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所述都還限於中國政壇上冠冕堂皇的表面文章呢，歷史家如揭開他們舞台後面的幃幕，看看他們台後的運作，就與台前頗有不同了。因為在民國政治史中的政爭，和其他歷史上的政爭，也只是大同小異的，那就是政治背後往往還有其經濟暗盤也。首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也是國際關係史上所謂秘密外交的高潮期。表面的公開外交是一套，暗盤中的秘密外交又是另一套。一次大戰期間，也是世界歷史上國際間秘密條約最為茂盛的時代。君不見，我們轟轟烈烈的愛國「五四運動」，不就是因為中日之間的密約曝光，而爆發出來的？從秘密條約搞起，對本國或異國當權派，和有影響力的政客軍閥作經濟之賄賂，那就更是不在話下了。

不過，朋友們，我們也不能專門迷信柏楊先生，只顧醜化自己同胞。其實所謂先進國家那些不可一世的洋人，也照樣醜陋呢。有名的英國紳士，該是民主運動歷史上最標準的模式吧！你知道他們唱「虛君實相」這出樣板戲，唱了多少年，才唱出點名堂來？從1688年「光榮革命」開始，人家搞虛君實相，搞了好幾百年，才搞出一套兩造相安的制度來呢！其間鬧革命、鬧復辟、誅議員、殺大臣，不但醜態百出，更是人頭滾滾呢。看人家挑擔不重，我們只看人家美麗的結果，不看人家醜陋的開始，就以為我們包辦了醜陋了。這是個制度轉型必有的現象嘛。從比較史學的角度來看，我們的成績，尤其是黎段之間的府院之爭，還不算太見不得人呢！

上面的例子還只是唐氏以親戚身份，私人干政；國會就不同了，它是中央政府中三個分權單位之一。它如遇事必反，把政府所制定的政策，當成政治皮球，在議會中踢來踢去，這個中央政府便要擱淺了。今日台北政壇的混亂，多少也似乎與這個傳統有關。

既然在軍閥橫行之下過日子，我們也就可以把「軍閥」二字慢慢來下個定義了。什麼叫作「軍閥」呢？「軍閥」便是在王綱解紐、法紀蕩然、制度癱瘓的情況之下，政府體制中以統率軍隊為職業的人，據其部隊為私有，下級不服從上級，全體不服從中央，中央不服從一人，這種完全不受國家法令約束，或對國家法令陽奉陰違，而習於自由行動的武裝軍官，不論大小就是軍閥了。

綜上所述，我們就不難知道，在中國歷史上合久必分，是從治世退化到亂世，而分久必合則是撥亂反正，再從亂世恢復到治世。但是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中國傳統的「改朝換代」，或洋觀察家所說的「朝代循環」，它是從一個崩潰了的帝王專制，經過一番換湯不換藥的「分合程序」，再迴轉到另外一個相同的帝王專制，依樣畫葫蘆，照本宣科，從頭來過。新朝的一切設施，都有「前朝」的藍本可循，新舊兩朝之間的循環程序像三國前後，從西漢換成東晉；南北朝前後，由東晉換成隋唐；在五代十國前後，從唐朝換到宋朝。各朝懲前毖後，稍加改進，依樣畫葫蘆，這葫蘆，就容易畫了。因此一些流氓、無賴，利用農民起義，打平天下做起開國之君來，也可以做得像模像樣，不離大譜，照樣可以造福生民。

鄧公如果是個史學教授，上台講授早年中華民國政治史，他那套「三個政府論」就完全正確了。袁世凱之所以要做皇帝，就是要把那行不通的三個政府變成一個政府。後來皖直奉三系政客把個北京政府搞得一團糟，也是因為那「三個政府」的制度，在中國實在行不通之所致。

我們要知道，近代中國的根本問題，從宏觀史學的角度來看，它有兩個重大事項，有待解決：

現在言歸正傳，再看看黎段二人在吵些啥子？袁死之後，北京政府由他二位來接班。他二人，一個是總統（黎）；一個是總理（段），二人的工作關係如何界定，就只有依靠所謂《民元約法》之中的幾十個字了。讀者如不憚煩，為明了他二人之間的所謂府院糾紛，我們還得把袁世凱時代所遺留下來的憲法問題，稍事溫習一下，才能說得清楚。

據顧氏回憶，在他第一次出使華府時，適逢袁死段繼。國庫枯竭，官府薪餉不繼，財政總長陳錦濤，乃連電顧使在美國試舉外債，以渡難關。顧氏奉命之後，乃使盡渾身解數，在美國銀行界尋覓不帶政治條件之放款。並盡量避免舊有借外債之陋規，壓低利息，為中國舉債六百萬美元，以濟北京政府的燃眉之急。交涉完滿解決，北京大樂，優電褒獎。顧亦私心自慶，斯為中國政府舉借外債以來，條件之合理與優越，均為前所未有之創舉。殊不知正在此歡慶期間，顧家突然收到岳丈大人、前國務總理唐紹儀拍來的急電。嚴囑顧氏停止此項交涉，註銷此項外債。顧氏接電之後，夫婦皆為之驚詫不已。顧如遵岳丈之囑，一通電話，便可立刻中止此一外債之簽署，則北京政府便立刻陷入經濟危機，段內閣即有倒閣之虞，國家勢必再遭動亂，前途可能也就不堪設想。

但是國會畢竟是人多勢大的機構，段系只是一些舊式軍人和政客，他們一不會組黨來以毒攻毒，二不會發動革命群眾來助紂為虐。他們只能利用便衣軍警拿零星小錢，來僱用街頭失業遊民，甚或乞丐妓|女，來組織所謂「公民團」，以最可笑的方式來包圍國會，作其下流的反擊。反擊無效，他們就動刀動槍來對付國會了。秀才遇到兵，這「民元老國會」，終於被張勳的槍桿解散了。

從大處說，當年黎段當政時代的國會裡，就有兩大皮球被踢來踢去，最後鬧垮了段祺瑞內閣，引起軒然大|波，使尚在襁褓之中的議會政治癱瘓到底，天下大亂，至今還令人談虎色變。這兩大皮球，第一是「制憲」，第二便是「參戰」。

更可嫌的是他們人多勢大，而位尊祿厚。他們個體的年薪，平均為六千銀元。以當時購買力來計算，足夠購買至少一千擔華南的稻穀，或相同數量的華北大麥。這在當時餓殍遍地的中國之任何一省，都是個特大號地主的收入。另外，國會每次會議時，與會者更享有「出席費」的高額補貼。至於山珍海味的宴會，花酒、鴉片、賭博的酬酢，就更是家常便飯了。這與當時徹底破產的中國社會中億萬民眾的貧富差距，未免太大了。他們事實上，與當時貪污腐化的軍閥官僚，是一丘之貉。但卻是統治階層中，最大的一個官僚集團，哪能算是人民的代表呢？

