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樹錚（1880～1925），江蘇蕭縣人。幼年也是個小才子，和梁啟超、蔡鍔一樣，十二歲便考取秀才，但是鄉試不售，所以他也和袁世凱、胡傳（胡適的父親）一樣去投軍游幕。他初試投袁，但袁的地位太高了，他攀不上，乃投段，果為段所賞識，並資助其留日習軍事，進士官。返國后就一直是段的死黨了。至民初段出長陸軍，徐已躥升至陸軍次長，官拜中將，而頭角崢嶸矣。因此在北洋系中竟在老徐（世昌）之後，被稱為小徐。小徐其人雖未必是個一流軍官，但此人卻精明強幹，案牘如流，是第一等幕僚長人才。以故在段氏組其混合內閣時，乃擢升小徐為國務院秘書長。此時段已年逾五十，國事蜩螗，日不暇給，例行公事乃悉由小徐一手處理，此在舊式官場里，所謂代拆代行也。當時段氏是全國一人的大總管，代拆代行的小徐，因而也就權傾一時。而小徐的個性，既不像黎總統那樣的菩薩，更不像陳布雷那樣的夫子。他是個光芒四射的幹才。因此對內他固然是段總理不可一日或缺的左右手；對外他難免就變成眾矢之的的憎恨和忌嫉的重心。最後竟為馮玉祥所捕殺，馮氏卻謊稱為陸建章之子陸承武乾的，目的是「為父報仇」。此是后話。

總之，吾人如從微觀史學角度，去作「個案研究」（case study），大小通吃，那它就浩如煙海，從何說起？可是我們如從宏觀史學去看它，觸類旁通之，那也就無啥複雜之可言了。集體而觀之，一丘之貉，是有其通性的。總之，王綱解紐，藩鎮割據，政客縱橫；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古今如出一轍也，何足異哉？何足異哉？

段祺瑞（和他的前輩袁世凱一樣）在另造國會這一招上，由於沒個一黨專政的底子，終於功敗垂成，但是他的實驗和經驗，卻為後來的蔣公所充分利用而大獲成功。所以政治制度的變化是一步一步來的。不可一步登天。得時休笑失時人，寫歷史的人，還是一步一步地交代吧。段祺瑞的安福國會，和他的「皖系」，是啥回事呢？暫時只提一提，讓我們到時再說。目前且讓我們先聊聊，段老總對國會為什麼談虎色變？

李宗仁先生在他的回憶錄中所說的那些廣西地方軍頭劉日福、陸雲高、陸福祥、蒙仁潛、林俊廷、陳天泰、張春如、梁華堂等等，「人槍較多的，自封為『自治軍總司令』或師長、旅長。人槍較少的，則自稱為司令、幫統、營長不等，各視本身勢力而定。割據一方，派縣長，設關卡，征錢糧，各行其是」（見《李宗仁回憶錄》第十三章）。這些都是當年在廣西省內，土生土長的小軍閥。筆者回憶幼年時期在安徽家鄉就知道一些割據鄉鎮的小軍閥。記得有個諢名叫魏三鬧的「司令」兼個小鎮的鎮長，他一共只擁有槍兵二三十人。但是他攤夫派稅，保護一鎮的治安竟至數年之久。上級的縣政府中的縣長，在動亂時代，皆存五日京兆之心，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因此對他也不聞不問；他對上級也向不買賬。彼此河水不犯井水，相安無事，雖然他們平時也有些禮貌上的往還。上級的縣長來來去去，而魏三鬧卻能在本縣之一角，穩坐釣魚台，不受太多的影響，而一鎮居民的生命財產，卻多賴他的「保護」呢。你能說魏三鬧不是個土皇帝、軍閥？

在中國歷史上，這種政客便是所謂「縱橫家」、「策士」或「說客」；從往古的蘇秦、張儀，到民國史里的楊度、孫洪伊、楊永泰，也正是數之不盡的呢。因此段之邀請他入閣，顯然也是一種統戰手腕（再借用一個中共的名詞），想化敵為友。殊不知孫在國務院內因與小徐不睦，又挑出個更嚴重的府院之爭來，段因而也使出他獨裁軍閥的本性，於民國五年10月中下令把孫洪伊免職。但是國務總理要辭退一位國務員，「依法」還要總統蓋印，可是黎總統此時卻拒絕「批准」，段乃於24日親謁黎總統面索無效。三日之後，江蘇督軍馮國璋，竟亦致電黎總統，要求孫總長在內閣位子，不容變動。

當時縱是野心最大的馮國璋，對這個不明不白的「法」也感到滿足。因為他自己也知道，他想做總統，實在於法無據。段既不願為他說項，而南方的反對派也勢必反對到底。他如能退而求其次，搞個副總統噹噹，則來日方長也。這也不失為一項最理想的選擇。所以馮對這一新成立的黎段中央，也深感滿意，而表示由衷的擁護。

總之，我們中國通史上，這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老套路，在這個循環完成之前，照例要有個軍閥橫行的中間階段。在近現代中國所發生的最近的事例，便是從袁世凱死後才開始的軍閥混戰了。他們一戰三十年，再加上個倭寇入侵，最後又打出個劉邦、項羽來。項羽被劉邦打敗了，中國也就分久必合了。所以在袁世凱暴卒之後，據時人估計，「軍閥時期」在大陸上橫行的大小軍閥，蓋在三千人以上。

