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武帝，更改了多次錢幣制度。建元元年時，改行使三銖錢，四年後又取消三銖錢，改行半兩錢。由於屢改錢幣，錢益輕薄而物價日益昂貴。商賈遂囤積貨物而逐利，且民間盜鑄之風大盛。依法盜鑄錢幣者死，但盜鑄者多而不能盡誅，五年之間，因盜鑄而受死刑者已達數十萬人。赦罪者亦有100餘萬人，數量可謂驚人。

均輸法亦在武帝桑弘羊時代所建立。史稱行均輸法后，人民不加稅而國家足用，雖語帶譏刺，卻亦屬實情。

人民爵位亦可賣出，如人民逢旱年無力存活，政府亦無法恤災民，便允許人民賣爵，以示體恤百姓。漢惠帝六年夏，因旱災，朝廷准人民賣爵以自救。

漢代國家財政，主要靠田租、算賦及更賦三大收入。而國家的重要支出有六項：包括京師官員的俸祿、天地山川宗廟的祭祀、宮殿園陵及官用營造物的建築、京師駐軍的薪餉、軍用車馬兵器的費用及京師各機關的事務費。

錢幣之興起，為時不久，由戰國末期至漢初，僅100年左右歷史。憑當時人之智慧，實難解決當時之矛盾。如放任民間鑄幣，則幣制雜亂，為害極大；如嚴禁私人盜鑄，則禁不勝禁，且判死罪者必眾。

「鬻爵」制度乃秦孝公時商鞅所訂立。商鞅把古代「公、侯、伯、子、男」五等封爵改變成20種等級的封爵，此制度一直沿用到漢代而未變。當時規定，較低的封爵不能參政，但可得到多種優待。

漢代尚有一種「榷酤」的稅收政策。「榷」是獨木橋之意，「酤」是指做酒，「榷酤」者，意即賣酒之唯一可通行之途徑是要由政府公賣，政府在各地設立酒的公賣局。

文帝時，取消盜鑄錢令，任由民間自由鑄錢，賈誼曾上書力諫。其大意是：由於可以自由鑄幣，因此上山采銅礦者日多，大家放棄了農事，丟掉了耕耘田地的工具，爭著去燒炭火鎔銅鑄幣。以致奸錢日多，使生產五穀者日少。連善人都去從事這一類姦邪之事，弄得盜鑄者如雲，以後即使用死刑威脅，也無法再阻遏了。

同樣，漢代政府為適應人民的購買能力，爵位賣出價並不固定，也可調整。

同時平準制度施行稍久，便生弊端，有奸商與官吏勾結作弊。「收賤以取貴」，即將貨物賤價買入，貴价賣出，此乃由於均輸官拒絕接納本地所普產之貨物，反而要求本地所無之物資，致為奸吏豪賈所操縱，使人民生計益困。

司馬遷對此政策亦極端反對，他在《平準書》中狠狠地批評了當時擔任財政大臣（大司農）的桑弘羊，文中還引用了「烹弘羊，天乃雨」的民謠。

平民賜爵，亦可減罪。漢惠帝元年，民有死罪者，買爵30級可免死。一級值錢2000，買30級之爵位，需付出6萬錢即可免死刑。總之，朝廷准人民以錢買爵，可見爵九九藏書位有其經濟價值。

大司農上奏國庫舊存之錢已盡，新賦稅亦用竭，為彌補戰費需要，乃增設賣武功爵。漢代原設武功爵定為11個等級，但政府只賣爵至第8級為止。第8級武功爵價為17萬錢，大約每一級價為2萬錢左右。即15萬錢可買到第7級爵，13萬錢可買第6級爵，依此類推。

古代各地要向政府貢上當地土特產。南北各地方政府要向中央政府輸送貢物。由於路途遙遠，運費比本身貨物還貴；或因運輸途中時日耽擱過久而中途腐敗，因此實行均輸法。

文獻說明買第18級爵得出120萬錢，則自第9級起，每一級爵增約10萬錢。文帝時買爵之價可算高價。

當時只有一位卜式，肯分財以助縣官之急需。雖經武帝百般獎勵勸勉，仍然少有人肯慷慨解囊，才縱民間告緡，成為朝廷憑藉權勢以強奪民間財富之現象。但在武帝而言，帝王之家尚願捐財助國，諸王侯以及百姓，竟坐視不願拔一毫而助官府，乃訂出告緡錢之措施，全國雷厲風行。

