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政黨，自然要為自己製造輿論，以貫徹執行自己的綱領。但作為唯一的政黨，將一切輿論都引而導之，造成眾口一詞的局面，還有什麼輿論可言？又如何參考不同階層人士的輿論，以做出科學、民主的決策？

他們的話，觸動了我久梗在心的一腔怒氣，不覺衝口說道：「是啊，既然一個被侵略者都不要求國際法庭給那侵略者以制裁，你還能指望侵略者承認自己是侵略嗎？所以我們對日方製造的光華寮事件、參拜靖國神社事件、教科書事件以及日本右派法西斯若干起挑釁事件，多次抗議而無效果，是因為我們早就把本屬自己的權利扔掉了。」

退而言之，哪怕日本政府賠償中國人民一元錢也行，在天安門廣場，面對世界輿論和良知，舉行隆重的賠償儀式，以明確日本政府侵華戰爭的性質，以及日本政府在道義、法律上所應承擔的罪責。例如美國，至今還在償還美籍日人的存款在二次大戰中被凍結的損失。又如奧地利維也納市政府租賃給聯合國修建辦公樓的那塊土地，實際上是贊助性質，但維也納市政府與聯合國曾簽訂正式協議，年租金為一美元，每年由聯合國派代表將租金送至維也納市政府，正式履行付款手續，用以說明這塊土地的所屬權。

所以，光引導輿論，不允許有不同意見，不是辦法。現在已是開放時代，各國都有比較，我們這種輿論一元化的辦法長不了。

一個國家元首，竟敢如此強|奸世界人民公論，幾近無賴地將一場明火執仗、燒殺擄掠的侵略戰爭，化之為「學問」的討論。如果他再來中國訪問，我們應該往他的臉上啐唾沫。

報紙剪輯后的雜感：

遠東戰爭罪行起訴班子前成員羅伯特律師，第一次公開發表講話：「有足夠的證據說明本應對裕仁進行審判，如果他當時受審的話，他會被判決有罪，而且被處以絞刑的可能性極大……」

一九四五年，我們失去了第一次機會。當時是國民黨統治時期，為了與日本政府的政治交易，竟放棄了對日本侵華戰爭的索賠。當然還有美國總統杜魯門以及懷著各種目的的政治力量，不能算是光明磊落的插手。

美國《華盛頓郵報》發表了記者瑪格麗特·夏皮羅發自東京的報道。日本把已故天皇裕仁描繪成一個反對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行動、主張和平的人。這種說法在海外引起了憤怒。

今年二月十八日下午，在日本眾議院預算委員會上，圍繞侵略戰爭和天皇的戰爭責任進行討論時，竹下登首相居然說：「在學問上難以對侵略戰爭下定義。」又說：「關於侵略戰爭的學說各種各樣，我也不認為聯合國的討論就是結論……戰爭是非常悲慘的行為，這是事實，但確定其性質是困難的。」他迴避談及「當事者西德已有定評」一事。

我在此鄭重地將張潔《從裕仁之死說到引導輿論》（載《新觀察》1989年第6期）一文推薦給讀者諸君。

張潔九*九*藏*書將對於裕仁去世所引起的種種反映剪輯列書，以示受日本侵略戰爭之苦最深的中國的態度，與其他國家輿論界的態度之反差。

這部紀錄片還揭示，不對日本天皇裕仁起訴的決定，是美國當時的總統杜魯門做出的。

為了與中央保持一致，讓中日兩國子孫萬代地友好下去，我本不應搭茬兒，可是小田實先生不斷老調重彈，使我再也無法忍受下去，便說：「我反對原子戰爭，也同情受過原子彈之害的日本人民，但是中國在被日本侵略的十四年裡所受的災難、蹂躪，要比這顆原子彈的危害深重得多。如果日本軍隊老老實實地待在自己的島子上，不侵略別人，不偷襲珍珠港、重創美國的太平洋艦隊，恐怕廣島也不會挨那顆原子彈。」

如果有一位作家，竟然在報刊上撰文這樣抨擊日本首相竹下登——「幾近無賴地將一場明火執仗、燒殺擄掠的侵略戰爭，化之為『學問』的討論，竟敢如此強|奸世界人民的公論。如果他再來中國訪問，我們應該往他臉上吐唾沫。」——人們一定會既感痛快，又感驚訝。

