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例子，一個是正確的實踐，另一個雖然實踐是錯的，但理學上卻早已形成公認為權威的結論，可以說代表了正反兩方面的歷史經驗，非常好，相信皇帝從這樣兩個例子當中，自然能夠了解眼下關於興獻王封號問題，可取的態度是什麼。

他需要時間，來搬走楊廷和這塊大石頭。

持續業已三載的「大禮議」，以文攻始，以武衛終；以口舌之辯始，以打屁股終。槍杆子裏面出政權，大棒底下出真理。嘉靖發現，三年糾纏不清的問題，一頓板子就能立刻得出結論。自信政治正確的士大夫集團，則不得不哀嘆「秀才遇見兵，有理說不清」。

此時此刻，他必定深深懷念著張璁。

嘉靖三年一月，朱厚熜以這樣一個行動，宣告楊廷和柄國時代的終結，也宣告了此後自己長達四十年真正「獨立自主」的專制的開始。

自正德崩后，一手敉定政局、定策迎立、撥亂反正、旰食宵衣、勤勤懇懇的老首輔，就這樣去了。類似楊廷和這種等級的重臣，如果提出辭職，通行的做法是前兩次都要予以拒絕，以示挽留，第三次才予批准——哪怕皇帝已極討厭該人，巴不得他滾蛋，也要做做這種文章。嘉靖不按規矩出牌，儘管楊廷和久有去意、乞休並非假心，但從皇帝方面來說，至三方准，其意不在挽留，而是以示對一個服務多年、做出重要貢獻的大臣的尊敬。嘉靖卻冷酷地剝奪了這種敬意，尤其一個十八歲的青年，出手如此辛辣果斷，充分展示了他意志堅定、恩威莫測的性格。在以後的歲月里，人們還將有更多的機會來認識這一點。

這裏面的玄學奧思，我們不必深究，只是應該曉得，嘉靖挑起的這場「大禮議」，因了背後有新興理學崛起的緣故，才如此波瀾壯闊。倘若不然，就只是嘉靖的一點私念而已，很難走得那麼深，那麼遠。

《明史·張璁傳》說，此前嘉靖受阻於廷議，自己又無力反駁，正不知如何是好，「得璁疏大喜，曰：『此論出，吾父子獲全矣。』」立刻批轉廷臣討論。而對方的反應，則「大怪駭」，既意想不到，也很有些慌亂。可見張璁之半路殺出的威力。

彷彿掐准了似的，楊廷和這隻「攔路虎」離去的當月，一道來自南京的重提議禮問題的本章也送達御前。作者是南京刑部主事桂萼，題為《正大禮疏》，明確提出，「皇上速發明詔，循名考實稱孝宗曰皇伯考、武宗曰皇兄；興獻帝曰皇考，而別立廟于大內，興國太后（即蔣氏）曰聖母。」

它來得正是時候，嘉靖得疏大喜，即批轉廷臣討論。此時，原「大禮議」反對派領袖內閣首輔楊廷和、禮部尚書毛澄均已去職，蔣冕接首輔之位，九卿及各部侍郎以上人物，多數仍為楊內閣時代舊人，北京政治氣候仍對嘉靖不利。

嘉靖時代開始了。

最早，內閣和禮部認為興獻王不能稱「帝」，打算以「興獻大王」的稱號來解決與一般藩王的區別問題。嘉靖不答應。之後，同意稱之為「帝」，但不同意用「皇」字，來保留與曾經真正君臨天下的皇帝們的區別。嘉靖仍不滿意，於是，興獻又得到「皇帝」稱號。在「皇帝」稱號解決之後，嘉靖的目標轉向「皇考」問題。「皇考」，意即「皇帝之父」。正德十六年十二月，由張太后旨意給予興獻以帝號時，嘉靖接受孝宗為「皇考」並正式詔告天下。這一直是嘉靖的心病。他在擠走楊廷和后著手解決此事，廷臣無力阻止，一番討價還價之後，于當年三月一日宣布，即日起興獻的完整稱號為「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興獻成為「皇考」，但與孝宗比，前面多一「本生」字樣；這樣，嘉靖同時擁有兩位「皇考」，孝宗是政治上的父親，興獻皇帝是親生父親。

嘉靖對楊廷和的除弊舉措，均予照準；對楊廷和疏請的三十六字，也「優詔報可」。單就這些跡象看，君臣和睦，嘉靖朝似乎有一個良好開端。但所有這些，或者並未觸及朱厚熜個人利益，或者不過是一些空洞的道德承諾，他不難於拿出開明的姿態。

——以上是過往圍繞興獻稱號問題，發生的全部爭執及結果。

就在楊廷和們堅定不移地堅持著自己立場的時候，通州傳來消息，嘉靖的媽咪、興獻王妃蔣氏已經大駕光臨。樣板戲《沙家浜》里，刁德一先生跟阿慶嫂女士才交談數句，就連連嘆息「這個女人不尋常」；不過倘與蔣氏相比，恐怕阿慶嫂之「不尋常」，猶有不如。因為蔣氏根本不用進城，就已經搞得大家狼狽不堪。

且說興獻王、妃分別得了帝、后稱號，蔣氏顏面有光，乃收起「坐地炮」，賞臉入了京城。但是，他們自不會就此消停，仍然念念不忘那個「皇」字，以及更多。

以誰為皇考的問題，這裏仍未解決，然而，對方被迫接受興獻王可以稱「帝」——儘管還小氣摳門地吝嗇了一個「皇」字，只稱興獻帝，不稱興獻皇帝。但這些其實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繼嗣派開始退卻。《明史紀事本末》敘述這個文件出籠經過時說：「廷和見勢不得已，乃草詔下禮部。」從最初以天時、地利、人和而居上風，到相持不下，再到「勢不得已」，繼嗣派已走上下坡路。對繼統派來說，這比眼下取得何種戰果更有實質意義。缺口一旦打開，只會越來越大，那是無法阻擋的。