此種酎金亦為國家所定之律令，必須上獻者，由少府收受之，以供王室祭宗廟之用。

高祖又聲明第八等爵位以上，均為高等封爵，可得所賜田宅及官府要給予封爵者所提出的要求。

漢時民戶買爵，主要目的在免徭役；而朝廷賣爵，則為濟國家之急，卻喪失了多數徭役，此猶如發公債必償其息。

《鹽鐵論》曰：「開委府于京，以籠貨物。賤即買，貴即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貿利，故曰平準。平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則民齊勞逸。故平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

依照漢制，天子私有產業如此龐大，士官服官飲膳輿馬等費支出亦如此巨大。政府之公用開支更不必論矣。於是設均輸官以總其匯，亦不失為經濟之道。使郡國地方政府各自貢獻其土產，由官方自負輸送之責，亦未至虐民之舉。

武帝實施均輸法在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試行；五年後，即元封元年由大司農桑弘羊奏請批准，正式在郡國各地設置均輸官實行。

但事實上是政府以各地方所貢物作為資本，用來高價時出售，成為賺錢之事。

漢武帝元鼎五年時，有160位列侯因犯了獻黃金酎祭宗廟不合上述條例者，均被剝奪爵位。這一次武帝之所以如此嚴厲處罰這麼多位列侯甚至奪去其所封之國，乃因列侯們不肯協助討伐南越有以致之，於是借口酎金不合標準而重罰之。亦由此可見漢代帝王極為重視宗廟之法，甚至可以藉此取消列侯之封國。https://rｅａd•9９cｓw•cｏm

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朝廷詔請各國賢良文學士詢問民間疾苦。召開了一個有60多人參加的鹽鐵會議。朝廷官員有丞相車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及丞相史、御史等；地方代表有賢良文學士谷唐生、魯萬生、朱子柏、劉子雍等。在會議上，賢良文學士首先提出請廢鹽鐵專賣。理由是縣官所鑄造的鐵器多為大器物，供民用者多為粗製濫造，其鈍無比，刀連草都割不斷，於是農夫工作加重，收穫卻減少。而且鹽鐵賣價貴，百姓負擔加重，只得用木器耕耘，少用鹽而淡食。此可能當時實情，想未必全都如此。

按照晁錯上書漢文帝所言，當時可用粟代金錢買得爵位，得以免罪。能以粟買爵者，其人必有餘財，既有餘財以供上用，則朝廷因賣爵而增收入，貧民賦稅便可相應減輕，則此政策亦有利於人民。

漢文帝時所訂酎金之法，是每年正月釀酒，八月成酒，名曰酎酒。此酒乃各諸侯助祭所貢之金造成。凡諸侯列侯，其轄下之民有1000人者，須進獻黃金四兩，其不滿1000人而有500口者，亦須獻金四兩。

又凡官至大鴻臚而其食邑在南方邊區的交趾、日南兩郡者，可以長九寸以上犀牛角或玳瑁甲獻上以代黃金。

但國家一旦有事，因田租、算賦、更賦三項皆有定額，不能驟增，因而造成財政拮据。而山海漁鹽礦藏皆屬天子之「私奉養」。

漢代尚有一種「鬻爵」制度。

根據歷史記載，當時中等以上家庭都因算緡告緡而遭受破產。人民即使有錢剩餘，也不再積蓄，從此大家吃美食，穿好衣，人人如此心理，其為害之烈，可以想見。

這是桑弘羊擔任大司農時所推行的制度，弄得民怨沸騰。故某年發生小旱，天子下令求雨，卜式憤然道：「這都是桑弘羊搞出來的災禍，居然令官吏在街市中販賣貨物以圖利，只要把桑弘羊拿來烹宰了，天就會下雨的。」

每一諸侯王每歲必須獻黃金給漢王室之宗廟，由皇帝親自接受獻金。所獻黃金如成色不足，或斤兩不足者，如系王，則削其所封之縣，如系侯，則免其所封之國，所訂之律不可謂不嚴。

其中以百官俸祿及軍費為最大，自高祖惠帝文帝及景帝以來，向有節儉之風，使國庫富裕。

因此武帝的大興禮樂，以營造太平盛世的景象，其實亦即步列侯諸王驕奢相縱的後塵，而且更為變本加厲。所以武帝之管鹽鐵，設均輸，亦猶如諸侯王之開礦煮鹽，做其兼并工作。這便導致武帝濫用錢財而不惜，輕取民財而不慚，更以為田租算賦以外，均屬帝室私產，可以揮霍無度。

武帝同時並下令禁地方政府亦不得鑄錢，遂廢銷天下諸錢而專令上林三官才可鑄錢。至此民間盜鑄者遂減少，漢之幣制，於是上了軌道，奠定了以後的基礎。ｈｔtps://ｒeaｄ•９9csw•cｏｍ