讓我們再看看英國人，他們的最大的長處，就是能合作（搞team work），能自治（self-government）。三個英國人在一起，就能組織個讓大家共同發財的公司（company），組織個互利互信的社區（self-ruled community）。我們華裔就是搞不來嘛。夫復何言。以上所說還是單純的人際關係。一旦沾上你死我活的利害衝突，那就只有動刀動槍，彼此殺得人頭滾滾了（不信且看看蔣介石和汪精衛……）。英國人乃至擴大至英語民族，他們也有為爭權奪利而斗得你死我活的時候，但是在斗到難解難分，你死我也不活時，他們就能訂個平等的合同，彼此握手，言歸於好，大家按合同行事，這個合同在政治上就是憲法。在憲法之下，大家都是鉤心鬥角的賭客，但是，賭奸，賭猾，不賭賴；不捲袖子，不出惡聲，大家來踢他個心平氣和的法律皮球，依法行事。這就是民主法治了；民主應從守法開始。雖壞法猶勝於無法無天也。

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最糟亂的一段時期，應該就是民國初年的所謂軍閥時期了，而軍閥時期實在是從袁世凱死亡之後才正式開始的。因為在帝制前，袁氏主政下的北京政府，還是一個可以號令全國的政府。地方軍頭還不能目無國家法紀，隨意橫行的。野心政客雖然也難免結黨營私，但是在大一統的國家之內，縱橫捭闔，多少還有些顧慮。可是到袁氏一死，那才是真正的王綱解紐，全國皆兵，政客縱橫，中國近現代史才正式進入一個所謂「軍閥時期」了。這也就是筆者在拙作里，不厭其煩地一再解說過，我國史上第二次大轉型，從帝制向民治轉去，這個總方向是必然的，不會變動的；但是在各小階段中的變動，則往往是偶然的，不可捉摸的，和反覆無常的。這個偶然出現的軍閥階段，就是個很標準的說明。

美國這個英語民族的二房，她的兩黨制的民主政治，卻是從你死我活、利害衝突的貪污分贓（spoils system）開始的。在第二任總統亞當斯時代（President John Adams, 1797～1801），貪污橫行，結果傑斐遜也組織個政團，來加以抵制。庶幾，要貪污大家一起貪，你貪我也貪；有贓大家分，你分我也分，結果兩派勢力平衡，你也貪不了污，我也分不了贓，大家依法行事，就變成一國兩黨制的民主法治了。所以美國史家公認，美國的民主政治實在是從最不名譽的貪污分贓開始的。我們今日打開電視，這場賭博就正在美國國會之內熱烈地進行之中。只是這場賭博的籌碼，卻是由一位青年盪|婦，替他們總統作口|交開始的，也太不成體統罷了。因此民主的基礎是法治，無法無天，是搞不了民主的。

至於梁啟超一夥的老進步黨人物所改組出來的「研究系」，本來就打算向段投靠，如今兩情相悅，自然也就變成國會之內，與國民黨系對立的擁段派系了。為使讀者對各路實力派人馬查閱方便計，且將改組后，黎段中央的關鍵人物，和他們在北京政府中的位子粗列如下（北京政府內閣官員此時變動不停，排列不易，下表只略舉其關鍵人物，和他們在政府中的大致位子，作為坐標，以供參考）：

這些大小朝廷，不論為善或作惡，都要https://read.99csw.com經過長期的調節，才能和平共存，彼此庶能相安無事，終於進入個有定型和比較安定的社會。在這個社會裡，上有較好而可行的國法紀綱，下有足與現行制度相配合的風俗習慣。政治經濟達到小康的境界，絕大多數的人心不思亂，不願鋌而走險，因此縱是最善於縱橫捭闔、挑撥離間和吹牛拍馬的政客官僚，也很難盡展所長來渾水摸魚。有個和平安定的社會，一個民族的生存，乃至與它生存相配合的各種社會政治制度和風俗習慣，像中國傳統的，國家強於社會的中央集權制，和士農工商的社會區劃，就可以慢慢地延長下去了。一延數百年，甚至數千年，沒有本質上的變動。這就是我們在秦漢以來的傳統大帝國了。朝代嬗遞，而基本社會政治結構則始終未變也。這也就是毛澤東所說的「千載猶行秦法政」的實際意義了。

既然全國各實力派都一致擁護，北京的新政府也就迅速地恢復運作了。

有些嚮往現代享受的四川軍閥，那時還特地從上海僱用「網球秘書」呢。這些少年英俊的網球選手，有時被軍閥們的年輕漂亮的如夫人們看中了，曾發生過私奔被捉回槍斃的慘事。想不到某軍閥某次醋海興波，竟為私奔者同生共死的愛情所感動，不但未判他們死刑，反而資助情奔，成全好事，一時傳為「佳話」呢。

而這場浩劫，話說從頭，便是從袁世凱的一念之差開始的。袁世凱生前的中國原是個統一的中國嘛。袁的政府也是個可以駕馭全國的政府嘛。他如果不做皇帝，中國也不會分裂，他自己可能也不會暴卒，如此，則轉型期所存在的一切社會和政治上的矛盾，都可用不流血的方式，來個和平轉型，則中華民國的歷史，也就是另外一部歷史了。古語云，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沒有軍閥橫行，哪又會有外族入侵呢？政治人物，從古到今，都是善於自我毀滅的，歷史要走它自己的道路，非人力可以強求，致有浩劫連連，夫復何言！我們只能希望，歷史家記錄出若是之悲劇，好讓後來的政客和軍閥，稍有戒懼就好了。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但是古往今來的亂臣賊子，讀《春秋》而不懼，又如之奈何？

