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人力情報
冷戰期間，隨著技術手段搜集情報的能力日益提高，在諸如導彈發射井坐標、戰略轟炸機基地位置、導彈系統的技術指標等多個領域中，對人力渠道獲得情報的依賴程度已經逐漸降低。儘管如此，當前人力情報的重要性不僅沒有受到削弱，反而更加突出。人力情報活動牽涉的人員類型較多，包括情報官及他們經營的特工、外交官、官方機構工作人員、叛逃者和流亡者、在押人員、旅遊者、國防部門中與情報目標有聯繫的人員。
很多具有價值的情報信息，尤其是具有文件原件形式的情報，只能通過人力情報渠道的方式獲取。靈活運用這些人力情報渠道，能夠在有效彌補技術搜集系統的不足之處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妥善的安全防護措施有效阻斷攔截監聽和技術竊密。技術搜集系統無法對鎖在保險柜中的政策文件或武器系統手冊進行拍照，也無法獲得武器系統或者零部件的實物。不僅如此，在沒有人力情報支持的情況下，技術手段無法滲透被妥善防護的計算機系統。
如果僅單一使用技術搜集方式，一般很難全面掌握關於核武器、導彈、生化武器等某一具體項目的情況。根據已有的資料介紹，在情報官員的經驗中，只有通過該項目的參与者提供準確信息，才能清楚地掌握具體項目的完整情況。
當某武器處於研發階段時，可以很容易做到防範技術手段的偵察。如果該武器方案進入測試階段，就可以使用多種技術搜集系統獲得相關情報。但是，當武器尚處於研發初期，有關的特徵屬性仍處在討論階段，尤其相關信息受到嚴格保密管控的情況下，技術搜集手段就幾乎沒有用武之地。雖然在武器系統測試階段就掌握相關技術特徵已經非常值得肯定，但是，搜集設計單位的所有進展信息同樣非常重要。即使是大量進口武器的國家，也需要在進口型號的基礎上開發適合本國國情的改進型產品。伊拉克在進口蘇聯飛毛腿導彈的基礎上，開發了本國的導彈型號；巴基斯坦則根據朝鮮輸出的武器裝備開發出了本國的「普里特維」（Prithvi）導彈。
與上述國家不同的是，美國的情報搜集旨在掌握外國政府武器系統的部署情況和技術指標。美國情報機構希望能夠同時掌握其他與美國敵對或友好國家在外交、國防、經濟等領域的真實意圖和計劃方案。同時掌握對手和夥伴的相關情報，詳細了解各個領域的發展動向，能夠有助於美國更加準確地評估未來發展形勢。很多數據和信息能夠通過公開途徑或者以通信監聽為代表的技術手段獲取，但是公開途徑和技術手段獲得情報信息的不足之處必須通過人力情報加以彌補。
人力情報在偵控恐怖主義組織人員和設施方面能夠發揮重要作用。儘管利用衛星圖像能夠發現恐怖主義組織訓練設施，但是與之相比，恐怖主義組織領導人和其他重要人物定位以及恐怖組織下步行動意圖和計劃才是最具價值的關鍵信息。將人力情報與通迅監聽技術情報、恐怖組織聯絡網路情報相結合，才能提高獲取上述重要信息的成功率。
人力情報一般被定義為兩個基本類型：秘密途徑人力情報和公開途徑人力情報。秘密途徑人力情報既包括建立秘密關係的外國情報來源所提供的特定數據資料，也包括美國情報官通過直接渠道和秘密渠道搜集的情報信息。公開途徑人力情報包括國防部門工作人員、國務院外交官從事的公開情報搜集活動以及通過移民、叛逃者以及旅遊者搜集情報的活動。利用強化審訊在押人員的方式獲得的情報也可以視為第三種類型的人力情報，即以強制手段獲取的人力情報。
通過分析12份1994年的情報——雖然不是很全面——可以總結出一些當時人力情報的價值標準。在376件情報案例中，有205件將人力情報獲取的成果認定為「做出了至關重要的貢獻」。在反恐領域，人力情報成果在關鍵成果中佔比達到了75%。還有一些重要數據可供參考：在反毒品犯罪領域，人力情報發揮了50%以上的作用；在反擴散領域，人力情報佔比達到了40%以上；而經濟領域的人力情報佔比在33%以上。
1991年的海灣戰爭期間，人力情報被用於「即時指示、定位和摧毀伊拉克重要指揮、控制、通訊系統以及其他重要軍事目標」。人力情報與衛星圖像聯合應用，不僅支援對軍事設施的打擊，還有效地幫助美軍指揮官減少對清真寺、醫院等民用設施的誤傷。根據美國軍事情報史料記載，某一情報來源提供的情報「對空襲作戰具有重要意義，可以確定無疑的是，該情報成功地挽救相當數量的美軍及聯合國軍士兵的生命」。
情報人員和外交人員
