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守靈的時候，瑪爾芳給她提供了細節。試著而已。愛麗絲從那女人身邊避開，屏住呼吸，好像要把自己的話憋住似的。
天生的獵物？唾手可得的採摘品？「我不這麼認為。」她高聲說道，「我不這麼認為。」
從前，他到處吹噓她的廚藝。等不及要趕回家去狼吞虎咽一番。可我們知道，現在他五十歲了，胃口也變了。他仍然喜歡吃糖，硬糖——不是奶糖或者焦糖——酸糖球是他最喜歡的。要是維奧萊特做飯能以湯為主，煮點蔬菜（再就上一點麵包），他就十分滿意了。
第五大道的遊行中一點那個東西也沒有。只有鼓聲，還有黑人童子軍在向戴草帽的白人散發說明傳單，這些人需要知道冰冷的面孔已經知道了的事情。愛麗絲撿起一張飄向人行道的傳單，讀了上面的話，在路邊石上換了換支撐腳。她讀一遍傳單，看一看多卡絲；看一看多卡絲，再讀一遍傳單。她讀的那些話好像很瘋狂，不著調。有個什麼巨大的裂口直插在字和孩子中間。她瞥過來看過去，費力地找著某種聯繫，找著能縮短默默凝視的孩子與含混瘋狂的文字之間距離的東西。這時，突然間，彷彿一根救命的繩索拋來，那鼓聲跨過了這個距離，把他們都聚攏起來、聯繫起來：愛麗絲，多卡絲，她的姐姐和姐夫，童子軍和冰冷的黑面孔，在人行道上和上面窗口裡看熱鬧的觀眾。
等她到了十七歲，她的全部生活都變得不能忍受了。我一想到這一點，完全能夠理解她的感覺。這的確太可怕了，如果徹底無事可做也沒有什麼值得去做，只想躺下來，希望自己赤身裸體時他不會笑話你。或者希望他握住你的乳|房，覺得它們完美得無需作任何改變。很可怕，但值得去冒險，因為沒別的事可做，儘管你年方十七，正在做著一些事情。學習，工作，記憶，吃東西，敗壞朋友們的名譽。嘲笑那些顛倒了的東西和正過來的東西——顛倒與否都無所謂，因為你不是在做那件值得做的事情，就是說，在一個光線微弱的地方隨便躺下來，被擁抱在懷裡，被這世界的核心支撐著。
她們多半是他這個歲數的女人，有丈夫，有孩子，還有孫子孫女。無論對自己還是對需要她們的人，都是勤勞肯乾的人。她們認為男人可笑、可口又可怕，一有機會就讓他們自己也明白這一點。在這樣一個集體里，她們能夠坦然去做單獨一人時要多加小心的事，不管這個拎著樣品箱來按門鈴的人是個男人、陌生人還是朋友，不管他有多高的個子、他的笑容有多土氣，不管他眼睛里有多少悲哀。更何況，她們都喜歡他的聲音。那聲音里有一種音調，一種只有在造訪頑固的老人時才聽得到的音調，他們全都不願稍稍從他們的前院和使用過度的農田上挪動一步，到大都會來。它讓她們想起了戴著帽子耕地和吃晚飯的男人們；他們吹著茶碟上的咖啡，吃飯的時候刀是攥在拳頭裡的。所以她們直勾勾地盯著他，儘可能以她們各自的方式告訴他，他是多麼可笑，多麼可口，多麼可怕。就好像他不知道似的。
床單上磨破的地方用六十號的線縫結實了。床單被洗凈、疊好，然後放進一隻她母親用過的籃子里。愛麗絲架起熨衣板，在下面墊上報紙，保持衣服褶邊乾淨。她不僅在等著烙鐵燒熱，還在等著一個因持刀行兇而聞名的、像煤煙一樣黑的野蠻女人。她等著，比以前少了些猶豫，而且，她曾經感覺到的那種駭人的憤怒一點都不剩了——那是在一月份，一個自稱維奧萊特·特雷斯的女人想見見她，跟她說句話什麼的。一大早就來敲她的門，愛麗絲還以為是警察呢。
然而，別的女人卻沒有投降。她們在全國各地拿起了武器。愛麗絲曾和一個瑞典裁縫一起工作過，那人臉上有道傷疤，從耳垂一直到嘴角。「是個女黑鬼，」他說，「她一刀砍到了我的牙，砍到了我的牙。」他露出困惑的笑容，搖了搖頭，「砍到了我的牙。」斯普林菲爾德的送冰人脖子側面有四個均勻排列的窟窿，是讓一件又細又圓又尖的東西均勻地扎了四下。在斯普林菲爾德、聖路易斯東區和大都會，男人們用一隻手攥著另一隻血淋淋的手滿街亂跑，臉上噹啷著一塊皮。有時，他們能活著趕到一家醫院，只不過是因為他們把捅進去的剃刀留在了那兒。
多卡絲小的時候，愛麗絲·曼弗雷德曾經同意給人干一兩個月的針線活，她放學后就由米勒姊妹照看。那裡通常有另外四個孩子，有時還會再來一個。他們玩遊戲時十分安靜，而且被限制在飯廳的一小塊地盤上。有兩隻胳膊的姐姐弗朗西絲·米勒給他們蘋果醬三明治吃，一隻胳膊的妹妹內奧拉給他們讀《讚美詩》。弗朗西絲靠在廚房的桌上打盹的時候，嚴格的紀律也會偶爾鬆弛一下。然後，內奧拉可能會厭倦讚美詩對她嗓音的約束，就選一個孩子為她划火柴點煙。她可能吸不上三口，這姿勢中的什麼東西就喚起了她的某種情感，於是她對孩子們講起勸戒的故事來。然而，她講的那些善有善報的故事，卻在它們所痛惜的令人心驚的罪愆面前崩潰了。
多卡絲抗拒著姨媽的保護和約束，把那種「腰帶以下的生活」看作生活的全部。她在遊行隊伍中聽到的鼓聲不過是一個命令的第一個部分、第一個字。對她來說，那鼓聲可不是什麼囊括了友情、紀律和超卓之力的萬能繩索。她把它們記成一個開端，她即將完成的某件事情的一個起點。
