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城的南北設「市」，即當時的貿易場所，由政府官員督導管理。南昌亦多產優良木材，求利者采之，將之運到揚州，利潤可達數倍。玄宗天寶五年時，有一位楊溥，與幾位同伴入山採伐木材，適逢大雪之冬夜，深山無處寄宿，數人便同宿于橫卧之中空大木中，藉以避寒。既可運輸大木，可見南昌水陸交通稱便也。

南昌隋為洪州，漢稱豫章。此地舟車暢順，形勢險要，有「襟三江而帶五湖」之稱。夏商以前，此處已有漁獵、農耕及紡織等生產活動。唐代時已成政治、軍事及經濟重心的大城。其地為盛產魚米的鄱陽湖平原地帶，與珠江流域的廣州、長江流域的江陵、揚州等大工商城市連貫通暢，使南北客商，聚集於此，造成「珍異百貨，彙集如山」。

這裏說明了長安城青綺門內的酒菜館用胡姬招待來賓，即使國人也用此等高級酒肆，主客醉酒餞別，引為韻事。

唐代華商除前往上述各國經商外，尤與波斯、朝鮮、日本及緬甸各國來往密切，以下逐一描述。

中國對外交通在漢代已經開始。並且從三國時代到南北朝，中西交通一直沒有停過。至於中西交通正式像樣的開始，則是隋唐時期。

從唐代海船的規模推想到內河船的構造，一定亦相當進步。1500年前，中國已發明機船，齊國祖沖之創造千里船，一日可行數百里，史書載雲：「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可見此時已有不用划槳的輪船。

唐代其他之貿易港尚有泉州、杭州及揚州等。唐之廣州、揚州，其繁盛可先後媲美於今日之香港與上海。當時有田神功者，某次平反攻打揚州，被殺之胡商達數千人。

賈耽自言從十余歲開始，便「好聞方言，筮仕之辰，注意地理，究觀研考」，已有30年之久。諸凡西疆之比鄰，異蕃之習俗，以及梯山獻寶之路，乘舶來朝之人，無不考究其源流；至於市肆之行賈，西戎北狄中之遺老，以及民間之瑣語，風謠之小說，亦收其是而刪其偽。於是又撰成《海內華夷圖》及《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40卷。

范陽公此舉實令人有所疑惑也。但也有人說，以地域來區分，固然有華夷之別；但如以教化言，則是華是夷，當察看其心意與趣向。如果此人出生於中州，但言行卻乖悖乎禮義，則是有華人之形而具夷狄之心；如生於夷域，其言行卻合乎禮義，則是有夷人之形卻具華人之心也。故范陽公推薦阿拉伯人李彥升，亦有其激勵夷狄以歸化于中華文明之意也，其意不可謂不善。可見當時已無歧視外人之心。

安史之亂時，有一位魏生，極為富有。某次，他邀請外國人舉行寶玩大會，有外人展出四珠，蒙大眾讚許並得冠冕獎。但有一中國人拿出更大之寶貝，而獲得了最高榮譽。

自漢代以來，武帝通西域，西北陸路對外交通日見發達。東漢時班超出使西域，到了地中海，接觸羅馬等國。中國的絲就由此時傳入羅馬。

長沙古稱潭州，唐末昭宗乾寧三年（公元896年），馬殷為長沙武安軍節度使，向建立後梁王朝的朱全忠效忠，得封楚王。後唐時，馬殷「置邸務以賣茶」，鼓勵民間制茶並發展通商，提高了經濟效益。

但8世紀后，日使來華每次多至四船五六百人，包括副大使、留學生、學問僧、醫生、警衛、翻譯、船匠及商人等。他們來華后深入研究唐代的政制、文化及經濟各項。

由上述此事，知中國長安亦為當時世界性之商貿市場。又如揚州、廣州均為胡人來華營商之大城市。前文提及因天寶年間，吐蕃在西北地區生亂事，有4000胡客不能歸國而滯留長安，須由中央政府撥款50萬緡以供給養。

但在近代史上，日本常常侵略中國，可謂數典忘祖，不脫小國寡民的狹隘胸襟。其實在歷史上，尤其是唐代，中國對日本是很友好的。

中國不但是一個大陸農業國家，事實上中國古代海上交通亦很發達。海路交通工具稱為「海舶」。春秋末年時，吳國從海路前往攻打齊國，當時已有大規模的海軍。此時越國亦已有海上交通事業，其艦隊並不比古代西方的波斯、雅典艦隊為小，因中國地大物博故也。