所謂「先王制禮，皆因人情」，顯然正是張璁持論的基礎。

七月三日，張璁遞交了他的《正典禮第一疏》。這是一個轉折。此前，以嘉靖為一方，朝臣為另一方，陣線分明。嘉靖幾為光桿司令、孤家寡人，除了他從安陸帶來的藩邸僚屬，沒有哪個朝臣敢於附和他的觀點。現在，天下第一個吃螃蟹的人終於出現，雖然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禮部觀政進士」——類似尚未正式授職、處在實習期的大學畢業生——但畢竟有不同的聲音發出。讓嘉靖喜出望外的是，這聲音還頗有分量，堪比重磅炸彈。

大家一致贊同楊廷和的意見，並由毛澄形諸文字，作為奏章上呈嘉靖。奏章敘述了漢代和宋代那兩個例子，又引征程頤的觀點，最後寫道：

扼要地講，他們建議，以後嘉靖要稱孝宗朱祐樘為父親，而改稱自己親生父母為叔父、叔母。

嘉靖兩次把廷議退回「命再議」，以至擱置廷議不予答覆，讓張璁確信陛下不達目的絕不罷休。同時，經過一段時間的思考，他自信在理論上也找到了突破口。眼下，滿朝上下還無一人敢於站在皇帝這一邊，跟楊廷和唱對台戲，張璁卻斷定僵局遲早打破。四十七歲的新科進士意識到，這是千載難逢的機遇，能否第一個站出來支持皇帝、搶得頭功至關重要。建功立業，在此一舉。

倘若事情僅只如此，就很尋常。實際卻不這麼簡單。嘉靖這兩個連續動作，是繼位過程中就禮儀問題與北京當權派所發生的矛盾的延伸——他沒有忘掉矛盾，也不打算迴避，相反，進一步表明了挑戰的姿態。

朱厚熜登基，改年號「嘉靖」，以明年為嘉靖元年。

嘉靖不吃這套，命禮部「博考前代典禮」，「再議以聞」。潛台詞是，別拿程頤壓我。

作為現代人，我們對嘉靖君臣數年以來爭得不亦樂乎的稱號，恐怕早有頭暈眼花之感。所以，敘述至此，有必要對稱號之爭的變化，及其相互是何關係，總括起來作一交代和分辨。

即位剛剛第三天，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嘉靖降旨遣員，去安陸迎取母妃蔣氏來京。兩天後，四月二十七日，他又發出旨意，同樣與自己的父母有關，「命禮部會官議興獻王主祀及封號以聞」。

男人之間的矛盾鬧到這地步，一般就陷於僵局，除非撕破臉面，真刀真槍干仗。嘉靖當然很想對楊廷和們來個一鍋端，但此刻尚非其時，自己羽翼還不豐|滿，腰桿還不硬。因此，必須有另一種人物登場了。

蔣氏這一手，跟一般潑婦的「坐地炮」是沒有什麼兩樣的，比如拆遷糾紛中，不願被拆的一方往地上一躺，說：「有本事，你就把老娘也弄走。」往往就真的弄不走，如強行弄走，是要出人命的。

平素生活中間，一家人和另一家人吵架，縱然男人揎拳裸臂，多半並不濟事，真正解決問題的是女人，誰家女人潑辣、耍得開，能夠連哭帶罵，倒地打滾，拿出「今天老娘跟你們拼了」的狠勁，勝利天平就會朝那一邊傾斜。

此人姓張名璁，浙江永嘉人氏。他前半生功名不順，從弘治七年起，二十年來，連續七屆會試皆落榜。到了第八次，也就是正德十六年辛巳科，時來運轉，終於中了二甲第七十七名進士。此時，他年近五旬，一般而言談不上有何輝煌前程了。但他並不死心，因為有人曾替他算命，說他不光有中進士的命，還有「驟貴」的命。中進士的預言已然實現，恐怕「驟貴」也不遠。他篤信不疑。新皇帝登基以來，他密切關注朝中動向。新皇帝因欲尊崇本生父之故，與朝廷當權派陷於拉鋸局面。張璁一面睜大眼睛、豎起耳朵觀察，一面用心思考。觀察，主要是搞清楚皇帝決心到底有多大；如果陛下本人態度不夠堅決，那麼以楊廷和在朝中如日中天的威望和勢力，他張璁貿然出手，下場一定是逮不著狐狸還惹一身騷。至於思考，則因此事實質在於如何闡釋禮學的精神，所以理論上要過硬、站得住，足以和對方抗衡。

幾經攪和，繼嗣派的防線不知不覺已呈頹陷之象。十月初，突然發布了這樣一道上諭：

九月，正式頒布詔書：「已告于天地、祖宗、社稷，稱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昭聖皇太后（張氏）曰『皇伯母』；恭穆獻皇帝曰『皇考』，章聖皇太后（蔣氏）曰『聖母』。」

轉眼來到年底。萬歲小爺入住紫禁城已然兩載，轉眼就十八歲。若在現代，十八歲即為成人，從此取得公民權。明代無此一說，但十八歲仍不失為人生一個重大關節，乳臭未乾的嘉靖，目下應該喉結突出、頷生黑須，昂然一丈夫了，也終於到梳理羽毛、振翅高飛的時刻。

