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守屬官計有「郡丞」一人，總管百僚，首領諸吏。舉凡太守屬官之愚賢功罪，率由郡丞署其行能，課其殿最。然太守府組織至為龐大。因之其中屬員之賢愚功罪勤惰之考績，則另置「功曹」一人專司之，是為專察太守府內之屬官者。至於屬縣之政治得失，縣令長之賢愚勤惰，則別由「督郵」察之。督郵承郡太守命不時巡行，專察屬縣的吏治得失。

丞相府猶且如此，則郡太守、縣令長更無待言矣。是故太守出典一方，率以禮聘當地俊彥為郡吏。如西漢孫寶為京兆尹，征名士侯文為吏不應，寶乃遇之以賓禮，與之為布衣交，時人美之。故漢代太守之徵聘郡吏也，直同在位者之「趨士」，因之側身官府者多引以為榮，非同在下者之「慕勢」也。故一郡名流歸之如水之就下也。以故官府之所在即是一郡名流薈萃之所。上下之間以禮讓相維繫，以法令為依歸，在下者不卑不亢；居上者不縱不抑。後世失之，遂流為官場逢迎之儀式矣。

且人民與政府之間無截然鴻溝，以其地之民而治其地。如郡縣屬吏，對行政長官，既可作積極之佐治，復可作消極之監督。既為負實際責任之政府官吏，復為變相的參議員，負有行政、監察、建議的多重意義，故於一郡縣之行政得失，所見尤深。即有建議，亦不至於流之空洞；而興利革弊亦能便捷從事。試以之與今日民主政治之地方人民參議會制，作一比較，正不知其孰得孰失也。而郡太守一秉中央為治之原則，以其民，治其地，而總其成。長官幕僚相互依賴，故地方既不致失其向心力；郡守亦不得以政入私門而劉公得道，雞犬升天也。

漢制郡太守屬官率由太守自本郡察舉孝廉方正之士為之，統謂之「郡吏」；然他郡非本郡人不得為郡吏。以故太守承命出典一方，不過率本郡人民為治。因此下聞易於上達，舉直錯枉，施政得宜。郡太守則一本中央政令為治，有專殺之權，總攬政綱，導民為治。權至重，位亦等。故其屬吏雖率為本郡人，亦不敢阿黨蒙蔽，致使太守有運用不靈之弊也。

後世之言法治者，政府官吏上下之間，但有法定的關係。在上者恆恃法以繩下；在下者至多亦不過守法免過而已，彼此之間，無精神上的聯繫。以故居高位者每至運用其政治地位，辭嚴色厲，奴役屬僚；居下者亦易流於敷衍公事以取悅長官為能事，而恬不以為恥；甚或承奉長官顏色，用招恩寵。即有賢者，亦難免失其敬業樂群之心腸。但求無過而已，不能發揮其最大的工作效能。以故官吏上下之關係，如非划若鴻溝，即侵幸阿黨。流風所至，清正之士每視從政為畏途，而戒懼斂足。如此則國家行政場合遂為宵小徵逐之鄉矣。

我國民主思想起源甚早。戰國時代的孟子便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居統治階級的趙威后亦說：「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皆看清以人民為本位。至二千年來的專制時代，雖亦暴君迭出；然在一般正常狀態下的君主，總不敢過分專制如西方之暴君然。「朕即國家」的統治觀念，在中國二千年來的專制君主，並未被過分濫用。一般君主治國均能正常地保持著制度精神，且我國曆來的政治制度往往含有高度的民治精神。吾人試一觀漢代的地方政治便是如此。

吾人在世紀之末的觀光客，站在巫山十二峰之巔，俯視三峽之中千帆齊下，大小船夫、袁皇帝、蔣總統、毛主席，乃至最近以香檳澆頭的小馬哥，強顏歡笑的阿扁哥……或沉或浮，亂成一片，千里江陵一漩渦，看得好不清楚。但是身在船上的操舵者，面對削壁險灘，波翻浪滾，生命交關，何由得見呢？他們自己並不清楚的故事，搞歷史的人卻不能忽略。一個一個的慢慢來交代，現在還是先談談袁皇帝的後遺症：

而一郡之司法則由「決曹」司之。決曹主治獄，司一郡之民刑法。一郡之治安則由「誡曹」司之。誡曹主緝郡內盜賊，維持一郡安寧。另外更聘郡內明達士人組織「議曹」，專備太守顧問，議政治得失。是皆由太守選拔本郡中俊秀士民任之。各有專職，分層負責，統名之曰「后曹」，亦即太守之幕府也。而由郡丞統領之。故郡丞襄贊太守，實際負責。亦即蔣委員長所說之「幕僚長」也。

