敵我「甄別」工作開展同時，再定是非，把「被東林黨顛倒了的歷史重新顛倒過來」。前面說過，魏忠賢在「移宮案」中追隨李選侍、阻撓朱由校登基，這無法改變，也無法否認，他為己洗清的惟一辦法，是推翻東林黨賦予此案的是非。魏忠賢之外，閹黨絕大多數人來自當年東林黨的對立面，在若干重大歷史問題上，與魏忠賢有同樣需要。

鎮撫司詔獄，實為人間活地獄。裏面酷刑，想象到，沒有做不到的，種種慘毒，難以盡述。權以楊漣所受之刑為例，他被許顯純鐵釘貫耳、土囊壓身，毒打至「體無完膚」，「死而復甦者數次」。清初桐城派泰斗方苞，作為左光斗故鄉後輩，在名篇《左忠毅公逸事》中，記錄史可法親口對其父母講述的當年潛入詔獄探望恩師左光斗，所目擊的情形：「左公被炮烙……倚牆席地而坐，面額焦爛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盡脫矣。」

從這天起，血腥的帷幕緩緩拉開。閹黨已然決意全面清算所有敢於向其權威挑戰者。但誰也不會想到，下一個目標，竟直指內閣首輔葉向高。在閹黨看來，葉向高是東林黨人的總後台，雖然葉為人老成持重，甚至私下並不贊同楊漣激化事態的做法，但閹黨仍然認為「必去葉向高而後可」，不扳倒葉向高，而欲給予東林黨以毀滅性打擊，是不可能的。他們像蒼蠅趴在雞蛋上那樣，仔細尋找著任何微小的縫隙。

如果朱由校親自閱讀這份奏疏，不知道結果會如何。實際的情形是，奏疏首先落在魏忠賢手裡，他倒不敢不呈于朱由校，但據劉若愚說，魏忠賢安排王體乾念給朱由校聽，後者「心感客氏培植掌印，遂將如許參本不肯字字念全，而多方曲庇之」。有稱，朱由校所以不親自讀本章，系因幾乎不識字。這說法很可以讓人快意一笑，不過料非事實——朱由校做皇帝以後，已經請了教師的，就算不刻苦，文盲的帽子應該已經摘掉。

魏忠賢略一回味，就發現這是個好主意。廷杖比之詔獄，就有如無聲手槍之於大炮。有的時候，大炮不如無聲手槍好使；大炮火力是很威猛，但塊頭太大，搬弄起來頗費事，手續很多。一旦把人投入詔獄，必須整出口供，整不出來不能結案，前陣子，汪文言案就是這樣不了了之。而廷杖，只須萬歲爺一句話，打八十，打一百，打二百，就只管拖下去打，不想弄死他就放條活路，倘若取之性命，那也是下手輕重的事，人不知鬼不覺，很好操作。魏忠賢大喜。

湊足百單八將，生動形象，寓政治于娛樂，大老粗魏忠賢一看就懂。

韓𤆓、朱國楨兩位內閣大臣做了最後抗爭，批評這樣重大問題一個「御批徑發、不復到閣」，另一個雖下內閣票擬卻「又蒙御筆改移」，「大駭聽聞，有傷國體」。而朱由校的回答，不僅重申對免職者「師生植黨」「附和依違，全無公論」「不知有朝廷」的指責，還特意提到「或世廟時必不敢如此」。世廟即世宗嘉靖皇帝；那是士大夫被收拾得最服服帖帖的一段時期，看來，朱由校以及魏忠賢等都對嘉靖時代心神往之，也希望親眼看到那樣的局面。

黨派門戶之爭，乃明末政治顯著特色。明之亡，有諸多不可避免的必然，而黨爭所起作用，為其犖犖大者。孟森先生說：「建州坐大，清太祖遂成王業，其乘機于明廷門戶之爭者固不小也。」隱然有「明非亡於強敵，而亡于黨爭」之意。而當時之人，則依自己的體會評論道：「嘗觀國家之敗亡，未有不起於小人之傾君子一事；而小人之傾君子一事，未有不託于朋黨之一言。」也認為明朝亡乎此，但偏重於從正人遭擯斥也即內禍的角度來看。應該說，以上兩個層面合起來講，才是對明末黨爭危害的較為全面的認識。

除內閣外，吏部和都察院是東林黨人盤踞的兩塊最主要的朝中要地，吏部主管幹部選用和升遷，都察院負責幹部監察和紀檢，因此，如果說東林黨一度操天啟朝組織工作大權，不為過。反之，自朱由校和魏忠賢來看，過去的吏部、都察院完全變質，為牛鬼蛇神把持，是個黑窩。趙南星、高攀龍被揪出打倒，乃端黑窩的第一步。要徹底打掉東林黨人的黑線，還需要把鬥爭引向深入。

及魏忠賢崛起，各色黨人都聚集到他的麾下，來打擊東林黨。這時，混戰的局面開始簡化，變成閹黨與東林黨之間的單一對抗；基於門戶之見的「黨爭」，也開始走向所謂「小人之傾君子」的「黨禍」。

當時負責糾察京城政紀的御史，名叫林汝翥，據說是葉向高的外甥。不久前，有兩個太監虐害市民，治安當局不敢處置，事情傳到「紀檢書記」林汝翥耳中，大怒：豈有此理！遂綁了來，各處鞭刑五十下。受罷刑，兩個太監找主子王體乾哭訴了，王聽說林御史乃葉向高外甥，如獲至寶，遂與客、魏一起，奏於朱由校，把事情說成林汝翥濫作威福，污辱內臣。朱由校這個傻帽兒，立即相信，命如萬燝例，也杖一百，削職為民。

八月、九月，首批投入詔獄的「六君子」中餘下的三位，袁化中、周朝瑞、顧大章，也先後遇害。

左光斗意識到，這樣下去，魏忠賢、許顯純一夥勢必用酷刑直至把他們整死。他不甘心這樣被了結，與他的同志們商議，是否屈承罪狀，「冀下法司，得少緩死為後圖」。這是因為，自從朱棣以來，詔獄便是超越於法律之外的秘密監獄，生殺予奪，一切可以不依程序，當犯人罪行確定之後，才移交刑部等司法部門定罪。左光斗的建議，就是抱此一線希望，先逃脫許顯純毒手，再圖后舉。這提議，其他五人均表同意；他們當中一半人原先職務與司法有關，顯然，是依據經驗認為可行。他們的天真在於，面對窮凶極惡之魏黨，仍然以為程序可以起作用。於是，「諸人俱自誣服」。