既有點可憐兮兮，卻也有圖窮匕見的味道。誰知，楊廷和等人頑固非常，以「不敢阿諛順旨」為由，再次封還。順便說一下，手敕里提到的「祖母」，指朱祐杭生母、成化皇帝的邵貴妃；嘉靖不單要將父母升格為皇帝皇后，也想給九泉之下的老祖母邵氏加上皇太后名分。

翌月，由禮部尚書席書主持，最後議定孝宗「考名」。反對派已噤若寒蟬，只有個別人象徵性地嘟囔了幾句不同意見，也草草收場。繼統派取得徹底勝利，這次的廷議，由張璁、桂萼、席書等人捉刀，做出了改稱孝宗為皇伯考的決定。

於是，在設興獻神主的問題上，退無可退的汪俊等人，態度突然強硬起來，堅決抗旨。這類似於弈局敗勢已定情況下，刻意弈出錯招，來替自己找個台階。嘉靖果然大怒，斥汪俊等欺其年輕、藐視綱常。得此重責，汪俊和首輔蔣冕旋即引咎辭職。請求順利地通過。首輔之位由楊內閣碩果僅存的毛紀接替，而對於「大禮議」至關重要的禮部尚書——某種意義上相當於現代主管國家意識形態、理論思想宣傳工作的負責人——嘉靖特批由原南京兵部右侍郎席書擔任。

後世，人們對他就以「嘉靖皇帝」相稱。

蔣氏在通州「坐地炮」，她的寶貝兒子則在紫禁城鬧辭職，配合極佳。自古以來，皇帝——傳說中搞禪讓的堯舜不算數，他們並非「皇帝」——除了自己翹辮子和被趕下台，都是一屁股坐到底，向來無有主動請辭的。沒想到，嘉靖小小年紀，居然要創造這樣的歷史。

其實，嘉靖是用這種舉動，宣明對楊廷和內閣的遺棄。楊廷和感覺到了這一點，卻又難以置信。他在奏疏中提到一句：「臣等固當引身求避，以明不可則止之義。」這並非正式辭職，而是希望借這樣一句話，換來皇帝積極的自我糾謬的回應。

一個是漢成帝以定陶王劉欣為皇太子的故事。成帝在位二十余年仍無子嗣，因此在綏和二年決定冊立皇侄劉欣為太子；劉欣成為太子的同時，自動過繼到成帝一宗。為了解決定陶王一支奉祀乏人的問題，成帝下旨讓楚孝王之孫劉景襲爵定陶王。

起初，的確很有一番「嘉靖」的氣象。除罷前朝弊政的詔旨，一道接著一道。「裁汰錦衣諸衛、內監局旗校工役為數十四萬八千七百，減漕糧百五十三萬二千余石。其中貴、義子、傳升、乞升一切恩幸得官者大半皆斥去。」皇家鷹犬——宦官的勢力大為削弱，老百姓的經濟負擔減輕許多，而拉關係、走後門、靠政治腐敗升官發財的人，紛紛失去了職位。「正德中蠹政厘抉且盡」，「中外稱新天子『聖人』」。

楊廷和震驚于嘉靖的一意孤行，忍不住質問道：「今臣等言之不聽，九卿言之不聽，六科十三道言之不聽——獨二三奸佞之言，聽之不疑。陛下獨能二三奸佞之臣共治祖宗天下哉！」

恰在此情勢之下，嘉靖擬派遣內官前往南方辦理織造。所謂織造，指宮中帝后等人服飾的供給，其本身費用已屬奢巨，加之任事的內官往往乘機大撈，擾民極重，正常年景下已令地方不堪，何況又逢大災之年。所以消息傳出，朝臣紛紛上疏諫阻。但嘉靖卻如吃了秤砣一般，鐵心不變，一再催促內閣擬旨。楊廷和反覆申明江南民不聊生，猶處水深火熱之中，如逼煎太甚，「各處饑民豈能垂首枵腹，坐以待斃，勢必起為盜賊。」嘉靖就是不聽，君臣再起爭執。前者見無法說服內閣擬旨，竟撇開內閣，直接讓人（應該是某位近侍）草詔，並付諸執行。

這個正統的儒家官僚，過去多年的政治生涯中，飽嘗個人理念與現實之間激烈衝突之苦。身為首輔，眼睜睜看著正德皇帝恣意胡為，「未嘗不諫，俱不聽」，「以是邑邑（悒悒）不自得」，心灰意冷，多次提交退休報告，卻又不被批准。現在，終於改朝換代，國家迎來新的君主。這就像注入一劑強心針，楊廷和的政治熱情高漲起來，積鬱許久的抱負似乎有了施展的機遇。應該說，他對於嘉靖皇帝是寄予很高期待的，「以帝雖沖年，性英敏，自信可輔太平」。復活的熱情，對年輕皇帝的期待，使楊廷和特別認真地對待自己的職責，他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向嘉靖全盤托出自己的政治理想：「敬天戒，法祖訓，隆孝道，保聖躬，務民義，勤學問，慎命令，明賞罰，專委任，納諫諍，親善人，節財用。」這三十六個字，濃縮了儒家對於「有道明君」的基本認識，果能一一踐行，寓涵在「嘉靖」中的願望，庶幾可以變為現實。