在燈光熄滅之前，在三明治和摻了烈酒的蘇打水被幹掉之前，負責放唱片的人選擇了適合燈火通明的房間的快節奏音樂，屋裡礙事的傢具都被推到了牆邊和樓道里，外套在卧室里堆得老高。在天花板的燈光映照下，一對一對都動了起來，彷彿雙胞胎一般，就算不是為彼此而生，也是一起出生的，好像第二根頸動脈一樣與舞伴的脈搏一同跳動。他們相信自己比音樂更懂得手腳該如何動作，然而那個錯覺是音樂秘密操縱的：它欺騙他們，讓他們相信那種控制屬於他們自己；那種先知先覺其實是它造成的。在更換唱片的間歇里，姑娘們往襯衫裏面扇著風，把汗津津的脖子和鎖骨晾乾，並不安地用雙手拍著被要命的潮氣弄亂的頭髮，男孩子們則用疊好的手帕擦著腦門。笑聲掩蓋了表示歡迎和默許的輕率的眼神，也減弱了表示背叛和遺棄的手勢。
其中主要有恐懼和——一種新的東西——憤怒。是針對喬·特雷斯的，就是他做下了這件事：就在她鼻子底下、在她自己的家裡，勾引了她的外甥女。那個好心人。那個兼職推銷婦女用品的男人；在城裡的每一棟大樓里都算是個熟人。一個店主和房東都喜歡的男人，因為孩子們在人行道上把玩具丟得滿處都是的時候，是他把它們整齊地排成一行。孩子們喜歡他，因為他對他們從不介意。他在男人中間有人緣，因為他玩牌從不作弊，從不鼓動愚蠢的打架鬥毆，從不編瞎話，而且從不去碰他們的女人。他在女人中間受歡迎，因為他讓她們感覺好像女孩一樣；在女孩中間受歡迎，因為他讓她們感覺好像女人一樣——這，她認為，就是多卡絲所尋找的。殺人兇手。
愛麗絲以為那種下作的音樂（它在伊利諾伊比在這兒更糟）跟那些在第五大道上遊行示威的沉默的黑女人、黑男人有關，他們對聖路易斯東區的二百人死亡表示憤怒，其中有兩個是她的姐姐和姐夫，在暴亂中被打死了。這麼多白人被殺，報紙都不願報出數字。
他找到237號、爬上樓梯時，想的正是這些。C.T.和巴德關於S.S.衣索比亞命運的爭論太妙了，太逗了：他聽的時間肯定比自己以為的要長，因為他趕到那兒的時候早就過了正午了。透過門就能聽到女人的聲音，但喬還是按了門鈴。
然而，愛麗絲相信自己比誰都更知道真相。她的姐夫不九-九-藏-書是退伍兵，而且在大戰以前就住在聖路易斯東區。他也不需要一份白人提供的工作——他擁有一個檯球廳。實際上，他甚至沒有參与暴亂；他沒有武器，沒在大街上跟人狹路相逢。他被人從一輛有軌電車上拖下來活活跺死了。愛麗絲的姐姐聽到了這個消息，就回到家裡盡量忘掉他內髒的顏色，這時，她的房子被點燃，她在火焰中被燒焦了。她唯一的孩子，一個叫多卡絲的小女孩，在馬路對面的好朋友家睡覺，沒有聽見消防車從街上呼嘯而過，因為人們呼救的時候它沒有來。可是她肯定看到了火焰，肯定看到了，因為整條街都在叫喊。她從來沒說過，沒說過任何關於這件事的話。她在五天之內參加了兩次葬禮，從沒說過一句話。
兩個女孩子爬上樓梯，不須記得門牌號，僅憑湧出門的撲面而至的鋼琴聲就直接找對了門。她們停下來交換了一下眼神，然後敲了敲門。甚至在光線昏暗的樓道里，那個深色皮膚的朋友也能反襯出另一個的奶油膚色。費莉絲的油性頭髮襯托出多卡絲柔軟的、波浪狀的乾性頭髮。門開了，她們走了進去。
我從來都覺得那丫頭是個謊話簍子。我看她走路姿勢就知道，即便她的裙子不過火，她的內衣也超過了她的年齡。也許早在十月份的時候，愛麗絲也開始這樣想了。等到一月來臨的時候，就沒有人為此花心思了。誰都知道。我懷疑，她是不是對喬·特雷斯來敲門有種預感？要麼就是她從所有整整齊齊地碼在她卧室護壁板旁的那些報紙上讀到的什麼東西。
他當然留下來吃了午飯。當然了。不過，他盡量不吃太多東西敗壞自己的食慾，他敢說，暮夏的青菜正在鍋里為他煮著呢。可是女人們摸著他的頭髮，直盯著他欣賞他那雙兩種顏色的眼睛，命令他：「到這兒來，夥計，給我坐下。給你盛一盤？我來給你盛一盤。」他表示抗議；她們則堅持。他打開箱子；她們就表示要全部買光。「吃啊，寶貝，吃啊，」她們說，「在這種肺炎天氣里，你可不能骨頭上不貼上點東西就到外邊去，沒道理嘛，我們這兒有這麼多東西呢。多卡絲，姑娘，給這個男人拿一個空盤子來，我好給他盛滿，聽見了沒有？別說了，希拉。」
社交活動被他打斷了，她們都非常激動。這是個「城市之女」姊妹會的午餐聚會，計劃為全國黑人商業聯盟做感恩節募捐。能拍板的已經拍了板，只好擱下的也已擱在了一旁，她們便開始了奶油雞丁午餐，為這頓飯愛麗絲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她們對自己的工作和彼此相伴感到滿意，甚至很高興，不知道還缺點什麼；後來愛麗絲派多卡絲去開門，這時希拉才想起她對喬說過的話，一聽見男人的聲音就跳了起來。
然而愛麗絲·曼弗雷德賭咒說她從中聽到了一種複雜的憤怒，一種偽裝成響亮而喧鬧的誘惑的仇恨。但她最討厭的是它的胃口。它對撞擊與撕裂的渴望；一種漫不經心的渴求，盼望著一場爭鬥，或是給領帶配上一枚紅寶石領帶夾——兩樣都行。它強顏歡笑，故作熱情，卻不能讓她感到絲毫的慷慨仁慈，這種小餐館、劣質酒、下等酒吧音樂。它搞得她在圍裙口袋裡攥緊拳頭，以免自己一拳打碎玻璃窗，把世界抓在手裡，因為它對她、對她認識和聽說的所有人一次一次又一次干下的一切而將它活活捏死。最好關上窗戶、放下百葉窗，在克利夫頓小區一所安靜的公寓里流著汗忍受暑熱，而不是鋌而走險去打碎玻璃或高聲尖叫，否則，恐怕就不知道在哪兒、如何停下來了。
