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這個人，很幸運。一生頗多倒行逆施，也足夠殘暴，但留下來的聲譽，卻似乎不曾壞到那個地步，甚至一般國人提起永樂皇帝，印象非但談不上壞，乃至還引起一點「光榮與夢想」的情愫。

大寧的軍事地理重要性體現在，可以同時扼制蒙古、女真兩部，而朱棣將大寧行都司後撤，不啻乎使大明國從正面完全暴露，外寇隨時可以長驅南下侵擾。因此，「正統己巳、嘉靖庚戌，諸敵犯內，皆從此至。」不單明代中期時受蒙古部落侵擾與此有關，尤為慘痛的是，明代晚期東北建州女真人崛起，直至導致明亡國，與這一帶防衛的空虛，關係也很直接。明亡后，痛定思痛，有人矛頭直指朱棣：

此一過程，實即從明代開始。明代中國與外部世界的矛盾衝突，除傳統的先進農業文明與原始遊牧文明的衝突外，又加入一新的因素，並且愈益突出，亦即由對外商貿而引發的衝突。其最引人注目者，當為東南沿海的「倭禍」——日本早自隋唐便與中國交往密切，但「倭禍」卻是典型的明代危機。此時，日本列島已非隋唐時蒙昧初開之狀，其社會固有結構，正催生它延至今日的極度依賴海外貿易的特點，於是，借「朝貢」為名，頻頻前來中國東南沿海交易，但日人之需求，偏與中國自給自足的經濟形態相抵觸——中國一方，因為不感覺與外貿易的需要而寧願置海防安全于優先考慮位置，乃頒行「海禁」政策，日人一方則與中國貨殖的慾望越來越強烈——兩相矛盾，間以若干其他原因（海盜的勾結、官府的腐敗等），遂頻頻作亂，與北面建州（女真）問題併為兩大心腹之患。

第三，或許有點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我疑心朱棣五次興緻勃勃北征，除展現其「雄偉抱負」外，也兼帶有遊山玩水之打算。其實，這樣揣想朱棣並不見得過分，喜歡遊山玩水，向來是帝王們的傳統，那些性情不安分、愛折騰或自以為胸懷寬廣的帝王，尤其在皇宮和京城呆不住。秦始皇是個例子，隋煬帝是個例子，朱棣的六世孫正德皇帝朱厚照是個例子，以後的康煕、乾隆也是個例子。這幾個人性情都比較「恢宏」，不能做到安安靜靜，故而喜歡飽覽祖國大好河山。也有相反的例子，單說明朝皇帝，就是安靜的居多。朱元璋定都南京后，很少離開；弘治、嘉靖、萬曆、天啟、崇禎這幾個皇帝，也都缺乏旅行的興緻，其中嘉靖皇帝最奇絕，過於安靜，以致躲到西苑裡不出來，鑽研他的道教，許多大臣多年欲見其一面而不能。朱棣肯定跟他們不一樣，當燕王時就帶著兵到處跑，做了皇帝更閑不住，讓他憋在京城和宮裡，估計八成會得病。你看他在位二十多年，不論南京或後來的北京，正經呆在那裡的時間極有限。從他北征途中見著塞外風光而發的感慨，分明可以感到，除了是「御駕親征」的天子，他也很有一番旅遊者的意識，到處勒石留言，跟今天每每在景點歪歪斜斜刻下「某某到此一游」的遊客似乎沒有多大分別；此外，對朱棣來說，塞外也算故地重遊了，年輕時作為燕王他曾統軍來到此地，所以不能排除他現在以當了皇帝的心情，到此舊夢重溫，別樣地體驗往昔的榮光——人都是懷舊而自戀的，朱棣恐怕尤如此，他在給金幼孜等指點塞外風光時，言談話語間很有「而今邁步從頭越」的炫示感。

明朝近三百年歷史，大部分時間對外取守勢，唯永樂年間主動出擊。朱棣在南北兩個方向，都發動大的戰爭。南面戰爭的對象是安南（今越南北部。當時越南分為兩國，北部安南國，南部占城國），北面則是老對手蒙古人。

最後，鄭和下西洋對歷史文明的貢獻究竟如何？歐洲人從地理大發現中享受到的文明成果十分豐碩，玉米、土豆、棉花、煙草、咖啡……這些如今他們生活中須臾不可缺的東西，都是由航海探險家們帶回歐洲的。那麼，鄭和船隊給中國帶回了什麼呢？多是奇花異草、珍禽瑞獸、珠寶香料，所謂「明月之珠，鴉鶻之石，沉南速龍之香，麟獅孔翠之奇，樓腦薇露之珍，珊瑚瑤琨之美」，這些不知所云的東西，只能滿足皇帝貴族獵奇心理，供其把玩，對民生毫無用途，更不曾對中國的物種和經濟生產帶來重大影響，我們並未聽說至今哪一樣與生活息息相關的東西，是由鄭和下西洋留給我們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相反的方向上，鄭和下西洋對於世界文明發展，倒頗有功績，被帶往各國的物資主要有絲綢、瓷器，此外還有鐵制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品、手工業品、茶葉、貨幣、曆法、衡器、書籍、藥材等等，世界從中受益匪淺。然而，這並非有意識推動世界文明的做法，而是朱棣出於「示中國之富強」的動機，陰差陽錯、無心插柳的結果，至於他想得到的，同樣也絕不是對中國文明有所補益的東西，是他個人的虛榮，是體現這種虛榮的稀奇古怪的貢品。鄭和下西洋的效果開始顯現后，這類東西就跟隨前來覲見的外國使團，源源不斷運到京城。在《明實錄》中，我們不時可讀到這類記述,例如永樂十三年十一月，麻林國等「番國」敬獻麒麟、天馬、神鹿，朱棣特意在奉天門舉行接受儀式，群臣稱賀：「陛下聖德遠大，被及遠夷，故致此祥瑞！」耗費巨貲，近二萬八千人規模的龐大船隊，送去多少噸「援外物資」，不過是為朱棣換回來這些「祥瑞」！

那還須從他發動叛亂時說起。朱棣乃心思細密之人，起兵之際瞻前顧後，不僅對造反的決斷周詳考量，甚至慮及南下與政府軍作戰之後北平作為其後方是否會為人所趁。當時，封于大寧的寧王朱權握有重兵，實力僅次於己。萬一朱權陰懷「鷸蚌相持，漁翁得利」之心，則腹背受敵。朱棣左思右想，想出一條狠計，不單教朱權無法從背後捅刀子，還進而使大寧之兵為己所用，那將大大提高自己的軍事實力，此所謂「一石二鳥」——為達此目的，朱棣與大寧所屬兀良哈三衛構成密約，借後者之六千蒙古騎兵脅持朱權入關。

第四，朱棣的北征，是他縝密謀划的某個龐大計劃的一部分。這個計劃，涉及遷都北京、削藩這兩件對鞏固其到手的權力至關重要的大事；換言之，為著達到這兩個目的，他必須走出北征這招棋。思考不妨從這裏開始：御駕親征究竟有何必要？實際上看不出任何必要性。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也搞過一次北征，但是他沒有也不必親自出馬，而由燕王朱棣和晉王朱棡擔任統帥。歷史上，皇帝向不可輕動，如想表示重視，派親王或至多太子以皇帝名義出征，規格就足夠了。征安南的時候，作為軍事行動，其規模尚在北征之上，朱棣更有理由重視，但他卻未自己挂帥。何以單單對北征如此熱衷，每次皆躬親其事？還有，從前面所述可知，五次北征隆重上演，實際上是小題大做，甚至所謂敵情也純屬子虛烏有，這不能不令人疑其另有文章。可以留意，在時間上，北征恰恰是隨著營建北京的準備工作緊鑼密鼓展開，以及工程開工日近而發生的。我們當還記得，永樂五年徐皇后病故，朱棣藉機把皇家陵寢遷至北京，派官員和命理家擇「吉壤」，永樂七年結果出來了，朱棣去北京驗收，竟就此留下不走，而第二年，他便發動第一次北征。這絕非時間上的巧合，明顯是緊湊弈出的有連貫性的兩手——陵址安置在昌平，顯示了他遷都北京的決心；而以北京為基地採取大規模軍事行動，則意在增加北京的政治軍事分量，同時使他得在相當一段時間里以北京為中心，來削弱南京的意義。又如我前面講過的，遷都北京還不是他的底牌，遷都隱含了另一個處心積慮的目的，即改變洪武時代以幾大「塞王」負責北部邊防的布局，將後者遷往內地，然後自己來填補塞王內遷所造成的邊防空虛，此系旨在釋塞王兵權、消除權力隱患的苦心的一手。而為了顯示塞王內遷不會對國家安全構成損傷，他必須大張旗鼓地一次又一次搞「御駕親征」，宣傳其「戰果」，以證明其決策的正確。朱棣「五齣漠北，三犁虜庭」，從其過程看，明顯不必要，並帶有刻意而為的痕迹；換成今天的話來講，基本屬於為遷都北京和削藩這兩大目的而服務的政治「作秀」。