嘉靖朝罷退居文華殿，正在做他的道教功課——這是他畢生沉溺不已的愛好——忽聽左近人聲鼎沸，急遣人外出探察，得報乃是群臣「聚眾鬧事」。此時約可晨間七時，「命司禮監諭退，不去」，直到午時（中午十一時至一時），一再派司禮監充當大喇叭播放「勸離通告」，「群臣仍伏不起」。嘉靖大怒，使出第一招：命司禮監把參与鬧事者登記在冊，並逮捕積極分子豐煕、張翀等八人。這一招非但沒有嚇退人群，反而引起更大騷動——楊慎、王元等，撲上前用力捶擊宮門，同時大哭，「一時群臣皆哭，聲震闕廷」。於是，十八歲的皇帝開始展示與其年齡不相稱的鐵血風格，調來衛戍部隊，一股腦兒拘捕了一百三十四人，傳令另外八十六人待罪聽候處理。兩天後，他宣布了鎮壓手段——極具明朝特色的「廷杖」，也就是打屁股。共有一百八十多位鬧事者被打屁股；雖同為打屁股，跟一般家長責罰逆子時打屁股斷然不同，這是往死里打，「與我著實打」，被打官員中，直接打死或事後因為創傷過重而死者，共十九人。

一面是嘉靖死命維護個人利益，一面是楊廷和等主流官僚要捍衛正統理學價值觀，一面是張璁等反宋儒的新興力量想在思想和理論上崛起。這三方各執一端，一併攪戰，好戲只是剛剛開始。

對這麼一顆重磅炸彈，我們只能不吝筆墨，全文易為白話，俾令讀者知其詳盡：

誰想得到呢？想不到，當然就「惶懼」了。

桂萼嚇得關在家裡，張璁也是躲了好幾天，直到確信無復性命之憂，才敢上朝。在這期間，嘉靖動用權威，從動本參攻張、桂的人中挑出幾個，投入詔獄，又以「朋奸」切責其餘人等，方令事態有所緩解。

例如一個叫史道的兵科給事中。此人自以為已看出端倪：皇帝與首輔勢不兩立，楊廷和這棵大樹遲早要倒——這一點，他的確搞對了。他不曾搞對的是，跳出來充當彈劾楊廷和的第一人，卻不知勢必成為嘉靖倒楊行動的祭品。

提出興獻王封號問題，也在情理之中。興世子現在成為皇帝，作為皇帝本生父，名分如何，和皇帝之間關係又怎樣，自當議定。

不光是嘉靖需要時間，別人同樣需要時間——那些希意干進，卻還拿不定主意的人。時間將為他們把窺伺之門推得更開一些。不過，開頭總免不了有幾個去充當替罪羊。

短暫動員之後，激動的人群擁向宮中，在金獻民、何孟春等人帶領下，浩浩蕩蕩來到左順門外。據統計，參加這次嘉靖朝天安門事件的，上至九卿下至翰林、部、寺、台諫諸臣，達二百餘人，規模空前。他們齊伏左順門外，呼喚著太祖皇帝和孝宗皇帝（相當於現代遊行高呼口號），哭聲震天（這是士大夫對於皇帝的常用請願方式）。首輔毛紀和大學士石珤聞訊，也趕來加入，請願的聲勢更加浩大。二百多號人，在向來寂謐的紫禁城中齊聲呼喊，扯開嗓子痛哭，從來未有，也足夠驚天動地。

嘉靖一時沒有辦法，就來個「留中不發」——把問題擱在那裡，以表示堅決不同意廷臣的立場。

為什麼？

諫阻的奏章紛至沓來，一片反對之聲。嘉靖一概不予理睬，扣下奏章，表示對於去「本生」決心已定。群臣陷於絕望，一股悲抑氣氛在朝中流傳。

張、桂定了定神，開始發揮嘉靖調其晉京的作用。他們聯名上疏，完全徹底否定朱厚熜繼位以來楊廷和內閣有關興獻地位問題的政策，最後落實到一點，即去掉興獻尊號中的「本生」字樣，指出：「若不亟去『本生』之稱，天下後世終以陛下為孝宗之子，墮禮官欺蔽中矣。」

他上疏質問，正德年間朱厚照荒誕不經地自稱「威武大將軍」，沒有聽說楊廷和有所力爭，「今于興獻帝一皇字、考字，乃欲以去就爭之？實為欺罔。」他說得有道理，但一是持論過苛，難以服眾——像武宗那樣不可理喻之人，力爭又有何用？二來，這番高論其實有犯忌之處，嘉靖看了未必舒服，因為他將興獻尊號問題與朱厚照為自己胡亂加「鎮國公」「大將軍」「總兵官」頭銜相提並論，豈不是嘲笑嘉靖昏亂。三來，他跳出來彈劾楊廷和，是很好的，不過嘉靖卻不宜立刻倒屣相迎，相反他一定要表現得很生氣，挺身回護廷和，這才便於他將來除掉廷和時得以闡明如下姿態：大家看啊，朕都保護他N次了，實是迫不得已的。所以，史道成為倒楣蛋兒，一道諭旨，他被送入詔獄，而楊廷和因遭彈劾依例提出的退休申請，卻不被批准。