具有現代功能的報紙中國還沒有出現，只有打破報紙的壟斷局面，幫助並允許民辦報紙刊物的發展，才能使報紙現代化。傳播信息、反映輿論，這是新聞改革的必由之路，是民主化不可避免的進程。

日記寫道：「天皇笑容滿面，熱淚盈眶。他說：『我親愛的木戶，你是否意識到我們做了什麼，爪哇投降了。荷蘭的整個東印度群島以及緬甸都是我們的了。』事情發生得似乎太快，天皇非常高興，我當時不知道說什麼了。」

中國的輿論不能老用一個口徑包攬十億張嘴。

英國《獨立報》一月十一日。記者戴維·基斯著文：美國的干預使「裕仁免於受絞刑」。英國廣播公司拍攝的、揭露天皇罪行的紀錄片，將於本月播出。

不久，在一九八九年一月三日的《報刊文摘》上看到，由日本學者井植薰所著《如果日本支付戰爭賠款》一文的片斷。文中說：

張潔憤然：中國的輿論不能老用一個口徑包攬十一億張嘴。

韓國大報《東亞日報》發表社論：「不管日本花多大力氣來否認他應負的責任，卻不能否認戰爭是以他的名義宣布的事實。」

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但願張潔的諤諤之聲，將引出千人的諤諤之聲。

我們很窮，建設「四化」資金不足，很需要這筆錢。即便這筆錢不還給深受日本燒殺搶掠的中國百姓，還給中國政府也行。

不但如此，日本作為一個發動侵略的戰敗國，對中國人民在長達十四年（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至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中日戰爭中的損失，也未做絲毫賠償。

愛，是不能忘記的；恨，難道就可以九九藏書忘記么？她寫愛，在於反映現實、表達理想；她寫恨，卻出於尊重歷史、警覺人民。除了對侵略的恨，對掠奪的恨，也有對遺忘了恨的恨。她竟然以國際問題做文章，似乎她的翅膀也不再那般沉重了。

我不知他們當中是否有人參加過侵華戰爭。

東條英機受審時說，日本任何一位臣民都不會違背天皇陛下的意願行事……這意味著襲擊珍珠港是天皇的命令，並證明他應對這場戰爭負全部責任，從而打破了天皇是個傀儡的說法。後來東條在以天皇名義的巨大壓力下，改變了口供……

說明天皇對他的軍隊征服印度尼西亞和東南亞感到高興的證據，是出自他的宮內廳長官木戶的日記。

報紙後面有「小參考」，「小參考」後面有「大參考」，「大參考」後面有「內部參考」「參考要聞」等等，這後面還有多少內部報刊，則非我等所能知曉。國家採取一定的保密措施是必要的，但是層層設防，還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古訓。老百姓只好以口頭的和出口轉內銷的消息為信息來源，這樣反倒可能以訛傳訛，倒不如主動增加透明度，讓每個公民對國內國外的事情，自由地發表見解。

張潔說：我們為什麼要放棄對日本侵華戰爭的索賠？我們很窮，建設「四化」資金不足，很需要這筆錢。或者，哪怕日本政府賠償中國人民一元錢也行，在天安門廣場，面對世界輿論和良知，舉行隆重的賠償儀式，以明確日本政府侵華戰爭的性質以及日本在道義、法律上所應承擔的罪責。

一月九日，專門評論英國皇家事務的評論員指責伊麗莎白女王和她的顧問們傷害了英國人民的民族感情。因為白金漢宮決定派女王的丈夫菲利普親王前去參加日本裕仁天皇的葬禮，這是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被日本侵佔的遠東國家死去的、數以千計的英國人和澳大利亞人的侮辱。

新華社駐東京記者報道，已故天皇是世界上壽命最長的一位君主，是世界上最後一位去世的、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國家元首。「戰前是整個帝國軍隊的統帥，並且被『神化』。戰敗后，日本否定天皇是神。根據新憲法，天皇成了國家的象徵。」關於天皇的戰爭責任，「在日本歷史學家中，已成為討論的一個題目。」

日本客人除代表團團長野間宏先生外，還有井上光晴、夏堀正元、針生一郎等人。席間，幾位日本朋友忽然談起二次大戰，談起他們各自對中國人的負罪感，以及日本政府對中國人民所應承擔的罪責……