唐時波斯人定居長安最著名的是李珣兄妹ｈttps://reaｄ•9９cｓw•coｍ，李珣成為名詩人，其祖先早年來長安販賣香葯，落籍四川。由於李珣先人在華數代販賣香葯，因此李珣不但能詩詞，亦懂很多藥物學知識，曾編寫《海葯本草》一書，介紹了不少波斯藥材，成為後來李時珍《本草綱目》的參考書之一。可以說，他也對中藥學有所貢獻。

唐代很多大城市，都是運輸方便商業繁榮的中心。除了上述所介紹的以外，其他有：

隋唐時代，中國出了幾位有名的大地理學家，隋代有裴矩，唐代有賈耽。他們對中外交通地理十分精通。

根據史籍記載，當時國人也有去海外各國經商者。如《嶺表錄異》記述，每年，廣州有華商乘銅製貨船載國產貨物前往安南，與彼邦商人換取安南土產，交易而返。

中國的養蠶織絲法是在5世紀時傳給波斯。以後「波斯錦」之聞名於世，實出於中國之所賜，但他亦同時影響了唐代的織錦風俗。

唐憲宗元和十一年冬，新羅王子金士信來華，航行海上時遇狂風被吹到楚州鹽城縣登陸，由當地官員妥為接待並及時向朝廷呈報。同年，新羅有飢荒，有170人渡海逃來浙江，亦由當地官員予以接濟。

新羅當時經常派遣使節來華祝賀春節，大約在7世紀中葉至8世紀中葉近200年間，曾來賀節達21次之多。其中包括贈禮、國喪致哀及祝賀新君繼立等。此時亦有新羅商人成群結隊地乘船經黃海來華經商。

有各種外國貨輪，名叫「南海舶」者，每年均駛來廣州與中國進行貿易。其中以師子國（即今斯里蘭卡）的貨輪為最大。船高數丈，置梯以便上落，堆積寶貨如山。每有蕃舶到港時，郡邑為之喧闐。隨即由市舶使將其貨名一一錄下，命蕃商繳納「舶腳」（即關稅），其中有若干珍異之物則禁止上岸，蕃商往往有因欺詐而入獄者。此種貨舶，史載常有因大風浪而沉沒者，甚至傳說有為長達1000餘尺之海鰍所吞。

中國的造紙術在8世紀中葉傳入波斯、大食等國。天寶十四年（公元751年）時，大食人在中亞一場戰爭中，有若干唐代士兵被俘虜，其中有造紙工匠，因此中國之造紙術首先傳入波斯、大食等地。

為了管理市舶貿易，唐玄宗開元年間（公元713～741年），政府在廣州設立市舶使，又名「提舉市舶使」（提舉即管理之意），又可稱「押番舶使」。此機構職司管理海外交通進出口商船，抽收船稅，稱為「舶腳」。相當於近代之海關，亦可稱為「監市舶使」，為當時國家財政收入之主要來源，至宋代海外貿易更盛，市舶使更見重要。

當時造船場多設於江浙一帶。如劉晏為漕運所建之船，便在今江蘇儀征的揚子縣船場所造。當時劉晏提議每船給建造費100萬。而有人批評，國用方乏之時，宜減其費，每船出資50萬已很多了。劉晏不以為然，認為多付建造費才能造出高質量的船，乃在揚子縣建立十個造船場，派十位專官管理，所造船質堅耐用。50餘年後，繼劉晏者剋扣建船費，因此用木廉薄，耐用性能大不如前。

波斯古國即今日之伊朗。上文談到中國在唐代時，各道盛產絲綢。公元前5世紀左右，中國已有絲綢傳入波斯。此後打通了「絲綢之路」，中國與波斯的貿易日益頻密。

福州在漢代時已有海外貿易。唐代時在經濟及文化事業的發展上已很迅速。當時，福州的茶葉生產及製鹽業已極發達，其中尤以福州方山所產雲霧芽茶名聞遐邇。唐代詩人黃夷簡有詩「宿雨一蕃蔬甲嫩，春山幾焙茗旗香」，以稱美雲霧芽茶。僖宗中和年間，福州的經濟更為繁榮。

此船南至江西，北至淮南，每歲來往一次，獲利甚豐。此船所載已超逾萬石了。當時洪州（今江西南昌）、鄂州（今湖北武昌）的水道多，居住水邊者幾乎與居住城邑的相同。當時富商多擁有大船，船上婢僕如雲，歌舞不歇，其盛況可知。

秦統一中國后，設置防務亦以甘肅岷縣為界。當時雜種胡住在西部僻遠的中亞細亞一帶，為使世人了解西域44國之風土物產，遂撰成此書。書中說明自敦煌到西海的印度洋、波斯灣及地中海，有三條通道。

