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對老百姓有禮貌，儘可能幫助他們。

有了這些研究作為指導，特種部隊新的發展方向已經非常清楚了。

●　通過不斷地宣傳和恐怖襲擊削弱敵人的士氣。

這裡有一個例子：

在美國最北面的地方，綠色貝雷帽用極地的裝備，靠狗拉的雪橇、雪地鼬鼠和飛機展開活動，給那裡的人看病、看牙，並教會他們如何做計劃。

「第二，所有軍官都必須通過資格課程考核。不準有例外。不管他是什麼軍銜。

在到任初期，亞伯勒把他的軍官——上尉和上尉以上的軍官——帶到基地的松林中，直截了當地說了他對他們的期望。他對他們不會溫良恭儉讓的。

「不過，我在陸軍中的一些同事在陸軍部擔任重要職務，他們依然把特種部隊看成某種突擊隊。他們從來就不理解我們為什麼非要清除那麼多『老油子兵』，也不理解我們後來為什麼在資格課程中有那麼高的淘汰率。他們無法理解在判斷力問題上的淘汰率，也不理解在認識人性問題上的淘汰率。……一個不願和山民一起卧倒在地，向他作［武器］瞄準示範的人，對我來說是沒有用的。

綠色貝雷帽A級小分隊都具有一些醫學專長——有兩名受過嚴格訓練的醫務人員，而在他們的影響下，小分隊其他8個人也學了不少醫療技術。

他首先去找了羅傑·希爾斯曼。在提出反游擊戰以及非正規戰爭的概念方面，希爾斯曼在國務院和白宮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希爾斯曼到特種戰爭中心來過好幾次，向亞伯勒和中心的教官和學員提供了這方面的背景信息和觀點。

雖然常規部隊的軍人通常並不關注處於戰火中的老百姓，但是缺少這種關注往往會產生政治和心理方面的附帶結果，這種附帶結果顯然會給戰場上的輝煌勝利造成負面影響。軍事領導人必須認真調整自己的思維。在美國陸軍中，特種部隊是第一個正式接受這種課程教育並將其作為作戰原則而付諸實踐的部隊。

●　不拿貧苦農民一針一線。

為了有助於訓練，亞伯勒還在布拉格堡建了部分模擬越南遊擊隊居住的村莊，從使用的器具、飼養的家畜和逃離用的通道，應有盡有。亞伯勒後來去越南的時候發現，在越南人的步兵訓練中心有一個模擬村莊就模仿了他的模型。他感到很有趣，也感到很欣慰。

這些技能在那些和游擊隊基地幾乎同樣與世隔絕的鄉村也起到了類似的作用。這也是產生友誼和信任的原因。對村民們來說，看牙病，作產前檢查，服用抗菌素，接受預防接種，學習營養和疾病防護知識都是有生以來的第一次。

「只要由我來負責特種部隊，」他開門見山地說，「這裏的規矩就要變。要有一個新的開端。

他們應一些中美洲和南美洲國家的邀請，從巴拿馬的基地派出好幾個小分隊到了那些國家。例如，在哥倫比亞發生了長達10年的被稱為「暴力」的反政府武裝暴亂，造成了大約30萬人的死亡。綠色貝雷帽部隊和哥倫比亞保安部隊的官員們一起研究，拿出了一個完整的計劃——以民事行為為基礎，幫助當地發展經濟、醫療衛生和教育——以對付恐怖活動。雖然哥倫比亞還會受到恐怖之苦，但是反政府組織「暴力」的活動結束了。

在這4年的發展期間，有許多優秀的軍人加入到已經發生很大變化的美國特種部隊的行列。其中一個是年輕的卡爾·斯廷納上尉。下面該說一說關於他的故事了。

●　損壞東西要賠。

其實，約翰遜是個正直、誠信的人，也是個英雄。在二戰中他曾經被日本人俘虜過。在採取行動之前，他先去看了亞伯勒的部隊的操練——他離開的時候印象很深。「我跟你說吧，」他對一位將軍朋友說，「他組織了一支很棒的部隊。」