緊接著，又一個冤大頭跳將出來。御史曹嘉替史道打抱不平，他認為史道彈劾楊廷和，盡其職責，沒什麼不對；皇帝把史道下詔獄，對廷和則溫旨慰留，處置有失公道；又暗指楊廷和及為之辯護的人，有結黨營私嫌疑。這個指責很嚴重，大臣要公忠體國，聚為朋黨實為大忌。所以曹嘉此言一出，馬上引來軒然大|波。顯然是協調一致的，從曹嘉上疏第三天起，連續十一天，內閣成員集體留在家中，沒有赴閣辦事。而後，楊廷和、蔣冕、毛紀三位大學士，以及刑部尚書林俊、兵部尚書彭澤、戶部尚書孫交、吏部尚書喬宇，各自提出辭呈，楊廷和和蔣冕連續遞交了幾次。嘉靖概不批准，三番五次派員至上述諸大臣府第傳旨，請他們回閣視事，楊廷和等卻稱疾堅不出。表面看來，嘉靖仁至義盡，楊廷和們卻頗為託大，乃至有要挾之意。其實，曹嘉的說法確實讓人吃不消，廷和等人必須討個說法，在未得到明確說法之前，不可以稀里糊塗地出來工作。而在這十一天里，嘉靖雖對楊廷和們好言相慰，一再重複如何寄予信任，卻始終迴避曹嘉劾章中的關鍵之處，即這些重臣之間是否存在朋黨關係。以嘉靖這種聰明絕頂之人，早該清楚楊廷和避而不出所為何來；但他偏偏言不及義，盡說一些空洞的勸慰的話，且言語間不時微指楊廷和們只愛惜自己名譽，置大臣之義于不顧。似乎，他有意延長內閣癱瘓的時間，來彰顯楊廷和等人的自私負氣。直到後來，十三道御史劉廷簠在奏章里點破這一點，「自古去大臣者，以朋黨為說。」並舉出正德初年劉健、謝遷、韓文被以朋黨之名搞掉的例子，嘉靖這才表示：「朝廷清明，豈可輒以朋黨之說指斥大臣。」至此，十多天內閣空不見人的局面方告結束。楊廷和們雖然得到了「說法」，但這麼多天「擅離職守」或「曠工」，縱事出有因、迫不得已，究竟也造成不好影響，而在道德上付出代價。至於那個曹嘉，在發揮自己作用之後，只落得一個貶謫的下場。唯一的贏家，是皇帝本人。九-九-藏-書

列位看到這裏，不免愈來愈困惑，外加好笑：什麼「大禮議」，說來道去、你爭我奪、傷肝損脾，不就為了幾個詞兒、幾個字眼嗎？說實話，在下亦甚感無聊也。然而列位有所不知，先聖孔老先生有句名言：「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名，就是詞兒——只不過是一些特殊的、表示權力專屬的詞兒罷了；器，是用具，這裏專指標志著名位、爵號的器物，本質仍然是「名」。蓋因權力這東西，一方面最實在，最實惠，另一方面也最虛玄，最神經兮兮。搞權力搞到最後，往往就進入一種神秘抽象境界，時常發生幻象，且需要通過幻象來揣摸、猜忌、狐疑、試探、旁敲側擊、察言觀色……不一而足，所以，愛護權力非得像愛護眼珠一樣，疏忽不得，保護高度的緊張與敏感，以至於細膩到一字之差。譬如轟轟烈烈的「大禮議」，到目前為止，雙方你來我往咬住不放，我們瞪大眼睛所能發現的，始終是個別字眼的討價還價。繼嗣派這樣強調他們的雅量與胸襟：瞧，我們已然同意在「叔父」前頭加一個「皇」字，在「王」字前頭加一個「大」字，來表示對興獻王的尊崇，你們怎麼可以還不滿意呢？等到抵擋不住、不得不稱興獻王為帝時，卻又很仔細地收回了那個「皇」字。而嘉靖及其母親蔣氏哭天抹淚、尋死覓活要爭的，恰恰也無非於此。這都是孔夫子一再強調的那句「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在今天，我們覺得很無聊、很神經，當時雙方無疑卻一致同意「悠悠萬事，唯此為大」。這場圍繞著幾個字眼而不亦樂乎的大論爭，不久還進一步升級，直到鬧出十幾條人命，兼帶著把整個政局掀了個底朝天，這似乎就更好笑了。

七月十五日早朝散后，官員們聚在一起議論著。兵部尚書金獻民、大理寺左少卿徐文華斷言：「皇上把所有奏疏留中不發，說明改孝宗為伯考勢在必行，國家的純正傳統將就此中斷了。」這道出了所有人對形勢的一致判斷，眾皆默然，不知如何措手。這時，吏部左侍郎何孟春猛然想起一樁往事，說：「有個很好的先例：成化年間，為了慈懿皇太后葬禮問題，百官曾經集合起來，哭伏文華門，最終讓憲宗皇帝接受了大家的主張。」此語甫出，楊廷和之子、翰林修撰楊慎大聲應道：「國家養士一百五十年，仗義死節，正在今日！」楊慎的吶喊，讓大家慷慨激昂，「儒」氣勃發；兩個年輕的官員當即跑到金水橋南，截住散朝途中的群臣，請他們留步，然後當場發表演說，倡申大義，「萬世瞻仰，在此一舉」，並激憤地說：「今有不力爭者，共擊之！」很多人留了下來，現場很快有了廣場政治的氣氛，人人熱血沸騰，情不自禁，騷動不安，被一種共同的義憤所鼓舞；如果說天安門無數次成為中國知識分子廣場政治行為的中心，那麼，嘉靖三年七月十五日的這一次，也許就是它的開端。

沒有關係，嘉靖情知事必如此，他早有準備。一面對內閣和禮部施壓，一面徵召張璁、桂萼、席書、方獻夫等人來京。正德末年至嘉靖初年政治格局的更迭，已不可避免。

嘉靖把張璁《正典禮第一疏》交發廷議，楊廷和只說了一句：「書生焉知國體。」毫不客氣地將疏文封還。封還，又叫「執奏」，是明代內閣的一項權利，雖然旨意到閣，但如果內閣認為不妥，可以退回請皇帝重新考慮。同樣，皇帝如不同意內閣意見，也有一個針鋒相對的辦法，即「留中」。先前，嘉靖對內閣用過「留中」這招，此番楊廷和投桃報李，回敬一個封還。