袁世凱在身敗名裂、憂憤暴卒之後，他身後留下的爛攤子，無人能夠收拾，其後遺症至今未了，我民族可就跟著吃苦了。

筆者在不同的拙著里曾反覆地解說過，從宏觀角度來看中國近代史的發展，是有其必然性的：那就hｔtps://ｒeaｄ•９９csｗ.cｏm是帝制向民治轉型，眾星拱北，萬水東流，這是任誰也改變不了的大趨勢，是個歷史的「必然」。今後兩千年，至少是今後五百年的中國是個「民治」的中國，是任何人都無法否定的、扭轉的。

是故一郡之軍政財大權，率操諸太守一人，則地方政治之良窳端賴乎太守一人。一郡治亂之責，亦由太守一人是問矣。因之地方之監察機關，亦專察太守一人。漢代之地方監察官為「刺史」。刺史之官品（秩）次於太守，僅六百石；然權責至重，專以刺舉太守過失為事；太守有功，亦得奏褒。一般職責是「奉詔條察州」，非條所問，即不省，劃定刺史監察許可權，不得逾越。所謂詔條凡六，即：「一條，強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強凌弱，以眾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背）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為奸。三條，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淫賞，煩擾刻暴，剝截黎元，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祅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正令也。」（見《前漢書·百官公卿表》顏師古注）

試觀此六條所定，即為專察太守，六條以外不舉。刺史如越俎代庖，超出六條範圍，往往得罪，故刺史不察「黃綬」（黃綬秩在二千石下）。蓋太守屬官選罷之權既率操諸太守，其功過賢愚，既有「功曹」、「督郵」等為之考績，則屬官有罪，太守自不能辭其咎。如西漢宣帝時，涿郡太守嚴延年即以察舉不實貶秩。故刺史但集中注意力監察太守，而無干預地方政治之弊。

再翻翻歷史，回頭看看袁世凱：袁氏在民國二年（1913），鎮壓了二次革命，削平了國民黨的三藩之後，是何等聲勢？乘此聲勢，他就應該虛懷若谷，好好地為國為民，做點善事。但是他不此之圖，卻要起邪心，做皇帝。結果就因一念之差，摔下鋼索而粉身碎骨。朋友，試問老袁為何失敗，而失敗得那麼慘？他是被風流小將蔡鍔打垮了？非也。朋友，袁世凱就因一念之差，而為全民所棄也。悲夫！

而維繫此優良的政治制度，自亦有賴於為政得人；而為政得人，端賴乎政風之高雅清正，而漢代政治即能充分表現其雍容儒雅之政風。上下一以禮為紀綱。居上者，既作之君，復作之師。不以位高權重而倨傲；居下者，既為之佐，復為之賓，揖讓相處，不以居下為卑賤，以故政風高雅，無後世官場之陋習。以故郡守一旦徵辟，則名流節士歸之。雖微人皂吏衙役，亦能不失純正。以故但有賢明在位，不親小事，亦可一郡大治。如兩漢知名之士，每多為毫無行政經驗之匹夫，然一經政府徵辟作不次之遷，亦有擢為郡守，一郡竟能大治者，良以此故。後世相傳有所謂「卧治」為美談者，良非史家專美之辭也。及觀乎後世之政治場合，一味以官術相尚者，能無慨然。

漢初諸呂之亂時，顧命諸大臣，咬定了一個「非劉不王」的原則，並聲明「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試問當時諸大臣對劉氏真是如此效忠？非也。朋友，他們都是一批了不起、有遠見的政治家也。他們為的是奠立一個穩定的中央政府，為萬民造福也。我國古代本有所謂「傳賢」、「傳子」的兩個傳統。但是他們知道傳賢，牛皮而已。傳子才是個「可行的制度」，可以加以不斷地改進也……在古代史上能和中國平起平坐的只有個羅馬帝國了。羅馬帝國就是在這方面敗下陣去的。羅馬帝國晚年出了三十個皇帝，就有二十九個被殺掉。朋友，將貨比貨，你能說我們中華帝國所行的不是個「較好的制度」？

地域龐大、人口眾多的大帝國，第二個大問題，便是鬧分裂，搞藩鎮跋扈，軍閥盤踞。我國最早的帝國政治家，對此也有最適當的安排，能防患於未然，化之於無形。為此，除掉短期的唐末之外，漢宋明清一傳數百年，都未發生太大的問題。你看近在眼前的晚清七十年，動亂若斯，有沒有軍閥橫行呢？你說人家是封建落伍，三座大山。

