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回頭，梁啟超要作帝王師，他那時顯然是想利用段的聲勢，把中國推向這個「集體領導」的中間路線吧。可惜他一介書生，手無寸鐵，影響力極其有限，而他本人且久處醬缸，身有餘臭，就號召不起來了。這也是政治轉型初期，免不了的現象吧。我華族在民族翻身史上，該有如此折磨，夫復何言！

可是事有蹺蹊的是，就在這舊軍日趨消滅之時，張勳的辮兵「定武軍」迴光返照，不但在當時軍制中，是一支碩果僅存的「舊軍」。辮帥張勳，居然做了督軍團的首領。也算是個異數吧。張辮帥效忠大清故主，拳拳以重扶大清王朝復闢為職志。他四次召集「徐州會議」，其真正目的是要說服各省督軍，恢復大清，以救中華。各省督軍對張勳的一派苦心，也都深有同情，並無強烈反彈（注意：當時縱是南方反袁、反段的軍頭，像岑春煊、陸榮廷、譚浩明，都有其戀清情結）。這就使辮帥對廢帝溥儀的一片愚忠，益發不可收拾了。

最不可恕的是黎段二人之下，還各有一群趨炎附勢、幸災樂禍、渾水摸魚的小政客，來推波助瀾，把府院兩方，拖到毫無妥協餘地的絕境。這群環繞著黎元洪，以秘書長丁世嶧為首的小政客，是所謂「四凶」；而圍繞著段氏，則是以傅良佐最為激烈的所謂「四大金剛」。下節所說的「公民團」包圍國會的下流鬧劇，就是傅良佐一手製造，而段竟毫無所知也。俗語說，閻王易處，小鬼難纏。他們這寄生於府院之內的兩組「小鬼」之間的世仇，竟遠遠超過這兩大「閻王」之間的宿怨。因此雙方都把參戰案，當成個政治皮球，就踢得沒完沒了了。

在美國正式邀請中國參戰之前，中國國內的各派政客，已為參戰與否，吵得不可開交。早在袁世凱時代，二十一條交涉之前，中國外交人員就為「調停歐戰」，出了一大烏龍，而騰笑國際。原來那時剛當選美國總統的威爾遜，有意調解歐戰。事為中國駐美公使夏偕復所知。夏乃自作聰明，認為調解歐戰，中國的袁大總統，最為適合，乃未向北京請示，便徑往美國國務院向國務卿建議，說袁大總統有此意向。華府上下聞報大驚，乃電囑美國駐北京公使芮恩施（Paul S. Reinsch），一探究竟。始知是一大烏龍。袁總統聞報大怒，外交總長孫寶琦引咎辭職，乃有密派顧維鈞使美之決定。顧氏在華府接篆未幾，美國便正式參戰。

段派所搞的「軍事會議」和「公民團」，既然發生反作用，反段派就益發氣焰萬丈了。在反對黨和憤激的輿論慫恿之下，5月11日，段內閣就發生了「閣潮」，導致「外交總長伍廷芳、司法總長張耀曾、農商總長谷鍾秀、海軍總長程璧光在一天內先後提出辭呈。內務總長范源廉本來就在家養病，新任財政總長尚未到任（前總長陳錦濤因貪污案去職）。這樣，內閣就剩下總理一人，段祺瑞真正成了孤家寡人」（見黃征等著，張憲文、黃美真主編，《段祺瑞與皖系軍閥》，頁67）。

據說，張勳在官儀禮節上，對「磕響頭」有特別偏好。所謂磕響頭者，便是磕頭時，以前額觸地，磕得叮咚作響，愈響愈為虔誠。忠臣面聖時，往往磕得滿頭鮮血而不能自已。張勳喜歡的正是這一套。朋友，您說這是胡塗，下流，虐待狂？但是一代有一代的不同風氣嘛，「文化大革命」時代，跳忠字舞，把像章掛在肉體上，鮮血淋漓，有何不同呢？您說張勳信仰帝制，崇拜皇上，現代人信仰主義，還不是一樣？時代不同，大同小異而已。因此，他段張二人在近現代中國軍事轉型史里，也代表著兩個絕對相反、互不兼容的型態。

因此這新舊兩系統在清末民初，軍事轉型的歷史上，相互嫉忌排斥，也是血淚斑斑的（參見上引《李宗仁回憶錄》）。首先是湘淮舊軍，尤其是縮編以後的淮軍，把持了大清帝國的軍政，力拒新軍的蠶食。但是他們逆水行舟，首先在甲午一戰中，淮軍舊部被日軍摧枯拉朽，消滅殆盡。六年之後，再經八國聯軍之役，淮軍被消滅得了無孑遺，於是就被新建的六鎮所取代了。這六鎮就是後來「北洋派」的嫡系班底了。張勳不幸，他行伍出身的舊軍背景，使他雖攀上袁宮保，卻打不進六鎮，因此終身只能是北洋系的邊緣軍閥，始終進不了北洋系的核心。

我們曾經提到，在袁世凱留下的爛攤子中，黎段二氏首先就為著個人的「意氣」和小小人事的糾紛（徐樹錚和孫洪伊），鬧得不可開交。將人比人，我們寫歷史的可以大胆地說，黎段二人還都不能算是「小人」。他二人都還算是有氣度的政治家。君子之間的意氣之爭，如上所述，尚且不能化除，一旦碰到更複雜的、小人之間的政治鬥爭，就治絲益棼了。這就是在民初，幾乎把國家鬧翻，其後遺症至今未了的所謂「參戰案」。

不幸在那時的中國，任何司法辯論，若無槍杆子為後盾，都是空話。黎沒有為這件法律問題而改變初衷。他還是命令伍廷芳暫代閣揆，接著又發表老官僚李經羲為正式總理繼任人，以便把內閣全面改組。不意就在這緊鑼密鼓之際，張勳卻在其任所，於5月23日，召開了所謂「第四次徐州會議」。張的原意是乘此時局動蕩，策動各省督軍，陰謀其擁護清帝復辟的活動。誰知那位黎總統所最不在意的安徽省長倪嗣沖，竟然也乘機公報私仇，首先發難，通電全國，對亂政濫權的黎政府「宣布獨立」。安徽既然始作其俑，陝西督軍陳樹藩，河南督軍趙倜、省長田文烈，浙江督軍楊善德、省長齊耀珊，奉天督軍兼省長張作霖，亦於數日之內，紛起效尤。其後接踵而來的獨立運動，竟遍及十三行省之多。各叛將並擬在天津成立「總參謀處」來聯合造反。張勳雖未獨立，亦致電北京，以中央率先破壞法律，群情激憤，各省勢將繼續「自由行動」。

不過，朋友，從一部近現代中國之轉型史的整體來說，請稍安勿躁，通過這條歷史三峽，是急不得的，過急是會翻船的。

相反地，凡是有獨裁傾向的政治領袖（甚至包括二戰期間的羅斯福），都是討厭這種制度的。在咱們中國的政治傳統里，也只有秦始皇……才是真正權力無限的獨裁暴君。相比，縱是我們所最不齒的「軍閥」（像上述的黎元洪和段祺瑞）都還有若干「內在的制衡制度」來加以約束呢。

因此在近現代中國，從帝制轉民治的「轉型史」上來說，袁世凱時代，我們只轉掉一個「皇帝」，其他轉變甚少也。

民初段張這兩造的對立，是黑白分明得太明顯了。所以我們要把他們當成兩個個案，多說幾句，做近現代中國軍事轉型史的註腳。

且說點他們私生活上的小事，以舉一反三：段祺瑞一人便公開地討了五個姨太太，試問哪個號稱現代化國家的國務總理，能享此艷福呢？這就是社會文化轉型程序中，「中期」與「晚期」之別了。轉型中期的政客，他們還可以搞搞多妻制，不搞白不搞。到「晚期」就不能再搞了。且看今日台灣的當政諸公，偷雞摸狗都不敢碰，何也？這就是社會文化轉型的「晚期」與「末期」之別了。晚期還可躲在深宮永巷之內，去偷雞摸狗。到「末期」，政治就逐漸「透明」了，國家監察制度逐漸完善，正當的媒體報導也逐漸放寬了，甚至專事搜尋貪污腐化新聞的「扒糞隊」（muckrakers），乃至專找刺|激故事的「狗仔隊」（paparazzi），他們利用新聞自由，就更是無孔不入了。在他們鑽隙之下，政治社會名人，都成為玻璃水缸里的金魚，和熊貓館里的熊貓，日夜都在社會大眾監督之列，他們的私生活就不一樣了。