——由上可知，鄭和下西洋的實質是炫耀武力以賓服四方，滿足朱棣身為「上國天朝」之主的自我崇拜心理，此第二辨也。

連續對蒙古部落親征有無必要？肯定地說，有必要——如果確實收穫了有人所稱頌的「妖氛殘孽，盪焉廓清，幾無孑遺」的成果。因為明代大部分時間來自蒙古部落的威脅和騷擾，證明了這必要性。然而「張皇師徒，窮追遐討，深入漠北，以靖胡虜」，明顯沒有達到目的，否則絕不應該僅隔二十年就發生「土木之變」、英宗朱祁鎮被瓦剌軍隊生俘的如此嚴重的危機。

二、佩服作為航海家的鄭和和他的船隊，但不佩服朱棣。榮耀，只歸功於勇敢挑戰並成功戰勝了大自然的實踐家們。其次，這榮耀不僅屬於中國人，也屬於整個人類，如同阿姆斯特朗作為登月第一人，不僅僅屬於美國也屬於整個人類一樣。十五世紀初鄭和船隊的業績，是不亞於二十世紀人類征服太空的業績。只有在這意義上稱道鄭和下西洋，才真正凸現了它的偉大性。

除了以上兩點不可動搖的事實，自鄭和七下西洋六百年來，圍繞著這一歷史事件的，更多是敘事話語的變化。

翰林檢討金幼孜，跟隨朱棣參加了永樂八年、十二年兩次北征，其間，逐日記錄經過，后成書《北征錄》（亦稱《北征前錄》）和《北征后錄》，是這方面最直接的第一手資料。

四件「大功」中，編《永樂大典》一事，先前簡略談過。現在不妨再把我們對此事的觀點明確一下：第一，《永樂大典》編成之後，唯手抄一部，秘存大內，罕為人見，未能流播宇內而對文化發展有實際推動作用；至嘉靖年間方復謄第二份，同樣秘存大內，直至散佚。第二，這套巨書的起因，雖然純屬朱棣為刻意表現其「文治」而搞的形象工程，但對古代文籍究竟有保存之功，倘傳之今日，無疑是瑰寶——但可惜沒有。總起來說，《永樂大典》聲名雖赫，但實際於我們近乎只有「傳說」的意義，當時、後來以及現在，很少有人享受它的好處；這固然當問外寇搶掠之罪，然而造此物者本無意使之發揮任何現實作用，這一點我們亦絕不應為之飾言。當時若果有此心，以明代印刷技術的成熟和發達，以朱棣一貫大手大腳花錢的風格，非不能將其變成出版物、供人閱讀，而必深鎖其于禁中、至終不見天日。今天的人們都很明白「知識共享」的意義，只有進入共享領域，知識才發揮其效用，這是從公共圖書館到互聯網整個人類文明進步的方向；反之，壟斷起來，再好的知識也毫無價值。

第二，他是個很虛榮，又很在乎表面文章的人，一心想干驚天動地的大事，以廁身於歷史上的偉大君主行列；或者說，他所理解的偉大君主，應當是轟轟烈烈的，氣吞山河的，建立豐功偉績的。這一點，跟他父親頗不相同。朱元璋將蒙古人趕回沙漠，是史上光復中華的第一人，原很有理由自視甚高，然而他反倒相當謹慎，一生很少追求大而無當的虛榮，治國的基本思路是務實——國家一旦統一，立即集中精力於國內建設和民生問題；國防思想注重構建牢靠的防禦體系，對外政策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除了修建南京，沒搞過什麼太興師動眾、勞民傷財的事。朱棣則是另一極端；試看從燕王到駕崩榆木川這二十來年時間里，他先後發動一場全面的國內戰爭（「靖難之役」）、六次大規模對外戰爭（一次對安南，五次對蒙古諸部落），決定並實施遷都和對北京的營造，六次派超大艦隊遠航，此外還有完整地重新疏通大運河、修建大報恩寺等一系列巨型工程……洪武時代的三十年，好不容易從戰亂中恢復並重建的經濟，就被他如此沒完沒了的好大喜功揮霍掉。因為什麼呢？就是因為他很在乎自己能不能成為「偉人」。他的大臣們都懂他這心思，所以在每次明明華而不實的北征之後，紛紛獻上如此的讚歌：「威德所加，不遠過漢高哉？」「乘輿所至，蓋漢武唐宗所不到者。」「聖德神功，巍然煥然，直與天地准。」「萬世不拔之功業」，「自古所無有也」，「神功烈烈，聖德巍巍，與天齊兮！」別人歌功頌德不算，朱棣自己北征途中，所到之處，也迫不及待留名，樹碑立傳，制銘刻石，大書「一掃胡塵，永清沙漠」、「于鑠六師，用殲醜虜」之類豪言壯語。https://read.99csw.com

不過，朱元璋對南京並非情有獨鍾，不代表他會選擇北京。在南京以外的數種考慮中，北京不在其內。朱元璋以光復漢族文明的英雄自居，他身上有著濃厚的民族主義氣息，這在當年他以徐達為統帥發軍北伐發布的文告中表露無遺：「北逐胡虜，拯生民于塗炭，復漢官之威儀……雪中國之恥。」朱元璋提的這些口號，連清末革命黨人也還在用。他是以中國被元蒙統治為恥辱的，而元大都則正是這樣一個象徵，所以在滅元之後，他特意將大都改名「北平」，取其「平定北虜」之意（無獨有偶，清亡后，國民政府亦將北京改名「北平」）。基於這樣的思想根源，朱元璋斷不肯將他的漢族政權中心設於曾經的恥辱之地。同時，他在南京、開封、洛陽、長安之間斟酌，亦是沿怎樣才能更好地繼承「中華之統」這一思路來做定奪。考慮開封，純粹因為它是明以前最後一個漢族政權的所在地（南宋的臨安只算淪喪之後的偏安之地），但從地理形勢和位置考慮，實在不佳，故而放棄。洛陽、長安，則是千年來「中國」最正統的建都之選，朱元璋很想延續這樣的歷史，但也因種種原因而放棄。

南北朝以降，北方蠻族數次對中原的大舉入侵，都受到長江這天然屏障的阻隔。嚴格地講，這種特徵在三國時期已凸顯出來。正是這樣，自那時起，長江已漸成中國地緣政治的一個重要標誌，多次實際充當分裂時期中國的分治線，或潛在地被寄予這種期待（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國際勢力也還提出過國共以長江為界分治兩邊的設想）。作為決心採取守勢的君主，朱元璋選定南京為首都是適當的。南京與北部邊防之間的巨大緩衝地帶，既是他的防禦性戰略所需，似乎也是一個退避三舍的標誌，來昭示他無意擴張、「一心一意搞建設」的治國思路。

也可能在他腦中，真正心腹大患乃是身邊像寧王那種擁有重兵的潛在挑戰者，至於寒傖「諸夷」，只要不時搞一搞「御駕親征」，即足壓制。

另外再提兩個關於鄭和下西洋的個人觀點：

品味這些話，真是好玩至極——既驕傲自大又相當謹慎保守，既不把別人放在眼裡又不免對他們擔驚受怕。打個比方，就像被一群既窮而又愛撒野的鄰居所包圍的富人，心裏很不屑，也很不安。通俗地翻譯一下無非是：

朱棣有沒有意識到割棄大寧的潛在危險？絕對意識到了。華而不實的五次北征，恐即為掩蓋割棄大寧造成邊防空虛的事實而設，彷彿拍胸口說：有朕親自坐鎮北京，不時加以征討，區區「胡虜」不足憂慮。

他所能想到的辦法，就是「堵」。洪武七年罷市舶司，厲行海禁，既不許私人出海，亦不派官船出海貿易，更不許外商船隻來華。《大明律》規定：「擅造二桅以上違式大船，將帶違禁貨物下海，前往番國買賣，潛通海賊，同謀結聚，及為嚮導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謀叛已行律處斬，仍梟首示眾，全家發邊衛充軍。」凡將牛、馬、軍需、鐵貨、銅錢、緞匹、綢絹、絲棉私出外境，貨賣及下海者，杖一百；將人口、軍器出境下海者處死。

言語中不免有一點這樣的含意：「既然皇上準備了那麼久，萬事俱備，臣等還能說什麼呢？」似乎這次廷議沒有一丁點反對的聲音，只有幾個傻乎乎不明就裡的地方官——河南的左、右布政使周文褒、王文振和參議陳祚——聯名上疏，強烈反對遷都北京，被朱棣直接打發到湖廣均州農村當「佃戶」，從此再無人出面表示異議。

