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建錦衣衛的功勞屬於朱元璋，公平起見，我們不把這筆賬算在朱棣身上。但朱元璋在朱允炆勸說下，後期已明令取消錦衣衛的刑偵職能，洪武二十六年，「詔內外獄毋得上錦衣衛，諸大小咸徑法曹。終高皇帝世，錦衣衛不復典獄」。朱允炆時代，當然也如此。重新起用錦衣衛，恢復其上述職能，並大張其勢的，是朱棣。

錦衣衛起源於軍隊。明代軍隊建制，自京師至各郡縣，都設衛所，故各部隊常以某「衛」相稱，像「玉林衛」、「宣府三衛」、「大同左衛」等。錦衣衛原來就是所謂「上十二衛」中的一衛，其前身最早是朱元璋當吳王時所設拱衛司，到洪武十五年，改稱錦衣衛。這是明朝國家軍隊中的特殊一支，直接由皇帝本人控制，實即皇家私人衛隊，或者說明代的中央警衛部隊。雖然它很重要，但起初所承擔的任務基本是禮儀性的，站崗、守衛以及在重大外出活動時充當儀仗隊（所謂「具鹵簿儀仗」）。但是不久，朱元璋出於他清洗功臣和潛緝不法官吏的需要，擴大錦衣衛職權，使其向秘密警察組織過渡，賦予它對「盜賊姦宄，街途溝洫，密緝而時省之」的功能，並將它凌駕于司法部門之上，「取詔行，得毋徑法曹」，依皇帝旨意行事即可，不必經過司法程序。

《續文獻通考》記有這樣的案件：某日，錦衣衛特務在北京街頭逮捕了一個市民，說他裡通外國（「與外國使人交通罪」）。朱棣很重視，親自提審。一問，市民回答說，那個外國人看上了他的氈衫，有意買下，彼此因為討價還價，「交語甚久」，沒想到就這樣被抓起來。朱棣一聽，也哭笑不得。

單單用草菅人命、慘不忍睹這類詞描述鎮撫司獄，過於抽象；其間的恐怖，超乎想象。我們還是借目擊者的眼睛，實際地看看它是怎樣一座活地獄：

這是在錦衣衛領導任上第一位出名人物，同樣，他也讓錦衣衛在歷史上出了大名，正像希姆萊之於黨衛軍。紀綱幹得很稱職，是天生的製造恐怖和掌管恐怖機器的高手。他為錦衣衛建立了一整套嚴密組織，培養了一批得力人材，使之高效率地運轉。「廣布校尉，日摘臣民陰事」，深得朱棣之心，所有「深文誣詆」之事，「悉下綱治」，「帝以為忠，親之若肺腑」。

明代後期，有人痛陳國弊曰：「自錦衣鎮撫之官專理詔獄，而法司幾成虛設……羅織于告密之門，鍛煉于詔獄之手，旨從內降，大臣初不與知，為聖政累非淺。」法律已非公器，政府司法部門和工作人員被撇在一邊，皇帝想怎麼辦就怎麼辦，鼓勵告密，縱容刑逼，這樣的社會、這樣的國家怎能不亂？

陳瑛等於朱棣樹立的一個「先進典型」，有他做出榜樣，並倍享恩榮，則效尤者競起。《明史》談到陳瑛的意義時這樣說：「帝以篡得天下，御下多用重典。瑛首承風旨，傾誣排陷者無算。一時臣工多效其所為，如紀綱、馬麟、丁珏、秦政學、趙緯、李芳，皆以傾險聞。」這些後起者中間，紀綱「出乎其類，拔乎其萃」，大有後來居上、掩卻陳瑛「鋒芒」之勢。此人擅長察言觀色，最會看人說話，當年主動投效造反的燕王朱棣，初次見面，即博得朱棣「大愛幸」。朱棣登極后，重振錦衣衛，把這重要機關交給了他所視為心腹的紀綱，「擢錦衣衛指揮使，令典親軍，司詔獄」。九*九*藏*書