誰是沒有武裝起來的呢？那些在教堂里向進行審判的生氣的上帝尋求庇護的人，上帝的憤怒就是因她們而生的，可怕得連默禱都無法承受。他可不是才走在路上趕來，來匡正她們所受的冤屈，他就在那裡。早就來了。看見沒有？看見沒有？這世界對她們做下了什麼，現在遭了報應了。世界把她們搞了個一團糟嗎？是的，可你看哪，那一團糟是從哪兒起的頭。她們是遭到訓斥和咒罵了嗎？噢，是的，可你看哪，世界是怎樣訓斥和咒罵它自己的。女人們是在廚房裡和商店後面給人摸了嗎？沒錯。警察是用拳頭揍了女人的臉嗎，搞得她們丈夫的精神也會隨著女人的下顎骨一道碎裂？男人們（那些與她們相識的，還有坐在小汽車裡的陌生人）在她們一生中的每一天都在辱罵她們嗎？沒錯。然而在上帝眼裡，在她們眼裡，每個可恨的字眼和手勢都代表著反基督的畜生自甘骯髒墮落的慾望。畜生待人不像人家待它，而是照著它希望人家對待它的樣子做事：強|奸，因為它自己想被強|奸。屠殺兒童，因為它自己渴望著成為遭屠殺的兒童。建起監獄，來回味和堅持它自己那見不得人的腐朽衰敗。上帝的憤怒，如此美麗，如此簡單。她們的敵人得其所好，害人終害己。
想一想那是怎樣一番景象，你要是能做到，就去做吧。到時候，自然會為你而一反常態的，把自己變成了避難所、羊腸小道。雙人枕頭。伸展開丁香叢的樹枝，讓它們低矮得能夠掩藏住你。還有大都會，以它自己的方式同你打成一片，配合你，鋪平了人行道，修整了路邊石，在街角為你提供各種鮮瓜脆果。滿貨架的黃顏色頭巾，成串的埃及珠子。堪薩斯炸雞以及帶葡萄乾的什麼東西，讓人注意到一扇好像藏著香味的敞開的窗子。如果那還不夠，還有地下酒吧的店門半開半掩著，在冷清陰暗的地方，有一支雙簧管咳嗽著、清著嗓子，等著那個女人來定音。她打定了主意，並且在你路過的時候對著你的後背宣布她是爹爹的小天使。大都會在這一點上特別聰明：又香又好，看上去很粗俗；發出偽裝成公共招牌的秘密信息：這邊，這裏開門，黑人入內危險僅限單身漢降價甩賣徵求女工私人房間狗禁止入內絕對不用付現金新鮮雞肉免費送貨。而且善於開鎖，善於使樓梯昏暗。用它自己的呻|吟蓋過你的呻|吟。
人人都需要一摞報紙：往上面削土豆皮，上廁所用，包裹垃圾用。但是不像愛麗絲·曼弗雷德那樣。她肯定是讀了一遍又一遍，否則她幹嗎保存它們呢？要是她把報紙上的哪篇文章讀上兩遍，她就對太多的東西知道得太少了。如果你有要保守的秘密，或者想猜出別人的秘密，一張報紙會改變你的想法。要弄清楚時下發生的事情，最好的辦法是看人們在街上怎樣為人處世。什麼樣的街頭牧師讓他們停下了腳步？他們是從那些在人行道上踢罐頭盒的男孩們中間直接穿過去，還是大吼著讓他們別踢了？是對坐在汽車擋泥板上的男人們視而不見，還是停下來搭句話？要是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打起架來，他們是從街區中間橫過馬路去看熱鬧，還是趕緊跑到街角，以防事情鬧得不可收拾了？
「我跟你沒什麼好說的。一句也沒有。」她透過上了鉸鏈的門縫一字一句地低聲說了這番話，然後撞上了門。她可不需要那個名字來讓自己感到害怕，也不想知道她是誰：她外甥女喪禮上的明星。就是那個女人毀了儀式，改變了儀式的全部目的和意義，人們談起多卡絲之死的時候，實際上談的都是她；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給那個女人改了名字。他們現在管她叫「暴力」了。也難怪。愛麗絲當時坐在第一排的第一個座位上，親眼目睹了那場教堂里的騷亂，給嚇懵了。後來，一點一點地，各種情感好像衝到海灘上的垃圾一樣——陌生又依稀可辨，僵硬又陰暗——都回來了。
愛麗絲心想：不對。不是世界大戰和心懷不滿的退伍兵；不是聚集起來要工資、擠滿了大街的成群結隊的黑人。是音樂。骯髒、下作的音樂，女人們唱著，男人們彈奏著，九*九*藏*書男男女女都隨之起舞，要麼無恥地緊貼著，要麼就發了瘋似的分開跳。愛麗絲深信這一點，米勒姊妹在廚房裡喝著杯子里的「潑斯吞」時也這樣想。那音樂凈教人干不理智、不規矩的事。光是聽見那音樂就跟犯法沒有兩樣。
這當然堅持不了多久，二十四小時過後他們就又害怕起來，枉然地在夠得著的範圍內找回自己。所以，註定要令人失望的周末又會吱兒哇亂叫，愁眉苦臉，身上帶傷，濺滿了血點子。叫人後悔的事、粗暴尖酸的言論、在心中沸騰的話語——都不會在星期四齣現。我猜想被用星期四命名的男人一定很討厭它，可實際上，他的這一天在大都會是個愛情的日子，是心滿意足的男人們的同謀。他們使得女人們微笑。從完好的牙齒間吹出的調子令她們難忘，不久就被她們撿起來，在廚房的爐灶邊重複。在門邊的鏡子前面，她們中的一個會扭過頭來看自己左搖右擺，被自己的腰身和屁股的形狀深深迷住。
這一次，在三月里，愛麗絲等著這個帶刀子的女人。現在人們稱這個女人為「暴力」，因為她企圖殺害一個躺在棺材里的人。從一月份開始——葬禮之後一個星期——她每天都往愛麗絲的房門底下塞條子；愛麗絲·曼弗雷德知道那夫婦倆是哪一種黑人：她教多卡絲遠遠躲開的那種。讓人難為情的那種。比不招人喜歡更嚴重，他們很危險。丈夫開槍殺人；妻子動刀子。怎麼都不行。她的外甥女做下的、企圖做的，跟她所遭受的暴行根本不能相抵。再說，有暴力的地方難道就沒有罪惡嗎？賭博。詛咒。可怕而噁心的親密。紅裙子。黃鞋子。當然了，還有推波助瀾的種族音樂。