再說那些網球秘書的悲劇吧。你搞三宮六院，你就得維持個宦官制來加以配合，才能保證安全。你既然搞了幾十個後宮佳麗，同時又養了幾百個英俊瀟洒、未經閹割的東北小夥計，來做網球秘書、游泳教習、私人醫師和衛士司機，那麼，乾柴烈火，怎能不出毛病呢？凡是一個有「定型」的社會政治體制，其附帶產生的制度，不論為善或作惡，都是彼此配合的。不配合就要發生矛盾，發生動亂。所謂「轉型期」，就是在一定期限里把各種彼此矛盾的制度，一轉百轉，使它們轉向相同的方向，摩擦就減少了。

在段氏內閣所發生的孫徐的決鬥，就是無「法」解決，而逐漸升級為黎段之間的政潮，而天下大亂的。現在且讓我們看看，孫洪伊和徐樹錚，究竟是什麼個貨色兒？

我們讀史者一看段祺瑞新閣這一原始名單，便知段氏有心要做中國的丘吉爾，而網羅全國各實力派共同為治，用心良苦。但是他這一模仿英國式的責任內閣，卻無法解決英國式的政治問題。縱是總統府與國務院之間，以及國務院與國會之間的，最普通的和無關利害的、最單純的人事糾紛（英語中所謂personality clash），也無法解決。這種人與人之間毫無意義的意氣之爭，凡人皆有之，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但是在這不同程度之間的古老民族之中，要以英國風氣最好，中國風氣最壞。吾人久適異國，在國際社區中打滾了五十余年，真是發自天良的慨乎言之。三個中國知識分子在一起共事，未有不是以君子始，以小人終，而打得頭破血流的。縱是對民主政治信仰堅定、以身許國的民主人士，他們如有三人共事，也是跳不出此一「民族公式」的。何以如此？我們只能說，一是民族劣根性，天賦如此，上帝造的；二則是民族文化傳統如此，吾友柏楊所謂「醬缸」是也。我民族要把這醬味清洗乾淨，筆者就認為非兩百年不為功。

段祺瑞本身這時也是矛盾重重。段之出任國務卿，原是袁世凱自動撤銷帝制，恢復大總統名位之後，根據「新約法」派任的。但是這個新約法是個採取「總統制」的臨時憲法。他如主張沿用新約法，他這個國務卿，將來就必然要受制於將來的大總統黎元洪，此段之所不欲也。但是他如接受南方反對派梁啟超、岑春煊、孫文等人的要求，恢復「舊約法」，這箇舊約法是個採取「內閣制」的憲法，這對段總理當然很好；可是恢復舊約法就得同時恢復那以國民黨占多數的「民元老國會」。根據北洋系過去的經驗，國會之內，黨派橫行，政客們嘴尖皮厚，開起會來，筆硯橫飛，頭破血流，可不是個好對付的衙門啊。段一向是聞國會而頭痛色變的。所以段對新舊約法也難以取捨。最好還是能另制一部合乎他個人需要的憲法，和組織個無條件擁護他獨裁的國會。這就是後來他另組所謂「安福國會」的心路歷程了。這也是他「安福系」（一名「皖系」）終於失敗的關鍵所在。

在我國社會文化轉型期中，一轉百轉，沒個規矩繩墨以為限制，有權便有一切，因此有權的人就可以胡作非為了。像上述魏三鬧那個小軍閥，便有生殺之權。他就可以隨便殺人。在那個無法無天的軍閥時代，有趣的故事是說不完的。就以現代化的奢侈品的汽車為例吧，哪個大軍閥能沒有專用汽車呢？但是內地省份，既無公路，又無維修設備，如何是好呢？所以他們的汽車都是動用整連整營的士兵民夫，從江邊駁船上抬了上去的。汽車拋錨了，電瓶沒電了，輪胎沒氣了，再抬下駁船，運往「下江」去修理。

柯林頓這個嬉皮總統之不幸，是他沒個馬歇爾來時時耳提面命，你既進了白宮這個「見不得人的地方」（賈元春娘娘的話），你就得戒色八年。因為在一個不斷開放的社會裡，中央政府對權力的開放，一般都是最保守的、最落後的，和最緩慢的。所以在中國才有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來增加速度。試看美國的社會生活已「開放」到群婚階段，她的總統還不能離婚呢，豈不滑稽哉？……

長話短說，地方軍閥之形成，在一個國家強於社會的帝國之內，中央政府一旦失控，古史上所謂「王綱解紐」，一解到底，全國頓成無政府狀態，「遍地黃花開」（這是太平天國時代地方成無政府狀態，群雄並起時的安徽土語，倒頗能道其實況），就形成大小地方軍閥割據的局面了。所以這些軍閥也不一定全是壞人。農民領袖乘機起義，打天下，固無論矣。有些遊離軍隊（像李宗仁在六萬大山中落草）和正常士紳，組織武裝自衛，也未必全是壞事。這樣，「始割據，終兼并」（三字經上的話），野心家或革命政黨，再乘機逐鹿中原，逐漸兼并的結果，終成兩強的劉項之爭，或國共之戰，中國政局就再次從合久必分，到分久必合了。這個循環，在古代中國如此；在近代中國還是如此；在轉型期的中國，尤其如此。我國近現代史上，從袁世凱死後的分裂，到毛澤東生前的統一，就是這個循環很標準的現象。

可是段祺瑞又豈是省油燈呢？他底下那一窩大小軍頭，又豈能視而不見呢？在段的堅持之下，在地方軍頭起鬨聲中，黎總統終於答應讓孫洪伊總長「辭職」（注意：不是「免職」），孫辭職之後便返回國會做韜園派領袖，就更是明目張胆地以倒段為職志了。在此同時，黎總統為安撫孫某，並提升個人聲威，也堅持要段的心腹小徐，非滾蛋不可。小徐滾蛋之後，北京的「警總」，那時叫步軍統領，也就對孫公館，由日夜守衛，變成旦夕騷擾了。好漢不吃眼前虧，孫前總長乃一溜煙，逃往南京託庇于馮副總統了。不用說，馮段這兩位原是同生共死的老友，也就從此反目成仇了。他兩條虎狗交惡不打緊，上有好者，https://read.99csw.com下必甚焉，接下來派系鬥爭的骨牌效應，什麼鳥直皖之戰、直奉之戰，就戰不完的了。可憐茫茫眾生，也就民無噍類矣。