朱棣不斷搞這樣一些小動作，目的很明確：使遷都之事不可逆轉。到了永樂十四年，他覺得時機成熟了，重提營建北京問題。論理，「營建北京」十年前就已做出了決定，朱棣為什麼要再討論？不外乎兩點：一、統一思想；二、要國庫正式撥款。第一點是關鍵。十年來，他搞了那麼多小動作，做足鋪墊，除了特別「不識時務」者，群臣豈有不知此事說是要討論，其實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而且，明裡是討論「營建北京」，背後的文章卻是遷都。按照《明實錄》的記載，這次的討論，沒有反對的聲音，朝臣一致擁護皇帝的英明決策，並爭先恐後論證建都於北京的種種好處，什麼「河山鞏固」，什麼「水甘土厚」，什麼「民風淳樸」，什麼「物產豐富」，乃至誇之為「天府之國」，顯系溢美之辭；還有一些人，儘管也順從，也揀好聽的說，比之前者卻較為實在：

暫且不論鄭和下西洋的含義如何，僅就該教科書所提供給學生的閉關鎖國乃清朝以後的情形這一認識，已大有誤人子弟之嫌。中國文化的鎖國心態，根深蒂固，由來已久，絕非清代后才形成。其原因相當複雜，跟中國的地理環境、政治體制、社會倫理、經濟發展水平乃至周邊民族與國家的文明程度，都有一定關係；若極而言之，庶幾可認為華/夷論的歷史有多久，鎖國意識便有多久。縱觀歷代，唯一真正揚棄鎖國意識的，僅唐代而已。

第七個小動作：永樂五年七月，徐皇后病逝。這同樣成為朱棣的一個機會。他毫不猶豫地將未來的皇家陵寢定在北京，以展示終將遷都北上的決心。《太宗實錄》載，徐皇后臨終之時，留下這樣一段最後遺言：

顧炎武所撰巨著《天下郡國利病書》，對明史研究是極重要的著作。其對兵要地理，尤有深考，凡各地形勢、險要、衛所、城堡、關寨、島礁、烽堠、民兵、巡司、馬政、草場、兵力配備、糧草供應、屯田等，無不詳述。在談到大寧對明朝東北邊防意義時，它這樣說：

今人稱頌「四大功績」，是因這些事有個共同特點——都以宏大的特性表述了中國歷史的某種「光榮」——《永樂大典》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類書；鄭和下西洋被視為睥睨哥倫布的壯舉；遷都北京以及紫禁城的營造，催生了世界上最大的宮殿；而南定交阯、北出塞外，似乎一掃盛唐以降中國始終被動挨打的頹勢，頗能重振華夏雄風。

永樂八年第一次北征，二月十日師出北京，一路遊山玩水、狩獵賞景，所獲者野馬、狡兔、黃羊耳，金幼孜能夠記錄下來的朱棣談話，也無非「汝等觀此，方知塞外風景。」「汝等觀此，四望空闊，又與每日所見者異。」一類品鑒風光之語。在路上行了整整三個月，未遇蒙古部落一兵一卒，直到五月八日，才報第一次軍情：某胡騎都指揮使「獲虜一人至」。第二天，五月九日，再獲「胡寇數人及羊馬輜重」。之後，敵又無蹤影。直到六月九日，總算見到一小股比較整齊的敵人「列陣以待」，「上麾宿衛即摧敗之，虜勢披靡，追奔不十余里」。這「十余里」的追逐，竟然就是朱棣驚天動地第一次北征之最大戰役。後面，偶遇「游虜」而已。六月十四在一河邊發現「游虜」，「虜愴惶渡河，我騎乘之，生擒數人，余皆死。虜由是遂絕。」七月十七日，朱棣率大軍回到北京，第一次北徵結束。

但朱棣所為的惡劣之處，一是儘管兀良哈不足構成中國大患，但此事性質與歷來的「賣國」沒什麼區別；二是朱棣純屬出於個人奪權需要，而出賣國家利益；三是遷徙寧王于南昌、遷徙大寧行都司于保定，把大寧三衛拱手讓與異族，在北京正北至東北防線撕開一個大口子，後患無窮。

《明史·鄭和傳》體現的是世界全球化體繫到來之前，中國以自己的眼光對此事的認識和評價。《鄭和傳》凡九百五十四字，茲略去有關具體經歷的敘述，撮其議論部分如下：

其實，中國傳統海貿分貢舶貿易和商舶貿易兩種形式。後者為商業性質，前者則具有濃厚政治色彩，是「天朝上國」羈縻海外諸國、確立宗藩從屬關係的手段。外國以臣服姿態來華「進貢」，「朝廷」則以「賞賜」之名對「諸夷」的進貢貨物給予豐厚回饋，以示皇恩浩蕩。朱棣恢復市舶司、開設「四夷館」，純粹出於這個需要。單單「四夷館」這個名稱，便可知事情的實質是什麼。市舶司只受理合乎規定、發給「勘合」的外國貢舶；貢舶貿易中的外國商人也從未被當做商人看待，而稱「番使」，是攜禮物來向中國皇帝請安問好的使節。永樂間除貢舶貿易外，所有海外商貿均加禁止，民間的自由貿易更絕對不許。朱棣甚至剛上台就在即位詔書中強調，洪武間的「海禁」政策將繼續奉行read.99csw.com，沒有任何改變：

五次北征，被很有氣勢地形容為「五齣漠北，三犁虜庭」，像犁地一樣把蒙古人地盤連根翻了個底朝天。單看這些形容詞，我們會以為朱棣給予敵人以何其具毀滅性的打擊，但細看隨駕親征的官員所做記錄，則令人滿腹狐疑。

朱棣征安南起因於被愚弄。當時安南國內發生弒君自立事件，弒君者為騙取中國承認，詭稱自己是前國王陳氏之甥，「為眾所推，權理國事」。朱棣信以為真，遣使前往，正式封其為國王。誰知不久前國王之孫成功逃至南京，朱棣方知被騙，特派征南副將軍黃中等領五千人馬護送該王孫回國繼位，弒君者聞訊遂鋌而走險，半道上設伏，殺了王孫，甚至連明廷使臣也一併殺掉。

由這思想，朱元璋形成了他的基本戰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低調面世，不搞擴張，對「四夷」奉行和平外交，即便是心腹之患的北部邊境，也以防禦為主。他下了死命令，列出一系列「不征之國」，從東北的朝鮮、日本直到東南亞和印度支那半島凡十五國，都在其列，獨將當時橫亘整個北方、西北方的「韃虜」排除在外——但這也是以防萬一敵人來犯，吾仍保留迎頭痛擊之權利，而非主動與之開戰。

不過，這樣的局面勢必要等到政策制訂者本人亡故，才得解消；朱棣在世時，哪怕再難支撐，被派往安南的明朝士兵也只能硬著頭皮頂下去。到了宣宗朱瞻基繼位（中間仁宗朱高熾在位僅一年而崩），面子問題終於不是障礙，苦苦支撐再無必要，於是從安南脫身之事迅速提上議事日程。

引狼入室、割地求榮，這樣的事件若擱在近代，朱棣必落得個「漢奸」、「賣國賊」的罵名。他所以僥倖逃此罵名，甚至一般人很少知道他有這樣污點，只是因為兀良哈部落比較弱小，並非勁敵，倘若兀良哈與宋代時的遼國或明末的女真人相似，朱棣則註定臭名遠揚。

就是在這情形下，朱棣居然雙線作戰，深陷安南泥潭的同時，又在北方連續發動五次對兩大蒙古部落韃靼和瓦剌的親征。五次北征分別是：永樂八年征韃靼，永樂十二年征瓦剌，永樂二十年征韃靼，永樂二十一年征韃靼，永樂二十二年征韃靼。

第四次即永樂二十一年的北征，如出一轍，阿魯台又使用「敵進我退」這一手，朱棣則再次撲空，再次「如入無人之境」。正懊喪之際——《明史》的說法是「帝方恥無功」——另一蒙古部落首領前來歸附，朱棣總算可以搪塞一把，就像前一次殺俘兀良哈部老弱以充戰果那樣。

