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F.的敘述某種程度上是有關街道空間的一部編年史，有關街道的連接和隔開、提供逃逸和死亡威脅的那種方式。H.F.講述的絕大多數小故事，差不多是以其所在位置為框架：

這個就是H.F.的倫敦，他對此非常熟悉。他說他自己的地址是「在埃爾德蓋特的外面，大概在埃爾德蓋特教堂和懷特夏普爾柵門的中段」，假如我們住在他那個時候的倫敦，我們就會清楚地了解他的所指：在懷特夏普爾街，聖伯托爾甫教堂（笛福是在那兒舉行婚禮的）和倫敦邊緣之間，有城門和柵欄為標誌，在這條街的盡頭。通篇小說他都是在街上不停地游來盪去，但並不是為了查明逃跑路線；他已經熟悉這些街道，因此能夠非常、非常具體地描畫這場瘟疫的進程。如此一來，對於他還有對於倫敦人來說，正是這種街道方面的了如指掌使得瘟疫的劫掠更為恐怖：它使已知之物成為未知。這種揮之不去的地理感就在第一段里出現，當時瘟疫的謠言剛剛傳遍歐洲，然後打擊來得更為靠近，「直到十一月的最末幾天，要不是在1664年的十二月初……有兩個人，說是法國人，在朗埃剋死于瘟疫，確切地說，是死在德魯里衚衕北端。」對於1722年的讀者來說，這種地理上的恐懼此刻包括馬賽，險惡的瘟疫又要來臨。在笛福有關過去的著作中，歷史會特別讓人浮想聯翩，會特別合乎時宜。

那些面孔現在可以讓人閱讀了；秘密的驚訝向所有人敞開；街道重新成為安全通道和人類交往的所在——人們可以說是沿著同一個方向行走，街道的空間不再反常扭曲——而窗戶打開了，使得交流重新聯結而非切斷。

街道自然是作為通行的手段而設計的，但是瘟疫將它們轉變為障礙或威脅；它們不是太滿就是太空，不是容納過度就是容納不足：「……最讓人感到吃驚的一件事情，便是看到那些街道，通常是那樣熙熙攘攘，眼下變得荒蕪凄涼，街上幾乎看不到什麼人，這樣如果我是個陌生人，還迷了路的話，我往往要把整個街道……走上一遍，還看不到有人為我指路呢」。瘟疫扭曲這個城市，顛覆通常的期望：「我走到了霍爾伯恩，那兒的街上滿是人；但是他們都走在大街的中央，既沒有走這一邊也沒走那一邊，因為，照我推測，他們不想和屋子裡出來的人混雜在一起，或者是不願接觸到那些香臭氣味，從興許是被傳染的屋子裡飄出來。」那種空空蕩蕩使得「自然的現象」變得不自然：「城內的大街，諸如萊登荷街、畢曉普斯蓋特街，康西爾，甚至還有那個交易所本身之類，都有青草從它們裏面處處生長出來。」有時街道是「安全」的，而那兒的房屋是可怕的；有時情況剛好相反，正如H.F.所知道的那樣，當時他不斷地告訴自己要關起門來待在自家屋子裡。（他並未遵守自己的忠告。）他熟悉他的倫敦，但是他的倫敦已經變得陌生，而他不得不去了解——每個人不得不去了解——如何閱讀那些新的空間、新的徵象。

H.F.的一個最為顯著、難以忘懷和堅持不懈的頑念便是「封閉房屋政策」。一旦有人確診患上瘟疫，市政官員便將屋裡的每個人強行隔離起來。本人作為一名擔任公職的市民，受到委派監督房屋封閉，他當然是必須執行法律。但是作為一個人，看到和瘟疫犧牲品一起被鎖閉起來的那些人事實上被判處某種死刑，面對這種恐怖他禁不住戰慄發抖。「要把這類屋子裡的人用過的詭計記錄下來，」H.F.說道，「得要花上一點兒篇幅，他們讓雇來看守的人閉上眼睛，矇騙他們然後逃走，或者是將他們擺脫。」而實際上，H.F.確實是花了一點兒篇幅——每一次嘗試為官方立場辯解之後，他都要急忙說上一段離題話做調劑，講述某個人的逃跑，某個人逃避這種強制性的幽閉恐怖症，通過十足的自暴自棄、怨毒或怯懦……或是通過某類艱苦卓絕的壯舉，戰勝這種恐怖。