所謂「軍閥」者，便是一個軍人，擁兵自重，甚或割據一方（一區、一省、一縣，乃至一城、一鎮、一鄉、一村），在名義上，他還是國家軍政體制上一個有名分的單位，但在實際的權力運作上，則是個不受政府法令約束，而自作自為的獨立王國。在中國的傳統歷史里，通稱為藩鎮。在中國近現代史上，這樣的一個軍人就叫作軍閥了。「軍閥」這個現代名詞，似乎是早期日本人從西文warlord翻譯過來的。所以軍閥有大有小。大的可以統兵數十萬，佔地數省，自成派系。有時甚至可以暫時取得國家元首的地位，如曹錕、段祺瑞、張作霖等等皆是也。次一級的，如山西的閻錫山、廣西的陸榮廷、新疆的楊增新，和後來國民黨時代的山東的韓復榘、四川的劉湘、新疆的盛世才等等也都是軍閥。再小的，有的只有槍兵數十人，佔領區域不過一兩個小城鎮，但他也可征夫抽稅，自治自為，不受任何法令的約束，做個最小最小的土皇帝。

在《袁氏當國》里，我們對民初的國會著墨無多。因為在那一階段，中國政治圈內的主要矛盾在孫、袁之間。而孫、袁二公著重的都在槍桿，國會所發生的作用太小了。多說了反而浮雲蔽月，有失真相。迨孫公的槍桿被袁公的槍桿打敗了，袁對國會不但繼續任其存在，他對國會之內的國民黨也還禮遇了一陣子。原因是他知道國會裡，有國民黨籍的議員，並不一定擁護孫文，甚至是反孫的政客；更重要的則是，袁還要利用國會來把自己扶正，由臨時大總統變成正式大總統。待他被扶正之後，他就把國民黨籍的議員全部開革了。國民黨的「多數」一去，只佔「少數」的進步黨的國會就癱瘓了。

此一「混合內閣」只是根據最早的提名編製。此時內閣閣員，每月不同。例如外交總長原提唐紹儀，然北洋系各省督軍省長通電反對，段有意改提曹汝霖，又為南方實力派所反對，最後由陸徵祥出任。又如孫洪伊，原職系教育總長，但是教育部在當時是個冷衙門，而孫卻是黎、馮和國民黨系一致支持的紅人，旋即改任新職。但是不論人事如何變化，總是從一原始模式蛻變出來的，終有脈絡可尋，故制此表為坐標，以便讀者按圖索驥，而遞次說明其變化也。

我國民初的議會政治就不然了。我們既不是延續，更不是進化，我們則是「轉型」（transformation）和「西化」（westernization or europeanization），乃至半中半西或不中不西，和所謂「師夷之長技」，或「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文化「融合」（acculturation）。在這種融合的過程中，有個「不破不立」的中間階段。民國初年也就是這個階段的初期。在這「初級階段」（讓我們借用個鄧小平思想中的名詞），孫中山的經驗是「知難行易」，是「破壞難於建設」（破難於立）；胡適的看法是要「打倒孔家店」（先破后立）；毛澤東就急於要「剷除三座大山」（全破再立）……既然不破就不能立，那我們學習西方的議會政治，就十分困難了。因為我們「破」也不夠，「立」也不夠。張之洞之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者，實際上卻是，中學是「包袱」，西學是「皮毛」。結果是（全民的）「包袱」丟之不易；先知先覺們的一點「皮毛」，建立也難。這就是我們民初議會政治，通盤失敗的關鍵所在了。

話說回頭，袁世凱死後，收拾袁氏留下的爛攤子，是非段不可的。收拾之道的第一要務便是解決接班人的問題。這時對接班最有野心、最有實力，也自認為最有功勛的（反對帝制的功勛），實在是馮國璋。但是馮氏的接班卻于「法」無據。袁氏留下的「金匱石室」里，既沒有他的名字，憑新舊約法來接班，他也無分。馮氏唯一希望，是北洋派的團結。如果段能全力支持他接班，在馮、段合作之下，北洋派的實力還是全國無敵的。如今袁世凱不但皇帝未做成，連總統資格也已被取消，原先安排的副總統，當然也已隨之俱去，既然一切從頭來起，則馮之出任總統，當然也不無可借口之處，但這就端賴段祺瑞的一言九鼎了。可是馮在當權的北洋系中，是段的頭號勁敵（是後來蔣介石的汪精衛，斯大林的托洛斯基），段不可能來突出馮氏。經過與徐世昌一番密議之後，段就公開主張由副總統黎元洪「依法」繼任大總統了。至於所「依」者，何「法」？民三的「新約法」歟？抑民元之「舊約法」耶？據說這「依法」二字，是北洋派中，最精的智囊、最大的官僚和最老的狐狸徐世昌點出的。這個「法」是可新可舊，不新不舊的。這一來足使當時全國所有的實力派（包括段祺瑞自己），都可各取所需，皆大歡喜。

據張學良將軍，英雄不論出身低地告訴我，張作霖早年當「鬍子」時代，也是個在東北地方上收「保護費」的張三鬧。後來愈鬧愈大，才被招安當了管帶（營長），以後由團長、旅長、師長、軍長，而總司令，而大元帥。割地為王，他在東北所統治的地區，加上後來「入關」所佔領的地盤，竟遠大於歐洲史上有名的神聖羅馬帝國；最後主政中樞，竟然變成了全國一人的國家元首，雖然他只能統治「九省三市」。