問題在於明朝建國時，朱元璋對尊重安南主權有過正式承諾。洪武元年，他在給安南的詔書中明確說：「中國奠安，四方得所，非有意于臣服也。」

一次北征即如此，總共卻搞了五次！還要加上征安南、造北京、下西洋……國無寧日。

永樂二十年的北征，三十萬大軍未至，韃靼首領阿魯台率部望風而逃，朱棣完全撲空。即便一貫極盡粉飾之能事的《太宗實錄》，在添油加醋編造「殺首賊數十人，斬馘其餘黨無算」之餘，也還是閃爍其辭透露了實情：「醜虜阿魯台聞風震懾，棄其輜重牛羊馬駝逃命遠遁。」既稱「遠遁」，當然連影子都見不著了，何來「首賊」可殺，且至「數十人」？彼此矛盾，其說不攻自破。真實情況如何呢？此次北征系因阿魯台的韃靼部寇興和（今屬內蒙）、殺明朝守將王煥而起，可是阿魯台聽說朱棣親統大軍來伐，就溜之大吉，朱棣根本沒有跟他所欲「懲罰」的韃靼人交上手。沒找著韃靼人，他就拿另一部落即東部蒙古的兀良哈人出氣，所殺數百人亦屬該部落，而且多為老弱平民。時任禮部郞中的孫原貞隨軍參戰，他描述說，蒙古人在明軍將至之前，「各先遠避，保其種類，是以天兵如入無人之境。直至黑松林以北，但俘其老弱，並獲其馬牛羊以歸。」如入無人之境，殺俘老弱平民，這也算「蓋世奇功」？

朱元璋的很多重大決策，均與這一基本戰略有關。如分封諸皇子，坐鎮北部邊境；如明朝處理外交關係特有的「朝貢制度」；自然，也包括將首都定於南京。

朱元璋在定都問題上，曾頗費斟酌。他打下金陵（南京）后，在那裡當了吳王。後來統一全國，究竟選擇何處為京師，暫定南京，考慮來考慮去，考慮過開封、洛陽和長安，十年後（洪武十一年）才正式宣布南京為「京師」。因此，說朱元璋對南京情有獨鍾，認定明朝都城只能建在南京，不是事實。

單單安南事件支出的軍費已極龐大，再加上營建北京、造南京報恩寺及大琉璃寶塔——耗資二百五十萬兩、投入十萬夫役，歷二十年才完工——等巨型工程，以及鄭和六下西洋這樣的「壯舉」，不可能不伴以橫徵暴斂。朱棣在位時，沒人敢說真話；他死後，宣宗朱瞻基下詔求言，這時才有人敢講真話。湖廣左參政黃澤上了一道很長的摺子，全面抨擊永樂朝政，稱「今丁男疲於力役，婦女困於耕耘（按：耕耘本男子之事，此謂男子悉充丁役，田間普遍要靠女人耕種）；富者怨征斂之繁，貧者罹凍餒之苦。」進而，就永樂之弊提出以下具體批評：

據此很容易得出結論，鄭和下西洋的起因，根本和「航海探險」無關，絕非堪與導致地理大發現的哥倫布、達·伽馬、麥哲倫航海同日而語者。永樂年間的下西洋進行了六次，最後一次為永樂十九年正月出發，時間恰位於永樂二十一年二月胡濙夤夜馳至宣府彙報之前，而在這以後，朱棣果然停止了對鄭和船隊的派遣——這就是《胡濙傳》所謂「至是疑始釋」，暗示胡濙提供的情報讓朱棣認為下西洋的行動已失去意義。

有承諾而背棄，就很有點理虧了。

第二個小動作：當年五月，朱棣再次在廷議時提出：「北京，朕舊封國，有國社國稷，今既為北京，而社稷之禮未有定製，其議以聞。」這是什麼意思呢？試探。朱棣欲借修訂北京祭祀禮儀，給其以和南京同等規格，來觀察群臣的反應。結果，禮部及太常寺兩個職能部門專門開聯席會議討論此事，形成的主流意見是堅決反對：「考古典之制，別無兩京並立太社太稷之禮。」因為是集體討論，李至剛一個人也無法左右大家的主張。不過，朱棣本亦不曾指望順利通過，他只想探探虛實，看反對程度究竟如何。事實證明，反對者相當之多。這樣，他也就知道應該採取怎樣的對策了。

其實，關於這幾件事，恩格斯有一句話可幫助我們取得較周全的認識：

朱棣所以動心遷都，不外三個原因。

顯然，黃澤所奏是有目共睹的事實，所以朱瞻基沒有生氣，而是「嘉納之」，承認他言之有理。

鄭和下西洋直接或初始的起因，是「蹤跡建文」，亦即查緝失蹤的朱允炆。朱允炆下落不明，是朱棣一大心病。為此，他派人四處暗訪達一二十年之久。其中一個主要的密探是戶部給事中胡濙。《明史·胡濙傳》：

第三，遷都北京，還涉及一個更深密的謀畫。當年朱元璋建藩邊地、屏翼帝室，結果諸藩擁兵自重，並終於釀成「靖難之亂」，朱棣本人就是這種現實的直接受益人，對「塞王」之弊最清楚不過，現在他自己做了皇帝，勢不容悲劇在自己或其子孫身上重演。他想出的辦法是，將「塞王」內遷，軍事實力最強的寧王（就藩大寧，北京東北方）首當其衝，次則谷王從宣府、遼王從廣寧內遷，國家正北防線為之空虛，對策則是「以己寘（填）之」，親自坐鎮北京以應付邊患危機。

第二，作為背負篡弒惡名的非法奪取皇位者，朱棣自登基起一直到死，實際上畢生在為恢複名譽而奮鬥，他不能做一個平平淡淡、普普通通的「守成之君」，必須創下「豐功偉績」來證明自己雖然得位不正，卻遠比理所當然卻平庸碌常的合法繼承者更雄才大略，國家到了他手裡，更輝煌、更有前途，他腦子裡一直纏繞著這念頭，所做每樁事皆以此為出發點，重建北京，一方面本身就是好大喜功的表現，另一方面更是為了便於籌劃和實施後來數次對蒙古人的北征——一句話，他將以北京為基地，干一番平定宇內、拓疆闢地的大事業。

從永樂五年起，胡濙銜命在外奔波竟達十六年，到永樂二十一年似乎終於查實了朱允炆的下落。當時朱棣在宣府，胡星夜前來彙報，趕到時朱棣已睡下，但左右還是叫醒了他，他也就「急起召入」，可見重視之至。胡將其掌握的情況一直彙報到凌晨——究竟說了什麼，除了胡濙和朱棣這兩個人，誰都不知道，《明史》的編修者們也不知道。但《胡濙傳》很明確地指出，朱棣多年來的疑慮，是在這一天打消的。《胡濙傳》也再次重複了《鄭和傳》的說法：朱棣派鄭和下西洋，是為了尋找建文帝。顯然，這一點是作為官方史的《明史》所認定的事實。同樣，當時朝鮮的官方史《李朝實錄》留下的記載，也證明朱棣確實嚴重懷疑建文君臣流亡到了外國，並不遺餘力地加以追捕；永樂元年二月，朱棣這樣指示赴朝鮮的使臣：

朱元璋作此承諾，既非權宜之計，更不是耍心眼、說漂亮話以換取各國對明政權的擁護。他是通盤考慮方方面面，權衡利弊，而就明朝與周邊「蠻夷諸國」的關係得出自己的結論。這結論是：「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洪武四年九月十二日，朱元璋在南京奉天門臨朝之際，對中央各部門負責人講話，其中有這一句。以後，《皇明祖訓》里收錄朱元璋一段話，意思大致相當，文字則有區別，應該是另一次談話——但「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一句則一字不易，說明這是他經過深思熟慮而固定下來的基本觀念。這句話中，「得其地不足以供給」有鄙薄他人之嫌，但「得其民不足以使令」的認識，卻很清醒；他意識到，就算征服別國，由於民族心理與文化的不同，也勢必使管理和統治極其費力，最終「徒慕虛名，自弊中土」，相當不明智。作為帝王，朱元璋有此認識，已屬難能可貴。所以他在詔書中給予安南國的「非有意于臣服」的承諾，絕非權宜之計。

朱棣十分清楚這一點，所以從遷都念頭萌動到最後實現，他做了無數小動作，掩人耳目、後台操縱、暗渡陳倉、緩慢推進，總之偷偷摸摸、費盡心機，充分展示其偽詐的天性與天賦。

難怪在他死後，那個叫黃澤的湖廣官員，不避斧鉞，公然抨擊永樂時代「丁男疲於力役，婦女困於耕耘；富者怨征斂之繁，貧者罹凍餒之苦」。

第三個小動作：在動議提升北京祭祀規格碰壁后，朱棣弄明白的是，以合乎禮制和公開的方式推進北京的建都，阻力極大；他決心擱下這些「虛文浮禮」的爭論，繞開規範化操作的途徑，暫不觸及北京的名分問題，採取實幹方式，直接營建北京宮殿——既然北京是第二首都，造座宮殿以備「巡狩」，不算過分，沒有不合禮法之處。至於規模如何，除了朱棣自己，無人知道；因為先期的準備工作是不事聲張的，由朱棣專門委派幾個大臣去辦，並且與他單線聯繫。整個計劃的實施經過如下：永樂四年八月，由淇國公邱福挑頭上奏，「請建北京宮殿，以備巡幸。」又是一位鐵杆心腹出面——邱福乃朱棣死黨，叛亂起事之時首奪北平九門，後來武將受封，邱列首位——顯然又系由朱棣親自授意。邱奏當即獲准，北京建宮殿之事就此「立項」。九_九_藏_書