就在比爾·亞伯勒培養造就新型軍人的時候，陸軍老大還在繼續走傳統的道路，對這個怪人在北卡羅來納州所做的事投以非常冷淡的目光，儘管這支部隊得到了總統的青睞，得到了相當多的資金（「他們所得到的，就是我失去的」——軍隊歷來是以零和的方式運作的），而且他還有權從最好的部隊挑選最優秀的士兵——尤其是其中最優秀的士官——「把他們從陸軍中挖走，」這是一位四星上將所說的。

比爾·亞伯勒面臨著一項巨大的工程，但是他首先必須「清理房間」——包括提高門檻。

他所諮詢的人和研究的有些問題是有爭議的。亞伯勒不怕使學生感到驚訝。他知道，按常規的思維是無法把這項工作做好的。

一旦他們之間建立起友誼之後，保衛村莊的軍事任務就開始了。綠色貝雷帽部隊規劃了村子的防禦工事輪廓，村民們把一根根尖樁埋在地上，尖頭對著通向村子的道路。在綠色貝雷帽的幫助下，他們在村子里挖了防護掩體。他們還建立了報警系統，所使用的是舊輪胎的輪轂和空炮彈殼，遇到情況就發出警報。在這段時間里，綠色貝雷帽和村民們一起勞動；在遇到襲擊的時候，他們就與村民們並肩戰鬥。

最後，福爾對美國的越南政策的鄙視，使得「五角大樓的一些人」對他在布拉格堡的頻頻出現表現出關注。亞伯勒接到華盛頓打來的一個電話：「那個叫貝爾納·福爾的法國人在特種戰爭學校是不受歡迎的人。」可是，當亞伯勒要求把這項命令落實成書面文字的時候，他們收回了這項要求，而福爾的出現就像催化劑一樣，繼續給學校里年輕的綠色貝雷帽們帶來衝擊。

對他們必須加以管束。

●　借東西要還。

「首先，不準搞女人，不準酗酒，不準胡鬧，不準通姦。不能有調皮搗蛋的，不能有不服管束的。從現在起，所有這一切都在被禁之列——不準搞變通。我們要有道德標準，紀律標準，儀錶標準。

即使如此，亞伯勒還是得離開。畢竟他已經幹了4年，到了該換個地方的時候了。

肯尼迪政府明確表示，「對付叛亂」是美國政府外交政策的正式工具。此後不久，對付叛亂需要的一些主要武器系統的問題就突顯出來。它們必須聯繫與行為和社會科學有關的各種資源——心理學、人類學、政治學、經濟學、歷史學以及國際關係學——一起打造。問題在於如何把這些學科和比較直接的軍事功能結合起來，產生一個在對付叛亂的惡劣實戰環境中可以有效使用的工具。

為完成這些任務所進行的訓練是強化的、高難度的，而且是儘可能接近實際的。他們讓從國外完成任務歸來的綠色貝雷帽提供充分的信息，並讓他們幫助培訓前去接替他們的人。此外他們還建立起一些模擬的村莊，連細節方面都很像。為了完成任務，綠色貝雷帽做了很多準備工作，他們的生活就像在實地一樣，包括吃飯、住宿、作業、語言以及其他的一切。

「在後來的研究中，」亞伯勒寫道，「我發現這個概念的發明者不是埃德·蘭斯代爾……而是毛澤東。毛澤東是這種思想在當代最偉大的推動者。

當時，亞伯勒已經晉陞為兩星少將。他被派往韓國，作為聯合國駐板門店軍事停戰委員會高級成員。他在那裡同朝鮮和中國的談判代表打交道，他在特種部隊的經驗使他具備了相當的能力。這項工作不僅要談判技巧，而且具有心理戰和宣傳方面的技能。許多觀察家說，他是共產黨方面在板門店所遇到的最強勁的談判九*九*藏*書對手。

