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的克萊斯特曾向德國文學界的元老歌德「五體投地地」奉上自己的作品，他身上令成熟的歌德大為反感的東西——病態、歇斯底里、不健康的意識、過度沉迷於苦難（此乃克萊斯特挖掘其戲劇和故事的素材的地方）——正是我們當今予以高度評價的東西。如今，克萊斯特的作品帶來歡樂，而歌德的大部分作品卻成了課堂上讓人打呵欠的東西。同樣，諸如克爾愷郭爾、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波德萊爾、蘭波、熱內——以及西蒙娜·韋伊——這樣的作家也因為他們那種病態的氣質，現在對我們擁有了威望。他們的病態正是他們的可靠處，是帶來說服力的東西。九九藏書

因而，我並不想貶低一種時髦，而是強調指出隱藏在當代藝術和思想中的那種愛走極端的愛好後面的動機。我們所需要的，是不虛偽，是去承認我們為什麼閱讀和欽佩諸如西蒙娜·韋伊這樣的作家。我不相信，她死後發表的著作和論文所贏得的成千上萬的讀者中，有多少人真正分享著她的思想。此外，也沒有必要分享——沒有必要去分享西蒙娜·韋伊對天主教的極度痛苦、無法排遣的愛，或去接受她的有關上帝缺席的諾斯替神學，或去擁護她棄絕肉身的理想，九-九-藏-書或贊同她對羅馬文明以及猶太人的極不公正的仇恨。對克爾愷郭爾和尼采，也應該採取相似的態度；他們的大多數當代崇拜者不能接受或不去接受他們的思想。我們之所以閱讀這些具有如此犀利的原創性的作家，是因為他們的個人威望，是因為他們堪稱典範的嚴肅性，是因為他們獻身於自己的真理的明顯意願，此外——只不過零碎地——因為他們的「觀點」。正如墮落的亞西比德追隨蘇格拉底，儘管他不能、也不願改變自己的生活，但他被感動了，內心豐富了，充滿了愛，而敏感的現代讀者則對某個不屬於自己、也不可能屬於自己的精神現實層面表示自己的敬意。

我們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文明的文化英雄，是反自由主義和反資產階級的；他們是些啰啰嗦嗦、糾纏不放和放肆無禮的作家，是些靠強力來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家——這不僅是靠其充滿個ｈtｔｐs://ｒead•9９cｓw•ｃoｍ人權威色彩的語氣及其智力的銳氣，而且也靠其為人上和智力上突出的極端傾向。偏執狂、歇斯底里患者以及自我的毀壞者——這些人，就是作為我們生活于其中的這個充滿恐懼的、彬彬有禮的時代的見證人的作家。這通常是一個語氣問題：要相信那些以通情達理的不動聲色的語氣說出來的思想，幾乎是不可能的。有這麼一些時代，它們過於錯綜複雜，過於為相互衝突的歷史和智力的體驗的聲浪所淹沒，以至聽不進通情達理的聲音。通情達理變成了妥協、逃避和謊話。我們這個時代，是一個有意識地追求健康、卻又只相信疾病包含的真實性的時代。我們所尊重的真理，是那些誕生於磨難中的真理。我們衡量真理，是根據作家在受難中付出的代價——而不是根據作家的文字與之對應的某個客觀真理標準。我們的每一個真理都必須有一個殉道者。

或許九_九_藏_書，有這麼一些時代，它們並不像需要現實感的深化和想象力的拓展那樣需要真理。就我自己來說，我不懷疑健康的世界觀是真實的世界觀。然而，難道真理果真總是必不可少的嗎？對真理的需求，並非持續不斷，這正如對休息的需要。扭曲的思想或許比真理具有更大的智力上的魄力；它或許能更好地服務於精神的種種不同的需要。真理是均衡，但真理的反面，即不均衡，或許也不是謊言。

有些生活是典範的，另一些則不是；在那些堪稱典範的生活中，有一些吸引我們去模仿，有一些我們則帶著一種混雜著反感、遺憾、敬畏的心情遠遠地打量。粗略地說，這正是英雄與聖人之間的差別（如果是在美學而不是宗教的意義上使用后一個詞的話）。這樣一種就其誇張之處和自我毀滅的程度而言顯得荒誕的生活——例如克萊斯特的生活，克爾愷郭爾的生活——正是西蒙娜·韋伊的生活https://read.99csw.com。此刻，我想到了西蒙娜·韋伊生活中狂熱的禁欲主義，她對快樂和幸福的不屑，她高貴而可笑的政治姿態，她煞費苦心的自我棄絕，她對磨難的不知疲倦的追求；我注意到她並不出眾的相貌，她身體的笨拙，她的偏頭痛，她的肺結核。熱愛生活的人，沒有誰希望去模仿她對磨難的獻身精神，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或自己所愛的任何人去模仿。但只要我們既熱愛嚴肅性，又熱愛生活，那我們就會為嚴肅性所感動，為它所滋養。在我們對這樣的生活表示的敬意中，我們意識到世界中存在著神秘——而神秘正是對真理、對客觀真理的可靠把握所要否定的東西。在這種意義上，所有的真理都是膚淺的；對真理的某些歪曲（但不是全部歪曲），某些瘋狂（但不是全部瘋狂），某些病態（但不是全部的病態），對生活的某些棄絕（但不是全部的棄絕），是能提供真理、帶來正常、塑造健康和促進生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