第四個小動作：朱棣愉快地接受了邱福的「請求」，卻並不著急動工。足夠有耐心是此人最大特點。為登上皇位，他忍了幾十年，忍到老爸駕鶴歸西，然後在朱允炆著手削藩時他又一忍再忍，忍至後者對他失去警惕才突然發難。即以遷都這件事論，從永樂元年他在廷臣那裡碰釘子，到今天邱福提出造宮殿，四年過去了——儘管他日思夜想，卻足足忍了四年！忍，對他不是難事，相反，他每每在忍中「陰」著把事情做成。此刻，他又祭出這法寶，「陰」著開始了北京新宮殿的營建。為什麼要「陰」著？因為有個秘密不可早泄於人：北京新宮殿的規模將遠遠超出南京。如大張旗鼓地把一切做在明處，群臣馬上會意識到，這麼一座新宮殿不可能為所謂「巡幸」而建，一定是遷都的信號。因此，事情應該偷偷開展，「悄悄地進村，打槍的不要」，一則爭取時間，二則屆時萬事俱備、給大家來個木已成舟，不接受也得接受。所以，邱福提議之後，表面上沒有動靜，暗中朱棣卻派出幾個官員去執行特殊使命——采木，新宮殿需要數量巨大的上等木材。工部尚書宋禮被派往四川，吏部右侍郎師逵被派往湖北、湖南，戶部左侍郎古樸被派往江西，右副都御史劉觀被派往浙江，右僉都御史史仲成被派往山西，「督軍民采木」。這幾個人在那裡一呆就是幾年甚至十幾年，直到紫禁城開工。

隨後應辨析，鄭和下西洋是否表示「開放」姿態，是否代表永樂時代並不閉關鎖國？在目前中學的歷史課教學里，講到鄭和下西洋，常常拿來與清代閉關鎖國政策相對照，似乎前者體現了一種與閉關鎖國相反的意識。例如運用相當廣泛的北師大版初中教材《中國歷史》下冊之第23課，標題即閃爍其辭地寫成《從鄭和下西洋到閉關鎖國》，其中還說：「清朝的閉關政策對西方殖民者的侵略活動起過一定的自衛作用，但對中國產生了嚴重的後果，使中國在世界上逐漸落伍了。」言下之意，閉關鎖國乃是清朝以後的情形。

然而，人人知秦始皇是暴君，很少知道永樂是暴君，相反，現在大多數人心目中的朱棣，還是「有為的君主」。為什麼？首先的原因是民眾一般少有自己直接去讀史的，如果讀一讀明史，這層誤會當不會發生。但我們很難也不應該指望普通民眾都有暇抱著厚厚的史書來讀。所以，更為實際的原因是對這段歷史的轉述（或曰宣傳）有問題，而問題的產生自然與朱棣一生幾件「驚天動地」的「功績」有關。一是修《永樂大典》，一是鄭和下西洋，一是移都北京，一是對外用兵。古時做皇帝的，倘不甘平庸，都想在「文治武功」上有所作為。朱棣以篡得位，更急於有所表現，裝點門面。他做這幾件事雖然各有具體目的，但從根子上說，最終都是為了改變形象，為自己樹碑立傳。而後世的看法，居然很遂他這心愿。比方有一種流行的評價，認為雖然明代諸帝大多不成樣子，如扶不起來的阿斗，但「二祖」卻在例外。「二祖」，即太祖朱元璋和成祖朱棣。那麼，朱棣究竟是靠什麼被抬到這樣一個可與朱元璋比肩的位置呢？細數之，無非上述四件事。

一、這件事的確顯示當時中國仍為世界上最先進、最強盛之國家。但是，中國的先進與強盛並無須由這樣一件事來證明。即便沒有鄭和下西洋，中國的先進與強盛——這主要得力于自秦漢以來卓越發達的農業技術與文明、基本維持著的大一統國家形態和當時最富效率和人性化的儒家倫理——中國在中古世紀領先於全世界的地位，同樣無人能夠抹煞。

此事在朱瞻基心中必醞釀已久，以致剛剛上台，就在與楊士奇、楊榮兩位親信大臣的密談中，透露「三二年內，朕必行之」。然而，未待朱瞻基設計好體面收場的辦法，宣德二年九月，駐安南的明軍即遭受毀滅性打擊，「官軍大潰，聚被執……七萬人皆沒。」明軍統帥成山侯王通被迫與安南軍隊簽訂退兵盟約，而安南方面則適當照顧明廷面子，上表以示恭順。消息傳到北京，朱瞻基召開御前會議討論如何應對。前明軍統帥、英國公張輔以及吏部尚書蹇義、戶部尚書夏原吉，竭力反對，主張增兵安南。而二年前即知朱瞻基心事的二楊，不失時機地提出罷兵，說：「兵興以來，天下無寧歲，今瘡痍未起，而復勤之兵，臣不忍聞……今請撫而建之，以息吾民。」這實際上就是朱瞻基本人的觀點，他立即表示：「卿二人言極是。」持續二十年之久的安南戰爭，終於就此落幕。雖然收場方式不夠體面，但朱瞻基在正確與錯誤之間，還是做出了勇敢的選擇，這比他的祖父強很多。

第一，據說他對南京沒有什麼好印象，進入南京時，臣民對建文帝普遍的忠誠、對他本人的冷淡，令他很不舒服，而此後為威懾人心的一系列屠戮雖將反對、不合作的局面敉平，卻進一步敗壞了他的聲譽。北平，則是他長年就藩的舊國，也是他崛起之地，「群眾基礎」不錯——至少他自己這麼覺得。

回到恩格斯那句話：「生產的每一進步，同時也就是被壓迫階級即大多數人的生活狀況的一個退步。」無論如何，在評價歷史的時候，我們不能泯滅公正與愛心。關於遷都北京的戰略意義，關於重複建設兩座首都的必要性——也就是說營建北京算不算「進步」或包含多大「進步」意義——這些爭論都可以先放下不說，但當後人稱頌北京和故宮的宏偉，並目之為朱棣的一件豐功時，怎樣面對當時那一百多萬先後為此付出血汗乃至生命的勞工？怎樣面對舉國為此背負沉重賦稅負擔、苦不堪言的普通百姓？難道說，只因為營建北京過程中沒有誕生一個類似孟姜女式傳說，我們對當時人民的苦痛就很難想象？在一些藏頭露尾的記載中，其實仍可看到人民因為難忍而至於反抗的事例；如師逵在兩湖督辦采木，過於「嚴刻」，激蕩民怨，民「多從李法良為亂」，此事被一個監察官員報告到中央，卻「以帝所特遣，置不問」。

如雷貫耳的「五齣漠北，三犁虜庭」，實情原來如此。

我替他分析，有四個原因。

他這一作秀不要緊，銀子可就花得如流水一般。茲以永樂二十年第三次北征為例，我在《太宗實錄》里找到它所動用人力物力的一項統計數字：

因此，朱棣輕而易舉地達到了他的目的，長達二十年的過程中，鄭和艦隊只有三次訴諸武力，其餘所到之處，都是兵不血刃而令其臣服，那些「蠻王」之使紛至沓來，到北京朝聖獻貢，朱棣虛驕之心得到極大滿足。時人這樣頌揚他的榮耀：「天之所載，地之所覆，貢獻臣服，三世五世，不過是矣。」吹捧朱棣可同三皇五帝相埒，很是肉麻。朱棣自己更飄飄然而有世界領袖之感，永樂十七年他在勸誡暹羅國王不得侵擾滿剌加國時，儼然一副救世主兼地球總管的口吻，而視該二國皆為「朝廷」臣屬，說：「滿剌加國王現已內屬，則為朝廷之臣。彼如有過，當申理朝廷，不務出此而輒加兵，是不有朝廷矣。」雖然我們不必苛求朱棣在那時能夠具備「國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意識，卻宜予指出，鄭和下西洋大大助長了他好大喜功、「欲遠方萬國無不臣服」的心態，這從根本上違背了朱元璋制訂的「勿勤遠」、不擴張、與民休息、注重本國民生的國策。

第五個小動作：與此同時，甚至更早一點，朱棣就有計劃地增加北京人口。據《明實錄》，他至少先後十余次下令從各地移民以充實北京。蓋因「靖難」之亂首起於此，頭三年燕軍與政府軍之間的爭奪也集中在這一帶，人民或因驚懼或因避禍而逃亡甚多。朱棣既然心存以北京為首都之念，就必須增加其人口，使這座城市有相應之規模，併為即將展開的浩大工程建設預備充足的勞力。這些移民中，有普通百姓，也有就地轉業的軍人，更有相當數量的罪犯。也許因為普通百姓的移民難度較大，而罪犯則可強行安置，甚至罪犯自身也覺被發往北京屯種是意外之喜，所以永樂年間以移民重建北京時就形成這樣一個思路，我們一而再，再而三地看到相關的記錄：