還有誰是沒有武裝起來的？那些認為自己不需要折刀、鹼液袋子和綁在手上的碎玻璃片的人。那些買房子、攢錢，以此作為自我保護和求得安全的手段的人。那些附屬於有武器的男人的人。那些不攜帶子彈的人，因為她們自己已變成了子彈；不攜帶彈簧刀的人，因為她們自己就是彈簧刀，割開濃瘡，廢掉規章法令，將鮮血和遭蹂躪的肉體指給人看。還有一些人，鼓起她們小小的、沒有武裝起來的勇氣，去加入一個聯盟、俱樂部、社團、姊妹會，它們設立的目的就是撐腰或者約束，轉移或者留下，找出路，募捐，安慰，和使人放鬆。保釋，給死者穿壽衣，交房租，找新地方，開辦學校，攻克一間辦公室，集資，掃蕩街區，看好所有的孩子。在一九二六年，其他任何一種未武裝起來的黑人婦女不是沉默了，就是瘋了，死了。
那個皮膚很糟糕的薄荷姑娘來開了門。他正向她說明自己是誰、來做什麼，希拉把腦袋伸到門廳里大喊道：「喲嗬！到底讓我吃了一驚，喬·特雷斯。」他笑了，進了門。他站在那裡微笑著，沒有放下他的樣品箱，直到女主人愛麗絲·曼弗雷德走過來讓他到起居室里去。
有一點是肯定的，大街會讓你糊塗，給你教訓，或者打破你的頭。可愛麗絲·曼弗雷德不是那種沒事找事逛大街的人。她急匆匆地穿街走巷，儘早回到自己家裡。她要是出門再勤一點，在門口的台階上坐坐，或者在美容院門前跟人扯扯閑話，她知道的就會比報紙上說的更多些了。她就會知道在她鼻子底下發生了什麼事。直到一切都不可收拾的一月里那可怕的一天，她才最終得知從十月份的那天就開始了的故事，這時，她在世上最不想見的人就是喬·特雷斯，還有跟他有關的任何人。可事情還是發生了。這個從不上街的女人讓那個坐在了大街中央的女人進了自己家的客廳。
快到三月底的時候，愛麗絲·曼弗雷德把她的針線放到一旁，再一次想起了這件她稱之為逍遙法外的事：那個男人就這麼隨隨便便地殺死了她的外甥女。這事做起來容易得很；甚至沒有容他再三想一想，他把自己置於怎樣的危險之中。他就這樣做了。一個男人。一個毫無防範的姑娘。死。一個提樣品箱的男人。一個好心、和氣、人人熟識的男人。那種人，你會放他進你的家門，因為他不危險，因為你見過他和孩子們在一起，買過他的東西，從沒聽說過關於他幹壞事的一丁點兒閑話。和他在一起，不僅覺得安全，而且覺得舒服，因為他是那種人，當女人們覺得自己遭到了跟蹤、監視，或者想找個人替自己保存多餘的鑰匙、以防自己把自己鎖到門外頭的時候，她們會求他幫忙。他是那種男人，如果你錯過了電車或者必須在夜裡上街，他會把你領回家門。他會警告年輕姑娘們離小酒館和泡酒館的男人們遠點。女人們逗他是因為她們信任他。他是那種可能在第五大道上遊行過的男人——冰冷、安靜，威風凜凜地走進那鼓聲建起的空間。他知道什麼是對什麼是錯，但還是這樣做了。
愛麗絲·曼弗雷德做得一手好針線，白天會應人家的請求去做活，晚上再到米勒姊妹那兒接小女孩回家。這時候，三個女人在廚房裡坐下，一邊喝著「潑斯吞」，一邊針對「死到臨頭」的徵兆哼一聲、嘆口氣：比如，不僅是腳踝，連膝蓋也完全露出來了；嘴唇抹得像地獄之火那麼紅；把火柴梗燒黑了塗眉毛；手指甲上染了血——你都分不出哪個是野雞哪個是媽。而男人們，你知道，他們對著任何一個過路的女人肆無忌憚地大聲說出來的東西，是不能在孩子們面前重複的。她們還拿不準，可她們懷疑那些舞蹈肯定是齷齪得不得了，因為音樂隨著每一個主顯靈的季節的更替變得越來越不像話。以前那些發自頭腦、充實心靈的歌曲現在下作得令人髮指，掉到了腰帶和皮帶扣以下的地方。歌越唱越粗俗，音樂最後下作到了你必須關上窗戶、忍受夏天的酷熱的地步，而穿著襯衫的男人們卻靠在窗戶框上，或者聚集在房頂上、小巷裡、門前台階上和親戚的公寓里，演奏那種象徵「死到臨頭」的下作東西。要麼就是一個女人，肩上扛著個娃娃，手裡拿著平底鍋，唱著什麼「向我的枕頭求得安慰，那裡曾睡過我甜蜜的男人……多麼久啊，多麼久啊，多麼久啊」。因為你在哪兒都能聽見它。即使你住在愛麗絲·曼弗雷德和米勒姊妹所在的克利夫頓小區，每隔一百米就有一棵六英尺高、枝繁葉茂的樹，安靜的大街旁停了不下五輛小汽車，你還是能夠聽見它，而它對她們照看的孩子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他們歪著腦袋，扭起了可笑的、還未成形的小屁股。
她們大笑著，用指尖敲著桌布，大家一齊笑話他、訓斥他、歡喜他。她們告訴他像他這樣的高個子男人給她們的感覺是怎樣的，埋怨他的遲到和傲慢，並且問他，他的箱子裏面除了叫希拉如此激動的東西外還有什麼。她們納悶他怎麼從來不按她們的門鈴，或者爬上四層雙段的樓梯給她們送貨。她們唱出了她們的恭維、她們的凌|辱，只有愛麗絲表情收斂，僅限於淡淡一笑，沒有往評論中加入任何見解。
我見過她從一家咖啡館或者沒掛窗帘的窗前走過，同時聽到這樣那樣的話——「打我吧，可是別辭了我」——飄出來，眼瞅著她伸出一隻手去拿八年前在第五大道向她拋來的那根安全的聚攏繩索，另一隻手在外套口袋裡攥成一個拳頭。我不知道她是怎麼做到的——用兩種不同的手勢來平衡自己。然而她並不是唯一這樣嘗試的，也不是唯一的失敗者。想把第五大道的鼓聲同那用鋼琴彈出、又在每一部勝利牌留聲機上迴旋的「皮帶扣」曲調分開是不可能的。不可能。有些夜晚寂靜無比，聽力所及範圍里沒有一輛小汽車，沒有醉鬼，也沒有不肯消停的嬰兒哭著要媽媽；愛麗絲隨便打開哪一扇窗子都聽不到任何聲音。
我納過悶。納悶他當時和後來是怎麼想的，還有，他對她說了些什麼。多卡絲送他出去的時候他對著她低聲說了句什麼，而且誰都不如他看上去那麼滿意和驚訝。
可說到