六月十六日，倒楣蛋兒出現了，名叫萬燝，官拜工部郎中。當時，萬燝正負責光宗陵墓工程，缺銅，到處找不到，聽人說宮裡有大量廢銅，就發文徵集。可自魏忠賢看來，宮中一切，「我的地盤我做主」，一個郎中級別的小外官，磕頭來求還則罷了，居然跟我公事公辦，發文索要。不給！萬燝雖然官卑職小，骨頭可絲毫不軟。索性動本參魏，所論遠遠超出廢銅爛鐵之事，想必也是受到不久前楊漣上疏的激發，破口大罵：

可是所期待的情形根本不曾發生，六人的認罪，讓魏忠賢喜出望外，益覺立於不敗之地，繼續羈押于詔獄，並迅即轉入「追贓」的下一階段——「令顯純五日一追比，不下法司，諸人始悔失計。」追比，即給完贓規定日期，到期不完者用刑；五日一追比，就是以五天為一期限，不能如數繳款，到期用刑一次。

終於，他們找到了。

熊與東林黨人之間，從頭到尾始終有不解之緣。朝中為官時，他因「刺兒頭」脾性，跟東林黨彼此鬧得很不愉快。後來去遼東主持軍事，被人進讒言免職，反而是東林黨人（首輔劉一燝）替他說話。重獲起用后，與當時遼東另一負責人王化貞，在戰略及諸多具體問題上意見相左。這王化貞又偏偏是東林黨領袖、時為內閣首輔的葉向高的門生。王仗著葉向高，打壓熊廷弼，而實際上，王的一套都是錯的，正確路線掌握在熊廷弼手中。因為不採用熊的策略，遂於二年正月釀失守廣寧（今錦州）、潰退關內之禍。王化貞下獄，熊廷弼免職聽勘。四月，三法司專案組確定獄詞，判王、熊同罪，「並論死」，敲定獄詞的，恰恰又是左都卸史鄒元標這樣的東林黨人。於是才有熊廷弼行賄「內廷」的舉動發生，沒想到，又因此大大得罪了魏忠賢。魏忠賢一惱，熊廷弼和東林黨人，從冤家對頭忽然變成同夥，死於同一樁案子。再過二三年，到了崇禎朝，出面呼籲為熊廷弼平反的，竟然也是東林黨人，復出再任大學士的韓𤆓力奏：「自有遼事以來，誆官營私者何算，廷弼不取一金錢，不通一饋問，焦唇敝舌，爭言大計。魏忠賢盜竊威福，士大夫靡然從風。廷弼以長系待決之人，屈曲則生，抗違則死，乃終不改其強直自遂之性，致獨膺顯戮，慷慨赴市，耿耿剛腸猶未盡。」這段歷史的曲折跌宕，真讓人驚訝不已，而最終來看，東林黨還是做到了秉公論事。

實際上，東林黨不斷參劾閹黨人物，確已讓朱由校心煩。對於國事，他毫無興緻，只希望別來打攪他干木匠活、嬉玩。魏忠賢、客氏、王體乾等了解https://read.99csw.com這一點。東林黨人不斷添擾之際，他們就在一旁挑撥，加重朱由校的不悅。他們說，這些人打著憂國旗號，目的卻是拉幫結派。這個分析，很能打動朱由校；他覺得這些人喋喋不休的樣子，確實像是宗派主義、山頭主義。

被批捕的吳地八位重要東林黨人是：高攀龍（前左都御史）、周起元（前右僉都御史、蘇松巡撫）、繆昌期（前左贊善）、周順昌（前吏部文選員外郎）、周宗建（前御史）、黃尊素（前御史）、李應升（前御史）。他們的罪名是貪污——「誣起元為巡撫時乾沒帑金十余萬，日與攀龍輩往來講學，因行居間」——周起元貪污公款，並用於東林黨人的活動與聯絡。上述八人，坐贓三千至十萬不等，先後投入詔獄；只有高攀龍在緹騎將至的前夜自沉園池，他在遺書中說：「臣雖削籍，舊屬大臣，大臣不可辱，辱大臣則辱國矣。謹北面稽首，以效屈平（屈原）之遺。」事後看，他的自殺，竟然倖免于煉獄之外。

雖然不曾點名，矛頭是指向東林黨的，「大臣顧昔身名，動思引去」這句一望而知是針對葉向高。整個旨意，明顯可見閹黨觀點的影響，「結黨徇私」四個字正是閹黨急欲給予楊漣、左光斗、趙南星、高攀龍等人的定性，現終於被寫入上諭。這是重大信號，「事情正在起變化」。

強調一下，對「小人之傾君子」，只能從整體上作此理解，並非只要反對過東林黨，便都歸於「小人」類。熊廷弼就是突出的例子。他在當御史時，專跟東林黨人搗蛋。他在同事中有兩個好友，一個叫姚宗文，一個叫劉國縉。三個人都不喜歡東林黨，經常聯手攻擊。熊廷弼這種行為，緣于性格，「性剛負氣，好謾罵，不為人下，物情以故不甚附」，用今天話來講，屬於比較「各色」的人——誰都別惹我，惹我我就罵；只要不高興，逮誰罵誰。很情緒化，有點狂狷的味道，但並不包藏禍心和不可告人之目的。姚、劉這兩位，卻不同了。他們拚命向東林黨開火，意在謀取進身之階。後來熊廷弼被委重任，經略遼東，姚、劉本著同一戰壕之戰友「苟富貴，毋相忘」的心理，指望熊廷弼拉一把，熊卻不屑搞這一套。於是這兩人掉轉槍口，傾力誣陷熊廷弼。不單自己干，還鼓動同類群起而攻之，指責熊廷弼欺君、專斷、喪師辱國。熊廷弼果然被拉下馬。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替熊廷弼說話、實事求是肯定其功績和才幹的，倒是東林黨人。熊罷官后，不服氣，要求朝廷派人前往遼東核實情況。原本打算派那些攻擊熊廷弼的人擔當此任，是楊漣上疏阻止，改派中立的兵科給事中朱童蒙前往；朱返回后遞交報告稱：「臣入遼時，士民垂泣而道，謂數十萬生靈皆廷弼一人所留。」瀋陽被破之後，首輔劉一燝（在崔呈秀編織的《天鑒錄》中，他排在東林黨第四位）出來說公道話：「使廷弼在遼，當不至此。」後來也是因為東林黨人支持熊廷弼復出的緣故，魏忠賢一夥把天啟二年關外失守的賬，記在東林黨名下；曾經力攻東林黨的熊廷弼，也被他們視為東林黨的同路人。