所以特種部隊對那些有野性的、不稱職的、守舊的人，已經不再是沒有發展的地方了。它成了一個讓人嚮往的地方，成了一個可以大有作為的地方。

「這樣的行為要追溯到毛澤東的九項規定。他要求紅軍記住這些規定（它們甚至被譜成歌曲天天唱）。這些規定得到了嚴格執行。違反這些規定的人將受到嚴厲懲處，也許被處死。」

這些現象必須制止。

他在作辯解的時候，從來不說假話。在不得不臨時處理問題的時候，你幾乎不可避免地會發現自己在鑽制度的空子。實際上，很難想象怎樣才能建立起規章制度所沒有預見到的組織。

1961年，也就是接管特種部隊之後不久，亞伯勒逐漸意識到特種部隊的原有成員中有很大一部分人達不到他的新型作戰部隊的標準。這些人都很厲害——有翻江倒海的本領。他們都是很有能耐的軍人，可是在政治上和心理上比較敏感的形勢下，他不能指望他們個個都能夠很好地發揮作用。

亞伯勒繼續寫道，這實際上意味著「軍人所熟悉的戰場上的那些普通規定已經用不上了。即使老百姓妨礙了軍隊，也不能把他們趕走。鼓勵軍人把自己的最後一份口糧與農民共享。如果下了一塊門板睡覺（這是中國的一種習慣），那麼部隊在離開之前要把門板還回去。一個最佳的陣地也許就在一個墓穴上。即便如此，紅軍也會尊重老百姓，把槍架到其他地方。

約翰遜的解決辦法是：他必須讓比爾·亞伯勒知道是誰說了算。在亞伯勒和總統之間還隔了陸軍中的好幾層呢。他認為亞伯勒根本沒把他們放在眼裡。

亞伯勒和他的參謀人員還研究了正面和反面的例子。正面的例子是英國人在馬來西亞的勝利。它指明了一條可行的反游擊戰理論——即要深入了解當地文化，在向當地的游擊隊滲透的過程中不要心慈手軟，然後把他們從人民中連根剷除。反面的例子就是法國在印度支那的失敗和他們在阿爾及利亞的虛假勝利。

●　買東西要付錢。

有的綠色貝雷帽小分隊在美國託管的太平洋島嶼上活動，修建道路、校舍和娛樂設施。有的在菲律賓活動。還有一些在衣索比亞和剛果（后稱扎伊爾，後來又改稱剛果）。

特種戰爭中心必須對這一新領域進行研究。

1961年，當比爾·亞伯勒擔任特種部隊司令的時候，特種部隊經歷了4年的改革和極大的發展。他離開特種部隊的時候已經是一名少將。為了綠色貝雷帽部隊，他和他的上司經常發生一些不愉快，但他的職業生涯還是挺順利的。

亞伯勒研究了毛澤東以及其他一些共產黨領導人，如切·格瓦拉、越南的武元甲和長征等人，對多維戰爭有了比較全面的認ｒeａd.99ｃsw.ｃｏm識。（值得一提的是，「國防部那幫人」並不鼓勵這樣的研究。）亞伯勒的研究表明，他們的非正規戰爭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

這就是令人難忘的亞伯勒「林中訓話」。

例如，有左翼思想傾向的法國軍人作家貝爾納·福爾就經常應邀到特種戰爭學校非常規戰爭班去講學。福爾的《沒有歡樂的街道》被用作該校的教科書。那是一本經典的歷史著作，寫的是法國在印度支那進行的那場戰爭。福爾對美國在東南亞的所作所為進行了言辭犀利、入木三分、不留情面的評論，常常在他的軍人聽眾中引起熱烈的反響。亞伯勒寫道：「他有事實，有數據，有歷史，還有個人體驗。而學生方面由於自尊心受到傷害，缺乏充分的資料，所以通常情緒比較低落。」