九*九*藏*書純粹、深厚的滿足，說到樂趣和舒適之間的平衡，哪一天也比不上星期四——這能很清楚地從男人們臉上得意揚揚的表情和他們在街上凱旋般的大踏步里看出來。他們好像在那一天取得了某種成就，使得他們腳步平穩，顯得優雅起來，儘管實際上並非如此。他們佔據了人行道的中心，在黑燈瞎火的門洞里輕聲吹著口哨。多卡絲走到與起居室和飯廳平行的大廳里。在陰影里，透過拱門，她能看到兄弟倆表演接近尾聲的全景。他們大笑著接受應得的讚美：姑娘們崇拜的目光，男孩們表示祝賀的拳頭和拍拍打打。這兄弟倆長著美妙的臉龐，不光牙齒完美無瑕，笑容也很討人喜歡，魅力四射。有人在跟勝利牌留聲機較勁：抬起唱針，刮一刮唱片，再試一次，然後另換一張唱片。這當兒，兄弟倆注意到了多卡絲。她比別人高些，正越過她黑膚色的朋友頭頂凝視著他們。兩兄弟的眼睛在她看來又大又熱情。她從陰影里走出來，溜進人群中。兩兄弟升高了他們的微笑指數。現在唱盤上放的唱片正合適；她聽見了唱針滑向第一圈時預先發出的吱吱聲。兩兄弟燦爛地笑著；其中一個向另一個微微傾斜著身子，低聲說著什麼，目光始終沒有停止和多卡絲接觸。另一個則在多卡絲向他們走過來的時候上下打量著她。然後，當音樂緩緩地瀰漫了整個空間，他帶著那一如既往的燦爛微笑，聳了聳鼻子，轉過身去。
可是愛麗絲現在不像一月份和二月份那樣害怕她了，她第一次讓她進屋來。她原以為那個女人總有一天會進監獄的——他們兩個最終都是這個下場。可是唾手可得的採摘品？天生的獵物？「我不這麼認為。我不這麼認為。」
多卡絲和費莉絲不是舞會上的局外人——誰都不是。她們以前從沒見過的人，同那些在樓里長大的人一樣輕而易舉地加入了尋歡作樂的行列。可是兩個姑娘的期望都因她們為這次越軌之舉準備的打扮所帶來的麻煩而變得更高。多卡絲十六歲了，到現在還穿著絲|襪，鞋子是那種更小或者更老的人穿的。費莉絲幫著她散開了耳朵後面的兩根髮辮，把口紅塗在她的指甲上，她的嘴唇上已經塗過了。她把領子掖到下面，衣著就顯得更成熟些了，可是一個諄諄告誡的成人的嚴重干預，卻在其他地方畢露無遺：帽檐，以腰為準的帶子，短短的泡泡袖。她和費莉絲曾經試過乾脆拆掉腰帶，又試過把它縫在肚臍附近。結果兩個方案都很討厭。她們知道一個穿著打扮很差勁的身體根本什麼都不是，費莉絲不得不在第七大道上一路絮叨著好話，讓多卡絲忘掉衣服，把精力集中到舞會上。
除了俱樂部的女會員，很少有人知道喬·特雷斯是在哪兒認識她的。不是在達基商店的糖果櫃檯。他在那裡第一次見到她，而且納悶是不是她買的薄荷糖損壞了她的皮膚，除了臉蛋，她的膚色到處都很淺，像奶油一樣。喬就是在愛麗絲·曼弗雷德的房子里、在她的鼻子底下、當著她的面，認識了多卡絲。
就像七月里的那一天，幾乎是九年以前了，那時候美麗的男人們是冰冷的。一種典型的夏日天氣，愛麗絲·曼弗雷德渾身黏糊糊、亮閃閃，她在第五大道上站了三個小時，驚異地望著那些冰冷的黑面孔，聽著那些鼓聲道出優雅的女人和遊行的男人說不出的東西。能說的已經印在一面旗子上，重複了《獨立宣言》上的幾句保證，正在擎旗者的頭頂飄揚。然而真正的東西來自那鼓聲。那是一九一七年的七月，那些美麗的面孔冰冷而安靜，緩緩走進那鼓聲正在為他們建起的空間。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十月份在愛麗絲·曼弗雷德家裡的那頓午餐有點不對頭。愛麗絲有點心不在焉，任何一個跟她一起待上過三十分鐘的人都知道那不是她的風格。她是那種人，只要看上一眼，就能讓一場出了格的傳閑話消停成吃吃的傻笑。也許是她那天生的裁縫腦袋，使得一件你本來覺得挺活潑的裙子在她的裙子旁邊變得又俗氣又破舊。可是她能做一桌子飯。也許食物的分量有那麼一點不足，而且我認為她對奶油有偏見，她在蛋糕里用得太少了。不過小麵包很鬆軟，還有那些盤子碟子，亮閃閃的，擺放得正好。隨便打開她的餐巾，你看不到一處疙里疙瘩的。當然了，她在那次午餐上非常彬彬有禮，也不是太傲慢，可對什麼都沒有密切關注。她有點心不在焉。這跟多卡絲有關，也許。
多卡絲十六歲那年，有一天晚上，她站在那裡，任憑兩兄弟中的哪個摟住她的身體跳舞。兩個男孩都比她矮，但同樣魅力十足。說得更在點些吧，他們的舞技是如此出類拔萃，要是需要刺|激和挑戰的話，他們只好自己跟自己跳。她和好朋友費莉絲偷偷溜出去參加了這場舞會，本來挺不好安排的，可愛麗絲·曼弗雷德去斯普林菲爾德辦事需要過夜，這事就再容易不過了。唯一的難處是怎麼找件足夠風騷的衣服穿。
在唱針找到最初一圈唱槽的時間里，多卡絲就已經遭到認可、讚許和放棄了。莫須有之愛的肚皮舞跟阻塞了她血管的浮冰比起來，什麼都不是。她所棲息的身體沒有了價值。儘管它很年輕，是她的全部所有，但它就好像在綻放期爛了秧似的。怪不得內奧拉要屈起胳膊、把她心靈的碎片兜在手裡呢。
從那時起，她就把那女孩的頭髮編成辮子塞進下面藏起來，以免讓白人看見她頭髮披散在肩頭，再把纏著鈔票的手指頭伸向她。她教她裝聾充瞎——告訴她身處說英語和不說英語的白種女人中間時這是多麼有用和必要，在她們的孩子面前也一樣。教她怎樣順著大樓的牆邊走，消失在門洞里，在交通擁堵時抄近路——怎樣千方百計地避開超過了十一歲的白人男孩。其中很大一部分她可以用穿著來施加影響，然而隨著女孩越長越大，更細緻的規定就成了當務之急。腳背上有優美鞋帶的高跟鞋，帶著時髦翻邊、扣到腦袋上襯出臉形的妖里妖氣的帽子，任何一種化妝品——所有那些在愛麗絲·曼弗雷德家裡都遭到禁止。尤其是那種後背開口低、沒有扣子像件浴衣或是浴巾一樣貼在身上的外套，搞得女人一穿上，就好像剛剛從澡盆里邁出來，已經準備上床睡覺了。
