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希望愛護本書的讀者不吝提出寶貴的意見。

人生的際遇十分奇妙。都是新亞畢業逾40年素未謀面的老校友，本來肯定是我有生之年也沒機會相識的了。有歷史系的，有英文系或其他系的。我是哲教系又是研究所畢業的，1967年在歷史系重讀學位。夏仁山學長是重讀中文系學位的。自1961年起我與王兆麟兄同時在中文系任教大一國文的兼任講師，不料在1968年遭遇被裁員的噩運。此後兆麟兄得到錢師母胡美琦女士的推薦去了聖保羅中學，我則在新亞附近的聖母院書院任教。每天下午四時放學，便匆忙趕到新亞上課，選修了全漢升、李定一、陳荊和、劉偉民等名師的課程。由於時間緊迫，根本沒法與同學們傾談。所以當時同讀歷史系的陸、黃諸兄，壓根兒無法認識。

賓四師辭職后，仍居港一段時間，我去拜訪他幾次，他從不向後輩訴說心事或閑談他人。某次談及我本身時，九_九_藏_書他才講了幾句。後來在台北，何佑森兄向我談起過。賓四師的好友羅忼烈師在其《緬懷錢穆先生》一文中，也曾談到一些。但不論如何，中國歷史上大多數的名人學者，其生前的遭遇，多有不如意的。但他們對發揚中國學術文化的卓越貢獻，卻是不可磨滅的。賓四師亦然。賓四師愛護新亞的心也是永恆不變的。賓四師辭職后，南洋各大學爭相禮聘他，有聘他任教授或做校長的，他選了一間任教授的，可惜水土不服，最後於1967年赴台北定居。老友張曉峰先生請他擔任文化大學研究所的教授，直至92歲退休，屈指一算，他在文化大學教了25年之久。

20世紀70年代，仁山兄把我這位連考兩年中大教育學院的備取生變成正取入讀（因有一正取生棄讀讓我補上）。近年，仁山兄又使我結識了多位老校友，我曾多次對仁山兄說：「你退休后還這麼忙，真是『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了。」現在仁山兄又使我認識了多位鴻儒，當中包括丁新豹教授，真使我有高攀不起之感。

梁天錫博士于香港珠海書院歷史系畢業，新亞研究所獲碩士后，返珠海研究所深造，考獲台北「教育部」頒授博士學位。曾任珠海書院教授、能仁書院教授兼教務長、文史系主任、文史研究所所長。著述宋九_九_藏_書史多種，逾200萬字。

錢師主持新亞校政的十幾年裡，先是住在九龍桂林街和嘉林邊道的學校宿舍，後來租住鑽石山的西南台和沙田的和風台，生活的清苦可想而知。即使他定居台北以後，文大與故宮博物院給他的研究費每個月都是一萬元台幣而已。可是錢師牽挂著新亞的心卻是永遠的。記得錢師自台北來新亞參加35周年校慶，筵席上林院長誠邀他40周年慶時再來。我有幸坐近錢師旁（只隔兩個座位），只聽錢師低聲回應著：「那時我可能不能來了，如果人死後有靈魂的話，我是會回來的。」聽了使人心感凄酸，但老師愛新亞之心溢於言表。現在老師已逝，一切希望和想法已成泡影。所幸老師還留下豐碩的寶貴著作，讓我們後輩研讀學習，老師的學術思想將永垂不朽。錢師在經、史、子、集各方面的宏言儻論和卓越見解，我們後輩當謹記勤習，使中華學術文化日益發揚光大。

胡詠超先生於新亞文史系與新亞研究所畢業，獲中大碩士學位。曾任教於嶺南書院直至嶺南大學文史系，自講師至副教授前後逾30年。

葉君曾執教於香港大、中、小學各七間。歷任教師、講師、主任、教授及校長，計共45載。所教小學有至正、竹慶、沙螺洞、崇正、新會、信義及聖十架等校；中學有協同、李賢堯、劉金龍、聖母院、嶺東、培中及能仁等校，大專有東南、廣才、華僑、遠東、中大新亞、嶺南及能仁（含兩研究所）等校。服務較久者計有協同、劉金龍各四年；李賢堯任中文或中史科主任共12年，直至退休；繼又受聘任私立能仁書院院長兼文史、哲學兩研究所所長達9年。葉君服務於新亞亦為時頗長，計任中文系兼任講師達7年，並任新亞研究所助理研究員達6年，其間由錢賓四師指導，研究唐宋及桐城古文。

直到41年後的2010年，意想不到的奇遇發生了。接九_九_藏_書到我曾擔任文學審評員多年的藝術發展局邀請參加酒會，並允許可偕同一位親友參加。仁山兄欣然同往。在酒會中他認識的新朋舊友極多，因此使我認識了歷史系的黃浩潮學兄。次年藝發局又來函邀請，仁山兄亦有同往，因此又認識了葉永生和陸國燊學兄。黃、葉兩兄多年前已從政府教育、司法機構高職退休，至今仍為香港社會作著貢獻；陸兄則自中大出版社退任后，復受陳萬雄先生禮聘擔任商務印書館董事總經理。說實在的，如果不是在酒會中有仁山兄介紹相識，即使在酒會中與上述諸學兄擦身而過，還是不會相識的。

