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私營機構撰寫的關於利用公開渠道情報的兩份報告，闡述了近年來外國計算機網路竊密組織情況及其主要活動。第一份報告是由2049計劃研究所完成的，論述了多家中國機構——總參三部二局和北京北方計算中心——在網路行動中發揮的作用。另一份報告是由美國麥迪安網路安全公司完成的，也是介紹了總參三部二局的活動情況。

2009年11月，由美國駐墨西哥大使館發出一份電報，根據該使館官員的報告，介紹了墨西哥的情報系統。該文的開頭寫道，「總統卡爾德隆（Calderon）的安全戰略缺少高效的情報系統，因此無法獲得高質量情報，也無法開展有針對性的情報行動。」該文還討論了墨西哥政府的情報戰略，包括參与情報管理和執行情報活動的組織機構、存在的挑戰、「改變情報工作不利現狀的措施」。經過分析和觀察，該文的最後得出了一個評價意見，即「墨西哥需要漫長的過程才能夠建成自給自足的內行情報系統」。

涉及友好機構的情報主要是通過交流和培訓方式獲得的。1978年，美國駐羅馬大使館的軍事聯絡辦公室成員，通過義大利政府一些內部來源獲得了有關義大利新建的情報和安全機構（軍事安全情報局、國內安全情報局）工作低效的情報。此人根據相關情況向國防部情報局呈交了一份4000餘字的報告，指出為軍事安全情報局的反恐行動提供的資源不可能高效地發揮反間諜作用，國內安全情報局的指揮官不能勝任其職位，而且兩機構的工作表現極差。

據報道，對古巴情報總部（DGI）的滲透幫助聯邦調查局破獲了三起古巴在美國間諜活動大案，包括蒙特斯案、邁爾斯案（Walter Myers）以及「古巴五人組」案。古巴情報機構的密碼翻譯員羅蘭多·沙拉夫·特魯希略（Rolando Sarraff Trujillo）向美國方面提供情報，幫助美國情報機構破譯了古巴情報機構發給在美國間諜的信息。此人於1995年被捕，后在2014年被用於交換美方關押的三名「古巴五人組」成員。

國會圖書館聯邦研究部一份關於伊朗情報安全局的報告，闡述了傳統公開來源對獲得有關敵對國家、封閉社會情報方面的重要程度。利用英語和波斯語來源（包括報紙、博客、廣播、伊朗對內對外電視）獲得的信息，國會圖書館聯邦研究部撰寫了一份報告，介紹伊朗情報安全部的歷史背景、組織機構、重要領導、指揮系統、司令和控制體系、成員和招募、行動和策略、情報能力、主要行動領域、財務狀況、外國設施和支持、通訊方式應用等情況。

除了人力來源和檔案文件，技術手九九藏書段搜集也能夠提供有價值的反情報數據。截獲國內或駐外大使館的通訊信息能夠反映國內安全活動或對外情報活動。例如，美國與英國在20世紀40年代截獲蘇聯通訊信息，通過VENONA項目部分破譯，取得了較大成果。從20世紀60年代至東德政權垮台期間，東德國家安全部是美國陸軍駐柏林監聽站的目標之一。最大可能是，許多國內安全部門的通訊，都是美國駐外使館內特殊手段搜集局執行部門的目標。不僅如此，截獲外國偵察衛星的信號也能夠掌握這些衛星偵察目標的圖像。

薩達姆政權垮台後，美國中央情報局從剛剛崩潰的伊拉克情報局獲取了大量檔案資料。根據2003年的一份報告記載，這些收穫「有助於美國方面調查伊拉克採購武器的渠道網路，並掌握了從薩達姆政府獲得經濟資助的重要間諜的相關情況」。相關檔案記錄了所有伊拉克情報官員及其所經營間諜的姓名，這些檔案文件如果首尾相接平鋪有94英里長。2003年，美國中央情報局還分析了特別安全組織（Special Security Organization）的檔案。