再者，漢代地方政治之特點，更以其富有民治之精神也。試觀太守受策出典一方，儼然唯我獨尊矣。然漢制非本郡人不得為郡吏。故太守隸屬諸曹，率由本郡士民任之，佐九-九-藏-書治其郡，是不啻以其民治其地，而由太守總其成。郡丞統領后曹為幕僚長，率百僚佐太守為治。以本郡人蔘太守幕府。既如以「科員政治」目之，則負一郡之實際之政治運作；而既以同郡人組成太守府「后曹」，則不啻為一變相之參議會也。且復以學有專長之士組「議曹」，佐太守議郡政之得失，直是一專家委員會，作太守之顧問機關，太守但秉中央政令，維繫對中央關係，擘畫大計，總其成耳。故漢代的地方政治能得乎民治之長，而不致失其向心力也。

筆者不學，亦不幸而有幸，就生在這麼個轉型中期。幼年所受的，也就是這麼個不中不西、不新不舊的轉型教育。青年期治史也是個不新不舊的初生之犢，對所見所聞的感染，如軍閥橫行、國共黨爭，也寫了些大胆的假設之文。認為當權者除舊太過，布新不足。今日重寫《袁氏當國》，每憶及青年期所作亦未必全無道理，有時甚至自慚老來思路反不若青少年期之銳敏。所恨少年之作，歷經國難家難，十九皆毀，近偶自昔年報刊中，發現若干舊作，試重讀之，自覺尚不無可用之處。今自五十六年前之《中央日報》，檢出一篇青年期舊作，便自覺其頗能解釋袁世凱所留下的爛攤子，何以終於變成了民國時代軍閥的溫床，其禍至今未已？無他，除舊太過，而布新未足也。乃將舊篇自殘報中複印一份，復刊之為拙篇之「附錄」，以乞教於方家也。

而漢制則不然。漢法雖嚴，然官吏上下之間的關係則一以「禮」為紀綱。上下之間除有法定的關係之外，復以「禮」維繫之。長官屬僚，職分主屬，而禮同賓主。長官以師長態度以遇僚屬。而屬僚之與長官則行師弟子禮，上下以揖讓相處，無後世之官僚惡習。故以一代大智大賢，無傷于屈為小吏。雖處至卑之位而能安之若素，良有以也。試觀即漢代丞相府屬官之與丞相，亦僅行師弟子禮，白錄不拜。丞相有事于屬僚，亦稱「請」，而不曰「召」。屬吏有過，司監察者據以報丞相，丞相親按之，如三日不白其冤，即暗示所控屬實。被控者即自行引退，絕無傷于個人人格之尊嚴。務使被控者內心感愧，啟發其良心，而冀其知恥也。蓋雖為大聖大賢，不能無過，如偶一不慎遂受難堪之侮辱，則氣節之士，將視補吏為畏途；而不肖者，則日久亦恬然受之不以為恥矣。

今日試一回顧我國政治制度之沿革，莫不祖述漢制。流變二千年，舉凡中央地方之設官升職，幾皆不脫兩漢制之範疇。且後世因襲漢制，往往失其原意而流弊滋生者。蓋後人之因襲漢制也，有但取形式，而忽略其用意者。或有模仿其用意，而失其人治之精神者，幾經流變則變質矣。

竊以兩漢之盛，基於民生之安定富庶，政治修明實為民生之本，而地方行政尤為國政之基。或謂兩漢政治頭重腳輕，實則漢代中央政局，雖仍限於帝制政府寡頭政制之格局，而其地方政治組織與運作，卻于無形中早開民主政治之先河也。

其外中央朝廷復不時派遣大員巡行郡國，訪問民間疾苦，以補刺史之不足。是為漢代之地方監察制度。

我國有獨立機構的地方政治，至秦始皇統一海內，大規模地廢封建置郡縣后始正式確立。然嬴秦祚短，規模粗具遂遭覆滅，而漢人承之，截長補短，地方政治之規模乃大備焉。

最後，大帝國里的草根老百姓，總得有個和平安定，善有可褒，惡有可告，安身立命，有保障，有公平的社區生活。這一點在我們傳統帝國里的正常狀態之下，都有其可圈可點之處。當中西兩文化在16世紀、17世紀初次接觸時，康熙、乾隆的中國，未必就不如路易十四、路易十五的法國。雙方是各有短長也。不幸在19世紀之末，在雙方較勁之下，我們敗下陣來，破了產，社會文化、政經制度，就被迫轉型了。在轉型期中，新制尚未奠立，舊制已玉石俱焚了。凡事沒個標準可循，舊社會出身的政客（如袁世凱）就暈頭轉向，莫知所適，不得已就只有乞靈祖宗，反動回頭；革命陣營出身的政客，就食洋不化，自以為是，而胡作非為了。