因此所有窗戶和房門H.F.都標記得如此周詳。那些房門把家庭關起來，那些窗戶泄露恐怖：土地拍賣市場那位無名女人慘淡的尖叫，或者是那位死去的半裸女人趴在空屋子樓板上，被兩個看守人發現，他們「弄來一架長梯子……爬到窗口，然後朝房間里看去」。窗戶和房門成為空虛和死亡的徵象，而非舒適和生命的徵象：「整條整條的街道顯得荒涼枯寂，非但沒有被關閉，而且居民都清空了；門開在那裡，空屋裡的窗子被風撞碎，因為沒有人將它們關上」。另一個方面，它們提供僅剩的途徑，與這個恐怖橫行的世界安全聯結起來。在這些臨界的空間里——不完全是在裏面也不完全是在外面，而是在投入和退卻的門檻上——人們可以彷徨、聊天、憐恤、幫助。有一次H.F.一邊孤寂地行走在河岸旁，一邊和一名船工聊天，發現他的妻子和孩子們被隔離在自己家中。那個人睡在船上，把食品帶來：「而我把收穫的東西放在那塊石頭上面，他說，指給我看街道另一側一塊寬大的石頭，離他的屋子有好些路，然後，他說，我大聲叫喚他們，直到他們聽見為止；然後他們過來把東西拿走」。H.F.會「從［他］自己的窗戶看見這一切」。而到頭來，人們通過自家的窗戶在自家的街道上重新聯結起來。到頭來，最好的徵象終究既是可以閱讀也是可以確信：

也還沒有用，因為所有如此穩定地指向某種現實、某種事實（一個受到傳染的人、一座受到傳染的屋子、一個受到傳染的城市）的徵象同時正好是虧欠意義的，因為它們實際上並沒未足夠標誌出來。門上的十字或許可以擔保那戶人家「受到訪問了」，但你又如何知道隔壁沒有標記的那座房子呢？那些斑點或許可以揭示你女兒身上存在的瘟疫，但是那位「手上戴著戒指和手套、頭戴帽子、梳理過頭髮的衣冠楚楚的紳士」情況如何呢？正如H.F.和其他人逐漸認識到的那樣，「事情不僅僅在於那些病人，瘟疫是從他們那裡立刻被其他健康人所接受，而且還在於那些身體好的人」，換言之，那些受到傳染而自己卻還沒有認識到的人。（或者確實認識到了又用手套和衣領惡毒地掩蓋自身的毒性。）而斑點本身可以讓人蒙蔽——那些斑點發得早又潰爛得厲害的人或許可以存活下來，因此斑點可以意味著生命而非死亡，反過來沒有這種徵象——無斑點的被傳染者——必定死去。或者就像那些大白天不見屍首的乾淨街道：什麼才是普遍死亡的更好的徵象呢？

敘述大約到了三分之一的地方，H.F.註明道：「我自己有一個故事，講的是兩兄弟和他們的親戚」。很長一段時間里他都沒有回到這個故事，與此同時主要是在細究隔離檢疫的利與弊，他自身的自我封閉以及被封閉的那種難以容忍，把對大墳坑的可怕迷戀當作中心。他記錄他「在整個最初那段時間里都在街上自由自在地遊逛，雖說也沒有自由自在到那種程度，好讓我自己跑到明顯的險境中去，除了是在那個時候，他們在我們埃爾德蓋特教區的教堂墓地里挖大坑；那是一個可怕的坑，而我無法抑制我的好奇心要跑過去看上一眼」。注意這個連詞：「而我無法抑制」。為什麼不用「但是」？因為兩種衝動是連在一起，而不是分開的。這跟他在城裡留下來的理由完全相關——不是因為他需要照看店鋪（大量店主離開了城市）；不僅僅是因為他用《聖經》占卦指出了那個方向，當時他隨便翻開《聖經》尋求指導——他痛斥別人那種傻乎乎的「土耳其式」的宿命論；而是因為他本質上是個觀察家，那種要為自己去看見和測定的人：「可是儘管我把我的家庭［他的僕人們］禁閉起來，我可沒法克服那種難以滿足的好奇心，讓我整個兒待在自身範圍內；而儘管我一般都是膽戰心驚地回家，可我還是難以約束。」