迨袁氏暴斃之後，南北統一，全國稱慶，南方的護國派乃聯絡繼任大總統黎元洪，堅持恢復《民元約法》和「民元老國會」為南北恢復統一的主要條件。所幸當時身任國務總理的段祺瑞，對新舊約法之選擇並無成見，蓋按「新約法」主政，則直承袁世凱之衣缽，雖是段之所望，然改依「舊約法」主政，實行「責任內閣制」，亦正是現任內閣總理的段氏之所好也。因此在黎的堅持、段的支持之下，黎段的新政府就廢除了袁氏的新約法，而改行舊的《民元約法》了。

所謂「參戰案」者，便是1914年7月，歐洲的德奧與英法兩幫帝國主義之間，忽然爆發了一場國際戰爭，後來演變成「第一次世界大戰」。這一戰爭雖然發生在歐洲，因為戰爭雙方都是白色帝國主義，它就必然牽涉交戰各國在亞非拉澳四洲的殖民地了。中國那時正是交戰兩方的次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而日本其時則是英國的同盟國，因而日本也就學模學樣的，做了個外黃內白的「香蕉帝國主義」，加入了英法一幫的協約國，對德宣戰。日軍既然不能遠赴歐洲去參戰，他就向在我國山東半島的德國租借地開戰了。他不但佔領了膠州灣和青島的德國租借地，他甚至把中國整個的山東半島，也給霸佔了。並乘歐洲列強無暇東顧之時，向中國政府提出「二十一條要求」，要把中國乾脆變成日本的殖民地，事詳《袁氏當國》。

我們要知道，台北今日所實行的議會政治中，一些肢體抗爭的現象，只是大陸當年搞議會政治的遺傳而已。一脈相承，沒啥稀奇也。今日台灣，李「前總統」，和呂「副總統」，都不要做中國人了。但是他們政治血液的因子，還是地道的國產嘛，想做真正的日本人，也就很不容易了。大陸上，今日之所以堅決否定議會政治者，朋友，您看看博物館中，民初國會中的硯台，和今日台灣鬧選舉的亂象，您或許也會同情他的恐懼的。大陸太大，亂不得也。

這也是轉型期所避免不了的現象吧，這種不新不舊的政客，他們所表現的新舊之長，往往遠不如他們所保存的新舊之短。前篇已言之，這種政客，在民初所組織的各種大小政黨就不下三百余個之多，參眾兩院的議員，往往身兼數黨，而且朝秦暮楚，為著一己政治利害，而變換無窮。

或問：議會政治，在今日先進的民主國家裡，都是全民景仰的體制，何以行之於中國，就糟亂若此呢？答曰：在先進的民主國家裡，這種議會制度，都是數百年不斷地實踐，慢慢地一級一級發展起來的結果。我們來個速成班，搞東施效顰，一步登天，哪有這麼容易呢？ｒｅａd.９9cｓw.com百年回首，時至今日，21世紀了，且看台灣的議會政治，是否還有待改進呢？大陸至今對它還視為毒蛇猛獸，望而生畏，碰也不敢碰一下呢。

第二，民國初年，也算是時機巧合，正碰上了一個傳統式的「改朝換代」的問題也正待解決。因此新舊問題攪在一起，政治社會的病情就更為複雜，更難對症下藥了。改朝換代的老問題是什麼回事呢？最簡單明了、最通俗的歷史哲學便是《三國演義》上所說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問題了。毛澤東說：「千載猶行秦制度。」我們這個打破世界政治史紀錄的「秦制度」，其興衰是有其「周期性」的。它通常是只能維持兩百年就要來個「改朝換代」了。清末民初，不幸正碰上這個「改朝換代」的周期。此時老朝廷腐爛到底，氣數已盡。縱使沒個現代的革命黨要打倒它，它也要自動地改朝換代了。

中國的著眼點則集中在山東半島，因為日本志在戰後，承繼德國在山東的殖民地而擴大之。中國要抵制日本，收回山東半島，就非參加戰後和會不可。要參加將來的和會，目前參戰而成為戰勝國，實為必需也。

我們要知道，一個正常運作的國家，不論帝制或民治，總得有個維持社會安定的法統。老實說，當代中國所謂「轉型運動」，也可說是從一個老的、不合理的維持社會安定的舊法統「轉」到一個新的、現代化的、比較合理的新法統。

事有更可悲者，則是西方民主政府的三頭馬車，原是行政、立法和司法之三權分立也。「院」指的是「法院」，而不是「國務院」。因此我們民國初年所搞的，事實上只是「兩頭馬車」—「府院」和國會，或行政與立法分立而已。他們把「法院」一直當成個冷衙門，被遺忘得一乾二淨。因此在民國初年，中國所搞的只是個兩頭馬車，已搞得亂成一團，真正地搞起三頭馬車來，哪還得了？甚矣，議會政治之難學也。

一百年快過去了，今日我們回頭看去，所謂憲政運動，在民初中國，似乎只是笑話一場。這就叫作「文章不與政事同」了。但是在當年的國會裡，他們卻搞得煞有介事。黎總統當時對政黨政治就表示支持，段總理，尤其是段之下的省級軍閥和政客，對他們就存有戒心，而要加以壓制了。

我們作為轉型最後的目標，是現代化的民主政治，不是誰服從誰的制度。把它翻譯成中文也有個十八字訣，那就是：「上下各有職守，彼此分工合作，大家依法行事。」在先進的民主法制國家裡，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關係便是如此的，這就和中國式的「下級服從上級……」那十八個字，在制度上完全不一樣了。可是，這一套所謂「民主法制」，是完全與我們政治傳統相違背的洋東西。我們要把它全部學會而掌握之，非數百年不為功也。民國時代一時學不到，大家搞起議會政治來，其結果反變成既不分工，又不合作，更不依法（例詳下節）。哪能不打他個頭破血流，弄得「民國不如大清」呢？

筆者本人在離開大陸之前，也曾在我母省安徽當過一陣編輯和記者，個人所見所聞的選舉故事，也是筆難盡述的。此處談點個人的觀察，絕無意低貶前賢老輩，我只是覺得「形勢比人強」的歷史古訓。我們近現代中國的政治社會文化轉型運動，是分階段前進的。時代未到，新體制不但是無法躐等推行，甚至不斷地在洄水中倒退，而且愈退愈遠。

在老黎心目中，乃至在他身邊，為他撰寫文告的「巴黎人」饒漢祥先生的忠告里，他是一國元首，下級服從上級的最高上級，掌握著「印把子」，號令全國，怎能做橡皮圖章，只蓋印不管事呢？

可是黎元洪何以反對參戰呢？說穿了，黎與段至此已是勢成水火的政敵。凡敵之所好，我必反之，已成為轉型期中國政壇的公式（包括國共兩黨當政時期）。更重要的還是，黎此時是一位徒擁虛名的政治領袖，但他卻有其被利用的政治價值。這時剛剛恢復建制的老國會，和國會之中的多數黨（老國民黨各派系），和他們現時在野的老黨魁孫中山，以及當時盤踞西南數省的實力派，像原護國軍首腦、現任雲南督軍的唐繼堯、廣西督軍岑春煊、廣東督軍陸榮廷，也都聲明反對參戰。在他們的影響之下，京滬各大都市中一些商學團體也反對參戰，並在北京政府中公開表示擁黎反段。這一來，中國是否應該參戰的問題，黎段兩派，就旗鼓相當，政府也就隨之一分為二了。那位原無政治實力的黎大總統，在各實力派一致擁護之下，也就頂起了「反參戰」的半邊天了（關於參戰辯論和輿論的原始文件，上引《北洋軍閥（1912～1928）》，第三卷，頗有選錄，見頁56～199）。