有些指責並不是空穴來風：雖然亞伯勒實際上從來沒有違反規章制度，可是他卻在任意曲解；只要規章制度上有空子可鑽，他就鑽。如果對規章制度進行嚴格的解釋，他就鑽不了空子了。

「我研究了毛澤東最終把蔣介石趕出中國大陸的一系列作戰行動。我發現，在開始的時候，國民黨部隊在數量上大大超過共產黨的武裝力量。但是，當毛澤東沿長征的道路一路退卻的時候，他領導的軍隊對老百姓非常慷慨，非常熱愛，也非常尊重。所以老百姓和共產黨軍隊的關係不是通常那種軍民關係，老百姓不是躲避他們，而是歡迎他們。

比爾·亞伯勒回憶了下面一段往事：

在結束的時候，他輕描淡寫卻又恰到好處地說，美國軍隊非常幸運，因為在美國最終向越南派遣大批部隊的時候，我們為特種部隊設計的叢林作戰服已經得到了普遍使用。

●　各級指戰員的政治覺悟。

如果他們是為了教會一個受游擊隊威脅的國家的軍隊如何與當地游擊隊作戰，那麼他們的主要任務就是要教會他們如何仔細策劃並執行軍事的與非軍事的行動，從而使這些軍隊能夠贏得並繼續得到人民的支持。所有這一切都要求有高度的紀律性，不僅綠色貝雷帽部隊要這樣，當地的武裝部隊也要這樣。這樣的紀律能夠確保部隊在政治敏感地區有高水平的行為和道德表現。

●　避免與勢均力敵或者佔優勢的敵人展開陣地戰。

將軍們開始竊竊私語，對綠色貝雷帽成為暴發戶，對它成為亞伯勒的「私人部隊」表示不滿。他們的話從來沒有公開過，但是多數人還是對經過試驗證明有效的東西表示贊同。「在布拉格堡他們讓當兵的吃寮國人吃的東西。究竟是幹什麼？打勝仗要靠火力，不是靠令人討厭的食物。」有些話說得更明白：「他們在那兒自行其是。他們不遵守規章制度。他們搞自己的一套，不按軍隊的規定來搞。」

●　不斷努力把秘密武裝變成正規武裝，在有把握取得勝利的時間和情況下，把仗打到敵人的領地上。

肯尼迪總統遇刺身亡后不久，反對意見達到了高潮。常規思想根深蒂固的現任陸軍參謀長H·K·約翰遜將軍（馬克斯韋爾·泰勒將軍擔任駐南越大使之後，陸軍參謀長的職務由他接任）就是對這種新型軍人很不理解的將軍之一。他對亞伯勒的所作所為深感不安，認為他走得太遠了。

●　把敵人的供應系統當成自己的，讓敵人運送存儲軍需物資，然後奪取之。

與此同時，特種部隊的軍官和士官開始覺得有了奔頭。如果你到了特種部隊，能夠幹得好，就有希望很快得到提拔，如果你願意，就有可能在部隊長期幹下去。

亞伯勒說：「在綠色貝雷帽部隊中，我特別不想留的，是那些『老油子突擊隊員』，也就是老式突擊隊中的那種人。坦率地說，在特種部隊中這樣的人還不少。

「結果，紅軍的力量壯大了，蔣介石的部隊越來越不得人心。」

「由於高淘汰率問題，我們不斷受到指責。但是只要我決意處理的事，我們就寸步不讓。我會堅持對從那個大鍋爐、那個體制中出來的每個人提出最起碼的要求。」

從韓國回來之後，他九_九_藏_書到了五角大樓，所乾的一項最重要的工作是負責陸軍情報工作（他的正式頭銜是負責情報工作的助理參謀長）。後來（1966年）他被晉陞為中將，負責在韓國的情報工作大隊。1969年他前往夏威夷擔任美國陸軍太平洋戰區參謀長和副總司令。1971年，他在部隊服役36年之後退休。