玄宗天寶元年，中央政府對景德鎮的制瓷業更為重視，王室已用當地瓷器作祭陵之器皿。

胡商死後，破其左臂，果得一珠。此珠大如彈丸，外表並不很光澤。舉人將胡商營葬完畢，將珠攜赴市場，卻無人問津。一直過了三年，忽然聞有新來胡客到京，便向他出示此珠。胡客見而大驚道：「先生從何處得此寶珠？此珠決非近期所可獲得，先生可否告以出處？」舉人便道出此事因由。胡客聞之，涕淚漣漣曰：「這位鬻餅胡就是我的同鄉，本來就與他相約來商討此物。因出國來華途中，海上遇大風浪，輾轉數國，因而耽誤了五六年時間。到此正欲尋訪他，可惜他已病故。」遂向舉人求買該珠。舉人見此珠亦並非特別珍貴，僅索價50萬而已。該胡人便照價將該珠購下。

揚州自春秋末年起，已是一個經濟發達的港口貿易城市。隋唐時期更為昌盛。隋煬帝動用100餘萬人力開闢通濟渠，使長安可直通江都（即揚州）。煬帝為賞瓊花，三下江都。

日本與中國文化的淵源極為深厚。日本的文字早期幾乎都是襲用漢字，近代他們才漸漸減少用漢字。但什麼書道、茶道甚至武術或禪宗佛教都是傳自中國。有人說，徐福就是日本的開國天皇，多位中國學者作了研究，此說可信其無，亦可信其有。

康君一一從命，以後盡得段僧真傳，成為第一流之琵琶師。由此亦證明了中國當時物質文明之富與音樂造詣之高。

新羅商人攜來朝鮮特產包括牛黃、人蔘、朝霞油、魚牙錦及海豹皮等。新羅貨品輸華數量之多為當時各國土特產輸華之冠。新羅商人自中國攜回之貨物包括金銀器皿、五彩綾羅、紫羅綉袍、瑞文錦繡及藥物等。

波斯王俾路斯偕其子尼聶斯逃到長安，受唐高宗款待而得到安置。20餘年之後，俾路斯客死長安后，由吏部侍郎裴行儉派兵護送尼聶斯返波斯。但途中受阻於吐火羅（今阿富汗），只得折返長安定居，直至其病逝為止。可見唐時中波兩國的交情深厚。

公元7世紀中葉，正值唐代初年，當時的波斯被阿拉伯帝國（大食）侵佔。

至唐高祖武德年間，揚州更為繁盛。玄宗天寶時，此城人口已達46萬，后又增至50萬。唐代時外國人來此經商者極多。《舊唐書》記載：唐肅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淮西節度副使劉展舉兵作亂，平盧副大使田神功率兵馬討賊。但神功到揚州后，大掠居民資產，胡商大食（即阿拉伯）、波斯等九_九_藏_書商旅死者數千人，可見該地聚集胡商之多。揚州地處要衝，是珠寶集散地。富商大賈，多攜珠翠珍怪來此。

中國素來待人就有傳統寬大的精神，所謂治外法權，唐代已有。根據《唐律》記載，如果波斯人與波斯人之間在中國發生爭執，則由波斯人自己解決。其他阿拉伯等外國人亦受同樣待遇。然而，如果波斯人與阿拉伯人發生糾葛時，則該案由中國人出面調停，以免其中一方有所吃虧。因該兩國之法律有所不同之故。如果西方國家早就有如此寬大度量，這世界就不會發生這許多困擾和麻煩，也就不會有帝國主義侵略他國等事發生了。

有人曾經撰文記述，唐代有外國人來華經商之事實有四五十條之多。當時外國人所到中國著名城市很多，主要有長安、廣州、洛陽、揚州（亦稱廣陵，又名維揚）、扶風（即鳳翔）、建昌（即永修）、南昌（舊稱洪州或豫章）、汴州、寶應、泉州及睢陽等地。

唐代的波斯商人多群集於長安、廣州兩地經營商業，現在中國西北及黃河中游至廣東省一帶，經常發掘出波斯王朝的銀幣，可見當時波斯人在中國經商地之廣了。

武漢亦在長江中游地區，為漢水與長江的交匯點。唐時，武漢城外的南市和鸚鵡洲成為繁盛之商業區，來往商船如過江之鯽，貨物堆積如山。李白有詩道：「萬舸此中來，連帆過揚州。」到了宋代，詩人范成大描寫武漢道：「廛閈甚盛，列肆如櫛，酒壚樓欄尤壯麗，外郡未見其比。」又說：「川廣荊襄淮浙貿遷之會，貨物之至者無不售，且不問多少，一日可盡。」可見宋時經濟仍然繁榮。