首先是美國參戰以後，協約國在歐戰中的最後勝利已十分明顯，因此中國應該參加協約國，庶幾在將來的國際和會上，有爭取勝利果實的權利。

當時馬克的國際匯率，僅略低於美元。百萬之數，在當時中國是嚇壞人的巨款。它對其後的中國內戰，所謂「護法戰爭」，是有其決定性影響的。我們勢將繼續討論下去。留待後文再說吧。

筆者記憶中，幼年時，曾知道我鄉的農村小鎮里，出了個諢名叫作「魏三鬧」的「魏督辦」，他擁有槍兵二十餘人，為一鎮之長。他在當時的政治體制中，原是一個低級的民團（美國今日叫作militia）小隊長。想不到一次軍閥混戰中，他的上級都不見了，他就變成我們這一鎮的「督辦」了。他可以隨意征夫、抽稅以自給。我們全鎮也仰賴他防盜、防潰兵，而予以由衷的擁護。後來政治秩序恢復了，新建的地方政權，動搖不定，對他既不敢、也不願強加管束。因此他這個督辦，仍然是我行我素，做其頗有生殺之權的小土皇帝。這就是筆者幼年所親見的一個軍閥細胞了。

在拙著《袁氏當國》中，我們曾提到民國元、二年之間，袁世凱和國民黨之爭的問題也在此，那個原有的「老制度」沒有了，按議會政治的規則來解決政治糾紛的「新制度」，孫袁兩方都還不諳此道，對之置若罔聞，不願遵守，大家就搞起「槍桿出政權」了。孫的槍桿被袁的槍桿打敗了，孫袁雙方就都要恢復秦始皇的老辦法了。孫在野，只能口說；袁在朝，就真的搞起上述的十八字真言了。在袁氏搞帝制運動之前，他也的確做到了，中國在表面上也真的恢復了短期的安定，革命黨人不投降的，就只好到股票市場去打打股票的主意，以了餘生了。

洋人研究中國歷史，像已故費正清先生的「劍橋學派」，就把這個現象叫作「朝代循環」（dynastic cycles），咱們自己則叫作「改朝換代」。改朝換代的程序，便是羅貫中所說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了。在羅貫中有興趣的「三國時代」（220～280），這一分合程序，長至六十一年，下一個由分到合的「南北朝時代」，則由於外族入侵、五胡亂華，發生了比較複雜的「以華變夷」的同化過程，這一分合程序竟延長了兩百七十余年（317～589）之久，到唐宋之間的「五代十國」，可能是由於內外在情勢都比較單純，所以只「分」了五十三年（907～960），就恢復統一了。

問題是：軍閥時代固然如此，根據我們讀史的經驗，不特他們的帝制時代的前輩早已如此，他們的國共兩黨的後輩，在後軍閥時代也還是如此啊。試看「甲午戰爭」（1895）前後的翁李兩派，對中日和戰的辯論與鬥爭，和「戊戌變法」（1898）時的帝后兩黨，他們之間的鬥爭誤國，比黎段二人嚴重得多呢！

有的讀者，讀拙著至此，不免心有難安。認為「國父一代聖賢」，怎能收受外國的賄賂呢？須知中山是一位不治私產的革命者。孔門弟子不是也說過，只要大德無虧，小德出入可也。他們那時搞革命的人，往往也認為革命無道德，以成功為道德。為著爭取革命的成功，則何事不可為？這一概念，對倫理學家來說，可能有保留餘地。但是近現代革命家，很多都是奉為圭臬的。當然它也不會有傷于中山先生的日月之明也。

至於西南各省的軍頭，為何也反對參戰呢？那就更不難理解了。他們所反的事實上卻是北洋系這一政治實體，而非「參戰案」這個政策。因為時僅一年之前，在反袁世凱帝制的「護國戰爭」期間（1916年春季），他們初次擺脫了北洋系的控九九藏書制，頗嘗南北分治的政治甜頭。如今袁去段來，北京政府雖然少了個皇帝，然北洋系控制北京政府的本質，卻是換湯未換藥也。加以他們原來又都和革命派甚為接近，雖然無愛於國民黨，但是他們原和黎元洪一樣，也都以民國的締造者自居，對北洋系的軍閥，忌嫉與憎恨兼而有之。如今眼見段派北洋系以參戰自肥，他們以反參戰為借口，而達其擁黎反段的目的，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首先是這八百羅漢之中，卻沒一個羅漢，是由中國老百姓真正投票選出來的。他們原是各省區之內，對革命有功的革命派和立憲派（老保皇黨），甚或是一些特地為競選議員而組織的各種社團的頭頭，相互鬥爭和協調，再經過各省縣的咨議局或省議會（也不是民選的），和各省都督，分別指派出來的，他們沒有選民。嚴格地說，他們也不代表老幾。他們之中當然不乏才智之士，如胡適所說的「了不起的人物」。可是當時北京的政治環境，尤其是這個羅漢廟，卻是個逐漸腐爛的政治醬缸。任何才智之士（包括梁啟超），一旦投入，為時不久，就會變成一個黨同伐異、爭吵不休的北京特產的幫閑政客。

再者，抗戰後，我自己也具有選民資格了。在1947至1948年，所親眼看到的立監國大代，也絕少是真正選民票選出來的。參選的候選人，其主要競選的地區，不在他們參選的省縣，而是在南京四處請託。當時大陸上最現代化的選區，上海、南京應該是模範了。可是我在先岳吳開先先生逝世后，一次和上海區選出的立委馬樹禮博士閑談，馬公就告訴我說，當年在上海參加選舉，「沒有開公點頭，是不可能當選的」。其所以然者，是當時立監國大代的名額的分配，已由國民黨各派系，和民社、青年兩黨議定了。競選者只能在各該黨派中和自己的同志去競選，與社會上的一般選民，關係不大也。吳開先先生當時是執政黨、CC系駐上海監管選務的要員。沒吳氏點頭，任何競選者，都難得冒進了。上海尚且如此，其他落後地區，尤其是民國初年，那就更不用談了。

前節已言之，黎段二人的工作關係如何界定，就只有依靠《民元約法》上的幾十個字了。一旦他們府院兩造，對這幾十個字的意義，發生了疑問，由誰來解釋（釋憲）才算正確呢？縱使另有權威（大理院）解釋清楚了，有誰能來強迫兩造服從（司法）呢？兩造縱使都願意服從國家的法律，則每項政治設施和處理，都得有其特定的法規（行政法）呀！這樣一來，豈不是法令如毛了？

