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沒有王莽的狂熱，卻有相同的抱負；而且，王莽沒有干成的事，嘉靖干成了。

他的這種「覺醒」，軌跡甚明。以嘉靖二十一年「宮婢之變」為其帝王生涯分水嶺，前二十年「積極進取」的階段里，嘉靖把全部的熱情、精力和想象力，都投于禮教改革，奇思異想接踵而至：「大禮議」之後，更正郊祭；郊祭改易甫畢，又重修孔廟祀典；搞定孔廟祀典，轉而釐正太廟廟制……真可謂樂此不疲，舉凡國家禮制之大者，盡被他囊而括之，改而革之。

嘉靖以九五之尊，對探究儒家經典理論表現出濃厚的專業的興趣，是完全超出實際需要的，令人疑心關於此事他是否陷於某種程度的自我強迫症。我們試圖認知此事，而有如下解讀。

當「大禮議」的現實目標達到后，嘉靖非但不消停，反而益發不甘寂寞地逐一更正所有要典，這樣的態勢表明他的認識的重大轉折，那就是追求一種精神領袖地位，已經成為他塑造自我的方式，甚至是他獨特的統治術。

於是，我們這位可憐的嘉靖皇帝，迫不得已只好捲入一種充滿「學術氣息」的行為，跟科舉出身、飽讀經詩的朝臣們進行為時三載的反覆的「學術研討」——一旦從這角度來看，我們會感到「大禮議」的發生，簡直有一種讓人忍俊不禁的可愛。

根本原因，即在嘉靖以心馭人的絕招。這是他經過「大禮議」和更正國典等一系列思想意識形態交鋒的鍛煉，摸索並總結出來的一種統治術。後期，他表面上過著隱居生活，對朝政撒手不管，也不見人，可實際上這是一種心理戰，外面有個風吹草動，從逃不出他的耳目。群臣完全猜不透皇帝在想什麼，反而小心翼翼。

所有這一切，提示明代思想環境、政治環境都發生了重大改變。隨著帝權進入晚期形態，整個社會的基本面越來越保守，而制度則在趨於僵化的同時也越來越發展成一種超穩定機制，創造力的空間固然縮小了，但君主的權力空間也同時受到擠壓。

如果比做一台戲，百分之九十的人會覺得「大禮議」是台臭戲。內容乏味，情節無趣；既無愛情，又缺少傳奇色彩，兇殺打鬥更談不上，比任何催眠葯更讓人昏昏欲睡。

這就是為什麼會發生「大禮議」的深刻原因。雙方就幾個字眼展開韌性十足的爭奪，乍一看無聊而可笑，背後卻關聯著政治這場遊戲在明代的獨特玩法。過去，帝制時代的權力角逐，是在門閥、藩鎮、宮闈這種層面展開，用武力、殺戮、幽禁、廢立之類手段解決；而在「大禮議」中，權力角逐卻是在意識形態層面上展開，通過抽象的理論甚至幾個語詞的爭奪來解決。武則天的權威，靠廢幽李家人、擢用武家人和寵任來俊臣一類酷吏，即可確立；朱厚熜卻不得不去和閣臣、禮部、科道官員咬文嚼字，就禮學原理孰是孰非大費唇舌、互相辯駁。雖然武則天的辦法簡單得多，想必朱厚熜不是不樂於採用，問題在於他已無能為力。

明代士風，是歷史上儒化最充分的最徹底者（清代士大夫繼承了這個衣缽）。明代的帝王，也是歷史上這類人中受儒家倫理約束最重的一群（清代全盤接受明制，因此也延續了這種歷史）。先前歷代君主，不僅多有崇信佛道者，而且公然用他的個人信仰影響舉國的價值取向。反觀明代，個人精神世界偏離儒家的帝王原就很少，偶爾出現一二個，如正德惑于番教、嘉靖沉溺道教，最終也把這興趣限於私人範圍內，無法將它擴大成國家風尚，來取代或削弱儒ｈtｔpｓ://rｅaｄ.99ｃｓw•ｃom家的思想統治。

引向深入，全面刷新從祭祖到祭天地、祭孔的國家大典的理論與實踐。當他將這些禮儀一一「更正」時，人們驚訝地發現，這個時代最偉大的思想家、理論家，不是任何皓首窮經的名公鴻儒，恰恰是皇帝陛下本人。

