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許多人到美洲進行這樣的旅行，有真實的，也有杜撰的。「起初，」約翰·洛克說，「整個世界都是美洲。」克雷夫科爾和夏多布里昂在新大陸發現了比文明更好的東西，因為它們未受到文明的侵蝕：健康、活力、道德完善、讓人喜歡的天真和直率。然而，幻想煙消雲散之後，反文學（counter-literature）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十九世紀中期尖刻的英國旅行者如法尼·特羅洛普和狄更斯發現我們並不文明，簡直粗俗不堪；哈利特·馬蒂諾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感受到了風起雲湧的廢奴主義和女權主義，她更喜歡「我們」。許多現代對異域風情的評價都是對過去的反駁。十八世紀的土耳其人被認為是模範的種族之一；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無畏的馬蒂諾造訪「土耳其」的兩處後宮，她說後宮里的人是她所見過的傷害最深的、最抑鬱的、最墮落的。

所謂一起旅行的人，不管他們是否明白，都不是代表團旅行最好的參与者。事實上，共產主義國家中旅行部門的官員們已經漸漸不再信任西方的左翼分子，而且——這在理查德·尼克鬆最喜愛的國外專用度假村和羅納德·里根的「所謂的共產主義中國」里再清楚不過了——他們希望遊客被接待時不受激進情緒的影響：董事長比左派的歷史學講師更受歡迎。這樣的遊客離開時對這個國家的印象比來之前好得多，部分是因為他們發現這個國家裡有這麼多友善的、有吸引力的人，異國情調的大街上滿是「和我們一樣的」人。

在對理想目的地的構想中，「革命的」取代了「原始的」，但還是保留了許多被認為是「原始」的特質。「我已經看到了未來，共產主義確實是靈丹妙藥。」這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早期林肯·史蒂芬斯結束了蘇聯之行后說的非常有名的一句話，那時也許是把共產主義與現代化等同起來這一觀點最為流行的時候。但是當蘇聯模式受到質疑，當或多或少受到圍攻的農業社會只得選擇革命時，旅行者似乎真正感受到：我已經看到了過去，它正在……運動。

去那些赤貧的國家旅行就如同時光倒流：離開生活富足、充滿懷疑的文明社會，去尋找早期的那種單純、虔誠和艱苦的生活。芭芭拉·沃頓在描寫她1973年的中國之行時說：「對任何一個來自錯綜複雜、令人窒息的世界的人來說，中國人簡單的生活方式都讓他心馳神往。」她的感受並不是純粹的幻想。共產主義革命不僅在農業國家裡爆發，而且相對於為實現某種現代化付出的所有努力而言，它也竭力保護現代化以前的很多東西，如傳統的家庭生活和文學的中心地位；它九_九_藏_書還消解或至少延緩——部分是因為難以對付的經濟衰退——以富足、寬容的價值觀和「放縱的」大眾文化為特徵的消費社會的衝擊。那些不幸的中歐國家（現在變成了「東方」）雖然在俄國統治期間都不落後，現在都毫無例外地被共產主義延緩了進入現代的腳步，比起西歐它們明顯帶有二戰以前的痕迹。外國遊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這一點才對它們情有獨鍾的。

為遊客提供的去共產主義國家的「大旅行」是經過設計的，以確保他們不會遇到任何有損國家形象的東西。「大旅行」或田野調查的先決條件，旅遊者在智力和文化上的距離，這些都被團隊旅遊中豪華舒適的安排進一步強化。旅行者看到的爆發革命的地方有如迪斯尼樂園，圍繞的主題是國家的進步和革命帶來的好處，而這是通過一系列經濟、文化上的簡單表演來展示的。遊客們被帶到那兒，艷羡不已。但是，來自富裕國家的旅行者，包括自認為是左派的人，很少能夠對這種作秀作出評價。如果他們是第一次去共產主義國家，他們很多人可能是第一次去卡車廠、養殖場或是造紙廠。大多數遊客對共產主義、參觀的國家（他們常常連地圖都沒有看過，不了解這個國家歷史上最基本的情況）、農民的生活和主要工業流程一無所知。