經驗豐富、觀察入微的當年的國務總理顧維鈞先生，就曾經告訴我一則他親身經歷的，和他岳父唐紹儀齟齬的小故事：

迨民國的第一個國會在民國二年（1913）之初正式誕生，新成立的國民黨，在選舉中大勝，成了國會中的多數黨，年方三十三歲的多數黨魁、野心勃勃的宋教仁，正預備按他自己主稿的《民元約法》，來組織「責任內閣」，想不到他竟因此而招致殺身之禍。其後在「宋案」的骨牌效應之下，孫袁雙方都不依法行事，自此槍桿出政權，新成立的中華民國也就再無法統之可言了。

當袁世凱接替中山為第二任「臨時大總統」時，這部《民元約法》也是他就任總統的法律基礎。按約法規定，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是一種「責任內閣制」，總統只是個榮譽職位。可是這項革命黨人試圖限制袁氏獨裁的設計，很快地便被袁氏所逆轉了。當時中華民國的第一任內閣總理，袁的老友、國民黨的新黨員，和孫中山的小同鄉、新朋友—唐紹儀，曾認真地加以推行。但是他只做了兩個月責任內閣的閣揆就掛冠而去，繼任者就變成袁總統的鷹犬了。

就在歐戰正酣之時，我國朝野，尤其是對歐戰有「研究」興趣的知識分子和政客，也就發生了中國應否像日本一樣地去「參戰」的問題了。就在這研究中和辯論的當口，歐戰轉劇，德國於1917年2月，宣布了他在世界五大洋，各公海中，為封鎖協約國的海上物資供應，而實行其所謂「無限制潛艇政策」。這一來就直接影響了美國的對外貿易了。

可嘆的是，他兩方傾軋，重點不在福國利民，而是以各該系的本身的利益為主。因為兩系都不是「選民」選出來的，沒有對選民負責的問題。所以他們既不代表任何社會階級，也不代表任何社會團體。因此他們爭吵的內容，就純粹以各該系政客最狹隘的私利為出發點了。這也就把最高級的「議會政治」，低貶成最低級的「幫會政治」了。事實上，上述所詬病的，不是英美式的議會政治，而是畫虎不成，走了樣的中國式、走火入魔的「幫會政治」。

更可嘆的是，段祺瑞這位現成的閣揆，在國會內也沒個他自己的政黨。國會之內雖也有極少數，有心擁段以自重的小派系，甘心作為段的御用鷹犬，但是這些自稱「中和系」的小黨派擁段原屬借勢，影響力太渺小了，造不成氣候，因此段要組閣，就非向其他黨派，尤其是人才濟濟的國民黨借材不可了。

雖然那時政府之內，也有許多「了不起的人物」（胡適語），像梁啟超、王寵惠、顧維鈞等人，但是他們只是九牛一毛，一毛要牽動九牛，那就是幻想了。這些洋東西，直到20世紀，60年代、70年代都還不能掌握，民國初年的政客、官僚和社會大眾，就更是花崗石頭腦了。花崗石中所保存的就只有所說的「下級服從上級，全國服從中央」了。讀者賢達，您千萬不能以「現時觀念」來厚責古人啦！思想轉型是有其強烈的階段性呢。一切都是黑貓白貓慢慢地摸索出來的，慢慢地培養出來的，哪能一索即得呢？明乎此，我們就知道，黎段兩個老軍閥，把個府院之爭，鬧得水深火熱，就更不難理解了。

總之，咱中國佬，要想掌握這套本領，恐怕至少還要半個世紀的苦苦磨鍊呢。近百年前，我們的老輩政客，看人家挑擔不重，畫虎不成，就出笑話了。

原來在武昌起義之後，革命派試行組織共和政府時，他們本來決定以美國政府為藍本，實行「總統制」。等到後來中山決定讓總統大位於袁時，為防止袁氏獨裁專制，黨人乃又決定放棄美國的總統制，改采法國式的「責任內閣制」。因此以宋教仁為首的法制委員會，乃由宋氏執筆，於一夜之間草擬了一部具有憲法效力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草案》。旋經參議院三讀通過，並由臨時大總統孫文於民國元年3月11日，明令頒布施行，是為中華民國的第一部基本大法。這就是中國制憲史上赫赫有名的《民元約法》。

在上節我們不是提到傳統中國有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周期」問題嗎？合久必分就必然會出現王綱解紐、法統掃地、藩鎮跋扈的老現象。這一現象發生在近現代中國，就是所謂「軍閥橫行」了。

效驗明時方論定，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20世紀中國，史有明文，國共兩黨的黨史家，如秉筆直書，不為親者諱，我想這該是絕對否認不了的、絕對的事實吧！哪能專怪「軍閥」呢？我們這群「醜陋的中國人」（引一句柏楊名言），尤其是政客、黨棍，何以下流至此，這就發人深思了。

從表面上看來，段在北京政府之內的政治基礎，既然如此脆弱，以黎元洪為首的反段派，對他難免就有其過分輕視的心理了。黎元洪的錯誤，便是他得意忘形，眼看段老總在北京政府之內變成個孤家寡人了，就居然把他「撤職」，這一下他就觸動了一個極大的馬蜂窩，群蜂齊出，督軍叛變，黎老總招架不了，就只有逃之夭夭。這一來，再經過一番「張勳復辟」的鬧劇，此後在「安福系」控制中的北京政府，才真正地成為皖系的天下。此是后話。

秦始皇以後，兩千年來，在傳統中國里，維持社會安定的舊法統是什麼回事呢？引用一句《毛語錄》里明確記載過的老話，那就是「下級服從上級，全國服從中央」這十二字真言了。那是毛主席從共產黨鬧革命，鬧出來的經驗之談。

再談談三頭馬車之一的國會吧。袁死段繼之間，那時各派政客和南方軍閥，爭得最厲害的，便是恢復《民元約法》和「民元老國會」，兩者在當時都是神聖無比的，但是讀者知否？所謂民元老國會，也是我國近現代史上，第一個只結不散的，沒個固定任期的萬年國會也。這個國會的上下兩院，共有議員八百七十餘人。他們是在民國元、二年之間，經各省「選」出的代表，在民國二年（1913）4月8日正式就職開議的。在這民國史上號稱「第一個正式國會」里，國民黨原是第一大黨，宋教仁便是想運用此第一大黨來組織責任內閣，而招致殺身之禍的。

試看段祺瑞這位所謂「責任內閣」的內閣總理，在古今中外的議會政治史上，哪有個責任內閣之內，負責內政、外交、財政和海軍的重要閣員，都由反對派（opp九-九-藏-書osition）的政客來充當呢？有之，則只有段總理一人了，真是打破金氏紀錄。因此，在這個既非內閣制，也非總統制的荒謬情況之下，誰也弄不上軌道。形勢比人強，史家就不能厚責于兩位還是相當可敬的老軍閥了。