說：「聞知皇上就要去北京視察，本來是想跟著去的，好離皇上近些，如今我是不能追隨皇上了，倘皇上能念及此意，那就死而瞑目了。」這什麼意思呢？簡單說，就是徐皇後為了與朱棣寸步不離，要求葬于北京。不是說皇家夫妻就不可以卿卿我我，但朱棣並非其人（朱棣後宮的情形詳后）。考慮到他一貫喜歡在歷史中造假的癖好，這段本就彆扭的情節看上去很像是編造的。那麼，替徐皇后編造這樣幾句「臨終遺言」意義何在？蓋因皇家陵寢，總在國都附近，以便奉祀。徐皇后之死，意外地提供了一個機會，使朱棣可以通過確定陵址來為將來遷都北京做鋪墊。這點心思，明代的觀察家已看得很透，例如沈德符說：「永樂五年，仁孝皇后（即徐皇后）崩。文皇聖意，已不欲立封域（陵墓）于南方，故遲遲未葬。至七年幸北京，始得地于昌平縣。」他派風水先生廖均卿等直奔北京，得「吉壤」于「黃土山」，而改其名為「萬壽山」，此即現在明十三陵所在地。永樂十一年正月，陵寢建成，是為「長陵」，二月十七日，葬徐皇後於此。

征安南這件事，跟朱棣辦的其他事還不太一樣。既有合乎情理的一面，又有蠻不講理的另一面。最初，出兵也算應安南合法君主之後的請求，盡宗主國的義務，在當時總的來說是正義的。可是戡亂的責任盡到之後，朱棣卻起了貪心，吞併其國，這完全是野心家本性的發作。這一點，一比較就很清楚——在他之前的朱元璋，和在他之後的朱瞻基，都不具備這性情，所採取的立場也都比他理性。

終定於南京，可以說是朱元璋既堅持恢復「中華」又「與時俱進」通盤考慮的結果。除了地理與「王氣」這方面的考量（對此，劉基、陶安、葉兌、馮國用等許多人，做過各種論證，說是虎踞龍蟠，兼有長江天塹，相當得天獨厚），金陵自三國時代以來，也有多次做國都的歷史，而且除了曾被蒙古人統治，大部分時間沒有淪于異族之手，「中華」文明傳統保存得比較好一些。至於「與時俱進」，實際自唐代以後，中國經濟重心乃至文化重心，都已南移，從黃河流域移至長江流域，商周秦漢之際北方的發達與繁盛，已然不再；南方，尤以長三角地帶為中心，漸成中國財賦之區和主要物產地，所謂「財賦出於東南，而金陵為其會」。如抱著舊理不放，仍將國都建於長安、洛陽，固然頗能體現「中華」光榮傳統，但以古代交通之不便，空耗物力與民力的問題將是嚴重的。所以，明定都南京，是順應歷史變遷之舉，有其必然性。此後，從明、清、民國至當代，國都之選始終在北京、南京兩地之間，客觀地說明了南京所具有的這層意義。

不過這種意識所造成的問題與困難，明代以前都不很明顯，也不很迫切，尚未成為中國社會的一個較為主要的矛盾。隨著中古世紀接近終結，世界明顯加快了不同文明間的融合的腳步，也帶來越來越多的衝突，此後，由來已久的鎖國意識漸漸成為中國的沉重精神負擔和最突出的問題，而清代中期后演變成危機。

不出兩年，安南人便為了復國而起來造反。鎮壓下去，再反，然後再鎮壓……如此反反覆復，直到朱棣死，安南就不曾平靜過。二十年中，安南人充分顯示其特有的頑強、桀黠。一如數百年後的法軍和美軍，明軍在安南亦陷於泥淖之中難以自拔：撤兵，面子不允許；不撤，又無法撲滅九_九_藏_書反抗。遂疲於奔命，焦頭爛額。

定都南京，直接反映了朱元璋立國、治國的基本理念。朱元璋雖很願意以民族復興英雄自居，卻並非一個頭腦狂熱者，更非好戰黷武之徒。他的思想，混和了漢族中心主義的自大與閉疆自守這兩種因素，而有趣的是，這兩種因素把他推向一個結論：中國——此時「中國」的含義基本是指傳統上的漢族國家——應該做的，是關起門來過自己的好日子。漢族中國的擴張，在漢唐兩代達到頂峰，此後不僅喪失了這能力，似尤缺乏這樣的興趣。宋代版圖是歷來統一的中國最小的，也許因無力擴張。但朱元璋終於憑藉武力擊退不可一世的蒙古人，依勢而論，他本極有資格以政治軍事強人的姿態，做一番開拓疆土的美夢，但是他卻選擇了偃武修文。他鄭重地在親自頒布的《祖訓》里申明他的考慮，並要求子孫後代遵行不悖。他是這樣闡述其理由的：

那麼，朱棣是以怎樣優厚的條件，使兀良哈部落同意與他合作的呢？《明史》白紙黑字，記之甚明：「徙寧王南昌，徙行都司于保定，遂盡割大寧畀三衛，以償前勞。」即：將寧王封地改為南昌，將大寧行都司所在地遷往關內的保定，將原來大寧所轄之地全部割讓于兀良哈三衛。這三個「報償」，朱棣即位之後，果然一一兌現。

曲線迂迴十年，定都北京之事終得確立。名義上，北京興建從翌年即永樂十五年六月動工，《明實錄》也是這麼記載的，實際上這個日期宜理解為北京升格為第一首都的時間，真正動工則早於此，因為先前我們在《明實錄》中曾多次看到朱棣就北京工程的負責人任命以及工匠管理等問題，作過指示，說明工程早在進行之中；這一次，不過是在「國務會議」上借討論之名為批准遷都以及工程開工，走個過場。否則，僅用三年，到永樂十八年即建成規模如此宏大的紫禁城，將是一個無法解釋也根本不可能的奇迹。

秦漢唐三代，安南為中國所統治，宋以後脫離中國的直接統治，變成接受中國皇帝冊封的屬國。朱元璋時代的政策是尊重安南的獨立，他開列過十五個「不征之國」名單，安南就在其中。

歷史本身也印證著《明史》的這種解讀。鄭和事件是孤立的，也是特定的。過去未曾有過，此後也從不再發生，它既未激起連鎖反應，而且基本也僅見於朱棣時代（七次下西洋，有六次在永樂間，只最後一次在宣德初年）——總的來說，它只跟兩個人有關，一是朱棣，一是鄭和，彼二人謝世之後，此類事件便無影無蹤。因此，《明史》有關鄭和事件的敘事話語，跟近代以來漸漸形成的另一種敘事話語有很大差別，除了這件事本身的直接起因與動機外，它沒有額外強調和挖掘更多的含義。而且，從鄭和事件發生到清代初年修撰《明史》以及鴉片戰爭之前，沒有別的敘事話語，對此事意義的認識一直僅限於《明史·鄭和傳》所代表的那種評論。

——鄭和下西洋對中國歷史文明的進步，並未產生哥倫布、達·伽馬、麥哲倫對於歐洲那樣的作用，此第四辨也。

第一，是老話題了——作為非法的篡位者，他亟需以種種「不世」之偉業，來為自己正名，樹立威信。我們看，即位以來他就不斷折騰，而且全是極大的動靜，幾乎沒有一天停歇過，最後連死都死在實施「壯舉」的過程中，可見其心理壓力之大。說實話，這也真夠難為他的了。

為什麼這超出了「正義」範圍？照說，歷史上這塊土地幾次併入中國版圖，到明代初年為止，脫離中國也只四百來年，朱棣的所為，蠻稱得上「有史為證」。

每次北征，均出動二三十萬至五十萬不等的人馬，聲勢這麼浩大，但遭遇的敵人往往僅千百，最多一次「可三萬餘人」。這就好比動用每秒運算十億次的超級計算機，解一道一元二次方程式。明顯多餘，明顯不上算。朱棣不會不知道，但為什麼還這樣做？

所謂「海禁」，是對沿海或海外的對外貿易的禁止。這項政策前代未有，由明代首創，而清代襲之。前代未見，似不宜順勢理解為過去國門就大開，而是以往這問題並不迫切。明清兩代面臨的世界，跟宋元以前很不相同了。附近的日本，已處在騷動之中。遙遠而尚基本不為中國所知的歐洲也告別了黯昧的中世紀，發生巨變，逐漸將觸角伸向東方；及至晚明，傳教士開始登陸中國——中西方互動這一現代主要矛盾，正萌發於明代。所以，「海禁」政策不遲不早，偏隨明代而生，並非偶然，亦不可盡諉之於明太祖朱元璋個人的小農意識。