日本官方對天皇裕仁在侵略戰爭中罪責的部分發言：

為官的儘管去說官話，read•9９cｓw•cｏm為民的又為何不能盡情地說民話？要不要戰爭賠償？這樣事關全民的問題從來沒有人民說話的份兒。要知道，這決不僅僅意味著錢啊！日本人在賠償問題上是從不讓步的。甲午戰爭之後，日本不但佔有了台灣，還獲得了二億兩白銀的賠償。即便是今天發生的一起車禍，雖然同樣是人命，在賠償問題上，日本人卻決不讓日本人的價值與中國人的價值等量齊觀。難道日本人僅僅是為了錢么？為什麼日方從不表示「為了日中兩國子孫萬代地友好下去，決定不要這筆賠償」？

談到輿論，我們的報紙都是黨報、准黨報、政府機關報，只能貫徹官方意圖、行外交詞令，老百姓只好不明真相跟著轉。能夠反映群眾輿論的篇幅，實屬鳳毛麟角，還免不了提心弔膽。

說到傳播信息，現在比「文化大革命」時好一些，但仍舊少得可憐。飛機出事登報，總是因為有外國人在內，不得不登。有些記者報道多些，可能還有被勸退或勒令報紙改組的危險。

張潔說：是啊，既然一個被侵略者都不要求國際法庭給侵略者以制裁，你還能指望侵略者承認自己是侵略嗎？

去年年底到馮牧同志家串門，正趕上他要去接待日本作家代表團，我也就隨他一同前往。

正當的輿論渠道被引導得不見了，自然出來許多小道消息。秦始皇焚書坑儒，偶語棄世，防民之口，勝於防川，結果還不是民謠讖語到處飛，也沒傳到秦萬世，至秦三世就結束了。

台灣方面：當局對裕仁逝世一直表示沉默，但報界要求嚴厲追究天皇在戰爭中的責任。有影響的《中時晚報》社論以《歷史正義不要裝看不見》為題，開頭說「集榮譽、侵略和罪惡於一身的天皇的一生結束了」，然後又評論說，「根據歷史正義的立場，我們對天皇不對在戰爭中給中國人帶來的災難表示道歉而死去表示遺憾。」

附：澳門《華僑報》發表評論說，看了我國政府對裕仁之死「表示哀悼」的有關報道后，作為中國人「很不是滋味」「莫名其妙」。我們今天與日本人民的友好和對裕仁之死的態度，決不能混為一談。

如果政府方面因為和日本有一定的外交關係，有些話不便講或不能講，是否應該允許老百姓講，給老百姓一個可以抒發輿論的地盤或場所，甚至可以給他們反對某某人訪華抗議、遊行的自由；

韓國的《朝鮮日報》稱裕仁是頭號戰犯，並說：「不能忘記在他統治下，數以百萬的朝鮮愛國志士慘遭戮害。」該報又于最近載文指出，「朝鮮人民的最高代表去為一名戰犯的靈魂祈禱，那是不可想象的。」

上面所剪輯的許多國家的民間輿論，也沒有哪一樁影響了外交關係，造成了涉外事件。

英國《衛報》對於「裕仁做了好事的善良神話」進行了抨擊。它說，這就是「日本右翼企圖藉此（裕仁的死亡）時機推行他自己的勾當的一部分。」

張潔就是張潔。張潔說的就是張潔說的。哪怕她發誓要往某首相臉上吐唾沫，那也純粹是她個人的意志，或許還代表了許許多多人的意志，但決不九_九_藏_書是官方的意志——這是明擺著的。有什麼必要去擔心會妨礙、會傷害、會影響什麼什麼呢？紐西蘭的國防部長鮑勃·蒂澤德說，裕仁「應該在戰爭后被槍斃，或者公開把他碎屍萬段」。人家還是國防部長呢，然而，又怎麼著？

除去官方報紙，如果再另闢一些渠道，就可以多知道一些信息，多反映一些意見。即使涉及外事，也無非是言論自由，政府不便過問而已。

關於二次大戰中裕仁的罪責問題：

飯後大家合影留念。他們對我的直言非但沒有絲毫不快，反倒帶著些許的敬意與我告別。

該紀錄片揭示，裕仁知道，一九三七年至少有兩萬名中國人在南京遭屠殺。

野間宏一行頻頻點頭稱是，反覆檢討：「我們對中國人是有罪的。」

愚以為，報紙的功能無非有二，一為傳播信息，二為反映輿論。

日本官方企圖抹煞裕仁罪責的答辯激起國際公憤。

中國的作家很少撰文議論外交事務。中國的老百姓也沒有資格運用輿論工具來表達自己對國際問題的看法。在外交事務上，官方的聲音當然地代表了億萬人民——幾十年來就是如此。這種狀況能改變么？