因此，朋友，上述的老制度、老法統，不論是如何地封建反動和不合理，它卻是在中國一行兩千年、有效率的制度。我們既然搞不出個新制度來代替它，弄得無法無天，全國大亂，那就反不如保留這個有效率的老制度為佳了。這也就是民國初年的老百姓，抱怨「民國不如大清」，當前大陸上某些保守的中國人，還在懷念「毛主席時代」的道理了。這也是「歷史三峽」中，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時時都要發生「洄水」最主要的原因了。這也就是民初的黎段交惡的癥結所在了。在他二人之間的政治運作，沒個制度可以遵循，維持舊中國安定的下級服從上級的「老制度」已經不存在了；依法分工合作的「新制度」還沒有建立起來，他二人之間一旦發生了疙瘩，不論是大是小，不論為公為私，都無法和平解決了。把話說清了，則黎段之間的問題不得解決就沒什麼費解了。

皖系的政權既然靠的是地方軍閥的支持，這些地方軍閥又是什麼回事呢？這兒也有稍事澄清一下的必要。

由「宋案」而引起的「二次革命」（1913年夏季），雖然導致孫袁決裂，但袁世凱對國會中第一大黨的國民黨卻曲予優容，因為他要利用當時的國會，來選他做中華民國第一任正式大總統。袁氏當選了之後，於10月10日正式就職。國會正在進行制憲，並曾推出中華民國制憲史上「第一部憲法」，所謂《天壇憲法》。可是這部憲法還有待政府正式公布施行時，袁就在國會中找個借口來驅除國民黨議員了。結果有四百三十八名國民黨議員的議員證，于同年11月5日被袁勒令吊銷，國會失去了開會的法定人數，這個所謂「民元老國會」就被解散了。其後在外籍憲法顧問的鼓勵之下，袁就炮製出一套適合他理想的「新約法」，並於1914年5月1日公布施行。

更可笑的是，段祺瑞這個封建傳統出身的老藩鎮，也沒有把自己上司真正當成虛君的習慣，他也認為黎元洪是他的上級，是應該享有若干實權的大總統。因此段系人物中只有個精明強幹、有現代頭腦，而自視過高的政客徐樹錚，真把《民元約法》當成護身符，而敢於去黎的總統府替段總理背黑鍋，不時地頤指氣使一番。因此，他這位秘書長也就變成反段派的眾矢之的。黎大總統和黎系人物，非把他趕出國務院不可。這也就是拙著前篇所說的徐孫（洪伊）之爭的關鍵所在了。

孫中山的「二次革命」（1913），被袁氏削平之後，袁當上了正式大總統，經過一番手腳，便廢除了那個實行「內閣制」的《民元約法》，而於民國三年（1914）5月1日，另行頒布一套實行「總統制」的「新約法」了，故事複雜，事詳前篇，此地就不須多贅了。

筆者作此事實的敘述，一般讀者看來，可能認為是在說故事、講笑話，來奚落我們的段總理，其實這是個真實的故事。您怎能相信，在後來「參戰案」的高潮期，國民黨籍和黎系閣員聯合辭職，真逼得我們這位個性倔強、不善周旋，而又剛愎自用的段老總，真的一個人到國務院去辦公，而上其獨人班呢？黎總統就因為這位老軍閥的國務院內只剩他一個人了，乃一不做、二不休地，下令把他「撤職」。這一下才引起北洋系督軍的聯合造反、溥儀復辟，一大串的政潮來，迫使他向外國使館逃難，最後還要恭請老政敵—段前總理，回來收拾殘局的荒唐故事。到時再詳敘吧。

袁死之後，由於南方護國派的堅持、段的同意，「新約法」再度被廢除，《民元約法》和「民元老國會」也就隨之於民國五年（1916）6月底8月初，相繼恢復了。

若論部分國會議員之反參戰，其所反者，實際上亦系北洋系之專政，非參戰之政策也。中國參戰與否，對他們實在非關宏旨。若在任何情況之下，能使北洋系政府垮台，由國會議員來組織責任內閣，則參戰與否，原不在話下也。

為著「反參戰」，中山接受了德國的大量酬勞，在當時是早有蛛絲馬跡的，國民黨的黨史家，對此也微有所述。但是數目多寡，兩方授受的詳細情況，卻是個不解之謎。一直到二戰後，德國國家檔案被全部公開，再經過精通德語的資深華裔史家李國祁博士，對該項檔卷的細心翻閱，始案情大白的。

再者，按約法，黎總統雖是個「虛君」，但是按揮之不去的中國傳統，中國歷史上除漢獻帝和劉阿斗之外，有幾個國家元首真是虛君呢？黎元洪這位開國元勛，又怎能甘心作漢獻帝和劉阿斗呢？他不但自視是段的上級，那些擁有軍政實力的南方的革命派和護國派群雄，也都要利用他來和北洋系爭權。有了這些南方的實力派作後盾，他就更不是虛君了。

在參戰案初起之時，歐洲戰場中對立的協約和同盟兩集團，對中國的參戰與否，都極為重視。對協約國的英法來說，日本既已參加了協約國對德作戰了，中國再隨之加入，德奧在亞洲的勢力，不用說就全部掃地出門了。中國雖是個老大無用之國，她卻有無限的人力資源、廉價勞工、原料和市場，能補協約國之不足。還有就是日本，乘歐戰方殷，在東亞渾水摸魚，已勢不可遏。日本曾為英國在遠東的貿易之勁敵，為久長之計，制衡日本，為戰後重返亞洲著想，英法兩國都有強拉中國入夥參戰之必要。

再者，在一個革命家看來，中國問題之徹底解決，是個革命成功與否的問題。不幸的是辛亥革命半途流產，革命果實被北洋軍閥攔路打劫去了。現在「革命尚未成功」（中山口頭語），弄得民國不如大清。目前中國的當務之急，是打倒軍閥，完成革命。如今袁去段來，軍閥盤踞如舊，全國上下，還要擁護軍閥，乘勢壯大，去參加歐戰，豈非捨本逐末？所以孫中山就反對參戰了。孫中山當時在國內是頗享清望的，在他的號召之下，商學各界，就深受影響了。

再看后軍閥時代，國民黨之內的汪蔣之爭，蔣李馮閻之爭，甚至CC與黃埔之爭，相形之下，黎段之爭，都是小巫見大巫呢。

總之，這個轉型期的北京政府，實在是個黎段共治的兩頭馬車。黎認為段祺瑞是由他特派的部屬，組閣時閣員的遴選，他也是責無旁貸的。因此，黎的心腹股肱—孫洪伊，也就應運出任段內閣中炙手可熱的內務總長了。段雖視孫為背上之芒，段派中的徐樹錚更視之為眼中之刺，亦無可如何也。

按《民元約法》，北京政府原是實行「內閣制」的，但是在黎段聯合當政時期，這個北京政府卻變成個既非「內閣制」，也非「總統制」的非牛非馬的政府。這也就是當時北京政府之內，派系鬥爭的最大的亂源所在了，何以如此呢？原來按政黨政治之常規，實行內閣制的政府，理應由國會中的多數黨的黨魁，來組織所謂「政黨內閣」。可嘆的是，這次恢復了權力的國會，原已殘破不堪，卻沒個多數黨可以組閣，更沒個可以代替段祺瑞來出任內閣總理的黨魁。