孫洪伊（1870～1936），直隸人，為馮國璋的同鄉。在民國初年的政治圈裡，同鄉是有其特殊的派系意義的（和今日台灣所謂省籍情結大致差不多）。遠在清末，孫氏已脫穎而出，榮任直隸咨議局議長。宣統年間當各省咨議局聯合奏請清廷早開國會時，孫即被推舉為請願團常駐委員。辛亥后，孫出任民元國會眾議員，原屬進步黨，旋轉國民黨。所以孫在中國議會政治中，出道甚早，在各種國會鬥爭中，可說無役不與，是位極有影響力，而善於縱橫捭闔的老政客。因此在段祺瑞於民五（1916）6月組織其「混合內閣」時，孫乃被網羅為教育總長。教育總長在民初北京政府中，原是個冷衙門。段氏顯然知道，孫某不是個省油燈；不敢不加籠絡，同時也不敢過分重用。但是孫某豈是池中物？入閣未幾，他就被調任至極有權力的內務總長了。孫甫上任，他這個善於縱橫捭闔的老政客，就卯上了一個比他年輕十歲的跋扈將軍小徐（樹錚）。一個槽拴不了兩頭叫驢，他二人就廝殺起來了。現在讓我們也看看小徐是老幾？

在全國一致擁戴聲中，黎元洪大總統乃於民國五年（1916）6月7日宣誓就職為中華民國第二屆正式大總統。同時改國務卿為內閣總理，段祺瑞個人原職不動，內閣改組。這也是段所心甘意願的。因為全國各實力派既然都認可了「民元舊約法」，而這箇舊約法，根據民元宋教仁原來的「虛君實相」、「責任內閣」的設計，則中央政府的行政權，實集中於內閣總理段祺瑞一人之手。段祺瑞（1865～1936，比徐世昌小十歲）雖是個崇拜德國鐵血宰相而剛愎自用的軍人，然此人也豁達大度。如今既然掌握中央大權，他也頗希望能贏得各實力派的一致支持。因此他要組織一個包容各派各系的「混合內閣」，以替代他原有的純北洋系的內閣。此一新內閣乃於6月29日，由黎大總統明令公布。其後再由8月間「恢復」了的國會加以追認，不在話下。

在筆者編撰本篇期間，曾時時為最熱鬧的「世紀大審」（Trial of the Century）電視節目所打斷。美國國會這次對總統柯林頓的公審，確是百年難得一見。他們兩黨三院（參眾兩院和法院），和原被告兩造，真是使盡渾身解數。控方不把總統趕出白宮，誓不甘休。辯方則死守宮廷，決不退讓。這是一場最激烈的奪權保權的無煙內戰。全國最高學府，和最拔尖的法學、史學、政治學的權威也都被捲入；全國大小媒體，非劉即項，幾無一置身事外。全國數千萬有政治素養的人民，街談巷議，也各說各話。大家提起耳朵，眾目睽睽，正在進行一樁全國性的公開的政治學術大辯論。不特當事的控辯兩方的訴訟狀，擲地有聲；為雙方助陣的法學、史學、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乃至神學權威的議論之作，亦均深邃之極，有時且文采飛揚；隨時閱覽，真有勝讀十年書之感，真是精彩絕倫。縱是九*九*藏*書一般賣漿煎餅的小市民，和家庭主婦、大中學生的即興評論，均能頗中肯綮，令人擊節。真是不可小視……這就是所謂「美國模式」的最高境界。當然他們各級的大小政客的蠅營狗茍，和我們許多搔首弄姿的可嫌的政客，並無兩樣，但是從政治總體運作來說，我們和他們就無法相比了。對照之下，不特當年在北京、南京只會舉手和抬棺材的議員代表們，顯得太原始了，就是目前在台灣的風雲政客，和他們相比，也不免是小兒科（baby stuff）也。

何以如此呢？這我們就不能不從文化整體來說了。須知，美國非只一單純的美洲國家也。她的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的歐裔美籍公民（European-Americans）至今與非歐裔通婚者，尚不足百分之一也。因此此一純種白人的美國公民的主體，實是歐洲全部白種民族再加上個猶太民族，在美洲的重行大組合，所形成的一個新興的白種民族。他們在文化上，承繼了整個歐洲文明（也就是西方文明）的主流。但是在政治組織和語言上，則直接取自議會傳統最深的英國。哥大口述歷史的創始人—猶裔納文斯教授（Allen Nevins）生前就常說，英語民族在政治上，比其他任何民族都更為優越（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 are politically superior to any other race）。實在不是猶太人替英語民族吹牛。美國革命后，歐洲民族向北美洲大量移民，不特在美洲形成一個新興的混合民族（像古代中國的隋唐盛世），在古老的歐洲文明上，也來個第二次的文藝復興，終使她成為今日世界上唯一的超發展國家。她的政治制度，是對英國的議會政治的「延續」（continuation）和「進化」（evolution），是直線發展的。因此他們縱是三尺之童，都能道其真諦。教育愈高，智慧愈高，則更能舌燦蓮花矣！這就是我們今日「世紀大審」中所見的現象了。

這個「法」，讓我們再重複概括一下。對南方的反對派來說，顯然指的是「民元舊約法」。恢復民元舊約法，不但由黎菩薩來當挂名總統，那失業多年的舊國會議員，八百羅漢，又可重入廟堂，去繼續其縱橫捭闔了。而這個「法」，不論是新是舊，對黎、段二人來說，也都各有短長已如上述。尤其是段祺瑞，他不論做國務卿或國務總理，他對總統對國會，都得兩面開弓，因此對新舊約法也難以取捨，南方反對派既然堅持恢復舊約法，段也就無可無不可了。