到了1704年，笛福開始了職業生涯的公開從政階段。他出版了《觀察》——定期發表關於新聞、政治和報告的文章——直到1713年。他以「安德魯·莫萊頓」的名義，經常為首相羅伯特·哈利去蘇格蘭旅行，在英格蘭和蘇格蘭之間促進政治和經濟聯盟，因此在1707年產生了「大不列顛」。他還開始寫作並發表「品行讀物」——諸如1715年的《家庭教訓書》和1722年的《虔敬的求愛》——詳加闡明每個家庭成員的相互關係以及與上帝關係的正當責任和行為。然而到了1719年，政府易手，而笛福由於替對立的雙方寫文章，成了不討人喜歡的人。於是在五十九歲的年紀，他決定寫一部小說：《魯濱遜漂流記》。此書出版即刻大獲成功，在歷史上當然取得了偶像地位。接著在1720年出版《騎兵回憶錄》和《辛格萊頓船長》，在1722年出版《摩爾·弗蘭德斯》和《傑克上校》，在1724年出版《羅克莎娜》，這個時候笛福又一次改弦易轍。1725年他出版了《英國商人大全》——一部為倫敦初涉買賣的零售商所撰寫的極為妙趣橫生和老謀深算的實用指南（還包含場景和對話），自此以後這本書一直對經濟歷史學家和文化歷史學家有用。1724—1726年，三卷本的《周遊大不列顛全島》面世，他在書中記錄了這個國家所有不同地區的地形、建築、商業和社會習俗。接下來的幾年裡出版了其他一兩本重要著作，但是到了1730年笛福又負債在身，躲避各種債主。他最終死於昏睡（可能是中風），在倫敦的婁普梅克巷。葬在邦西爾·菲爾茲——和「H.F.」（或許是笛福的叔叔亨利·福）葬在一起，正如《紀事》神秘地指出的那樣。從這種旅行和寫作的漫長一生，我們看到九*九*藏*書笛福是何等熟知他的歷史，熱愛他的事件，為他的國家、這個國家的人民，尤其是為這個國家的首都倫敦所著迷。

從H.F.整個正式的隱退到正式的宣言，自始至終他都意識到：「也要考慮的是，由於這些都是沒有門閂和插銷的監獄，而我們通常的監獄都裝有這些物件，於是人們把自己從窗口放落下來，甚至當著看守的面」。他念念不忘同情那些無奈被關閉起來的人，而且細細地打量各種各樣的逃跑手段：「有些人家有花園和圍牆或柵欄，把他們跟鄰居；或是跟院落和後房隔開；而這些人通過友情和懇求，會獲得許可，翻過這些圍牆或柵欄，於是從鄰居的大門口出去」；所有H.F.的建築意象——他的窗戶、門徑和街道——都是同時作為封閉和逃逸之可能性的意象運作的。我們不太熟悉室內的細節；我們只知道是什麼將他們圍攏，是什麼擋住他們的通道，而且還放他們出去，送他們上路。每一次講完逃跑之後他都要說，「但我回過頭來」或「我再來」對隔離檢疫的必要性做出某些思考。有關絕望的個體故事不斷擠壓著有關公益的官方故事。

另一個方面，假設你及時逃離了這個城市，留下你的房子、你的生意、你的親戚和朋友——那會怎麼樣？你的房子被破壞，你的店鋪被洗劫，你的財貨被偷竊，你的生計被毀滅？而你在鄉下能有什麼盼頭？你堅決聲明你沒有病，你「安然無恙」，可誰會歡迎你這個來自黑暗城市的難民？誰會向死亡打開他們寧靜的村莊？他們很有可能會用乾草叉讓你繞道而行，而你會餓著肚子睡在乾草堆里。

