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中央情報局一名前官員的介紹，1989年叛逃的原克格勃官員謝爾蓋·帕普申（Sergei Papushin）「經過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的審訊，發現其掌握的有關克格勃反制美方措施的情報非常有限。對我們沒有多大價值」。由於沒有受到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的重視，謝爾蓋·帕普申感到非常沮喪，但是又提供了一些情報並擔保情報準確，以博取信任。這次他聲稱在中央情報局內部有一隻「鼴鼠」。不過，「隨著審訊不斷深入，謝爾蓋·帕普申捏造的謊言不斷被拆穿。他供述的情況都經不起推敲」。

其他人則認為，尤爾琴科最初應該是一個正常的叛逃人員，但是後來改變了主意。尤爾琴科發生根本轉變的原因中，妻子（駐加拿大官員）的反對、公眾的關注以及對祖國俄羅斯的思念是一般蘇聯叛逃人員都經歷過的，而尤爾琴科也非常渴望與家人團聚，尤其想念自己16歲的兒子。聯邦調查局負責人威廉·韋伯斯特懷疑尤爾琴科假裝叛逃回蘇聯，而且認定尤爾琴科已經向美國提供了有關霍華德和皮爾頓的情報。

尤爾琴科案件往事使人聯想起，伊朗核武器科學家沙赫拉姆·阿米里（在第十一章中有過介紹）在2009年叛逃，后在向美國方面透露了伊朗核活動相關情報後於2010年再次叛逃。與尤爾琴科一樣，阿米里聲稱美國中央情報局對其實施虐待和刑訊，安排特工評估其叛逃的動機，並研判其提供情報的可靠程度。

情報審訊能夠通過叛逃人員提供的情報掌握政府部門（尤其是敵對國家情報機構）的人ｒead•９9cｓｗ.ｃｏm員配置、政策、能力和活動情況，以及叛逃人員在脫離原機構的活動情況。除了提煉有價值的情報外，負責審訊的人員還需要判斷所獲得情報的可靠程度。

在處理叛逃人員的過程中，審訊人員必須判斷叛逃人員所掌握情況的來龍去脈。在出現情報枯竭時，叛逃人員可能會誇大或造假。審訊工作之所以具有極高的複雜性，就是因為很多叛逃者都會保留有價值的情報，以換取繼續提供保護的承諾。

在尤爾琴科案中，中央情報局的反情報官員和分析人員需要評估其究竟是後來改變主意的正常叛逃，還是蘇聯方面派遣的間諜。從1975年8月至1980年8月，尤爾琴科任蘇聯駐華盛頓使館安全官，負責該使館設施和蘇聯公民的安全、信息保密和審查外國旅客。1980年9月，他出任第一局K部門的負責人，直至1985年3月。他在這個崗位上負責調查有關克格勃人員的間諜嫌疑案件和有關該局的泄密案件。自1985年4月至7月，尤爾琴科任第一局副局長，該局負責在美大地區實施情報行動。

1993年初，中央情報局局長羅伯特·蓋茨稱，中央情報局已經認定尤爾琴科是一名正常的叛逃者。蓋茨表示，「這既是我的態度，也是在座所有人的態度。尤爾琴科是真誠投靠的。我對尤爾琴科的判斷是，他提供了非常特殊的信息，其中有反情報領域的情報，非常有價值，因此不可能是蘇聯派遣間諜」。

美軍入侵伊拉克前夕，伊拉克國民大會組織向美國情報代表移交了多名叛逃人員。在一份有九_九_藏_書關美軍情報工作以及戰爭情況的報告中，參議院情報特別委員會指出，經過國防部情報局審訊，伊拉克國民大會組織移交人員所提供的情報有真有假。該報告認為，入侵伊拉克后，國防部情報局報告稱相關來源提供的情報「包括了各種信息，在質量、準確性和價值方面參差不齊。在某些個案中，相關來源所提供的情報能夠印證其他情報，或者能夠補充美軍情報資料庫的不足。但是其他渠道提供的信息幾乎或者完全沒有價值」。

近年來，中國、伊拉克和伊朗的相關案件也都說明，判斷間諜叛逃人員是否真心投靠，評估間諜人員所提供的情報是否真實以及是否能夠發揮穩定作用，都是非常有必要的。1995年，美國方面收到了一名主動投靠的台灣國安局人員提供的文件。此人自稱是導彈專家，提供的文件中有一份是中國第一機械工業部於1988年編製的20頁備忘錄。該文件反映了導彈設計者和生產者名單、中國未來發展導彈力量的五年戰略，還描述了中國和美國的武器特點。台灣方面將相關情報和這名主動投靠人員一併移送至中央情報局駐台灣情報站。

