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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兄難弟 魏忠賢

難兄難弟

魏忠賢

劉若愚說:「忠賢少孤貧好色,賭博能飲。」這是一個側面的概括。好色,酷愛賭博,酒量大。這三個特徵很突出,在同事中間是出了名的。
閹禍,這自永樂以來與明王朝共生共長的毒瘤,到魏忠賢,終於發展到極致,亦就此劃上句號。不過,對這樣的人、這樣的事,讀明史讀到後來,人們可能都有一種厭倦與麻木。因為實在太多,如過江之鯽,連綿不斷、層出不窮,以致失去興趣。我在提筆敘述魏忠賢故事前,就突然生出無聊之感,從王振想到汪直,從汪直想到劉瑾,從劉瑾想到魏忠賢,二百年間,到處活躍著此輩的身影,專權、怙寵、濁政、殃民,無所不為,以至偶爾不見此輩動靜,反倒詫異,會單獨地特別指出(例如嘉靖朝)。所以,在司空見慣的意義上,閹禍在明代確實缺乏新意,從內容到形式頗相雷同,本質不變,無非為害或大或小而已,慢慢會讓人提不起興緻。
跟魏氏的罪行相比,這個處分不重,但肯定不是最終處分。這一著,當屬「調虎離山」之意,先把魏忠賢趕出京城,孤懸在外,失去盤根錯節的依託——今天對各地大貪官的處理,也需要「異地雙規」,否則案子辦不下去;朱由檢想出的點子,與此類似。

明清太監陶俑
人物姿態頗能反映宦官集團在明清兩代不同的境遇。明太監眉清目秀、丰姿逸采,面容舒展而腰桿兒挺拔;清太監則身形佝僂、膝蓋彎曲、步履不便,臉上滿是謙恭的諂笑。
孟森這樣辨析萬曆間「黨爭」如何演化為天啟間「閹黨」的原委:
至是(天啟年)凡宵小謀再起者,皆知帝為童昏,惟客、魏足倚以取富貴,於是盡泯諸黨,而集為奄黨;其不能附奄者,亦不問其向近何黨,皆為奄黨之敵,於是君子小人判然分矣。神宗時廟堂無主,黨同伐異,以儌利而為之,至是以奄為主,趨利者歸於一途,故只有奄黨非奄黨之別。
雖屬狡辯,但他的邏輯卻很值得注意。正如我強調的,基本是非觀已經瓦解——因此,「一時有一時之君子,一時有一時之小人」、「如今看起,元來是兩個君子」這麼混賬透頂、恬不知恥的話,才講得出口。「舉朝皆罵楊、左」,我便心安理得跟著罵,且自認為是「糾小人」。尤其,這番話不是說在魏閹當政時,是說在那段歷史已被明確否定了的崇禎年間,益發說明當時士大夫心中已無是非可言,否則,不會以為這樣的話還能起替自己辯解的作用,不可能一邊「若悔前非」、一邊又如此談論對自己錯誤的認識。
而許多知書達禮的官員則忙著向魏忠賢獻媚。天啟六年,浙江巡撫潘汝禎,率先在西湖為魏忠賢建生祠,馬上諸方效尤,幾遍天下。開封建祠毀民居二千余間;延綏巡撫朱童蒙建生祠,採用皇家王族才可使用的琉璃瓦;蘇州所建生祠,造像全部用沉香木,腹中腸肺以金玉珠寶為之;蘇薊總督閻鳴泰,一個人就為魏忠賢建祠七所,耗資數十萬……其時,遼東戰事方緊,開支愈來愈大,軍費短缺,致軍心不穩。然而保家衛國無錢,建生祠錢花得如流水;各地建生祠,「一祠之費,奚啻數萬金哉!」
這樣鬼混了幾年,他做出一項驚人決定:自宮。關於此事緣起,說法有二。《明史》說:「與群惡少博,少勝,為所苦,恚而自宮。」亦即因為賭博欠債,走投無路而自宮,以便入宮混碗飯吃。《玉鏡新譚》則記為:「忽患瘍毒,身無完肌,迨陽|具亦糜爛焉,思為閹寺(太監),遂以此為凈身者。」后說雖不為正史采,卻似乎更合於情理。
他還喜歡「鮮衣馳馬」,炫耀膂力和箭術,他似乎是一個左撇子,「右手執弓,左手彀弦」,且「射多奇中」。看來,這是能夠帶給他「英雄主義」自我感受的不多的一個方面,故而尤為熱衷表現給人看。
又說他平時的為人「啖嬉笑喜」,是個挺快活、挺隨和或者挺沒正經的人,涎皮笑臉,打打鬧鬧,滑稽圓通。如果把這看成一種身體語言,它通常出現在社會地位低下,意識到自己身份、能力和處境比較弱勢的人身上。一方面是自我保護、防衛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主體的不自信的心理。反之,一個人感到自己很強勢,斷不會在人前採取這樣的姿態和形容——誰見過「大人物」們的臉上,會有一副「啖嬉笑喜」的表情呢?
