準備寫《彼得》的時候，我到伏爾加河左岸凱爾仁茨、謝苗諾夫城和光明湖去研究教派信徒和舊教徒的生活，根據傳說，隱形的基捷日城就在光明湖。我在這裏，在湖畔的樹林里度過了聖約翰節之夜，跟朝聖者和遊方僧、各種信仰的聖師進行了談話，他們在這天夜間從俄羅斯各地彙集到這裏。我後來得悉，他們中間的某些人對我保持了良好的記憶。

俱樂部不久便被波別道諾斯采夫給查封了。我去找現已故去的都主教安東尼，請求他幫忙。他拒絕了，借口他受世俗當局的管轄。

我在第三古典中學受教育。那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是古典主義最沉悶的時期：沒有任何教育可言，唯有扼殺生機的死記硬背和循規蹈矩。校長——日耳曼人萊摩尼烏斯老得昏聵了，他的姓氏倒也名副其實。教師們都是利欲熏心之徒。他們中間任何一位都不能讓我懷念其好處，唯有拉丁文教師克斯萊爾除外。他是一本著名語法書的作者，本來也沒有給我們做過好事，不過最低限度他是用善良的目光看我們的。

1884年中學畢業后，我進入彼得堡大學歷史語文系。大學給我的東西並不比中學多。這樣，我不曾有過學校，就跟不曾有過家庭一樣。

還是那個時期，在威爾日鮑洛夫越過國境的時候，我的長篇小說《亞歷山大一世》的手稿被收去……

莫斯科起義之後，我和妻子到巴黎去了。在那裡與Д.в.菲洛索佛夫合作，用法文出版一本論文集，內容是探討俄國革命的宗教意義。我在巴黎寫了劇本《保羅一世》，1908年問世之後立刻被沒收。四年以後，我由於這個劇本而受到審判，被指控「狂妄地侮辱最高當局」。只是由於偶然的幸運，才被宣告無罪。

1904年夏，我和季。尼.吉皮烏斯訪問了清田村。托爾斯泰非常親切地接待了我們。我們在他家過夜，就宗教問題談得很多。他很稱讚季。尼.吉皮烏斯的特寫《光明湖》。分手時，他盯著我的眼睛，他那雙像熊一樣的「林中人」的小眼睛，很和善，多少有些奇特，讓人想起葉羅什卡大叔，他單獨對我說：

我繼續寫詩。父親為這些詩感到驕傲，讓人把它們謄寫出來，拿給熟人看。好像是1879年，我當時十四歲，他帶我到阿盧普卡去拜見年已七十的老太太伊麗莎白·克薩韋里耶芙娜·沃隆佐娃伯爵夫人。我當時還不知道竟然有幸親吻半個世紀之前普希金曾經親吻過的那隻手。

我的「民粹主義」中有許多天真的東西，很輕率，但一切都是真摯的，讓我高興的是我的生活中曾經有過它，而且它對於我來說並非沒有留下任何痕九_九_藏_書迹。

我有一次拜訪寺院時在黑暗的樓梯上無意之中踩到一個地道口的玻璃蓋上，跌倒了，摔傷了，劃破了，——那是很危險的，有可能摔死。這一跤對於我來說具有象徵意義：我明白了，我對待東正教的態度不會有好的結果。

我已故的父親對我講過，我的曾祖父費奧多爾·梅列日基曾經在烏克蘭的格盧霍夫城當軍隊司務長。祖父伊萬·費奧多羅維奇在十八世紀末保羅一世皇帝在位期間來到彼得堡，他作為貴族進入伊茲瑪洛夫團任下級軍官。可能就在那個時候，他把自己的小俄羅斯姓氏梅列日基更換成俄羅斯姓氏——梅列日科夫斯基。後來，他從彼得堡調到莫斯科，參加了1812年戰爭。

這是對普希金的《巴赫契薩拉伊淚泉》的模仿。那時還寫了第一篇評論文章，那本來是學習《伊戈爾遠征記》的課堂作業，俄語老師莫赫納切夫給我打了五分。我作為文章的作者感到非常驕傲，後來再也沒有體驗到這種感情。

那時我還結識了謝·雅·納德松，他當時還是保羅軍校的士官生，我把他當成兄長，愛上了他。他已經患上遺傳性的肺結核，經常談到死。我跟他就宗教問題多次進行爭論。他否定宗教，而我則維護宗教。

那時，我已經朦朧地感覺到，我的書里對待他不完全公正，雖然存在著深刻的思想分歧，托爾斯泰對於我來說畢竟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更親近、更親切。