二十天後，首輔韓𤆓見局勢如此，無心戀棧，求去，諭旨即准，且冷嘲熱諷，給足難堪。

正為此，尤其汪氏在「移宮案」中扮演了那樣的角色，他早已是魏忠賢眼中釘、肉中刺。

這個朱由校，且不說作為一國之君，即便從任何日常為人的基本道義看，都可稱狼心狗肺。他寵任客氏、魏忠賢等，驅逐朝中正人，甚至將楊、左等逮捕下獄，我們皆可置之不問；然而，他竟以「逐日追比」慘毒無比的方式對待楊、左，完全超出於「愚闇」之外，惟以天良喪盡可堪解釋。當年，楊漣于「移宮案」中，為他帝位不保憂心如焚，日夜焦思，「六日鬚髮盡白」。這種光景，我們僅見於阻於昭關的伍子胥，所不同者，伍子胥乃為自己性命不保、家仇難報至此，楊漣卻是為他矢志效忠的君主和國家如此。對這樣的忠臣和恩人，朱由校竟然似欲食肉寢皮而後快，普天之下心肝爛掉的人，他可算頭一個。

其實，黃、繆的擔心極有道理，只是楊漣所見更為透徹。當時形勢，無論東林黨人反擊與否，魏忠賢決心已定，必然下手。不管東林黨有無把握，他們都已沒了退路。

看來，整知識分子，還是要靠知識分子自己出主意、想辦法。

朱由校、魏忠賢用駭人聽聞的毒獄，將這政權的反人民本能，作了最後一次淋漓盡致、欲罷不能的宣洩。任何時候，回顧這段充斥了迫害、虐待和殘忍的歷史，中國人都將深感蒙羞。聊以欣慰的是，正義仍存人心，而東林黨人的表現也顯示了極其勇敢、剛強的英雄氣概。時隔近四百年，捧讀《左忠毅公逸事》那樣的篇章，仍令人熱血沸騰，肅然起敬。歷來中國人文中的這種精神和情懷，應當視為民族寶貴財富加以搜蒐，世世傳誦、哺育後人。在此，特將李應升下獄后寫給其子李遜之的遺書，恭錄於後。其文平白，其情深摯，其心坦蕩，讀之可知正人君子如何處世：

這個故事，說明三點：第一，攻擊東林黨，未必是小人；第二，小人和君子之間，最終一定不能相容；第三，正人之間，縱然不和，也不失對事實的尊重。

這又是閹黨一大勝利。通往迫害的大門從此豁然，楊漣、左光斗們即將大難臨頭。

《要典》以極快速度編成，八月即刊行天下，規定：今後一切咸依《要典》論是非。徹底否定東林黨，乃是主旨。因此，從萬曆年間立儲爭國本（替朱常洛爭太子地位）到朱由校登基問題，長達六十年的歷史，全部按照反東林黨的觀點重新審視。這當然符合閹黨利益，但讓人永遠弄不懂的是，當時在所有相關問題上，東林黨諍諫朱翊鈞、反對鄭貴妃、李選侍，均是直接間接維護朱常洛、朱由校父子的地位，然而到頭來，朱由校卻與當初損害他的人站到一起，判東林黨為非，東林黨敵人為是。即便這裏無涉正邪曲直，單從常識講，朱由校的行為亦實難為任何旁觀者所理解，無怪後人稱其是世所罕見的至愚至昧之人。

天啟四年就這麼過去了。新年來臨之前，整個朝廷，從部院到內閣，原來位居要津的東林黨人，辭的辭，免的免，貶的貶，幾乎清理一空。毫無疑問，東林黨遭受了慘敗。

東林，書院名，在無錫，始建於宋代。當地有個大學者，名叫顧憲成，流傳甚廣的楹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即為他的手筆，頗透露了他的品性。萬曆二十二年（1594）因事忤旨，革職，還歸故里。從此致力講學，實現以教育和學術兼濟天下的抱負。先是在家中辟「同人堂」，教習士子，同時也常約請常熟、蘇州、松江、宜興等處賢達來無錫講學。那時，長三角地帶已為全國文化和學術最發達的所在，憑此依託，顧憲成迅速聚攏起濃厚的思想氛圍，一個學派呼之欲出。不久，倡議重修東林書院，獲士紳響應，地方官也樂助其事。萬曆三十二年修竣，顧憲成任主持，直至八年後（1612）去世。書院既立，又有顧氏這樣的名儒主持，各方學者紛至沓來，朝中一些聲望素著的官員如趙南星、鄒元標、孫慎行等，或遙為呼應，或親臨授學，東林書院一時儼然士之淵藪。

十月十六日、十八日，趙南星、高攀龍先後去位，僅隔兩天，十月二十日，由顧秉謙、魏廣微起草，朱由校批准的一份詔書，即向全國公布。詔書有別於日常政務中的上諭，用以發布更加正式並且要宣達于全體國民的重大決策。與一般的簡短不同，這份詔書長四百余字，有點鴻篇巨製的意思，實際上，它就相當於發動反對東林黨運動的宣言書。內容分三層，首先是對朝中嚴峻的政治形勢加以回顧和描述：

過了幾日，因為山西巡撫人選之爭，再出一道聖旨，指名道姓譴責魏大中「欺朕沖幼，把持會推，以朝廷封疆為師生報德」。又有「你部院大臣，奉旨看議，何必含糊偏比，委曲（這裏作不正直講）調停」之語。部院分別指吏部和都察院，它們的領導人，一個是趙南星，一個是高攀龍。這道聖旨再次提到「朋謀結黨」。

與齊黨、楚黨、浙黨（更不必說後來的閹黨）不同，東林黨確實有了一點近代政黨的影子。它是一個精英群體，有思想、意識形態上的認同，有基本的倫理和治國理念，而非純粹出於各種功利目的達成的妥協或建立的同盟；同時，更重要的，它不僅僅是一個思想運動，一種空頭學術，而明顯存在用理論改造現實的強烈意願，試圖去代表和表達比較廣泛的民眾訴求（這是它在遭受魏忠賢迫害時能夠被民眾所擁護的原因）。