美國的杜魯門大總統，不也說過：「你如在華盛頓想交個朋友，那就只有去買一條狗。」換言之，若論人情厚薄，則華府的白宮內外，和國會山莊上下的八千政客，都不如一條狗也。華府如此，北京、南京就不然哉？朋友，人就是人嘛，不管是洋人、華人，今人、古人，大同小異而已。

此後再經過外事人員，向駐京各使領疏通一番，張勳乃於22日專訪日使林權助，密談四小時，以爭取日本對復辟之認可。翌日，更遍訪各國駐華使節，以爭取普遍的國際奧援。6月25日，他更安排李經羲正式出任閣揆，以安定北京政局。6月30日，張再秘密入宮，除與陳寶琛等清室遺老計議之外，並與新近秘密抵京的康有為飲宴密談。康仍主張仿效英國式虛君實相的君主立憲制，頗不為張所理解。因此二人所談，並不太投契，其後康遂不能參与密勿雲（見同上）。

至於在當時北京政壇上，縱橫捭闔的大小政客，再從大黨變成小派，那就看政治上的實際需要了。像段祺瑞這樣的實力派，卻沒個自己的政黨，國會內外的政客黨人，就要組織個精密的政治社團，狐假虎威，來擁段自重。這便是當時最活躍的「安福俱樂部」了。

此時新皇既然登基，臨朝主持帝國大政，當時有的議政大臣竟主張立威，將黎元洪殺頭，以謝天下。並擬具「聖旨」，恭請幼主「用寶」（蓋印），事為新皇帝「三請三斥」而作罷。足見這位小皇帝，頗有帝王資質，殊不平凡也（見章士釗著，《張勳復辟記》，同上書，第三卷，頁254）。

梁啟超是胡適出現之前，在近代中國思想界影響最大的人物。晚年雖然與北洋系軍閥合作，他顯然也是想借北洋系的權勢，來推行他自己的政治理想的。他這次和段派合作，反對恢復國會，而要重行建立人數較少的「臨時參議院」，這項政治設計，如果不出於卑鄙的政治投機，是否也有若干可取之處呢？我們在八十年之後，愛人以德，虛心地翻查百年舊史，是否也能為這位前輩思想家，找出點由實踐所檢驗出來的真理呢？

從政治制度的轉型來看，那就是從傳統的「帝制」，慢慢地轉向「民治」。這項轉變，工程實在太大了。但是這一轉型程序，也是階段分明的，「辛亥革命」就是這項從帝制轉民治的一個重要階段。

黎元洪把段祺瑞撤職這出鬧劇，顯然是他低估了段的潛勢力，和過高地估計了他自己合法國家元首的權威。前節曾提到，當段於3月5日以去就相爭，對黎攤牌時，黎曾一時為之手忙腳亂。怎麼事隔不過兩個半月，黎總統為何一時又天威大振，竟然主動地把段氏撤職呢？其主要原因是，黎認為read.99csw.com段在督軍團中，真正的影響力有限，是個銀樣鑞槍頭。因為那時把持各省的地方軍閥雖有二十多個，並且有個鬆散的督軍團組織，但是這些督軍，相互爭權奪利，彼此明爭暗鬥，派系分明。段祺瑞一旦被中央政府撤職，他們未必就會聯合起來，為這個落水狗，群起對抗中央。就以段的母省安徽為例吧，安徽省長倪嗣沖，就不是段的死黨。倪此次晉京謁黎，暗中對黎有私情請求。但是倪因手中無兵權，只是個空頭政務官，對黎無適當的重要性，乃被黎以官腔訓斥一頓，誠惶誠恐而去（見上引近版《張國淦文集》，《北洋從政實錄》，頁170）。

讓我們再回頭看看，我們的黎大總統和段總理在爭些啥子？

但是法就是法，壞法雖壞，究勝於無法無天。根據美國憲法，最高法院有此仲裁權力。它雖然仲裁不公，但可以解決問題。由最高法院用投票方式來加以判決，究竟比用槍桿或紅衛兵來解決政治問題，要文明得多了，老百姓省下多少性命，這就是法治國家的好處。朋友，就憑這一點本領，你能說，美國不應該做現時代的「世界警察」？

讀者如不憚煩，讓我們再搞一點比較史學：國民黨不幸，在「行憲」之初，就搞出「總統引退」（1949年1月）的事故來。按現行憲法，總統蔣中正因故不能視事，副總統李宗仁理當依法繼任，為（正）總統。可是退休總統，卻只許繼任總統做「代總統」。老李不幹，非做「正總統」不可。他的老友，手握重兵的白崇禧也勸他：「要做皇帝，就做真皇帝。」老李因而堅持要做真皇帝。可是他的「秘書長」，同時也是蔣公當年曾托妻寄子的老友吳忠信，卻勸他說：「您現在還要吵什麼代不代呢？您身邊的衛兵都是蔣先生的人。」（見《李宗仁回憶錄》第六十五章）老李一聽，此話有理，就不吵了。此事給書酸子胡適知道了，他大為老李不平，硬是要叫他「李大總統」，不叫「李代總統」，叫得我們「代總統」飄飄然，認為究竟胡適懂得憲法。

這一政治邏輯，顯然是經過梁和段派策士詳議之後，始由梁啟超執筆，撰成通電文稿，才用國務總理段氏之名，於1917年7月24日，通電全國，再由北京政府明令執行。這就是那篇當時百禍之源的所謂《敬電》了（「敬」是24日的代日韻目）。這篇《敬電》，根據《梁啟超年譜長編》所記，是梁氏起稿的，其內容顯然就是他的智慧財產之精華了（「敬電」全文，見上引《北洋軍閥（1912～1928）》，第三卷，頁296～297。載自《東方雜誌》，第十四期，第九號。當時中國主要報刊，均曾刊載。外國媒體，乃至國家密檔，亦有節譯或全譯）。

事實上，段氏當時也確實只是個孤家寡人。手邊有將無兵，他能打誰？（見下節）張勳這位黑旋風大屠戶，顯然是被他自己的左右和段的左右說服了。他如搞起複辟來，段是既無此心，也無此力去打他的。所以這個張李逵，不顧一切地幹了起來。

我國的俗語說：「閻王易處，小鬼難纏。」有時小鬼與小鬼之間，發生了糾纏，彼此原本十分友好的閻王之間，也會因之發生彌補不了的裂痕，而不可收拾。筆者在論袁的專著，就曾細說過徐孫之間的人事問題，而引發了黎段之間的府院之爭。再強調一下，搞政治是沒有什麼真正的單幹戶。小徐和老孫，也各有為政治利害，而依附於他們的黨羽。這一來黎段之間的「利害之爭」，也就說之不盡了。

斯時袁世凱已因帝制而暴卒。顧乃密電北京國務院，力陳中國參戰之重要。其最主要之論點，為日本竟不顧中國之存在，而在國際交涉上，以東亞唯一代表自居。協約國之英法二強，不特早已承認日本之代表權，並有暗中締結之密約，以加重其法律根據。美國在各方壓力之下，也與日本訂立《藍辛-石井協議》（Lansing-Ishii Agreement），以「地緣關係」為遁詞，予以變相許諾。顧氏認為，欲突破此一惡劣的國際環境，中國非參戰不可。國務總理段祺瑞對顧之建議大為折服，乃不顧各方反對，決定中國非參戰不可，終於引起政潮，餘波至今未息。當我個人在四十年前與顧氏細談參戰政潮時，曾就各方史料，作出最詳細之紀錄。

