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二十六年，例行的天下官員朝覲儀式之後，皇帝發表敕諭，這本屬官樣文章，「舊例套語耳」，卻有個叫陳棐的給事中，居然將這篇敕諭「衍作箴詩十章上之」，但這回馬屁拍到了馬腳上，嘉靖大怒，認為陳某不自量力，膽敢舞文弄墨，自附聖諭：「欲將此上同天語，風示在外臣工，甚為狂僭」，指責他侵犯了皇帝的話語權。陳棐得到的處分是「降調外任」。此人「素善逢君」，認定拍皇帝馬屁總應萬無一失，不意這一次「求榮反辱」，想必他也只好背地裡枉嘆一聲：真是伴君如伴虎啊！

所以，桂萼的馬屁並非亂拍，那正是嘉靖的痒痒處。當他下頒《女訓》于閣臣，明智如桂萼者，一眼瞧出嘉靖此舉之「癢」癢在何處，就撓了他個舒舒服服，如此而已。其實大家都這麼干。即以改高皇后謚號一事論，原來的謚號，著重表述的是高皇后對朱元璋開國立業的「助贊」之功，嘉靖一改，重點卻放到誕育朱棣的層面，其間為私忘公之弊非常明顯，假使大臣仍有責任感，無論如何要據理抗爭，但當時政府幾位顯要，李時、夏言、嚴嵩，都不曾道半個「不」字，「但知逢迎上意，容悅固位而已。宗廟大體，彼豈暇顧哉。」

其實，明代士風本不是這樣子。我們雖不能簡單以「好」「壞」來形容，卻可以蠻有把握地說，跟過去歷朝比，明代士風算最端正的。由於儒家思想權威在明代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明代士大夫的精神是歷來最正統的，士夫之間，砥礪名節是普遍的風氣，對於剛直不阿、勇於任事、殺身成仁這類品格的追求，相當熱誠。加上開國時期朱元璋用極嚴酷手法整飭吏治，明代士大夫很長一段時間里鮮見貪黷之徒。永樂篡位，大殺忠正之士，對於士風雖然有所斫傷，不過根基尚未動搖。所以，我們才得以看見從方孝孺到于謙，以至於正德間劉健、嘉靖初年楊廷和這樣一代一代延綿不絕的剛毅清正的士大夫代表人物，他們每個人都不是孤立的，身後都站著一大群秉持同樣精神與原則的同事與同志。而相反的，逢迎拍馬或明哲保身的情形，非常少有，偶有這種敗類，也舉朝側目，使其無地自容，例如成化間的大學士萬安。武宗皇帝那樣荒淫，但身邊的追隨者，那些濟惡之人，要麼是內豎武夫，要麼是伶人番僧，沒有一個文臣肯與為伍。到嚴嵩之前，明代士夫中間也不曾出過一位利用職權大肆貪污受賄的大臣，倒不乏韓文那樣去職之時行囊空空的例子（韓文丟官返鄉途中，劉瑾令偵卒暗相刺探，希能發現不利於韓文的證據拿回問罪，但韓「止乘一騾宿野店而歸」，劉終無所得）。其實，即便到士風幾乎爛透了的天啟年間，明代士夫的深厚傳統也仍有極耀眼的表現，在楊漣、左光斗身上，以及魏大中、周順昌、高攀龍、李應升等許多人身上，硜硜自守、剛勁肅如、忠義自命的風範，較諸方孝孺未嘗遜也。

桂萼的馬屁拍得是很過分，但顯而易見，主要含意都是用心揣摩過嘉靖本人的內心，從中提煉出來的；譬如「天啟中興，聖賢繼出」這句話，實際上反映的正是嘉靖的自我評價。有件事明確證明了這一點。蔣太后死後，追其謚號時，嘉靖授意定為「安天誕聖獻皇后」。「誕聖」云云，特指蔣氏生產了他這麼一個「真龍天子」。耐人尋味的是，嘉靖同時將朱元璋高皇后的謚號也改掉，從「承天順聖」改作「成天育聖」，這個「育聖」是指高皇後生下了成祖朱棣——這究竟何意？普遍的看法是：「蓋其時，世宗自謂應運中興，功同文皇之靖難。」高皇后「育聖」，他母親蔣氏「誕聖」；他是自比為「再定天下」的朱棣。

嘉靖十年，鄭王朱厚烷獻上兩隻白鵲，朱厚熜大悅，專門舉行儀式，獻于太廟，特意送往兩位太後宮中觀看，又「頒示百官」；一見陛下如此隆重對待這兩隻鳥兒，群臣不敢怠慢，馬屁趕緊拍上，「鵲頌、鵲賦、鵲論者盈廷」。

嘉靖乃是「孝子」，自他眼中，母親蔣氏系人間最仁慈、最高尚、最道德的女性。這本來無可厚非。做皇帝后，他進而想在全國推行這個看法，讓天下女子都奉蔣氏為典範——這就不講道理了，但權力在他手裡，別人也沒辦法。為此，他拿出一部手稿交給輔臣，蔣太后所著《女訓》，打算全國發行。當時內閣首輔為張璁，次輔桂萼。張璁接到《女訓》，「讚美，請上御制跋語於後」，請嘉靖親自撰寫一篇跋附於書後，了事。這應對，尚屬得體，不太過分。嘉靖本已同意照張璁意見辦理，不料桂萼不肯省油，跳出來大獻其諛：