冷戰期間，美國方面曾多次成功地對蘇聯軍事情報機構蘇軍總參謀部情報總局（格魯烏）實施滲透活動。格魯烏上校奧列格·潘可夫斯基（在第十一章有過介紹）提供了反間諜情報和其他情報。美國中央情報局早在20世紀60年代開始就通過格魯烏軍官德米特里·波利亞科夫（Dmitri Polyakov）收集情報。波利亞科夫曾官至少將，后因被埃姆斯出賣而暴露，於1988年被處決。2002年11月，俄羅斯軍事法庭判處俄羅斯情報官員亞力山大·塞帕契夫（Alexander Sypachev）上校從事間諜活動。塞帕契夫被指控向美國方面提供了有關俄羅斯情報人員的報告，總篇幅為2頁。

冷戰期間，美國從克格勃和格魯烏的大量叛逃人員提供的情報中獲益匪淺。正因如此，中央情報局才有能力詳細（但不完整）掌握上述兩個機構的組織架構和活動情況。如前所述，尤爾琴科二次叛逃之前，向美國中央情報局提供了大量關於蘇聯滲透美國情報界的信息。美國方面據此發現了中央情報局前官員霍華德和國家安全局前僱員佩爾頓向蘇聯方面提供情報的情況。尤爾琴科稱，佩爾頓和海軍間諜沃克是克格勃在美國最具價值的間諜。

同樣的，從古巴和中國叛逃的高級情報官員也會提供有關本國的情報與反間諜活動。1987年6月，古巴情報總部弗洛倫蒂諾·奧皮拉哥·倫巴第（Florentino Apillaga Lombarhｔｔps://ｒeａｄ•9９ｃｓｗ.ｃｏｍd）少校叛變，並向中央情報局官員提供情報，反映美國在古巴境內安插的絕大多數間諜都是為古巴政府工作的雙面間諜。1986年，原國家安全部外事局負責人俞振聲（原作者有誤，應為俞強聲。——譯者）叛逃並向美國方面提供了有關中國情報機構海外行動的大量情報，其中包括中國間諜以及其他國家在華活動間諜嫌疑人的姓名。在叛逃之前，他向美國方面提供的情報導致了中央情報局中的鼴鼠被捕。

垮台或被推翻政權的情報機構流散的文件可能成為能夠反映該政權或者其同盟成員實施情報行動和秘密採購活動的有價值情報。美國中央情報局曾花費100萬至150萬美元的價格，從俄羅斯一條來源手中獲得東德國家安全部的檔案文件。相關情報幫助中央情報局確認了散布在全世界的數千名東德間諜，其中有些間諜已經轉向為其他敵對國家服務。

2014年披露了一起可能是中央情報局實施的最具爭議的滲透活動。據報道，美國中央情報局與一名（前西德）聯邦情報局成員建立了秘密關係。相關報道稱，此人在聯邦情報局地區行動和對外關係處的文件收發室任職，向美國方面提供了200餘份文件，其中至少包括一份文件反映了德國聯邦情報局調查美國國家安全局監視活動的情況。此人因此獲得了3.4萬美元的報酬。

第三類反情報信息來源是中央情報局和其他情報人員的監控活動。1999年，有報道稱，中央情報局安排大量人員在德國法蘭克福監視伊朗情報人員活動，據信，伊朗情報人員將法蘭克福作為在歐洲行動的基地。

一條絕對預料之外的公開渠道案例，是關於中國情報活動的，其內容為解放軍將軍金一南的內部講座視頻。視頻中，金一南將軍討論了中國官方向美國、英國以及其他國家派遣間諜的情況。該視頻時長數小時，在政府監管部門發現前被上傳至多個中國網站。監管部門所採取的撤下視頻的措施未能阻止該視頻通過YouTube網站瀏覽。

2013年，兩次意圖明顯的招募企圖，反映出美國情報部門在招募俄羅斯情報官員中特別關注重點。當年1月，使館僱員本傑明·狄龍（Benjamin Dillon）在試圖招募一名俄羅斯反情報部門官員時被捕。當年5月，使館政治處三秘瑞恩·C·福格爾（Ryan C.Fogle）在一次招募俄羅斯聯邦國家安全局反恐部門官員的過程中被拘捕。俄羅斯方面公布的情況是福格爾當時攜帶技術設備，並攜有承諾初次資助10萬美元以及後續合作每年支付100萬美元的信件。

