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前的阡陌是很寬的，但後來阡陌被侵入而破壞后，即是所謂「賦稅平」。這樣一來，變成是種田人自己的田了，只抽賦稅，是按照畝數多少而收稅，變成「耕者有其田」。這與「莫非王土」「莫非王田」不同，即是土地所有權轉移了，由公田而變為私田，由屬於政府的而變為耕者所有。這變更轉移非政府的成文法，而是不成文的習慣。這些田在民間亦可買賣，政府不管，因此自戰國時起有了兼并，但戰國以前的土地是國家所有，不能兼并。

后稷以前已有人，然而稱他始祖是有道理的，由於太早的事講不明白，即北京人已有50萬年歷史，但歷史可講的只有數千年，故推出后稷為稼穡的始祖，不過只是舉出一位代表。《百家姓》中，每一姓均有一祖宗，此一祖為歷史上之大人物，他以前的即不提了。這是周公的巧妙發明，以與文化有關的大人物為主，故我人稱黃帝子孫。

程瑤田的《宗法小紀》為清人所推尊，不過他的說法有一不同之點。普通我們劃分階級，是政治上的，即：（一）天子、諸侯、公卿，（二）大夫、士，（三）庶人。但程氏以為大夫、士有宗法，而天子、諸侯沒有。

但是，阡陌至漢時仍存在，如匡衡得政府所封之地叫「陌」，原有規定的界線，但多劃了屬平陵君的400畝地給他。可見阡陌是很闊的大路，且到漢代尚有存留，即是說，到漢代時尚有阡陌的遺迹。

庶人無宗法，但自天子推算下去，此為程瑤田所未及見。

中國北方在三千年前是無人居住的，只有活動的畜牧民族流動散居。周代的封建是有動靜的，有姿態的，例如《詩經》中說：「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此節《詩經》是說，當地有謝人住，但無城，於是王命申氏去圍築一城。召伯在申伯附近，同為本家，徹為開闢，即請助造一城，開闢土地，王又命申伯一家人搬去住。

所謂「封疆」者，即封起一塊地，用寬的、平的、高的城圍住，內有廓，可住人，有屋有街道。

周用宗法制度來實行封建制度，以長子傳諸侯之位，其餘的兒子均封出在外地，各賜地一幅。此為周代首創，與商代之兄終弟及不同。

人類的最原始是天，九-九-藏-書但天造人之說是不必也是不可能的。以全人類言，人祖于天，按宗教說是天創造人，而西方科學家說，人是由生物進化而成。但中國人講人的原始，只講祖宗，如周的祖宗即是后稷。

西方的封建是一種社會形態，中國的封建則是一種政治制度。

文王活著時並非王，這叫做「追王」，周公即主張不應以武力打天下，只有文德才可統一天下，說明武力不足恃，故舉出文王為周代開國第一代。文、武、成、康都是長子相傳，稱為「嫡」，是為宗子的規矩。

井田是一種王者之政，與西方之農奴有所不同。此時井田制已成為「耕者有其田」，再而便造成兼并。

《左傳》中說：「初稅畝，非禮也，谷出不過藉，以豐財也。」「初稅畝」者，意即開始要抽取田的賦稅，「藉」者，助也，借也。由八家共同種公地，可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因此有「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之句。

商換為周是大問題，周公說，上帝（天）並不叫一個人管天下，因商前有夏，壞人被撤換，讓好人出來頂替，將來周管治得有了問題的話，上帝也可命他人來管治天下。

西周是封建、宗法和井田制度三者相配合的。

戰國時蔡澤在其著作中講及商鞅說，商君為孝公「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決裂」即撕破，朱子見了蔡澤之言而說破壞，這是說阡陌打通了，朱子根據蔡澤之言而說破壞划削，遂成定論。

如果一父（稱為始祖）生下四子，都是二世，但只有嫡長子可繼別為宗，才可以傳承，其他二、三、四子都是庶子，不可為宗，不能繼別。父子可以同居，但兄弟不能同居。兒子繼承其父，名叫「繼別」，並且要祭祖宗，規定有數子時，只有長子才可主祭，管宗廟的只有一家。因此每有一房兒子，長大時讓其獨立，使其經濟獨立，故有了井田制度，這就叫做「異居同財」。