再者，我們轉型後期的一些華裔高知，自命為自由主義者，現在自覺時髦了，竟然不時做了洋人的尾閭，反對我們自己的所謂「民族主義」。杞人憂天，言之鑿鑿。問題是：根據吾人在西方五十余年的觀察，美國的白種公民自動自發的民族主義，遠非我們華人所能望其項背呢。這次「九一一事變」之後，我們華裔，雖然也跟著在車上懸挂國旗。但我們哪能和白種公民的虔誠相比？

筆者在1940年代留美的初期，曾和幾十個華裔男女同學，共同接受美國幾十家中產階級基督教家庭的招待住食，至數月之久。我發現這幾十家美國人的生活方式、政治社會文化思想和價值觀念，簡直是一模一樣，找不出不同的語言來。而我們自己接受招待的幾十個華裔男女青年的生活方式，和政治社會文化思想，以及價值觀念，卻各異其趣，各說各話，彼此之間往往大有不同，使我們的居停主人，對我們這些來自東方的古怪年輕人，大惑不解。

在那個「袁后時代」，他二人的工作關係如何界定，就只有依靠《民元約法》之中的幾十個字了。《民元約法》原是革命先烈宋教仁在一夜之間草就的。府院兩造對這幾十個字的意義，焉能沒有歧見？啥叫法治（制），兩個老軍閥的木石頭腦，都是搞不清楚的。所以在黎段聯合當政時期，北京政府變成個既非「內閣制」，也非「總統制」的非牛非馬的政府。此即當時派系鬥爭的最大的亂源所在了。

段祺瑞是有其雙重歷史身份的。

國會中擁段的研究系、交通系議員，更於此時火上加油，紛紛離京，以示抗議。北京政府遂陷入嚴重政潮。這時西南五省（粵、桂、川、滇、黔）督軍雖也曾通電錶示擁護中央，但是遠水不救近火，通電勤王，究屬空話。四顧無門，那位原來就是個孤家寡人的黎總統，不免慌了手腳，窮於應付。黎在四處扳請調人，以和緩政局，均不得要領，在此絕境下，不得已乃乞助於張勳。蓋以張既非北洋系的死硬派，卻是督軍團的首領，至今也沒有宣布獨立。張如肯親來首都，作誠懇之調停，則政潮或可消弭于無形。黎總統乃於6月初，連電張勳，希望辮帥惠駕北京，共商國是。可是黎大總統再也未想到，他這記電召，卻是引狼入室，最後竟弄成個清帝復辟的荒唐局面來。張勳何以要擁宣統復辟，我們還得稍稍溫習點清末民初新舊軍的「轉型」，和所謂「宗社黨」的遺老們，暗中圖謀清帝復辟的老歷史，才能認識張勳這位「辮帥」、「遺老」，在民國史上所發生的反作用。

可惜在國民黨的「百年老店」里，老K就始終未嘗有過這種「集體領導」的經驗。在上一世紀的20年代，汪、胡、蔣原有其三雄集體領導的契機，不幸這契機，未經掌握，一縱即逝。蔣中正先生在我民族史上，功高不賞，兩千年來，初無二人，而他老人家最後竟弄到不能埋骨故土，就是他搞一人獨裁的後遺症所致也，實在是十分可悲的。

作這種「心腹」和「二爺」的人物，不用說都是極其精明強幹的幕僚人才，是那些只管大事、不管小事的老爺，所不可一日或缺的貼身助手。當然他二人也是兩個最善於狐假虎威，也最善於為老爺背黑鍋、當惡人的風雲人物了。

張勳是屬於舊軍那一派。他為感念故主之皇恩，不但終身不剪辮髮，他所統率的「定武軍」，約一萬二千餘人，也是長辮繞頭，從不剃髮的。在當年國際旅遊史上，「辮帥」、「辮兵」，乃是外人來華旅遊的一大景觀呢。

台灣呢？宋楚瑜先生不是也在問，今日台灣的制度，是「總統制」、「內閣制」，還是「亂七八糟制」？（見《世界日報》美東版，2001年11月5日，A4版）台灣政壇元老趙耀東先生，提起台灣現狀，不也是「老淚縱橫」，認為「台灣的民主，根本不是真民主」（見同上）。今日兩岸情況尚且如此，那麼八十年前的中國，還用說嗎？所以民初的國會，弄得天怒人怨，實在也是它本身有缺憾，不可全歸罪於軍閥們的。

6月13日，黎元洪被迫解散國會，張勳乃於6月14日偕李經羲、段芝貴等專車抵京。15日晤黎，商討重建政府。16日張勳身著黃馬褂，頭戴紅頂花翎，徑往故宮跪謁廢帝溥儀，請聖安，並恭請幼主復辟。這時才十三歲的溥儀亦盛服接見如儀。他雖只是個十三歲的幼童，但是面諭群臣，議論國事，態度沉著，見識深遠，有模有樣，殊非諸大臣始料所及。更不像四十余年之後，新鳳霞女士筆下，那位顢頇老朽的「皇帝」。

這位英明的幼主，在接見那些老官僚和軍閥時，首先以朕躬年幼，當此大事，恐才力不勝而謙辭。諸大臣則力奏，當年聖祖皇帝（康熙），沖齡踐祚，還幼於今上，只要輔佐有人，年幼何妨？溥儀驟聞「聖祖」二字，不禁斂容起立，一再自謙：「朕何敢比聖祖？」他謙虛而莊重的態度，使面聖諸大臣，更是讚嘆不已，由衷敬服。在輔弼大臣一再跪請之下，幼主始俯允所請，願意重行登基，君臨大清帝國，以慰億萬臣民喁喁之望。但是他也囑咐群臣，應慎重將事，不可將此御前密謀，告訴「王爺」（他的父親，前攝政王載灃）。因為王爺膽小，畏首畏尾，可能僨事。溥儀這番話，說得簡直不像出諸十三歲的幼童之口。使輔政者更覺得聖上英明天縱，對復辟運動也就更具信心了（據參与者事後追憶，張勳此次「面聖」，確是十分戲劇化的，見冷汰〔陳曾植〕著，《丁巳復辟記》，載上引《北洋軍閥（1912～1928）》，第三卷，頁238）。

軍事會議之不足，最荒唐的卻是所謂「公民請願團」之出現，並於5月10日，實行包圍國會，強迫國會通過《對德宣戰案》。由傅良佐所一手製造的這個「公民團」，實在是個最荒唐、最下流的政治工具。它是一些便衣軍警，另加一些用小錢收雇的遊民和地痞流氓，甚至乞丐娼妓，總共數千人，自稱「公民請願團」，把國會團團圍住，以斷絕飲食等下流方式，強迫國會議員，投票通過《對德宣戰案》。這種下流的勾當，在當時不但激怒了「反派」人士，連「參派」議員也不以為然。對德宣戰，就更難不宣不戰了。

根據梁啟超政治邏輯的發展，這九*九*藏*書時才不過六歲的民國，已經猝死過兩次了。第一次是袁世凱稱帝，民國死了八十三天而復活。這次張勳復辟，民國又死了十三天，又再次復活了。既然死而復生，則一切典章制度，都理應從頭來起。但梁氏認為，既然恢復民國，則民國賴以生存的《民元約法》，則不可廢。這也是當時南北一致的意見。現在民國復生，則民國的一切的典章制度，就得按民元「開國」的舊例，一切復活起來。但是那個已喪失其作用和尊嚴的「民元老國會」，既已解散，卻不應該讓其復活。

1917年夏季，共和討賊軍的段總司令，在馬廠誓師之後，便率領三軍直趨北京。沿途設防的辮子兵，全無鬥志，一觸即潰。北京城內外，其他駐防軍警，則相率附義如儀，服從總理節制。段軍師長李長泰、陳光遠，旅長馮玉祥、吳佩孚、王承斌，於7月12日，兵不血刃，長驅直入，光復北京。張勳遁入荷蘭使館。宣統皇帝則於13日，第二次下詔退位。段祺瑞總理乃於14日，率大批討逆大員，凱旋首都，「再造民國」。黎總統亦於同日離開日本使館，返回官邸，並立刻通電宣布辭職。遺缺由尚在南京的代總統馮國璋轉正。這一來，那糾纏了一年多的府院之爭，至此乃正式結束。北京就是段派的天下了。