於是，永樂年間引人注目地出現一種過去很罕見的罪名：誹謗罪。「誹謗」的意思並不複雜，就是捏造壞話來詆毀和破壞他人名譽；誹是背地議論,謗是公開指責。這字眼，今天無甚特別之處，任何人覺著自己被人用言語侮辱了名聲，都可以告之以誹謗。但永樂年間對誹謗的指控，卻非普通人所享權利，而是朱棣單獨享有對任何人加以指控的權利；在這裏，誹謗罪專指一切針對朱棣及其統治的議論，只要這議論是負面的、批評的和表示懷疑態度的，不論對錯，不論有無事實依據，通通算誹謗，所謂「誹謗時政」。說白了，人民除了歌功頌德、感恩戴德，不允許對政治發表任何公開或私下的意見。因此我們不妨把永樂年間的「誹謗罪」，理解成禁言令——禁止民間一切有關政治的自由言論。

鎮撫司獄的刑訊，別說以身親試，在旁邊看一眼亦足魂飛魄散。它一套完整的刑具，共十八種；其中一種稱「拶」，將犯人十指夾于刑具，然後拉緊。此刑之施，與一般猜想不同，頗有奇特之處，據說「緊拶則肉雖去而骨不傷，稍寬則十指俱折」。這尚是十八套酷刑中最輕的，「若他刑盡法，即一二可死，何待十八件盡用哉」。清初方苞名篇《左忠毅公逸事》里，寫到史可法設法進入鎮撫司獄，探望他的恩師、天啟年間反閹名臣左光斗，親見嚴刑拷打之後的左光斗：

此時左光斗還活著，死後，人們發現他竟被折磨得體無完膚。透過這個真實的例子，可以想見鎮撫司獄即便陰間閻羅殿比之亦有不及。難怪有人這樣說：「一屬緹騎，即下鎮撫，魂飛湯火，慘毒難言，苟得一送法司，便不啻天堂之樂矣。」刑部大獄較諸鎮撫司獄，居然有如天堂，痛哉斯言！

這樣一座人間活地獄會造就什麼？當然是人間惡魔。這是他們的絕好舞台；舞台搭好了，惡魔們豈能不大顯身手？

鐵鉉之死：

先說非理性。非理性暴力，起源於報復的本能，當受了傷害及嚴重威脅，而一旦從傷害和威脅中脫險，並反過來對對方取得支配地位時，原先積聚起來的由仇恨和恐懼組成的巨大能量，就會尋求某種釋放與宣洩的途徑，這時候就產生各種非理性暴力的表現。如屠城、殺降、燒掠、姦淫、虐俘，如形形色|色的酷刑。這些行為雖然目的也是給對方以懲罰，但採取的手段遠遠超出其目的所需，而包含巨大快|感，是對自己心理的額外補償。這種快|感與心理，以暴力本身為滿足對象，或者有意渲染和推崇暴力，以至於最後暴力自己就成為目的。這時，暴力是一種邪惡。

上若好之，下必甚焉。歷史上倘有大暴君，身邊多半就伴隨著大酷吏。明代酷吏現象，以永樂時期最突出，最著名，也最「出色」。

也確有得逞者，最典型一例，是丁鈺因告鄉鄰誹謗罪而一步登天。這丁鈺，原是山陽縣普通農民，因見朝廷「嚴誹謗之禁」，略略琢磨，認定發跡的機會到了，便於永樂五年六月密告同鄉數十人涉嫌誹謗，結果一告一個準，那幾十位鄉鄰全部被殺，丁鈺卻被認為其才可用，「上才之，授刑科給事中」——這不是一般的破格，史書上寫得很清楚，丁鈺原來的身份是「民」，連生員都不是，完全沒有做官的資格，「刑科給事中」屬於科道官，慣例只有中了進士的人方做得，至少也得是監生。丁鈺嘗到甜頭，一發不可收，任職期間專以打小報告、揭發、告密為能事，「陰伺百僚，有小過輒以聞，舉朝側目」，直到最後因為「貪黷」遭到彈劾而被發配充軍為止。九_九_藏_書