然而笛福不肯讓我們安歇得太舒服了。文本接下來的空間切口便是刻在門上的幾句話，這扇門靠近那些隱逸茅棚中的一座：

笛福的絕大多數小說是以倫敦為中心；甚至更確切地說，是以街道為中心。摩爾、羅克莎娜、傑克上校和H.F.，全都熟知那些街道；他們的生命——他們的存活——在兩種意義上講，都是依靠內心化了的城市地圖及其圖例說明。笛福時代的「倫敦」大致可以是指四個區域：泰晤士南岸的索斯沃克；西面的威斯敏斯特，國王和宮廷所在地；城中心的「市區」，以四法學協會、德魯里衚衕和倫敦大菜市的劇院區為標誌；還有那個故城，一度是羅馬人修建的圍牆和城門，中世紀期間向圍牆外擴展。附錄的地圖對比顯著，舊城蜿蜒曲折、紊亂糾結的城市式樣和西邊更加開闊、幾何形狀的街道邊界線。笛福的人物住在這個古老的中心，其帶狀街道因它們的行業和特徵而得以產生和命名：約翰·斯托，該城最早（而且是最一針見血）的一位人口學家，在其1598年的《倫敦概觀》中解釋道，常春藤衚衕就是「所謂的常春藤生長在那些先期彎曲的房屋牆壁上」；膀胱街是指「在那個地方出售膀胱」；遞杯兒街，是指「那兒的酒屋，杯兒從桶口遞到桌上，從桌上遞到嘴邊，有時遞過頭頂」。特別是在1665年，在那場大火摧毀五分之四舊城之前，知道街道的名字還有其錯綜複雜的式樣，意味著真正知道拐角那兒會有什麼——店鋪或集市，監獄或醫院，商人或工匠，安逸或險情。

這種對於場所的熟稔，圍繞但是不能包容發生在這些空間中那些新的、難以想象的恐怖。一幫常去皮埃酒館的「可惡傢伙」，坐在臨街那個房間，觀望運屍車將一車屍體倒進掩埋坑裡，會透過窗戶譏笑和嘲弄那些哀悼者，覺得這樣做有可怕的樂趣，這是在污染客棧的空間和街道空間。但他們並不是僅有的反常狀況。在這個文本的開篇，在那種恐慌開始的時候，H.F.注意到懷特夏普爾：

作為非國教教徒（正如所有的非聖公會成員），笛福被禁止在英格蘭的普通學校和大學里就讀，學的是像天文學和地理學這樣的「現代」科目，取代傳統的拉丁文和希臘文的古典教育。他放棄了當個牧師的想法，成為一名襪商和葡萄酒商人，1684年娶了瑪麗·塔夫萊（及其3700鎊嫁妝）。（他們生了七個孩子。）1685年，他加入蒙默思公爵的叛軍，後者是查理二世的私生子，在國王駕崩時希望讓自己登基，取代查理的兄弟詹姆斯。這場反叛失敗，但是笛福毫髮無損地逃脫了，而且沒有被查出來——1688年騎馬去向新國王威廉三世和王后瑪麗二世致敬，成為他們的非正式顧問。然後事情變得動蕩起來。1692年他破產了（不是最後一次），因負債17 000鎊而被投入監獄——在一個僕役也許一年掙8鎊（帶房間和膳食）的時代，這是一筆巨額款項。坐牢期間他寫了《設想種種》（發表於1697年），在文中勾勒了國家發展的各種值得重視的計劃，諸如英格蘭中央銀行、水手和士兵的生命健康保險、公路稅、女子學院。到了1695年他作為商人和作家又東山再起，在埃塞克斯開了家磚瓦廠，1701年發表《純正英國人》（一首頗受歡迎的詩作，諷刺那種反對荷蘭、反對威廉的意見），還有《剷除非國教教徒的捷徑》（一篇不太成功的諷刺詩文，諷刺英國國九_九_藏_書教的嚴酷；這讓他因煽風點火的誹謗罪而被投入紐蓋特監獄）。1703年他又破產了——就在「大風暴」之前損失了磚瓦廠；他寫了這場風暴的經歷，為所有那些屋頂損失的所有那些瓦片，包括死於非命的男人和女人的傷心故事而哀嘆。