但是當時政府厲行告緡法，亦有其不得已之苦衷。因漢代財政，政府與王室已公私劃分，各不相干。漢武帝為了縣官短缺政費，常自內廷把王室私人財富取出濟急，武帝自己節省膳費以及不坐四匹馬拉的馬車，並將王室珍藏捐出，甚至將鹽鐵出賣所得撥歸大司農，即將是項收入讓國家支用。

上述情況相結合，政府亦需增加稅收，因此除了鹽鐵國營以外，更實行了均輸法。

景帝時重新頒布盜鑄律令。

武帝所以要實行均輸法，歸納其原因有三點。

大約一年之中，因均輸而獲得帛500萬匹，人民雖不加賦稅，但國家富饒異常。

漢武帝一朝理財大計最多，最為擾民者厥為告緡與鑄錢，爭執最大者則為鹽鐵專賣。

綜合言之，武帝一朝財政，從其立法定義言之，並非完全不對。武帝可議之處是隨意使用國家財富，不知愛惜。

第二點是為了進一步重農抑商。

但實行均輸、平準之法，卻使國家富庶了。歷史記載，當時天子到極北的邊疆，向東封泰山，並巡遊海上，所到之處，無不大加賞賜，大灑金錢，計共用去帛100餘萬匹，金錢數以萬計，此等貨財皆取自大司農。

漢代粟價已不能詳細考證，但按照文帝時爵價之記錄，則約略可推算出一個大概價格。

武帝及當時主計之人，推行時毫無忌憚，亦不顧惜民間困情，其所以有此種心態，乃由於當時政制所然。因當時政制，帝王好像一巨室，別有其私產。王室縣官，別為二體。今帝王尚願捐輸助國，而諸王侯以下至人民等，只顧私室，不肯分財以佐官家，遂使武帝憤而出此。亦猶如上獻酎金而不照法定，褫奪了100多位列侯之封爵的心理相同。

所謂平準法，即由天子收集儲存天下百貨，價貴時出售，價廉時買入，商賈之力自無法與天子匹敵，因此商人無法獲利，物價自然無法抬高。商賈亦無法再囤積居奇。

凡食邑在今廣西省之郁林郡者，可以用長三尺以上象牙或翡翠二十以代黃金獻上。

凡內廷及外朝所需日常用品，例皆各自向郡國民間採購。諸官各自為市，由於政府人員及王室人員在市場上大量搶購物資，使物價不斷飛躍，為了平抑物價，控制商品的運銷，因此在漢武帝時設立了均輸制度。

武帝元朔六年，因北伐匈奴，當時命衛青統率十余萬軍出擊。賞賜俘虜及斬下敵人首級的將士用去黃金達20多萬斤。漢軍戰士戰馬死亡10餘萬。武器裝備及水陸運輸費用不計其數，支出浩大。

漢代粟價最高時，一石不過100錢。600石粟可買第二等爵，約為6萬錢，相當6斤金；以後每高一級，增價5萬錢，買第9級爵，則出錢40萬。ｈｔｔpｓ://ｒeaｄ•９9csｗ•ｃｏm

當時孔僅、東郭等提到說：「山海天地之寶藏物資，本來都是屬於少府的，但皇上卻不據為私有，拿出來交給大司農以協助國家之不足。」

漢時朝廷賣爵，其性質有如近代國家之發行公債。持國家公債券者，得向國家取其券價應得之本息。

漢代政府官員，自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以下，屬於為國家辦事者，俸祿統由大司農支付，其費用當然比後宮妃嬪為巨大。

這情況在《鹽鐵論·本議篇》已提到說：「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方物貢輸，往來煩雜，物多苦惡，或不償其費。」

但漢時買爵的價錢是時有增減的。文帝時爵價稍貴，爵一級為2萬錢；漢武帝時如買爵30級，便得付出50萬錢。司馬遷為李陵事，得罪武帝，吏議判死刑，無錢買爵贖死刑，因此不得已接受宮刑代死。

漢代常有賜爵之舉，得爵者可免徭役及豁免一部分田租。每逢新帝登位、或立皇太子、或朝代改元、或皇太子及冠之年、或封皇子為王及郊祀時，多為賜爵之時；民間得爵者，等於獲得政府在經濟上的一種優待券。

均輸法者，照政府的解釋，是各郡設「輸官」后，人民只需將所貢土產送到郡的「輸官」處，而郡的輸官由京師委派，因此不必勞師動眾的由民間直接運輸到中央政府所在地了。此政策的原意是可以平均勞逸，便利百姓。然而民間意見卻不以為然，因為隨均輸法而來的，還有一個平準法。