雖然中國古代社會並非民主社會，但仍很少聽說哪個朝代設立過這樣一項罪名。相反，中國古代政治思想有一個很突出的傳統，認為應該傾聽民眾的聲音，還認為企圖用封堵的辦法來扼殺民意，不僅做不到，而且根本就很愚蠢。孟子曾經引《尚書》中的一句話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老天都以人民的耳目為耳目，何況人君？他還告誡那些為君者：「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什麼事情，如果老百姓都說不應該，就一定要加以審視。這也是強調執政者必須傾聽人民聲音。更有名的，是子產講的那句話：「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把老百姓的嘴巴堵起來，比堵住洪水可要難多了！要多蠢有多蠢！所以子產不毀鄉校，保留它，給老百姓一個隨便談論國是的地方。後來個別統治者，至多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有所控制，如秦始皇燒書、司馬昭殺嵇康等，針對普通民眾在全國設立一項以言論管製為目的的「誹謗罪」，恐怕是第一次。

錦衣衛校尉因為地位特殊，待遇好，機動性強，出則鮮衣怒馬，威風八面，所以當時有一別名，喚作「緹騎」。

暴力的表現有兩種：非理性的和理性的。

連朱棣自己親生的兒子都說，誹謗罪之設，令國家法律「無公平寬厚之意」，鼓勵「羅織」，奸人稱快，屈抑良善，而一旦被誣以此罪，必定「身家破滅」，而且根本沒有說理的機會。朱高熾所總結的這幾句用來否定「誹謗罪」的理由，足使我們想象出永樂年間民眾生活在怎樣擔驚受怕的氣氛中。

十五六萬人，而當時中國總人口，根據《明史·食貨志一》，從洪武到萬曆一直徘徊在五六千萬之間。以五六千萬人口，秘密警察人數達十五六萬，這是什麼概念？假如換算成今天中國的人口數，大家概念也許就比較清楚——從那時到現在，中國人口增長了二十倍，那麼相應地，意味著在保持同樣比例下，相當於如果當時中國有十三億人口，則這國家就配備了三百多萬人的正式或非正式的秘密警察！

這本來就是一種莫須有式的罪名，自然鼓勵了那些刁橫蠻霸、賣身求榮以及為了飛黃騰達而不擇手段、陷害別人的醜類，他們可以沒有任何根據，兩張嘴皮碰一碰，就把無辜者送入監獄。

其中可見先前一系列的屠殺造成了巨大恐慌，恐慌的同時也引起民間極大不滿，朱棣所謂「妄言」，當包括上述二者。這條指示的精神，安民愛民只是表面文章，道貌岸然的語詞背後，是一副冷酷的鐵腕形象——他指出，面對陰雲密布、血跡斑斑的現實，人民連「疑懼」的心理反應也不能有，也是罪過，更不得將這種內心感受吐露和表達出來，凡所語及，即為「妄言」（如當代所謂「反動言論」），就是死罪。為了徹底撲滅人民的不滿情緒，他很卑鄙地利用人的求生本能，「許諸人首告」，意即，曾一起九九藏書議論「國是」的人當中，誰首先起來檢舉揭發別人，此人即可免罪，而且會得到其他所有被處死者的家產作為獎勵，相反，「知而不告，與犯人同罪」。這是一道誘導鮮廉寡恥、棄信忘義之風盛行社會的旨令。

司中之死：

但也存在並不邪惡的暴力，即理性的暴力。理性的暴力有兩個特徵：第一、起自於維繫社會正義平衡的需要；第二、不含宣洩、渲染暴力的成分，相反它的施行還有意降低暴力對人的恐怖心理作用。從本質上說，國家機器都具有暴力的內涵，它在防止動亂、打擊犯罪和懲罰其他破壞法律之行為時，必然使用暴力。但如果它立於理性，則其使用一定是有序、中肯和收斂的。例如在理性暴力意識下，許多現代國家廢止了死刑，即便不能廢止的，也儘力削弱死刑中超出懲罰目的之外的炫耀恐怖的因素，中國近年漸以藥物注射代替槍決的死刑執行方式，就是基於對國家暴力的理性化認識。