1881年3月1日，我正在我家這棟房子樓下的餐廳里來回踱著，想模仿《可蘭經》作一首詩。一個女僕從街上跑回來說，從馬爾斯廣場和穿過夏宮的葉卡捷琳娜運河方面傳來震耳欲聾的爆炸聲。父親在午飯前從皇宮回來，淚流滿面，臉色蒼白，情緒沮喪，宣布了皇帝被刺的消息。

往下我將簡短潔說，因為我不是寫回憶錄，而只是寫一篇自傳隨筆，不希望，而且也不可能把我內心發展的進程陳述得很詳盡，我認為這一進程至今還沒有完結。

我現在覺得他有許多優秀品質。可是，他背負著尼古拉時代官吏的重擔，變得冷酷而陰鬱，不善於安排家庭生活。我們兄弟姐妹九人：六男三女。我們童年時代生活得相當友好，可是後來卻分道揚鑣了，因為我們彼此之間沒有來自父親方面的真正的精神聯繫。

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不僅以其著作（我對這些著作讀得很入迷），而且以其高尚的人格對我產生了很大影響。他邀我寫了《論法國文學中的農民》一文，但是沒有採用，因為寫得很差，而且不符合雜誌的精神。米哈伊洛夫斯基和烏斯賓斯基是我的兩位蒙師。我曾到邱多沃去看望格列勃·伊萬諾維奇，跟他徹夜暢談，談話的內容是我當時最感興趣的——生活的宗教意義。他向我證明，應該到民眾的世界觀中，到「土地的威力」中去尋找生活的意義。給了我一些民眾生活的專家、鄉村教師和統計學家的地址，建議我去拜訪他們。那年夏天，我沿著伏爾加河和卡馬河到烏法和奧倫堡兩省去旅行，徒步走鄉串戶，跟農民談話，搜集和記錄考察材料。我在特威爾省訪問了農民瓦西里·秀塔耶夫，他創建了一種與托爾斯泰主義相類似的宗教學說。在我之前不久，列·尼·托爾斯泰曾經到秀塔耶夫這裏來過，這位農民向我講了很多關於托爾斯泰的情況。https://read.99csw.com

在中學的最後幾年，我迷戀上了莫里哀，跟幾名同學組織了「莫里哀小組」。我們跟任何政治都不沾邊，然而這並沒有妨礙我有一天收到了第三廳的傳票。我們大家都被請到警察橋附近那棟盡人皆知的建築物，他們審訊時無論如何都不願意相信這幾個十六七歲的男孩子根本沒有從事「推翻現存制度」的活動。如果說沒有逮捕和流放我，我為此只能感激父親的地位。母親對他隱瞞了這起事件。

父親有時應母親的要求帶我到克里米亞去，我家有一處小莊園坐落在到烏昌蘇瀑布去的路旁。我在那裡第一次感受到南方大自然的優美。我還記得奧列安德輝煌的宮殿，可是那裡如今只剩下一片廢墟。白大理石圓柱在湛藍的大海的襯托下——對於我來說永遠是古希臘的象徵。

幾乎與此同時，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外國作家波德萊爾和愛德加·波的影響下，我開始迷戀象徵主義，而不是迷戀頹廢主義（我當時已經明白二者的區別）。我把九十年代初出版的詩集冠以《象徵集》的標題。我好像是在俄國文學中第一個使用了這個詞。「什麼象徵？象徵是什麼意思？」人們莫明其妙地問我。

大哥康斯坦丁當時正在大學自然科學系學習（後來成了著名的生物學家），就是一個狂熱的「虛無主義者」，他聽了父親的話便開始為「敗類們」辯護。父親大喊大叫，跺起腳來，幾乎就要對兒子進行詛咒，當即把他趕出家門。母親祈求原諒他，可是父親什麼都不願意聽。

我在第一部批評論文集《論俄國文學衰落的原因及新的思潮》中試圖解釋象徵主義的學說，但其立足點與其說是在美學方面，不如說是在宗教方面。

「這就是虛無主義的惡果！」他說道，「這些敗類還要怎麼樣？這樣一位天使般的人物也不饒過……」

那年九九藏書春天，我的母親去世了。母親的逝世、妻子的患病以及我個人生活的其他一些困難情況成了我所經歷的宗教轉變的原因。我的宗教思想時常被指責為「公式化」「書本氣」，這是不正確的，或許是由於我缺乏文學才華而產生的。