其實我們發現，國家大事上面往往也如此。

迎取蔣氏的諭旨這樣說：「朕繼入大統，雖未敢顧私恩，然母妃遠在藩府，朕心實在戀慕。」據說，辭別蔣氏、啟程來京之際，朱厚熜「不忍遠離」，好一頓哭鼻子，「嗚咽涕泣者久之」。論理，十五歲並不算小孩子了，但作為王子，自幼嬌生慣養，獨立性比較差，對母親仍感依戀，這可以理解。

五月二十四日，再議的結果出來了：大臣們不單堅持原有意見，還爭辯說，本朝歷來皇帝對於藩親，在相應情形下，都只稱伯父、叔父，是不能加稱「皇」字的，同時自稱也徑稱「皇帝」，後面並不帶名諱的；現在，廷議認為皇上對於興獻王可以稱「皇叔父大王」，可以在「皇帝」後面加上自己的名諱，明顯把興獻王與其他宗藩區別對待，已算格外破例，相當隆重了。爭辯同時，還把程頤《代彭思永議濮王禮疏》專門抄了一份，請嘉靖看，隱約有教訓的意思。

楊廷和走了，不因「大禮議」，而因織造，這總讓人感到蹊蹺。在大禮問題上，楊那樣執拗地與嘉靖作梗，而且多次懇切請辭，嘉靖竟一概不允。他不倒于「大禮議」，卻倒于不相干的事情上，實屬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明眼人自能看出，嘉靖此計乃借刀殺人。因為「大禮議」本身未見分曉，尚無結論，不可能以此斥退廷和，那麼很好，我就利用織造之爭把你擠走。織造這件事，有很多刻意的跡象。江南災情那樣嚴重，嘉靖偏偏要在此時行此事，且當從內閣到各部負責人再到科道官等所有人一致反對的局面下，不管不顧，矢志以行，甚至不惜採取撇開內閣、直接擬旨極反常的舉動……這一切，結果勢必要將楊廷和推到風口浪尖，並迫使他以辭職來盡最後諫勸之責的地步。這太像一個精心構設的圈套。

其二，張璁的觀點不是孤立的，背後有人，還是一股頗為強勁的力量。近世學者歐陽琛指出：「考贊禮諸臣之思想淵源，多為姚江王門高弟，則此一新舊士大夫集團之政爭，實與當時新興王學及正統朱學之對立有關，此又欲明大禮議之思想背景者不可不知也。」

——此即「大禮議」之肇端。簡明通俗地講，禮，就是王權制度下的等級秩序，是這種秩序對社會成員的關係與差別的規定。因為這次所https://read.99csw.com涉及的是皇家級別的人和事，所以特別加上一個「大」字。其他很多時候也都這樣，比如，皇帝結婚稱「大婚」，剛剛去世的皇帝叫「大行皇帝」等等。

其實，這一切跟嘉靖皇帝並無關係，所有舉措，都是楊廷和依據他所起草的即位詔書精神，一一加以落實罷了，嘉靖無非簽字批准而已。那些在新政中蒙受損失的人，很清楚「罪魁禍首」究竟是誰。他們咬牙切齒，恚恨不已，以致要跟楊廷和白刀子進，紅刀子出，「廷和入朝，有挾白刃伺輿旁者」——情形如此危重，以致嘉靖皇帝不得不下令派百人衛隊，保護楊廷和出入。

這年號，是朱厚熜親自取定。內閣原先奏請以「紹治」為年號，被否決。朱厚熜不喜歡那個「紹」字的「繼承」含義，雖然「紹治」無非是將治世發揚光大的意思，也不喜歡，他在心理上討厭一切暗示他需要「繼承」什麼的字眼。他所更定的「嘉靖」，語出《尚書》「嘉靖殷邦」，意謂「美好的政治，富足的國度」。

朱厚熜見奏，氣不打一處來：「父母豈有說換就換的？」發回再議。

禮部尚書毛澄承旨，召集會議商討興獻王封號問題。與會者對這個問題在理學上如何看，沒有猶疑；關鍵是找到「故事」，亦即以往歷史上處理此類問題的範例。楊廷和舉出兩個先例，認為最適合作為處理眼下興獻王地位問題的範本。

但此番相較以往，判然有別。一貫對楊廷和加以挽留的嘉靖，突然改弦更張。《明史》記載，楊廷和于嘉靖三年一月退休，「帝聽之去」，並無片語勸留。這就好像一齣戲，推來阻去的一直很熱鬧，可突然間，一切就戛然而止了，鼎沸的世界瞬時死一般寂靜，以致一根針落在地上都能聽見。

事至此，反對派明白，皇帝陛下必盡伸其志而後已，然以職責所在，他們只能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縱然是螳臂，也須擋一擋車輪，求個心安理得而已。

文人就是文人，頭頭是道，正本清源，直接從根子上打擊「繼嗣派」；一句「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一句「聖人緣情以制禮」，讓嘉靖吃下定心丸。

毛澄、楊廷和們同樣固執。他們的確重新開會研究了，但只是做做樣子，上報的意見絲毫未變。

「大禮議」到了最後決戰的時刻。

三年前，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大禮議」首回合，嘉靖如願以償給自己父母加尊帝后稱號，但同時也以承認孝宗為皇考、張太後為聖母——亦即禮法上的父母——作為交換。眼下，桂萼做的就是這個翻案文章。