國家顯然為此投入了驚人的物力和人力。我們雖然不知道營造北京究竟耗資多少，因為朱棣不屑於向他的人民公布這樣的統計數字；但我們很清楚地知道，每一個銅錢都是從賦稅中來，亦即都是由當時的普通百姓來承擔。

那麼朱棣時代又如何呢？許多人認為「海禁」政策在朱棣時代有所鬆動，根據是永樂初年朱棣恢復了被朱元璋關閉的浙江、福建、廣東三路市舶司，並開設了接待洋商的「四夷館」。

為貫徹「海禁」，朱棣還責令「禁止民間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為『平頭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這些政策和措施，說明朱棣時代「海禁」沒有鬆動，所發生的變化，無非是朱元璋禁止的海外朝貢，被朱棣恢復了，這除了說明他更醉心於「四夷」的尊奉，更樂於此道，就沒有別的意義——其動機，與「欲遠方萬國無不臣服」而派遣鄭和船隊，可謂一以貫之。

裏面講得很清楚，朱棣派遣鄭和船隊的目的有兩個，一是尋找建文帝朱允炆的下落，一是「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而其結果，第一個目的沒有達到，建文帝下落仍然不明，第二個目的則取得奇效，終永樂之朝，「外番」前來上表進貢者逶迤不絕，成為「明初盛事」，持續到宣德時，熱潮方漸退，但以後餘威猶存，明王朝在跟海外諸國打交道時（「凡將命海表者」），總要提起鄭和之事以自我誇耀和懾服「外番」。此外，《明史》這段話還有一點很重要，即鄭和下西洋並非朱棣對於中國之海上發展有專門的認識和單獨的設想，而只是「銳意通四夷」——全面威服四方——海陸並舉，在鄭和被派往西洋的同時，另外幾個太監則從陸路被派往西北、西南和北方執行相同使命；因此，就其本意來說，鄭和下西洋實際上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種傳統的中華帝權中心主義的延伸或翻版，所不同者，無非過去發生於陸上，而鄭和事件則發生於海域而已。

此外，還有一點。

在我眼中，中國曆來的暴君，朱棣其實可以排在秦始皇前頭。秦始皇干過什麼？最壞的事情，莫過於「焚書」和「坑儒」。以「坑儒」之有名，卻只殺掉了四百多個知識分子，比之朱棣，小巫見大巫。殺了四百人的秦始皇惡名遠播，人至今切齒，殺人比他多幾倍、十幾倍的朱棣，事情卻幾乎被淡忘。秦始皇真正嚴重的罪行，是「焚書」，險些斷送中華文明根脈，這一點，不可饒恕。其他如修長城、造阿房宮，勞民傷財，天下苦之，無疑是罪惡。但一方面，其中的長城究非無用之物，在冷兵器時代，它對中國的屏障作用還是明顯的，直到明代，抵擋塞外游虜的侵擾，仍採取老辦法，重修長城。另一方面，就禍害民眾論，修長城、造阿房宮這兩件事，比之朱棣一生好大喜功的種種「壯舉」，遠遠愧而不如。

朱元璋不過是在新形勢下，順從中國慣有的思維方式，做出他自然會做出的反應與決策。在他看來，中國物產豐富，一切應有盡有，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都遠優越于「蠻夷」——在當時，這倒確為事實——絕不有求于外；一切貿易中國皆無利可圖，徒利他國；而且無利可圖之外，還不免承受種種騷擾和麻煩。特別是胡惟庸案發生后，據查後面有日本人的背景，令他深受刺|激。

——故鄭和下西洋斷無一反鎖國意識、展示開放態度的含義，此第三辨也。

彈丸小國膽敢愚弄、羞辱偉大的永樂大帝，還竟然殺死「天使」，朱棣的震怒可想而知。永樂四年七月，朱棣點起八十萬大軍，拜成國公朱能為大將軍，分別從廣西、雲南兩路進入安南。雖非師至捷聞，但小小安南，終不能當此大軍；翌年五月，戰爭結束，罪魁禍首被生擒，隨著南京受俘儀式完成，朱棣證明和恢復了他作為天朝上國君主不容挑戰的榮耀。

除「蹤跡建文」，鄭和下西洋的第二目的，如《明史》所說在於「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可能這兩個目的在七次下西洋過程當中，主次有所易位。開始時，「蹤跡建文」是主要的，但後來「蹤跡建文」明顯無望，於是「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轉而成為主要目的。

後世稱道朱棣營建北京——這座當今世界大都會的骨架和基礎，確由他塑造與奠定——之功，以及對宏偉壯麗的紫禁城嘖嘖稱奇時，卻很少有人意識到並且指出這一事實：明代初年，中國居然在三四十年的時間內，先後承受了在南北建造兩座都城的巨大負擔。要知道，這兩座都城中的任何一座，在當時世界上都堪稱最為奢費的大城。南京修造了十年，而北京的工程前後耗時二十年。

朱棣將明朝首都改置北平，姑不論其他，先自根本上動搖和變易了朱元璋的基本國策。要知道，他是打著維護「祖制」的旗號（指責朱允炆當政后實行一系列改革）興師問罪、奪取權力的，但實際所做，恰恰對朱元璋最核心的治國方略加以反動。過去有句話說，打著紅旗反紅旗，是一切野心家、陰謀家的慣用伎倆——朱棣所為，正此之謂。

史書上只籠統提到鄭和船隊共計二萬七千八百餘人，但可想象除了官員、海員以及雜役等眾，絕大多數為士兵。如果每次航行都保持這樣的人數，則鄭和船隊自非哥倫布、達·伽馬、麥哲倫那種小型冒險家組織，實際上是一支龐大的遠征海軍（水師）。而這樣的規模，遠超乎捉拿建文君臣這區區流亡者的需要，非「耀兵異域」不足以解釋。在七次下西洋的主要區域內，諸海國多為「蠻夷小邦」「蕞爾之國」，而近二萬八千人的鄭和艦隊，休說當時那樣一些國家全然不能抵擋，即在現代亦足稱大兵壓境。

以後三次，就近於搞笑了。

跟第一次比，永樂十二年第二次北征，戰果堪稱「巨大」，但也不過「斃賊數百人」，且是以「五十萬之眾」對「可三萬餘人」極懸殊的兵力，所取得的。

可幾百年後，頗有人既不研究歷史，也不把屁股坐在人民一邊，只是看見朱棣「尚武」、「勇於拓疆」，就慷慨地送他一頂「有作為君主」的高帽子。

事情到此為止，都還算理所應當。畢竟那個弒君者咎由自取，而且中國對於屬國的責任與尊嚴，也確實應予維護。但接下來的事情，卻超出「正義」的範圍——一個月後，朱棣以前國王家族盡被篡位者所殺、「無可繼者」為由，將安南併入中國，改為交阯布政使司。

第一個小動作：永樂元年新年剛過，正月十三日，禮部尚書李至剛夥同幾個人進言：「昔帝王起，或布衣平天下，或繇外藩入承大統，而於肇跡之地皆有升崇。切見北平布政司實皇上承運興之地，宜遵太祖高皇帝中都之制，立為京都。」這番話前半部分基本生拉胡扯，歷史上沒有幾個皇帝把自己的出生地搞成京都，也就是朱元璋比較自戀，曾以臨濠為中都。李至剛等幾個馬屁精便搬出這一點，請求將北平升格為京都。這李至剛，洪武年間就受過處分，建文時期又因事下獄，做官記錄差得很。朱棣上台後，由於「為人敏給」「善傅（附）會」，頗得青睞，做到禮部尚書，「既得上心，務為佞諛」，「朝夕在上左右」「甚見親信」——《明史》在一番描述后，特地強調他「首發建都北平議」，作為此人「善附會」「務為佞諛」的實績。綜上所述，可以肯定李至剛的建議絕非出於他本人，而是朱棣親自授意的結果，甚至極可能安排李至剛做禮部尚書即是為了讓他來提這樣的建議（這類事由禮部尚書來提，最名正言順）。李議一上，朱棣便即照準，「制曰：可。其以北平為北京。」於是，朱元璋擬定的「北平」地名，悄然變作「北京」——聞名遐邇的「北京」一詞即於該日誕生，而從此明朝變成兩京制，南有南京，北有北京，終明一世皆如此。只不過，眼下第一京都和事實京都是南京，到後來則相顛倒，北京變成第一京都和事實京都；朱棣玩的是障眼法，先用兩京制遮掩他已經決定定都北京的打算。

其實，朱棣沒給中國增加一寸土地。不僅如此，與他那些唬人的御駕親征所喬裝打扮出來的民族英雄、愛國者形象剛好相反，他為了一己之私，從根本上瓦解了朱元璋構建的北疆防禦體系，給以後的國家安全埋下嚴重隱患。