按政黨政治國家的常規，在內閣制的國度里，一般內閣總理或首相，照例是由國會中多數黨領袖出馬來組其政黨政治的責任內閣。可是在中國這一制度就不按理出牌了。段祺瑞沒個政黨，他做內閣總理，是靠他在北洋系裡的元老聲望和潛勢力。

其實這項從實踐得出的真理，原始發明人是袁世凱，而不是段祺瑞。袁世凱在搞垮「民元老國會」之後，本來就要再組織一個御用國會，來聽他指揮。不幸這個御用國會還未組成，袁就和他的皇帝之夢，一道死掉了。

最近筆者為撰寫本篇，曾複查《顧維鈞回憶錄》之中文譯稿和英文原稿，始知本稿當年在哥大列印期間，被過度刪節，文氣每有錯接，而形成錯誤，甚是可惜可嘆（可能是當時主持者，為節省助理費用所致）。謹補志於此，盼今後使用者慎之。

後來劉少奇竟以國家元首之尊，就那樣無法無天的被虐待侮辱至死，而死得那麼慘。無他，人治轉法治，比帝制轉民治，還要難上加難呢。

在一切安排穩妥之後，張辮帥乃擇定吉日良辰，於7月1日清晨四時，率領康有為、勞乃宣等清室遺老，及陸軍總長王士珍、步兵統領吳炳湘、首都警察總監江朝宗等數十人，恭請廢帝溥儀，于故宮太和殿升座復辟。並改元，以中華民國六年為宣統九年。這出清帝復辟的活劇，就在張親自導演之下，正式地禮成了。

這一笑劇，經人報入總統府，黎總統就為這一消息所誤導，再加上「四凶」的慫恿，以為段總理真箇成為孤家寡人了。因此一時衝動，竟「為左右所左右」，意圖一了百了，乃於5月23日，手令將國務總理段祺瑞「免職」，遺缺由伍廷芳暫代。這一下不得了，這位空頭總統，竟然抓到並非空有其頭的老虎尾巴，惹出了督軍團造反。中央政府尊嚴掃地，近現代中國，變成軍閥橫行的下流國家了。

不過我們要知道，黎段二人不但在民初軍閥之間，算是具有現代知識的軍人政客（他二人都是很有成就的歐洲留學生，參見哥倫比亞大學所編的《民國名人傳》），縱與後來的兩黨的黨魁們相比，黎元洪、段祺瑞二人，都還算是開明寬厚，而識大體的政治家和民族領袖呢。黎原有「菩薩」之名；段也以剛正而「素有廉潔之美譽」（參見黃征等著，張憲文、黃美真主編，《段祺瑞與皖系軍閥》，1990年，河南人民出版社，頁41。注意：這是大陸上最近出版的新書。段氏享此「美譽」，應該含笑九泉）。雖然他二人也跳不開轉型中期，半新不舊的政客，所丟不掉的文化包袱和時代烙印。

我們舉這點小例子，讓大家來比較比較，就知道從人治轉法治是多麼困難？稍微溫習一下歷史，我們就不能厚責于黎元洪和段祺瑞這兩個「軍閥」了。

現在言歸正傳。讓我們再看看，張勳這個忠於大清皇室的舊軍頭，是怎樣搞起複辟來的。長話短說。民國六年（1917）6月7日，張勳在數度電勸黎大總統「解散國會」以息眾怒之後，乃親率辮兵五千，專車北上。但是張沒有徑去北京，在路過天津時便停下。原來他要在十三省聯合造反中心的天津，為清帝復辟，製造點政治氣候。有人說，他曾試探過段的意思，而段不置可否，然後他才大胆上馬的。但是據張國淦的回憶，段曾明告張勳：「你如復辟，我一定打你。」（見上引《張國淦文集》，《北洋從政實錄》，頁178）事實上這是故事的兩面，並不衝突。原來段張二人，都是不善於搞口是心非、陰謀詭計的直腸人。但是他二人身邊，卻多的是蘇秦張儀和鬼谷子之流。

更確切一點地說，從政治制度的轉型來看，那就是，從傳統的「帝制」，慢慢地轉向「民治」；從傳統的「人治」，慢慢地轉向現代西方型的「法治」。這項轉變，工程實在太大了。但是這一轉型程序，我們今日回頭看過去，也是階段分明的。

誰知事出意料之外。首先，段在被免職之後，雖因之再度避往天津，但卻全力反擊，他強調在責任內閣的體制之下，總統所頒任何命令，如未經總理副署，便屬非法。因此這次撤去他本兼各職，未經他自己副署的總統命令，原是違法的府令。他自己不曾宣布自撤其職。因此不接受此項府令。

我們中國那時的「參戰案」，並沒有那麼嚴重嘛。參戰與否，也是一二三就可以決定的政策嘛。它之所以變成沒完沒了的政治皮球者，是踢球的人，醉翁之意不在酒，借題發揮罷了。更慘的則是這場球賽，原也沒個勝負的規則，因而它就踢得沒完沒了。最初雙方所爭的原是制度上的糾葛，漸漸地就變成二人你死我活、有你無我的意氣之爭了。

但是，朋友，人與人之間的私情和義氣，那只有從《三國演義》和《水滸傳》里去找了。一般社會上，尤其是政治圈內，是找不到的。歐美人士的友誼圈，有時還比我們中國人的友誼圈還稍大一些。他們至少可與狗交朋友。並有句名言說，狗是「人類最好的朋友」。中國人卻最歧視我們「最好的朋友」，把社交上一切的壞名詞，都給「狗」來承擔了。例如什麼「狗男女」、「走狗」、「狗屁」、「狗屎」、「狗娘養的」等等，惡言惡語，實在對狗同志有欠公平。因此我們中國人搞政搞黨，在絕無朋友的情況之下，連「買條狗」也是枉然了。黎大總統和段國務總理的關係，正是如此。他們之間，沒有劉關張那套桃園結義的友誼，也沒有袁唐之間權力一頭大的形勢，他二人勢均力敵，又沒個法制來加以仲裁。兩造一旦發生不論是小的「意氣之爭」，或大的「政策之爭」，就沒個轉圓的餘地了。明乎此，我們對近現代中國黨政之糾紛，就可思過半矣。

再者，從帝制轉民治，還有個同步進退的舞伴。他倆必須同步轉變，不能一個轉，一個不轉。這個舞伴，便是「人治轉法治」。從帝制轉民治，一定要和從人治轉法治，同步轉動。二者不同步轉動，這個舞就跳得不像樣了。甚至乾脆停舞出場，跳不成了。原來帝制是一個人的獨裁專制，全國大事，全民休戚，由當皇帝的一張嘴說了算。他金口御言，句句發金光，一句頂一萬句。全國大眾，唯命是從。可是在民治時代，再沒有任何人，能搞啥金口御言了。國家大事的處理，全民休戚的保障，全民都有份。大家七嘴八舌，解決不了問題，那麼，大家就依法行事。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沒那個雜種，可以一人說了算。至於如何立法，則全國老百姓，人人都有個代表，能參加立法。一法既立，則人人都得依法行事。斯之為有「法制」；斯之謂「法治」。

梁啟超原是力倡君主立憲的保皇巨子，何以這時忽然又變成反帝英雄呢？這兒我們得從「轉型」二字說起了。轉型原是一轉百轉的。思想轉型，便是其中極其重要的方面之一。梁某是位博學多才之士，對新舊思想接觸之廣泛，時人鮮有其匹。因而在不知何擇何從之間，就經常發生，如他自己所說的，「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挑戰」的現象了。您說，梁啟超是個特殊的例子嗎？非也。這是那轉型期，知識分子的普遍現象也，各人多少不同而已。

張勳所代表的是清末，曾經盛極一時，湘淮軍的老系統。軍中得力官兵，往往不是無知農民，便是江湖出身的死士。所謂「砍掉頭，碗大疤」，所謂「頭有刀疤，屁股有板子花」，視死如歸的草莽英雄（「板子花」，是江湖好漢犯法，被官府打板子的傷痕）。他們所憑藉的是血氣之勇和實際戰場經驗。但是這一老系統卻只是近現代中國軍事轉型的前半期的舊軍制，是要被淘汰掉的。