話說天啟四年，魏忠賢權力已達極盛期，閹黨亦成氣候，「正人」與「小人」之間，已到決戰時刻。四月二十一日，有人突然上了一道摺子，指控內閣中書舍人汪文言招權納賄，而其後台正是左僉都御史左光斗和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奏摺遞上的第二天（乙巳日），就有「聖旨」：「下文言鎮撫司」，反應出奇地快，恐怕是預謀安排好的。

以吳中東林黨代表人物為主的第二批遭迫害者，周起元、繆昌期、周順昌、周宗建、黃尊素、李應升等，于天啟六年四月至九月間，同樣在飽受酷刑之後，盡數斃于獄中。

左光斗、魏大中、周宗建等人的被捕，在各地均程度不同引致騷動。

另有前刑部右侍郎王之寀，以另案先期死於獄中。王是「三案」之第一案「梃擊案」主要辦案官員之一，時任刑部主事。他堅持事實，而事實對鄭貴妃等極不利。當時，萬曆皇帝已有二十五年不曾露面，就因為王之寀就「梃擊案」提出的證據相當有力，牽涉鄭貴妃，才逼得朱翊鈞二十五年後首次接見朝臣，親自為鄭貴妃辯解。此事轟動一時。後來，王在黨爭中遭到陷害，削職。天啟初復出，戰鬥力不減，就「紅丸」「移宮」案，猛烈攻擊群小。天啟五年，修《三朝要典》，列王之寀為「三案」罪首，「遂逮下詔獄，坐贓八千」。

回頭再說汪文言「二進宮」。此番由大酷吏許顯純鞫治，情形自不一般。五毒備至，死活逼汪供認楊、左收納了熊廷弼之賄。「文言仰天大呼曰：『世豈有貪贓楊大洪（楊漣，字大洪）哉！』」「以此衊清廉之士，有死不承！」真是條漢子！許顯純無奈，動手偽造供詞，「文言垂死，張目大呼曰：『爾莫妄書，異時吾當與面質。』」這提醒了許顯純，「遂即日斃之」。

以上，將明末黨爭來龍去脈略作交代。然後專門說一說東林黨。

除上述三人革職，參与會推的其他官員，被降職貶外。

汪案暫告段落，但所有人，東林黨也罷，魏忠賢也罷，都曉得事情絕不至此為止。發難汪文言，只是「冷空氣前鋒」帶來的烏雲，急風驟雨還在後頭，大清洗已不可避免。

此為黨禍發作之前的一些背景。然而，大獄興起，第一位受害人卻並非東林黨，而是一個不相干的人。

這種取諢名、將人妖魔化的鬥爭手法，經歷過「文革」的人，會感到眼熟。別出心裁、最有創意的是《點將錄》，考慮到上呈的對象文化水平不高，為使其了解名單中各人的角色和重要程度，特意模仿《水滸傳》「水泊梁山論定座次」：

門戶意識既開，遂演變成為一種政治模式，以及官場套路，後面的人，很容易就走到這種思路裡頭，既是政治經營的策略，亦是做大官的要訣。張居正作為徐階的傳人，順理成章繼承這筆政治遺產，當政期間，在與高拱等人的較量中，加以新的演繹。到萬曆中期以後，伴隨若干重大問題的爭論——從「國本」之議、礦稅之爭，到「憂危竑議」、「續憂危竑議」、「福王之國」、「梃擊案」——朝臣之間，派系林立，咸以彼此攻訐為能事；而政見分歧之外，一些人情世故也漸漸羼入其中，師門、宗姓、鄉黨……終於形成了齊黨、楚黨、浙黨、東林黨這四大政治勢力。然彼時之所謂「黨」，既無組織，亦無章程、綱領，他們自己內部未見得有「結為同志」的意識，而是自外人、尤其相敵對的政治勢力眼中，這些人沆瀣一氣，勾結在一起，於是拿「黨」這樣一個明顯帶有醜化意味的詞相贈。

得了旨意，宦官們即撲向林宅。可是那林汝翥事先聞知此事，腳底抹油，不知去向。林汝翥一溜，眾宦官正中下懷，當即奔葉向高府邸而來，以林汝翥乃葉氏外甥為由，「群璫數十圍葉寓，直入內宣，喧嘩搜捉」，直到葉向高緊急上奏，朱由校親自下令，眾宦官這才停止衝擊首相私邸，撤圍回宮。

政治迫害，首先從圈定名單開始，排陣營、站隊、確立打擊目標；現代如此，古時也不例外。東林黨一倒，各種名單馬上出籠，顧秉謙、魏廣微進《縉紳便覽》，崔呈秀進《天鑒錄》，此外有《東林點將錄》《東林同志錄》《東林姓名》等。這些名單提供給魏忠賢和朱由校，作為組織清理的依據。《縉紳便覽》對於列入名單者，分別以姓名旁點三點、二點、一點，區分其重要性。《同志錄》與此相仿，惟將點改成圈，畫三圈、二圈或一圈。《天鑒錄》則將所有人分作首惡、脅從兩種。御史盧承欽對提供名單作出解釋：

人們因為思想立場，彙集起來；然後又帶著這立場，返于政治實踐。萬曆晚期，東林黨人的政治影響力開始顯現。他們在諸多重大朝政問題上，發出自己的聲音。由於當時政壇，只有東林黨人形成自己的基本政治理念，別的派別都是在攘權奪勢動機支配下，搞實用主義權術、機會主義政治，相形之下，東林黨人看起來似乎就很原則、很執著、很不順從、很理想主義，總扮演現實的批評者和反對派。這讓萬曆皇帝備感惱火，嚴厲加以打壓；反過來，東林黨人在一般讀書人和民眾中間，卻取得良好聲譽，被目為「正人」。

依序繼為首輔的朱國楨，既非東林黨亦非閹黨，算是當時的無黨派人士，魏忠賢對他談不上仇恨。但過不了多久，老先生髮現自己在內閣里獃著，怎麼都彆扭。表面上他是首輔，權力卻教顧秉謙、魏廣微之流分去不少。他想不計較吧，別人覺著他還挺礙事。沒意思得很。熬到十二月份，熬不下去，請辭，當然也獲批准。

