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心經常受傷，本卷許多篇幅就是失去浪漫之愛的詳盡細節。在某種意義上，這意味著它製造了關於我母親生活的一個假相，因為她不開心的時候日記會記得多些，在她極不開心的時候記得最多，一切順利時記得最少。但是，儘管比例不一定完全正確，我想，就和她從寫作中獲得的巨大的成就感一樣，就和她作為一個永遠的學生，傑出的文學的一種理想讀者，傑出的藝術的理想欣賞者，傑出的戲劇、電影和音樂的理想觀眾時——尤其是她不在寫什麼的時候——所賦予自己生活的熱情一樣，她愛情中的不幸福也是她的一部分。因此，這些日記從失去到博學，然後回到原地，這樣真實地呈現出她自己，即她走過一遭的人世間的生活。至於那不是我希望她過的生活就無關緊要了。

我母親從未放棄對那場戰爭所持的反對立場。但是，她的確開始後悔，並公開地放棄她對共產主義解放的種種可能的信仰，不只是放棄對共產主義的蘇聯、中國或古巴的化身的信仰，而且是對作為一個體制的放棄；這不像她同輩人中的很多人（這裏我會說話謹慎，但是，明眼的讀者會知道我指的是我母親同輩中的哪些美國作家）。如果不是因為她和約瑟夫·布羅茨基交情深厚——也許是她一生中兩個才智相當的人之間唯一的惺惺相惜的關係——她是否會產生這一情感和思想變化，這我說不好。儘管在布羅茨基生命的最後階段他們疏遠了，但他對她的重要，再怎麼說都不為過，不管是美學上、政治上，抑或人性上，都是如此。她在紐約紀念醫院臨終之時，在她離世的前一天，她呼吸極其困難、生命快到盡頭，報紙的頭版頭條全在報道亞洲海嘯，她只說到兩個人——她母親和約瑟夫·布羅茨基。套用拜倫的話，不妨說，他的心即她的仲裁。九*九*藏*書

我母親1975年說這番話的時候還處在一次極其痛苦的化療期間；她前一年查出乳腺癌第四期，已轉移（那時候還是這樣一種情況：患者的病情更多的是告訴家屬而非患者本人）；醫生希望，不過，正如至少其中一位醫生當時告訴我的那樣，並不真正預期能給她帶來長時間的緩解，更不用說治愈了。就像她一貫的風格那樣，她一旦又能寫作，她就選擇為《紐約書評》撰寫系列隨筆，後來這個系列以《論攝影》為書名出版單行本。不僅這本書里幾乎沒有任何意義上的自傳色彩，而且連《隱喻的疾病》這本書里她都幾乎沒有出現；要知道，假如她沒有經歷過當時那種因罹患癌症而蒙受的恥辱——儘管時至今日這種境況沒那麼嚴重了，卻依然存在，通常是以自感恥辱的形式出現——她是絕對不會寫的。

對我而言，這卷日記最引人注目的事情之一是我母親在不同世界之間來回穿梭的方式。這其中有些與她極度的舉棋不定和她思想的種種矛盾性有關；我認為，它們根本沒有令本卷遜色九九藏書，事實上卻令其更有深度、更有趣了，在根本的意義上，是相當的……嗯，抵抗闡釋。但是，我想，一個更為重要的元素是，儘管我母親並不以耐著性子和蠢人相處而聞名（她對蠢人的定義，至少可以說，是普普通通的），對那些她真正讚賞的人，她就變成了學生，而不是她大多數時間里想當的老師。所以，對我來說，《心為身役》最有力的部分在於它的讚賞行為——對為數眾多的人的讚賞，但是，以其非常與眾不同的方式作出的最最打動人的讚美，也許要算是對賈斯珀·約翰斯和約瑟夫·布羅茨基了。看裏面的這些段落，其實，更好地理解我母親的相關隨筆——我尤其想到論沃爾特·本雅明、羅蘭·巴特和艾利亞斯·卡內蒂的那幾篇——其本身首先就是表達敬意的舉動。

這麼說的問題在於，我母親自己自豪而熱誠地承認，她一輩子都是個學生。當然，在《重生》里，年紀輕輕的蘇珊·桑塔格就在非常有意識地創造自己，或者確切地說，是在重新創造自己，使自己成為她希望成為的人，遠離她出生和成長的那個世界。本卷未涉及她離開她童年時代的亞利桑那南部和洛杉磯，去芝加哥大學、巴黎、紐約，也未涉及滿足感（絕對不是幸福；幸福是迥然不同的東西，而且恐怕那不是我母親曾經能從中痛飲的源泉）。但是，我母親在本卷記下的作為一名作家的巨大成功，與各種各樣的作家、藝術家和知識分子——從萊昂內爾·特里林到保羅·鮑爾斯、賈斯珀·約翰斯、約瑟夫·布羅茨基，以及彼得·布魯克和哲爾吉·康拉德——的交往，以及能夠到處旅行，真的是想去哪兒就去哪兒——她童年最大的夢想——都沒有影響她當學生的程度，反而更甚。九九藏書