前現代的旅行文學理所當然地認為旅行者所處的社會與被他們視為畸形、野蠻、落後和怪異的社會截然不同。以旅行者——職業（或業餘）觀察者——的口吻講述的故事一定會為文明社會辯護；沒有一個前現代的旅行者會認為自己是野蠻人。當文明一詞變為一個評論性的、不言自明的概念時——也就是說不清誰文明誰不文明時——現代旅行文學產生了。

儘管尋歡作樂的旅行與去在革命中掙扎的貧窮國家旅行是截然不同的——後者是高尚而富於啟發性的，但后一種旅行同樣會產生居高臨下、事不關己的感覺。苦難深重的當地人卻有高度的革命意識，這對富有同情心的旅行者來說是無法理解的。例如，狂熱的中國共產主義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在文化大革命中開始減退時，據說初到中國的旅行者因為錯過了中國最純真的、最虔誠、最不受消費主義侵蝕的時代而相互勸慰。

有關異域的遊記總是把「我們」和「他們」對立起來——人們對這種對立的關係的看法大同小異。古典和中世紀的旅行文學大多講述「我們文明、他們野蠻」——「我們文明，他們令人生厭」是最有代表性的一種。外國的東西都是古怪的，通常表現在生理上的異常。長久以來一直有對怪人、「肩下生頭的化外異民」（奧賽羅贏得苔絲狄蒙娜芳心的故事中出現了這種描寫）、獨眼巨人、食人族以及諸如此類的奇人怪物的描寫，這讓我們看到過去的人們太輕信了。但是，這種輕信也是有限度的。基督教文化更容易接受妖魔鬼怪的存在，而對完美或接近完美的東西的存在卻不那麼容易接受。因此，連續幾個世紀以來，世界地圖上都有一些奇怪王國出現，與此同時，可視為楷模的種族大多出現在有關烏托邦的遊記里；也就是沒有任何地方存在這樣的民族。

從教育旅行的定義來看，它是一般人無法享受的旅行——買好來回票的旅行。為接受教育而去國外旅行的典型要數十八世紀的「大旅行」了。年輕的貴族帶上一個通常出身卑微、薪水很低的家庭教師，領略各地的風土人情，去不同的地方，欣賞異曲同工的藝術瑰寶。儘管這種橫穿歐洲大陸的休閑旅行通https://read.99csw.com常不過是紈絝子弟的遊樂而已，但其教育意義是不可否認的。經歷過歐洲「大旅行」的人回家后從某種意義上說已經被外國的東西所玷污，但至少他體會到文明有很多模式——這也許是真正文明和禮儀的開始。

所有的共產主義國家都孤立無援，遮遮掩掩，神神秘秘，接待外國遊客時有嚴格的程序，每一步都精心設計，同時千方百計地討好他們，送他們返程時還會贈送精美的小裝飾物和書籍讓他們帶到外面的世界去。就像以最現代的方式到任何遙遠的地方去旅遊冒險一樣，旅行者到爆發革命的地方旅行是體會不到危險的，沒有什麼神秘的東西。神秘，危險，不快，與世隔絕，這些是去遙遠的地方旅行的傳統成分。即使最獨立的、獨行的觀察者在了解一個奇異的國家時也需要幫助。這樣的觀察者很可能會聘請當地人做導遊，觀察者在部分行程中主要通過導遊與當地人交流——就像V·S·奈保爾的《在信仰者中間》里所寫的一樣，該書寫的是他到因革命引起劇烈動蕩的伊斯蘭國家的旅行。但獨行的觀察者對當地朋友的態度不會輕信。到發生共產主義革命的地方進行集體旅行是為了達到另一種結果。這些旅行是由旅遊部門的官員組織的，目的是要使這個國家被人理解。到共產主義國家去的很多遊客相信生活在這些國家的人的嚮往和需求與我們的根本不同，但其實幾乎沒有什麼不同；認為他們的制度和習俗與我們的差不多，但事實上兩者截然不同。