再說說近年來把美國政壇弄得烏煙瘴氣，那也是困擾人類最多的佛洛伊德所強調的色情問題吧。

且看此時南方的反對派，原軍務院梁啟超、岑春煊、陸榮廷、唐繼堯乃至孫文、黃興那一夥，則堅決要求恢復被袁世凱竄改了的《民元約法》，和被袁氏解散了的民元國會。從而盡廢袁氏所立之法，和所建的制度。一切恢復民元的老模式，並由原定的副總統黎元洪，正式接任為大總統。如今黎副總統「依法承繼」，不正是南方反對派之所好？

今且將袁世凱死後各省的督軍、省長，制一簡表如下。這個表顯示出中國軍閥時期，全國軍閥分配的基本情況。下圍棋的術語，叫作「布局」。黑白兩方棋手，把整盤棋的「金邊，銀角，屎肚子」，都大體你一子，我一子，作個總體的割據規劃，然後再分區廝殺。每區雙方都要圍繞著可以獨立生存的「眼」，建立根據地，向外發展。先是一縣、一省的各自獨立；然後搞聯省自治，或五省聯軍，或五省、七省、十三省聯盟；最後才逐漸連成黑白兩大陣營，劉邦、項羽，來一決雌雄。下列這個袁氏死後，地方各自為政的督軍、省長的分配，就是民初軍閥割據的總布局，以後的軍閥混戰，就是根據這個總布局，分區混戰下去的；有些地方軍頭的勢力，竟延長了十余年至數十年之久。例如由張氏父子所統率的奉系，直至民國二十年（1931）的「九一八」，才開始崩潰。山西的閻錫山，廣西的新舊桂系，雲南從唐繼堯到龍雲、盧漢，都一直延長到中共席捲大陸，才真正結束。下面的一覽表，就給予我們一幅軍閥時代最原始軍閥分布圖，讀者可一望而知當時的情況。其後的演變，也就不難按圖索驥了。

柯林頓大總統的問題，有許多記者友好不恥下問，我就說這是個美國性泛濫的問題了。若以男女關係之變遷來看美國嬉皮出身的、反越戰、搞「群婚」（communal marriage）和雜交的這一代男女，則柯林頓尚不失為一個good boy也。君不見紐約華府隨處皆有，夫婦同享的色情俱樂部乎？柯林頓與希拉里夫婦，尚未聞涉足其間也。柯林頓之不幸，是他「身在帝王家」。須知，美國的白宮主人在里根時代到來之前，尚無離過婚之總統也。你如有志做總統，則千萬不能離婚。筆者的哥大老校長—艾森豪威爾將軍，原即是個bad boy。他在二戰期間，統軍歐洲時，竟與他的司機女同志相愛，而要拋棄糟糠，去做英國女婿。事為他的上司馬歇爾將軍所聞，馬乃嚴厲訓之曰：艾克（Ike，艾森豪威爾的俗名），你將來還要做總統呢，豈可離婚？艾氏聞訓始止。艾克後來果然做了總統。

就以帝制轉民治這一程序來說吧，在朝中把皇帝轉成總統；那麼在家中，則父權、夫權也得隨之減少的。你不能只在「朝中」把皇帝殺了、廢了，而「家中」還有千千萬萬的小皇帝，穩坐江山，那麼這個民主社會就不是真民主了。其實政治革命易，而家庭革命難也。因為政治革命中的皇帝只有一個；而家庭中的皇帝，則在千萬以上也。你要把這為數至幾千萬的小皇帝，一個個拉下馬，乖乖，那就非幾十年、幾百年不為功了。這隻是一個例子。再看看所謂黑社會，我們所熟知的黃金榮、杜月笙，也都是他們各自幫會中的皇帝。你把這兩位小皇帝拉下馬，試試看要用多少氣力？

總之，我國近現代政治思想家，從康梁到楊度，都是包袱太重，皮毛太輕，而弄權任性，自以為是，才誤盡蒼生的。孫中山比較平衡，但他老人家也說過，「政是眾人之事」。眾人不要干（所謂民智未開也），你一人要獨干，哪有成功之理呢？可是反之亦然。在眾人都要干之時，你一人偏不許干，也是要出紕漏的。小蔣「總統」將來在中國政治思想史上，會有其一定的地位的，那就是他知道時勢不可逆轉，乃因勢而利導之，這就搞對了。民國初年的那個時代，沒有搞議會政治的任何條件。時代未到嘛。但是既然建立了民國，「再造共和」（段祺瑞的豪語），議會政治又不能不搞；搞得焦頭爛額，也是必然的結果啊。形勢比人強，治史者不可厚責于古人也，時代的悲劇嘛。這就是民國初年的政治大樣啊。

我們在上節已提過，孫在國會裡原是反段最力的韜園派的領袖，與擁段的研究系鬥爭甚烈。其志不在小。因為國民黨自宋教仁以來，一直就醉心於政黨內閣。韜園派雖非國民黨正統，且不時有反中山言行，但是孫洪伊在國會之內卻要利用國民黨的多數，對倒段和代之以政黨內閣，則有莫大的興趣。再者，孫更利用「省籍情結」（且借用一個今日台灣的名詞）來離間北洋系。孫與馮國璋是直隸同鄉，因而向馮氏建議說，「北洋系」顧名思義，理應以北方人（直隸人）為領袖嘛；怎能被一個南方的安徽人（段某）所掌握了呢？說得馮國璋也為之感嘆不已。事實上，後來北洋系之分裂為直皖二系，終於引出一陣陣打不完的內戰，孫洪伊這一類的政客，也有其極大的責任的。