嘉靖從「大禮議」看到的，卻是另一種前景。他的事業，將越過時間而成為永恆。人倫大禮，天地乾坤；「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安置、安放）。」朝代有更迭有始終，再偉大的君王，其事業身後也終有泯滅的一天，而人倫之義，祖天述地，與日月同存。因此，在禮法上有所建樹，才真正不朽。

「大禮議」給這位少年皇帝造成的屈辱，莫過於儒家官僚——廣義上也就是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階層」——運用自己的精神優勢、理論資源和對話語權的控制，使自己處於文化領導地位。嘉靖可能發現，在大明朝，皇帝這個職業已經不是想象的那樣崇高，在他這位世俗王者的頭上，其實另有一位無冕之王——儒家意識形態。後者雖沒有強大到歐洲教會與王權分庭抗禮的地步，但道德上的優勢卻是毋庸置疑的，否則，楊廷和這些人何以會覺得連別人父母是誰，也應該由他們來指定呢？

他的皇帝生涯明顯地分成「勤政」、「倦政」兩大階段。在統治後期，他潛心於道教，除了個別人，群臣二十余年不能見其一面，自然談不上有何政績。因此，他所有的「政績」基本上都集中於早期的「勤政」階段。而在這階段，嘉靖究竟做過些什麼呢？即位初年對制度、經濟、人事方面的一些改革，實際上系由楊廷和擘畫實施，嘉靖不過照準而已。其間，真正由他主動採取的行動，可以說幾乎全在禮制的更新方面。

格外幽默的是，取得「大禮議」勝利后，嘉靖對於此種「學術」活動，竟有欲罷不能之勢。先前，他無端而吃力地——從年齡到「學力」來說都是如此——被拖入深奧枯燥的禮學探討，而眼下那些迂闊夫子或者捲鋪蓋滾蛋或者繳械投降，不再有人試圖拿聖學經典煩擾於他，他反倒在心中生出寂寥來，以致不斷地自行尋找並提出新的「課題」，把相關「研究」

漢亡之後，越七八百年，儒家、儒學、儒教才在宋代重拾升勢。宋是儒學振興的時代，大師輩出，理論和實踐都呈現出高蹈態勢，所以有人將宋代喻為「中國的文藝復興」。而這勢頭，卻旋因蒙古人的入主而受阻。和後來滿清不同，蒙元政權不屑於採納中國正統文化，他們索性連科舉亦予停辦。不過，蒙人的行狀也許正好發生一種激勵作用。在將他們逐還北漠之後，勝利者朱元璋頗以民族英雄和中華傳統復興者自居（這種情緒甚至令他在為首都選址時也首先考慮汴梁，唯因其形勢無險可守才悻然放棄）。於是，宋儒開創奠基於前，明人踵繼於後，儒家倫理真正推而廣之，遍及和深入到社會生活和思想學術的方方面面，自此權威牢不可破，其餘一概成為異端。

這是一種最簡單的恩仇錄；它展開于君臨天下的皇帝與握有文化領導權的知識分子官僚之間，其焦點是皇帝嘗試通過自己稟持的最高政治權力，和運用九_九_藏_書這種權力，褫奪知識分子官僚的文化領導權。

歷史上的偉大君主，他們顯赫的聲名無非來自於開國創代、辟疆拓壤，就算制度上有所更新，也只限於政治、法律、田稅這一類與國計民生有關的事情。這些功業固然光耀燦爛，但正所謂「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往往人亡政息，或隨朝代更迭而煙消雲散，很少能夠傳諸久遠。因此，他們再偉大，也不過是特定時代的世俗主宰者。

「大禮議」意外地使嘉靖發現一條超邁過往偉大君主的途徑。他恍然大悟：與其做一位特定時代的世俗主宰者留名史冊，不如鑄造精神範式、架設思想燈塔，做一個可為萬世法的精神導師。

儒家官僚價值體系，在明代社會政治中的權重越來越大，以至於士大夫們儼然以合法性的標尺和捍衛者自居——這是一種明代特色。我們都還記得，當年朱棣以謀篡上台時承受了怎樣沉重的壓力，遭遇了怎樣堅決的道德審判；這審判雖然無聲，卻更無從迴避，讓人寢食難安。嘉靖面對的，實際是同一種力量。不錯，名義上君主的權力是至高無上的，但「正義」（真理）卻掌握在士大夫手中，他們通過對意識形態的控制取得比皇帝更高的話語權。