當然了，她的外甥女沒有這個問題。從一九一七年夏天起，愛麗絲就開始重塑她、糾正她；儘管多卡絲從聖路易斯東區到這裏的最初記憶就是姨媽帶她去看的遊行，一種為她爸爸媽媽舉行的葬禮遊行，但她對它的記憶卻迥然不同。她的姨媽操心的是怎樣才能保持心靈對屁股的無知、又讓頭腦管好二者，多卡絲卻躺在雪尼爾花線床單上，一想到附近處處有人在含著單簧管、彈著琴、敲著鼓、吹著號，同時一個時髦女郎唱著「誰也甭想管我，寶貝，你找對了鑰匙卻找錯了鑰匙孔，你得找到它，帶著鑰匙到這兒來試試吧」或者別的什麼，就心癢難搔、興高采烈。
她們讓他覺得自己好像那些穿著鞋套唱歌的男人。那些成群結夥聚集在街角的年輕人，打著領帶，領帶顏色跟上衣口袋裡突出來的手帕一樣。那些小公雞站在那兒，卻不是在等那些雛兒，雛兒們可是在等著——他們哪。在女人們輕佻、讚許的目光下，喬覺得自己笑得很開心，就好像有沙色的鞋套遮著他的鞋面似的。
像鴨子一樣沒有防備，她心想。她們是這樣嗎？仔細讀一讀新聞吧，據顯示，這些被制伏和打壞的女人中大多數都不是沒有防備的。要麼就是像多卡絲一樣束手待斃。在全國各地，黑人婦女都有武器。這一點，愛麗絲想，她們至少學會了這一點。在上帝的世界里，難道不是每一樣東西都有所防範，或是學會了防範嗎？速度，葉子上的毒汁，舌頭，尾巴？偽裝，飛翔，成千上萬地繁殖？這兒一根刺，那兒一顆釘子。
愛麗絲·曼弗雷德見得多了，經得多了，在全國各地、在每一條街道上都被嚇著過。直到現在她才真正感到不安全，因為那些獸|性大發的男人和他們的野獸般的女人不僅存在，而且就在她所住的街區、在她自己家裡。一個男人進了hｔtps://ｒｅａｄ•99cｓｗ.ｃｏｍ她的客廳，毀了她的外甥女。他的妻子竟然跑到葬禮上來玷污和侮辱她。她本可以叫警察來逮捕他們倆，如果說她對黑人生活的所有了解居然還讓她作出如此考慮的話。動真格的，自告奮勇地跟一個或黑或白的警察講話，讓他走進她的家，看他在她的椅子上調換著屁股，以免給那使他成為一個男子漢的藍鋼手槍硌到。
在那裡，在大都會的那個部分——就是他們來這裏找的那個部分——在一個門口吹起來或者從一張唱片的凹槽里升起來的調子，能夠改變天氣。從冰冷到酷熱再到涼爽。
愛麗絲等著維奧萊特，比以前少了些猶豫，心裏一個勁兒納悶事情怎麼會是這樣。她五十八歲了，自己沒孩子，得以接近、負責撫養的那個孩子又死了，於是她對歇斯底里、暴力，以及不可能結婚卻懷孕的滅頂之災，不禁思之再三。在她的記憶中，這看法完全佔據了她自己雙親的頭腦。他們斬釘截鐵但又小心翼翼地同她談論起她的身體：坐相不雅（兩腿叉開），坐相太女人氣（兩腿疊起），用嘴巴呼吸，雙手放在屁股上，坐在桌旁歪歪扭扭，一邊走路一邊墊步。她剛長出乳|房就被迫束胸；它們惹人反感，這種反感漸漸變成了對懷孕的可能性的直接仇恨，而且從未消失過，直到她嫁給路易斯·曼弗雷德，一切突然間都不一樣了。甚至婚禮還沒舉行，她的父母就在嘟囔著但願能抱上孫子，這時候，輪到他們反感愛麗絲的妹妹們襯衫下透出來、正發育著的乳|房了。反感血漬、新長出的屁股和頭髮。此外，還有添新衣服的需求。「噢，主啊，姑娘！」裙邊放得不能再放、腰帶上多一針也縫不下的時候眉頭緊皺。在那種高壓控制之下長大的愛麗絲髮誓她不會這樣做，但她還是繼承了下來。她把它用在了她的小妹妹唯一的孩子身上。她現在納悶，要是她的丈夫活著、留了下來，要是她有了自己的孩子，她是不是還會這樣做。要是有他在，在她身邊，幫她拿主意，也許她不會坐在那兒等待一個叫「暴力」的女人，腦子裡想的都是戰爭。儘管戰爭就是現實。正是因為這個，她選擇了投降，也把多卡絲當作戰爭中她自己的囚徒。
又是兩支曲子跳罷，她才注意到在飯廳里引得眾人矚目的兩兄弟。在大街上、門廊里以及家庭舞會上，他們都轟動一時，跳起舞來好像繃緊的綢緞或是渙散的金屬。多卡絲和費莉絲所讚許的肚皮舞是真正懂行的標誌；當多卡絲觀察兩兄弟時，某種莫須有的愛浮上表面，擴展開來。三明治吃光了，土豆沙拉也吃光了，每個人都知道熄燈音樂會的時間臨近了。兄弟倆展示了叫人難以置信的、閃電般敏捷的節拍，宣布舞會上勁舞高潮的到來。
它們肯定很快就燒掉了。畢竟是木頭做的，還放在一個木頭煙盒裡。蘿茜兒身上的紅紙巾裙子一下子就會消失。呲地一聲，像根火柴。然後是伯納丁的藍色綢衣和費伊的白棉布斗篷。火焰會吞掉它們的腿，首先用滾燙的呼吸將它們燒黑，它們那圓圓的眼睛——帶著她分外精心畫上去的細小的睫毛和眉毛——會眼睜睜地看著它們自己消失。多卡絲不願去想她左邊幾英尺的地方那口大棺材，還有坐在她旁邊的愛麗絲姨媽身上醫院的氣味，她一門心思地想著蘿茜兒、伯納丁和費伊，它們根本不會有葬禮。這讓她大胆起來。儘管還是個九歲的小學生，她卻很大胆。儘管她的辮子梳得很緊、捋了進去，儘管她那遮住腳腕的高統鞋乏味之極、不像其他姑娘穿著露出腳腕的低統牛津式便鞋，儘管她的長襪又黑又厚，但是，什麼都藏不住在她堅固的裙子下面搖擺的膽大妄為。眼鏡遮不住它，用硬邦邦的棕色肥皂洗臉和偏食所導致的粉刺也遮不住它。