十里曰「亭」，亭有長。凡民年五十六以上無役歸田裡者，斯可為亭長；是時一亭內人民之領袖也。故亭之制實為漢代社會組織之最小單位。亭長辦公處設有亭卒二人，其一專司亭辦公處內之雜事，如司管鑰啟閉門戶等，曰「亭父」；另一亭卒主維持治安緝捕盜賊者，曰「求盜」。是即今日西方之地方警察制也。亭長有權，可持「三尺板」（委任狀）捕盜。亭內設有「五兵」，由亭長於農暇時課人民習武事。亭內附設有「公舍」。凡政府官員過境之徭役等事，由亭長理之，與人民無涉。此在交通不便的專制時代，實為必需。故亭之制度實為漢代地方社會組織之最小單位；亭長負有維持一亭社會福利之實際責任。十亭曰「鄉」。鄉民中舉年高德劭能率民為善者一人為「鄉三老」。職掌一鄉之教化。另舉「鄉嗇夫」一人，掌聽訟事，收賦稅。另舉「游徼」一人，習人民以五兵，並主徼巡防盜賊。是蓋真有實力，專司捕盜，而與亭內之「求盜」之僅為維持治安者異矣。是三者所司規模較大，故設於鄉之下。是皆由鄉民推舉年高德劭者任之，非政府之命官，故曰「鄉官」。是鄉官皆出諸民選者也。

真正之地方政治單位則為「縣」，有萬戶以上之大縣長官曰「縣令」，減萬戶者曰「縣長」。令之秩（級別）自千石至六百石；縣長之秩則自五百石至三百石。是為政府命官。屬官有「丞」、「尉」各一人。其秩由四百石至二百石不等。丞司文事；尉任武職。統屬於縣令長。其外復按縣中戶口之多寡，舉民之年高德劭者，自「鄉三老」中選出「縣三老」，及「孝悌」、「力田」常員（今曰委員）若干人。所謂：「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民之本也；三老，眾民之師也。」換言之，即是選縣中年高德劭負有物望者，參議縣政。縣中丞尉雖亦為有秩之官吏，然與縣三老等立於同等地位，分庭抗禮；既可以事相教，參議縣政得失，復可消極地監督政府。是為一縣之組織。

筆者不學，曾在不同的拙著里，一再說過：我們那個有兩千年歷史的帝國文官制，不是個「最好的制度」（best system），但是它和與它同時的其他文化相比，它卻是個「較好的制度」（better system），至少是個「可行的制度」（functional system），所以它才能延長至兩千年之久，而沒有消滅。

且刺史無定治所。官署所至，隨遇而安。蓋株守一隅既易受蒙蔽，且與郡太守私人間接觸過密，亦難免發生個人恩怨，而流於舉刺不實也。刺史不時巡行以聽取民意；每歲復于秋分時作定期巡行，以便人民欲有控訴而有所期待也。刺史既專為監察太守而置，以一刺史之彈劾或褒奏即可決定一郡太守之黜陟，不若今日之監察使欲有所舉措，必須三人聯署始發生效力也。

而一郡之國民軍訓，則由秩比二千石之「郡尉」司之。漢制民年二十三始傅，即今之壯丁登記也。民年二十三即為及齡壯丁。及齡壯丁，如期至郡，由郡尉領受軍訓。于每歲農暇時之八月，會同郡太守、縣令長舉行「都試」，視人民體格及志趣之不同，分別施以「輕車」、「材官」、「騎士」等之不同訓練。近水之郡，復有「樓船」之訓練。統由郡尉司之，而由太守集合縣令長於都試時，課其殿最，授予資格。故郡丞實掌一郡武備，邊郡郡尉之下且有武職屬官，曰「司馬侯」者。故郡尉既司國民軍訓，復兼司捕盜，維持一郡治安，猶今日省內之保安司令，且兼師管區司令之職也。