曾經有人設想，趙、高罷免之後，東林黨人暫作韜晦之想，俯首低眉，或能躲過一劫。其實並無此種可能。權力鬥爭，猶如兩個互相扼住咽喉的人之間的比拼，毫無退路，誰先鬆手，則性命立為對方所取。職是之故，儘管詔書聲色俱厲，尚存於朝的東林黨骨幹仍然只能硬著頭皮順慣性往下走。趙、高空下的位子，需要提出人選。起初，吏部、都察院分別提出由吏部侍郎陳于廷、左副都御史楊漣暫時代理。這兩人都是東林黨，不可能獲准。不過朱由校read.99csw.com還算客氣，只是留中不發，冷處理，但意思並不含糊：各位，請給我知趣點兒！

吳中為東林發祥地，有一大批東林要人。故而，天啟六年春，繼楊、左之後，魏忠賢為使吳中東林要人落網，又專門炮製一案。手法與汪案如出一轍：造假。他們抓住了任蘇杭織造的太監李實的一些把柄。據說吳地東林黨人朝中被逐還鄉之後，有意效仿當年楊一清用張永除劉瑾故事，「用李實為張永，授以秘計」，事為魏忠賢所聞，威脅李實，命他以「空印白疏」——蓋了蘇杭織造官印的空白公文——為交換，然後由魏忠賢死黨李永貞于「空印白疏」上構撰誣陷文字，呈奏朱由校，將蘇、錫、常一帶削職或落職在家的八位重要的東林黨人逮捕歸案。以上只是一說，內幕則一直不明。實際上，東林黨人不大可能與李實密謀，後者貪虐，屢與蘇松巡撫周起元等東林黨人相衝突。劉若愚說，崇禎元年七月初四，他被提出監，御前訊問，「只辨朱墨之壓否何如」，即辨認文字是不是后寫上去的，據此「乃止以墨跡蓋朱，即指為永貞成案，永貞雖死，真正捏砌填寫此本這人，尚漏網倖免揚揚于聖明之世也」，語氣相當存疑。

朱由校大覺此乃「給臉不要臉」，怒甚。十月二十八日，降下嚴旨，痛斥長期以來吏部、都察院為黑線人物所控制，已成獨立王國（「吏部、都察院濁亂已久」），質問既然三番五次責令整改，「如何此次會推，仍是趙南星擬用之私人？」接著立刻點出陳于廷、楊漣、左光斗三人，欽定了「鉗制眾正，抗旨徇私」的罪名，乃至痛罵「老奸巨猾、冥頑無恥」，最末一句：「陳于廷、楊漣、左光斗，都著革了職為民！」

王體乾掐頭去尾朗讀的效果相當理想，而且一旁還有客氏巧舌如簧，「彌縫其罪戾，而遮飾其回邪」。故而朱由校聽罷，感覺沒什麼大不了的，輕描淡寫地對魏忠賢說了如下幾個字：「爾聞言增惕，不置一辨，更見小心。」聽上去倒像表揚。又正式傳布一道上諭（出自閹黨魏廣微之手），著重否認楊疏所提出的「毒害中宮，忌貴妃皇子」這項最嚴厲的指控，斥責楊漣「憑臆結禍，是欲屏逐左右，使朕孤立於上」。然後故作寬宏大量，表示「姑置不問」；末了，未忘記警告群臣：「不得隨聲附和，有不遵的，國法具（俱）在，決不姑息。」

第二，當前「群小」的猖狂和鬥爭的緊迫性：「邇年以來，恣行愈甚，忠貞皆為解體，明哲咸思保身。」提到四月份以來楊漣等踵繼彈劾魏忠賢的浪潮，說：「朕前已有特諭，備極鮮明，如何大小臣工，視若弁髦（弁髦，古代貴族子弟行加冠禮時用弁束住頭髮，禮成后把弁去掉不用，后喻沒用的東西），全不尊信？」——我明明表過態了嘛，立場很鮮明嘛，為什麼這些人根本聽不進去，全當耳旁風？提到山西巡撫職位會推一事「皆是欺瞞，但遂營謀之私」，提到趙南星、高攀龍的垮台及其反響：「今元兇已放，群小未安，或公相黨救，或妄肆猜忖」，意即他們「人還在，心不死」。第三，發出嚴正警告，表明將鬥爭進行到底的決心：

楊漣更是家境「素貧」，所有家產充公，尚「不及千金」。他下獄之後，年邁老母流浪在外、寄宿譙樓，兩個兒子以乞討餬口和奉養祖母。「征贓令急」，楊漣根本拿不出錢來，「鄉人競出貲助之，下至賣菜佣亦為輸助」，仍是杯水車薪。根據許顯純的奏報，追比的成果不過是：七月八日追得三百五十余兩，七月十三日追得四百余兩……而栽在楊漣名下的贓款數額是二萬兩！以此速度，最後完贓將追比多少次可想而知——他是斷無活命之望的。

四年十二月，汪文言「二進宮」，這次罪名是受熊廷弼委託，行賄。收受賄賂者誰？楊漣、左光斗諸東林黨人也。

這個姓汪的，算是當時北京政壇和社交界的一位奇人。歙縣人，並非正途出身，過去在縣裡當一員小吏。有蘇秦、張儀之才，聰明之至，腦子好使得不得了，做人也是八面玲瓏、滴水不漏，而且頗具俠任之風。因為這些稟賦，萬曆年間，他被當地一位地方官看中，為他捐了監生的名分，派到北京「卧底」——在官場中「刺事」。由此，汪得以結交京城上層社會，所到之處，為人和才幹都教人刮目。靠某種機緣，與當時的東宮伴讀王安相識。據說，他經過觀察，發現王安「賢而知書」，於是「傾心結納，與談當世流品」，風雅之間，彼此相得。后又與東林黨人過從甚密，很快成為北京政界要人跟前的紅人，或者說，中國明代的「院外活動家」。他以這樣的身份，發揮重要作用；《明史》記有兩條：一是「用計破齊、楚、浙三黨」，詳情不明，倘真有此事，此人巧智恍若孔明再世；一是光、熹之際，也就是「移宮案」過程中間，「外廷倚劉一燝，而安居中以次行諸善政，文言交關力為多」——朝廷事靠劉一燝，宮廷裏面靠王安，而劉、王之間的溝通，則靠汪文言，最後成功粉碎李選侍的聽政企圖。這第二件大功，非同小可，汪文言以一民間政治家，在重大歷史關頭髮揮這種作用，也真稱得上古今一人。東林黨人一直很器重他，葉向高任首輔后，破格簡任他為內閣中書舍人。官職雖然頂小，但對一個沒有「文憑」「學位」亦即本無資格做官的人來說，卻畢竟是把腳踏入了官場。