●　要有打持久戰的耐心。「時間對我們有利。時間將是我們最好的戰略家。」——長征。

關於非正規戰爭的另一個有爭議的看法，則來自有傳奇色彩的空軍上校愛德華·蘭斯代爾——似乎是從間諜小說中跳出來的真實人物。實際上他的故事曾經鼓舞了好幾位小說家；他是格雷厄姆·格林的《文靜的美國人》和萊德勒與伯迪克創作的《醜陋的美國人》中的人物原型（他們的人物中還可以看見羅傑·希爾斯曼的影子）。雖然他的成就是有爭議的——他在越南的行為值得懷疑——但卻是真實的。在20世紀50年代，蘭斯代爾被借調到中央情報局，而後被分配到菲律賓。他使得中央情報局在對付菲律賓的共產黨游擊隊（被稱為「胡克」）方面取得了極大的成功。

●　努力把所有「小人物」都吸引到游擊隊方面來。

●　買賣公平。

蘭斯代爾採取了好幾種辦法。首先，為了對抗共產黨的影響，他推出了一個無疑有很大影響的人物——拉蒙·麥格賽賽。有人爭論說，麥格賽賽是菲律賓的華盛頓和林肯。他後來成為菲律賓總統，但是上任后不久就因飛機失事而死亡。第二，蘭斯代爾後來被人們說成是在「黑色」心理戰方面有超群才華的人——散布能夠傷人的謠言。例如，他在農村散布謠言說，內心邪惡的人將成為當地吸血鬼的盤中餐。接著他讓手下人把一個死胡克的血抽干，然後在脖子上戳洞，再把屍體仍到一條人來人往的路上。謠言不脛而走，說胡克是吸血鬼的美餐。第三點也是比爾·亞伯勒研究非正規戰和政治戰時最重要的核心問題。亞伯勒寫道：「埃德·蘭斯代爾使我認識到，我們所說的民事行為與正規軍在民眾中發揮作用的能力之間的關係。這種認識對菲律賓的游擊戰起了很大的作用。它使民眾覺得，軍隊不是壓迫者，穿軍裝的人代表的是政府；如果他們熱情地支持並幫助民眾，那麼政府肯定也是這樣考慮問題的。」軍人所做的好事證明了政府的仁慈、善意和誠信。

沒有過多久，貫徹執行美國版毛澤東「行為規範」的綠色貝雷帽部隊，開始對生活在偏遠地區、往往是叢林中的第三世界國家的「小人物」的生活產生巨大的影響。先前，這些人在整個軍事行動計劃中並不起多大作用。這些「小人物」往往對在他們中間的外國軍人持懷疑態度。然而，這些軍人具有良好的個人素質和軍事技術，他們很快就得到越來越多的相互合作和信任，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仰慕和友誼。

「最後，如果你們有意見，可以有兩種方式來處理。你們可以中止自己的職業生涯。你們也可以到我辦公室提出調動到其他單位的要求。否則，你們就必須來個脫胎換骨，如果你們還想留在這支部隊的話。」

有些老特種部隊的人無論是在崗還是不在崗，都很厲害——這就給亞伯勒增添了更多的麻煩。

由於種種原因，特種部隊的優秀士官的前途比較光明，所以士官的質量就比較高，他們的專業技能也比較高（他們中的許多人是二戰和/或朝鮮戰爭的老兵，都具有相當豐富的實戰經驗；許多人都負過傷），亞伯勒在訓練新來者的時候，想充分利用這些士官的專業技能。但是他們總覺得自己的權很大似的，想怎麼干就怎麼干。他們與比他們年輕的士兵一起行動的時候，往往表現出不少野性。