從前是井田，授田100畝而受田，且要還田，並替公家種100畝，但現在不需要了，只需要繳租。

清代人有創「農宗」，即所謂農村宗法的。今日中國的宗九-九-藏-書法破壞了，故須另有新制度。

程瑤田說，宗法制度是兄弟制度，不僅是孝，且亦有悌，因父子是無問題的。

周代之封建可說是一種武裝墾殖。

西方人是每一城事奉一神，延續至後來成為統一之宗教信仰。中國則每一城有一祖，如曲阜之祖為周公，臨淄之祖為太公，一切均源自周文王。故中國是人本主義者，西方人則由多神而統一成一神之基督教。但到了文藝復興時期，則產生「由靈返肉」主張而開始重視商業、藝術，以致演變成今日之唯物史觀。中國則是政治代替了宗教。

周公滅商后仍封其後裔為宋，封夏的後裔為杞，凡有一祖，均封以地，但全國均應祭文王，社會上每一人均應祭后稷（神），因此使周之地位凌駕于各邦族之上。他以後稷與文王來服天下，規定每一國均有一廟，但魯國的廟只能祭周，不能祭文王。又由魯分出的齊，只能祭姜太公（姜太公與周文王同時）。只以始遷祖為祖，每一國有一祖，以前的不管，全國祭周文王最大的廟只有一所。

漢代時晁錯勸漢文帝移民殖邊，曰：「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此處所說「相其陰陽之和」，是指查看陽光、風雨以決定朝向。此段文字是講述古代之封建情況，即談及封建制度之形成、古人的產業及權利義務。在井田制度下，人人平等，故稱「平民」。井田制度破壞后，人民就不平等了，這種封建，可說是武裝的墾殖。

封疆太高的即成長城，秦始皇時將長城拆掉，只留下北方的一部分，將以前四國（即魏、秦、趙、燕）所建相連而成一長城。

總之，是有寬的、高的阡陌，阡陌內則必是井田無疑。

所謂「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直至今天，宗法幾乎破壞，但異居同財之法則仍有保存之處，今日仍未破壞，即仍保有祠堂。祠堂每年有祭，由有錢的人出錢，如有窮寡疾病的，則由祠堂出錢，有祭田，有學田。此即「有餘歸之宗，不https://read.99csw.com足資之宗」之意，即所謂「敬宗恤族」。

古代人民有很多氏族，如姓姜的、姓姬的，姜是外戚。除封姜、姬外，還有封別的，即謂之「興滅國，繼絕世」，故又封商、夏、舜、堯、黃帝、神農、伏羲等氏族，故周朝的封建是遍及於各部落的。不僅土地，而且仍任由各氏族保留其原風俗習慣，不過得依照周代制度設立宗法。例如《左傳》雲，晉執蠻子以畀楚，「（楚）司馬制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此處所說「蠻子」，即是指住于洛陽之南、晉楚之間之人，「制邑」即封劃出一幅土地，「立宗」即立一廟。

又《周禮》雲，鄰、里、鄼、鄙、縣、遂「皆有地域溝樹之」，「溝樹」即將挖起之土變成「封」，再種以樹。又雲「以強予任甿」，此句意即將疆送給流氓，「甿」即農夫而成流氓者也。

本章講到封建社會。

「吏」是教八家種田之人，教的是曆法，正如管宗廟的人要懂天文、節氣，用來告知種田之人，至今仍稱為「時令」。「令」者，即政府派人告訴農民何時該下種，何時該做什麼以及如何種田等等。民眾不得不接受貴族之令，因貴族懂天文曆法。私田收成不好，責備官員，公田不好則責備人民，因幫助種公田，故不收賦稅了。所以後來要改變為「初稅畝」者，可能因人民只是種私田，而忘記了公田。因為人是先私后公的，除非是聖人。因此後來去公田而履畝，抽十分之一的田賦，因此公田沒有了。

由於井田制度破壞而改成「履畝而稅」后，以後就大變了。

古代的井田制度是將一整塊土地劃成900畝，中間的100畝為公田，其餘800畝為私田。如果私田的收成不佳，則責備吏；如公田收成不好，則責備民。因公田是由八家私田佃戶所種，公田收成不好，故要由種私田者負責。「初稅畝」者，即將井田制破壞，取消了公田，全部向私九_九_藏_書田收取十分之一的稅。