直到十八世紀，有關更加離奇的地方的作品才開始大量出現：關於理想社會的文學，描寫據說確實存在的地方。毋庸置疑，十八世紀的紀實文學和小說與以第一人稱敘述的非虛構作品——小說的重要模式——是緊密相聯的。那是旅行故事和遊記形式的小說的全盛時期；《格列佛遊記》是虛構的海上航行中最精彩的，它融合了對與我們迥然不同的地方的兩種主要幻想。故事主要講述了主人公對一系列怪異種族的造訪，疲憊的主人公最終來到一個理想國：這是「我們文明，他們野蠻」傳統的黃金時期，這一傳統很快便繁榮起來。

任何請柬上都有邀請的東道主——組織者；而且每一次旅行都有一個計劃。他們帶旅行者去博物館、模範幼兒園，某位著名作家或者詩人的故里；工廠和公社的負責人歡迎旅行者，用茶水招待，提供虛假的數據；一頓接一頓地享用盛宴，利用空余時間光顧為外賓開設的商店；旅行者忙於應付緊張的行程，只能在相互之間或與接觸到的有限的當地人（也就是為代表團指定的親切熱情的導遊）說說話，他們的結論就是建立在與這些當地人的交流的基礎之上。這些官方的陪同人員——除了幾個負責人以外，大多是年輕人，他們熱心，急於表現（他們好不容易才爭取到與外國人接觸這一人人眼熱、激動人心的機會），小心翼翼（他們知道一個小錯誤或者疏忽將會帶來怎樣的後果），生怕有什麼閃失。遊客在他們的陪同下總感到很忙碌，但他們更忙。在午飯後的休息時間里，他們要忙著購票和打點住宿；深夜，他們還要寫有關當天活動和參觀者反應的報告，計劃接下來的活動。遊客通常都是貪心不足的，而到共產主義國家的旅行團認為應該是以他們為中心的，什麼要求都可以提。到共產主義國家的遊客只要說一聲想參加日程上沒有安排的遠足和娛樂，陪同人員就會給幕後指揮的人打電話，像變戲法似的變出需要的票子、現場導遊和豪華https://read.99csw.com汽車。

過去，去新世界的海上航行常常是危險的、舉步維艱的——如此艱難，以至於許多旅行者都望而卻步。許多遊記的作者都「閉門造車」，剽竊早期的遊記。最終，神奇之旅都成了泛泛之作，拼湊的痕迹越來越明顯，原來的冒險故事因此而變得過時了：過去人們所寫的旅行都是他們親身經歷的。在現代，有意欺騙讀者的遊記比原來少得多，在更多的遊記中作者被欺騙了，人們發現其遊記中謬誤的可能性也就大大增加了。畢竟，十八世紀末沒有一個納齊茲部族的女人會跑到巴黎解釋說夏多布里昂1791年興緻勃勃的（有一部分是憑空想像的）美國之行中忽略了哪些東西，曲解了哪些東西。但是，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亨利·華萊士、歐文·拉鐵摩爾曾經訪問過西伯利亞的古拉格集中營，並說它堪稱工作場所的典範（兼有哈得遜灣公司和田納西河谷管理局的特徵）。而一位曾在此做苦役十一年的女囚犯幾年後站出來，寫下了囚犯們對來訪者的憤怒和蔑視。十九世紀的異鄉遊記很少提及陪伴冒險旅行者的僕人，而僕人通常不止一個。而現代去革命爆發地旅行的人則很少提及他所在的集體。描寫共產主義國家之旅的人通常都是應邀前往的。這通常意味著他只是遊覽團中的一員——這是教育（也就是宣傳）之旅，由東道國發起並支付一切費用。就像所有的團體旅行一樣，遊客認識不了幾個同行的人，甚至一個也不認識。這個團體可能小到只有三個人（如我1968年4月越北之行），或者五個人（如我1980年4月的波蘭之行），或者八人（如1981年我的中國之行）。學生們大都四十人一個團；知名人物的旅行團很少會超過五到六人；尊貴的重要人物一般都被邀請帶上配偶或隨從一起旅行。如果是第一次去共產主義國家，他們都會驚奇地發現旅行團——不管多小、多特別——都被稱作「代表團」。你可能會抗議：我們並不代表我們國家的任何人，每個成員只代表自己，但是面帶微笑的主人依然會稱「你們代表團」。