這時美國的對歐政策，本是偏向于支持協約國的。只因國內德裔公民阻力太大，一時尚需維持中立。迨德國的無限制潛艇政策一宣布，尤其是美國郵輪被襲擊之後，美國便於1917年4月6日，向德國宣戰了。美國既然參戰了，美總統威爾遜也就有各種理由，邀約中國一同參戰。美國對中國的邀請書一旦發出，中國政府如何響應呢？這在北京政府之中，和全國輿論之上，就發生中國參戰與否的現實問題了。

李博士二戰後留學德國，返國后曾任台灣南港「中央研究院」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所長有年，接觸廣泛，著述豐盛，中外咸欽。關於此項發現，李教授在著述之餘，也曾在南港「近史所」和台北「國史館」都做過公開報告。筆者有幸亦曾親往旁聽。「國史館」主持人，當時是曾經孫國父耳提面命的黨國元老黃季陸先生。黃公也公開認為此項報告乃十分難得的一手史料。既是可靠史料，就該認真處理。

第二個更嚴重的政治皮球，就是「參戰案」了。

可是，發生在近現代中國的「轉型運動」，就不是單純的改朝換代或朝代循環了。它是立國基本制度的轉型，是一個「改朝換制」的運動。我們要從一個東方式的、帝王專制的傳統「轉」到一個現代化和西方式的民主議會政治上來。這個一轉百轉的、現代化的、改朝換制的轉型運動就千頭萬緒了。

至於這最近的一次，讀者諸公婆，您和我所及身而見的「分合」過程，若從袁世凱死亡之年（1916）算起，到「人民政府」宣布成立之年（1949）為止，這段中國歷史上，最近的分合過程，雖然是文化轉型和朝代更迭，兩病齊發，患者更覺痛苦，但是為時也只有三十四年，算是比較短的一次了。當然，海峽兩岸，時至今日，也還在「分」裂狀態之下。若談真正的「合」而為一，恐九*九*藏*書怕還有一段時間要等下去呢。

事情之更有滑稽者，段祺瑞既然在議會政治上如此無知和窩囊（naive），那為什麼這個總理位子非他出任不可？這我們就得說清楚段氏政治實力的根源所在了。段的政治力量，是建築在他對當時北洋系所把持的地方藩鎮的影響之上。這些藩鎮老爺的現代名稱，便叫作「地方軍閥」了。我們讀史者，不是動不動就說民國初年那個時代是「軍閥時代」嗎？的確，那時中國的政權是落在軍閥之手，他們並且有個鬆散的組織叫作「督軍團」。而這個督軍團內，手握重兵的督軍們，大半都是段祺瑞的門生故吏。他們為著群龍無首的實際需要，也是由於所謂舊道德，或封建道德的心理作用，促使他們都以段總理、段老師馬首是瞻，這就是段的潛勢力所在了。

反參戰的理由何在呢？說來也是大可理解的。就以孫中山先生來說吧，站在一個民族革命家的立場來看，第一次世界大戰，原來就是一場白色帝國主義搶奪殖民地的戰爭。我們這個深受帝國主義之害的中國，有什麼理由來參加他們帝國主義之間的分贓戰爭呢？

在宏觀史學的遠景之前，議會政治蓋為將來中國必有的客觀實在。但是它在早年的中華民國，和現在，都還可望而不可即，一般人民和當國者，都被幫會政治（像「文革」時期，「四人幫」那樣的政治）嚇昏了頭，便錯把「幫會政治」，當成「議會政治」了。

在老國會恢復之初，首先老的「國民黨」和「進步黨」都萎縮了。前者的骨幹乃另組其「憲政商榷會」和「政學會」（後來南京國民黨政權中「政學系」的始祖）一類的小組織，以便在當時最熱門的政治事件中，實際參加，併發生影響。一些滄海遺珠的國民黨員，則仍然株守于其老巢，什麼「客廬派」、「韜園派」和「丙辰俱樂部」一類的小組織。總之，原來號稱「國會中第一大黨」的「國民黨」，是被一些親孫、離孫乃至叛孫的小組織代替了。

對同盟國的德奧來說，中國一旦對德奧宣戰，不用說他們在中國數十年來所享有的一切外交特權、租借地和所有的經濟設施，立刻就化為烏有。他們留在中國的所有商人、官吏和情報人員，全部都要被作為戰俘而失去自由。所以柏林也就使出全身解數，派出最資深專家和有影響力的外交家，挾大批馬克，來華活動，並暗中資助（事實上也就是賄賂了）反參戰人士反參戰到底。口頭工作效率不夠，雙方對中國各實力集團，就用美金、馬克作重貲賄賂了。

上篇我們曾提到，在袁世凱死後，他的兩位接班人黎元洪、段祺瑞很快地就勢成水火，兩不相讓。二人斗得你死我活之後，終於把個統一的中國，弄得一分為二。骨牌效應，直到今天，還無法複合。話說到底，他二人為什麼非斗個你死我活不可呢？為什麼他二人鬥爭後遺症的骨牌效應，又拖得如此深遠呢？一般史家都見怪不怪，認為這隻是兩個軍閥的爭權奪利，在那無法無天的軍閥時代，不管是哪一派軍閥，爭權奪利都是免不了的，有啥稀奇呢？至於他們鬥爭的骨牌效應，大家多半也就忽略了，不以為意了。

因此本篇所謂「皖系政權」，也就是漂浮在這種軍閥混戰的大湖之上的一隻由段祺瑞掌舵的破船，可是如上節所述，作為這個中央政府實際領袖的段祺瑞本人，卻沒個直屬的部隊和直轄的地盤。他和馮國璋二人都是北洋系的元老，他們下面的省級軍閥，分別依附在他二人的旗號之下，逐漸變成黨同伐異的兩大派系，這就是後來的「皖系」和「直系」軍閥的來源了。因為段是安徽（皖）人；馮則是直隸（今河北）產也（兩系名稱亦另有說法）。因此他們直皖兩系所控制的北京政府是什麼個東西，也就不言可喻了。

老實說，朋友，任何先進的法治國家，都是訟棍如林、法令如毛的。那些都是幾十年，乃至幾百年積存的成就，不可一蹴而幾也。從這樣一個無法的落後國家要轉變成法令如毛的現代化法制國家，就非一朝一夕之功了。法令不全，則貪官污吏、高幹子弟，就要鑽其法律漏洞來化公產為私產了……

據說台灣今日弄得水深火熱，也有人要勸陳水扁「總統」去掉點禍水，並改名陳太平，那也是台灣搞西方式的三個政府搞出了毛病的結果。今日尚且如此，一百年前的民國初年，那還用說嗎？歷史發展形勢如此，夫復何言！

筆者曾一再強調，「議會政府」（parliamentary government）原是我國近現代史上，政治轉型運動的終極目標。不幸在轉型初期，這個議會卻是個無法躐等施行的體制，一個可笑的大衙門和政治盲腸。它那八百羅漢的議員也是頗為社會輿論所詬病的、生活腐化的高級官僚，何以如此呢？