我於1865年8月2日生在彼得堡葉拉根島上宮廷的一棟住房裡，當時全家正在這裏消夏。我直到現在還喜歡葉拉根公園沒有生氣的沼澤林莽和池塘，我們這些孩子讀了很多邁因·里德和庫柏的書，在那裡玩「野人」遊戲。那裡有一棵松樹至今還完好無損，我當年曾在這棵松樹上用木板在枝杈中間給自己搭了一個座位，像一隻鳥兒似的高高地坐在那上面，讀書，幻想，把自己想象成一個遠離人寰的自由自在的「野人」。記得我們鑽進宮殿黑暗的地窖，只見潮濕的穹隆上垂掛著一個個鐘乳石，在燭光下閃閃發亮。我們經常爬上那個宮殿綠色的平頂，從那裡眺望海灣。記得我們划船，在十字島的沙灘上架起篝火，燒土豆吃，仍然感到自己是「野人」。

這場爭吵持續了很長時間，達數年之久。母親痛苦得病倒了，開始了她那折磨人的腎病，這種病最終把她送進墳墓。我一直記著她那受難者的形象，她為維護我們這些孩子，特別是為了兩個愛子——大哥和我而受盡了苦楚。

大學畢業以後，我在那年夏天到高加索去了，在那裡的博爾若姆偶然遇到季。尼.吉皮烏斯，不久便向她提出求婚，那年冬天在梯弗里斯跟她結了婚，然後帶著她返回彼得堡。

我在男孩子中間是最小的一個，母親最疼愛我。如果說我身上有善良的素質，那麼只應該歸功於她一個人。

這幾年，我曾多次旅行。在義大利的羅馬、佛羅倫薩以及西西里住了很久，到過雅典和君士坦丁堡。那時出版了第二部批評論文集《永恆的旅伴》，翻譯了古典悲劇。

我的父親謝爾蓋·伊萬諾維奇於1812年生在莫斯科，其母是伊萬·費奧多羅維奇的第二房妻子庫爾勃斯卡婭。父親住在羅戈日區，在利貝爾曼夫人寄宿學校受教育。1839年開始擔任公職，起初在奧倫堡省長塔雷津手下供職，後來在宮廷事務大臣舒瓦洛夫伯爵手下任副科長，再后在宮內府任科長。亞歷山大二世在位的整個期間，他都在宮廷大臣阿德萊爾伯格伯爵手下擔任這一職務。

這個時期，我在大學生歷史學會（它好像是叫這個名字吧）里跟B.B.沃道沃佐夫進行過爭論，他是一位堅定不移的實證主義者，我向他證明，不可能根據斯賓塞的「不可知論」建立能夠提供生活意義的世界觀。

納德松介紹我認識了阿。尼.普列謝耶夫，當時他任《祖國紀事》雜誌的秘書。我記得隔壁房間門裡不時地出現米。葉.薩爾蒂科夫的身影，他那瘦削的肩膀圍著厚毛圍巾，很像老太婆的披肩。他極其痛苦地咳嗽著，說起話來拚命吼叫，聲音嘶啞。九_九_藏_書

「太差了，很不好，毫無用處，」他最後終於說道，「要想寫得好，得經受折磨，吃苦頭！」

我刊登第一首詩好像是在1882年，在舍列爾-米哈伊洛夫的《繪畫評論》上；後來開始在《祖國紀事》上發表作品。

我跟同學們很少合得來：我性情孤僻而靦腆。我只跟葉甫。索洛維約夫比較親密，但也並非特別要好，他後來成為政論家和批評家（現在已經故去了）。我跟他交往並非由於性格相近，而恰恰是由於性格相反：他是個懷疑論者，而我當時已經有些是神秘主義者了。我從十三歲開始寫詩。我記得第一首詩的前兩行是：

1880年在彼得堡，父親在詩人托爾斯泰伯爵的遺孀家裡結識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便帶我去見他。記得在鐘樓街有一幢小巧的住宅，天棚低矮，走廊很狹窄，堆著許多《卡拉馬佐夫兄弟》，書房幾乎也同樣擁擠，費奧多爾·米哈伊洛維奇正在校對大樣。我臉上一陣紅，一陣白，結結巴巴地給他誦讀了自己那些幼稚可笑的歪詩。他默默地聽著，表現出焦躁的煩惱。很顯然，我們妨礙了他。