旅行本身曾經是一種反常的活動。浪漫主義者認為從根本上說自我就是一個旅行者——一個不斷追尋、無家可歸的自我，他歸屬於一個根本就不存在、或已經不復存在的地方；那是一個理想化的世界，與現實世界形成鮮明的反差。他們認為這種追尋是沒有止境的，因此目的地是不確定的。旅行從此成為現代意識和現代世界觀的先決條件——是對心中的渴望和絕望的宣洩。從這個意義上說，每個人都是潛在意義上的旅行者。

讓現代人萌發旅行念頭的另一典型因素：一個國家值得一看——值得一寫——因為它曾爆發過革命。最腳踏實地的、最有思想的旅行作家阿萊克斯·德·托克維爾在美國目睹了一場沒過多久就改變了整個歐洲的激進運動，使過去的一切土崩瓦解。正是為了九-九-藏-書考察革命和民主，托克維爾才到美國遊歷的。去考察一場聲稱為了實現理想的革命如何改變了一個國家的旅行一直是現代旅行文學的重要題材之一。在二十世紀，有著類似目標的旅行者走向了爆發革命的地方，尋找理想中的家園，尋找普遍意義上的革命。不少關於從「西方」到共產主義國家旅行的文學是舊體裁的一種新變體，在這種舊的旅行文學中，來自墮落的、老於世故的歐洲的旅行者讚美「新世界」健康向上的活力——現在他們把自己稱為「新人」。

在啟蒙哲學家（現代意義上最早的知識分子）看來，旅行是一種說教式的幻想。為了說明自身的邪惡，他們總是提到歐洲以外的遙遠的社會，在他們的描寫中，這些社會更「自然」或者更「理性」。航海者在遙遠的地方所經歷的奇聞軼事直到十八世紀晚期還廣為流傳——例如，巴塔哥尼亞的九英尺高巨人——但怪異感漸漸與道德產生了關聯。「我們」變得道德敗壞。描寫去奇域旅行的文學大量湧現，對那兒的美德的描寫揭示了與歐洲之間發人深省的反差。這種旅行走出文明社會——也就是現在——走向更美好的社會：過去或未來。

在這些對旅行的感受中——異國他鄉不是被說成世外桃源，就是說成蠻荒之國——希望與幻滅總是交替出現。儘管如此，某些國家（總是令人不解地在人們心目中有固定的形象）比其他國家更容易被理想化。自馬可·波羅遊歷中國以來，它一直是個神秘王國；在十八世紀，人們普遍認為在中國這個理性之國，沒有戰爭、道德淪喪、愚昧無知和迷信，也沒有大規模的疾病。同樣，美國儘管遭人詆毀，它仍一直是人們心中的樂土。與此形成對照的是，人們對俄國的風俗習慣和所作所為深感痛心。自從俄國第一代沙皇「恐怖伊凡」引起歐洲人的興趣之後，有關聲名狼藉的俄國社會的報道已經成為西方旅行文學這一大河中富有生命力的支流。為數不多而又讓人印象深刻的反報道（counter-reports）——指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確切地說是大恐怖時代）外來造訪者記錄的蘇聯在自由和公正方面達到的史無前例的高度——強化了這一傳統。

我們無法想像人們讀了屈斯蒂納侯爵1839年遊歷俄國時發現的野蠻和專制後會感到幻想徹底破滅，但可以想像人們看了西蒙·萊斯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對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描寫後會徹底絕望。幾百年來，人們一直傾向把中國說成極樂的天堂，而把俄國說得一無是處，這種傾向至今在某種程度上仍然存在。有些國家一直是人們幻想的對象。啟蒙哲學家不僅把理想的品德賦予高尚的野蠻人——伏爾泰和盧梭筆下的休倫湖人，狄德羅筆下年邁而睿智的塔希提島人，還賦予當時歐洲以外的人（「東方人」），如土耳其人、波斯人和中國人。此後幾代作家的幻想並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否定的。在浪漫主義詩人看來，惟一的「理想的」文明——希臘文明——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他們來之前都想像了些什麼呢？