唐代末期，新羅來華留學之青年更多，有考中進士的，稱為「賓貢進士」。留華擔任官職者為數不少。

中國地大物博，國產貨物不但供自用，亦可出口外國，以換取本國所需之貨品。

唐代另一地理學家賈耽（公元730～805年）為河北南皮人，德宗貞元時任宰相。他嗜好地理學，凡四方各國之外交使節來華或自國外回京之使者，賈耽均樂與之交往，並詳詢各國山川土地之終始。凡是九州之夷險，百巒之土俗，均加區分指畫，備究源流。於是將多年來陷入吐蕃手中之隴右繪成《隴右山南圖》，並詳述附近黃河一帶形勢，作書十卷。

唐代有所謂萬石船，其實僅可載八九千石，所謂「船不過萬」。事實上能載重萬石的船不多，但在代宗大曆與德宗貞元年間，有俞大娘的大航船。居住船上者，諸凡養生送死嫁娶，都在船上舉辦，還在船上開巷辟圃。操駕之船工達數百人。

海洋船方面，唐代遠航外洋的船甚多。唐太宗時，閻立德在江西南昌造浮海大船500艘。自東海、黃海直上高麗。另一方面亦有遠至紅海的商船。

秦始皇時有「海上三神山」之說，三神山即指蓬萊、瀛州及方丈三山。當時有徐福者，用大船載百工、軍隊、醫生及童男童女等出海，準備到海外覓地做皇帝，可見規模之盛大。據說，日本之神戶天皇就是徐福，這種傳說，可信其無，但亦可信其有。總之，此事亦證明了秦時海上交通工具之發達。

至三國時代，吳國的孫權對海上交通有極大的貢獻。他一面對內同化了長江以南未開化的山越民族，一面派人至海外夷洲、亶洲等地。有人說上述所謂夷洲、亶洲，即是今日之台灣、日本、沖繩島和菲律賓等地，此即孫權對海外交通的發展概略。

唐代法律中亦有關於中外通婚者。凡住于中國境內之外國人，允許其娶中國女子。但中國法律不正式承認此中華女子為此外人之妻室。如該外國人離華返國時，亦不得攜同中國女子出境，以免其在外國遭受欺凌。上述各項，《唐律》中均有詳細規定，可見當時在華外僑與中國社會關係之密切與複雜。當時亦有外國人在華做官的，如唐玄宗時，有外國人名康謙者做了將軍。

唐代時，中國有錢人的家中，常養有「崑崙奴」，是一種黑臉奴僕，即所謂外國當差。但主人並非命其做苦工，乃是用來養在家中擺闊。今日自地下墳墓發掘所得的明器中，尚可見到所鏤刻的崑崙奴像。

李至揚州，一日見一青年波斯人，其貌酷似老胡，詢之，果為其子，后該波斯人復得該珠而返國，由此事可見中國人文化道德之高，亦證明唐代中外商貿之盛。

蘇州自從隋唐兩代開掘大運河后，已成為江南地區的航運中心。蘇州是中國著名水城之一。蘇州城中就有300多座橋。唐代詩人說：「處處樓前飄管吹，家家門外泊舟航」，正好說明蘇州的繁榮景象。

又如唐宣宗時，有大樑連帥范陽公，他把大食國（即阿拉伯）人李彥升推薦給朝廷。天子詔禮部官考其才華，得進士而名顯一時。於是有人批評，以一個堂堂的刺史兼節度使大官，受命于大唐天子，得祿于大唐朝廷，但他推薦賢才卻求之於夷狄，難道堂堂中國真無人才可用乎？難道真只有夷狄可用乎？

在隋唐時代，與廣州、揚州並稱為中國四大海外交通貿易港的還有泉州與交州。就以泉州而言，唐玄宗開元六年（公元718年），泉州已成為晉江地區政治、經濟及文化中心，且是著名的海外交通名城。

中國大唐高僧玄奘法師于唐太宗貞觀元年（公元627年）自長安出發，到天竺求經，途經新疆、中亞等地區，除攜回大量佛經外，還撰寫《大唐西域記》，將所經中亞、南亞130餘國的歷史、風土和地理情況加以描寫，可作為研究該地區中古時期的珍貴史料。

至於海船，當時閩廣沿海海盜盧循所用船高十余丈，有四層樓高，稱「八槽船」。槽即划槳，可能有八大對槳，其宏偉可知。

玄宗五次來洛，居住達十年，其人口極盛時達130萬左右。唐代詩人王建有「上陽花木不曾秋，洛水穿宮處處流」及「曾讀列仙王母傳，九天未勝北中游」之句，反映了洛陽經濟繁榮之景。

