出現過西廠、內廠等。與分鎮各地的太監不同,東廠這類機構是直屬中央的特務組織,其偵察權不受地域限制,也不受偵察對象的社會地位限制,不論什麼人,從平頭百姓到九卿三公乃至皇親國戚,都可以成為他們的懷疑對象、調查對象,偵察手段也沒有禁區,不受法律制約,只要有助於達到目的,一律可以採用,比方說如果當時有竊聽技術,以東廠的職權是完全沒有忌諱,可以盡情實施的,不必擔心萬一破露會成為醜聞、招致國會彈劾;此外,更可怕的是,他們享有處置權,探得消息,不須請示皇帝,而直接處置,捕人、刑訊甚至致人斃命也沒關係。東廠設於永樂十八年,但親信太監承擔類似的功能,應該遠遠早於此,只不過專設了這樣一個機構,使其功能並軌到國家機器之內,而更加可怕。
李自成攻破北京之前,一個叫曹參芳的學者正忙於編撰他的一部歷史著作《遜國正氣紀》。「遜國」,指建文帝朱允炆被朱棣推翻事;後世替朱棣找台階下,迴避他篡位的事實,用朱允炆「遜國」即主動讓位的說法來遮掩。等到這本書寫成之時——「崇禎甲申中秋前一日」——崇禎皇帝已弔死煤山。作者的本意,是借這本書探討國家救亡之道——當時明要亡的跡象,實在比較清楚了——所謂對「正氣」的重申與呼喚。可惜,沒等到他寫出來,明先已經亡掉了。但他對可以視為明亡國之因的一些總結,仍值得一觀。內中有一段寫道:
分鎮:派駐太監到各省和重要城市,賦予他們多種使命,從官員紀檢到搜集民情,實際上就是各地特務頭子,功read.99csw.com能類似於納粹的黨衛軍。這些鎮守太監,很少不為害一方,吃拿卡要、索賄逼斂、擾亂地治,明代地方上很多危機即由他們而起,包括著名的「倭患」。
這樣的慘痛經驗,已積累太多,到朱元璋的時候,並不需要很高智慧也可以認識到,必須嚴防太監干政。所以他說:「此曹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惡者常千百。若用為耳目,即耳目蔽;用為心腹,即心腹病。馭之之道,在使之畏法,不可使有功。畏法則檢束,有功則驕恣。」曾定製:內侍毋許識字;洪武十七年更鑄鐵牌:「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犯者斬」,置宮門中。
專征:由太監充當統帥,獨立帶兵出征。鄭和出洋的歷史意義另當別論,而朱棣做出的這種安排,從當時政治格局說,意味著承認和賦予太監以軍事指揮權,無疑有動搖國本的性質。
以上數語,算是把本節所談,大致說清。
出使:作為皇帝代表出訪外國,雖然未必有今天「特命全權大使」的身份,但所涉為國與國的交往,其政治含義和規格相當高。
曹參芳履歷天啟、崇禎兩朝,對於魏忠賢如何把國家搞得烏七八糟,滿朝歪風邪氣,親有體會,知道閹禍危害非同小可,追根溯源,想到一切起自永樂年代,所以才深切懷念「遜國正氣」的吧?
寺人禍國,其來久矣。我高皇帝有鑑於是,雖設中貴,止供撒掃。而銜不兼文武,政不侵外廷,衣冠不同臣僚——外之也,故三十年宮府謐如。雖讓皇帝紛更祖制,此獨尊之加嚴焉,以故遺恨內臣,密謀通燕。文皇之始,不能不有所私是。故儼保之譖行而撫監岌岌矣,監軍之勢張而馬騏以交趾予敵矣。延至逆振,舉萬乘之尊輕擲蠻夷,喪中原銳氣多矣。而吉祥輩復積驕成怨,積怨成逆。汪直之啟釁,縲絏盈朝,積骨盈邊,可勝悼哉?正德間,八虎橫一豹吼,逆瑾慘烈,禍延宗社……繼以魏璫,狐豕滿朝,忠良膏野,上公稱而廟貌祀,竊號竊名,古今慘變……
朱元璋當然不會承認這一點,不過從汲取歷史教訓角度出發,他要與太監們保持相當距離的決心,還是蠻大的。
太監,是中國特產。由太監而起的誤國殃政的弊端,也是中國古代史的特產,太監乃刑餘之輩,所以通常把這種政治災難稱為「閹禍」。而歷朝歷代,閹禍最甚的當數漢、唐、明。進而又須交代,明代閹禍本來是可以也應該避免的,之未避免,反而發展到成為導致明代亡國的主因之一的地步,就是拜永樂皇帝朱棣之所賜。https://read.99csw.com
朱棣奪位,太監很出了一把力。嘉靖間大名士王世貞說過這樣一件事,當年朱棣起兵以後,與政府軍作戰,費了很大勁三年所得也無非北平、永平、保定三府,這時,「有中官約為內應,謂須直搗南京,天下可定,文皇深然之。」亦即,有太監主動與朱棣聯絡,建議不要一座城池一座城池地打,徑取南京,而太監們將與之裡應外合。孟森先生的《明清史講義》頗然此說:「靖難兵起,久而無成,因建文馭宦官極嚴,而叛而私以虛實報燕(指朱棣),遂敢於不顧中原,直趨京邑。」此事如屬實,則建文宮中的太監對朱棣最終成事,可謂功莫大焉。