所以議會政治行之於中國，直到目前為止，實在真是三個政府，一點也不錯。鄧子名言，只是言其在中國施行的特色而已，原無大錯也。根據歷史的經驗，老江的話，亦未始沒有道理也。不信我們試看本篇所談的黎段之爭，其關鍵便是這「三個政府論」，在中國無法實行的實例，形勢比人強，非兩個老軍閥的二「人」之過也。

再者，中國參戰之後，不特可以立刻收回德奧等國在中國的所有租借地和一切財產，停付對德奧等國的庚子賠款；還可以參戰為借口，要求緩付對協約國英法美意等國的庚子賠款，其年均總數皆在兩千萬元以上。由緩付開始，戰後中國，更可乘機要求全部停付一切賠款。前途無限，利莫大焉。

再者，在黎段的聯合汲引之下，帶有國民黨籍的伍廷芳、陳錦濤和程璧光就分別出任段內閣的外交總長、財政總長和海軍總長了。因此這個段總理，如真的負起「責任」來主持國家大政，如參加歐戰、舉借外債、發行公債、廢督裁兵，乃至一般的內政外交政策，而與閣員發生了齟齬之時，這些有舉足輕重地位的閣員，由於不同黨派，而鬧出雙重忠誠（double loyalty）的政治問題，來個聯合杯葛或辭職，段總理就要變成孤家寡人，一個人單獨到國務院去上其獨人班了。

且看民初國會議員，在國會內曾享有許多獨立行動的自由，包括拒賄和秘密收賄的自由（像曹錕賄選）。在國民黨時代，雖然許多自由都沒有了，但是競選者如認為選舉不公平，還有抬棺材抗議的自由……這就是歷史三峽中的洄水，把躐等引進的政治社會體制回沖得愈來愈遠的實例之一啊。

在民國初年，軍閥政府的無法無天雖略勝一籌，但是當時中國的法令也沒有幾部，大家談「法治（制）」，大半也都是搞不清楚的瞎扯淡（例如作為黎大總統喉舌的饒漢祥，就不懂啥叫「法人」，他以為法人就是「公務員」，因而自稱「漢祥法人」。為此，他也就有了個外國諢名，叫作「巴黎人」了）。

因此，要知道轉型期中國的政治問題，我們還得搜搜問題的根源在哪裡？

先談談制憲，前文曾說過，當年搞政黨政治的政客們，最高的理想，和最大的興趣，便是制定憲法。他們認為，只有實行三權分立的憲法，才能約束獨裁，防制寡頭。讓政黨黨魁組織責任內閣，使政黨政治發生實效，才是解決中國政治問題的根本辦法。他們這一理想，在袁世凱時代，被老袁徹底地粉碎了。如今到黎段時代，他們就企圖重振旗鼓了。因此，在老國會恢復之後，國民黨的精英都集中到一個新組織的「憲政商榷會」去了。進步黨的精英則熱衷於他們的「憲法研究會」。兩黨的本身，對他們活動分子來說，似乎都是次要的了。

抑有進者，在段黨看來，中國參戰還得有其參戰軍。段政府正可乘機擴大國防軍，增加北京政府在國內外的軍事力量。為著擴軍，政府還得整頓稅收，交涉外債。總之，對段政府而言，參加世界大戰，對中國是有百利無一害的，所以段氏主張接受美國邀請，立刻參戰。事實上，段氏為著參戰，幾乎廢寢忘餐，全力以赴。其剛愎自用的個性，在參戰政潮上也表露無遺。

他兩造原來是各有道理，在一個現代化的民主國家裡，他府院兩方的正常關係，應該是彼此分工合作，大家依法行事。可是行之於中國，雙方的關係就糾纏不清了。長話短說，他們的關係就變成不分工，不合作，不依法行事。事實上，也無法可依。所以他們的府院之爭，也就永遠無法和平解決了。其骨牌效應，至今未已。

袁之胡塗是他得意忘形，要穿龍袍、做皇帝。他如有他後輩蔣介石等一樣的聰明和機警，只搞搞「于右任（余又任）」、「吳三連（吾三連）」，做做終身總統，朋友！袁還是個治世之能臣呢。不幸他聰明一世，胡塗一時，要自己來搞黃袍加身，歷史三峽，就要發生洄水倒流的現象，前功盡棄，言之可嘆。

長話短說，在北洋軍閥集團里，黎段二人都還算是正人君子，有節操、識大體而清廉可風的、難得的政治軍事領袖，而民國政局最後崩潰到底，其骨牌效應至今未息者，他二人也是始作俑者。何httpｓ://reａd.９９cｓｗ•ｃom以如此呢？說穿了，實在是那時適當轉型初期，中國中央政府還未能轉出個可行的制度來。這個非牛非馬的中央政府，就非出紕漏不可了。

以上所說的，還只是民國初年，搞議會政治問題的冰山之一角。至於他們如何搞實際政治，則明暗、大小就各異其趣了。在袁世凱時代，他們要參加選舉總統，組織內閣，場面大矣哉。所以要毀黨造黨，從小變大，庶幾人多勢大，進而掌握大政。可是到黎段當政時，總統和內閣人選早定，搞政治變成搞小圈圈，以便爭取實權、實利，搞大黨就不如搞小派運用之方便了。因此政客之間的興趣，就集中於組織小派系，和組織小而收穫大的政治俱樂部了。

可是在段的眼光里，乃至在他不可須臾離的秘書長徐樹錚的認知中，中國當時實行《民元約法》是責任內閣制，他段總理才是全國的最高行政長官呢。黎總統只是個花瓶，哪能遇事干擾國務院的行政呢？所以徐秘書長對總統府就頤指氣使了。

當時主張參戰最力的是國務總理段祺瑞，和他的「北洋系」的全班人馬，這批「北洋軍閥」之熱衷於參戰，其動機顯然就不像段氏之單純了。其時以梁啟超、湯化龍為首而擁段的原進步黨和研究系等有影響力的政客，也全力附和。他們認為參戰對中國，有百利無一害。理由甚多：

當顧氏告訴我這段秘史時，我問：唐前總理此時退休在滬，何以忽然靜極思動，起而干涉朝政呢？顧說：唐紹儀是國民黨員，此時他顯然是奉中山之命行事也。我問顧氏，在此公私兩難的夾縫中，您自己何以自處呢？顧說，他身為國家駐外使節，一切當以國家利益為重。此時國家的安定問題要緊，他們自己私人間的翁婿之情，就不應該越分了。我再問，當時國家統一，國民黨也是支持北京政府的嘛，財政總長陳錦濤，不也是國民黨員參加內閣的嗎？何以唐紹儀還要乘危搗亂，製造政潮呢？顧說，正是這話，他複電岳父，也就說這次舉外債，是奉財政總長之命行事的。唐紹儀接到女婿抗命的複電，當然也是氣惱不已。當顧公告訴我這段他們翁婿之間不快的故事時，他也向我感嘆，那時反對黨之反對政府，都是遇事必反，不談原則，不擇手段的。這就與先進國家反對黨的作用，迥然不同了。所以當時中國政局之糟亂，亦不能專責于軍閥政府也（參見《顧維鈞回憶錄》，中文翻譯版，第一冊，頁144～147）。