許多早期去革命爆發地的旅行者就如同原來文學里的旅行者一樣：去一個奇異的國度就是為了回來后寫有關它的遊記。去這些國家的旅行者都意識到自己跨越了可怕的障礙。（跨過了長城。把鐵幕拋在背後）他們要寫的是一個奇異的國度，但他們真正描寫的是他們的行程，也就是為貴客制定的滿滿的活動計劃。事實上，這些書都像《在中國的每一天》——西蒙·德·波伏瓦對1955年中國之行的直率的記錄——一樣是對旅行的記錄。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早期，隨著去中國旅行的人越來越多，人們不禁發現，旅行者描寫的旅程簡直一模一樣：杭州附近的同一家產茶公社，上海的同一家自行車廠，北京的同一個「衚衕居委會」——儘管這麼雷同，許多人還是熱情不減地往那兒跑，寫的書幾乎千篇一律。rｅaｄ•９９ｃｓw.com

旅行的普及催生了旅行寫作的新類型——悲觀失望的文學，並從此與理想主義文學雙峰對峙。歐洲人遊歷美國，希望在那兒過上新的、簡單的生活；有教養的美國人返回歐洲，認識舊大陸的文明的源泉——通常兩者都大失所望。自十九世紀早期以來，歐洲文學界瀰漫著對歐洲的厭惡。越來越多的旅行者紛紛湧向新奇的、西方以外的地方，這與早期的老一套的認識如出一轍：在更簡單的社會裡有純潔的信仰和原始的自然，人們不知道不滿（和它的文明）是什麼。但是天堂總是難覓的。現代遊記里反覆出現的主題是現代社會造成的破壞和往日的逝去——這是對一個社會每況愈下的寫照。十九世紀的旅行者注意到經濟利益使像南太平洋地區這樣的地方祥和安寧的生活受到影響；儘管旅行者做夢也不敢想像自己能像當地人一樣生活，但總的來說，他們還是希望當地人能永遠健康、性感，過著田園牧歌式的生活，不要去享受現代生活中的舒適。

通常，進入東道國的前一天，所有參加旅行的人在進入東道國的途中在賓館集中，他們被告知代表團在旅行時的注意事項，他們要選出一名「主席」（有時還有「副主席」）負責答謝東道主的官方講話，並在宴會上坐在主桌帶頭敬酒。（有些代表團讓成員輪流擔當這一角色，以分享隆重的禮遇和愉悅）不論你走到哪兒——他們迎接你的火車站，工廠，學校或者作家協會——你的代表團見到的都是他們組織的代表。

隔閡感是幾乎所有現代反思性旅行文學中最重要的題材。旅行可以印證對這個世界懷疑的、美好的或者推測性的看法。旅行抑或就是嘗試消除隔閡感，旅行者在途中讚揚遙遠的社會所具有但自己的社會所缺少的美德或者自由。隨著去歐洲以外的地區旅行的機會越來越多，另一種旅行越來越普及。富裕的旅行者擺脫了中產階級的束縛，外出度假，他們盡情嘗試「新奇」的東西，或縱情地尋花問柳。福樓拜在馬克西姆·杜·坎普的陪同下於1850到1851年的埃及之行就是十九世紀一個著名的例子。（二十世紀，一些同性戀作家是去殖民地和前殖民地找樂子的高手。）在去爆發革命的地方的旅途中，另一種獨特的東西是顯而易見的。在共產主義國家，有些東西現在被認為是過時的，比如一本正經的性觀念。性放蕩現在與墮落而不是與原始相關聯。革命代表著美德的王國，遊客一直相信革命社會裡的行為因此而改變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早期，許多西方的遊客都深信接待他們的中國主人說的話：中國夜不閉戶，沒有同性戀，也沒有婚前性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