我們所知此類中最早出名的人物嫪毐,就是一個為非作歹的傢伙。他是秦國大宦官,侍奉嬴政(當時的秦王,後來的秦始皇)之母,深受寵信,封長信侯,揮霍無度、勢力巨大,門下家僮數千,賓客千余,儼然國中一支重要政治力量,能與丞相呂不韋抗衡。直到有人告發他其實是個假閹人,陽|具不僅健在,而且甚是了得,正靠它才博得太后歡心(那太后原本就是風流女子,當年是艷都邯鄲的一名歌妓,后被呂不韋買下,並在被呂不韋腹內留種的情況下送給秦國公子子楚,所生此子即後來當了中國第一個皇帝的嬴政),這才惹怒嬴政,下兵收捕,豈知嫪毐居然武裝反抗,兩軍戰于咸陽,嫪毐兵敗被殺。
嫪毐之事,可以說已開啟了所謂閹禍的典型。一是這種人一旦發達,往往勢可傾國;二是這種人一旦作亂就非同小可,幹得秘密些是致使宮掖生變,如果追求驚天動地,則能夠直接在京城跟皇帝干仗。
那麼,甚等樣人最適合替朱棣干那些見不得人的勾當?宦官輩當然是首選。他們是家奴,最令人放心,而且除了聽命于主子,毫無道德感,什麼事都肯做,都做得來。
閹宦的起源頗早,可能商代就出現了,至少可確知周代是有的,《周禮·天官冢宰》有「奄」之稱,鄭玄對此注曰:「奄,精氣閉藏者,今謂之宦人。」不過那個時候,宦官用於宮庭普遍不普遍、是否制度化了,難考。從制度化角度看,還是認為宦官階層形成於秦https://read.99csw.com代(含秦國)比較穩妥。因為中國君主專制這種思想萌芽于秦國,中國的第一個帝制王朝也由秦建立,它是制度的創立者。太監(宦官)的本質意義,即是體現、從屬和服務於君主專制的意志,成為君主專制下一種特殊的組織化建構,亦即宮禁制度的一部分。
第二個因素,又不能不觸及朱棣非法取得皇位這塊傷疤,設若當初從朱元璋那裡堂而皇之繼承皇位的,不是別人,是他朱棣,很可能他也並不會倚重「狗兒輩」。現在不一樣。憑藉武力,算是將印把子搶到手了;一通血洗,也算是把公開忠於朱允炆的勢力鎮壓下去了。但印把子究竟攥得緊不緊,是不是還有暗藏的「階級敵人」,還有多少?朱棣心裏沒底。況且,朱允炆下落不明,是死是活?是遠遁還是匿身近處?如果還活著,他會不會東山再起?謎團很多。還有,老百姓服不服,背地裡怎麼看又如何談論「革除」這件事?是不是有什麼窮途末路的傢伙會利用民心煽動造反、起義?這都需要勘察,而且是秘密的勘察,或者,索性派出親信去監視那些人的一舉一動。所有這一切,我們可稱之為「非法奪取政權後遺症」。對朱棣來說,他不單患著這後遺症,而且很嚴重。而同所有沒有自信、生活在隨時可能失去權力的恐懼之中的統治者一樣,他也只有兩個辦法,一是推行鐵腕統治、用嚴刑峻法(國家恐怖主義)來強行壓服;一是搞特務政治,盯梢、刺探、打小報告、聽牆根,都是逾於法度之外見不得人的勾當,用這辦法使人人自危,鉗口無言。
一方迫切需要這種人,另一方還最堪勝任這種用途。天作之合。這就是朱棣一改「祖制」、重用太監的真正原因。
一個因素,是他從篡權的經過嘗到了甜頭,或受到很大啟發,即太監這群人很可以被利用來執行某些特殊任務,機密事、不道德的事或不可告人的事,交給他們去辦最合適不過,只要時不時扔給他們幾根骨頭,他們就會跑前跑后替自己效命。這取決於太監這群體的特點。他們一般在尚未成人前,凈身入宮,脫離社會,也脫離一般人倫和道德,腦子裡只有家奴意識。他們雖然也是人,但卻是被外化于社會的特殊人群;除了實利主義,基本上再無信仰和原則,在有骨頭可啃的前提下,保持著單一的對主子的忠誠,可以完全順從主子意志,心中談不上什麼禮義廉恥,也沒有什麼美醜觀念,只要得到指令,是不憚于干任何事或者說無論做什麼都不大有心理障礙的。所以歷來對這類人有一種就其字眼可能涉嫌歧視的稱呼:狗兒輩。剛才所引一段《明史》,公然把這稱呼寫在正史裡頭。但這奴性,是醜惡的太監製度造成,受譴責和唾罵的也應該是太監製度。朱棣對他們的解讀,其實同《明史》的那個稱呼沒什麼不同,但他是從正面或欣賞的角度去看待這一點。他需要這種人,也喜歡這種人,而且自信能駕馭好這種人——重要的是,他已經獲得了成功的經驗,現在只須繼續運用、不斷放大這經驗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