上面講的六萬多人，是錦衣衛正式在編人員，亦即所謂「旗校」，這並不包括不在編的但與錦衣衛關係密切、靠給錦衣衛提供情報為其收入來源的眼線、臨時雇傭人員、地痞無賴等輩，如果算上這些人，依王世貞之說，「仰度支者凡十五六萬人」！

——這就是所謂「詔獄」。「古者獄訟掌于司寇而已。」刑事案件處理，本來是司法部門的工作。漢武帝首創「詔獄」，開君主直接插手的先例。朱元璋時期，錦衣衛越過司法機構，得任刑偵之事，已有詔獄之實；不過，那時錦衣衛雖有抓捕權、審訊權，卻不能定罪，最後仍須將人犯移交司法部門，這就是《明史》所說：「送法司擬罪，未嘗具獄詞。」朱棣再度起用錦衣衛后，「尋增北鎮撫司，專治詔獄。」這個「北鎮撫司」由朱棣添設之後，從此與明朝相始終，因而詔獄也常被稱為「鎮撫司獄」。以前錦衣衛雖然治理詔獄，但帶有臨時性質，類乎非常時期的非常措施，事實上朱元璋也只用了它十年不到的時間，隨即取消。朱棣在錦衣衛中特設北鎮撫司，等於使詔獄永久化，正式規定治理詔獄是錦衣衛的部門職能。正因為掌管詔獄，北鎮撫司廟雖小，地位非同尋常，「鎮撫職卑而其權日重」，不必說政府司法部分，漸漸，連錦衣衛長官都無權節制，直接聽命于皇帝本人，而且它可以隨意給人犯定罪，甚至不經過任何法律程序直接處死人犯。

朱元璋時代，錦衣衛「恩蔭寄祿無常員」——由於經常照顧性地錄用特權階層子弟，所以編無定製——但人數應該不曾超過二千人；朱棣再度起用錦衣衛后，其人數急遽膨脹，到明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是多少人呢？已達六萬多人！我們之所以知道這個數目，是因為朱厚熜即位之初，為表示新君新氣象，一次裁汰錦衣衛近三萬二千人，而《明史·刑法志三》稱，這僅為錦衣衛全部人數的十分之五。

紀綱最後死於謀逆。他幫朱棣幹了許多ｒｅad•９9cｓｗ•ｃｏm類似上面那樣心腹之事，有恃無恐，自我膨脹得厲害，橫行霸道不說，終於發展到對主子意欲取而代之的地步，但他究竟害人太多、仇家遍地都是，結果在尚未準備停當之際，被一個與之有私怨的太監告發，朱棣大怒，用剮刑將這條他昔日的「愛犬」送上西天。早其五年，另一條「愛犬」陳瑛也以得罪而處死。事實上，在走狗與主子之間，很難避免這樣的結局。一是走狗咬人咬太多，咬紅了眼，最後可能會咬到主子身上。一是主子對這種嗜血成性的走狗，也愛懼交加，一旦有必要，將他們踢出來當替罪羊，是一舉兩得的佳選。