僅有的照明物是燈籠，從日落到夜間，戶主們得要將它們張掛出來——可他們並不總是這麼做的。沒有燈光，沒有空氣，沒有空間，——而且沒有門牌號碼。直到十八世紀中葉，倫敦的建築才有了名字和地理方位的確認：黑馬和野兔客棧，金朝鮮薊，三丸；地址是「艦隊街對著太陽的聖鄧斯坦教堂」；「新交易所下行道」；「鮑爾斯教堂墓地的梅登-海德」。大而沉的油漆招牌在頭頂上方懸吊吊地晃動著，用來取代房屋或建築門牌號碼，通過圖像而非文字，告示買賣或商品：豎琴和花冠表示樂器，油炸鍋表示鐵器商，金狐狸表示金匠。當時沒有為普通人製作的地圖，引導他們穿越這個城市。你是憑眼神，憑記憶，憑歷史，憑指教，憑方位——還有憑運氣，走著自己的路。

鄉村的自由不過如此；這篇死亡警告書提醒我們這個故事可能會以別的方式結束。這部「長篇小說」沒有簡單的答案。不管它所保有的一致性是什麼，都存在於H.F.和他的封閉房屋及逃跑的故事之間的那種矛盾之中：死亡存在於門窗和街道兩邊，存在於城市的兩端，存在於非此即彼的決定帶來的後果之中。這是一個街道和墳坑都撒滿屍體的世界，可是一個喝醉酒的吹笛手卻恰恰是在運屍車上醒過來叫嚷，「可我還沒有死，對吧？」瘟疫讓死亡公開嵌入我們的生活，比我們通常允許得還要多，除非是在我們自己獨特的故事之中。到頭來越來越多的人康復；可是敘事人卻被他自己的文本提前埋葬：「注意：本篇紀事的作者，正是埋葬在那塊地里的，這是出於他自己的意願，他姐姐是幾年前埋葬在那裡的」。而這恰好是在H.F.宣布自己戰勝瘟疫之前的那幾頁，「把十萬人的生命一掃/而光；而我卻活了下來！」笛福為他的敘事人所選用的敘事模式，利用「兩者都…/…和…」（both/and）的矛盾：每一個形象，每一個故事，每一個事實，在兩個方向之間搖擺，允許相互抵觸的解釋。這個文本——滿是事實，滿是文獻——在種種對立和難題之上將它自己精心規劃。這個文本，如同接二連三的徵象，必須被閱讀。瘟疫教會H.F.和倫敦市民如何去閱讀；文本教會我們如何去閱讀。

笛福為這段黑暗、痛苦和恐懼的歷史而著迷，可他也知道這無論如何都不是整體的真實。他同樣了解慷慨、勇氣和自我犧牲的故事：牧師給所有到來的人鼓勵和撫慰——包括被逐出教門的天主教徒，猶太人，還有非國教教徒；醫生免費看顧窮人；官員迅速行動，平息恐慌，避免災難；看守人、運屍車車夫、坑邊的下葬人；父母、孩子、僕人和朋友，他們受到鼓勵、撫慰、照顧、處理、救治，還有哀悼。