東林黨是倒了，被他們「竊取」的權力也都收回，但是歸根結底，他們不曾謀反，也不曾叛國，沒有犯任何死罪，雙方只是政治鬥爭，套用現代語說，只是「兩條路線之間的鬥爭」。這讓魏忠賢以及很多對楊、左等恨之入骨的人感到不爽。他們是期待看見東林黨骨幹分子鋃鐺入獄，甚至人頭落地的。

既然能搞出這樣一部敵友不分的「歷史決議」，接下來，當年兩大救駕功臣楊漣、左光斗被活活整死，也就不足為奇。

寫到這裏，不能忘記交代一下。幾個月來，今日一道聖旨，明日一篇詔書，似乎朱由校忽然之間變得勤于政事起來。但實在而言，誰也搞不清這些以朱由校名義發表的言論，究竟有多少真正出自他本人。《實錄》都直截了當記在他名下，那只是因為它不便指出這些聖旨可能並非出於皇帝本人，否則歷史會出現太多的混亂，太多的荒唐。但我們從側面了解到，朱由校一直無心理國，一直抱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態度，以便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去做所感興趣的事。劉若愚證實，平時，魏忠賢、王體乾等專揀朱由校沉迷於自己手藝的時候來奏事，使後者感到不耐煩，揮揮手：你們用心去辦，我知道了。比較可靠的推想是，上述大多數旨意，都由閹黨寫好，念或解釋給朱由校聽，取得他同意，然後發表。至於怎麼解釋，以及念了什麼，卻是可以有很大自由空間的。

尤有甚者，朱由校感覺五日一追比還不過癮，特命加重處罰，改為「逐日追比」。

熊廷弼行賄，這件事有的，但行賄對象不是楊、左，恰恰是魏忠賢！《明史·熊廷弼傳》：「……后當行刑，廷弼令汪文言賄內廷四萬金祈緩，既而背之。魏忠賢大恨，誓速斬廷弼。」熊在個性上，確有怪誕之處；講好用四萬兩銀子買條性命，交易達成后，卻翻悔，不肯出錢，把魏忠賢氣得七竅生煙。正好，想置楊https://read.99csw.com、左等於死地，即把索賄的罪名安在他們頭上。這才叫豬八戒倒打一耙。

憑著捏造而且死無對證的「汪文言口供」，閹黨提出長達二十餘人的有罪名單，趙南星、楊漣、左光斗等皆在其內。他們從中挑選最為切齒的六人——楊漣（前左副都御史）、左光斗（前左僉都御史）、魏大中（前吏科都給事中）、袁化中（前御史）、周朝瑞（前太僕少卿）、顧大章（前陝西副使）——派緹騎（錦衣衛）至各地捉拿，投入詔獄，分別栽贓三千兩至四萬兩不等；趙南星等十五人則命各地方撫按提問、「追贓」。

結果似乎不錯，處境似乎不是那麼不利；東林黨人緊張的心情，稍得鬆緩。這或許使他們錯誤地估計了形勢，尤其是朱由校的態度。他們繼續抨擊閹黨，試圖在輿論上進一步影響皇帝。其實這根本沒用。以朱由校那樣是非完全混亂以至顛倒的人，就算遞上一萬本揭批奏章，亦無損閹黨一根寒毛。至於個別職位的爭奪，當皇帝本人已為閹黨左右的情形之下，也是毫無意義的；何況，允許高攀龍主掌都察院，難保不是閹黨一計，故意給你一點甜頭，讓你錯判形勢，助你驕縱之氣。

「私」字發揮作用之際，朱由校自然而然與客、魏之流穿上一條褲子，而與扶其坐上龍床的東林黨人愈行愈遠，直至視之為仇讎。

楊漣、左光斗丟官，是東林黨人的滑鐵盧。這是東林黨戰鬥力最強、聲望最高的兩位鬥士。他們的倒掉，就如同東林黨旗幟的倒掉。

周順昌在故鄉吳縣極有聲望，平時民間若有冤情，抑或事若涉及民眾利益，他經常出面找有關當局陳訴，「以故士民德順昌甚」，非常認可他。抓捕周順昌的消息傳開，一連數日，縣城喧鬧不止，街頭到處是非正式集會，為周鳴冤叫屈。到起解那天，數萬人從四面八方趕來，不期而至，向巡撫毛一鷺和巡按徐吉請命。素來飛揚跋扈的廠衛鷹犬，起初沒把人們放在眼裡，厲聲呵叱：「東廠逮人，鼠輩安敢如此！」把鐐銬狠狠扔在地下，氣勢洶洶叫囂：「犯人呢？犯人在哪兒？」走狗的氣焰益發激怒民眾，有人喊道：「我還以為是皇上抓人，原來是東廠這幫雜種！」一語甫畢，在場數萬人「蜂擁大呼，勢如山崩」，竟動起手來，打得廠衛鷹犬抱頭鼠竄，當場打死一人，多人重傷。毛一鷺、徐吉嚇得不敢吱聲。直到較有民望的知府寇慎、知縣陳文瑞「曲為解諭」，事態才漸漸平息。另一說，現場大亂時，是周順昌親自勸解，加上巡撫、巡按被迫承諾，暫不押解周順昌，「明晨出疏保留」，然後百姓親眼看見將周順昌安置在官署，方才作罷。第四天，趁夜半寂無人知，緹騎押著周順昌偷偷乘一小舟，「如飛而去」。逮捕周順昌引發的暴亂，令魏忠賢「大懼」，一度不敢再派緹騎出京。

「蜜月」是短暫的，朱由校遲早要跟東林黨人翻臉。非因別故，就是因為東林黨人以「正人」自居，試圖在政治實踐中堅持他們從思想理論上認明了的一些理念；反觀朱由校，作為皇帝，用「私」字當頭去理解、運用和支配權力，同樣必然。此二者之間，一定會有抵觸，一定將爆發矛盾。