這個集團,只有主子和僕從兩種人。尤其有個叫崔呈秀的人,當時是御史,品質極壞,他因為貪污案子事發,都御史高攀龍、吏部尚書趙南星處理他,他就跑到魏忠賢那裡,搖尾乞憐,魏忠賢答應保護他,他則索性自認為魏的乾兒子。時下坊間流行一語:「見過無恥的,沒見過這麼無恥的」,用在崔呈秀身上最恰切——崔呈秀以前,諂附者固然不少,但還沒人能夠發明以兒子自居的拍馬屁手法。因同姓之故,魏廣微原先對魏忠賢一直自稱「宗弟」,後來趕緊降格,自貶「宗侄」。這種無恥,竟然成為一種攀比,一種競爭。崔呈秀叫魏閹一聲爸爸,或已自覺厚顏之極,無人能出其右了,沒想到「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冰為之水而寒於水」,後來更有一大堆人把他的「想象力」加以發揮,圍著魏忠賢喊「爺爺」——這就是「閹黨」十孩兒、四十孫的由來。
明代宮庭,每隔數年,會增補數千名太監,基本取自畿輔之地的河北。此地民貧,居然因此形成一種風俗,「專借(入宮)以博富貴」。本來按正常程序,應該先向官家報名,錄取之後再行閹割,洪武時還規定,「擅閹有厲禁,其下手之人,罪至寸磔」。但長久以來,此禁實際已「略不遵行」,北京周遭州縣,自宮成風;「為人父者,忍薰腐其子,至有兄弟俱閹,而無一人入選者」,每次入選人數與擅自自宮者之間的比例,僅為十分之一,大多數自殘之人只好淪為乞丐甚至搶劫犯。沈德符北上來京途中,一過河間、任邱以北,經常于「敗垣」之中得見此輩,他心驚肉跳寫道:「聚此數萬殘形之人于輦轂之側,他日將有隱憂。」https://read•99csw.com
果然,一離開京城,朱由檢就沒了顧忌。魏忠賢雖然受到貶謫,但走的時候還是「自由身」,僕從財產一大堆。行至河北阜城縣,傳來消息,皇上借口流放隊伍「自帶凶刃,環擁隨護,勢若叛然」,已派錦衣衛趕來,「前去扭解,押赴該處(鳳陽)交割明白」。
總的來看,魏忠賢素日舉止既不得體,心態也不沉穩,輕躁易激,多動少安,心虛氣浮。這樣的人,很難令人敬重,也不值得懼怕、避讓。所以大家對他的態度,多為輕視戲蔑,從沒人把他當回事,「人多以『傻子』稱之」。
忽有數內臣,招呼兵部尚書崔家來。百官相顧錯愕,齊聲雲:「所言公(公事),當與眾公言之,天下事豈呈秀一人所可擅與耶?」於是,呈秀不敢應命,而忠賢失意,無所措手足。
而他惡習不改,在宮中仍舊與人賭博、相邀嫖妓。曾因手頭窘迫,遠赴四川稅監邱乘雲處「抽豐」(借錢)。邱乘雲與他同出於大太監孫暹門下,宮中規矩,凈身入宮者都要分在某高級宦官名下歸其管理,其關係「猶座師之視門生」,因此魏忠賢與邱乘雲相當於同門之誼,這才不遠千里跑去求助於他,但因事先太監徐貴把魏忠賢素日種種無賴告知邱乘雲,令邱心極厭惡,待魏到來,不但不給錢,反把他吊在空房中三天,險些餓死。這件事說明:第一,魏氏進宮后境遇基本沒有改變,很長一段時間仍然維持著百無聊賴的「流氓無產者」生存方式;第二,毫無地位,邱乘雲並非高級宦官,但魏氏距他尚有十萬八千里,以致邱可隨意取他性命——以這情形推測,魏氏本無可能爬至後來的高位,之能那樣,實為運氣極好的奇迹。
此時的魏忠賢,就真的被打回原形:還是「魏傻子」,還是奴才。只能如羔羊一般,任人宰割。得知消息,他做出了天啟駕崩三個月以來唯一正確的決定:自殺。他知道自己必有一死,甚至不會等到抵達鳳陽。應該說,這一次,他對自己的前景絕沒有誤讀。
提起魏忠賢,許多人記著他如何作威作福,如何荼毒天下,如何強勢的一面。在我,首先想到的卻是另一面:此人一生,先後兩次親自下手,去實行對自己的嚴重戕害——頭一次將自己閹割了,第二次索性把自己殺掉。