當時中國的酒菜飯館多僱用胡姬，即所謂外國女招待，以招待外國客商。李白的詩中提到的很多。如《金陵酒肆留別》中道：

以長安城而言，是唐代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此城面積達84平方公里，建築規模宏大，其自南向北的朱雀大街寬達150米。不但是當時中國，甚至亦是全世界的最大城市。當時位於東北地區的渤海首都htｔｐｓ://rｅａｄ•99ｃsｗ•ｃoｍ龍泉府以及日本平安京的城市設計，完全模仿唐代的長安。各國胡商來此營商者極眾。長安之崇仁坊，其商業之盛，「晝夜喧呼，燈火不絕」。

歙縣在宋后稱為徽州。安徽省之名原來便是取「安慶」、「徽州」兩地名之首字合成。此地自古文風很盛，有「東南鄒魯，程朱闕里」之稱。古時徽州由於「地狹人稠，力耕所出，不足以供，往往仰給四方」，因此偏重於商業及手工業發展，當地士族官僚已兼營商業。將歙縣地區所產之米、鹽、絲、茶、紙墨、木材借新安江水運往揚州、蘇州及杭州等地外銷。玄宗開元年間，開始大量生產中國四大名硯之一的歙硯以及徽墨等，對外貿易已經很盛。

唐代時，東南亞的驃國（今緬甸南部）、真臘（今柬埔寨）、林邑（今越南南部）及墮和羅（今泰國南部）、室利佛誓（今蘇門答臘）及訶陵（今爪哇）等國，都與中國建交並通商。他們分別把香料、珠寶、棉布、犀牛、大象等運銷中國，併購買中國的絲綢、瓷器及工藝品返國。

唐德宗時，中國南方海岸已有官員自造海船從事海上貿易。所造海船乃按載重量大小分為5000料船、2000料船及1000料船等。據此可知唐代海外貿易已盛。

此外，以上提及的波斯人李珣及其妹李舜弦，精通中國的詩詞格律。李珣的一首《南鄉子》：「春酒香熟鱸魚美，誰同醉？纜卻扁舟篷底睡。」竟把中國文學也傳播到彼邦去了。

《海內華夷圖》高三丈三尺，闊三丈，比例均以一寸作100里。將四方極遠之區域濃縮於一圖中。此圖展開時雖不盈庭，但上下四方，水陸通道，盡收眼底。獻之於皇上，更蒙喜悅。遂厚賜錦彩銀器，並被封為魏國公。

曾有人說，中國在鴉片戰爭以前是一個不與外人往來閉關自守的國家，其實不然。

唐代的水上運輸發達，促成了造船工業的發展，尤其是長江流域的江南地區造船業之盛，為全國之最。

此書序中說，古代禹治洪水、定九州。治黃河沒有超越過青海的積石山。

唐代時的中國，與波斯的關係不僅涉及商業經濟方面，而且在政治、文化等方面也有理想的發展。

當時中國政府特在楚州等地設立「新羅館」，以處理兩國間之商務。當時在中國揚州、漣水、諸城、牟平及文登等城市，聚居新羅人無數，稱為「新羅坊」。

寧波位處浙東。「據會稽之東，抱負滄海，枕山蔽江，重阜崇嶺，連亘數千里，又為海道輻輳之地。」唐高祖武德四年，在寧波置鄞州；玄宗開元二十六年，因寧波境內有四明山，故改置明州。寧波在唐代已是一繁榮之貿易港口，史稱「海外雜國，賈舶交至」。政府在此設市舶使，專職對外管理商務。此港口在當時已成為對海外輸出瓷器的「陶瓷之路」。日本商人及使節歸國時多向明州採購越瓷回國。當時中國亦有鉅賈李延孝、張友信等將越瓷及佛像等運銷日本，回程時將日本砂金、水銀等貨帶回中國。說明唐宋時期，寧波已成為中國越瓷的重要出口港，為後代「海上絲綢之路」之出口港打下了基礎。

北道是從伊吾（新疆哈密）到東羅馬帝國再達地中海。

杭州在唐代已是東南地區的重要商港。此城與波斯、大食（即阿拉伯）、高麗及日本等國均有貿易往來，並設置「博易務」的商務機構，專門管理對外貿易。其繁榮之景象與蘇州不遑多讓。「駢檣二十里，開肆三萬室」；「燈火家家市，笙歌處處樓」等都是對杭州的寫實。

又如唐時橫跨亞、歐、非三洲的阿拉伯帝國，中國稱其大食國。自唐高宗永徽年間開始，大食人便從海、陸兩途來華經商，他們多到長安、洛陽、揚州、泉州及廣州等城市，出售藥材、香料、珠寶等物給中國，並將中國絲綢、瓷器、造紙術、煉丹術和養蠶織絲技術輸往歐、非兩洲。中國文化及產品傳入歐陸，大食起了中介的作用。