一般說來，總以為我國在君主時代，便完全為君主專制；一般大權都操諸君主一人。國政之良窳全視君主一人之賢愚以為斷，人民無絲毫治權；然歷觀我國史實，則殊有不盡然者。

其縣政亦復如是，縣吏既出諸察舉，更有所謂「三老」、「孝悌」、「力田」者，皆一縣年高德劭之士。與縣丞尉以事相教，議政治得失，是亦不啻一參議會也。是亦漢代政治之特點，不幸傳至後世則變質矣。

袁所留下的後遺症便是全國皆兵，軍閥橫行，民無噍類了。在最糟的晚清七十年，並沒有什麼軍閥嘛。何以袁氏一死，便弄得軍閥遍地呢？這就是轉型期的悲劇了。轉型期中九九藏書，新興的制度還沒有建立（至少要兩百年的時光，庶幾有望），而舊的制度則可毀之於一旦。在新舊交替的真空期，就民無噍類矣。

我們要知道，袁世凱在稱帝之前，中華民國原是個統一的國家啊。中央政府也是個可以駕馭全國的政府啊。袁大總統在一般黎民百姓和知識分子之間的聲望，是遠在孫前總統之上，至少不在當時的中山之下。連蔡鍔將軍當時對所謂「黨人」也頗感不耐。筆者在《袁氏當國》中就提過，二次革命期間，蔡鍔（時為雲南都督）就曾發過擁護中央、痛詆李烈鈞造反的通電。當時又有誰能夠逆料，三年之後，蔡李二人又聯袂率領護國一、二兩軍，北伐討袁。這又是誰之過呢？千不是，萬不是的是，袁世凱在一念之差中，上了兒子的圈套，要做起皇帝來。這一失足，他自己遺臭萬年不打緊，卻使我們的國家民族，幾乎也被拖到萬劫不復的絕境。這純粹是個歷史上的「偶然」嘛。袁世凱之想做皇帝，原是一念之差搞出來的嘛，是啥鳥「歷史的必然」呢？丘吉爾在打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痛定思痛，就曾在他的二次大戰回憶錄裏面，舉出過好些例證，來說明「偶然」怎樣改變了歷史的方向。

節要而言之，禮治與法治相互為用，則禮治不致流於頹滯；而法治亦不致流於冷酷，故能政風穆穆，而政府與人民之間亦庶幾無截然之鴻溝也。以故西漢郡守雖如黃霸、龔遂之寬和，而吏無驕縱不法之習；即如嚴延年之酷，而屬僚亦不乏良吏，良有以也。至後世此風漸頹，晉陶淵明乃有折腰之嘆矣。

這個可行的制度，可行在何處呢？再三言兩語交代一下。我國自秦皇漢武以後，必然和偶然的因素交互為用，使我們的「政治社會結構」（socio-political structure）走進了一個「國家強於社會」（state stronger than society）的特有的模式。在這個模式里，最大的問題，是強有力的中央政府能維持長期穩定的問題。而長期穩定的關鍵則繫於中央政府的接班制，也就是繼承製。解決這個問題，智慧加機運，我們的祖先選擇了「帝王傳子制」（注意：不傳女），它能夠一傳至十代以上而不出大紕漏。這是在歷史上打破金氏紀錄的政治制度，為其他任何文化所無也。

漢人既奠定了實兩級的地方政治制度，流變至今日的中國地方政治制度，猶未脫其範疇。故漢代之地方政治允可稱為中國地方政治之典型。且吾人如仔細研究漢代政治制度，便可知不特其創製立法之美與夫用意之深長，至今日猶有其獨特之價值；而漢代地方政治之富有民治精神，尤為特色。較之20世紀最新的民主制度猶未多讓焉。

試觀漢代之實兩級地方政治，太守出典一方，中央即付以專治一方軍法政財之大權，及選舉進賢之責，獨掌士子上進之途，有專殺之權，集一切大權於一身，儼然一土皇帝。然行之百年，不特流弊絕少，且治績斐然者，實有賴於監察制度，與人民參政制度之得法也。刺史不干涉地方行政，實行其超然監察制，且專以監察郡太守為事，故行政與監察對峙，各自發揮其最高效能，而無相互牽制之弊。

可是，從微觀的史學法則來觀察，則這條通向太平之洋的長江大河，每個階段都是反覆無常的、捉摸不定的。「共和不如帝制」；「選舉我是絕對不相信的」；「民主專政至少再搞二十年」…‥還有舉不盡的語錄，和不夠資格叫語錄的語錄呢。但是這些「反覆無常」、「捉摸不定」的小階段現象，卻改變不了「萬水東流」，或「權力滑坡、獨裁專制、逐代遞減」的大趨勢。看不清這一「歷史的客觀實在」的政客，必然就會在時代的潮流上落伍，終於被歷史斗垮、斗臭。袁世凱的悲劇，就是他的時代背景，和知識條件，使他無法看清這個大潮流的總方向，而誤走回頭路的結果。