1665年之後的幾十年裡，瘟疫從歐洲有點兒消失不見了。1720年，瘟疫帶著煥然一新的毒害，在馬賽爆發。英格蘭許多人在孩提時代度過那場大瘟疫；更多的人記得其父母和親友講述的那些毛骨悚然的故事。人人都懂得瘟疫意味著什麼——歐洲自中世紀以來反覆遭到黑死病的浩劫。起初，一種黑色小腫塊（一種「腹股溝腺炎」或「斑點」）會在身上什麼地方出現，然後是脖頸、腋窩和外陰的更多腫塊，頭痛欲裂、嘔吐和劇痛，腫塊變紅、變紫或變黑，有時死亡會來得非常快，在大街上，在樓梯上，在教堂座位里，在酒館里，就在做出一個手勢、一個行為、一個決定的瞬間，將你擊倒。而它的蔓延是如此神速——越來越多的死亡，越來越多的屍體，直到掩埋坑被填滿，沒有足夠的運屍車將屍首拉走，房屋和街道成了敞開的墳墓。疼痛和死亡不是僅有的恐怖——你會被隔離，被封閉在自家屋子裡，有看守人把守，門上漆著紅十字——由於有人報告你家主人（或你家女僕）受到傳染而被困在屋內，和病人困守在一起，然後被判處死刑。在你驚慌逃跑時，你會怎麼做呢？賄賂（甚或殺死）看守人嗎？從後窗溜到屋頂，或穿過披屋進入小巷？

丹https://read.99csw.com尼爾·笛福到他寫作《瘟疫年紀事》時，已經是一個多產而著名的作家了。到六十二歲這個年紀，他做過的職業有商人、密探、政治記者、宗教和社會諷刺家、詩人、旅行作家、經濟學家、品行讀物作者以及長篇小說家。他出生於王政復辟那一年——1660年（這我們十分確信）的倫敦，父母親是詹姆斯·福和愛麗絲·福。（丹尼爾到1695年加上了貴族氣派的笛［「De」］。）他的父親是個賣牛油燭的商人。這一家是英國國教的反對派，追隨他們的牧師塞繆爾·安納斯利離開了克里普爾蓋特的聖迦爾斯教堂，因為後者不肯在1662年的《統一宣誓法》上簽名，該法規要求尊奉教會條款。笛福的早年歲月因而得以耳濡目染宗教的不寬容和宗教迫害。瘟疫在1665年掃蕩這個城市，當時他大約五歲，1666年繼之以那場大火，三天之內將倫敦中世紀中心的五分之四摧毀。笛福餘生的顯著特點，將是機運的曲折坎坷和大起大落。

十七世紀六十年代，行走在這片城市空間，會讓人的身心感到撲朔迷離。街道狹窄而且蜿蜒曲折，有時只有幾步之寬；馬拉的大車和客車會轟隆隆駛過，不顧行走的遊客，濺起陰溝的污穢；房屋蓋著稻草的樓層突出，差點兒碰到頭頂，有女僕也許正好從上面傾倒便壺。正如笛福的一個同時代人所描述：

瘟疫流行期間笛福是個小孩子——他的傳記承認他可能被送去鄉下保護——可是他對人類在壓力巨大的境遇中如何行動向來感興趣（在他的長篇小說中，魯濱遜·克魯索在島上度過二十八年；摩爾·弗蘭德斯為貧窮所迫進行通姦、亂|倫和偷竊；羅克莎娜被私生女糾纏得幾乎發瘋；傑克上校被充軍到殖民地去）。他是真心打算幫助倫敦人為另一場「天罰」做好準備（就在1772年他還出版了一本小冊子名曰《為瘟疫也為靈魂和肉體恰當準備。為法國目前這場可怕傳染病的顯然臨近所做的一些合乎時宜的思考；防止它的最適合的措施，還有交給它的巨大工作》）。他如何能夠最好地探查、傳達和宣傳瘟疫的種種事項及其後果——認出疾病的標記、可能防止和救治的種種措施、恐慌的後果、隔離的效力呢？

一旦在街上「自由」了，然後又會怎樣呢？害怕和恐慌會和瘟疫本身一樣毀滅這個城市。醫生中的許多人，跟富人和有權有勢的人一起逃走了；江湖郎中用他們一成不變的神葯榨取窮人血膏。教堂、禱告所和會堂里空空蕩蕩。鄰人相互告發。人們相互欺騙——還有欺騙自己。（這不過是頭痛而已啦。只不過是一點兒瘀傷。出去散會兒步就會覺得好一些的。）最壞的是——有報道說那些被傳染的人故意隱瞞自己遮掩不了的「斑點」，走到外面大街上試圖把病傳染給別人。