我們可由紫禁城昂貴的材料來想見它的奢費——當時，三大殿的柱子全部採用巨大的楠木。因為珍稀，這種木材被冠以「金絲」的形容詞。它所以昂貴，除生長周期長，更由於生長地點皆處深山之中，砍伐及運輸甚是艱難。一根運抵北京的楠木，甚至包含了許多人的生命代價。為給紫禁城置備足夠木材，幾位采木大臣在從山西、四川、兩湖、江西直到浙江的廣大區域內，足足滯留了十幾年。例如被派往四川的工部尚書宋禮，永樂四年赴任，直到永樂十七年才「自蜀召還」，除了中間短暫地在別處處理一些事情，他在四川的采木延續了十三年之久。

從這些記載來看，北京之於永樂年間的中國，頗類乎澳洲之於十九世紀的大英帝國，是安置罪犯並有賴罪犯而發展起來的土地。當時北京在三四十年內，接連遭遇兩次大的戰亂（元亡和「靖難之役」），連朱棣都說「北京兵變以來，人民流亡，田地荒蕪」，可見凋虛之極。而重建北京，即以罪囚為生力軍：先派人去丈量土地，以待發配至此的「罪徙者」；然後制訂「罪囚北京為民種田」的正式法規，同時規定經司法部門審定有罪之人，「悉發」北京境內屯種，到永樂五年又以「照顧」的名義指示刑部，將以往流放在南方的所有北方籍罪犯，統統轉來北京開荒。雖然我們無從得到罪囚移民的官方數字，但從以上諭旨來看，這一政策既是全局性的，又是持續性的，可以猜想這個過去叫「大都」、「北平」，而重建后叫「北京」的地方，其人口來源，罪囚恐占相當比例。這做法的實際好處顯而易見——這部分人，身處人生絕境，將他們輸移北京、由囚轉民，確如朱棣所料他們會有因朝廷降恩「得保全」、「全活之」的感戴心理，正堪驅策，在即將開始的巨大工程中充當苦力。

第六個小動作：朱棣利用巡狩、北征等名義，開始用更多的時間在北京居住，有意冷落南京，削弱它的政治地位，使權力中心實質性地北移。資料顯示，從永樂七年起，至永樂十二年，朱棣的活動中心一直是北京。《寓圃雜記》說：「及上登極，即廣舊邸（燕王府）為皇城，頻年駐蹕。當時群臣不知睿意所向，屢請南還。因出令曰：『敢有復請者，論以妖言。』」他用這個辦法讓人們漸漸習慣北京成為一個發號施令的地方。

永樂二十二年最後一次北征，索性空手而回，連可以冒充的「戰果」也沒有。整個過程從頭到尾，「彌望荒塵野草，虜隻影不見，車輒（應為轍字之誤，抄者所誤）馬跡皆漫滅，疑其遁已人（應為久字之誤）。」「英國公張輔等分索山谷，周回三百余里，無一人一騎之跡。」無奈之下，朱棣只好「班師」，行至榆木川（今內蒙多倫）一命西歸。

如此浩大的工程，人民為此承受了怎樣沉重的賦稅，我們雖無由知悉真實的數字，卻一定是驚人的。在迴避或不屑於記載這些數字時，史書偶爾會提及一些局部性的勞動力使用情況。單兩湖一地為采木而投入的人力，即達十萬之眾；當時共五大采木地，如以規模不等做一平均估算，僅采木一項，徵用民伕總數當在四十萬上下。至於正式營建北京和紫禁城所投入的人力，不久前，央視在其製作的紀錄片《故宮》中指出：「據說超過百萬之多」。它還舉例說，僅保和殿後的一塊巨型漢白玉石，「開採就動用了一萬多名民工和六千多名士兵，而運往京城則更為艱巨。數萬名民工，在運送石料的道路兩旁，修路填坑。每隔一里左右掘一口井，在隆冬嚴寒、滴水成冰的日子，從井裡汲水潑成冰道。二萬民工一千多頭騾子，用了整整二十八天的時間，才運到京城。」雖然我不直接掌握這些數字的來源，但出自作為國家電視台製作並有明史專家參与的作品，大約是可以採信的。

其次，對這件事哪怕我們寧願從極端民族主義邏輯出發，不以為他不講信義，反而稱道他雄才大略、勇於拓疆——即便如此，二十年裡國內百姓所承受的痛苦，和國家大量財力的拋擲，也是無法漠視的。征安南之首役，中國一次即動用八十萬大軍，超過後來北征韃靼的規模，庶幾舉國興兵，耗費之巨可想而知。錢從哪兒來？還不是從老百姓鍋里口裡搜刮？這且不說，然後在安南一拖二十年，明明深陷泥潭，卻為了個人面子死不抽身，而讓國家背此沉重負擔。永樂名臣解縉一度任交阯參議，比較了解安南實際情況，他曾對朱棣「力言」，安南「得其地不足郡縣」，只宜當作羈縻之國，與它建立「賓貢」的關係，但「文皇不悅」，聽不進去。但最後結果證明解縉是對的，谷應泰評論道：「至是（指中國撤兵）言始驗。」朱瞻基做出撤出安南決定的理由是「息兵養民」，等於公開承認朱棣二十年的安南政策「興兵害民」。專制君主的個人英雄主義，往往以民生艱敝為代價。

促使朱棣遷都的這三個原因，它們所佔比重分別排一排的話，我的看法是，削弱藩王實力為第一，好大喜功為第二，擺脫在南京的不快為第三。

「獲虜一人」、「追奔不十余里」、「生擒數人」……這就是永樂大帝從二月十日到七月十七日、歷時長達五月有餘、用兵五十萬，如此波瀾壯闊的北征，所取得的「自古所無有也」的輝煌戰果么？而且最奇的是，「虜由是遂絕」——只抓了幾個俘虜，怎麼會「絕」呢？又怎麼「絕」得了呢？

對鄭和事件的敘事話語的變化，發生於近代西方資本主義文明東漸之後。全球化趨勢的到來、全球化意識的形成以及在此人文背景下中國民族意識的覺醒，使鄭和事件突然被「發現」或被賦予近代意義，並用近代話語作新的解讀。首先是「新民論」的發軔者梁啟超撰出《祖國大航海家鄭和》，以全新視角重估鄭和事件的意義；繼之，民族復興的象徵和領袖孫中山也在《建國方略》中以相近的觀點伸揚鄭和精神，將鄭和下西洋稱作「中國超前軼后之奇舉」。以後，鄭和事件不斷被置於種種「現代性」敘事話語之下重新觀照：鄭和開始成為中國遠洋外交的先驅，鄭和下西洋被視為與閉關鎖國態度相對立、一種體現「開放」精神的歷史資源，近年更有諸多文章把鄭和事件與由哥倫布、達·伽馬、麥哲倫等完成的歐洲地理大發現相提並論。

任何歷史都是「當代史」；歷史學的本質其實是解釋學。若就此言，圍繞鄭和事件的敘事話語的變化，也無足怪。當然還可以有另外的態度，對歷史採取比較樸實的態度，這更多的是一種學術性的態度——在這種態度下，會傾向於原原本本地看鄭和下西洋這件事。

鄭和七下西洋，顯示了當時中國造船及航海技術在世界上的優越，這沒有問題。鄭和本人，尤其船隊中的船工，堪稱當時舉世最好的航海家，他們的經歷極富傳奇性，這也沒有問題。

至於遷都北京的所謂「戰略意義」，不僅落空，而且實踐證明，朱棣此舉所依據的地緣政治認識，全然錯誤，是不自量力、自我膨脹的表現。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里稱「建都失算，所以不可救也」，對遷都北京的後果，有一段蓋棺論定般的全局性評論：

本來，朱棣替安南平亂，幹得比較漂亮，但關鍵時候他好大喜功的癖性卻忍不住發作。就算王族陳氏的確全被殺光，也不能以此為借口吞併其國。

這當中潛藏的宏偉話語因素，很堪為迫切希望找回歷史榮譽感的民族心態所利用，於是自然地，朱棣和他的時代就被當做稱頌對象。然而，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樣，對歷史永遠不可以只站在今天的或我們自己的角度，脫離歷史實際，人為地誇大或拔高歷史現象與歷史事件的意義，尤其是無視當時人們切身遭際來評價歷史。

——鄭和下西洋非關「航海探險」，此第一辨也。

這遠非整個此次北征使用的人力物力，甚至也非全部後勤使用的人力物力，而僅僅是後勤中運糧這一項所使用的人力物力，卻已到令人咋舌的地步。想象一下，三十多萬頭驢、十多萬車、二十多萬民伕、三十多萬石糧食的付出，末了只換來數百名戰俘（多半還是老弱平民），這樁買賣是否太虧了？朱棣當然不會心疼，因為花的是百姓的錢，受苦受難的也是百姓，而他卻收穫了「萬世不拔」的稱頌，何樂而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