對於士大夫，只來硬的，效果其實不理想，尤其裏面一班「刺兒頭」、倔脾氣，自以為氣節錚錚，你越跟他動硬的，他就益發來勁。過去，曹操很厲害，說殺人說殺人，但碰到禰衡這把硬骨頭，也就沒有好辦法，不過曹孟德還算聰明，知道殺之無益，把禰衡推給劉表，讓劉表去承擔殺士之名。本朝皇帝數朱元璋、朱棣最有能耐，但在對付士大夫上，手段卻也平平，無非是狠與殺，兩人在位，都殺了不少，可是士大夫的氣節好像並沒有因此磨損多少，劉基、宋濂、方孝孺這些大儒，內心仍是不屈的。

自從左順門事件成功壓制知識分子聲音之後，朝廷內外基本上處處鶯歌燕舞，沒有批評，沒有敢於或願意說「不」的人。這樣，到了嘉靖末年，突然冒出來一個「罵皇帝」的海瑞，讓人稀罕，成為一個事件，乃至五百年後還被演成戲劇。其實正常情形下，海瑞那道「罵皇帝」的本章，算不了什麼，單說明朝，先前就不知有多少，而且火力也不知強多少。海瑞所為之構成一個事件，應該說是拜嘉靖之所賜，是他將「犯顏直諫」這歷來的尋常之舉，變作彌足珍貴的現象。

可能，這才是桂萼極其無恥之處。他明知吹牛不上稅，而放膽把馬屁往極致處拍，只賺不賠。時人謂之：「欲諛悅而迂誕不經，令人齒冷」；又道：「古人云：人之所死，其言也善。驗之此公，殆不其然。」拍這馬屁是桂萼去世前一年的事，人們詫異於已然沒幾天好活的了，他為何不能釋意寵辱，還干這種醜事。

他借「大禮議」，向士大夫明確發出信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幾位支持他的幹將，張璁、桂萼、方獻夫，都飛黃騰達，三人均位列九卿（尚書），均入閣參与機務。而反對派，辭職的辭職，罷免的罷免。這還不算完，七年六月，嘉靖以勝利者姿態發布敕旨，實際相當於一份「奸黨榜」，裏面開列了主要的反對者名單，數其罪過，並宣布最終處罰。對於「首惡」楊廷和，指責他「懷貪天之功制脅君父。定策國老以自居，門生天子而視朕。」約而言之，就是把自己凌駕于皇帝之上。嘉靖惡狠狠道，楊廷和之罪，「法當戮市」，但他決定寬大處理，革職為民，從統治者階級中驅逐出去。其他幾位大角色毛澄、蔣冕、毛紀等，革職，但保留他們使用原官職冠帶的待遇（即所謂「冠帶閑住」。毛澄已死，不在此列）。ｒｅad•99ｃｓｗ.cｏm

豐坊以最極端的方式，將朱厚熜對士林風氣的摧折凸現出來。

別看嘉靖沒根沒柢，以一個外藩兼十四五歲孩子身份入主紫禁城，多年來的實踐卻證明，他是個控制力奇強的厚黑天才。初期，他巧妙而充分運用皇帝身份賦予自己的條件，輔以堅忍和潑辣的精神，硬是將一度佔據主流位置的反對派驅逐乾淨。難能可貴的是，終於自己說了算之後，他迅速總結經驗，悄然從前台匿身幕後，專事操縱、馭人。這一招最高明。在西內修道的他，就像一位木偶戲大師，十指提著細細的線繩，不時這兒抖動一下、那兒抖動一下，讓那些前台的傀儡接受掌聲或倒彩。該誰下台了，他毫不留情鬆開線繩；想讓誰粉墨出場，他就輕輕提起線繩，那玩偶馬上活蹦亂跳地開始表演。

楊廷和走後，此後整個嘉靖朝的政界重要人物，沒有一個不在他如此的掌控之中。回眸望去，四十年猶如一出構撰精密、機關巧妙、峰迴路轉、滿宮滿調的戲劇傑作。先是把張璁等特調來京，打倒楊廷和，卻不急於重用他們，仍讓自己所銜恨的蔣冕等掌管內閣。此後，寧肯招來退休的正德老臣楊一清接替首輔，也不用在「大禮議」中立下大功的張璁等。此之謂欲揚先抑，特意地冷一冷張璁等的心，好教他們不敢得意忘形。直到六年十月，張璁才首次入閣，又過一年多，命桂萼入閣。但僅隔六個月，八年八月，嘉靖找了個由頭，忽然責令張璁歸鄉省改、命桂萼致仕。可是，張璁離京不久，九月，馬上又接到宣召他重新入閣的旨意；十一月，桂萼也同樣被召再次入閣。此後，單單張璁就被這樣重複又折騰過兩次，分別是十年七月罷免、十一月復召，十一年八月致仕、十二年正月復召，末了，十四年四月終於讓他徹底退休，不再折騰。前後算起來，從嘉靖六年到十四年，張璁（他後來被賜名張孚敬，我們只須知道張璁張孚敬是同一個人，這裏不另加區分）總共三起四落。嘉靖馭人手段厲害，可見一斑。他明顯是刻意的，以貓戲鼠的手法，擒而復縱，縱而復擒，「故閣臣無不惴惴懼者」。張璁自己就曾深有體會地說：