政府對均輸、平準的解釋是為方便人民，但民間則有不同意見。這兩種政策看起來似對人民有利，但實際上是政府在做生意了。正如《鹽鐵論》所說：「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意即均輸官強迫百姓繳納本身所無的土產，百姓便只得將自己所擁有的貨物賤價忍痛賣出，再向商賈高價購入政府所指定的貨物，如此一賣一買，人民不但未蒙其利，反受其害了。

第三點，中國歷史上的傳統觀念，視商人為奸利。

武帝時工商業發展日盛，超越農耕，天子的收入亦相應激增，由此而導致奢侈之風，如工商資產階級造成兼并之風；諸侯王自有封邑，各有其私奉養，亦各自營其礦山海鹽之業，美其名為不加田租或減收豁免田租，實則干其商人般兼并的勾當。因此除天子、列侯王及工商巨賈富庶外，余均貧窮困頓，造成社會經濟不均。

在漢武帝的多項財政稅收計劃中，如從利害得失方面而言，則算緡錢與告緡錢這項措施，最為困擾人民了。

武帝能將其私己之奉養，捐出作為政府開支，實是慷帝王個人之慨。但相對來說，當時民間豪富紛紛藏匿財富，不肯捐輸助國，與王室相比，就顯得格外自私了。

首先，由於征伐匈奴需巨大戰費，富商巨賈又不願踴躍捐輸，不得不開源，故除了鹽鐵專賣以外，另訂均輸法。

歷史的演變，往往在一件新興事物的興起，歷經苦痛之後，始得善策。則武帝一朝以錢幣之紛亂，而社會生命經濟遭受了大劫難，良可慨嘆。但由於人類智慧之所限，經過困頓而後思變，實亦不宜深責九-九-藏-書政府有關之財經大臣。

武帝之財經政策中，尚有鑄錢幣一項，也是十分擾民的。

總之，當時的工商兼并、列侯諸王之驕奢以及武帝之揮霍，實乃當時時勢所造成的新興資產階級的特殊變相。故武帝雖雄才大略，但其在平民社會中造成一種驕奢縱恣資產階級風氣，其功罪頗難定評。

如有人說中國的傳統思想是重農抑商的，此種評語也非全對，司馬遷之極端反對桑弘羊的政策，便是一例。

平情而論，鹽鐵均輸等政策，雖為時人非議及遭後世輿論所反對，其實施之手續，亦難免有流弊產生，但其立法本意，亦非全無可取之處。

但當時御史大夫桑弘羊力主鹽鐵專賣不可廢除。其理由是：如任由民間採鐵鑄器煮鹽，則易生兼并而成奸偽之業，卻苦了貧民百姓。鹽鐵如由官營，則兼并之路塞，便不再聚黨徒，作奸非，遊俠亦無從再生。以政策言，亦並不錯。武帝以後，由國家控制山海之利，使人民不再覬覦，亦可說對國家有利。而賢良文學士力主廢鹽鐵，仍主張任民間鑄幣，可謂不明本末，不知利害。

漢代還有一種與均輸制度有關的政策，就是各地諸侯每年須向中央上獻「酎金」。每年八月獻酎以祭宗廟，命各地諸侯獻金以助祭。

所謂均輸法，即將民間進貢給各地方政府的土產，有用不完者，中央政府規定不必再運送京師，可送到中央政府派駐各地的「均輸官」那裡暫時儲存，隨時聽候京師命令。數量過多的某些項目，便可在貢地附近賣出。譬如廣東的土產可在江西地區出售，將款項上繳中央。又如山東省的織絲，每年王室需用若干，如有剩餘的便可在附近地區售出，得款歸中央。

當時之「均輸」法，不必由政府規定之處所賣出，但酒之出售則非經政府官賣局不可。由此說明當時之經濟制度已很進步，可見當時中國之行政措施甚為高明。

景帝時，因上郡以西地區旱災，因此修改賣爵令，將爵價降低，使人民能買得起。

文帝時出錢6萬可買到第2級爵，照推算，武帝時第2級武功爵價約5萬錢，則爵價較文帝時廉宜，而待遇則較文帝時為優。因武功爵第7級「千夫」之待遇相當於文帝時20等爵之第9級的「五大夫」了。

漢代經濟制度中，賣爵一事，影響及於吏治，其流弊亦相當多。其他關係較少，用不著再討論。

漢高祖五年下詔，凡是有「七大夫爵第七」等以上的爵位者皆有食邑；凡非「七大夫」的封爵者，其本人及其全戶可免徭賦。說明了第七級封爵以下者為低等爵位，亦可免除一家人之徭役。

當時賈誼提出建議，收銅歸國有，使民間不能鑄幣，但文帝沒有採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