最具戲劇性同時其最終結局也是最不幸的案例，是對一名能夠成為間諜的人真實動機的誤判，該人名為胡曼·哈利勒·阿布木拉爾·巴拉維（Human Khalil Abu-Mulal Balawi）。2009年12月30日，約旦情報總局將約旦籍醫生巴拉維移送至美國中央情報局，並稱其已經提供了「經過獨立核實」的情報，而中央情報局方面九九藏書確信其能夠接近基地組織高級官員（其中包括艾曼·扎瓦希里）。在美軍駐阿富汗霍斯特省的基地，此人引爆了自殺式炸彈。在一份事先錄製的自殺視頻中，此人聲稱已經將美國和約旦情報機構的秘密提供給了「激進分子」。此次爆炸導致了巴拉維本人及其他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聯絡官、基地指揮官詹妮弗·馬修斯（Jennifer Matthews）、分析員伊麗莎白·漢森（Elizabeth Hanson）、3名中央情報局僱員以及一名約旦情報官員。一個調查小組研究認為，巴拉維是「未經徹底審查，也沒有採取足夠的安全防範措施」。在完成相關調查后，反恐怖主義中心內建立了一個完整的反恐情報審查小組，主要負責參与對高風險/高價值的間諜的工作，評估其潛在風險。

一名代號為「弧線球」的叛逃者是發揮突出情報價值的叛逃人員之一，不僅在2003年伊拉克戰爭中發揮配合作用，還提供了有關伊拉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活動的線索。此人最初叛逃至德國，由德國情報總局負責羈押。「弧線球」透露了伊拉克當時正在研發移動式的生化武器實驗室。該情報印證了其他情報，並且被時任國務卿鮑威爾作為其2003年2月5日聯合國演講的重要內容。由於德國情報總局拒絕批准聯邦調查局直接接觸「弧線球」，而且謊稱「弧線球」不會說英語而且反美，因此對其進行評估的過程非常艱難曲折。

叛逃3個月後，尤爾琴科在蘇聯駐華盛頓使館的一次媒體會上露面，聲稱自己遭到麻醉綁架，而後被美國中央情報局https://read.99csw.com隔離在位於弗吉尼亞州的菲德里克斯堡的安全屋裡。按照尤爾琴科的說法，他是利用了追捕者的「短暫疏忽」的機會逃走的。事實上，他是從喬治敦的一所旅館走出來的，根本沒有受到中央情報局看守人員的阻撓。兩天以後，美國官員拜訪了尤爾琴科，以判斷其是否受到脅迫，然後尤爾琴科乘坐飛機返回莫斯科，並在當地舉行了兩個小時的媒體發布會。在發布會上，尤爾琴科和蘇聯官員指責美國實行「國家恐怖主義」。之後有關尤爾琴科被處決的消息被證明是失實的，當時他被目擊行走在莫斯科街頭。

尤爾琴科叛逃之後，美國官方分析了其叛逃的原因，如果尤爾琴科是最開始就計劃了再次叛逃的間諜，那麼克格勃應該是企圖通過尤爾琴科收集有關中央情報局如何處理和審訊叛逃者，或者是讓中央情報局難堪，並以此阻止其接受蘇聯的叛逃人員。里根總統和參議員帕崔克·萊西（時任參議院情報委員會副主席）以及其他認為尤爾琴科所提供情報「過於陳舊」的官員，都認為尤爾琴科是蘇聯派出的間諜。

無法判斷叛逃者的忠誠度，會導致在一個或多個國家的情報搜集行動陷入癱瘓：一是無端懷疑會損害情報官員的職業前途；二是會導致無法獲得真正有價值的情報；三是可能會依據虛假情報進行決策或軍事部署。1962年，克格勃官員阿納托利·戈利岑（Anatoli Golitsin）在芬蘭首都赫爾辛基叛逃，加上當時中央情報局的反情報官員詹姆斯·安格爾頓（James Angleton）對內部間諜的長期懷疑，據此情報發起ｈｔｔps://ｒeａd.99csw•ｃom了一場發現鼴鼠的調查，毀掉了多名中央情報局官員的職業生涯，引起了對其他多名克格勃叛逃官員的懷疑，也導致了整個20世紀90年代中央情報局在蘇聯的秘密情報搜集行動陷入停滯。

評估和審訊有關叛逃人員的情況，是反情報機構的另一項使命任務。美國方面為俄羅斯、中國、尼加拉瓜、古巴以及多個東歐國家的叛逃官員提供政治庇護。自2005年起，有多名伊朗官員（阿里·萊扎·阿斯格里、埃米爾·穆罕默德·什拉茲上校）叛逃，並向西方情報機構提供情報。相關內容已在第十一章介紹。

2001年，國防部情報局審訊了多名自稱能夠提供薩達姆研製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情況的叛逃人員。其中一人告訴審訊人員一項所謂的「替代設施」項目，內容是利用國有企業建築物、私人別墅和地下洞穴掩藏儲存和生產設備。另一名叛逃者是伊拉克國民大會組織轉移來的，他提供了有關伊拉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研發成果以及伊拉克支持外國恐怖組織的情報。中央情報局研判認為此人修飾並誇大了自己的情報條件。

這名主動投靠者頻繁返回中國，在前往美國後會帶來更多的文件——超過700份共13000頁。中央情報局的一個翻譯團隊被派往台灣翻譯這些資料。同時有一名中央情報局的測謊專家用提問的方式對這名主動投靠者進行測謊，以判斷此人是否為執行外國情報機構的欺詐任務。此人後被送往美國，由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判斷整個行動是否為中國情報部門所主導。最後的結論是，此人很可能是雙重間諜——不過他提供的情報中有一部分是真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