那麼，為什麼男人們在星期四看起來心滿意足呢？大概是由於人造節奏的周期吧——大概七天循環制有什麼東西太虛假了，以致人的身體對它不屑一顧，更喜歡三天制、兩天制、四天制，什麼都行，就是七天制不行，一定要把它分成有人性的部分，而這分割的時機就在星期四到來。不可抗拒。那些難以忍受的期待和周末的硬性要求都在星期四失效。人們巴望著周末去交際、修補關係和分手，儘管很多這類活動伴隨著受傷，甚至要出一點血，因為興奮度在星期五和星期六提高了。
喬·特雷斯指望輕佻地大笑著的女人們買他的商品，但還不至於愚蠢到跟她們中的哪一個親近。他可不想趴在檯球桌上打球時把後背暴露給主顧的丈夫們，挨上一槍。可是那天，在愛麗絲·曼弗雷德的家裡，他一邊聽著她們的取笑一邊還擊，玩笑中的什麼東西卻加重了分量。
她們進去的時候，音樂衝上了屋頂，飛出了大敞著換氣的窗戶。兩個姑娘立刻被男人的手抓住，捲入屋子裡面的狂舞中心。多卡絲認出她的舞伴是馬丁，他在她的朗誦課上待過火暴的一分鐘——就是這一分鐘，足以讓老師發現他永遠分辨不清「斧頭」和「提問」。多卡絲舞跳得很好——不像有些人那麼快，但她跳得很優雅，儘管鞋子令人難堪；另外，她跳得非常煽情。
私下裡，愛麗絲是挺欣賞那些外套和穿外套的女人們的。想幹活的時候，她就給這些外套縫裡子；當「快樂的東北人」和「都市美女」走在第七大道上的時候，她忍不住要一步三回頭，她們可真靚啊。但是愛麗絲把這種又忌妒、又慌張的快樂藏在心底，從來不讓女孩看出她有多麼欣賞那些「在街上就準備上床」的衣服。她還把她的感覺告訴了米勒姊妹，她們為白天工作在外的母親們帶小孩。她們不需要說服，盼望「末日審判」已經盼了十二年了，現在時刻都在等待那甜蜜的解脫。她們掌握所有出售酒類的飯館、餐廳和夜總會的名單，而且不以向警察舉報老闆和顧客為恥，直到發現這樣的消息在緝私隊不僅討嫌，簡直就是多餘。
可是，愛麗絲並不害怕他，現在也不害怕他妻子了。說到喬，一想起他在草叢中迂迴潛行、偷走了她監護下的女孩，她就氣得渾身發抖；而且，令她感到恥辱的是，他蛇行而過的草地就是她自己的——這個環境是處於她監視和看護之下的，在這裏，未婚先孕和懷了孩子卻結不了婚就是有價值的生活的終點和了結。懷了孕之後——什麼都告吹了。只好等著孩子生下來，長得足夠大，再保證讓她有個處於監視和看護之下的環境。
當初在聖路易斯東區的時候，小小的門廊坍塌，燃燒的木屑冒著煙在空中炸裂。肯定有一小片飛進了她大張著發不出聲的嘴，然後進入了她的喉嚨，因為它還在那裡冒著煙，燃燒著。多卡絲一直沒有把它吐出來，也沒有把它撲滅。開始時她想，要是她說了這事，它就會離開她，或者她會從嘴裏失去它。後來她的姨媽把她帶上火車、到了大都會，緊緊攥住她的手帶她觀看了一次漫長的遊行，這時候那亮閃閃的木屑陷得越來越深，一直到了她肚臍下面某個地方才舒服地安頓下來。她看著那些不眨眼睛的黑男人，鼓聲再一次使她確信，那種灼|熱永遠不會離開她了，無論什麼時候她想被它觸摸，它都會等著她，和她在一起。無論她什麼時候想還它自由，讓它再次跳進火焰，一切都會很快發生。就像那些娃娃一樣。
他去那裡是給瑪爾芳·愛德華茲的表妹希拉送貨，她說，如果喬在中午之前到克利夫頓小區237號來，他可以把貨，也就是二號栗色染髮劑和雪花膏，送到那兒去，那她就不必等到這個星期六，或者晚上一直走到萊諾克斯來提貨了，當然啦，除非他願意到她工作的地方去……
事實上，內奧拉訓導的話是失敗的，因為她未來的新郎把訂婚戒指戴到她手上一個星期之後就在大喜之日離開了本州。他的悔婚帶來的痛苦是顯而易見的，因為佔據她心頭的，像貝殼一樣彎曲著的，是他為之戴上戒指的那隻手。就彷彿她用僵硬的臂彎將自己心靈的碎片兜九-九-藏-書在一起。她身體的其他部件都沒有受到這處癱瘓的影響。她的右手伸得很直，穩穩噹噹，可以翻動《舊約》薄如蟬翼的書頁，或者把一支「淺黃」牌香煙舉到唇邊。可是她給他們講的那些有關道德敗壞、壞人掠奪好人的故事，因了這隻壓到胸前的胳膊而更加痛切。她給他們講她是如何私下裡勸告一個朋友自尊自愛，離開那個對她不好（也沒好處）的男人的。最終，那個朋友同意了，可是不到兩天——兩天！——她就回到了他身邊，上帝保佑我們吧，內奧拉再也不理她了。她給他們講一個不到十四歲的年輕姑娘如何離開家人和朋友，跋涉四百英里去追一個小夥子，他入了伍，結果又掉了隊，在一個營地徹底自甘墮落了。所以，他們見識了與軟弱的頭腦相伴的罪惡的力量，對不對？孩子們搔著膝蓋點著頭，但至少多卡絲被肉體那脆弱、柔潤的本性迷住了，被那能讓一個女人兩天——兩天！——后馬上回去、讓一個姑娘走四百英里路去一個營地，或者弄彎了內奧拉的胳膊以便將心靈的碎片握在手裡的天堂迷住了。天堂。十足的天堂。
在遊行過程中，愛麗絲覺得好像一天過去了，一夜也過去了，而她還站在那兒，拉著那小女孩的手，盯著每一張走過去的冰冷的面孔。鼓聲和冰冷的面孔傷害了她，可傷害總比恐懼要好，愛麗絲已經害怕了很久了——她先是在伊利諾伊受到驚嚇，然後是在馬薩諸塞州的斯普林菲爾德，然後是在十一大道、第三大道、公園大道。最近她開始覺得從110街往南就沒有安全的地帶，而第五大道是她最怕的地方了。在那裡，白人們從小汽車裡探出頭來，手裡隱約露出疊好的鈔票。在那裡，推銷員們摸她，就好像她是商品的一部分，由他們來屈尊出售似的；商店的經理要是夠大方，讓你試件襯衫（帽子是不行的），那就需要紙巾了。在那裡，她這樣一個經濟獨立的五十歲女人沒有姓氏。在那裡，講英語的女人會說，「別坐在那兒，親愛的，你可拿不準別人有些什麼。」而根本不懂英語、也從來沒有過一雙長統絲|襪的女人會從她身邊逃開，要是她在電車上坐到了她們旁邊的話。