美國中央情報局還對印度研究分析局（RAWread.99csw.com）進行滲透，該部門是印度的主要對外情報機構。1987年，印度研究分析局高級官員烏尼克里希南（K.V.Unnikrishnan）被派往馬德拉斯邦負責協調處理泰米爾猛虎組織叛亂活動。烏尼克里希南因被拍攝到與「女管家」在一起的照片而被勒索。近期的案例是關於印度研究分析局官員拉賓德·辛格（Rabinder Singh）。據報道，此人為美國中央情報局提供情報，后在2004年實施抓捕前失蹤。

另外，衛星成像情報也能夠反映通訊設施和地面基站的現狀和運營能力，例如20世紀60年代發現的中國通訊設施、1981年和1983年發現的克格勃和格魯烏的通訊情報收集站、以及蘇聯或俄羅斯的「GRU LOW EAR」系統接收天線。中央情報局的國家圖像解讀中心1981年撰寫的一份題為《蘇聯克格勃系統設施》報告，反映了蘇聯從事高頻信號收集的31處站點，其中大部分在2012年5月前都還在發揮作用。該機構1983年撰寫的關於克格勃通訊情報搜集站的報告，也反映了對11個站點的衛星影像分析結果。其後的報告提供了有關站點的名稱、位置、天線和建築物情況。該報告也記錄了在上一份報告之後的新增建築和在建工程情況。從商業衛星圖像顯示情況來看，即使在此份報告完成後的30年，大部分站點都還在發揮作用。2013年以來的其他的商業衛星圖像與秘密衛星圖像完全一致，能夠反映中國方面設在昌吉市附近的衛星通訊攔截站。

在戈爾巴喬夫時代，蘇聯國內局勢發生劇變，蘇聯解體導致大量克格勃官員叛逃。1990年，克格勃駐比利時情報站負責人伊戈爾·克欽斯基（Igor Cherpinski）叛逃。1991年，克格勃駐義大利熱那亞上校軍官謝爾蓋·伊拉里奧諾夫（Sergei Illarionov）叛逃，並幫助西方國家情報機構掌握了克格勃在歐洲的情報網路。代號為「AVENGER」的俄羅斯對外情報局叛逃官員，幫助中央情報局發現了另一名蘇聯情報官員，後者提供了有關羅伯特·漢森的情報。2000年或2001年年初，俄羅斯大使高級助手，俄羅斯對外情報局官員謝爾蓋·特列季亞科夫（Sergei Tretykov）叛逃。

1986年6月，有報道稱，克格勃在北非地區行動負責人、巴勒斯坦解放組織聯絡人奧列格·阿格蘭涅茨（Oleg Agraniants）叛逃至美國。阿格蘭涅茨在叛逃之前，已經為美國中央情報局工作了3年時間，並向美國方面提供了克格勃在突尼西亞、阿爾及利亞、摩洛哥和利比亞的間read.99csw.com諜名單。

2012年6月的一份報道，顯示美國中央情報局成功滲透進入中國國家安全部。該報道稱，中國政府拘捕了一名涉嫌向美國方面提供情報的國家安全部幹部。該名幹部是國家安全部副部長邱進的秘書，時年38歲。一份報告稱，此人中了中央情報局布置的美人計，而後接受美國方面的招募和培訓。

多種人力渠道也能夠提供有用的情報。第一種就是在敵對機構正式崗位任職的間諜。此類間諜既可能是「鼴鼠」（招募成功后打入敵對機構），也可能是「就地發展的叛逃者」（已經加入敵對機構后同意提供情報，例如Farewell）。間諜同意提供情報可能是出於意識形態原因或經濟原因，也可能是被掌握了不正常兩性關係或者從事經濟違法活動的證據而被強迫或勒索提供情報。

第二類人力情報類型是叛逃者。叛逃者能夠提供有關情報或安全部門組織架構、行動情況、領導層等多方面的情報。1983年叛變的尼加拉瓜國家安全總部的亨特·博拉尼奧斯（Hunter Bolanos）少校，就可以視為美國中央情報局收穫的情報富礦。自1980年1月至1983年5月7日，博拉尼奧斯專門負責監視美國使館以及中央情報局在尼加拉瓜國內的活動。博拉尼奧斯提供的情報反映了尼加拉瓜國家安全總部的組織架構、人員數量、尼加拉瓜政府解聘的外國顧問人數、蘇聯提供的竊聽設備等情況。