對得是異常工整，嚴絲合縫。然而，內容委瑣無恥之極，無一字不是屁話。國家取士、養士，卻讓他們的精力和才華都消耗在這種事情上，可悲可嘆！

這對鼓勵諛順的確起到非常好的示範作用，且馬上生效。張璁等人的發跡史，對儒家官僚體系的許多邊緣人物，構成重要啟示：只要揣摩好皇上的心腹之事，滿足他的心理，就可以找到升遷捷徑。一時之間，此輩競起邀功。翻閱史料，會很有趣地發現，迎合嘉靖、積極建言的人，幾乎咸系下級官員、地方小吏、退休賦閑人員或曾受過處分丟官者，如聽選監生、致仕訓導、革退儒士、府學教諭等。《萬曆野獲編》為使他們的事迹不被埋沒，特地在「嘉靖初議大禮」這一條中「略記於後」。被提到的有：歷城縣堰頭巡檢方濬、致仕訓導陳雲章、革退儒士張少連、教諭王價、原任給事中陳洸、錦衣衛革職百戶隨全、光祿寺革職錄事錢予、致仕縣丞歐陽欽、光祿寺廚役王福、錦衣千戶陳升、湖廣璧山縣聽選官黃維臣、廣平府教授張時亨等。把這份名單從頭看到尾，眼前很難不浮現一張「小人物狂歡圖」（裏面甚至有個廚子也趕來湊熱鬧）。

一般人對明代士風印象多不太好，覺得他們當中盛行享樂主義，嫖妓、搞同性戀、拿女人三寸金蓮的小鞋子行酒，五花八門無奇不有。《金瓶梅》以後，色情文學在明代甚囂塵上，可以說是歷來無有；雖然這些小說前面往往冠冕堂皇地加上一篇勸戒世人當心色魔傷身的序文，卻遮掩不住作者對縱慾貪歡的欣賞，每個讀過這種作品的人，都難免想象明代士夫的生活方式就是這樣。當時流行所謂「名士風度」，也很出了一批這种放浪形骸的名士。除了行為有失檢點、不夠端正的情形，更糟糕的，是很多士大夫人格低下，賣身求榮、搖尾乞憐、助紂為虐，無所不至。魏忠賢身邊就有一批這樣的士大夫，他們的無恥，竟到了甘為閹宦兒子、孫子的地步。宗臣的名篇《報劉一丈書》，裏面描述了一種朝夕候于權者之門、厚顏巴結顯貴的人，這種人在當時顯非少數，凡讀過此文者，對明代士風都將有一種鄙夷之意油然而生。

以此，各種祥瑞紛至沓來，累盈御前；僅嘉靖三十七年，據禮部上報，單單各地獻來的靈芝即達一千八百零四株。更有為投其所好，而不惜制假者。陝西有名喚王金的庠生，從太監手裡重金盜買宮中各地所獻靈芝一百八十一株，粘成所謂「芝山」獻上，得到賞賜；不久，王故伎復施，又將一隻烏龜背甲分塗五色（古以五色象徵東西南北中，至今北京中山公園社稷壇仍存「五色土」），詭稱天生「五色龜」，這次效果更佳，嘉靖非但不疑，還下諭禮部稱之為「上玄之賜」，告太廟，命百官表賀，並超授王金以太醫院御醫之職。

所以，我對明代士風有三個基本的看法：第一，跟歷朝相比，它不僅不算差，總的來說還屬於更端正一些的；第二，從它自身來看，的確有變化，從比較端正變得比較醜陋；第三，這種變化累積而成，但嘉靖朝無疑是一個轉折點——由嘉靖起，士風轉向墮落（雖然仍不乏忠介之士），復經萬曆、天啟兩朝，而至不可收拾，明朝亦隨之敗亡。

嚴格講起來，不是「鮮有能善終者」，而是根本沒有善終者。嘉靖這麼做，不是簡單的性情之喜怒無常，而是保持對權力控制的一種高級手法——垂青于某人，扶上台，不久將其打倒，再重新挑選一位，不久再用人取而代之。不斷走馬換將，以這辦法，既防止任何柄政太久、尾大不掉的情形出現，也隨時宣示著他的威權。

對此，筆者倒有一解。嘉靖年間歌功頌德的風氣，有一些屬於投其所好、希圖進用，另一些則別有原因。后種情形，尤其發生於官居高位、功成名遂者身上。這些人其實無利可圖，如果一定要探究他們圖什麼，我以為也只是身家性命可保而已。他們太了解皇帝陛下的稟性，對他的順從、歌頌和崇拜是無止境的，必須達到「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的地步，這是他們在嘉靖時代混碗飯吃的宿命。否則，不能「愛君」，恐「不能有其身」。九*九*藏*書

當時還有一副長聯，難度也相當不小，也堪稱「傑作」：

不光孔孟門徒行此肉麻之舉，神職人員也不甘寂寞。嘉靖十三年，朝天宮道士張某，發憤創作，連篇累牘寫了一堆的詩。計有《中興頌詩》二十一首、組詩《金台八景》《武夷九曲》《皇陵八詠》等。此外，但遇瑞露、白鵲、白兔等事，零零散散，「俱有詩上進」，簡直是「頌詩專業戶」。但張某不合於獻詩之後，伸手討要一篇官方序文，那意思顯然是想把這些馬屁詩以官方名義結集出版。嘉靖將此事「下部議」，讓有關方面鑒定。「有關方面」的結論是，這些詩和它們的作者「猥鄙陳瀆，僭逾狂悖，希圖進用」。之如此，我的推測，一則張某創作過於「勤奮」，熱情過高，「有關方面」早就不勝其擾，二則不能排除「有關方面」的人士心存嫉妒，不肯讓他如願以償。結果，嘉靖看到鑒定書，也不耐細問，根據上述意見把張某抓到牢里關起來。