如果，錢師留在新亞教下去，一直教到92歲，那我們新亞數以千計的同學都可親近這位不世出的大師，豈不是新亞校友之福？可能有人會說，錢師在新亞辭職那年已是69歲高齡了，怎麼還可以教到92歲？普通一位教授當然年屆60或65歲已是退休之年，但大師級的教授是在全世界都備受尊重的。例如我們新亞首屆校友余英時教授年逾八旬，至今美國知名大學還仍爭相聘請他為講座教授；又如多間知名大學爭著禮聘他擔任客座榮譽教授的饒宗頤選堂師，今歲年屆95高壽，杭州西泠印社還禮聘他為社長。名師是不受年齡限制的，如果錢師80、90歲時還在新亞的話，也可以像台北文大般每周只請他講學一次也做得到。這對我們新亞今後得以親近名師的數以千計學弟學妹們，真是何等大的福氣。

葉龍博士自1953年畢業於協同聖經學院后，以同等學力入讀新亞書院哲學教育系，繼而考入新亞研究所，由錢賓四師指導，主修中國哲學，得碩士學位。繼而一面教學，一面兼讀學位，計獲中文大學乙級榮譽學位及教育文憑（均主修中文），后又獲香港大學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均主修中國文學）。

主要著作有《桐城派文學史》《桐城派文學藝術欣賞》《中國古典詩文論集》《孟荀教育思想比較》《孟子思想及其文學研究》《王安石詩研究》《中國歷代人物經濟故事》及《中國、日本近代史要略》等，以及參加兩岸三地國際研討會論文數十篇。至於錢賓四師《中國歷史研究法》一書，亦由葉君筆錄。

說真的，我們這班老校友都很懷念艱苦創辦新亞的錢穆老師，我們在多次茶聚中常常談起這位終身為中華學術不懈鑽研而卓有貢獻的一代大儒。可惜在1962年時，在錢師擔任院長兼所長及教授達12年後，他老人家竟突然宣布要辭職。後來幸得經濟系主任張丕介師的堅決挽留作罷。但到翌年（1963年）時，他堅持辭職，而且不願以退休名義離校。如果當時有校友們同學們群起挽留他老人家，可能會有轉圜餘地也說不定。（按：10月5日見到雷競璇校友在《信報》專欄寫的《錢穆在新亞》一文中說：「錢穆信函說『在新亞真如一大噩夢』，此話極重，也極堪玩味，他說的噩夢是『新亞』，不是中文大學。……人性中有共患難易共富貴難的弱點，錢穆辭職時，和他一起創立新亞以及共事多年的同人沒有誰離去。未知是否反映內部不一致……」）

過去數月來，與上述諸學兄茶聚中，當我提起想把錢師的「講學粹語」出版時，學兄們均表贊同。於是浩潮學兄要我把這些擬出版的資料儘快交給國燊學兄評閱。包括錢師的手札以及講學粹read.99csw.com語和多篇對錢師生平的報道，連我曾在《信報》刊載過的「歷代人物經濟故事」和錢師講述的「中國經濟史」兩個專欄作品也一併送審，國燊學兄又請毛永波先生一起來研商何者可先出版。憑永波先生的卓識和銳利目光，認為多年前友人周淑屏小姐在壹出版刊印的《中國經濟史》，已缺售十余年，但該社已不出版學術書籍。因此錢師《中國經濟史》之得能重見天日，實在衷心感謝國燊學兄之重視及永波先生之識見。也要感謝編輯經驗豐富的張宇程先生。他將錢師講述的中國經濟史，準確編排了朝代，訂正了在報章作專欄刊出時的一些疏誤，成為一冊相當完美的學術與知識兼重的歷史書籍。也感謝尚學中心的王龍生兄，為此書影印文稿付出了很多精力。

這個世界上，老師中有良師，朋友中有益友，任何人必定在一生中可以遇到幾位良師益友的。60年來，自我完成新亞哲學教育系學業以來，不包括中大、港大，我在新亞已遇到很多良師益友。良師中使我最欽佩最敬仰的其中一位，便是錢穆賓四師。當年（1953年）我與李杜、張乘風、顏錫恭、吳業昭等畢業於協同聖經學院后，為了要親炙這位大師而來報考新亞的。同學也有多位益友，可惜多位已經作古，而仁山兄可說直到如今仍是我最相知的益友。新亞四年大專生活，他帶我去塗公遂教授家中玩，一同稱呼塗伯伯塗伯母，因他們的長女是我們學姊。塗伯母十分好客，假期常去塗府吃喝玩樂，使我這位獨在異鄉的異客得到了家庭般的溫暖。

錢師從來不為自己的名利著想，他曾親口對我說：「兩萬港元與一萬港元的月薪是沒有分別的。」他也從來沒有為自己置產，直到他病逝那年，現在仍在台北監獄服刑的陳水扁，當年要錢師遷出素書樓，錢師母為了爭口氣，在市區買下一間屋，房錢付不起，還是一位書商講義氣，多付出一筆版稅才能成交。這是一位出版家告訴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