羅伯特·沃爾什欣然審閱了最後的手稿，並發現了草稿上大量的錯誤和缺陷，大大提高了由我編輯的我母親這卷日記的質量。

「我的生活是我的資本，我想象的資本，」她對《波士頓評論》同一個採訪記者說，並補了一句，說她喜歡把它「據為己有」。就我母親而言，這是個奇特的，也是一反常態的說法，因為她對錢根本不感興趣，我永遠都想不起來她什麼時候在私人談話里使用過金錢方面的隱喻。然而，在我看來，這似乎倒也是對她的作家之道所做的一個完全精準的描述。這也是她甚至會考慮寫一本自傳的想法讓我感到極為驚訝的原因，對她而言，寫自傳，繼續用資本做類比，就不會靠孳息——一個人的資本的收益——去生活，而是動用資本——不合理至極，不管說的這個資本是金錢，還是長篇小說、短篇小說或隨筆的素材。

最終，這一想法未產生任何結果。我母親寫了《火山情人》，這樣，她就覺得回到小說家這個身份上來了；這一直是她的抱負，即使在她撰寫最出彩的隨筆時，也是如此。這本書的成功為她找回了自信。要知道，從第二部小說《死亡匣子》開始，她自己就承認缺乏自信心了；《死亡匣子》1967年出版后，評論界褒貶不一，令她極度失望。《火山情人》之後，我母親長時間在波斯尼亞和被圍困的薩拉熱窩忙碌——終於成為她全身心投入的激|情。此後，她回到小說創作上來，至少就我所知九_九_藏_書，不再提回憶錄的事。

作為一個作家，她直截了當帶有自傳性的情況，我只能想起四次。第一次是1973年在她首次訪問中國的前夕發表的短篇小說《中國旅行計劃》。在很大的程度上，這個作品是對她自己的童年、對她的父親的思考；她父親是個商人，他短得可憐的成年生活大部分是在中國度過的，我母親4歲那年他客死他鄉（她從未隨父母去過現在叫天津的那個地方的英租界，而是留在紐約和新澤西由親戚和保姆照顧）。第二次是1977年發表在《紐約客》的短篇小說《沒有嚮導的旅行》。第三次是《朝聖》，1987年發表，也是在《紐約客》。這是篇回憶錄，說的是1947年少女時期的她在洛杉磯拜訪托馬斯·曼的事情；當時，托馬斯·曼離鄉背井，住在太平洋帕利塞茲。但是，《朝聖》首先是我母親對她當時最欽佩的作家表達的欽佩；與慣常的做法一樣，自我塑像遠屬於第二位。正如她所寫的那樣，這是「一個局促不安、滿懷熱情、著迷於文學的孩子與一個流亡之中的神」的一次邂逅。最後一次，我母親1992年出版的第三部小說《火山情人》最後部分有幾個自傳性段落，她在當中直接談論——她從未在她已經出版的作品里，甚至訪談中這樣談論過——身為女人的話題；還有就是她2000年出版的最後一部小說《在美國》里有若干一筆帶過的童年回憶。

若仍有其他錯誤，當然由我負責——由我個人負責。

我願意認為本卷也可以被公平地稱為一部政治成長小說，這完全是從一個人的教育及其走向成熟的意義上講。在書前面部分，我母親對美國在越南的戰爭的種種蠢行悲憤交加，她成為著名的反越戰積極分子。我想https://read.99csw.com，就連她回首往事的時候，也都會對她冒著美國的轟炸數次訪問河內時所說的一些事情畏縮。當然，我毫不猶豫地將它們編入，一如我編入日記的許多其他條目，它們多種多樣的話題讓我要麼是為了她的緣故而擔心，要麼就是給我自己帶來痛苦。有關越南的地方，我只補充一句，令她怒不可遏的戰爭的種種恐懼絕非她虛構的東西。她也許不明智，但戰爭仍然是她當時認為的無法言說的殘暴行為。

20世紀90年代初，我母親曾不很當真地考慮寫一部自傳。她這個人總是儘可能不直接寫自己，所以，這件事讓我感到很驚訝。「主要寫自己，」她有一次對《波士頓評論》的採訪記者說，「我感覺，似乎是通向我想寫的東西的一個相當間接的途徑……我從來都不確信，我的趣味、我的幸與不幸有什麼足以示範的品質。」

我有時胡思亂想，覺得我母親的日記——本卷是三卷本之二——不只是她從未能抽出時間來寫的自傳（假設她真的寫了，我想象那會是非常文學、由鬆散片段組成的東西，類似於約翰·厄普代克的《自我意識》這本她極為讚賞的書），而且是那部她從來都不願意寫的傑出的自傳小說。繼續沿著傳統軌道的絕妙類比，不妨說，日記第一卷《重生》就是以描述主人公成長過程為主題的教育小說——她的《布登勃洛克一家》，以曼的傑作打比方；或者，從一個小些的文學格局來看，是她的《馬丁·伊登》；傑克·倫敦的這本小說，我母親少女時代就看過，而且直到她生命的盡頭說到它都很喜歡。現在這一卷，我稱之為《心為身役》——選自本卷日記的一句話——會是一部充滿活力、成功的成年時期的小說。關於第三卷，也即最後一卷，我暫且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