H.F.這樣寫道，他是1665年倫敦的一個鞍具商，是丹尼爾·笛福出版於1722年《瘟疫年紀事》（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的敘事人。《瘟疫年紀事》詳述事實真相，重述倫敦最近那場大瘟疫的故事，而這場瘟疫「把十萬人的生命一掃而光」，讓它的敘事人「活了下來！」。《紀事》部分是紀實——大半生里是個新聞記者的笛福，從當下能弄到手的檔案和小冊子，獲取許多資料和統計數字；部分是虛構——有關陷阱和逃逸、科學和迷信、隔離和復甦的個體故事集。掩埋其中的還有所有那些未被講述的故事——像上述無名的悲慟發出的那種魂飛魄散的尖叫。紀實因故事而得以充實；故事由於紀實而得到保證。其結果——這種有點兒怪異的混合，一方面是圖表、統計數字、日期和事實，另一方面是縈繞不忘的私密而直接的時刻——促使批評家威廉·赫茲利特在1830年說道：「（《紀事》）具有一種史詩的宏偉，在其風格和素材中，還有一種令人心碎的熟識親近。」正如另一位十九世紀評論家所斷言，笛福的《紀事》是「對總是緣于想象的真相的最生動寫照：……第一百遍熟讀之後，我們拿起這本書，不可能不做出讓步，我們還沒有翻過二十頁，就完全信服了，我們是在和那樣一個人交談，他經歷了他所描寫的種種恐怖並且存活下來」。

H.F.終於回到（兩次）他那三個人——一個是「麵包師傅」，一個是「造船工人」，還有另一個是「小木匠」的故事：「我是說，這讓我回過頭去講述那三個窮人，他們離開瓦平流落在外，不知何去何從」。經過一番短暫的離題話，談某些蒙昧市民的「昏睡和篤定」，還談殺死狗和貓的可怕的必要性，然後他「回頭［又來］講我那三個人」。他們現在變成了他的故事——因為接下來的三十頁他們佔據整篇敘事中最長的持續內在的故事。這三個足智多謀的工匠找到一條出去的路。在一個幽閉恐懼症的文本中心，他們提供了線性情節的短暫紓解：他們在鄉下徒步旅行，他們發明魯濱遜·克魯索式的居所，他們與心懷敵意的當地人談判，而且他們破除規範。這段插入的敘事是以某些人的一段簡要介紹結束，他們「弄到披屋、穀倉和外屋住進去」，其他人則「在田野上和樹林中給自己建造小小的茅棚和隱居所，就像隱士住在洞穴里」——在這個幽閉恐懼症的文本中提供更多的出口，更多的想象性隱退的空間。三個人的故事給H.F.提供了有關存活下去的最偉大的富於希望的故事，而它給讀者提供了最為熟悉的敘事模式。

懂得《紀事》何以將如此之多的關注放在十七世紀倫敦的街道上，也就能夠接近於小說某些更為豐富的結構模式。這個作品因其顯而易見的東拉西扯，因其「非線性」情節而經常遭受批評。我們因敘事人的離題話而連續不斷地被分散注意力：他開始講一個故事只是為了講另一個故事，然後返回到第一個故事。但是兩個模式的出現使得這些東拉西扯具有了意義。首先，我們看到H.F.探求意義，尋找種種可靠的徵象——瘟疫的徵象，健康的徵象，真理的徵象，街道的徵象。我們如何知道我們的所知；我們如何知道我們在何處？我們如何學會閱讀？其途徑是回復到種種徵象和故事——而且一遍又一遍。其次，H.F.講故事的方式不僅反映他自身的動作——將自己關閉起來，又貪心地出門遊盪，又神經質地將自己關閉起來，然後又奪門而出——而且還反映被強行「關閉起來」的人們的行為，被官方關起來隔離以及無休無止、機智巧妙的逃遁，還有反映瘟疫本身的運動，興起和衰落，侵略和退卻。辨認出這些雖然奇異卻又引人入勝的模式，有助於我們既和敘事人也和敘事保持一致，傾聽《紀事》「史詩的宏偉，還有令人心碎的熟識親近」。