嘉靖原只想替母親出一本書，卻觸發了這麼輝煌宏大的馬屁變奏曲。桂萼所拍的這個馬屁，是我所知道的古今中外最具創意的馬屁；其他常見的馬屁，寫頌詩頌文也好，立生祠搞偶像崇拜也好，刻碑勒石記載豐功偉績也好……都不如這個有想象力。不過，有一點桂萼不夠負責任。真要將這馬屁實施，需要國庫掏一大筆錢。在他，雙唇上下一碰，哇里哇啦一通宏論，不費吹灰之力，嘉靖卻拿不出這筆錢來。或因此，「蔣太后思想女子專科學校」終於並未辦起來。

過去歷史上，以及明朝本身，都不乏因為荒嬉或沉溺於私趣而「不理朝政」的皇帝，正德、天啟兩位皇帝就很典型。朱厚熜的行徑，乍看跟他們很像，他晚期埋首求道，藏在西內基本不露面，許多臣子甚至二十年不曾睹「天顏」一次。如果就此以為，他也是一個「不理朝政」的皇帝，卻大錯特錯矣。

在「聰明人」看來，吟詩作賦並非歌功頌德的唯一方式；只要有心，方式無處不在，甚至更令被歌頌者愉快。下面的故事，是一絕佳之例。

「圖」，謀划；「迥」，在這裏作遙遠、遼闊講，不是一般理解的「差別很大」那個意思。合起來，「圖迥天下於掌上」，是說天下雖大，卻盡在他掌握之中。「中外儼然如臨」，更具體地針對著「齋居數十年」，意謂「休看世宗皇帝幾十年匿而不出，可大家卻覺得沒有哪一天他不曾親自臨朝」。「禮樂文章爛焉興舉」則講他重視、狠抓意識形態，成功控制文化領導權。分析了嘉靖的皇帝經之後，李維楨由衷讚歎了一句：了不起啊！

又一次，嘉靖所心愛的一隻「獅貓」（不知何樣，大約很稀有吧）死掉，「上痛惜之，為制金棺葬之萬壽山之麓」，這不算完，又命身邊承旨的大臣們都為這畜生寫悼文。想那御前諸臣，一律進士出身，個個文章高手，此番卻被一隻死貓難倒，「俱以題窘不能發揮」。唯獨一個叫袁煒的學士，高屋建瓴，提煉出「化獅為龍」的主題，最愜聖意。結果就因此文，袁某「未幾即改少宰（古稱，指吏部侍郎），升宗伯（古稱，指禮部尚書），加一品入內閣」，連續跳升幾級，不過半年之內。

「胚胎於此」之語，厚顏已極，不僅頌揚了《女訓》這本書，暗中還美化那次「神聖的受孕」。這並非我強加于桂萼的解讀，他的的確確有神化嘉靖和蔣氏的意圖，因為上述話語之後，他緊跟著就提出了一個不可思議、讓人眼珠子滾落一地的建議：今後，應該在所有懷孕的母親中間開展「胎教」——原文如此，這是迄今為止鄙人所知最早出現的「胎教」字眼——而教材就是《女訓》！桂萼以「將馬屁進行到底」和「把蛋糕做大」的精神，深入展開論證。他建議：一、《女訓》之外，還應配備輔導教材，可將有關婦德的古詩搜集成篇，並且附上導讀；二、從歷代「哲婦」里選取十餘人，運用她們的事迹，作為蔣太后思想的陪襯；三、再編一本圖冊，取材於皇宮后妃居處的繪畫，以「花鳥寓目之物」形象地傳達后妃之德，供學習者體會和感受。談完「軟體」，他轉而對「硬體」建設出謀劃策。此時，他獅子大開口，提出了令人震驚的構思——他要求政府投資，從中央到地方，全國普遍創辦宣傳蔣氏婦德思想、接受《女訓》教育的女子專科學校：

只要有人進呈祥瑞，必命大臣撰寫文章，大肆宣揚。越是這樣，進呈祥瑞的也越多，不斷催生新的歌功頌德的文章，事情就像滾雪團一樣越滾越大。

這當中，不時有些始料不及的故事發生。三十七年四月，胡宗憲從浙江獻一隻白鹿，禮部尚書吳山就此及時上了賀表，很稱嘉靖的心意，得到「特賞」。但過不久，這個吳山卻被嘉靖勒令「閑住」，原因是最近有一次日食發生，他老先生大約覺得日食不算什麼吉祥的事，未上賀表，可皇帝陛下偏偏認為日食也是祥瑞，而吳身為禮卿居然不上賀表，一生氣，就讓他「閑住」了。

嘉靖所奉行的，正是「兩條腿」方針：歌功頌德；如若不然，就打屁股。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而動輒打屁股，不好指望有太多的勇夫。

為何說嘉靖年間是轉折點？通覽一下明朝歷代政壇和士林風氣，會明顯地看到，正自此時起，正氣下降厲害，邪氣上升嚴重，形形色|色的「小人」開始層出不窮。以往政局之壞，除去皇帝本人的因素，十之八九都壞在宦官、外戚、特務、近幸這樣一些人手裡，嘉靖朝則很不一樣。以「閹禍」為例，憲宗以來直到明季，幾乎代代都有為惡甚巨的大宦官出現，獨嘉靖朝是個例外。嘉靖間政局基本上由文官政府掌控。這一時期雖也誕生了自己的反面明星，但他卻非汪直、劉瑾、魏忠賢一流，而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正途出身的士大夫——嚴嵩。知識分子嚴嵩能超越一幫「傳統壞蛋」脫穎而出，是有象徵意義的，意味著士大夫或者說儒家官僚這個集團，已經質變。