開元初年，司徒李勉在浚儀做官。任期屆滿后，便乘舟沿汴水而下，擬到揚州一游。途經睢陽（今河南商丘）時，遇見一患病之波斯老胡，拄杖來見李勉，請求李勉准其同船返揚州，李勉慨然允諾，並備酒肉款待老胡。

他們來華經商的地區包括登州（今山東蓬萊）、萊州（今山東掖縣）、楚州（今江蘇淮安）及泗州（今江蘇泗洪）一帶城市。

南朝時有容積可載二萬石的大船，已相當可觀。隋時楊素建造五牙船，有五層樓高，高100餘尺，頗與南朝的相似。

唐太宗時，高麗、百濟及新羅三國均有派遣貴族青年來長安留學。此後，中朝之間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均有長足的進展。

後來此4000胡客無一人願歸國，均留華任職兵馬使或掌管儀仗侍衛的官。後來仍須依靠中國政府給養的只剩下十余胡人，使國家節省了一大筆開支。

裴矩字弘大，山西聞喜人。初仕北齊、北周。隋初，從征滅陳。隋煬帝時，「西域諸蕃，多至張掖，與中國交市」。裴矩被委派主持與西域及西方各國的貿易和聯繫。他撰寫《西域圖記》三卷，上奏中央。

談到海上的船舶，且略述一二。西晉的王浚，是當時打平東吳的大將。他奉晉武帝命修整船舶，練習水軍，積極籌劃，在咸寧五年（公元279年）奉命從四川率海軍出發，次年克複夏口、武昌，順流而下，直取吳都建康（今南京），迫使吳王孫皓投降。王浚當時作戰乘坐的「樓船」，據《晉書》記載，每船長60丈，面積為120方步（一步為五尺），可乘坐2000人，船的甲板上可騎馬馳騁，這是長江的內河船。

中韓關係，很古就已建立。早在秦漢時期甚至更早，兩國就有來往了。韓國的文字，本來就襲用漢字。現在雖已大部分改為自己創造的字形，但仍有漢文字跡可尋。尤其是那面韓國國旗，中間一個陰陽太極圖，四角是八卦中的四個卦象，要說不是沿襲中國文化的《易經》原理而來，任誰也不能相信吧！

唐代亦有金屬製造的銅船，常到海外經商。《嶺表錄異》中說：「每歲，廣州常發銅船，過安南貨易，路經調黎深闊處。」

武后時，廣州有崑崙舶到，停泊於市外之港口。有前都督路元叡者冒取其貨，舶上酋長不能忍受，殺了路都督。當時廣州都督王綝對此事不了了之，史稱「秋毫無所索」。一方面乃國人犯錯在先，另一方面為了保持中外商貿之和平相處，免得節外生枝。九-九-藏-書

唐時胡商來華經營珠寶貿易者甚多。中國之消費品絲綢等物常用來換取外國之寶玩。有一故事可證明中國之富有。當時的長安每年舉行一次寶貝展覽評判大會，互相觀賞。

此舉人將鬻餅胡所託後事當即答允。

南道是從新疆鄯善經帕米爾高原至北婆羅門（今印度），以達印度洋。可見當時從西域到西方各國的商貿道路已甚通暢。

江陵為長江中游之大城，又名荊州。天寶年間，安史之亂造成中原頻仍之戰禍。中央政府依賴南方之財賦轉殷，江陵因具備地理上的特殊條件而變得更為重要。

天津是隋煬帝時所開掘大運河——永濟渠北段的起點。唐代以此地為軍糧城的起點。有平虜渠聯繫海河與薊運河。至唐代中葉，天津成為轉運南方絲、米的重要口岸，其地位日見重要。

說起中國各地物產，何止千百種，實不勝枚舉，今據《大唐六典》略舉其各地所產之犖犖大者，如下：

唐代時中國商人不但常去安南，且亦常去東南亞、中亞各國經商，甚至可能有遠至歐洲者。根據《新唐書》《舊唐書》等史籍所載，華人曾到下列各國經商者，今略述于下：

原來該女子為段和尚所假扮。消息傳入皇宮，即召段僧入宮彈奏。德宗欣賞后讚嘆不已。亦謂應將此絕技傳授給康君。段僧命康君再奏一曲，奏畢，段僧評其所奏本音太雜，技巧不純，且有邪氣。康君承認初隨一女巫學習，后再從數名師學習。段僧認為如一定要拜他為師，則康君必須停奏十年，從頭學起，才能有成。

某日胡人臨死前告訴舉人道：「我在本國時，原為大富豪，因禍亂而逃來中國長安。因為與一同鄉有約，等待他來此取物，故在此久等，不能去別處。但今久候不至，余病已危，命在旦夕，先生待我厚，照顧我老病之人，今無以為報。我左臂中藏有一珠，已寶惜多年，今余將死，已無所用，特將此珠奉贈先生，聊以為報。我死後，但請料理後事，代為埋葬，于願已足。但君得此珠，並不實用，一般人亦不一定識貨。但在長安市場上，如有西國胡客來到，可持珠詢問，將得好價錢售出。」