但天崇年間的政治、歷史,不說魏忠賢不行。一方面不說不行,一方面閹禍大同小異又讓人心生倦意,怎麼辦?只好落筆之前,先去思索和尋找有「魏式特色」的東西。通盤想了一下,覺得「魏式特色」表現於兩點:一是登峰造極,一是造就了「閹黨」。尤其第二點,是十足和獨一無二的「魏氏特色」,《明史》為「閹黨」辟出單獨一卷(第三百零六卷)、在《列傳》中拿出單獨一個單元(列傳第一百九十四),完全由於魏忠賢——《閹黨傳》除了開頭拿正德年間幾個人湊數外(其實不足稱「黨」),入傳者,全部是魏氏集團成員。
內使十餘人傳呼崔尚書(崔呈秀時任兵部尚書)甚急,廷臣相顧愕眙。呈秀入見忠賢,密謀久之,語秘不得聞。或言忠賢欲篡位,呈秀以時未可,止之也。
接到彈劾魏忠賢的奏疏后,朱由檢把他找來,讓人一字一句念給他聽,觀察他的反應。其實朱由檢對於啃得了啃不了這根硬骨頭,心裏也沒底,他這麼做,是試探。而魏忠賢實在草包,連試探這樣的考驗都經受不住。他去找自己昔日的嫖友兼賭友徐應元「走後門」。徐從朱由檢做信王的時候起,一直在身邊當差。他的見識一點不比魏忠賢高,居然答應幫魏忠賢的忙。這事傳到朱由檢耳中,一下子讓他吃了定心丸;就像《黔之驢》里的那頭老虎,突然識破那叫聲駭人、黑不溜秋的怪物,並非三頭六臂,「技止此耳」。
魏在四川被和尚秋月所救。秋月勸說邱乘雲發十兩銀子作為路費,打發魏回京,又致書所熟識的內官監(宮庭基建處兼總務處)總理馬謙。馬謙是個好心人,魏忠賢私自出宮,是重罪,馬謙看他可憐,兜住此事,並讓他到甲字型檔(宮庭染料供應科)落腳,仍舊干清潔工、搬運工。
誠然,閹禍兇猛是明代的特色,但在以往,外廷與內廷的頑強對抗(所謂「宮府之爭」)也是一大特色。權閹搞定皇帝、得到其全力支持,往往不費吹灰之力,卻很難擺脫士大夫的圍追堵截、死纏爛打。劉瑾最得勢之時,士大夫里有那麼幾個賣身投靠的,但這階層整體上未嘗馴服,相反,堅忍不拔的他們最終還是將劉瑾擊倒。把皇帝和士大夫雙雙搞定的,唯有這個魏忠賢。實際上,魏忠賢現象的出現,意義已遠遠超出了閹禍這個層面,而標志著一個社會的基本倫理結構完全失效與崩潰。
據說,他還有一個打算:如果不再被寵信,就帶著積攢起來的財富,度過「不失為富家翁」的晚年。後來,貶謫鳳陽時,他果然成車成車地裝載著細軟前往,真的打算到那裡「享受生活」。這好像不是一般的傻。
還有兩個評價:「擔當能斷」、「喜事尚諛」。前者講他夠義氣,敢作敢當,衝動;後面則講他愛出風頭、特別愛在出頭挑事之後接受別人的吹捧。這兩種表現,也都透露了魏忠賢的社會處境和內心秘密:有一種長期被人瞧不起的焦慮,很需要以強烈、引人注目的舉動來尋求補救,證明自己;這些舉動,時常帶有輕率和刻意的色彩,目的就是取得群體的read.99csw.com認可,並且迫切地渴求表揚。一般來說,這不是在社會或人群中享有優越、穩固地位與聲望的人之所為。
大計既定,一切由客氏斡旋。她徑見朱由校,「勸帝從其請(指王安辭不就任的請求)」,同時,經嗾使,兵科給事中霍維華于天啟元年五月十二日疏論王安,加以攻擊。這開了先河,「是為奄黨第一功也」,霍也成為後來波瀾壯闊的閹黨的先驅。有人彈劾,客氏加大了嚼舌頭力度,不斷危言聳聽。朱由校至愚至昧,分不清好歹,唯對客氏百依百順,良心也教狗吃了,居然將一手把他從險境中救出並扶上龍床的王安,發往南海子凈軍;客氏「遂矯旨准安辭免,將司禮監印付體乾掌之」
不要以為很丟人。「閹黨」內部無人感覺這是恥辱,事實上,能夠名列兒孫輩,已屬莫大榮耀。到得後期,各地如雲諂附之徒,欲認乾爹、干爺爺而不能,連這點「名分」也沒有了。
傻人有傻福。這種「傻」,這種「憨」,不單使他贏得最有權勢的女人的芳心,進而更享受著這女人親手替他安排的飛黃騰達的前程,「逾年由小火者躐進司禮監」。與一般想象的不同,這顆政治巨星的誕生,主要並不是他本人孜孜以求的結果。從對史料的分析來看,久已養成的「小人物」心態,起初嚴重製約了他的野心;當巨大的權力擺到他面前時,他甚至顯得木訥,並沒有撲過去一把攥在自己手中。