單看這些，明代士風之壞，似乎是不可收拾的。

張璁在「大禮議」立了首功，自然很想當首輔，嘉靖偏不讓他如願，把退休閑居多年的楊一清找了回來。之所以起用楊一清，也很見心計。楊正德十年後即離開政壇，與北京沒有什麼瓜葛，資格又很老，頗著聲望，搞這麼個人來出任首輔，第一無害，第二很說得過去，第三正好借他壓一壓張璁等人的驕嬌二氣。楊到任后，自以為也領會了聖上的用意，在一些問題上與張作梗。張璁便很惱火，他本來就不把楊一清放在眼裡，而這是有道理的——楊一清所不知道的是，嘉靖一面讓他當首輔，一面背地裡經常撇開他，跟張璁說「體己話兒」。例如有一回，嘉靖就這麼悄悄對張說：「朕有密諭，卿勿令他人測知，以泄事機。」不啻于暗示張璁，雖然首輔是別人，可我真正信任的是你。這很歹毒，張璁見如此如此、這般這般，能不趾高氣揚、根本不把老楊頭放在眼裡么？在嘉靖的忽悠下，張果然按捺不住，公然地指責楊一清，嘲笑他「閑廢之年，仍求起用」，控訴他搞一言堂、排擠不同意見。嘉靖的反應極陰險，他既不阻止張璁的攻擊，也不怪罪楊一清，而是抹稀泥，說一些「同寅協恭，以期和衷」的不痛不癢的話。用意明顯是鼓勵雙方繼續爭鬥。楊一清果然上當，跟著上疏，反過來揭張璁的短，說他「志驕氣橫」，一貫「頤指氣使」；一些科道官也聞風而動，起來彈劾張璁、桂萼（對張、桂等暴得大貴，許多人心裏本來就不平衡）。嘉靖見狀，心裏笑開了花，馬上順水推舟勒令張璁「以本職令回家深加省改」、桂萼致仕。誰都想不到，張前腳剛走，後腳馬上接到讓他回京重新入閣的聖旨。何故？蓋因嘉靖的舉動，純屬借端挫一挫張、桂的銳氣，好讓他們放聰明些，更乖更聽話，絕非真想攆他們走。現在，嘉靖目的已經達到，楊一清的作用也宣告完結；所以張、桂回來不久，楊就失勢，退休，一年後遭革職，死在家中。

有個具體例子，大書家董其昌。此人官做得很高（禮部尚書），藝術成就更冠絕一時，所創「董體」秀美溫柔。倘依著「字如其人」的老話去揣想，誰都無從設想現實中他會是比南霸天、周扒皮壞上百倍的惡霸。而事實上，董其昌正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老流氓。他退休后在松江鄉下，「倚勢橫行，民不堪命」，劣跡累累，僅因一件小事縱喝豪奴毒打生員陸某，猶未盡意，復將其妻母擄來府中，「大都剝褲搗陰，四字約而概矣。打后大開重門，祖常（其昌子）南坐，對眾呼為榜樣。復將諸婦，舁入坐化庵中，泥塗滿面，上無蔽體之衣，血流至足下，乏掩羞人（疑為「之」字之誤）布。觀者摩肩，人人髮指，咸謂董氏之惡至此極矣。」民眾約齊告到官府，不想董其昌早將官府打點，於是民怨益甚，到了第五天，終於激成大亂，十余萬松江百姓聚結董府之外，人山人海，罵聲如沸，投磚扔石，最後放起火來，大火徹夜不休，董家豪宅付諸一炬。鄉里人給了他這樣的評語：「吾松豪宦董其昌，海內但聞其虛名之赫奕，而不知其心術之姦邪。交結奄豎已屢擯于朝紳，納苞苴復見逐于楚士」，「欲壑滋深，惟圖積金後嗣；丹青薄技，輒思壟斷利津」。

《世宗實錄》論及此，道：「晚年留意于玄道，築齋宮于西內」，但「宸衷惕然，惓惓以不聞外事為憂。批決顧問，日無停晷，故雖深居淵穆而威柄不移」。什麼叫威柄不移？用今天話講，就是印把子嘉靖始終攥得牢牢的，根本不曾鬆手。他雖然深居簡出，但對一切都保持高度警惕（「惕然」），從來對外面發生的事放心不下，也沒有什麼能夠逃過他的耳朵；不僅如此，他雖然不公開露面，省去所有公務活動，卻不曾放棄對文件的批閱，重大決策都由他本人親自做出，經常召見少數重臣聽取他們的工作彙報，直接過問每件事情。

專制政治，必輔以個人崇拜。這是現代人的經驗。質諸中國帝權時代，反倒未必。古代的帝王們，雖無一例外都享受著臣下的歌頌讚美，然而那是儀式化的，是一種「概念崇拜」——被崇拜的是君權這概念本身，極少針對皇帝個人。作為個人崇拜，歷史上幾乎看不到，縱然很雄偉的君主也都沒有去發動針對他本人的歌功頌德，無論嬴政、劉邦、劉徹、曹操、李世民、趙匡胤或者朱元璋。基本上，帝權時代君主固然至高無上，但個人崇拜並不流行。這一點，很多人存在誤會。

徐階代擬的所有旨意，嘉靖不僅親自審閱，而且「一一」作過改動——注意，是「一一」，全部如此，無一例外——即便擬得很稱他心意，也仍會更動幾個字，其認真如此。然而，這不止是認真而已，更主要的，是作為權力歸屬的標誌，作為對大臣的無聲的警示和提醒：我是皇帝，權柄在我。這就叫「威柄不移」。本朝太祖、成祖二位皇帝，對權柄都抓得很牢，但那是宵旰憂勞、起早貪黑換來的，何如嘉靖躲在幕後，足不出戶，神龍見首不見尾，照舊一切盡在掌握。難怪上述這位嘉靖手跡的目擊者，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這樣而將朝綱盡攬懷中的皇帝，能有幾個啊！