新聞媒介既然被稱為人民的喉舌，那麼，理應反映人民的心聲，內政，外交，概莫能外。即算是黨報、政府機關報，也可辟專欄發表民眾議論外交和國際事務的文章，哪怕這些文章有異於官方的口徑和調子。

此外，我將天皇裕仁去世，以及由此引起的一些反響剪輯成文，以便對比，這也許比單條閱讀更有意思。

這是戰犯裕仁天皇及其幕僚、政客策劃發起的一起罪惡滔天的侵略戰爭，本應由他們負起這一戰爭的罪責。

朝中社稱，裕仁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頭號戰犯，本應處決，是朝鮮人民不共戴天的敵人」。

紐西蘭國防部長鮑勃·蒂澤德說，裕仁「應該在戰爭后被槍斃，或者公開把他碎屍萬段」。

竹下登首相稱：已故天皇「六十二年來一心https://read.99csw.com祈禱世界和平與國民幸福，並天天為之實踐躬行。在過去那場不得已而爆發的戰爭中，出於不忍目睹國民苦於戰禍的情景，不顧自身安危，做出了結束戰爭的英明決斷。」

自民黨發表談話說：「六十二年來為國內外考驗所表現的陛下的業績，無可估量的偉大。」

二次大戰後，被日本燒殺擄掠、鐵蹄蹂躪的中國，與因為發動侵略戰爭，耗盡本國物力、財力、人力的日本經濟水平不相上下，而他們現在已向全世界發起了經濟攻勢，成為世界經濟強國，中國卻依舊貧窮，落後。

中國大陸方面，《東京新聞》十月八日刊登駐京記者島影的一篇報道，題為《中國既報道「戰前的天皇」也報道「戰後的天皇」》，全文如下：

對裕仁之死，連台灣輿論界都發出了聲討天皇在戰爭中的罪行之聲，而大陸的輿論界呢？究竟該不該派外長率團前往日本哀悼，被質問之後也不了了之。

澳大利亞有數千名軍人在日本戰俘營中喪生，一個退伍軍人組織把裕仁比作希特勒。鮑勃·霍克總理最初表示他可能參加這位已故天皇的葬禮，現在說，他將不來了。

內閣法制局長官味，二月十四日在參議院內閣委員會會議上，就昭和天皇的戰爭責任問題表明見解說：「根據舊憲法規定，天皇不承擔國內法上的一切責任，所以昭和天皇沒有法律上的責任。另外，在國際法上，遠東軍事審判也沒有對天皇提起公訴。因此，責任問題已經解決。」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日與日本恢復邦交之際，我們又失去了一次機會。日方主動提出賠償中國在日本侵華戰爭中的損失，而中方表示，為了中日兩國子孫萬代地友好下去，決定不要這筆賠償。

讀罷此文我才發現：不論作為軍國主義的日本還是作為資本主義的日本，全是靠侵華戰爭發的家。

荷蘭王室宣稱，將不派代表參加葬禮。（據說荷蘭在東南亞死了兩萬人——筆者）

又及：拙文發表不久，日本《讀賣新聞》曾致電於我，說是他們讀了這篇文章，想與我當面談談。我回答說：「我跟你們沒什麼好談，你們就好好學習我這篇文章吧。」

日本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偷襲珍珠港，裕仁至少在這一襲擊發生前一個月就知道此事。

我又談起一九八三年，與日本作家小田實為此爭論得非常激烈的往事。那次會見，小田實先生從頭到尾不停宣講「日本是二次大戰中最大的受害者」，理由是美國人在廣島扔了一顆原子彈。

竹下登替侵略辯解的屁話，官方盡可以只表示遺憾。可事實上，一個「遺憾」，何以能表達億萬中國人民的極度憤慨！人民為什麼不能站出來說自己想說的話！

台灣《時報》報道，立委宣以文在書面諮詢中指出，日軍當年在我國奸淫擄掠，無惡不為，寫下了人類史上最醜惡的一頁，中國人慘遭殺害的超過二千萬。二次大戰後，日本曾分別向美洲、歐洲致歉，然而對亞洲各國，尤其是對遭受日本荼毒最烈的中國百姓，不但從未表示歉意，還一再篡改歷史，否認當年的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