帝王喜歡別人臣服和頂禮膜拜，是普遍天性。不過像嘉靖這樣陶醉於在思想和意識形態方面扮演偉人，古代卻十分罕見。王莽有這傾向，但事情搞砸了，沒有成為偉人，反令世以小丑視之。除王莽外，好像再沒有第二個例子；不論多麼自以為是的君主，他們喜歡別人歌頌自己的，都是多麼雄才大略，多麼勤政愛民，多麼治國有方，是很實際的政治上的業績，對於充當精神偶像好像沒有太大興趣。

過去，有很多這樣一類故事：窮人因為不識字，被富人坑了騙了。作家柳青的父親就是因了此種遭遇，節衣縮食，發誓讓兒子成為有文化的人。少年朱厚熜初來乍到，被一幫「北京知識分子」利用對於經典理論的造詣所壓制，似乎也是相同的處境。這註定他的「翻身」，絕不僅僅是簡單地取得「大禮議」的勝利，而一定要以樹立起自己在經典理論上比「知識分子」更大的權威為代償。一言以蔽，當初「知識分子」是在何種方面、何等意義上欺負他的，他最後就必須在同一方面、同一意義上將對方踩于腳下，令後者轉而對他報以仰視。

歸根到底，時勢使然。到明代，儒學和儒教真正形成一種泰山壓頂之勢，它的整套思想和禮儀制度確實成為籠罩一切的權威。過去，一般以為漢武帝用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言后，儒家即居於帝權時代中國思想意識形態的統治地位。但事實與此相差很遠。漢代儒學盛極一時，漢以後，三國、兩晉、南北朝以降，而迄隋、唐、五代，這漫長時間中儒教和經學不僅談不上獨尊，不少時候還處在釋、道之下。這情形，錢穆先生在《朱子學提綱》的「三國兩晉至唐五代的儒學流變」一節中，講述非常清九九藏書楚。例如他告訴我們，在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朝代唐朝，儒家地位其實是很可憐的：

王莽是個有趣之極的人，他當上皇帝后，立刻運用到手的權力來推行一系列空想主義的實驗。這些實驗，不會使任何人（包括他自己）得到實際的利益，而只是為了表達他心目中的某種主義或理想。他以恢復古製為己任，決心重建井田制，重新啟用古老的貝殼、龜甲、布帛作為貨幣，下令刑罰、喪嫁、居家乃至服飾、車轅制式都循周禮，還掀起廣泛的改名運動——無論地名、官名、建築名，能改的全部改成古名……這些古怪做法，部分出自道德熱忱，更多的則展示著他內心對於自己的一種期許。他自命為黃帝虞舜後代，幻想是周公再世，他的抱負不在於經濟國家，而是希望創造性地繼承和發展聖王精神，躋身於其經典作家行列，成為不朽的精神象徵。但是，他的這些追求，全都因為形式主義而破產，淪為笑柄。

嘉靖截然不同，自他從安陸啟程前來就皇帝位，到嘉靖三年九月最終取得以興獻王為皇考的勝利，耗時整三年，使盡了吃奶的氣力。其間，起起伏伏、委曲求全、柳暗花明之狀，一言難盡。嘉靖哭過、辭職過，甚至派宦官秘密地造訪重臣，走後門、說好話，連他老媽蔣氏也上陣參与，親自出演一幕市井風味的「坐地炮」。相當多的時間里，嘉靖母子孤掌難鳴，雖然漸漸出現了張璁、桂萼等繼統派，但嚴格說來北京朝中百官幾乎一邊倒全部站在他的對立面，處境相當孤立，直到最後，還引發「請願」、「靜坐」、「示威」，靠打屁股、搭了十幾條人命的暴力鎮壓手段才擺平局面。

最初，皇帝的動機也許只是出於復讎、賭優爭勝或尋找自我平衡，但在實踐中，他發現了更大更深刻的意義。越來越多的勝利和成果，讓他意識到，佔領精神制高點，成為時代的精神導師，絕不僅止是帶來榮譽感的滿足；事實上，這本身就導致權力的加強和提升，一個普通的皇帝只是通過諭旨去體現他對於臣下的主導作用，而成功地居於精神制高點，這樣的皇帝，將進而從思想上指引著百官，也就是說，對思想意識形態的控制，蘊含著真正不可抗拒的權威。其實，孔子有一句話早就點破了這道理：「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嘉靖的所作所為，正是對禮樂自天子出的實踐。