解縉，是朱棣破南京后，主動歸附的官員之一，因為才幹頗受朱棣青睞，內閣初設，他成為明史上第一屆內閣成員之一，后在重修（意在篡改）《太祖實錄》和編撰《永樂大典》中總裁其事，可謂永樂功臣、名臣和重臣。永樂八年，因介入儲位之爭，被朱棣所忌，由紀綱投入詔獄，「拷掠備至」，一關就是六年。永樂十三年，紀綱照例將羈繫獄中囚犯名錄呈交朱棣過目，朱棣看見解縉名字時，只輕輕說了一句：「縉猶在耶？」這話問得不明不白，可以作忘懷解，可以作念舊解，也可以作詫異、不悅、不耐煩解。但「善鉤人意」的紀綱自不會理解錯。他從朱棣處退下，回到錦衣衛，「遂醉縉酒，埋積雪中，立死。」把解縉灌醉，埋在雪中，活活凍死。這種處死的方式，是有講究的。朱棣明知故問，然無一字及於「死」字，是欲避免殺害對己有如此大功之臣而致寡恩薄情的壞名聲。紀綱洞若觀火，知道朱棣想要解縉死，卻第一不得以他的名義處死之，第二亦不得處以正式的死刑，而要解縉看上去像是自己死掉，類乎「瘐死獄中」——於是紀綱想出了這麼個辦法：醉死。他的處理，果然極稱旨。解縉丟了性命，朱棣那邊無聲無息，沒有任何記載表明曾就紀綱妄殺大臣而加嚴譴，哪怕作為工作「失誤」裝裝樣子應該給予的處分也沒有。

朱棣上台後所大規模使用暴力的情形，完全失卻理性。他的殘酷鎮壓，本極過分，而於瘋狂殺戮之中所挑選和採用的方式，更超出了消滅和打擊異己的實利需要，純粹演變成製造恐怖氣氛和對暴力的宣揚。對不肯降附的建文忠臣，朱棣不以僅奪其生命為滿足，往往用野蠻虐殺達到其快意宣洩的訴求。如暴昭之死：

儘管實施了大規模屠殺、血腥酷刑以及極其歹毒的身心摧殘，但朱棣知道，單靠這些遠不足以平弭朝野上下的非議。這種聲音可能隨處皆在，卻藏匿於他所不知道的地方，如不加控制，也許會慢慢匯聚起來，變成一股比聲音更實際更有力的力量。此即王世貞于萬曆年間所分析的：「既由藩國起，以師脅僭大位，內不能毋自疑人人異心，有所寄耳目。」說朱棣當時的懷疑，到了「人人異心」的地步，對每個人都不放心——「平生不做虧心事，夜半不怕鬼敲門」，沒辦法，自己心中有鬼嘛——那麼，怎麼辦？只有實行一整套國家恐怖主義統治：密織偵緝網，豢養大量鷹犬，提高特務組織地位張大其權力，培植大酷吏，在全社會鼓勵告密，以言治罪、禁止民間談論政治……總之，要造成人人自危，噤若寒蟬的局面。

人類的暴力現象，從遠古綿延今代，沒有斷絕，恐怕也不會消失。

如果朱棣尊重法律，那麼他不單不該搞東廠、錦衣衛、詔獄，不該設誹謗罪、捕風捉影，不該倚任陳瑛、紀綱等大大小小的酷吏——他索性就不該登上那個皇位！一個從根子上就踐踏法律的人，如何可能崇隆法律？他要的就是亂，亂中取勝，亂中得利。制度清明有序，搞不成國家恐怖主義；要搞國家恐怖主義，一定不講秩序，一定要拋棄法律，然後可以隨意抓人、隨意用刑、隨意殺人。

這批評的確擊中要害。不過，又好像是在跟竊賊講「不告而取不對」的道理。

廠衛相倚，織成一張恐怖統治的大網。到處是特務、密探，緹騎四齣；逮捕、刑訊、處決概不經司法部門，法律為虛設，此皆朱棣始作俑，是他留給自己子孫最大的政治遺產。明亡國之後，有遺民剴切總結說：「明不亡于流寇，而亡于廠衛。」這個認識很深刻，因為「廠衛」象徵著什麼？象徵著國家基礎完全建立在污泥濁水之上。

他們之間的默契，達到無言而心領神會的地步。

即位之後，他指示軍方ｒｅａｄ.９9csｗ.coｍ遵循以下精神發布公告：

曾有一個軍痞帶領手下去安慶采木，沿途強取民財，民將訴于官，此人便「誣民為誹謗，縛送刑部，具獄以聞」。修建南京報恩寺期間，有小人貪功冒賞，製造傳聞，說被征役夫「謗訕」，且「恐有變」，幸虧負責調查此事的監察御史鄭辰不輕信，查明：「無實，無一得罪者」，上萬人才保住性命。永樂四年九月，有個浙西人舉報誹謗，把人抓來后對質，結果被誣陷者相互根本就不認識，朱棣也很沒面子，將舉報人「棄市」。由上數例可見，當時告密之風盛行，成為惡人陷害良善很好的手段，也是一幫利欲熏心之徒升官發財的捷徑，為此甚至捕風捉影、鋌而走險，不計後果以求一逞。