九月底，奉迎蔣氏的船隊抵達大運河北端終點。不知她早有所聞，還是到了通州后才了解到兒子數月來與大臣——自然，以她來看，主要還是幕後的武宗之母張太后——之間就大禮問題發生的爭論，總之，這個極具楚地風骨的女人雙腳剛剛踏上京郊土地，便怒聲宣布，興獻王尊號問題一日不解決，本老娘便一日不進北京城！她說到做到，當即賴在通州不走。史書上，留下了她的兩句話。一句是：「安得以我之子為人之子！」這話是以一個母親身份講的，應該也是講給另一個母親聽的。另一句是：「爾曹已極榮寵，獻王尊號胡猶未定？」這句是以興獻王妃或一個妻子身份講的，但講話對象卻是隨朱厚熜先期來京的王府人員，這實在有點奇怪。無論如何，那些人對於尊號問題是無能為力的，也根本輪不到他們插嘴。因此，如果說前一句話尚可因母子情深而被人理解，后一句就簡直是找碴和胡攪蠻纏了，由此可見她的風格。

隔了一個月，十二月中，嘉靖兩次施放試探。第一次，只提出單給蔣氏的興獻后稱號加尊皇字，被楊廷和頂了回去；第二次，御批于興獻帝后尊號上「各加一皇字」，又被拒絕。由這兩次行為，可以看出背後蔣氏的作用，因為第一次單提出給興獻后加尊皇字，可想見這女人特別在意，也鬧得特別起勁，被回絕後，羞惱之下索性提出兩個一道加。楊廷和不勝糾纏，表示不能受命，自己唯有引退。表示一出，即有百余官員齊聲高叫「老九不能走」，上疏皇帝務加挽留。嘉靖一見，做了個順水人情，「優詔留之」——他本來意在試探，除了試探楊廷和現在態度究竟怎樣、反對有多堅決，也想試探楊在朝中受擁護程度如何。現在，這兩點他都已清楚。看來，事情暫不能操之過急。

有人評價她：「母親蔣氏，也是一個個性頑強的人，一直到她在一五三八年死去為止，對這個少年皇帝影響最大……要不是母后蔣氏為他撐腰，一個頑強而不懂事的少年君主，想不會那樣硬幹下去的。」

這種情形，是誰都不能預見到的。大家的反應，《明史紀事本末》只用四個字來描述：「群臣惶懼」。懼是害怕，惶是慌亂、不知所為。僅僅害怕，也還罷了；要命的是，大家被搞得措手不及，方寸大亂。

因此，下面一幕給人的感覺更像是做出來的，是母子之間靈犀相通的裡應外合：嘉靖皇帝聽說母親因為傷心和憤怒，拒絕進城，留在通州不走了，他「涕泗不止」，跑到張太后那裡聲稱寧願不幹了，「願避位奉母歸」。

王學的核心訴求，欲使理學返璞歸真，從形式主義回到本義和本心，「天下古今之人，其情一而已矣」，「雖先王所未有，亦可以義起」，認為不論天理或人禮，皆源於良知即內心的真善，否則，「若徒拘泥於古，不得於心而冥行焉，是乃非禮之禮」，走到反面。王氏所要搖撼的，正是宋以來以程朱為正統的理學。黃宗羲評之：「先生憫宋儒之後學者，以知識為知」；他要撥開這迷霧，使人了解「本心之明即知，不欺本心之明即行也」的道理。

「姚江王門」，指王守仁（王是餘姚人）。「大禮議」中，贊助嘉靖的人，往往為陽明弟子，或與之有思想淵源。王氏本人雖未直接介入「大禮議」，但他的理論主張，無疑是跟繼嗣派相左的，例如他說：

一來張璁所據理論，確實站得住。儒教綱常，忠孝為本，這是人所皆知的。其次，張璁認為論禮不得悖離人情。「聖人緣情而制禮」，並非他的杜撰，查查《禮記》，這一點是很清楚的——《禮記·喪服四制》明白地寫道：「順人情，故謂之禮。」

一朝天子一朝臣。政治權力的變化，總是體現於並通過人事變動來實現的。除席書接掌禮部外，五月間，張璁、桂萼、方獻夫也分別被任命為翰林學士、侍讀學士，為他們將來進入內閣鋪平道路。

現在，張璁、桂萼發出最後一擊：去掉「本生」字樣，讓興獻皇帝成為無論血緣或政治上的唯一父親。他們說，「本生皇考」這樣一個稱號，表面上是皇帝贏了，實際卻中了別人的詭計，「皇上不察，以為親之之辭也，不知禮官正以此二字為外之之辭也。必亟去二字，繼統之義始明。」「願速發明詔，稱孝宗曰『皇伯考』，興獻帝『皇考』」，把孝宗降低到伯父地位。

這時，是嘉靖二年正月。

末一句深中肯綮，語氣未免過重。老首輔憂民心切，激於義憤，一時不能自已，而說出這種近乎頂撞的話來。

這道上諭，是政治造假術的一個典型文本。首先，它根本不來自嘉靖本人；其次，裏面「朕辭之再三」云云，亦純屬子虛烏有；所謂「考據精詳，議擬允當」這種對輔臣的稱讚之詞，更不會合於嘉靖的心意。

自然是女人。

事實偏偏不是這樣。張璁之去南京，恰好促成了繼統派陣營的形成。先前在北京，張璁獨力支撐，孤掌難鳴，幾乎沒有市場，任怎麼折騰，只怕也難成大事。在理學觀點上，當時南北兩京用今天的話來說，一個是正統派天下，一個是新潮派淵藪。因此到南京后，張璁意外邂逅了一批同志。一個叫桂萼，一個叫方獻夫，一個叫席書，一個叫霍韜。這幾個人同氣相求，同憂相救，交往日密，一起就議禮問題充分切磋，遂結成統一戰線。