在跟隨H.F.那些離題的、倒退的模式時，讀者也有某些導航的事情要做。我們跟隨他穿街走巷，進入死亡之屋，來到墳坑的邊沿——在時間中進退，從這個故事到那則謠言，從這種恐怖到那種希望。《紀事》中找不到任何直截了當的東西——而這恰恰就是它形式上的魅力。當我們意識到這些複雜的、起初或許是令人惱火的敘事模式（H.F.開始講一個故事只是為了扔下它講另一個故事，可卻一再地回歸）精確複製了瘟疫自身的模式，起伏消長，旋轉升騰，以及H.F.自身的肉體模式——隱退到自己屋裡，衝到街上，無休止地來回遊盪，急忙趕回屋內，這個時候這些模式就頗為美麗地展示出來。他在講述故事時重演他的行為；他講述故事的方法解釋他的行為。

閱讀安全空間，只是倫敦人需要學習的諸多關鍵行為中的一種。生活有賴於徵象的恰當詮釋。H.F.必須穿過城市追蹤瘟疫以保持領先一步，他必須學會閱讀其徵象——而它們有很多、很多種類。例如，《死亡統計表》——教區每周死亡記錄——在開頭幾頁顯示每個教區起初穩定繼而令人震驚的死亡增長：「這樣我們所有酌量減輕的想法眼下都消停了，而它再也瞞不住了，非但如此，而且很快顯得像是傳染病本身的蔓延超越了所有酌量減輕的希望。」純粹的數字可以迫使真相大白。然後是有病情的屋子——「受到訪問」的屋子——要被關閉起來，標上「一英尺長的紅十字，標在門戶中間，清楚醒目，再用普通印刷字體加上這些話，即，上帝憐憫我們，位置要靠近那個十字」。閱讀門上的這個徵象，免得你做出錯誤的造訪。然後是疾病本身，帶著形狀如便士的「斑點」，腫起並且潰爛生膿，明白無誤地宣布死亡的迫在眉睫。然後是江湖郎中和內科醫生為預防葯和治療法張貼的種種徵象；或者是上帝的憤怒或上帝的意願的種種徵象，在《聖經》中、在灼|熱刺眼的彗星中、在鬼魅的形象中、在咒語誦經中可以找得到。然後又是對徵象的小心謹慎的消除，讓那種瘮人的恐怖以某種方式多少得到控制：「所有這些不可或缺的工作，自身攜帶著恐怖，既陰鬱又危險，都是在夜裡完成的……而天亮前一切都被覆蓋和填塞：因此，除了從街道的那種空虛……讓人注意到的東西之外，白天是絲毫看不到也聽不到災害的跡象」。悉心關注某些瘟疫徵象的存在——然後是消除其他徵象——成了生存的必需。

他的回答則是《瘟疫年紀事》，一種介於長篇小說、死亡警告書（a memento mori）和自助讀物之間的雜交類型，為此笛福研究了醫學論文、官方小冊子，還有1665年的《死亡統計表》，用歷史事實來為他的故事還有倫敦的文化記憶打下基礎。但也不只是醫學資料。H.F.提到175處以上的不同街道、建築、教堂、酒館、客棧、房屋、村莊、路標和州郡；《紀事》的大部分情節（還有它的許多典故）有賴於對倫敦街道的熟稔通曉。例如，導言開篇所引用的那個段落，如果和H.F.在別處將瘟疫的肉體標記描述為錢幣的情況放在一起，所產生的聯想甚至會豐富得多：「他們稱之為標記的那些斑點，其實是壞疽斑點，或者說是壞死的肉，結成一顆顆小瘤，寬如一便士小銀幣。」——而那座土地拍賣市場（Tokenhouse Yard）是經濟學家威廉·佩蒂爵士所建造，在查理一世統治時期，名稱得之於鑄造銅幣（farthing tokens）的那所房子：一種可怕的交易。而H.F.接著往下走進了貝爾衚衕（Bell Alley）——那喪鐘（bell）是為誰而敲響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