當然這已經是過去的事了。

綠色貝雷帽部隊關注其他軍人很少關注的各種小事情。例如，他們幫助某個村民用一種比較簡單的方法打井，改善了他的供水狀況。他們和他並肩勞動，建起一座小木橋，這樣他到那塊原始的土地上幹活時，就不必再在沼澤地上深一腳淺一腳地走半英里了。他們教會他如何挖灌溉渠。他們給他種子，這些種子長出了他從來沒有見過的好蔬菜。最令人感到奇怪，而且也最令人感到溫暖的是，他們是把這個村民當成自己人看待的。他們可以用當地語言與他交談——也許不夠流利，但是用於交流已經足夠。他們和村裡的老百姓生活在一起。他們和村民們同餐共飲，晚上和他們一起圍坐在火堆旁，和他們交談，住在和他們一樣的農舍里。

那些最差勁的都走了；那些最好的都留下了。亞伯勒著手進行實質性的改革。

比爾·亞伯勒不僅非常關注特種部隊的強化準備工作，還非常關注諸如服裝、急救包和應急口糧在內的（陸軍）專用裝備。可以預計，那些陸軍中的「大人物」在處理這些問題時會感到很棘手。

不過，更大的問題還是軍官問題。儘管有一些明顯的例外，很多軍官都把分配到特種部隊看成是一個暫時的棲息，是一個有男子樂趣的地方——酗酒、胡鬧、搞女人、勾搭別人的妻子。

比爾·亞伯勒本人就是學者和知識分子。他在情報和反情報工作方面的經驗使他學到了很多關於如何了解敵人（和朋友）的方法。他知道到哪裡去尋找知識和靈感的源泉以及如何去尋找。

向他提供經常性諮詢的人還有一些專家，包括查爾斯·M·泰勒（二戰中美國駐南斯拉夫軍事代表團團長，後來擔任美國之音的台長）、傑伊·扎沃德尼博士（時任賓夕法尼亞大學政治學教授，二戰時與華沙的波蘭抵抗組織並肩作戰，後來發表過許多關於非正規戰爭和心理戰方面的論著）以及其他幾個有專長的人。

由於特種部隊的編製有限，提銜晉職都很困難。優秀的軍官在可能的情況下往往都不願意被分配到特種部隊來。那時，特種部隊對軍官的訓練水平也比較低：例如校官就可以免修資格課程，而且常常是這樣。

●　在戰術上有利於游擊隊時，不斷對敵人的人員和敏感點實施攻擊。

綠色貝雷帽的醫療技能在這方面發揮了作用。綠色貝雷帽部隊的醫務兵可以提供醫療知識，以確保游擊隊員的戰鬥力。

●　只有在生死存亡或者掩護他人撤退時才打防禦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我曾經和突擊隊並肩戰鬥，我了解他們，也很欽佩他們的優點：他們是勇敢的『放血者』。他們是作戰的機器。可是他們根本不懂外交，根本不接受任何人的規勸。對於我們所說的比較人性化的特性，例如同情、憐憫、惻隱之心，他們幾乎從不放在心上。如果這些事符合當時的情形，那行。如果不是這樣，也行。他們去那裡就是打打殺殺的。不論你放手讓那些突擊隊或別動隊隊員去幹什麼，他們都會去。這是沒有任何問題的。

學習這種專長和特種部隊原先的使命有關，那就是組織和訓練游擊隊以及地下武裝。在剛開始的時候，游擊隊簡直不堪一擊。在他們逐步發展壯大的過程中，為了保護自己，他們必須隱藏在茂密的叢林、大片的沼澤和崇山峻岭這些難以到達的地區。在這樣的條件下能夠生存下來往往就是一種勝利。如果某個游擊隊員生了病或者負了傷，那他是沒有任何可以依賴的外來援助的。

「第三，我所說的話適用於所有軍銜的人。沒有例外。所以你們要把這些話跟你們的士官交代清楚。

在比爾·亞伯勒擔任特種部隊司令的時候，他的綠色貝雷帽部隊不僅被派往東南亞執行任務，而且還活躍在世界其他幾個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