隨後且由皇帝陛下，御詔封黎元洪為一等公，張勳、陳寶琛、王士珍等為內閣議政大臣。張勳兼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馮國璋為兩江總督、南洋大臣。陸榮廷為兩廣總督。其他官職，也各有其選。隨後乃由張勳、王士珍等領銜通電，將此項喜訊，布告全國，通報世界。因此，亡了六年的大清帝國，在一日之間就驀地復活了。

本篇我們所要討論的原是黎段二人的「府院之爭」嘛。怎麼又把國共都請出來，陪斬一番呢？朋友，這就叫作比較史學，叫作效驗明時方論定。我們如不請出來比較一下，專談黎元洪、段祺瑞的鬥爭，讀者可能就認為，那是單純的「軍閥現象」了。把他們汪、胡、蔣，甚或李登輝、陳水扁，都乾脆搞到一起來比比看，我們就知道，這不單純是個軍閥的問題，黨棍的問題，而是一樁近現代中國，「政治社會文化轉型的大問題」之各階段而已。這也就是所謂宏觀史學吧。

老實說，在尋找這項解決辦法，我們的國共兩黨，磨鍊了大半個世紀，筆者個人大胆推測，大致還要再磨鍊四五十年，海峽兩岸才能建立一個真正能解決問題的制度來。在民初軍閥年代，當然就是政治死結了。

朋友，這就叫作「制衡制」（check & balance）嘛。所以我的老師，近代中國的民主聖人胡適之先生，那時也九九藏書正在北京，目睹這一政治情況的發展，他恨鐵不成鋼，當時也跟著急得頭大如斗。後來民初的「議會政治」徹底地失敗了，適之老師，為之長吁短嘆了一輩子，認為「可惜，可惜」。他後來在美國當難民，還不斷地向我回味這段歷史。他認為當初國會裡那批議員，很多都是一些「了不起的人物」，議會政治，民主政治，和他們失之交臂，真是「可惜，可惜，可惜，可惜」！

朋友，您能說，三權分立的「制衡制」，沒有其若干真理嗎？但是要把這套本領學會，非兩百年不為功也。咱們軍閥時代，在歷史三峽中轉得幾轉，畫虎不成反類狗，歷史三峽之水，竟開始迴轉倒流。結果弄得無數知識分子和士大夫階級，寡廉鮮恥；可憐老百姓、小士兵，也就人頭滾滾，言之可嘆了。

現在話說回頭，我們只要把20世紀的中國政治史宏觀地溫習一下，如上幾節之所述，我們就不會厚責于黎元洪、段祺瑞那伙「軍閥」了。他們在這條歷史三峽里，也只是較早的一個階段而已。明乎此，我們對中國近現代史里的一切難題，就可以像「庖丁解牛」，迎刃而解了。

漢唐的三公，北宋的參政，都是制衡制度。中國自古讀書人秉持傳統治術為官，對於馬上得天下的皇帝，也是一種制衡，那就說不完的了。因為一個成熟的國家體制，不論是君主或民主，「制衡制」都是必需的。只是現代化的民主政治，或議會政治，特彆強調其重要性罷了。

事實上，所謂「制衡制」，並不全是洋貨。在古代中國自從出了一個權力無限（unchecked power）的大獨裁者秦始皇之後，儒家大師們，吃一塹，長一智，其後歷朝都有其「內在的制衡制度」（built-in check & balance）。從西漢到清末所實行的「迴避制」，便是其中之一。民國初年，這一制度被徹底地破壞了，才冒出許多「不迴避」（以自己母省為地盤）的地方軍閥來。

朋友，話說回頭，洋人之間的人際關係，並不比我們中國人好呢，他們養條狗也是枉然。因此他們才搞出一個有效的補救辦法來：一曰法治，二曰民主。法治和民主，都是兩種以上的社會力量的較勁，而不分勝負之時，大家止斗息爭，依法和平共存的。所以，民主不是姑息，不是忍讓；民主是兩雄對立，互不相讓之下，在法律之前的妥協行為。而這一妥協是以法為準的。沒個兩造都認可的法制，鬥爭的雙方，不論斗的是個人的「意氣」，或是政府的「政策」，尤其是後者，便無法妥協了。

干這種「二爺」工作的，不用說都是些最為精明強幹的人物，當然更是「老爺」最最信任的心腹股肱。因此，時在「轉型中期」，以黎元洪、段祺瑞為首的總統府和國務院兩大衙門，自然也各有其「二爺」。前文已言之，徐樹錚便是段氏國務院內，總攬一切大小事務的二爺。而孫洪伊則是黎總統安插在國務院內的「心腹」。國務院內有了他，則國務院對黎總統來說，那就是個無事不可洞察的水晶球了。

但是話說回頭，這些萬千政客，究竟在鬧些什麼呢？社會心理學家，和事後才知的歷史學家，大致可以把他們所爭之事，分為數類：一為最普通也是最無聊的，蓋為個體之間的意氣之爭；其次則為人事之爭；再則是公私利害的權力之爭；最高級的應該是政策之爭，這就包括黨的所謂路線鬥爭了。朋友，這是古今中外，世界政治圈內的通病。當年的黎段之爭，也沒有跳出這四大範疇呢。

近年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民主法治（制）」的口號，被叫得震天價響。筆者每在拙著里，要顛倒其次序，而改叫「法制（治）民主」，何也？在中國近現代的歷史三峽里，先要把法制弄好，然後才能談民主和民治。蓋搞民主政治，守法實為第一要務。有法未必盡善，有的法甚至其壞無比。但是壞法也勝於無法，守法與無法，則更是文明與野蠻的分野了。

第一，從近百年政制轉型的史實來回頭檢討一下。辛亥革命之後，全國朝野都把「共和政體」，也就是所謂「議會政府」，看成一種天經地義的制度。其實這一制度，不但在當年中國，縱是在目前中國，都還是無法實行的理想。因此，在民國初年，幾乎所有最重要的政治糾紛，都是從這個躐等引進的、不切實際的西方制度所惹起來的。遲至21世紀，還不是有人在說中國如實行西方議會政治，十二億人口都要挨餓？

總之，在民國初年的中國還不是個法治國家，因此，黎大總統和段內閣總理之間的行政關係，在法律上本來就搞不清楚。縱使搞清楚了，也不會有人遵守。加以他二人之間又各有強大的黨羽，和無限的攀龍附鳳的文武官吏，蠅營狗苟，縱橫捭闔，各為私利，乘隙鑽營，各取所需。這一來，你要他二人和平相處，那就完全要靠朋友之間的私情和「義氣」來維持了。要不，那就是兩造之間的力量和聲威，絕對地不成比例，在一邊獨享的盛勢之下（像袁世凱之與唐紹儀，蔣介石之與翁文灝）使弱者不得不屈服，糾紛就不會發生了。

那時國人，由於對固有的思想和生活方式，發生了懷疑，因而對外來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就發生了擇善而從的心理了。有原則、有思想的正派人士，對不斷湧現的外來思想，和不同的生活方式，擇善而從，眼花繚亂之餘，不免就要發生今日之我對昨日之我挑戰的現象了。沒有原則，不忠實于自己人格的人，就難免要唯利是圖，趨炎附勢，而變動不停了。這種人就是所謂變節無恥的小人了。

筆者這個學歷史的學生，當時就曾一再向胡老師解釋。人家的議會政治，民主政治，折磨了幾百年，其間也是血流如注，人頭滾滾的。最後才搞出個可行的制度來。我們中國佬，看人家挑擔不重，一下就想照本宣科，哪有這樣容易的事體呢？譚嗣同不是說過，變法必須流血？流血就應該從他譚某開始。所以他竟真的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把個少年頭顱，捐獻出來了。譚氏殉國之後，又已百年，我們的舊法究竟變了多少呢？撫今思昔，足見變法改革之難也。哪裡一蹴可幾？胡老師認為我這個學生的話，也「不無道理」。但是他還是可惜、可惜地，可惜了一輩子。