天啟五年初，這種呼聲漸起。四月，刑科給事中霍維華上疏，全面推倒「三案」（梃擊、紅丸、移宮）。五月，吏科給事中楊所修主張正式布置官方歷史編寫機構，以新的觀點，對「三案」歷史問題重新敘述；還要求比照「大禮議」后嘉靖皇所修《明倫大典》，把「三案」中的有關奏疏編輯成書，從中傳達何為正確何為謬誤的立場。天啟六年元月，正式決定開館修《三朝要典》（成立寫作班子），特諭明確指出，《要典》「凡例體裁，一仿《明倫大典》」，「凡系公論（閹黨觀點主張），一切訂存。其群姦邪說，亦量行摘錄，后加史官斷案，以昭是非之實。」

林汝翥出於畏懼逃脫，行為怯懦，有失憲臣風範，他自知可恥，不久就現身投案，被打一百棍，幾乎死掉。

這邊，葉向高還在猶豫不決，那頭閹黨已經想好對策。閹黨中，有個叫馮銓的翰林，他對魏忠賢建議說，這些士大夫們你不真正給他們點厲害瞧瞧，他們是不會住嘴的；本朝的廷杖，專門用來對付不聽話的大臣，如今再有搗亂的，就用廷杖——說來也怪，朱由校登基四年多，還從來沒有使用過廷杖——當年嘉靖皇帝不就是用廷杖把士大夫打老實了么？

隨著上諭下達，風潮表面上慢慢平息，雙方的較量暫時轉入幕後。東林黨人努力說服首輔葉向高出面，領導倒魏運動。魏忠賢一夥則在琢磨用什麼辦法反擊。

萬曆以來，東林黨人不棄原則，一直與眾宵小為敵，結下很多「梁子」。三大案中，他們得罪了一大批人：太監、寵妃、朝臣中的投機分子等等。這些人個個懷恨在心，但有機會，即思報復。魏忠賢本人「移宮」之際押寶李選侍，又力主將朱由校扣為「人質」。東林黨人成功解救朱由校后，楊漣即曾疏劾魏忠賢，欲繩之以法。雖然在王安保護之下，使用調包之計，混淆視聽，將李選侍身邊另一個名叫李進忠、也犯有過錯的太監（前面說過，當時魏忠賢還未改名，也叫「李進忠」）推出抵罪，但這始終是魏忠賢一大心病。後來對楊漣、左光斗等出重拳、下毒手，實在也是被這恐懼所激發——從清洗東林黨后推出《三朝要典》來看，魏忠賢的目的就是要翻案，否定東林黨人作為這段歷史的「正確路線代表」。既然老大一馬當先，帶頭迫害東林黨，三案以來與東林黨人有各種「不解之怨」的眾宵小，能不歡欣踴躍、奮勇向前？

細思之，天啟黨禍，對明朝命運並無決定意義。黨禍發生，誠然起到了助紂之效；但設若不發生，諒亦無改國勢頹壞之趨向。整個事件中，我們只發現一點積極因素，即民心向背，拘捕東林黨人時，各地迸發出來的在古代難得一見的民間社會徑直表達政治意願的熱情，十分可貴。倘使認識到民心可用，順勢而為，或可拯救國家于衰弱之中。然而，這近乎天方夜譚，以二百余年來朱明政權的極端黑暗和反動，順民意求改革，當繫世間最不可能發生之事。

東林黨人，也因為以「正人」自居，不肯妥協，同樣陷入一種歷史宿命。這宿命，直接地講，就是「梃擊」、「紅丸」、「移宮」這明末三大案所形成的歷史積怨；欲明天啟黨禍的由來，三大案實為一個關鍵。

這類名單一時滿天飛，乃至有書賈藉以牟利。江陰一位書商，不知哪裡弄來東林黨人李應升（天啟御史，《三朝野記》作者李遜之之父）之舅蔡士順編撰的書稿《尚論錄》，「凡列聲氣二百餘人」，刻印數十部攜至京城來賣。禮科都給事中徐耀聽說其中有自己的名字，「恐為異己者所構」，出大價錢把全部的書買斷，「秘不出」，等於被敲詐一把。

東林黨人並非不知趣，然而又有什麼辦法？如今舉朝除了他們自己，都團結到了魏九*九*藏*書忠賢周圍，他們倘若不推舉自家人，就只能推舉閹黨分子，那豈非太過搞笑？因此，朱由校留中不發之後，在陳于廷主持下又搞了一次會推，報上幾個人選供定奪——這幾個人，還是東林黨。

楊漣「在朝正直，居鄉廉謹，天下共知」。因此，在其湖北老家，「一聞逮系，郡縣震驚」，老百姓奔走相告，「欲奪漣而禁官旂」，城外「眾集至數萬，府道開諭不能散」。最後，是楊漣親自「帶刑具出城」，以「恐累族誅」為由懇求父老鄉親，群眾始散。等到楊漣押解上路之日，隨囚車前來送行的，有上萬人之多；老婆婆、賣菜的、盲人和乞丐「爭持一錢以贈漣」，為助楊漣「完贓」略盡綿薄之力。各州縣以及鄉村，「為漣設醮祈禱生還者，至數百處」；連錦衣衛官兵，或出於感動，或示好民眾，也出錢在關帝廟前為楊漣設醮。進入河南，情形一如湖北。「河南州邑，無不為漣請禱。」更有數以千計的人，自備資糧，把楊漣一直送到黃河岸邊。

東林黨倒也不曾坐以待斃，但他們能夠應戰的方式，有限而且無力。一是在一些職位人選上，與閹黨爭奪；一是上書皇帝，指摘和抨擊閹黨。八月，都察院左都御史孫瑋病故，趙南星以吏部尚書主持廷推，擬由楊漣升任此職，但被朱由校斷然拒絕。於是，改推高攀龍，得到批准。

怎麼辦？另找突破口。

現代的經驗，欲把人整臭，就說他有「生活作風」問題。在明代這一條不靈，妻妾成群合法，尋花問柳也不丟人。那時能把人拉下馬來的好辦法，是指責他「招權納賄」。一旦如此，政治問題就變成刑事犯罪。

雖然意見並不統一，楊漣仍於六月初一，單獨上疏，矛頭徑指魏忠賢。列其二十四項大罪，有些是拿來充數的，但大多數是事實，罪名相當嚴重：擅權亂政，口銜天憲，培植親信，虐害妃嬪，墮殺皇子，傾陷大臣……