專制帝王喜歡臣下順從，不喜歡他們違拗，乃是常情。不過，由於帝制社會官方意識形態儒家倫理對君臣關係的獨特約定，合格君主應該容納正直的臣子，而臣子也應該以正直品格來對君主盡忠，所以雖然皇帝骨子裡都反感「直臣」，但較「好」的皇帝會裝出喜歡的樣子，不善偽裝者會對「直臣」施以解職、謫貶、奪俸、體罰、治罪直至殺頭的懲處，這樣的事情很普遍，然而卻有一道底線，即：皇帝無論怎樣打擊「直臣」，他也不可以去鼓勵臣子諛上，手中晃動糖果，把他們引上這條路。嘉靖之前，明朝再不堪的皇帝，包括武宗在內，都不曾逾此底線。武宗與大臣間的衝突，較嘉靖有過之無不及，但他的應對，除了斥退、罰俸、打屁股，就是敬而遠之，採取「不合作主義」，自己躲得遠遠的，並未試圖將大臣統統變成應聲蟲。

以下就以嚴嵩為主角read.99csw.com，加以撮述。

袁某的文章一定很狗屁，不過，好就好在很狗屁，其他大臣搜刮枯腸而寫不出，亦因他們沒能放下架子去做狗屁文章。說穿了，其實也很簡單。無非是要像吹捧皇帝本人一樣，吹捧那隻「獅貓」；參透這一點，「化獅為龍」的主題是不難想到的。

但是，張璁掌閣時代，嘉靖尚未將他拉一個打一個、令其自相掣肘、隔岸觀火、隔山打牛、借刀殺人這套組合拳，使到極致。在退居西苑之後，他才亮出壓箱子底的真功夫，從夏言到嚴嵩，再到徐階，三代內閣在他匠心獨運之下，斗得天昏地暗，精彩紛呈，你方唱罷我登場，到頭來非亡即敗，再能翻筋斗也跳不出如來佛的掌心。這當中，嘉靖運用之妙、拿捏之准、思慮之細，都讓人嘆為觀止。

首先，與他出身有關。明代的正式皇帝中，他是僅有的兩個以外藩而踐祚的人（另一個是以武力篡權的成祖朱棣）。跟通常長於東宮的襲位者不同，嘉靖在紫禁城就像半路出家的和尚，無根無柢，沒有打小陪伴長大、可寄心腹、離不開少不了的太監。這是他得以未蹈倚用宦官舊轍的直接原因。

嘉靖的惡劣，不在廷杖打死若干人，不在將反對派發配戍邊，不在張貼「奸黨榜」，而在公然表彰阿附。誰站到我這邊來，我就賞以官爵，就讓他越過一切的常規和考核復職晉職。這種獎勵卑微人格的做法，將百余年來明代士林基本保持住的端正風氣大為削弱。基本上，楊廷和走後，嘉靖年間的內閣就不再有正人君子，楊一清、張璁、桂萼、方獻夫、夏言、徐階，包括嚴嵩在內，這些人本質上都不算壞人，有的還是能力頗強的政治家，但他們都認清了一條，對皇上必須逢迎，絕不可以再抱著先師孔孟的教誨不放，在所認為對的事情上堅持己見。嘉靖的確達到了他的目的，無論發生什麼，身邊再沒有大臣敢於作梗，最終他總是能夠如願以償。然而，士夫的靈魂越來越委瑣，心計越來越偽巧，處世越來越油滑。機會主義盛行，厚黑之術發達。這些，他是不在乎的。鼓勵阿附，分化瓦解了士大夫。雖然心術不正之人歷來就有，但從前在統一的道德準則的強大壓力下，那種人是見不得天日的，現在倒好，阿附有功、投機有理，終於「勇於為惡」，不以為恥反以為榮。

朱厚熜並不拒絕狠硬的手段（我們說過他對打屁股的熱衷，超過前代），但這隻是他收拾士大夫的「外家功」。他內外兼修，全套功夫遠非止此一端，耍得鐵砂掌、通臂拳，也擅長葵花寶典、九陰真經之類。他死後，隆慶年間的一位進士李維楨講了幾句很有味道的話：

除了最後一任首輔徐階，嘉靖還來不及收拾，其餘所有人，幾乎都是他親手扶起來，然後再親手打倒。罷官、致仕已是上佳結局，死於非命也並不新鮮。「大禮議」后，正德老臣楊一清重新出山穩定大局，僅三年，在內閣首輔位上被罷歸，翌年更遭奪職，老年受辱，楊大恨，疽發背卒。張璁之後，夏言成為第一紅人，備受信用，但嘉靖對其再施貓戲鼠之故伎，使之兩起兩落，終於二十七年先罷官，再逮其下獄，斬首。因夏言被打倒而崛起的嚴嵩，老奸臣猾，賠著小心媚事嘉靖十幾年，烜赫一時，最後解職、抄家、兒子被處決，自己則死於孤獨和貧困。

《實錄》所述，表面看像是對嘉靖的吹捧，其實倒是真正的「實錄」。這裡有一個佐證。當時有人在徐階（嘉靖年最後一任內閣首輔）家中，親眼見過嘉靖的手諭和所批閱過的奏章。他說道：