這一死結，差不多已過去一個世紀，今日的史學家才能看出，它原是一個歷史上的「客觀實在」，在那個轉型前期軍閥年代，是沒有解決方法的。黎段二人解決不了這糾紛，實在也怪不得他們。朋友，那是個轉型期的死結，解決不了，雖賢者不免，怎能厚責于兩個「軍閥」呢？

可是段祺瑞卻是個剛愎自用的軍人，據說他還是堅持奉公守法，獨自一人馳車去國務院「上班」辦公。那時去古未遠，總理大人一入公門，站崗軍警，從前門到後院，都大聲傳呼：「總理到。」聲震屋瓦。全體辦公人員，都應聲起立，以示恭敬。不幸這次「總理到」時，卻因為六部皆空，公門冷落，署內小貓三隻四隻，顯得無限凄涼。段氏卻熟視無睹，孤家寡人，獨自據案辦公，旁若無人。情況十分怪異。

筆者在拙著《晚清七十年》論「戊戌變法」中，對梁曾頗有論列。他在青少年時期，中舉之後，被個康秀才老師，一日之談所啟發，竟然盡棄所學而學焉。終至康梁並列，成為保皇黨的伏龍、鳳雛。康老師由於多種主客觀條件的限制，其思想永遠在原地踏步，終身不改。梁學生則不斷接觸外來思想，今日對昨日不斷挑戰，民國后他一反青少年時期所篤信的「君主立憲」思想，而改從民主共和了。這也可以說是此一時也，彼一時也，師生時代不同吧。

段氏起兵討張，既如此得心應手，遂正式組織其討逆「共和軍」，自任總司令，於7月4日誓師馬廠，通電討賊。此處值得一提的是，這一通擲地有聲的討逆反帝通電，竟出於才子梁啟超之手。而在北京附逆，被討的帝制派、保皇黨的中堅之一，卻正是梁某的老師，保皇舊黨的黨魁康有為也。梁氏大義滅親，亦是當時再造民國史上一篇佳話也。

因此在段祺瑞掌權的初期，老段倒是很忠實于《民元約法》的精神。他所搞的倒確是一種「三權分立」（至少是「兩權分立」）的議會政治。但是這種現代化的政治制度，在民國初年，顯然是「躐等」了。我們的祖國那時實在太落伍，還不配採用這種先進的政治制度呢（縱在百年後的今日，還是有人認為「不配」呢）。引進西方的制度，躐等了。過猶不及，在歷史三峽的「化君權為民權」這一峽內，就要發生「洄水」。宏觀歷史的發展，就要進三步退兩步了。

北洋系不是個政黨。它是個辛亥前後，以袁世凱為精神領袖的北京政府中的老政客、小和尚，和老北洋六鎮與衍生支派中，高級軍官相結合的歷史共同體。在這個無形的北洋系之內，段祺瑞和馮國璋二人，是最有聲望和實力的兩個軍政領袖。他二人所倚靠的，都是門生故吏對他們的擁護。因為北洋軍閥，很少不是他的門生；北洋政客，也很少不是他的故吏。老段就憑這前朝殘餘的潛勢力，坐上北洋政權的第一把交椅。在袁世凱死後，北洋系就變成以馮段為首的兩頭馬車了。他二人底下的門生故吏，難免各有所偏。後來就逐漸形成直皖兩系了。

但是張與段的軍事背景和政治信仰上，卻是絕對的南轅北轍。段是一位德國留學的現代軍人，崇拜德國，連服用阿司匹林都要以德製為准。並曾領導諸將領，通電強迫清帝退位，有開國功勛，因此他對維護民國國體，原是生死不渝的。張勳則是一位行伍出身的草莽英雄，對大清故主的皇恩浩蕩，則肝腦塗地，沒齒難忘。他雖曾奉袁宮保之命，大肆屠殺義和拳匪，但他的政治信仰，卻也是「扶清滅洋」，終身無悔也。

梁啟超之外，我們還可看看，和他同時代的其他知識分子嘛。楊度原是策動袁世凱稱帝的六君子之首，大大的一個帝制派。您可曾想到，他晚年竟然加入了共產黨。他那樣的轉變，吾人搞歷史的，不可輕率地便以「投機」二字，一筆帶過也。再看蔣介石，他在北伐前期，曾面對美國記者，痛斥基督教的「偽善」。曾幾何時，蔣卻變成虔誠的基督徒。您也可以說，蔣是為著要討個新式老婆而「偽善」一番，事實也非那麼簡單也。

我們的老黎、老段搞「責任內閣」，才搞了幾個月，您怎能對他二人解決政治問題，有「匕鬯不驚」的奢望呢？二人之間的面子和意氣都太多了。怎能不「斗」一下呢？因此，單說意氣鬥爭這一項，細說從頭，就說不完了。筆者在《袁氏當國》的末章，曾略敘原委，這兒就不再嚕嗦了。

第二，議會政治搞不成了，在那時代，似乎就只有回頭再去搞帝王專政，或個人獨裁了。所以袁世凱要稱帝，張勳要復辟，孫中山要搞「盲從領袖」和「個人獨裁」。因此袁世凱的美國憲法顧問古德諾教授才建議，與其搞最劣等的「非承繼式的獨裁製」（像後來的法西斯），倒不如搞「承繼式的獨裁製」（乾脆做皇帝）之為佳也（見拙論古德諾專章，載民國通史北洋政府篇《袁氏當國》專冊）。

再看九*九*藏*書最近謝世的張學良，他是在中國推動「法西斯主義」最早的、最高級的和最重要的領袖之一。曾幾何時，他又向第三國際申請加入共產黨，並痛詆蔣介石「太洋，太右」。及至被關起來了，他又大搞其佛學。佛學不搞了，又和趙四大信其基督教來，連「西安事變」都認為是「上帝安排」的。我曾勸少帥，把歷史真相留下來。他夫人不同意，他也跟著叫說，有什麼好留的？「一切都是上帝安排好的嘛。」您說這叫作信仰呢？還是叫作迷信呢？

張勳這幕鬧劇，演得太荒唐了。消息一經公布，老張立刻變成過街老鼠，人人喊打。不用說孫中山和西南五省，早已摩拳擦掌，計劃乘勢興師北伐。但遠水不救近火。其近水樓台，討張最有效力而方便者，那就企望于在天津蓄勢待發的段總理了，可惜這時老段孤將無兵。其時京津一帶雖不無少數零星部隊駐防，但是自從袁世凱死後，王綱解紐，將專其兵，兵為將有。部隊多半變成了帶兵官的私產。誰也不情願自告奮勇，為空頭民國和數千的辮子兵一拚死活。

再概念化地說一下，在帝制時代，皇帝便是法律，在法治時代，法律便是皇帝。從皇帝法律，轉型變成法律皇帝，其中間至少有一百年以上的空白呢。這就是民初黎段之爭的契機所在了。在黎段之間作仲裁的，既沒有皇帝，也沒有法律，兩者之爭，就沒法解決了。

第三，中國除掉搞「議會政治」和「獨裁政治」之外，有沒有第三條出路呢？路是人踩出來的；真理是實踐出來的。梁啟超輩有心人，顯然就想，試試這既非議會政治，也非個人獨裁的，第三條路的中間路線。它雖然不如先進的議會政治，但卻優於反動的個人獨裁。這第三條路，在現代政治學里，原有個專用名詞，叫aristocracy，老的漢譯叫作「貴族政治」，我們可試譯為「集體領導」，或「精英專政」。事實上，在打天下時代，和改革開放后（1979年至今），所搞的就是這個制度。二者都是成績斐然的。這至少表示，它在政治轉型期中，是個暫時「可行的制度」嘛。

第二，也是黎總統所嚴重忽略的，則是段的另一個歷史身份，卻是北洋系軍閥和官僚的總頭目。他原想做一個現代化責任內閣的國務總理，可是事與願違，為著自保，他也走回頭路，去搬出其北洋系的老班底了。這些老班底，旁觀政局，早已為段不平，而摩拳擦掌，勒韁以待，不待段氏之乞援，他們就早已蠢蠢思動。再者，黎元洪和國民黨系的政客，原來也是政敵滿街的。黎與段決裂，正為他自己的政敵製造機會，群起倒黎。這一來，以後中國的政局，便按照這兩條相反的路線，而大開其政治倒車了。