看來，朱厚熜的故事，開場有些失敗。本書先前登場的幾個主人公，誰都比他來勁、好玩。某種意義上確乎如此。不過，如果變換一下角度，事情也正好顛倒過來。坦率地說，朱元璋、朱棣、朱厚照這幾位，雖在各自人生舞台上，各依稟賦，皆有極佳之出演，然他們身為皇帝又並無真正新意，無論哪種情形，都不難在歷史上找出相似者——可以說，他們其實倒是頗為類型化的。

嘉靖其人，治國平天下沒有驕人業績，然而在暴政虐民或出乖露醜這類方面，卻也不曾顯示特別過人之處。但他有一點，卻為歷來君主皆所不及——可能只有一人勉強可與他一爭高低，就是那個「篡漢」的王莽。

不特如此，他更於行動之外，隆重推出備載他所領導的禮教鬥爭偉大勝利及其理論貢獻的「不朽文獻」。這部文集，歷時四年，三編三定；最早，由禮部尚書總其事，于嘉靖四年十二月編成《大禮集議》六卷，過了一年，再命修訂並更名《大禮全書》，嘉靖六年八月《大禮全書》呈進，嘉靖閱后以為「未盡其義」，需要「通查詳定」，且親自另擬《明倫大九_九_藏_書典》之名，發回重編，又經過近一年，七年六月，《明倫大典》告竣，事情終於塵埃落定。

似乎「大禮議」硬生生把一位皇帝打造成興緻盎然的學術專家，不過，嘉靖遠非被動地適應他的時代以及這個時代皇帝的當法，從他後來對於儒家經典理論問題的沉迷，我們固然看到了迫不得已，但更多的還是發現他有一種因勢利導、將計就計的主動。

最初嘉靖挑起「大禮議」，只是抱著很實際的目的，為親生父母撈取帝后地位，以及維護自己的尊嚴。但隨著事情的深入，他開始超越這目的。他越來越相信，自己正在做的，是一件有著重大思想理論意義的工作，這工作將改變和突破禮法理論某些不合理部分。通過「大禮議」，禮教將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而他本人將因此成為禮教發展史上一個劃時代人物。因此，如果說早期嘉靖與楊廷和之間是政治鬥爭，那麼到後來性質完全變了，已經變成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他嘉靖不再只是狹隘地為父母爭名分、為自己正地位，而是向不合理的禮教舊秩序發起挑戰，創造新的原理，把禮教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度、一個新的階段。他熱切期待這樣的結果：經過由他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禮教改革運動，誕生新思維新制度，「不但創行於今日，實欲垂法于萬世，以明人倫，正紀綱」，不論何時何地，人們世世代代都將沐浴在他的思想的萬丈光芒之下。

《明倫大典》修成，嘉靖親自作序，把它「刊布天下」，甚至「頒行中外」。那意思，不僅印成書在國內發行，似乎還作為賜品賞與外夷，好讓他的光輝思想成為全世界的行動指南。

你會發現，它根本不可能出現在別的朝代。掰著指頭數數，不曾有哪個朝代為著這樣一件虛頭巴腦的事，傾朝相爭，君臣反目，搞到性命交關的地步。雖然楊廷和們引經據典，找了一些例子，當做「故事」，好像這種事件古已有之。其實都有很大區別。

在此背景下來看「大禮議」，我們感到，意外地很有趣味。

古來皇帝里，這近乎絕無僅有。大多數皇帝無所作為，只顧玩樂；少數有作為，辦了一些實事。嘉靖不屬於兩種情形中任何一種——他有作為，卻對「辦實事」不表興趣，所謂的「作為」全部集中在思想意識形態或者說虛文浮禮的領域。他在這方面花的工夫和取得的「成就」，超過帝制史上任何一位君主（即秦始皇以來，以前的周文王不在此列）。

