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回放的正是那一場音樂會的實況。

我盲目地深愛已然故去的霍洛維茨，或不如說是被他的音樂所愛。對於一生充滿失敗、常常遭遇盤剝的我（這與經典著作《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無關也與他人無關。不是說：有不花錢的奶牛為什麼還要買牛奶呢？），我理解為上帝是公正的。

儘管沒有足夠的音樂修養，可我聽懂了在那音樂面前，偉大的（也許卑瑣的）往事何等渺小，包括他自己那頂其大無比的帽子——「二十世紀最偉大的鋼琴演奏家」。

常常自相矛盾，比如已然老奸巨猾九-九-藏-書到不再相信永恆的我，一旦他的音樂響起來的時候，只好極其不甘地暫時放下對永恆信誓旦旦的仇恨，至少在那一刻，覺得還有一種東西可以叫做永恆，那就是霍洛維茨。好像一旦帕瓦羅蒂唱起來的時候，還會覺得他的聲音，是為著表述一種叫做|愛情的東西而生。如此華麗，如此多情，如此燦爛，如此轉瞬即逝一去不再復返！

不必對藝術家和作家寄予過高的企盼。不要說在某個國家，即便在全世界，一個世紀內能有十個霍洛維茨這樣的音樂家或作九-九-藏-書家已經足夠多了，你能想象在一個世紀內，世界上出現二三百個霍洛維茨的局面嗎？外星人要不來滅你才怪，再不就得發生二十級地震。

所以二十世紀只能有一個霍洛維茨。比之霍洛維茨，那些什麼鋼琴、提琴、凡是能想得起來的各種樂器的王子或公主，只能是百老匯那種地方出品的王子和公主。

我無法表述傾聽那場音樂會的感受，只覺得在那唯一一場遊子還鄉的悲情演出中，不論演奏者或聽眾，感受的不僅是鋼琴演奏藝術，還共同演出了那場戲劇人生的最後一幕。多少九九藏書場景、細節、伏筆、人物、矛盾、衝突……人生所有的不得已，都在那唯一一場演出中，在每一個音符的跳躍中一一交割。

像很多酸腐的老舊文人那樣，我對悲喜人生有著習慣性的取向。但我仍然不能斷定，這愛的重點是否在於對歷史的別一種敘述？某些時候，歷史以及與此相關的心理歷程，不得不成為造就甚至品評藝術一份不可或缺的條件。

一直等到九十多歲高齡，霍洛維茨才在戈爾巴喬夫的邀請下，得以返回生養他的俄羅斯，而且只演奏了一場，不知這是他個人的決定還是當局的決定。九九藏書

對於藝術追求的最後高度，他是不是為人們製作了一個與社會通行標準完全不同的版本？那就是沒有極限的極限。

抑或是因為他的人生態度？縱觀天下，還有誰能像他那樣，根本不在意那頂其大無比的帽子，一度停演十多年。用十多年的時間來反思、思考，對音樂、藝術的更深理解和表現？也許有人還記得，十年「大革文化命」之後流行過的一句名言：「一個人能有多少個十年？」

哪怕在CD盤的封套上，只要看到他那張ｒeａd•99cｓｗ•com臉我就悲從中來。馬友友的臉決不會讓我生出這樣的感覺，即便馬友友在演奏悲愴的、滄桑無比的段子。當然我也深愛馬友友，但這兩種愛是那樣的不同，如地中海的陽光和倫敦老墓地中漫散的霧。

一九九九年的一天，還在美國，最為薄情只認潮流的電視，突然念舊地播放起二十世紀最偉大的鋼琴演奏家霍洛維茨（Vladimir Horowitz）的一場演出。

霍洛維茨的音樂，不可顛覆地從渺遠的高處，悲憫地俯視著將他長久拒絕於國門之外的、生養他的俄羅斯，俯視著淚流滿面、百感交集的聽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