話說回頭，段祺瑞那時拒絕恢復老國會，一切從頭來過的耍賴政策，其背後最大的智囊，不是旁人，卻是名滿天下的梁啟超也。段祺瑞當時那個皖系的軍閥集團之內，還找不到像梁舉人那樣的高級參謀呢。

但是，親愛的同胞們，守法二字的經緯大著呢。不客氣地說，你我也都是不愛守法之人，開車闖紅燈，被警察抓到了，一肚皮氣，要發泄呢。終於低聲下氣，領了罰單，非心甘意願也。法律之前，不敢反抗也。我記得以前在祖國時代，有個小朋友學開車，被警察抓著了，他只輕聲告訴那警察他爸爸的名字，警察向他敬個禮，就揮起白手套，讓他專車前進了。子仗父勢的兒子尚且如此，有特權的爸爸，那還得了？兒子小人也，開車小事也，無關宏旨。但是爸爸是黨國要人，乾的是黨國大事，這種國家，就不配自稱為國家，只能算個部落了。朋友，咱們中國人，搞革命，搞現代化，搞了幾十年，最後竟然退化成為一個第三世界的部落。人治轉法治之難，蓋可思過半矣。

黎元洪、張勳一時俱去，北京剩下個段總理，又作何打算呢？吃一塹，長一智，在段派的算盤裡，那個專肆搗亂的國會，是不能再有了。儘管南方各省，乃至全國輿論都在叫囂，要恢復國會，段老總是充耳不聞了。但是民國既有個總統，也有個總理，怎能沒個國會呢？可是將來的國會，只能聽話，不能遇事搗亂，才是個正常的國會嘛。段祺瑞和他的策士們，經過了多年的折騰，這下才恍然大悟：要組織國會，就得組織個「御用國會」。國會議員，只許聽報告，舉手贊成，不許搗蛋，就庶幾乎天下太平了。

如何從頭來起呢？老段、老梁就認為按民元舊例，應由全國各省區自行選送二三代表來京，先行根據《約法》，組織個「臨時參議院」，來代行國會所應有的職權，改組政府，制定《憲法》。然後再由憲法取代《民元約法》。再按憲法由各省重行選舉國代，來組織正式「國會」。因為制憲和另選國會，都是百年大計，有待仔細琢磨，現政府的當務之急，則是組織個和民國初年一樣的「臨時參議院」了。

更可悲的是，黎段二人，都還算是正派人士，不是那種心狠手辣流氓式的獨裁暴君。正因為如此，他二人都易為群小所包圍，聽信讒言。黎元洪原是一位每「為左右所左右」的菩薩；而耿直的段老總，號稱「剛愎自用」，卻每每變成「剛愎他用」（參見杜春和編，《張國淦文集》，2000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北洋從政實錄》諸篇。張氏湖北人，原為黎元洪的同鄉好友，亦為段所信任，在府院之爭最激烈時，擔任段的秘書長，折衝于黎段之間，深知二人鬥爭的內幕，所言亦頗多持平之論，值得推薦。還有章伯鋒、李宗一主編的史料叢書《北洋軍閥（1912～1928）》，第三卷搜集有大量新史料，頗值玩味細讀。至於陶菊隱、李劍農等古典巨著，也未可偏廢）。

本來，在一個中央政府之內，兩派政客，為著某項政策，而發生爭執，是最正常不過的事了。在古今中外，任何政治體制中，都是不免。只是在一個有定型制度的國家裡，這種政策之爭，都是有其正常的、制度性的解決方法，來加以解決。可是在個轉型期的中國，沒個固定的制度來加以仲裁，它就變成政治死結了。

我也記得，十多年前，老美打波斯灣戰爭時，大家懸挂黃色絲帶的往事。見那種黃帶如潮，和今日的花旗似海，始覺得這才是真正的、格調極高的民族主義。我們中國人所搞的，那一丁點小兒科，還未脫離醜陋中國人的階段呢。民族主義云乎哉？自我臉上貼金罷了。再看看那日益團結擴張的歐盟（EU），朋友，他們白種民族的民族主義，今後可能還要統治地球五百年，而不稍讓呢。我們五分鐘怒髮衝冠的民族主義，算個啥？自命清高，自命世界化的華裔士大夫們，未免太自我膨脹，自以為是了。

新軍多半同情維新和革命，舊軍卻是保皇的死硬派，這本是清末軍界的通例。兩者之間的衝突，往往是你死我活，各不相讓的。李宗仁將軍當年在軍官學校畢業之後，便屬於新派，他告訴我許多當年新舊軍人之間衝突的老故事（見《李宗仁回憶錄》第四、五章），頗足發人深思。

再回頭看看，張勳復辟這出滑稽劇。他老人家和幼主，從頭到尾只表演了兩個星期（1917年7月1日到7月13日），卻搞得民國二度死亡，國會解散，總統退位。那時北京如沒個帝國主義者霸佔的東交民巷，我們真不能想象黎大總統和張辮帥，要躲到哪個衚衕里去呢？據報，當張勳知道大勢已去，曾上表幼主，恭請「開缺」。十三歲的幼主，覽奏淚如雨下，奏摺盡濕，實在也是怪可憐的。張大臣復辟失敗，據說原是預備盡忠殉節的。當他左右力挽荷蘭使館的洋朋友，馳車前來解救時，張辮帥把辮子一甩，力拒登車。幸好這輛荷蘭汽車的司機，是個德國大漢，他夥同荷蘭保鏢，二人把張辮帥連辮子一道，抬入汽車。張大臣不得已，才中止了他的殉節之志，又苟活了十來年，才隨同先朝諸帝，頹然而去，也是愚不可及的一代遺老吧。較之陸秀夫，又何多讓哉？中山聞之曰：「文對於真復辟者，雖以為敵，未嘗不敬之也。」（見《國父全書》）國父之言，真是深得我心。

「辛亥革命」就是這項從帝制轉民治的一個重要階段，它至少把「皇帝」這個政治名詞給轉掉了。名詞之外轉的就不多了，袁世凱做總統的獨裁權力，比皇帝還要大。但是在轉型過程之中，他再也不能頂用皇帝這個頭銜了。袁氏不明此理，他還要恢復這個頭銜，開倒車，他就遺臭萬年了。

段派的策士，這時顯然是不顧一切地，慫恿張勳及早晉京，幹掉黎元洪再說。而張派謀臣，則顯然希望宣統早日復辟，庶幾他們的老總，也可以爬上李鴻章和袁世凱都坐過的寶座：直隸總督、北洋大臣。隨之大家也好雞犬升天。設有不測，自有長辮子的頭顱去引頸就戮，與他們何涉？所以大家就起鬨了。因此段張對話之後，段的警告顯然立刻就被一些蘇秦、張儀所淡化了。

既然民國不如大清，我們也就想到，共和不如帝制，民主不如獨裁了。因此我們的楊度，乃至孫國父中山先生也就想到，還是秦始皇那一套，最適合中國的國情。可是，如果我們搞來搞去，最後還回到秦始皇的老路上去，那還要革啥鳥命呢？

首先，他二人鬧的是極其無聊的意氣之爭。但你卻不能小視這種政客之間，最無聊的意氣之爭的時代和文化背景。這也是個政治文化社會「轉型中期」的特有現象也。按《民元約法》，北京中央政府所實行的是所謂「責任內閣制」。總統只是個榮譽職位，政府的真正首腦是內閣總理。按法律，他二人的關係原是英國女皇（伊麗莎白）和首相（丘吉爾）的關係。在英國，他們搞革命，搞復辟，搞了幾百年，最後才能搞出個制度來，而相安無事。朋友，美國的布希（George Walker Bush）、高爾（Al Gore）的政權之爭（詳下節），之所以能匕鬯不驚，和平解決者，這是他們幾百年才磨鍊出來的所謂「英美（政治）傳統」（Anglo-American tradition），非一朝一夕之功也。