趁眾人「惶懼」之際，嘉靖再次召見楊廷和、蔣冕、毛澄一班閣員，重申「父興獻王獨生朕一人，既不得承緒，又不得徽稱，朕于罔極之恩，何由得安？」張璁也得了風聲，趕來火上澆油，遞交第二篇攻擊內閣的奏疏，說：「非天子不議禮，願奮獨斷，揭父子大倫，明告中外。」言下之意，議禮乃天子專權，陛下完全不必理會閣臣，自己做出決定。

自正德十六年十二月興獻帝后稱號以妥協方式解決，暫告一段落以後，張璁就被楊廷和調離北京，他得到了南京刑部主事的任命。楊廷和以為，讓此人遠離京師，減少他和皇帝接觸的機會，庶可少生事端。

只有一處是真實的，即旨意來自張太后。這說明，在蔣氏和嘉靖分別上演了「坐地炮」和「撂挑子」兩出鬧劇之後，繼嗣派頂不住了，膿包了，認𪨊了；尤其說明，弘治夫人張氏不是弟媳蔣氏的對手——也許朝臣與嘉靖之間尚未分出勝負，這兩個女人之間無疑卻已見出高下。

張、桂等人的言論，和嘉靖的重用，令北京政界普遍把他們視為希意干進、獻媚邀寵的小人，一時成為公敵。給事御史李學曾、吉棠參道：「璁、萼曲學阿世，聖世所必誅。」刑部尚書趙鑒也敦促皇帝對張、桂等繩之以法，公然對人講：「得俞（諭）旨，便捶殺之。」攻擊還來自御史張翀、張本公、段續、陳相等多人。比四面楚歌的輿論環境更嚴重的是，很多朝臣甚至對進言皇帝懲處此數人不表興趣，而欲徑直飽以老拳；《明史》寫道：「眾洶洶，欲撲殺之。」

張疏被封還之後，嘉靖索性直接以手敕的方式，強迫內閣擬旨。七月十六日，他親自召見楊廷和、蔣冕、毛紀這幾位大學士，當面把一道手敕交給他們，上面寫道：

而在新氣象的底下，一股暗流已經悄然湧來。

皇帝與重臣之間爭執不下，已二月有餘，滿城風雨。面對傳聞，有個人靜觀其變，到了七月初，覺得看出了一些眉目，因此決定出手。

桂萼疏文下到禮部，現任尚書汪俊召集七十三位廷臣進行討論。當年議尊號時，汪俊即與毛澄同一立場「力爭」，這次也不出意料，由他匯總的廷議，明確反對桂萼主張；同時還特別指出：「謹集諸章奏，惟進士張璁、主事霍韜、給事中熊浹與萼議同，其他八十余疏二百五十餘人，皆如臣等議。」這應當是事實，汪俊不敢瞎編：算上桂萼本人，持那種觀點的總共四人，而反對者達二百五十餘人，完全不成比例。

從禮法上說，這不是簡單的稱呼上的變動，它隱含著嘉靖帝位繼承關係和權力由來，脫離於孝宗這層意思，這直接動搖了視統秩、倫序為命脈的中國帝權的法理基礎，其大逆不道，不遜於弒君和謀篡。在這樣的關頭，所有正統士大夫腦子裡，都會冒出那樣一句話：是可忍，孰不可忍？

從嘉靖三年正月至五月，是反對派節節敗退的一段時光。由於楊廷和這唯一堪稱德高望重的樞臣引退，反對派思想雖仍然統一，但卻少了中流砥柱，根本無法制約皇帝。他們先是同意興獻帝后稱號中增加原先楊廷和執意不從的那個「皇」字，然後被迫接受興獻皇帝前面再加上「本生皇考」字樣。嘉靖卻得寸進尺，又提出在皇宮內為父親設立牌位以便奉祀。

第二個例子來自宋代。宋仁宗無子，遂于至和二年立濮安王第十三子趙曙為皇太子，此即日後之宋英宗。英宗即位后，從倫理上如何認定身份，當時的大儒名公之間一派混戰，歐陽修等人主張英宗可以本生為皇考，而司馬光等認為「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論戰持續十八個月，是為宋史上有名的「濮議」事件。結果，英宗強行決定以本生為皇考，司馬光等台諫集體請辭作為抗議。英宗雖以權力達到目的，但在道義上卻沒有贏，因為理學宗師程頤明確站在反對立場，說：「為人後者，謂所後為父母，而謂所生為伯、叔父母，此生人之大倫也。」既然你繼承了別人的家業，就理當成為別人的後代，這樣的義務是不可以放棄的。正因程頤這樣的大宗師持此觀點，楊廷和才把宋英宗故事當做能夠支持己方立場的例子，加以引用。

是年，對於南直隸（今江蘇、安徽兩省）及浙江來說非常不利，先是大旱，后又大澇。南京戶部右侍郎席書遞交的報告稱，該地人民景況只有三等：「有絕爨枵腹、垂命旦夕者，有貧難已甚、可營一食者；有秋禾全無、尚能舉貸者。」就是說，處境最好的也需要告貸維持。

這是一個重要信號，也是公然的排斥。正如楊廷和所說，根據祖制，明朝「諸所批答，俱由內閣擬進」，這是制度，在當時猶如法律，而嘉靖的做法不啻于越過法定程序，性質非常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