從這些小細胞開始，大到一縣、一省，最大的軍閥像張勳、曹錕、吳佩孚、張作霖，可以擁兵數十萬，踞地數省，做其督軍、省長、護軍使、巡按使，甚至把持中央政府，做其大元帥、大總統。那些沒有地皮可踞的遊離軍閥，像孫殿英、馮玉祥，或由孫中山所招攬的一些失去地盤的滇軍、桂軍、川軍、湘軍，則四處就食，隨意倒戈，但他們既不服從上級，也不服從中央，更不受法令約束，而自得其樂，則本性不改也。

第一，是現代式的「轉型問題」，轉個什麼型呢？曰，從帝王獨裁專制的制度（monarchical totalitarianism），「轉」向議會政治的共和制度（parliamentarian republicanism）。我們原不要轉型，而終於發生了這個轉型運動，實在是西風東漸，受了強大的以夷變夏的外在原因影響的結果，但是要完成這項轉型，根據世界歷史的紀錄，和中國秦漢變法之第一次轉型的經驗，我們認為至少需時兩百年以上才能圓滿完成。民國初年的北京政府時代，還停滯在轉型的「初期」。這時能維持古老中國安定的專制式的老制度已被徹底破壞，能夠維持共和中國安定的、制衡式的新制度還沒有實驗出來。在此新舊交替，青黃不接之時，國家沒個維持安定的制度，社會就無法安定下來了。這不是人的問題，而是制度轉型的問題，也是我們常說的所謂「歷史三峽」的問題。航行在這個歷史三峽之中，我們的船隊，到今天的時代，還免不了在洄水中打轉，何況當年？想透了根本原因，再把它概念化一下，則民初北京政府中，政治死結之形成就很清楚明白了。

這種大至曹錕，小至魏三鬧的，大小不同類型的軍閥，據當時研究軍閥有成績的專著，和筆者個人的計算，在十二年之內（1916～1928），大致在三千人左右，他們所統率的槍兵，總共不下百余萬。可憐的中國，就在他們這三千多個大小軍閥的混戰之下，而沒有亡國滅種，也真是個奇迹（參見《孤軍雜誌政黨專號》；文公直著，《最近三十年中國軍事史》；以及章伯鋒、李宗一主編，《北洋軍閥（1912～1928）》，第一卷，頁1～166）。

再者，民初的議員也沒有多少人，懂得什麼叫作「議事規則」。在正常集會時，除吵鬧不休之外，往往是會而不議，議而不決。因為會議時法定人數，時有不足故也。當時很多議員個人生活也非常糜爛。吃喝嫖賭，拉關係，走後門，都視為當然。當年北京的紅燈區，住滿高級公娼的「八大胡同」，便是國會議員最愛光顧的遊憩之所。社會人士也見怪不怪。君不見，當時清望所鍾的北京大學的文科學長（文學院長）陳獨秀教授，不也是八大胡同的常客？那是近代中國政治社會文化轉型運動的初期嘛。社會輿論不以為異呢。且用個今日大陸上的口語，八大胡同「你不逛白不逛」呢（關於當年國會之不得民心，參見張玉法著，《民國初年的政黨》，1985年台北版，所引媒體的報導和評論，頁450～451）。

袁死黎繼，上述三句真言就一句也沒有了。下級既不服從上級，全國也不服從中央，中央也不服從一人了。這在中國古代的政治史裏面，便叫作「王綱解紐」。在一個有兩千年習慣於「國家強於社會」的國度里，一旦王綱解紐，便全國癱瘓，一癱到底，法紀蕩然，就變成藩鎮跋扈、軍閥橫行了。

至於老的「進步黨」，它也以相同的道理分裂了。其骨幹精英，在梁啟超等人領導之下，與袁世凱時代就存在的老的「研究系」（以梁啟超為首），和「交通系」（原來以梁士詒「財神」為首，把持了財政部、交通銀行和鐵道運輸的親袁老官僚的無形政團）聯合，也組織了一個實力雄厚的「憲法研究會」。因此，這個恢復了的「民元老國會」，就變成兩個以研究憲法為名的政團短兵相接的戰場了（參見一卒著，《中國政黨小史》節錄，載上引《北洋軍閥（1912～1928）》，第一卷，頁213～230）。

那時交戰雙方對中國所使用的金元外交，和銀彈攻勢，從公開借款和半公開的酬勞、傭金、手續費用等等，到乾脆的秘密賄賂，是千奇百怪的。歷史本來比小說有趣，我們如把它詳細地記錄下來，其故事之驚心動魄，就不下於福爾摩斯偵探案了。最難想象的是，連「一代聖賢」的孫中山先生，也變成他們帝國主義者銀彈攻勢下的受害人。為著「反參戰」，他老人家也曾接收過德國政府秘密奉送的兩百萬馬克的酬勞。雖然他實際上只收到一百萬馬克，另外一百萬，被何人打劫了，或中飽了，至今還是個天大的疑案。

在袁世凱時代，所謂政黨內閣，曾盛極一時。為著爭取「入閣」，甚或「組閣」，小黨派成員乃紛紛結盟，毀黨造黨，分別形成了親孫的「國民黨」和擁袁的「進步黨」，事詳《袁氏當國》。在兩黨之間發生了爭執之時，不用說「肢體抗爭」之激烈，不下於今日台灣之「立法院」。斯時去古未遠，議員們所使用的文具，都還限於毛筆和硯台。在辯論激烈時，往往筆硯橫飛，墨汁四濺，當之者就頭破血流不成個人形了。所以後來國會之中數百隻的石制硯台，都被釘牢在辦公桌上，動搖不得了。筆者述史，為何連個小小的硯台，也不放過？無他，搞微觀史學，從小看大耳。

一言以蔽之，這也就是「轉型期」政治現象的可悲之處了。各實力派都要利用響亮的政策問題為借口，來大踢其與政策無關的政治皮球，從事權力鬥爭而已。還是李宗仁先生的話說得好：「在大家斗到白熱化的時候，哪還想到什麼國家民族啰。」

其實段祺瑞本人倒是個四無的總理，他一無直轄的軍隊；二無可以盤踞的地盤（像張作霖在東北，閻錫山在山西，岑春煊在兩廣那樣）；三無固定的經濟收入，除由英國人所控制的若干「關余」之外，段內閣沒個固定的財源—它初成立時連維持北京治安的軍警、府院國會人員的薪餉，都無法按時發放，要靠有國民黨籍的財政總長陳錦濤去四處張羅（見下節）；四無一個固定外國勢力可以倚靠（像國共兩黨最初之聯俄，國民黨後來之聯美），皖系直承袁世凱衣缽，原有其反日之傳統的。段祺瑞其時之力主「參戰」，而日本儘力加以阻擾，便是段要抵制日本對山東的掠奪，皖系後來之終為日本所利用，而日本又反而支持中國參戰者，那是日本在「西原借款」陰謀得逞以後的事（詳下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