王安死得很慘。先欲將其餓死,后失去耐心,一說勒死,一說縱狗咬死。王安親手救過朱由校和魏忠賢,卻恰恰由這兩人聯手消滅。
御史倪文煥,崇禎即位后,因附逆丟官歸鄉。朋友去看望他,見他大有悔意,就忍不住問:楊漣和左光斗因得罪權璫而罹禍,這樣的正派人,當初你怎麼會糾劾他們呢?倪文煥這樣回答:
魏忠賢,直隸肅寧人。父親名叫魏志敏,母親姓劉。娶過妻子,生有一女。他的為人,《酌中志》和《玉鏡新譚》的描述出奇一致,咸用「亡(無)賴」一詞。怎樣一個「無賴」法?道是:「遊手好閒,以窮日月」,「日覓金錢,夜則付之纏頭(客人付與藝妓的錦帛,白居易《琵琶行》:「五陵少年爭纏頭。」代指買歡)」,「邀人豪飲,達日不休」,「孤貧好色,賭博能飲」。總之,雖然出身貧賤,卻生就一副紈絝子弟性情,從來不務正業,唯知聲色犬馬。
魏這個人,劉若愚有幾句話,把大家對他的看法、印象歸納了一下——當然,是宮中那些知根知底的老相識的看法、印象,至於他發達起來以後外面人的看法、印象,肯定是另一種樣子了。
「黨」之一字,今義與古義有很大差別。首先,在簡化字以前,「黨」與「黨」本非一字,兩者各為一字,前者只用於姓氏,簡化后,「黨」與「黨」併為一字。其次,「黨」在古時,基本是貶義,從黑,本義:晦暗不明。《說文》:「黨,不鮮也。」《論語》:「吾聞君子不黨」。孔穎達注:「相助匿曰黨。」古人主要是在這意義上使用「黨」字的。
自宮的魏忠賢,便是這「數萬殘形之人」中一員。他顯然也沒有能夠立即入選,度過一段「丐閹」時光。「敝衣襤縷,懸鶉百結,穢氣熏人,人咸遠之。竟日枵腹,無從所歸……晝潛僻巷乞食,夜投破寺假息。」老婆也棄他而去,不知所終。
《玉鏡新譚》引《丙丁紀略》雲其細節:
當然也有好處。朱由校讓客氏在二魏中挑一個替自己「管事」,她做了一番比較:魏朝「狷薄」,而魏忠賢「憨猛好武,不識字之人樸實易制」。狷薄是固執、偏拗、器量狹小、不寬容、難相處;魏忠賢沒有這些毛病,「憨」而「樸實」。這與其說僅僅是性格不同,不如說也很符合他們各自在宮中的地位,而客氏在這裏則本能地流露了一點女權意識,在兩個「男人」間,挑選了比較弱勢的一個。
魏氏時來運轉,是在萬曆末年。他年逾五旬,在宮中打雜已三十來年,眼看這輩子就這麼交待了。那時,朱由校生母王氏「無人辦膳」,魏忠賢運作一番,得到這份差事。在他,跟以往在宮中純粹做苦力相比,不失為一種改善。但絕不是什麼美差。蓋因當時太子朱常洛,也如同乃父萬曆皇帝昔年一樣,由於替自己生下長子的女人身份低賤而對其極其冷漠,所以王氏才落到「無人辦膳」的地步。奴才的貴賤,全視主子的榮辱而定;給如此邊緣化的主子當奴才,不可能意味著有遠大前程,稍有能耐和靠山的人,都瞧不上這份差事。魏忠賢願意給王氏燒火做飯,只覺境況稍強而已,不存更多奢望。但,王氏畢竟乃皇長孫生母;由這條線索,引出其他千絲萬縷的關係,不知不覺間,誰都不放在眼裡乃至誰都可以踹上一腳的老魏頭,命運一點一點地發生著變化。
他就這樣傻呵呵地等著。兩個月後,新君崇禎皇帝朱由檢開始收拾他。
天啟七年十一月六日深夜,或者十一月七日凌晨,魏忠賢在阜城縣一間客店投繯自盡。死亡確切時間不明,因為人們是後來不見動靜,推門入內,才發現他已經死去。屋內一共兩具屍體;另一具,屬於他所寵愛的一個漂亮小太監,名叫李朝欽。
有一位小丑,名叫陸萬齡,是個監生,他提出一個駭世驚俗的建議——以魏忠賢配孔子,以魏忠賢父配啟聖公(孔子之父叔梁紇),加以祭祀。他如此介紹理由:「孔子作《春秋》,忠賢作《要典》;孔子誅少正卯,忠賢誅東林。宜建祠國學西(國立大學西邊),與先聖並尊。」他把這道奏疏遞交司業(副校長或教務長)林釬。林釬一閱,不禁掩面遮顏,羞慚難當。將陸疏一通塗抹,即夕掛冠而去。林釬為有這樣的學生羞愧,他的繼任朱之俊卻不抱同感,毫不耽擱,立即代奏,當然也立即獲得批准。九_九_藏_書