有此嚴旨，而楊、左又無法完贓，其斃于獄中的命運已然註定。在打無可打、打得已無人形之下，公元1625年，天啟五年七月二十六日，深夜，楊漣、左光斗、魏大中三人，被許顯純秘密處死於詔獄。楊漣時年五十四，左光斗五十一。人們見到他們的屍體時，血肉模糊，潰爛不可識，「屍供蠅蛆，身被重傷，僅以血濺舊衣，裹置棺內」。

然而，趕跑東林黨巨頭，並不是閹黨的最終目的。閹黨分子雖然無緣知道《農夫與蛇》的寓言，但休讓凍僵了的蛇蘇醒后咬上一口的道理，還是懂的。打倒之後，還要再踏上一隻腳、教他永世不得翻身的認識，也是有的。因此，歷史掀到天啟五年這一頁時，「迫害」成了新的年度主題。

魏忠賢頓時惡向膽邊生，「遂矯旨午門前行杖一百棍」，密令行刑者照死里打，「杖后，于御道前倒拖橫曳者三匝，甫出而氣絕矣。」

兩次大逮捕，在各地都引起社會嚴重反彈，甚至激成民變。這是整個天啟統治期間，中國唯一令人感動的時刻。

但這件事情根本是沖葉向高來的。「中官圍閣臣第，二百年來所無。」這是巨大的羞辱，發生這種事態，出於榮譽感和抗議，為全體士大夫的尊嚴計，葉向高必須主動請辭。於是，遞上一份又一份辭呈，朱由校照例不允、挽留。但他如果確有誠意，應該處分衝擊葉府的宦官，卻並無表示。葉向高見狀，堅持辭職。虛情假意幾個回合，朱由校也就批准了葉的請求。

好像萬燝並非東林黨，但後來史家還是把他算作死於黨禍之第一人：「此奸逆縱殺立威第一人也。」意思是，魏忠賢是從這裏大開殺戒，向東林黨發起總攻的。

閹黨打的正是這個主意。他們重新想起約數月前那個曾被逮捕卻讓前鎮撫司頭頭劉僑釋放的汪文言。而今，劉僑早已被魏忠賢革職為民，讓親信許顯純掌理鎮撫司。

比之楊漣措辭，更無顧忌，痛哉快哉。尤其「忠賢自營墳墓，其規制弘敞，擬於陵寢……可勝誅哉」這幾句，極其嚴厲。

這聲譽，乃是雄厚的政治資本，藉乎此，隨著神宗死去和光宗即位，東林黨人遂得成為主流派。一朝天子一朝臣，當初東林黨人從維護「國本」的立場出發，堅定支持太子朱常洛，阻撓朱翊鈞偏私鄭貴妃及福王，現在朱常洛熬出頭，當然要對東林黨人表示信賴。他開始重用東林黨人，雖然在位僅一月便遽爾病殞，但指定的顧命大臣中，東林黨人佔有相當的比例。「移宮案」中，也正是有賴這些人，朱由校才脫離李選侍控制，實現權力平穩過渡。出於這種關係，剛剛做皇帝的朱由校，與東林黨人之間，不但沒有齟齬，反而深為倚重，劉一燝、葉向高、鄒元標、趙南星、左光斗、孫慎行、楊漣、高攀龍、王之宷、袁化中、顧大章、周起元、魏大中、周朝瑞……這些東林骨幹以及同路人，或居高位，或被重新起用，從而出現了所謂「眾正盈朝」的局面。

但魏忠賢絕不以整汪文言為滿足，汪下獄，只是由頭，以便挖出「後台老板」，揪出更大的牛鬼蛇神。東林黨人意識到了這一點。當時，負責辦這案子的鎮撫司首腦劉僑，並非閹黨。東林黨人、御史黃遵素去見他，說：「文言無足惜，不可使縉紳禍由此起。」以避嫌的語氣，婉轉指出有人想借汪文言案生事，把國家搞亂。劉僑果然秉公辦案，不搞逼供信，「獄辭無所連」，對汪文言只做出褫職加打板子的處理。然而，數月後此案複發並在整個黨禍中居極重要的位置——此乃后話，先按下不表。

受到皇帝明確指責，趙南星、高攀龍按照慣例，先後請求罷免己職，均得批准。其中，趙南星免職的旨意，徑由內出，根本不經過內閣票擬，也就是不給內閣——葉向高去后，韓𤆓繼任首輔，他也被視為東林黨——說話的機會。高攀龍之罷，雖然交由內閣票擬，但當內閣認為以一件並不很嚴重的事，驅逐兩位重臣（吏部尚書、左都御史屬於「九卿」），處置失當時，朱由校——或者完全將他控制起來的魏忠賢等——便甩開內閣，直接傳旨准許高攀龍辭職。

魏忠賢篤篤定定坐在家中，看哪個倒楣蛋兒首先送上門來。

後來，形成了統一的欽定的名單：《東林黨人榜》。朱由校批示：「一切黨人，不論曾否處分，俱將姓名、罪狀刊刻成書，榜示。」

面此情勢，東林黨幾個核心人物展開激烈爭論：到底要不要跟魏忠賢及其閹黨攤牌？楊漣認為退無可退，堅決主張反擊。左光斗、魏大中均抱同感，黃遵素、繆昌期則擔心「擊而不中」，局面不可收拾。

這些東林黨人，大多為官清廉，家境也很清寒。魏大中「宦遊十載，家徒四壁」；周順昌「出入京華，唯一肩行李；涉歷宦途，止廿畝山田」；李應升「廉名遠布，宦橐蕭然」……

十月八日，他第一次表態：

黨爭發展成黨禍，是天啟朝的事情，而其起源則遠在五六十年前，過程又極為複雜，足夠專門寫一本大部頭的史著。劉承干說：「溯明季門戶之爭，始於神宗之倦勤，清流之禍，極（與「亟」通假）于熹宗之庸闇。」吳應箕則認為更早：「極于萬曆丁巳，而嘉靖諸政府已開其漸。」這是說，嘉靖年間，當夏言、嚴嵩、徐階各自專權，而黨同伐異之時，黨爭已經形成。這情形，我在敘述嘉靖故事的時候，曾細表過；我並且強調，那種爭鬥並非偶然，根本上亦非夏、嚴、徐等人主觀有此強烈意願，而盡出於嘉靖皇帝的馭人之術，是他一手挑撥和掌控的結果。嘉靖時代在明朝歷史上的轉折意味，于茲再次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