伊朗的媒體也報道過關於國防部披露的新型偵察無人機的情況。伊斯蘭共和國新聞社報道稱，「弗特羅斯」（Fotros）無人機航程達到1250英里（能夠覆蓋中東地區大部），並且可攜帶空對地導彈。互聯網上的一條解說視頻介紹了一款中國產無人機，並展示了衛星上傳鏈和合成孔徑雷達。

在反情報方面，衛星影像的價值低於人力來源、公開來源或通訊情報。但是，衛星影像情報可以反映情報和安全機構的精確的位置和布局。如果授權針對上述機構進行直接攻擊，這些信息就能夠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支持聯合國武器核查人員的偵察航拍情報確定了伊拉克特種安全機構地區中心的位置，美國偵察衛星拍攝到了該機構的指揮部和伊拉克情報局所在位置，並且反映了空襲前後的圖像對比。

了解外國情報和安全部門，所需的情報包括：相關設施的數據、領導組織、總部及實地指揮人員、交聯方法、行動方式、關注的領域等，這些情報最終被用於壓制針對美國的敵對情報活動。相關情報可以通過多種途徑獲得。

計算機網路竊密行動也已經與其他傳統情報一樣被用於搜集情報，以掌握外國情報機構的組織架構、通訊聯繫以及活動情況。即使外國九-九-藏-書情報機構的計算機未連接互聯網，國家安全局和中央情報局也能夠從這些電腦中獲取信息——通過間諜人員下載相關信息，或者利用這些電腦的漏洞。

與友好機構和敵對機構的公開交流途徑可以獲得政府文件（如電話簿、手冊、年度報告、國會聽證、調查項目報告等）、網站、書籍和文章（由相關機構的前官員撰寫）和報紙。例如曾有俄羅斯的報紙刊登了有關國家偵察衛星的文章、一名以色列摩薩德組織前官員撰寫的著作、有關俄羅斯聯邦安全局和德國聯邦情報局的調查報告以及大量外國情報部門的官方網站。

2011年6月的11名俄羅斯間諜網案是由於俄羅斯對外情報局的S部美國處副處長提供情報才得以破獲。該部門負責從事非法間諜活動（區別於以外交身份為掩護的情報活動）。該情報來源最初被認為是謝爾巴科夫（Shcherbakov）上校。不過，後來有報道稱，美國方面早在謝爾巴科夫上校叛逃前就已通過亞歷山大·波提耶夫（Aleksandr Poteyev）上校獲得了相關情報，此人比謝爾巴科夫更早叛逃。被抓獲的11名間諜被用於交換被俄羅斯關押的囚犯。2011年6月，莫斯科軍事法院缺席判宣判波提耶夫有罪。

通過與盟國情報機構的聯絡也可以獲得有關敵對機構活動的情報。例如，法國本土警戒局（DST）曾通過其安插在克格勃的代號Farewell的間諜——弗拉基米爾·維特羅夫（Vladimir Vetrov）獲得情報后，將相關情報提供給美國中央情報局。自1981年開始，Farewell向法國方面提供了4000份有關蘇聯科技間諜活動的情報，其中包括有關蘇聯計劃竊取西方技術秘密的情報和有關蘇聯秘密技術竊取活動的內部評估。值得特別說明的是，Farewell還提供了以下內容：（1）一份完整且詳盡的蘇聯參与科技情報活動的機構名單；（2）有關蘇聯計劃制定、完成情況以及非法科技竊密外國科技情報給各類軍工行業節約的成本的報告文件；（3）在世界各地參与科技情報活動的克格勃官員名單；（4）「X條線」（冷戰期間負責科技情報搜集的克格勃部門）官員在10個西方國家（其中包括美國、西德、法國）招募的主要間諜的身份清單。時任法國總統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在1981年將有關Farewell的情況告知時任美國總統里根，並交給里根總統一份由維特羅夫獲取的樣品材料。幾周后，法國本土警戒局的負責人馬塞爾·沙萊（Marcel Chalet）訪問華盛頓與時任美國副總統的老布希會面，共同討論Farewell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