有人說暴徒是曾在全膚色部隊打過仗的心懷不滿的退伍兵，YMCA拒絕為他們服務；他們這兒那兒地到處都是，回到家鄉又趕上了白人暴力活動，比他們入伍時還要激烈，不像他們在歐洲打的戰役，在國內打仗既殘酷又完全沒有榮譽。還有人說暴徒是些白人，被南方黑人湧進城市、找工作、找住房的浪潮給嚇壞了。有幾個人想了想說，對工人的控制是多麼完美，他們（像桶里的螃蟹，不需要蓋子，也不需要棍子，甚至不需要監督）誰也不能從桶里出來。
所以，等到喬透過一道正在關死的門縫向她低語的時候，她的生活已經變得幾乎不可忍受了。那遭到兩兄弟嚴重藐視的肉體中，暗藏著洶湧的愛欲。我見過腫脹的魚，瞎了眼睛，安詳地在空中飄蕩。沒有眼睛，卻被什麼引導著，這些汽船在泡沫般的雲彩下遊動；誰也不能無視這一景象，因為這就像是觀看一個私密的夢。她的饑渴就是這個樣子：恍恍惚惚，被什麼引導著，像一個公開的秘密飄蕩在雲層下面。愛麗絲·曼弗雷德費了不少力氣教她的外甥女凡事為自己考慮，可她不是大都會的對手，它滲出的音樂每天都在發出懇求和挑戰。它說：「來吧，來作惡吧。」就連掃台階的老奶奶們，在慶祝她們那甜蜜的孤獨時，也要閉上眼睛、仰起腦袋：「沒有人像你那樣干我。」在遭到跳舞的兄弟倆冷落和愛麗絲·曼弗雷德召集俱樂部聚會之間的一年時間里，愛麗絲套在多卡絲脖子上的軛磨損著，直至裂開。
喬已經決定了等到星期六，因為不收這一美元三十五美分不至於讓他手頭吃緊。但是，他離開了蘭瑟姆小姐家，站了半個小時看巴德和C.T.一邊下跳棋一邊互相咒罵，然後又決定趕緊跟希拉結賬，結束一天的工作了。他的胃裡有點反酸，腳也早覺得疼了。他也不想在送貨或寫訂單的時候被雨困住，那個溫暖的十月的早晨，雨水威脅著所有人。儘管早回家意味著延長了跟沉默寡言的維奧萊特在一起的時間，同時還要忙著修理水槽，或者鼓搗他們這半邊樓的晾衣繩滑輪，但星期六的晚餐還是會提前、令人滿意：暮夏的青菜跟上星期天剩下的火腿骨頭煮在一起。喬盼著那頓素一點的、拼拼湊湊的周末餐，而討厭星期天的那頓：一隻烤火腿，完了是又甜又膩的餡餅。維奧萊特發誓說自己過去是有屁股的，她要把屁股長回來的決心可要了他的命。
她身處悲痛和恥辱之中，又懶散又孤僻，為了消磨時光，漫無目的地做蕾絲花邊，閱讀報紙，把它們扔到地上，再撿起來。現在她讀報的方式不同了。多卡絲死後的整個一月份和二月份，每個星期報紙上都會披露某個遭殘害的女人的屍骨。男子殺妻。八人被指控強|奸然後獲釋。女人和女孩是被害者。女人自殺。白人襲擊者受到指控。五個女人被捕。女人說男人打人。妒火中燒的男人。
在第五大道上站了一天以後，愛麗絲一直隨身攜帶著那根聚攏大家的繩索，發現它很可靠，又安全又結實——在大部分時間里。除去男人們坐在窗台上吹號、女人們琢磨「多麼久啊」的時候。那時候繩索就斷了，擾亂她的平靜，讓她注意到肉體和一種自由得她都能聞到血腥味的東西；讓她注意到它那在腰帶下面的生命，以及它鮮紅的口紅。她從佈道和社論中得知，那不是真正的音樂——只是黑人的東西：當然了，有害；沒錯，令人難堪；可是不真實，不嚴肅。
他當然不是，但他還是這樣做了。偷偷摸摸，密謀策劃，在那姑娘要求的每個晚上都出去。他們去了墨西哥、露天市場和那些每個星期都換名字的夜總會——而且他不是獨自一人。他成了一個星期四男人，而星期四男人都是心滿意足的。我從他們那副樣子就能看出一樁出牆越軌的桃色事件即將發生，或者已經得到了滿足。周末和其他工作日也有可能，可星期四是肯定跑不掉的。我曾經以為，這是因為那些家庭傭工星期四休息，早上能躺在床上，周末則不可能，那時候她們不是要睡在工作的那個人家，就是要一大早起來去幹活，根本沒時間吃早飯或玩樂。可我注意到，這個法則在另一些妻子不是傭人和日間工人，而是星期天和星期一休息的酒吧女招待和餐館廚子的男人身上也很靈驗；學校老師、咖啡廳歌女、辦公室打字員和在集市上擺攤的女人則都盼著星期六休息。大都會考慮著安排好自己的周末：發工資的前一天，發工資的第二天，安息日前夜的活動，關門的店鋪和安靜的學校禮堂，上了柵欄的銀行保險庫和黑暗中上了鎖的辦公室。
現在，從第五大道馬路的這一邊到那一邊，涌過來冰冷的黑面孔的浪潮，不說話，也不眨眼睛，因為他們本來想說、卻又不相信自己能說出的，鼓聲已經替他們說了。他們親眼看見的和通過別人的眼睛看到的，被鼓聲精確地描述了。這傷害刺痛著她，可恐懼終於消失了。第五大道現在成了焦點，保護那個剛剛變成孤兒、由她負責撫養的女孩也成了當務之急。
黑女人武裝起來了；黑女人非常危險；而且，她們越是沒錢，選擇的武器就越是致命。
她可能對這一片死寂的夜晚感到不可思議，便回去睡覺，可她剛把枕頭更平整、更涼快的那面翻過來，一句她不記得從哪兒來的歌詞就不期而至，在她腦海里自顧自高聲唱了起來。「我年輕力壯的時候，每時每刻都能吃烤肉。」這是一些貪婪、輕率的字眼，無拘無束，令人憤怒，但又難以排遣，因為在這些字眼下面，像只手掌一樣把無拘無束的東西凝聚起來的，是那令第五大道備受矚目的鼓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