一句「舉朝皆罵楊、左」,令人寒意徹骨。說實話,跟這一句相比,魏忠賢乾的那些壞事,算不了什麼。不錯,他濫施酷刑、殘殺忠良,夥同客氏虐害后妃,以及任意偽造聖旨、廣置鷹犬、大建生祠等等罪狀,都駭人聽聞、史所罕見,但自我看來,仍抵不過「舉朝皆罵楊、左」這麼一句話。沒有這句話,魏忠賢再猖狂、再不可一世,也極渺小;有了這句話,突然之間,我就覺得他很強大,「須仰視才見」。
一時有一時之君子,一時有一時之小人。我居言路(御史職責,「凡政事得失,軍民利病,皆得直言無避。」故稱言路。)時,舉朝皆罵楊、左諸人,我自糾小人耳。如今看起,元(原)來是兩個君子。
首先,他得以「親密接觸」當時的小皇孫、日後的天啟皇帝朱由校,經常設法弄來「財物、玩好,以至非時果品、花卉之類」「轉獻先帝(指朱由校)」,在朱由校童年記憶中佔據有利位置。其次,由於工作,先是結識太子朱常洛心腹太監王安手下的紅人魏朝,與之八拜成交;進而與魏朝的「對食」、朱由校奶媽客氏接近,彼此除工作關係外,又有了私下來往的理由與空間,以至暗中「相厚」——這種關係後來成為他崛起的最堅實基石。第三,萬曆四十七年,王氏病亡,朱常洛所寵愛的李選侍認為失去母親的朱由校奇貨可居,爭得了對朱由校的監護權,這樣,魏忠賢作為服務人員一同進入李選侍宮中,不久就在光宗(朱常洛)去世后的「移宮案」中充當重要角色,雖然險些因此完蛋,但這番經歷卻是他真正走上政治舞台的開端,對扭轉自己一貫的卑微心理,喚醒對權力的渴望和野心,極具價值。
一閹而可以致黨,這才是魏忠賢的歷史價值與分量之所在,也是這次「閹禍」不得不說之處。沒有「閹黨」,魏忠賢不過是一個很可惡然而也很普通的醜類,有了「閹黨」,魏忠賢頓時提高了檔次,一下子超越王振、汪直、劉瑾,把「閹禍」發展到一個新的水平。「閹黨」的產生,可謂明朝晚期政治的焦點,是精神、道德、風氣徹底敗壞的標誌。也就是說,「閹黨」雖因魏氏而起,但所反映的問題,遠為廣泛、深刻,表明明朝的肌體整體潰爛。
驟列大璫,短短數年,從魏傻子搖身而為「九千九百九十九歲」(只比萬歲朱由校少一歲),史無前例。但表面上的不可一世背後,這位有史以來最大的政治暴發戶,向來就不曾從微賤的往昔和記憶中完全走出來。有件事很說明了這一點。魏忠賢躍升司禮監秉筆太監之後,當年那個曾經困厄過他的四川稅監邱乘雲,撤任回京,魏忠賢故意派一名太監專程到南郊迎接,邱賞了來人三十兩銀子,那人回來向魏忠賢彙報,魏竟當時落下淚來,說:「我先年被徐貴譖害,止給我十兩路費,今賞爾如此,便三倍我了。」說完,「嘆息者久之」。創巨痛深,可見一斑。窮其一生,不管這個人怎樣一手遮天,歸根結底,他骨子裡仍舊是「小人物」,到最最關鍵時刻,「小人物」心態還是讓他安安靜靜地引頸就戮。關於魏忠賢,人們對這一點以往談論得很不夠。
倘若這些人不曾接受過什麼教育,也還罷了。但他們大多飽讀詩書(一小部分武人除外),對聖賢之言可謂滾瓜爛熟,由此可見,社會一旦敗壞起來,教育得再好也頂屁用。我前面曾說,歷代士風從不見像明代這麼正派的,現在我該說,到魏氏弄國之際,歷代士風也從不見這麼卑下的。知識分子因為一國一民的最優質文化資產的傳承人和守護者,他們往往是歷史和現實的脊樑,也應該是脊樑,然而某些時代,他們非但不起這種作用,反倒沒有是非和廉恥。後來大獄興起之時,是各地普通民眾勇敢地站出來聲援和抗議。楊漣被解押途中,數萬人夾道揮淚相送;左光斗被捕情形亦復如此,百姓聞風而至,「擁馬首號哭,聲震原野」,連「緹騎」都被感動得落淚。