日本的兩個都城——奈良和京都，亦是仿照唐代長安城的規模而建立。此一時期，諸凡中國的文字、建築藝術、製造水車、冶鍊金屬、中醫藥典、訂製曆書、繪畫書法、音樂舞蹈以及七夕、重陽等各種節令，一股腦兒都給日本學去了。所以，日本受中國文化熏陶甚深。

此一時期，中國高僧常有去天竺求佛經的。如唐高宗咸亨二年（公元671年），范陽人（范陽即今北京）義凈法師自廣州乘船前往天竺，在那爛陀寺習佛經十年，又去蘇門答臘等地多年，直至武則天證聖元年才回洛陽，帶回佛經400部，並撰寫了《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等書。

開封亦稱汴州或梁州。大樑城為其治所。隋煬帝疏通汴渠以連接淮河與黃河，汴州居運河中心而日趨繁盛。安史之亂后，長安、洛陽遭受破壞，開封益見重要。至宣宗時，其經濟地位更為突出。

唐代對外僑財產處理，亦有明文規定。如外人在華經商時不幸病故，其遺產由中國政府代管。如逾期三個月未見有遺族來領回時，則沒收之。當時孔戣認為三個月時間似嫌太短，故政府修改法律，予以無限期延長。其遺族如能提出可靠之證據，即可獲政府隨時發還。

洛陽位於洛水北岸，為中國歷史上建都時間最長之城市。自東周迄隋、唐、後梁、後唐，建都幾近千年。隋煬帝時闢為東都，更形繁榮。唐代定都長安，高宗移都洛陽，武后時改稱神都。

三國時馬鈞發明的戽水機，可說是發明輪船的前驅。

內河船有各種不同的大小式樣。有一種車船，為唐德宗時代李皋所發明。此種車船不用帆槳，而用輪子撥水前進，為李皋在江西南昌時所建造，它「挾二輪踏之，鼓水疾進」。其快速猶如帆船，用以作戰。

說起朝鮮，就是現在的韓國和朝鮮。唐時，朝鮮分成高麗、百濟及新羅三國。

唐代之揚州為外人在華經商最繁盛之貿易港，《太平廣記》有一則故事如下：

至於南亞的師子國（今斯里蘭卡）、天竺（今印度）、尼婆羅（今尼泊爾）及罽賓（今巴基斯坦）等國與唐朝亦有通商。如師子國來廣州的商船為當時外國船舶來華之最大者：天竺的佛學、歷算、醫學及製糖術及罽賓的珠寶，都在唐時輸入中國；中國的絲綢、紙張及造紙術同時傳入彼邦。

老胡告稱，彼在波斯乃王族之後，來華經商已20年，家有三子，今返揚州欲訪尋其子是否已來華。后老胡途中病重垂危，於是向李勉道出真情，謂波斯國王遺失一明珠，為傳國之寶。如有人覓得送還可獲重賞。因當時天下寶貝均集中在中國，胡人盜寶后亦賣給中國。老胡覓得明珠后密藏腿內，今病危乃將明珠贈李勉，李將老胡安葬，並將珠塞其口中。

此法后被稱為唐昭提寺派，使日本雕塑藝術有了突破；鑒真大師又傳授日人以中醫中藥知識，為彼邦人士醫治疑難雜症。鑒真大師圓寂后，日本學者淡海三船寫了《唐大和尚東征傳》，將其肉身的乾漆坐像置放唐昭提寺，被尊為「國寶」。

距離江西省會南昌250餘公里的產瓷名鎮景德鎮，隋代開始已燒制名瓷。唐高祖武德年間（公元7世紀初），有一市民將瓷器進貢給朝廷，從此其瓷器名震天下，中央並派員管理制瓷業，設置監務廳的機構。

自唐玄宗時安史之亂以來，河、隴地區為吐蕃所侵佔。當時西域各國使者留長安有40餘年者，因歸路已斷，只得滯留中國。人馬伙食全靠中央政府的鴻臚寺供給，掌管國家財政收支的官員要支付錢糧。長安市亦頗受煩擾。後由大臣李泌查到久留長安之胡客皆有田宅妻子，或經營當鋪取利。生活皆足以自給者凡4000人，遂下令停止給養，命假道于回紇各歸本國，或自海道遣回。有不願回國者，授以職位，留華為唐臣，可見當時胡人居留在長安之眾多，且有陸路、海道可通向各國。