美國緝毒署（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的調查官員（或者他們的情報來源）同樣能夠提供人力情報，按照該機構的任務要求，這些情報中的大多數都是關於毒品非法交易的。這些情報不僅提供給美國緝毒署，也會提供給中央情報局。除此之外，美國緝毒署的一些情報也會與恐怖主義分子活動情況相關。在2008年的審計報告中，司法部的督察員發現，在81項抽查樣本中，有三項事關恐怖主義。其中之一是關於恐怖主義集團出售毒刺導彈和其他重型武器裝備，用於攻擊駐阿富汗的聯軍。另外兩項中，一項是關於塔利班從事毒品非法交易，為恐怖主義活動提供金融支持，另一項是反映了恐怖主義分子在阿富汗某一地區的訓練和行動線索。
1996年1月8日，任助理武官的空軍上校布蘭德利·格迪思（Bradley Gerdes）和一名日本駐華使館武官在海南島的一處軍事管制區附近受到阻攔，此前二人曾非法潛入南海艦隊司令部駐地湛江市的一處軍用機場。外交部一名發言人表示，中國官方沒收了錄影資料。這兩位武官可能已經驗視了此前有關在海南島臨時部署蘇-27戰鬥轟炸機的傳聞，這些戰鬥轟炸機是首次參与1995年在台灣海峽的軍事演習。
2008年曾有報道稱，中央情報局關閉了「9·11事件」以後在歐洲和其他地區建立的10家幌子公司，僅保留了2家。中央情報局方面似乎認為這些幌子公司在搜集恐怖組ｈｔｔｐｓ://reaｄ•９９ｃｓw•ｃｏm織以及非常規武器交易網路方面存在「設計目的不明確，而且無法妥善處理行動任務」等缺陷。2013年發布一份的報告，將該項目稱為「巨大的失敗」，並將失敗的原因歸咎於經驗不足、存在官僚主義以及缺乏語言技能。
●發現並建立確實具備情報工作能力的人力情報渠道；
近期，東京使館報告了日本國會關於核物質的觀點和態度，相關信息主要來自2008年10月為使館官員舉行的招待宴會間的談話。這些觀點堅稱，日本電力企業非常擔憂核能的安全問題，而且日本國際貿易與工業部有意掩蓋核安全事故。另外，日本國會議員還宣稱，尚無永久性的高安全級別的核廢料儲存能力，也未找到妥善解決核廢料儲存問題的方法。
武官的任務包括：
美國駐外使領館的外交服務官員是人力情報的重要渠道。這些外交官員一般從事政治、經濟以及文化領域的工作。美國前副國務卿彼得·塔諾夫（Peter Tarnoff）1995年提交的國會證詞中曾有以下表述：「外交機構是海外外交和情報搜集和報告的基本主體。」塔諾夫認為，外交機構的情報渠道在國家情報結構中發揮非比尋常的作用，尤其是在政治和經濟領域。
美國人力情報的核心組成人員是中央情報局行動處的情報人員。這些情報人員是美國公民，一般以美國駐外使領館工作人員的身份作為掩護從事情報搜集工作。利用外交身份掩護，情報官不僅可以獲得安全交聯手https://read.99csw.com段（在使館內部和其他地點）、妥善保護文件檔案的條件，還能夠享有外交豁免權。
●觀察並報告地區的政情、經情、社情、民情，以評估外國政府和軍事力量的戰略意圖、計劃、能力以及政權的穩定性；
這兩名武官7月23日以領事簽證進入中國大陸，此行目的是與美國駐北京的使館和廣州領館的官員商事。國防部發言人表示，兩名隨員當時騎著自行車，穿著平民的服裝，攜帶攝影攝像裝備。在被中國軍隊士兵扣押時，二人正在從事武官正常的「調研」和「商務活動」。但是據稱，他們的主要目標是監視中國軍隊在台灣以北地區的訓練。兩名官員的行為被認為是觀察中國方面裝備的一批蘇-27戰鬥機，該批戰鬥機由廣州轉場至靠近台灣的沿海地區。
作為「全球部署計劃」（Global Deployment Initiative）的組成部分，除了以外交身份為掩護的情報官之外，還有以非官方身份為掩護的情報官。非官方身份的情報官可以利用商人身份，比如美國企業駐海外辦公室員工。1995年曾有報道稱，有110名中央情報局的情報官利用RJR納貝斯克公司（RJR Nabisco）、通用電氣、IBM、美洲銀行、泛美航空公司等大型跨國企業的非官方身份開展工作，這些企業為中央情報局提供派駐海外工作的崗位。「9·11事件」之後，小布希政府曾計劃將海外情報行動數量增加50%。
1989年年初，兩名美國使館武官
九_九_藏_書，上校克利福德·羅伯特·沃德（Clifford Robert Ward）和少校羅比特·西吉爾（Robert Siegel）接近了距離大馬士革城外25英里的巴勒斯坦游擊隊基地，后被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陣線的武裝游擊隊員扣押。據稱二人身上攜帶有照相機、地圖、雙筒望遠鏡和長焦鏡頭。