漢代之地方政治為實兩級制。地方之政治單位為「縣」；而縣內最小之社會細胞為「里」—人民聚居之村落也。

吾人研究漢代地方政治制度，固知其創製之九*九*藏*書完備與用意之深遠矣。然猶不特此也。制度之優良固可補人事之不足，然漢代地方行政之基本原則，及其人事制度之完善，則尤有足多者。西漢中興令主孝宣帝曾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見《前漢書·元帝本紀》）三者並用，換言之，即厲行法治，而不傷儒道雍容的精神。以儒道調和法治，故漢代政風至為純正。漢武帝時董仲舒輩即首倡以經術飾吏事。至宣帝時懲武帝之嚴酷，政重寬和。故漢宣帝時之政治風氣，尤為高雅清正。官場陋習甚微。

而縣直屬於郡。縣令長向郡太守直接負責。各郡所屬縣多寡不等，頗似今日之行省，所轄區域至廣。故一郡之政治如同一具體而微的中央政府。其郡太守之設官分職亦模擬中央政府之丞相府。一郡之軍政財大權，操諸太守一人，由太守直接向丞相負責。太守專政一方，權至大，體制亦等，因此太守之得人與否關係至大，以故西漢的中興令主孝宣帝曾有「與朕共治天下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之言。漢制太守人選須由丞相擇人推薦，再由天子察之真除。太守初除拜時，須由天子召見，「入殿受策」。策也者，即中央授以為治之原則。其有「即拜」（便道赴任不入殿受策）者，然非常制。太守專治一郡，則于歲末派遣「計偕」至京師上「計簿」（政治報告書）于兩府—丞相府及御史府—述職。每季—春夏秋冬—之第一日上財政收支報告之「見錢簿」于大司農。故郡太守與中央政府之間維持密切聯絡，所謂「堂陛之間，不甚闊絕」也。

故漢之刺權至重矣。然官階則至卑，秩不過六百石。以六百石之小官而專以彈劾二千石之封疆大吏為事，則其行使職權時之兢兢業業，亦可想見，如是則庶不致有刺舉不實之處。蓋位卑則不濫行其權，職重則可專行其政也（引顧亭林《日知錄》語）。正即以其官階低，而職在專打老虎不捕蒼蠅，故刺史既有其自尊心，復可啟發犧牲精神；故能遇事不逃避，不塞責。以故漢代中央對地方官吏之考績，率一聽刺史之報告以為斷。

民國時代最上層的政客，差不多都是天堂地獄之間的邊緣人。因為他們所處的時代是個波濤翻滾的轉型期。前型（有兩千年歷史的帝國制度）已毀；后型（今後兩千年的民主制度）未奠。他們一般都是忽前忽後，不知所適地在兩型之間走鋼索橋。上有光明燦爛可望而不可即的天堂；下有怪石嵯峨、陰森險惡的萬丈深淵，一步踏錯，或一念之差，便會墜入谷底，而粉身碎骨。他們自己遺臭萬年不打緊，索橋被他們弄斷，全民族也隨之滑坡，屍填溝壑，彼岸無期。這種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最明顯的例子，就是袁世凱和汪精衛了。汪氏當年如不因誤聽他那心際狹小而又生性潑辣的老婆之言，在一念之差中，當了漢奸，抗戰後在蔣公弄得捉襟見肘、無路可走之時，就是「汪先生」的天下了。哪還輪到胡適之、李宗仁來做總統呢？而中國共產黨的政權之所以能在中國歷史上出現，其第一個「千古功臣」，絕不是張學良；張也向不以此自居。他甚或公開地說是他當年犯了錯誤，雖然他並不改悔。少帥就曾向筆者說過，他是以部下身份，陰謀反對長官，他自己的部下，如果也以同樣陰謀反對他，他早就把這人槍斃了。換言之，他如果是蔣介石，他早就把他自己槍斃了。所以他對蔣之關他五十年，毫無怨言。少帥近一百歲了，據說頭腦還很清楚。此語可復按也。中共的「千古功臣」，更不是日本軍閥，而是當年內部傾軋無已時的國民黨本身啊。國民黨自己胡搞一通，才搞出個共產黨來，哪能亂怪他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