世紀末回頭看去，試問他們這種兩敗俱傷，所為何事呢？朋友，這就是那時畫虎不成反類犬的中國議會政治嘛。他們以英美三權分立為模式。結果呢，畫虎不成，中央政府之內，立法、司法、行政，原是美國式的三權分立，卻變成中國式的總統、總理、國會的三權分立了。三權分立的必要條件，一定要司法獨立，而有依法仲裁的絕對權力，是謂之法治。在《袁氏當國》里，我們不引過一段楊度奢談法治的牛皮？虎公（楊自稱）曰：

上述這些荒唐的小故事，都是顧維鈞、李宗仁、張學良等等三朝元老，和他們之下的文武僚屬們所親口告我的；有的也是筆者朋輩之間，包括許多「鳳子龍孫」和「高幹子弟」所轉述的真實故事。較之司馬遷所根據的「街談巷議」，可靠多矣。略記一鱗半爪，以概其餘，作為時代的見證罷了。

總之，不論段祺瑞心意中是如何地矛盾，他最後還是在與北洋派老政客徐世昌密議之後，決定讓黎元洪副總統「依法承繼」，出任大總統。前已言之，這「依法承繼」四個字是徐世昌敲定的。徐世昌（1855～1939），進士出身，晚清時代做過東三省總督，袁世凱時代做過國務卿，號稱「相國」，是北洋派當時第一號的大官僚、大智囊和政壇老狐狸。他這四字訣可說是一言安邦，全國各實力派人人接受，皆大歡喜，因為徐氏並未提出所「依」何「法」，大家就可以各取所需，而暫時合作了。

如今黎之與段，菩薩有時尚能維持廟堂風度，可是他下面的秘書長丁某那頭小鬼，就咽不下那口氣了。他尤其吃不消的是，段總理之下，那個趾高氣揚的徐樹錚，在總統府內，居然也頤指氣使。在他一再地抱怨之下，連黎總統也抱怨起來說：「什麼責任內閣，簡直是責任秘書長嘛。」這種無聊的口舌之爭日久變質，使內務總長孫洪伊也卷了進去。這種人事糾紛，在一個正常的法治國家裡，至多只是一樁茶壺風波罷了。一切依法解決。但是發生在毫無法治觀念的中國，就無「法」解決了。發生了政潮，只有靠第三者來調解。在中國的政治圈裡，哪裡又有真正的第三者呢？大家黨同伐異，就治絲益棼了。結果只有靠武力解決，就槍杆子出政權了。

所以軍閥混戰的歷史，是無法說得完的。以上只是略舉兩個小例子，其他就可舉一反三，毋需多贅了。至於那幾個力能震撼全國，影響及於世界的大軍事集團，像皖、直、奉三系，他們事實上便是「五代十國」之中各自專政四年的迷你小朝代。較小的軍閥，就根據個別情況分別簡述之了。

談一段比較史學之後，讓我們再看看民初袁后的政局。依法則段祺瑞的政府是個責任內閣；黎元洪只是個「虛君」。但是在三千年的中國政治史上，除掉個阿斗和若干「亡國之君」以外，還未嘗有過什麼虛君呢。黎元洪雖是個菩薩，卻不願做亡國之君，更不願在北洋系段祺瑞之下做阿斗。俗語說，閻王易處，小鬼難纏。《袁氏當國》中曾提過，以前唐紹儀總理也曾把袁總統當成個虛君，袁還可容忍於一時，可是總統府里的小鬼，卻認為總統被總理「欺侮」了。因為在中國歷史上哪有宰相欺侮皇帝的道理呢？朋友，要把這道理說得舉國人民都不以為異，這樁洗腦htｔｐｓ://ｒｅad•９9ｃsw•com工作需要兩百年的長時間呢。

在一個有固定型態的社會裡，像傳統的漢、唐、明、清大帝國，社會上有了矛盾，它都有逐漸發展出來的既定製度，來加以預防和解決。像筆者在《袁氏當國》里所說的「迴避制」，從漢朝到清朝的規定，都是本郡人不能為本郡的郡守；非本郡人不得為本郡的郡吏（行政幹部）。在「郡吏」一條上，明清兩朝雖稍有變通，但是本省人不能為本省督撫，卻是鐵定的，不許違背。如果辛亥革命之後，此一迴避制繼續有效，則民國時代的地方軍閥，「迴避」一下，猛虎不能歸山，他們就不會那樣無法無天了。試問如把張作霖調到四川，韓復榘調去雲南，龍雲調到東北，在「非本郡人，不得為郡吏」的規定之下，他們遠適異鄉，光桿一條，恐怕也就黃牛掉到井裡去，有力難使了。

國會是今後五百年的中國，必不可缺的一種政治建制。至於它在最後落實成怎樣的一個「定型」，今日似尚言之過早。只是它是個與民國俱生的，在民初雖然作用不大，畢竟是值得一敘的制度，下文當以較詳盡的篇幅概括之，或可為今後有心法制者，做點備忘工作也。