朱由校即位后,政治格局自然重新洗牌,外廷內廷都面臨一系列人事變動。在內廷方面,最重要的司禮監的領導位置,顯然非王安莫屬。朱由校也的確發表了這樣的任命。王安接到任命,上表辭謝。這本屬慣例,一種政治套路。這時,不得不提到一個叫王體乾的人,時任司禮監秉筆太監,相當於第三把手,做夢都想當上一把手,聽說王安辭不就任,決心抓住這不是機會的機會。他馬上想到一個人——那是唯一可以依靠的人——「急謀于客魏奪之」。客氏一直不喜歡王安,甚至有點怕他,因為此人太「剛直」,如果王安出掌司禮監,日後她出入宮禁以及所有其他事上,必多有不便;相反,王體乾則是一個「軟媚」之人,如助他登上司禮監首腦寶座,他不會不識時務,不會不聽話。客氏這女人相當有政治頭腦。她的設計是:讓王體乾當一把手,讓相好魏忠賢當二把手。這種安排,一箭三雕——第一,送給王這樣的人情,結成同盟,扳倒王安;第二,王體乾不論居何高位,總歸會是傀儡,平時具體事務讓他出面張羅、兜攬,更好;第三,相好魏忠賢,直接當司禮監第一把手,實在太過誇張,不好辦,王體乾將二把手位子騰出來給魏忠賢,已是一步登天,將來設法讓魏氏以司禮監秉筆太監兼領東廠,實權更大。客氏、王體乾之間達成協議,遂找來魏忠賢一起https://read.99csw.com商量。魏忠賢乍聞此事,很不雄才大略的「小人物」心態又表露出來——他居然念及王安在「移宮案」后,保護過他,救己一命,「猶預(豫)未忍」。王體乾見狀,私下又「以危言動客氏」,客氏在枕邊把魏忠賢好好訓斥了一番:「外邊(指廷臣)或有人救他,聖心若一回,你我比西李(李選侍)如何?終吃他虧。」這個提醒很關鍵;「移宮」中魏忠賢站在李選侍一邊,很積極,雖賴王安遮擋,安然解脫,但把柄終捏於人手,萬一哪天「舊事重提」,那可……這麼一想,「賢意遂決」。
假使在嘉靖以前,像這樣力量平衡的打破,不至於成為「閹黨」的溫床。那個時候,士大夫氣節很盛,骨頭很硬,不要說一時的逆境不足以讓他們俯首,就算到頭破血流的地步,堅持抗爭者也有人在。不妨回想一下朱棣篡權之初的白色恐怖,成百上千地殺人,也不曾把大家嚇倒。即便到了嘉靖年間,「大禮議」之中,正氣也仍佔上風,左順門請願時有那麼多士夫站出來,不避斧鉞和大棒。可是這麼剛正的一個群體,也慢慢地教明代歷任君主摧眉折腰,銷蝕成明哲保身、貪生怕死甚至賣身求榮的無恥之輩。到嘉靖後期,士風向劣壞方向轉化,已是大勢所趨;再經萬曆一朝,基本上都墮落了,正人君子仍有,但與整體比僅屬星星之火,天啟中他們與「閹黨」可以歌泣的戰鬥,迸射了耀眼然而也是最後的火光,而其命運,則如恩格斯所定義的悲劇:「歷史的必然要求和這個要求的實際上不可能實現之間的悲劇性的衝突。」他們正義在手,卻不合時宜。什麼合乎時宜?「趨利」二字耳。道義一旦被摧毀,精神一旦無可守護,人就是唯利是圖的動物。天啟間的「閹黨」,實起自萬曆間的「黨爭」;彼時,士大夫階層因政見不同,各為門戶,此一現象本不足奇,如能良性競爭——例如現代民主政體下的黨派政治——其實不失為進步。然而,由於士林的基本精神尺度和原則淪失殆盡,「黨爭」多以個人攘權奪利、榮華富貴為宗旨,但能達此目的,不問手段,廉恥全無,遂造成一種極黑暗極卑鄙之後果;崇禎進士李清用兩句「知」與「不知」概括這種現實:「人知崔(崔呈秀)、魏,不知朝廷;人知富貴功名,不知名教氣節。」
如此緊要的生死關頭,他居然沒有主張,跟崔呈秀匆匆商量幾句,就選擇了實不難預見到的束手就擒的結局。這再次證明,魏忠賢作為壞蛋,也是個窩囊、沒本事的壞蛋。遇事不能識,或識而不能斷。他所以爬上權力巔峰,並不由於他是擺弄權力的高手,而主要是靠客氏這個女人,特別是天啟間本身已經朽爛得不可收拾的政局。
七搞八搞,轉眼間力量對比的天平就偏向了魏氏集團這一邊。這帶來什麼結果呢?當然是「閹黨」的形成。
我對此印象更為深刻。
有自殺的勇氣,卻無放手一搏的膽量,讓人無法理解。在此之前,魏忠賢有造反的機會,也很有這樣的條件。他不是為了表示清白與忠誠,能反而不反;他明明有企圖,甚至計劃。沒有干,歸根結底,只因骨子裡就是一個「小人物」,怯懦、不自信,無從超越。他一度成為「大人物」,乃至龐然大物,非因自己能幹,是從朱由校、客氏到整體壞掉的士大夫階層一起「幫襯」的結果。