寫了狗屁文章的袁某，嘉靖不惜重獎，令其數月間驟貴。可見，除了「勇於為惡」外，他也鼓勵士大夫們「勇於狗屁」。有沒有效果？當然很有效果。狗屁文章一時滿天飛。天台縣知縣潘淵，煞費苦心製成《嘉靖龍飛頌》獻上，此文「內外六十四圖，凡五百段，一萬二千章，效蘇蕙織錦迴文體」。織錦迴文體是一種文字遊戲，順讀逆讀皆成文，如「打虎將將虎打」之類，這位潘知縣能夠以這種文體，搞出五百段、一萬二千章，估計頭髮都掉光了，真夠難為他的。

帝制時代，政治是否清明，跟士風相當有關係。

與民主政體將權力以制度和法律「程序化」、「客體化」不同，專制時代，權力的本質是人，是掌握及分享權力者之間的人際關係。在人際關係的基礎上，專制時代的權力彈性十足，可大可小，可強可弱，可聚可散；同一個位子，由不同的人來坐，分量可有天壤之別。漢獻帝是皇帝，曹孟德是他的丞相，但誰都知道那個坐在丞相位子上的人，能做得了皇帝的主。這就是專制時代權力的特徵。關鍵在於控制力；其實專制政體的權力法則跟黑社會很相似，控制力強，能駕馭別人的人，就是老大，反之則受制於人。

然而，主要責任不該由士大夫階層承擔，尤其不該由個人承擔（我是指嚴嵩）。在專制體制下，「一」即為最大數，民眾雖廣，卻兆億而不能抵其一。這個「一」，就是獨坐于權力最頂端的皇帝陛下。如果在民主政體內，他這個「一」至多只是個「一」，與千千萬萬個「一」相平等；但在專制政體下，卻完全顛倒過來，千千萬萬個「一」加起來，也休想和他這個「一」相等。人民如此，官員其實也一樣，再高的官兒，在皇帝面前，還不是一顆隨意吹來吹去的塵埃？除非專制統治衰象已現，只要它還穩固，就永遠循這條法則：楚王好細腰，宮中有餓人。

可是倘若不這樣，就要冒屁股被打爛的危險。嘉靖是很喜歡打人家屁股的。「廷杖」這折辱士夫的刑罰，明代歷朝都用，但只有嘉靖間才是家常便飯，而且嚴重程度往往不止乎屁股被打爛。我們固然能從「殺身以成仁」角度，去鄙薄桂萼抑或夏言、嚴嵩們，那是他們品行不夠高大完美，但這並不足以令我們把他們看成壞蛋。假如皇帝本來不惡，臣子卻把他教唆惡了，自然是奸臣，但如果皇帝壞在前頭，臣子只是沒有膽量阻止他的壞，那麼，責任顯然不應該由臣子來負的。

這話說得非常雞皮疙瘩，不譯成現代漢語，恐有讀者未盡解其作嘔之處，試譯如下：

另一種摧折士大夫的辦法，是讓他們歌功頌德。

他所精通的又一技巧，是運用自己態度親疏遠近的細微變化，挑起大臣間的矛盾，製造不和，使他們彼此牽制、損害與消耗，然後在最後時刻，由他從中選擇一個對象，水到渠成地除掉。

嘉靖做皇帝，做得聰明，做得心機深刻。作為高明的權術家，他參透了一個本質性的問題：權力穩固與否，與是否勤政愛民根本無關，關鍵在於控制力。控制力強，哪怕躲到九霄宮靜養，照樣操縱一切；控制力弱，就算廢寢忘食、沒日沒夜撲在工作上，該不濟還是不濟，白搭。論到這一層，正好有現成的例子。明朝末代皇帝崇禎，便是后一類皇帝的典型；他做皇帝十幾年中，累死累活，不可謂不勤懇，可內內外外，事情一團糟，尤其不知用人，不該用的偏重用，該用的不用，或用而沒有章法，明明是自己控制力太弱，臨死猶未省悟，說什麼「君非亡國之君」。

漸漸，這股風氣發展到嘉靖的例行公文乃至隨口一句話，都有人趕緊作為文學創作的主題，吮毫染墨，將它們變成詩詞歌賦。

某年正月，下了很大的雪，嘉靖對大臣們說：我正想見見大家，九九藏書老天就下了這麼一場好雪（「天賜時玉」）。就沖這句話，時任禮部尚書的夏言，迅即寫成《天賜時玉賦》獻上，搞得嘉靖「大悅」。

這是否歷史上中國第一份開建「國立女校」的建議書？誰說我們傳統上無視女性受教育的權利？這可是明代一位總理級人物親自提出的構想。假如撇開拍馬屁的性質不論，憑心而言，桂萼在這份建議書中還真展示了他頭腦新銳、能夠開拓進取的素質。開設婦女學校，藉助教育手段培養掌握太后思想的專門人材——這樣的思路，在現代也許毫不稀奇，可如果它出現在十六世紀，你就很難不表示驚訝和佩服了。不特如此，建議書甚至連學校的規制、教學內容、考核方式、「畢業生」去向，全部一一考慮停當，看上去完全可行。只可惜，桂萼把這副腦筋用在了歪門邪道上，倘若施之於正經事，其才良可用也。

什麼是控制力？簡而言之，就是如何用人——抑或說得更黑心一些——馭人。

在收拾臣子、令他們敬畏服順的方面，嘉靖乃不世出的高手，不單明代諸帝沒有手腕可以比得了他的，在二千年整個帝制史上也鮮有堪相頡頏者。南面為君之術，到得他手中，才爐火純青。他的這一特長，歷來認識得很不夠，強調得也很不夠。可以說，從高超的「政治藝術」角度講，嘉靖是權術史上一個被埋沒了的大人物。

