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南方與北方的農村經濟情況頗為不同。北方的大戶是一村一家，其餘則為佃戶；南方的農村則從新的經濟制度而來，一村內可同時有十多戶是有錢的，各家的客戶並不多。北方的農村有大地主，南方則只有小地主而已。

此《本政書》說明良農最多田地的限額，使人民佔有田地趨向平均，而進入井田制度般狀態。

到南宋時，林勛寫了《本政書》，書中特彆強調政治的根本是經濟。此種「經濟為政治之本」的理論比西方的馬克思和亞當·斯密為早。

王安石為使民間不必當差，主張可用免役錢代替，由大眾分擔經費。但遭當時人反對，認為所付田租中已有「役」在內。

三是隸農：即向他人租田之佃戶。

宋代經濟，南方較優於北方，此乃由於南北兩方之不同地形、氣候與物產等因素所造成。因此當時遊學京師之士子，以南方為較多。如南方人當時位居京朝者，有晏殊、范仲淹及歐陽修諸人，他們領袖群倫，為風氣rｅad.99cｓｗ•coｍ之前導。而當時之北方人，見南方人勢力日大，認為非國家前途之福。

有一日，宋神宗時宰相陳旭問司馬光當時社會上一般人有何意見。司馬光說：「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指曾公亮與陳旭）皆閩人，二參政（指王安石與唐介）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風俗何以更得淳厚？」

但王安石行新法，還是推行了免役法，在向政府繳付夏、秋兩稅時，附帶交付「免役錢」，由政府雇請人員服役。此法其實很好，為南方人贊成；但北方人仍反對之，此派以司馬光為代表。當司馬光執政時，恢復了服役，又為南方（四川）的蘇軾所反對。

朱熹極為重視此書，可見宋代理學家多主張行井田制度。但當時並無大刀闊斧地推九_九_藏_書行此政策。

上節提到由於「衙前」服役帶來了極大的衝擊，使農村經濟造成凋敝。其積極之道是免除勞役當差。

大致來說，王安石推行新政，是代表了南方學者革新與急進精神；但司馬光則代表了北方人的傳統保守態度。

林勛此著作要等北宋亡，宋高宗南渡時才提出。此時國家已到急劇變化之時，才想出此辦法。

北方人所以反對役法，因大戶辦差往往破產。當時司馬光反對最力；後來王安石改免役法，由大家攤派出錢僱人服役，但司馬光等北方人仍是反對。而南方人並不反對，因為南方主戶多而客戶少，多則輪役較疏而不易破產。

但如責王安石頑固或司馬光不思改進，同是不妥，故不應抱有成見，同樣尊重他們才對。

凡是「次農」與「隸農」，准許買入田地。如購50畝時，可升為「良農」，如無能力買田地時，只能租用良農之田，因良農中有擁田超過50畝者。即租用良農之「羡田」，https://read.99csw.com並向良農繳納田租。

《本政書》共有13篇，主張以漸進的方式回復井田制度，書中將農民分為三種。

司馬光與王安石政見不同，他們在經濟制度上意見亦有分歧。司馬光起初反對役法，待王安石推行免役法后，他仍然反對，乃是從其現實眼光衡量所致；王安石個性硬直，堅要實行新政到底，讚賞者固有之，其實亦有其缺失。

宋代李覯（李氏江西人），在歐陽修之後，稍前于王安石，三人亦可說是同時期。李氏寫了《周禮致太平論》一文，文內提到《周禮》一書中講的經濟思想和政治思想。

二是次農：即每一農民有田不足50畝者。

一是良農：每一農民只能有田50畝，稱為「正田」；多逾50畝者，名曰「羡田」。即似董仲舒政策一般，有限民名田之意。人民所擁有的田地要向政府呈報，再經政府查核，如有超出之數，即沒收之。

呂惠卿是王安石熙寧變法時的得力助手，司馬光反對變法，難https://read.99csw.com免會引起激烈的辯論。再加上司馬光是北方人，呂惠卿是南方人，因地域關係，更加易生爭拗。

宋英宗時，邵雍某日與友人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啼叫聲，即感慘然不悅。便說，不出兩年，皇上將用南人為相，那時多用南人，專事變更，天下將從此多事。邵雍是河北范陽人，所以他同其他北方人同樣心理，也討厭南方人當權用事。

當國家的政治或經濟政策出現問題而無妥善辦法解決時，就會有各種思想產生；如實際上有辦法時，則不覺有思想，只見諸行動措施，已具體地在所實行的制度中表現出來了。如南北朝時沒有別的思想，因為只有均田制的思想已在制度中具體化了。至於王安石所推行的方田制和免役法，由於沒有表現出好成績，所以產生很多不同的經濟思想。

《周禮》偽托周公所作，其實是戰國時人的一種九*九*藏*書思想，較西洋人的思想為細密。但西洋人講經濟只講理論，而沒有定出具體辦法，如亞當·斯密，如馬克思，莫不如此。故中國典籍較西方著作難讀。

有時一種很好的理論或政策，可能走上很壞的路。不幸，宋代的限田政策亦意外地招來了壞的結果。

唐宋時代均有此法，即佃農每年繳納地租，耕租數年後，該耕田即歸繳租者所有。

中國人講道理不外人情，重義而輕利。

但《周禮》實際是講制度的一本經書，其背後有一種思想，很難讀。

司馬光（山西夏縣人）與呂惠卿（福建晉江人）某次在講筵中，論及變法之事，幾乎動起手來。

中國歷史上講到想用《周禮》推行新經濟的，早期有王莽，以後則有蘇綽和王安石等人。李覯以後則有程顥、張載兩位著名理學家，他們亦有經濟主張，想要推行井田制度。

《尚書》中的《洪範》偽托周武王向箕子互相問答；又如唐代杜佑《通典》，講政制將「食貨」放在第一篇，所以中國人看重經濟，事實上比西方人為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