例如,由魏氏引入內閣的顧秉謙、魏廣微,自動擺到魏忠賢家奴的位置,俯首帖耳,惟命是從。「秉謙票擬(起草詔令),事事徇忠賢指。」職為首輔,實則沒做過一日宰相,楊漣送給他一個稱號「門生宰相」,這實在還算客氣,其實他從來只是魏忠賢的叭兒狗而已。魏廣微一切政務,都會事先打份小報告,請示魏忠賢,「簽其函曰『內閣家報』」,毫不掩飾家奴面目,對他大家也有綽號相贈:「外魏公」,意思是「在外面的魏公公」,不過是魏忠賢的一個影子,根本不把他單獨看做一個人。
他的垮台,可謂純屬偶然。假使天啟皇帝朱由校不年紀輕輕地死掉,我們絲毫不曾看見魏忠賢有任何垮台的跡象。雖然朱由校死了,但假使魏忠賢不犯糊塗、關鍵時刻由於「小人物」根性而掉鏈子,他也不會垮台——至少不會在天啟七年十一月垮台。熹宗崩,以當時情勢論,他很有成算阻止朱由檢繼位為君;就算他自己不去當皇帝,立個傀儡總不難,這是唐朝前輩們玩爛的把戲,有一堆的成功經驗。而且客魏並非無此打算;抄家時,在客氏府中發現懷孕宮妝女子八名,「蓋將效呂不韋所為」,把有娠之女塞進宮去,安排機會讓她們被寵幸,將來生子以冒充朱由校骨血。此事載正史,如屬實,說明客魏不僅有培植傀儡的計劃,且進入實施,只因朱由校過早逝世而被打斷。《明史》還記載,朱由校死的當天,眾目睽睽之下魏忠賢不顧一切,瘋了似的派人急召崔呈秀:
於是,十一月一日下旨,勒令魏忠賢去鳳陽祖陵司香,也就是守陵。
這才是魏忠賢事件的真相。一個社會的真正墮落,從來不是以產生奸佞為標誌,而是以奸佞在何種程度上遭到抵製為標誌。只要人們不曾停止抗拒,惡勢力的一時得逞就不足為慮,社會倫理的底線就仍然沒有被突破。
雖然進了宮,但魏氏一直處在太監群體底層。「選入禁中為小火者,蓋中官最下職,執宮禁洒掃負荷之役」,做最臟最苦的清潔工、搬運工,跟從前吃同一碗飯,無非從宮外挪到宮內而已,一干就是許多年。
這段經歷的重要,不在於魏忠賢撈到多大實際好處,而在於幫助他完成從「小人物」向「九_九_藏_書風雲人物」的心理轉變。
今天,我們可將東林黨比為政黨來理解,對「閹黨」不然,它仍是一種指控,甚至咒罵,直譯過來,大約相當於「附集在受閹割過的人周圍的那群醜類」。這不算誣衊,在這詞中,「黨」比較徹底地回歸於它的「相助匿」的本義,是為污濁之個人私利匯聚起來的烏合之眾。
王安被除,內廷座次全部重新論定。由於客氏這個背景,在司禮監排名第二的魏忠賢,卻是整個內廷事實上的核心人物。王體乾首先把自己位置擺得很正,「故事(慣例),司禮掌印者位東廠上。體乾避忠賢,獨處其下」。自他而下,內廷有頭有臉的人物,咸惟魏氏馬首是瞻。
自甘供客、魏驅使,參劾王安的兵科給事中霍維華,是「閹黨」首位加盟者,級別不高。第二年,隨著周嘉謨、劉一燝、孫慎行、鄒元標等重量級反閹人士的倒台,「閹黨」加盟者的檔次開始提升;自沈㴶(即那個據傳與客氏有私者)始,檔次已提至大學士級別。到天啟三年,顧秉謙、魏廣微入閣,「閹黨內閣」形成;四年,以首輔葉向高辭職為標誌,「閹黨」徹底控制政局,「自內閣、六部至四方總督、巡撫,遍置死黨」
將反動人物喜劇化,讓曾經的魔頭突然變成人人得而嘲諷的對象,的確是擺脫和走出歷史夢魘的好方法。但同時我們得提醒自己,這些迅速淪為「歷史的跳樑小丑」的人物,每個人身上都包含著最為沉重、嚴肅和不容迴避的話題。倘若我們是勇敢的,應該承認幾乎所有歷史上著名的醜類,都得到了社會的哺育甚至擁戴。這些醜類登上歷史舞台,實際上只是執行著一個任務:將本無價值的,撕破給人看。社會已糜爛至此,蛆蟲方才有狂歡的機會;人類歷史每一出大鬧劇,皆緣自理性在一個社會或時代的淪亡。