的確了不起。嘉靖不單享國長久「本朝無兩」，他的統治術，同樣「本朝無兩」。

這種誠惶誠恐的心情，是共同的。

嘉靖與宦官的關係，不像明朝大多數皇帝那樣邇密，事出有因。

《國榷》作者談遷，是一位很嚴謹的史家。他在論述嘉靖統治的歷史影響時指出：「狡偽成風，吏民相沿，不以為非，亦一代升降之關也。」作為對全部明史做過大量而透徹研究的學者——他「對史事的記述是十分慎重的，取材很廣泛，但選擇很謹嚴，擇善而從，不憑個人好惡」。——談遷的意見應該是頗具分量的。其以上所論，清楚點出：世風大壞自嘉靖年始；「狡偽成風」而「不以為非」，且自上而下，從士林一直影響到民間，在明朝二百七十余年歷史中是個轉折點；對此，嘉靖可以記頭功。

但嘉靖年間，卻出現了古代少有的個人崇拜高潮。當時的觀察家這樣評價：「古今獻詩文頌聖者，史不勝紀，然惟世宗朝最為繁多。」為什麼？因為朱厚熜本人大力提倡和推動。「世宗朝，凡呈祥瑞者，必命侍直撰元諸臣及禮卿為賀表，如白龜、白鹿之類。往往以此稱旨，蒙異眷，取卿相。」祥瑞，是所謂吉利之物，被人穿鑿為並且嘉靖自己也認為是上蒼對於國泰民安、形勢大好的表彰，是世逢有道明君的佐證。

眼下，張璁變成了當初的楊一清，於是嘉靖馬上也給他找來一塊絆腳石，就像當初他本人是楊一清的絆腳石一樣。此人即夏言，一顆冉冉升起的政界新星。他在一年內，由給事中升為侍讀學士，再升禮部尚書，升遷路線儼然張、桂翻版，速度卻更快，人評曰「前此未有也」。如此重用的效果，讓夏言也像當初的張璁一樣，自我感覺極好，不可一世。張璁自然要反擊。這兩個人鬥來鬥去，其間張璁幾起幾落，漸漸，將原先的心氣銷蝕殆盡，最後可以說死於嘉靖的折騰。

上述諸人，有不少在進言之後官複原職，甚至得到提拔。嘉靖的做法，不惟給希意干進之人打開方便之門，更主要的是，等於明白無誤地對全體儒生階層表示，在「君子」與「小人」之間，選擇後者會比較有好處。

其次，他也用不著。不要忘記，嘉靖的個人權威，是通過與士大夫集團十余年的拉鋸戰，樹立起來的。在這過程中，他專攻士大夫的命門，瓦解其精神優勢，顛覆其文化領導地位，從而取得徹底勝利。當他從思想上擊潰士大夫階層之後，後者在他面前已完全繳械投降。因此，駕馭士大夫正是嘉靖最大的成功之處，他可以很好地控制這些傢伙，根本沒必要去依靠另外一些人，利用別的力量來抵銷和抗衡士大夫階層。

他所須做的，只是使自己的駕馭技巧更加純熟老到，使遊戲的玩法更加遊刃有餘。

後來，這努力終於收穫一個最極端的「先進典型」。此人名叫豐坊。說起此人，他一家跟「大禮議」有著極不尋常的淵源。當年左順門請願事件中，他的父親、翰林學士豐煕是骨幹分子，「率修撰楊慎等諸詞臣，于嘉靖二年，痛哭闕下，撼門長跪，力辯考興獻之非」，隨後遭受廷杖，「瀕死」，撿了條命，下獄，流放。到嘉靖十六年，聖旨特赦當年因抗議而被流放的諸臣，「獨豐煕、楊慎等不宥」，同年豐煕死在流放地。豐煕是這樣一個精忠之士，豐坊自己在左順門事件中，曾隨父伏門跪哭，也受了廷杖，事後丟官。衡以士大夫的正統道德，他們父子本屬一門兩代忠義，實乃莫大光榮。但這豐坊，居然在嘉靖十七年上書，「請加尊皇考獻皇帝稱宗」。「稱宗」，只有實際統治過國家、有自己年號的皇帝才可以，如果興獻皇帝稱宗，別的不說，單單明朝國家歷史如何敘述就會造成無法解決的難題。因此這件事，豐坊拍馬屁倒在其次，而是這馬屁拍得實在讓人匪夷所思、哭笑不得，就連嚴嵩那樣一個慣來俯首帖耳的老滑頭，也感到荒誕不經，小心地奏告嘉靖：「稱宗則未安。」但嘉靖卻不管安不安，「上必欲行坊言」，而且把同樣持反對意見的戶部侍郎唐胄關到監獄里去，嚴嵩見勢不妙，趕緊改口，奉命，「進獻皇為宗」。消息傳出，豐坊的行徑讓所有人震驚不已。他剛剛死了父親，「距其父歿時，尚未小祥也」；小祥，是三年丁憂期的一個階段，時間為死者喪后的十三個月。依禮，丁憂之期，即便在職官員，也要去職守孝、不問政治，豐坊卻公然獻章邀寵，而且所談是這樣一種嚴重背叛乃父生死以執的政治立場和人格精神的內容，簡直等於在亡父臉上狠狠扇了一耳光。為此，沈德符送給他八個字：「不忠不孝，勇於為惡」。真是誅心之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