那時，即九十年代末，我開辦了宗教哲學俱樂部。最早的想法並非屬於我的，而是季。尼.吉皮烏斯的。她還創辦了《新路》雜誌。

記得告別時陀思妥耶夫斯基跟我握手，他那雙淺灰色的眼睛射出洞察一切的犀利目光。我以後再沒有見到過他，不久以後聽說他逝世了。

1905—1906年革命期間，我重新思考了一些問題，更主要的，我有了許多感受，這對於我內心發展的進程具有決定性的意義。我懂得了——仍然不是抽象地，而是生動地——東正教與俄國舊秩序的聯繫，也明白了，要想達到對基督教新的理解，除了對二者一道予以否定之外，別無其他途徑。

我七歲或八歲那年，差一點兒沒有死於白喉。只有母親護理我。

1893年，我開始寫作三部曲《基督與反基督》，前後花了十二年的時間。《叛教者尤里安》很長時間找不到任何地方發表，所有的編輯部都拒絕了我。最後終於在《北方導報》上刊出，那也費了很大勁，可以說是出於編輯的慈悲。總體來說，俄國文壇對我的出現是不友好的，這種不友好的態度至今還在繼續。

阿。尼.普列謝耶夫把我引進著名音樂家、彼得堡音樂學院院長的夫人A.A.達維多娃的家。我在這裏遇到了岡察洛夫（當時已是個風燭殘年的老人，雙目失明）、九-九-藏-書瑪伊科夫、波隆斯基，後來A.M.葉甫列伊諾娃創辦《北方導報》，又結識了她及其最密切的撰稿者：弗·加·柯羅連科、符·米·迦爾洵、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和格·伊·烏斯賓斯基。我本人也相當積極地參与雜誌：在那裡刊出了冗長而又拙劣的劇詩《西爾維奧》和一篇評論契訶夫的文章，當時他初登文壇，幾乎沒有被任何人所承認，我那篇恐怕是第一篇讚許他的文章。

「不行，最好是不讓他寫了，千萬別吃苦頭！」父親表示不贊成。

冬季，我們住在鮑耶羅夫住宅樓，這是一棟老而又老的房子，早在彼得時代建造的，位於馮丹卡匯入涅瓦河的拐角，緊挨著洗衣作坊橋，正對著夏園：一面是彼得一世的夏宮，另一面是他的小房和彼得堡最古老的木頭的三位一體大教堂。住宅是公家的，很寬敞，分為兩層，有許多房間，有起居室，也有客廳。窗戶朝北；房間很大，很陰暗；室內陳設和氣氛很嚴肅，是個典型的官吏之家。父親不喜歡孩子們吵嚷喧嘩和妨礙他工作，我們經過他書房的門時都得踮起腳來走路。

那時，托爾斯泰的《懺悔錄》手抄本剛剛出現，對我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我模糊地感覺到，實證主義的民粹主義對於我來說不是完全的真理。然而，我畢竟還是打算大學畢業以後「到民間去」，當一名鄉村教師。記得H.M.明斯基曾經嘲笑我，奚落我，打賭說這不可能。當然他贏了。

在《列奧納多》和《彼得》中間，我寫了《列·托爾斯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這部著作當初也找不到任何地方發表，當我已經絕望了的時候，《藝術世界》採用了它，這家雜誌是所有「受迫害者和被擯棄者」的收容所。

1853年，他娶彼得堡警察總局辦公廳主任的女兒瓦爾瓦拉·瓦西里耶芙娜·切斯諾科娃為妻。

我可以憑良心說：我就宗教問題所說的和所想的一切，並非來自書本，並非來自他人的思想，而是來自我個人的生活——這一切都是我感受到的。

父親時常長期出差，或是出國，或是到克里米亞南岸的利瓦季亞去——當時多病的皇后正住在那裡，父親把子女留給老女管家阿瑪利婭·克里斯蒂雅諾芙娜照管。她是雷瓦爾的日耳曼人，很善良，但並不聰明，膽小怕事。我談不上喜歡她，只不過是作為一個孩子對她頗有好感。我還有一個年老的保姆，她經常給我講俄羅斯童話和聖徒行狀。我至今還記得她那個昏暗的聖像角，神燈靜悄悄地亮著，孩子祈禱時體驗到的幸福感以後便一去不復返了。我並不非常喜歡到教堂去，我覺得身穿華麗袈裟的神甫很可怕。

「他們告訴我，您不喜歡我。實際上並非如此，我很高興……」

大學時代，我非常迷戀實證主義哲學——斯賓塞、孔德、米勒、達爾文。但我從童年起便篤信宗教，模糊地感到了這種哲學的不足，尋求出路，但沒有找到，因此絕望而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