另外一套情報搜集系統是由國防部和軍事部門組建的。駐美國使館的武官和國防部秘密行動局（Defense Clandestine Service）的秘密探員（clandestine collector）直接向美國軍事情報局彙報工作。除此之外，還包括美國陸軍情報與安全司令部的軍事行動小組、海軍犯罪調查局、空軍第25全球反應中隊（25th Air Force's Global Activities Squadron）、美軍特種作戰司令部的任務支援大隊（United States Special Operations Command's Mission Support Group）以及其他從事人力情報工作的機構單位。
●從官階、職位、從事工作等角度，從外國軍隊官員中發現具備提供情報信息的潛在條件，或者是在未來能夠成長為高級將領的人員線索，逐步進行接觸，並保持私下聯繫；
1995年和1996年均發生過涉及美國在華使館武官隨員的事件。1995年8月上旬，兩名美國空軍軍官，上校約瑟夫·W·陳（Jhttps://read.99csw.comoseph Wei Chan）和上尉德維恩·哈佛·佛羅倫齊（Dwayne Howard Florenzie）被驅逐出境，他們被指控在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的軍事管制區從事間諜活動，並在7月28日被中國政府羈押。這兩名武官處官員常駐美國駐香港總領館從事情報活動，在被羈押后被指控非法進入軍事管制區域，並且在「被中國軍隊士兵發現」之前「通過拍照和錄像方式非法獲取該區域軍事情報」。
駐外武官的特殊情報搜集成果有時能夠作為公開記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與外國機構矛盾衝突。1987年年初，美國駐巴格達使館武官馬克·B·鮑威（Marc B.Powe）上校，被指控從事間諜行為，要求他在兩周時間內離開伊拉克。他被指控在1986年12月期間，偵察了部署在科威特的大量坦克和其他軍事裝備情況並拍攝照片。鮑威也曾在科威特使館擔任過武官，發現了蘇聯取道科威特向巴格達運輸軍事裝備，科威特當局當場發現其拍攝這些運輸隊伍的照片並做文字記錄。
●了解外國軍事裝備物資情況，掌握相關裝備物資的採購及研發途徑。
●前往已確認的地標區域，通過實地觀察、拍照等方式，按照情報信息最終使用者的要求搜集情報；
●利用商務展覽、軍事展示、閱兵、專題研討、評議會等機會，搜集情報信息；
中央情報局駐外國情報站由一名站長負責領導，不同的情報站在人員規模上存在較大差異，工作人員數量從數名到數百名不等。20世紀80年代，九九藏書中央情報局駐菲律賓情報站有150餘名工作人員。在1998年駐內羅畢使館遭到襲擊后，中央情報局駐內羅畢情報站的人數大幅增加。「9·11事件」和2003年伊拉克戰爭爆發以後，中央情報局駐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情報站均派駐了數百名工作人員。情報站的站長及其下屬工作人員都會利用美國駐當地使館各種工作人員的身份執行任務，比如政務參贊、使館二秘以及經濟事務隨員等。
俄羅斯也因頻發武官搜集情報的情況，並因此激怒了俄安全機構。1999年，聯邦安全局針對助理武官皮特·霍夫曼（Pete Hoffman）中校的行為採取了針對措施。霍夫曼駕駛一輛租用的本地計程車，前往駐紮在斯韋特利村軍事城（Svetlyl）的第242號空降兵訓練中心。2008年，俄方驅逐了兩名私自前往新西伯利亞航空器製造集團的武官，該企業參與制造蘇霍伊-34型戰鬥轟炸機。
這些海外行動包括中央情報局設立的幌子公司（Front Company），這些企業一般由6至9名項目官員和後勤保障人員組成。瓦萊里·普拉米（Valerie Plame）是中央情報局反擴散部門的官員，曾以「布魯斯特·詹寧斯聯合公司」（Brewster Jennings&Associates）僱員的身份在海外執行任務，該公司是中央情報局設立的幌子公司。有一些中央情報局設立的幌子公司用於向在伊朗執行任務的情報官提供掩護，以便於情報官發現有關伊朗核武器和導彈研發項目的招募線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