嘉靖卻真正把皇帝當出了個性，當出了特色。翻一翻《世宗實錄》，前半部分充斥著繁文縟節的敘述，今天主持這個儀式，明天討論那個禮數。罔論巨細，津津樂道，不厭其煩。

嘉靖的努力，不全出於想名留青史一類的虛榮，他其實有很實用的考慮，或者說逐漸發現「務虛」而不「務實」，對於駕馭群臣、抬高自己的權威，好處甚大。縱觀整個明代，做皇帝做得最輕鬆，最遊刃有餘，數他朱厚熜。

所以，明代帶有中國帝制晚期階段的典型特徵：價值觀、精神生活、思想意識形態趨於定型。它一面表現為僵化，另一面卻也表現為制度化——無人能夠超乎或凌駕于這種業已成為政治體制有機組成部分的意識形態之上。

因此，嘉靖是一個罕見的運用思想、精神、心理因素，甚至僅僅靠語言來控制權力的專家。他於此道，出神入化，晚年更是到了一語成讖的境界，儼然九*九*藏*書隱語大師。對於維持自己的統治，他不必宵衣旰食，也不必殫精竭慮，只須隻言片語，即足令臣工人等戒慎肅栗。他從不像太祖、成祖那般日理萬機，卻同樣使局面保持穩定（比如，搞定「倭寇」）；他後期的忽怠，不遜於前面的武宗以及後面的神宗（萬曆）、熹宗（天啟），國家卻沒有陷於大的禍亂。

他的心術統治法，最典型表現，是「青詞」。「青詞」，是道教用於祭神的駢儷體表文，以硃筆寫在青藤紙上。嘉靖躲在西內崇道，經常設醮，讓大臣們為他撰寫青詞。他對這件事的運用，繼續貫徹前期在儒家禮儀問題上的「政教合一」思路，也即，既是宗教問題，也是政治問題。寫得好，稱旨，就給予政治信任，否則相反。此時幾個重要大臣，夏言、嚴嵩、徐階，都經常為他寫青詞，其中嚴嵩提供的青詞——不少出於其子嚴世蕃之手，世蕃人雖不堪，卻是少有的語言奇才——尤能博嘉靖歡心，所以也最受信用。有人於此道不通，寫不了，或能寫卻寫得不好，竟削職為民，駙馬鄔景和、吏部左侍郎程文德等，都如此下場。反過來，嘉靖自己也經常以青詞來代替諭旨，語意晦澀，使人如墮五里霧中——他這麼做，是故意的，除了藉以測驗臣下對於他的精神世界（宗教信仰）持何態度，也專門造成一種令人猶疑不定的心理，平添別人的畏懼。

嘉靖的遭遇，放到以往帝權環境下考量，似乎都是難以想象的。其實不光他，早在正德身上我們已經看見了來自禮制對於帝權的強大掣肘作用，甚至他們最「雄邁」的二祖朱元璋和朱棣，也不得不鑽入儒家倫理做一個「套中人」。明代政治最奇特怪異的情形在於，一方面，從朱元璋起就努力地試圖將權力全部集中在君主手中，撤中書省，罷相，令明代成為第一個名義上不設政府首腦的朝代，可另一方面，透視整個明代歷史，恰恰正如黃仁宇先生所說：「朝廷的主動部分實為百官臣僚之集團而不是君主」，儒家倫理代言人的士大夫階層，因為掌握了意識形態領導權，從而在相當程度上使君主的意志，籠罩於他們的道德評判之下。

他絕對可以算一個獨樹一幟的皇帝。

漢成帝以定陶王為太子之事，波瀾不興，平穩過渡，根本沒有形成激烈的「路線鬥爭」。宋英宗故事倒很是熱鬧（宋代，正是中國帝權晚期形態的開始），朝臣名儒也分做兩派。不過比較一下，我們卻能找出英宗故事與「大禮議」的重大不同來。前者熱鬧歸熱鬧，皇帝的處境卻並不艱難，英宗並未費太多周折，就把事情輕鬆搞定。

他在三十多歲上退居西苑，到六十歲死掉，這樣漫長的時間，一直不曾親理朝政，但他居然從來未嘗失去對局面的控制。從他本人的行跡來看，他絕對可以算是一個荒嬉的皇帝，可是，居然沒有什麼人能夠鑽他的空子，無論內官，還是外廷，都不曾出現奸雄級的人物（包括那個在史家誇大其辭下被說成大權奸的嚴嵩，關於此人，我們後面將專門談論他）。這簡直稱得上一個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