上列簡表為筆者根據政府公報等官書，及當時媒體報導輯成的，只是讓讀史者知其大略情況足矣，細說就太瑣屑了。例如蔡鍔督川未逾月，即因喉疾去職，舉參謀長雲南人羅佩金自代；北京政府亦調貴州人、黔軍將領戴戡為四川省長，四川本省軍人劉存厚等不服，終於引起川、黔、滇三軍輪流火併，死人如麻，成都城內民居被毀者數千戶。羅佩金被迫率部逃回雲南。黔軍被包圍殲滅，省長戴戡被殺。北京中央不能制，只得承認既成事實，任劉存厚為四川督軍。自此四川便成化外。本省籍大小軍閥，砍殺無已時，為各省之最。迨抗戰軍興，國立中央大學遷往重慶沙坪壩時，且遭阻力。本省分裂主義者竟斥為「文化侵略」，豈不可笑。斯時筆者已在重慶，親聞之也。固知喜歡搞獨立分裂者，並非某省某省而已也。再看看陳宧之接長湘督的故事吧。陳宧，鄂人也。督湘命令方發表，便惹起湘人大嘩。陳宧夾尾而逃之後，譚延闓乃乘虛而入，北京中央也只得承認既成事實。自此湘人治湘，湘人驅湘，湘人殺湘，湘人也就被本省軍閥蹂躪得民無噍類矣。事實上，國民黨北伐，也就是從湘人驅湘（趙恆惕驅唐生智），和湘人還湘（唐生智、譚延闓打回老家去）開始的。

黎元洪自己當然更是夢寐求之。但是他雖於法有據，卻為政無力。黎氏自從叛孫投袁，脫離革命陣營之後，早已變成個全無班底的孤家寡人。他的政治地位，全憑約法為斷；只要新舊約法有一個恢復有效，他就是法定的接班人。至於新舊約法是否可以恢復，段祺瑞當然更是個關鍵人物。至於黎對新舊約法的態度，也是各有喜惡的。依新法，他便是個權力極大的獨裁總統；依舊法，他雖是個虛君，卻可援引反段的國會，來對抗段的「責任內閣」。

且把這些現象再「概念化」（conceptualize）一下，我們可以說，傳統中國的社會也是個「多重重心的社會」（amulti-centered society）。每個重心之中，都各有其小皇帝，和小朝廷。

但是這就是政治啊。莎翁說，脆弱呀，你的名字就叫女人。搞政治制度的學人也可說，政府呀，你的名字就叫保守。柯林頓這個嬉皮大總統，他把最放蕩的嬉皮生活方式，帶進最保守的政治圈內，忽然遇到一個年輕貌美的女嬉皮陸文斯基，來投懷送抱，他那嬉皮背景，和白宮的清規戒律，就發生矛盾了。因此在不知不覺之中，就做了佛派史學中最大的實驗豚鼠，跟袁世凱做皇帝，和汪精衛當漢奸一樣，一失足成千古恨，雖咎由自取，實在也只是一樁形勢比人強的時代鬧劇啊。台下免票看戲、讀史者真不時為之捧腹也。

筆者之所以不厭其詳，在這裏細說幾位政客的意氣之爭者，就是想舉例說明，在一個沒有法治基礎的落後國家裡，幾個政客的意氣之爭，都無法解決，那麼遇到國有大政待決，像後來的參戰案，就會把一個政府，甚或一個統一的國家，鬧得四分五裂了。

袁搞垮了國、進兩黨的國會之後，本想組織一個御用國會來做他的橡皮圖章。可笑的是，他那時還去古未遠。這個地球上除掉皇帝之外，先進的國家裡，還未見過第二種獨裁製度，所以他搞來搞去，只搞出個半吊子的「參政院」來「擁戴」他做皇帝，終於弄得短命而死，遺臭萬年。他那時如果只做個黨主席，或黨總裁，如後來的蔣、毛二公者，則段、馮二將，又怎敢搞窩裡反？蔡鍔小將，又何敢稱兵犯上哉？朋友，袁的時代還太早嘛。蔣、毛二公那套「現代」本領，他還未練出來呢，所以他就吃癟了。因此在袁的時代，國會尚未構成個奪權的單位，寫歷史的人，也就讓他老人家暫時靠邊站了。可是在段祺瑞時代就不同了。黎、段二人此時旗鼓相當，都獨裁不了。黎要利用國會以反段；段則要利用北洋系的地方軍閥來制黎，國會就不再是「橡皮圖章」，或「擁戴機構」了。因此現在倒是我們應該把他老人家揭揭底的時候了。

楊度這話，原是卑之無甚高論。梁啟超就譏笑他自己也做不到。筆者在拙著里也一再強調，我們中國人如想做到這一點，非兩百年之歷練，不為功也。時近百年了，當年黎段諸公，墓木合抱矣。試問我們華裔朝野，從海內政客，到海外華僑，除掉打麻將之外，哪個大小政團、內外社區、商業團體、學術機構，有過真正的法制民主？沉痛言之，我華族沒有也。讓我們靜默三分鐘，心平氣和地想想，真是沒有也。是耶？非耶？豈不怪哉？

與此同時，孫洪伊亦正四處奔走，聯絡國民黨籍議員，在國會內為馮國璋競選副總統。經過三次激烈投票，馮國璋終於獲選，如願以償（為李宗仁於1948年當選副總統前之第一個副總統的民主競選）。黎總統並特許馮氏，援他自己以副總統駐節武漢前例，讓馮副總統兼領江蘇督軍，擁重兵駐節南京。這一來不特黎段之間的「府院之爭」就表面化了，袁氏死後北洋系的軍權也就一分為二了。最不幸的是黎的心腹、密典機要的總統府秘書長丁世嶧，竟然也是個資深的韜園派分子，在國會中與孫洪伊相表裡，策動反段，也就使一位原是孤家寡人的黎總統，益發想運用國會為奧援，並聯合北洋系的第二號巨頭馮副總統，來共同對抗，甚或罷免那位倚賴北洋系軍力而剛愎自用的段總理了。

在這新閣里，段對一向反段最力的國民黨系，也逾格優容；對黎元洪總統的心腹如張國淦，當然更有特別的照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