由於隋末中朝兩國人口互有流動，高麗人進入中國境內者不少，中國人亦有去高麗者。唐高祖時實行互換兩國流入對方的人口，以建立邊境的秩序。

又如李白《送裴十八圖南歸嵩山》前四句道：

有一次，唐德宗時，長安大旱，德宗命人民舉辦求雨大會，便在長安之天門街，由街東與街西兩端之市民，定期舉行九_九_藏_書各項比賽。其中有一項樂器演奏比賽，街東建一綵樓，請康崑崙彈奏琵琶，街西亦不示弱，於是爆出冷門，同樣築一綵樓，有一女子亦彈奏琵琶。會後，康君自嘆不如，甘拜該女為師，並欲謁見。

廣州為中國南方對外貿易之最大城市。秦時已為嶺南地區的政經文化中心。梁朝時已有印度、錫蘭及南洋各國商人來此貿易，輸入寶玩、香料、藥品等；中國出口則以絲綢、瓷器為大宗。隋唐時代，亦以釀酒、絲織、陶瓷及煉鐵等業最為發達。于開元二年設市舶使，擴大與南太平洋及印度洋諸國貿易，其對外貿易量為全國第一。

天寶十五年，唐代鑒真大師率20餘眾東渡日本，協助奈良市建造唐昭提寺的規劃工作，並傳授日人以乾漆法塑制佛像。

唐代的海外貿易已十分盛。廣州為當時重要之大貿易港，根據阿拉伯歷史記載，有龐勛作亂時，在廣州做生意的波斯、阿拉伯等外國人被殺死者有12至20萬人之眾，可見唐代外貿之盛。

玄宗開元二年時，柳澤為殿中侍御史兼嶺南監選使時，正有市舶使右衛威中郎，將周慶立及波斯僧等廣造奇器異巧向朝廷進貢。

曾有一位自南洋來的康崑崙，當時是一位一等知名人士，彈得一手好琵琶。

天寶年間，上海因有寬大而水深的吳淞港之利，便於商船出入，成為東南沿海貿易的良港之一。

吳船稱艑，晉船稱舶。普通船長20丈，每船可載600至700餘人。

唐代造船材料，多用堅硬耐用的楠木；其次則用樟樹、杉樹或柯樹等。所造船大致可分內河船及海洋船兩類。

公元7世紀中葉，日本「大化革命」事實上是參照了唐代的律令制度、學術思想、文化科技甚至風俗習慣。例如日本當時實行的「班田法」，此法即每隔六年，日本政府按人口分田給國民一次，得田者得向政府繳納租、庸、調。受田者死後，田地歸還政府。其實此制即是參照唐代租庸調製而訂立的。

唐代已有很多外國人來華經商。中國自古對外交通要道有二：一為西北陸路，二為東南海路。

唐代時京城長安，亦常有胡人來華經商。《太平廣記·鬻餅胡》條記載一事，謂當時有位舉人居住長安，其鄰居有位胡人，售餅為生，並無妻室。數年後，鬻餅胡忽然生病，舉人憐其孤單無人照顧，便常去探訪，並賜給湯藥。但胡人之病毫無起色。

從上述情況看，可見當時中國海上運輸已極繁盛。至唐太宗時征伐高麗國，戰船在四川建造，船長100尺，闊50尺，亦相當巨大。

總之，中國與外人來往，很古就有，而且是十分發達的。這是不可以抹煞的歷史事實。英國人想居功，說是鴉片戰爭打開中國的門戶，這是錯誤的。

至於東南海路，經交州、廣州等地。起初交州（安南）為中國所有，而廣州是當時對外交通的大都市。近代有一門中西交通史，專門研究此一問題。此實關乎國家的文化學術思想，也關乎經濟商業方面。

中道是從吐魯番附近經穆國（今烏茲別克共和國）到波斯（今伊朗）再達波斯灣。

賈耽又將原州、會州之里數人額、山水源流撰成《別錄》六卷。又因「黃河為四瀆之宗、西戎乃群羌之帥」，特研尋史籍，並將訪問所知編為四卷，合成《通錄》十卷獻給朝廷，為德宗所賞識，並蒙賜贈彩絹銀盤。

在2100年前，中國四川的特產竹杖和蜀布已在大夏國（今阿富汗北部）出現，原來這些四川特產是從緬甸經印度再運往其他國家。此事記載於司馬遷的《史記》中。

唐太宗貞觀四年直至唐昭宗乾寧元年間（公元630～894年），日本共派出來華「遣唐使」達13次，日本派船迎送大唐赴日使者6次，共計19次。初期日本的使節團每次不過一兩條船載來一二百人而已。

同一時期，日人晁衡來長安求學，學成在華做官，與王維、李白做了知己，李、王兩詩人均有詩記下了他們之間的友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