對建文忠臣女眷，竟公然讓人輪|奸：

這個事例顯示，當時至少在北京，遍布密探，老百姓一舉一動都受到監視。我們知道，「警察國家」是一種近代產物，在社會化程度遠不能與現代相比的五百年前，國家機器組織得這麼嚴密，不但十分罕見，事實上也毫無必要。但在朱棣當政以後，十五世紀明王朝的中國卻很有「警察國家」的風範了。

由這段文字，大致可知鎮撫司獄樣貌：它一半建在地下，終年不見天日，以營造森嚴恐怖氣氛；另外，顯然是為著動用酷刑時，犯人慘叫之聲不致傳得太遠，牆也修造得奇厚，完全隔音，就算你縱聲哭嚎，隔壁也悄不聞聲。絕對戒備森嚴，從外面買來任何一物，要經好幾道檢查才可入內。人的進出就更如此，犯人家屬從不被允許入內，哪怕遠遠看一上眼也不可以；但是，拷問犯人的時候，倒會特意把家屬找來，讓他們在很遠處看見拷問的情形。

其中一個叫陳瑛，永樂元年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明代司法機構分而為三：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刑部受理天下案件，都察院負糾察之責，大理寺是對各種案件加以審核的機構；這三個部分習慣稱「三法司」。都察院的「糾察」之責，絕大部分是針對官吏的，「凡大臣姦邪、小人構黨、作威作福亂政者，劾。凡百官猥茸貪冒壞官紀者，劾。凡學術不正、上書陳言變亂成憲希進者，劾。」因此，朱棣一上台，把陳瑛放到這樣一個位置上，寄意甚明。陳瑛當然心領神會，于屠戮建文忠臣一事，竭盡所能，大逞其凶。《明史》送給他如下評語：「天性殘忍，受帝寵任，益務深刻，專以搏擊為能。」把這位大酷吏形成的原因說得很清楚，一是他自己天性殘忍，一是「受帝寵任」——由朱棣在背後撐腰、放任，自然，還不乏讚賞。他邀寵的辦法是，朱棣讓他害一個人，他就添油加醋讓十個人倒楣；其實，歷來的大酷吏都這麼干，認準錯殺一千比放過一個好，所以才有無盡的冤案，才有擴大化。建文忠臣，幾乎全都死在陳瑛手中，那些動輒成百成百殺人的滅族慘劇，也都是他的傑作。《明史》說：「胡閏之獄，所籍數百家，號冤聲徹天。兩列御史皆掩泣，瑛亦色慘，謂人曰：『不以叛逆處此輩，則吾等為無名。』於是諸忠臣無遺種矣。」這裏「色慘」，非謂陳瑛有不忍之意，是殺戮太慘，以致大魔王自己也不禁有些害怕。但他說得很對，只有徹底冷血，他這號人才有安身立命之地。

這些行為，泄憤之外，目的主要在於恫嚇。殘忍地對待這些曾經反對他的人，侮辱其家屬，都具有一種展示「下場」的作用；既滿足了朱棣自己的報復心理，又作為威脅以警誡所有對他以武力推翻合法君主感到不滿的人。

朱棣不單使錦衣衛變成龐然大物，還把它變成無法無天的殺人機器。

說到這裏，就不能不表一表明王朝國家機器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錦衣衛。

因為設了這個誹謗罪，告密、誣陷之風，終朱棣之世從未停歇，甚至他死了以後，還時有發生。朱高熾繼位，因見這種風氣實在太壞，搞得人心惶惶，而奸惡之徒則屢屢加以利用，痛下決心，宣布正式取消「誹謗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