敘表之前,還有一點尚須澄清:魏忠賢搞出「閹黨」,王振、汪直、劉瑾等卻不曾搞出來,是魏忠賢特別能幹、才具過人么?絕對不是。魏忠賢其實是個很平庸的人,論才具,休說與「知識分子出身」的王振比,即比之同樣不通文墨的劉瑾,亦遠不如也——劉瑾專政期間,著實顯露了一些政治能力——魏忠賢其人,既無見識,處事也相當拙劣,以他罕見的熏天之勢,天啟崩后居然束手就擒,其愚可知。魏氏獨能在明代巨璫之中登峰造極,只是時勢使然。第一條,是永樂、宣德以來形成的倚信太監的政治機制;第二條,是嘉靖以來士風嚴重椓喪墮落;第三條,是趕上熹宗那等極度缺心眼兒、「至愚至昧之童蒙」的皇帝。有此三條,魏式人物必然出現,而不在於是誰。甚至可以推斷,幸而此人是憨頭憨腦的魏忠賢,假若換作另一個見識、處事都更厲害的角色,朱明的天下極可能就被別人奪了去,而不能再殘喘近二十年,思宗朱由檢連充當亡國之君的機會都不會有。
「東林黨」的名稱不是東林黨人自己命名的,這晚明的政治派別起源於講學,以東林書院為學術和思想基地。朱由校、魏忠賢為了安排罪名,把有關的人稱為「東林黨」,意思是這些人借講學為名朋比為奸。
所幸,歷史終將由名叫「理性」的作者來書寫;於是,醜類們最後也紛紛回歸於醜類。我們的魏公公也不例外。

董其昌書《左光斗傳》
左光斗,東林巨魁,與楊漣並稱「楊左」。被閹黨下獄,嚴刑折磨致死,方苞名篇《左忠毅公逸事》有生動描寫。
這心情,就如我在記憶中想起「文化大革命」。而今,「文化大革命」似乎只是四個丑角擔綱出演的一出鬧劇、喜劇,然而,只要親眼目睹過天安門廣場那上百萬人壯觀而可怕的紅色海洋,就必不以為「文化大革命」能是區區幾個「政治流氓、文痞」(郭沫若語)所折騰起來的。
因此,不要只把眼睛死死盯在魏忠賢身上;應該把視線投向他身後,投向那裡站著的一大群被稱作「閹黨」的人。這些人,受過最正統的教育,肩負守衛社會準則的責任,然而,他們徹底背叛了所受的教育,徹底拋棄了應負的責任。
但他總算運氣不錯,流浪一段時間后,進入某內宦府中充當伙伕,擔水燒火,因做事「獧捷」,贏得賞識,替他打通關節,于萬曆十七年——是年二十一歲——入選宮中,終不致枉然自宮一回。
錯,都不知道錯在哪裡。這叫無可救藥。
「傻子」的外號,活畫出魏氏發跡前的卑微可憐,以及他在眾人心目中的地位。從事後看,魏的「傻」,並非智力缺陷,並非缺心眼兒,而是卑微可憐的地位折射到心理和行為上,使別人對他產生輕視。
壞人不可怕,可怕的是是非觀蕩然。
應該佩服客氏這個女人,頭髮雖長,見識卻一點不短。她拍板與王體乾結盟,除掉王安。這很有先見之明;幹掉王安沒多久,就發生外廷請求皇上將客氏遣散出宮的事件,假設王安仍在,與朝臣裡應外合,朱由校十有八九是抵擋不住的。眼下,只是外廷單獨鬧事,處境好很多。朱由校和客氏,一起咬住牙關,頂了四五個月,終於擊退群臣。天啟元年十二月,先將主要幹將之一的吏部尚書周嘉謨罷免,翌年三月再驅逐另一幹將、大學士劉一燝,六七月間,刑部尚書王紀、禮部尚書孫慎行分遭革職、罷免,十月,都察院兩位高層左都御史鄒元標、左副都御史馮從吾也被趕走。
可見魏忠賢並不是一步到位,從一開始就憑作威福、玩弄事機、驕橫肆縱,他也是「在鬥爭中成長」,慢慢地學會頤指氣使、恣威擅權。
依附魏忠賢的人,不外三類。一是渴望富貴者,一是犯奸作科欲向魏氏尋求保護者,一是品行低下、為正人所排斥而志在報復者。正應了一句話: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魏忠賢就像黑社會老大,吃得開,有靠山,違法的事別人干不得他幹得,可以放手作惡;這樣,全體的醜類就都趕來入夥,投靠他,為他做奴才和打手的同時,也吃上一份自己的黑飯。
魏忠賢聽話乖順得出奇,老老實實上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