從「氏族學」可知，每一姓均有祖，宗法最重要的是祭。死人是天，生人是人，死生即天人關係。中國人稱皇帝為「天子」，商代人認為天子為天所派下。周武王滅商稱「天子」，但周公主張百世不遷之大宗是周文王而非武王。文王只是西伯，只是一諸侯而已，周公要以文王為始祖，並給已死的王以謚號，如文、武、成、康，以代表其一生的事業品德。

《穀梁傳》雲：「古者什一，藉而不稅。……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

《左傳·宣公十五年》雲：「初稅畝。」

封建時代土地的所有權是貴族的，有所謂私田、公田，後來多請一家來種，去掉公田，收十取一之稅。由於政府懶於調查，因此取消授受田之方法，只顧抽稅，並且人心貪多，擴大田界，多種了20畝，只要多抽稅便可。因此阡陌沒有了，種到原來的田界以外去了，這叫做「認田不認人」。因此政府只看重賦稅制度，而不重視經濟政策，甚至於人民可多種，可兼并別人的，也可買賣田地，因此造成貧富不均。但中國向來無農奴。

講到周代的封建，可參看《國史大綱》，現在來講封建時代的宗法社會。傳說周公發明了禮樂，宗法社會與封建政治是相互配合的。

一塊井田約900畝地，由八家共配一井，公田居一，900畝地分成八家，由政府配給人民，叫做「受田」和「授田」。20歲時賜給他，60歲時由政府收回，如18歲便能種田的話，政府另給一塊，叫「余夫」。後來有人說，井田制是後來的人托古改制而偽造的。但這個說法有問題，因井田制並非單是記載在一本書內，而是很多古籍中均有記載。《詩經》中亦說「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可見在《詩經》中已有「公田」與「私田」之稱。

《禮記·王制》雲：「古者公田，藉而不稅。」漢代初年距魯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尚不遠，可見改為「履畝而稅」的事，雖無確切證明，但是人人都知道。

《詩·大雅·生民》說，九*九*藏*書后稷之母姜嫄一日外出，見路上一大足印，踏之肚動，懷孕而生后稷。起初棄之於隘巷，而有牛羊喂他，又擲于冰河之上，而有鳥暖他。因此姜嫄又將之拾回，取名為棄，長大后教民稼穡。后稷必有其父，也必有家庭。樹林中有樵夫，草地上有牧人，可見當時已有農牧。他後來教民稼穡，不過是他對農耕種田特別有研究，但並非是他創造農牧，其實在他以前，已是農牧稼穡的世界。

「祖」「宗」二字來自宗法社會，「祖」即開始之義，「宗」即祭也，一說「別子為祖，繼別為宗」。宗法有兩種說法，嚴復譯的《社會通銓》比馬克思的說法妥當。程瑤田為清代乾隆時人，著有《九穀考》與《宗法小紀》，二書極為精要，寫得極好，我即根據其說而加以發揮之。

《周禮》說商鞅幫秦國人「開阡陌」是說錯了，商鞅只是將東方人的辦法搬去西方使用，其實東方早用此法。太史公亦並非說商鞅為首創「開阡陌」者，故商君為孝公「決裂阡陌」並非首創，但幫助秦人「開阡陌」而已。

據《史記》記載，商君相秦，「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因而廢除了井田。又據朱子《開阡陌辨》一文所說，所謂「阡陌」是田間之道，即朱子說「開阡陌」是破壞划削之意，並非創置建立。

但朱子疏忽了一點，只講太史公的「開阡陌」，卻並未講及「開阡陌封疆」之「封疆」（按錢穆先生對「封疆」兩字有要論）。《周禮》雲「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四封之內「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此處《周禮》所說之「都」是指城內，「鄙」是指鄉下。「封溝」之「封」字是名詞，而此處將「封溝」二字全作動詞用，即挖掘之義。又，「封樹」二字亦是名詞作動詞用。

井田制度破壞后，改為賦稅制度，此與經濟政策有關。但二者非一，賦稅為國家之財政問題，經濟政策為國家政治上之理論問題，此又關聯到土地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