張勳（1854～1923），字少軒，江西奉新人。幼年家貧，又遭洪楊之亂，父母雙亡。他年不足十歲便被迫四處流浪乞食。稍長在湖南當兵，中法戰爭（1885）時，隨軍調到雲南，曾參加諒山之役，以勇猛過人，立有戰功，被迅速提升至中級軍階。隨後曾被派攜兩萬元巨款，往上海採購軍械。不意他這位大老粗，敵不過十里洋場銷金窟的誘惑，兩萬金瞬即化為烏有。但張勳是條漢子，不願潛逃，挺身返滇受死。果然在昆明為軍法處判處死刑。但是他的老上司，念其功，憐其蠢，乃網開一面，讓他以潛逃銷案。

老段在四顧乏術之時，忽然得報，駐防在京津之間的馬廠，還有一支人數眾多的陸軍第八師。師長為李長泰。但是李是否聽話，則殊不敢必。后經人獻計，李長泰對民國雖無特殊的忠藎之忱，但李某懼內，其夫人倒頗可動以利害。經識者疏通，果如所傳。李長泰既遵閫令，效忠民國，並願聽命於國務總理兼陸軍總長，段乃九九藏書單騎馳入馬廠，用句古語，便叫作「奪其軍」。段氏既有一師之眾，就可以號召零星部隊來歸。加以原在北京的步兵統領吳炳湘、警察總監江朝宗，均系舊部。段既手上有兵，他們也就服從命令，裡應外合了。

這幕復辟活劇在7月1日清晨上演時，黎元洪於前晚深夜始得知確息。深恐為帝制派劫持勸進，黎大總統乃夤夜逃往東交民巷，希圖在法國醫院暫避烽火。誰知該醫院以夜深，雖總統亦不納。黎乃改投日本使館，請求庇護。黎與隨從計議之後，乃于翌日電請時駐南京的副總統馮國璋為代理總統，起兵討賊。另免去李經羲國務總理職，發表段祺瑞復任國務總理，囑其火速率兵返京、定亂、討賊（密派專人通知之外，並在上海發布公報）。

再者，中山說得好，「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政壇之上，沒有真正的「單幹戶」。其大則有幫有黨；其小則有婢僕妻妾，馬弁副官，幕友智囊。在兩千年的傳統中國的衙門裡，一衙之主是「老爺」。老爺照例是不親細務的。為老爺大小細務，上下一把抓的，照例則有個「二爺」。這在國民黨時代，便是什麼「侍從室」、「秘書長」、「幕僚長」、「總務長」一類的建制。在專制時代的宮廷之內，那就是高力士、李蓮英、小德張一類的太監了。

筆者試舉這種「老嫗能解」的最簡單的實例，來幫助解釋那最玄妙、最不易說明的社會文化轉型的現象。社會文化之從中古、近古，漸漸地轉向近代、現代，是一時不停的。也是潛移默化的，是肉眼不易覺察的。雖然歷史三峽之內，多的是洄水、漩渦、逆流，但是三峽之水，無不東流，潮流永遠是前進，非人力可以倒轉也。我們試舉出個像上述討姨太太的小事，就一目了然了。

筆者就這樣主觀的，對黎元洪、段祺瑞這兩位歷史人物，臧否一下了。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朋友，不信您就從兩黨的領袖名單中，找幾位出來比一比嘛。相比之下，我想很多賢明的讀者，是會和在下有相同看法的。

段祺瑞所代表的則是轉型的後半期，所謂學生軍。那是以歐美的現代化軍制，由海陸軍官校訓練出來的青年軍官，淘汰舊有湘淮軍的老系統。因此他們在陸軍中的起步和升遷，是以軍校文憑為準。他們是軍事專業化的技術人員。專靠血氣之勇的時代，已成過去歷史。這也可說，是宏觀歷史發展中的一樁「客觀實在」。

在那個野蠻時代，能心狠手辣、殺人如麻的屠夫，便有陞官的快捷方式。張勳經袁世凱的拔擢，至辛亥革命時已位至方面。段祺瑞出任湖廣總督時，張居然官拜兩江總督。與段氏平分長江中下游，東西遙相頡頏。二次革命戰役之後，張軍以紀律敗壞，被調離南京，改任長江巡閱使，再兼任安徽督軍，駐節徐州。徐州交通便利，張乃發起「督軍團」之組織，並以該團首領自居。曾四度召集所謂「徐州會議」，擁督軍團之集體聲勢，議論朝政。一時中外聞名，儼然是當時督軍團中，最具影響力的軍事領袖。

再說原任「安徽督軍」的辮帥張勳吧。張勳在民初專任「長江巡閱使」時期，駐節徐州，對黎副總統曾表示十分恭順。如今他威震東南，曾數次召集各省督軍，大開其所謂「徐州會議」，隱然以督軍團領袖自居，但是張勳原不是「北洋六鎮」出身的北洋嫡系。相反地，他是一貫被段祺瑞、馮國璋等嫡系將領們所歧視的北洋外圍。他所統率的官兵，通通蓄髮留辮，是有名的「辮子兵」，對前朝故主的宣統皇帝，胸懷愚忠，對有功民國的段總理，卻永遠陽奉陰違。因此總統只要運用得法，這位貌似菩薩、渾渾而有機心的辮帥，未始不是一張反段的王牌。這樣，黎是在與「四凶」詳議，加上自己深思熟慮之後，才使出一記撒手鐧，把段氏「撤職」的。

這次民國再度死亡，段在「再造民國」之後，就輪到他來組織五千年中華通史上的第一個「御用國會」了。段祺瑞的御用國會，雖然還不太成功，他後來的接班人，再繼續加以改良，就大派用場了。

這一現象，朋友，其實沒啥費解也。他們是住在一個一切都有個「定型」的社會裡，彼此有其共同的語言，一切都有其一致性。我們來自中國的這批寶貝，在生活方式、政治社會文化思想和價值觀念上，尚處於高速轉型的狀態之中，各說各話就是必然的現象了。這就是我個人十分相信的，我們要把這個各說各話的轉型期，逐漸地搞到生活思想，漸漸趨向一致的「定型」（書同文，車同軌，行同倫）。等到我們也搞出個過得去的「定型」，轉型結束，就天下太平了。

從這點荒唐小節，我們不難看到，近現代中國的「政治轉型」，乃至後來所謂「體制改革」，和今日所謂「民主運動」發展的軌跡。單從外表來看，咱中國佬搞「議會政治」像模像樣的，還是民國初年這一段呢。且看：段祺瑞這個搞責任內閣的國務總理，他制訂了一個《對德參戰案》。首先總統府不同意，他這個國務院就一籌莫展。好不容易，總統答應了，而國會不通過，段總理急得頭大如斗，也還是毫無辦法。

第一，他看來是個現代化議會政府中責任內閣的總理。這個閣揆由於政治失策，個人剛愎自用，被國會投了不信任票；同時也為其本閣閣員所杯葛，成為一個獨夫。他那位政敵的黎總統，就想乘勢而去之了。

老實說人就是人，不管是洋人、華人，他（她）們都是具有七情六慾、極其複雜的脊椎動物。尤其是那些最歡喜搞政治的脊椎動物，聚在一起，為著政治利害，就必然要斗個你死我活。人與人之間的友情，乃至國家民族的利害，對他們來說，就是屁話了。想起了我的前輩老友，李宗仁將軍所談有關國民黨內政治鬥爭的那一句極有趣的「桂林官話」。他說：「在大家斗到白熱化的時候，哪還想到什麼國家民族啰！」這是那位誠實的李宗仁先生，向我所說的最誠實的話。

站在楊度、蔣介石、張學良對立面的，那就是康有為、張勳這一類的人了。他們抱著一個教條打滾，至死不渝。海枯石爛，都要「信仰」到底。筆者在多種拙著里，就曾一再提過，康有為迷信的圖騰是一匹「公羊」。張勳所最愛向其磕響頭的，則是一個十二三歲的滿族娃兒，「宣統皇上」。他三人對這三種圖騰的頂禮崇拜，雖頗有不同，卻都是一分不讓的。但在一個思想上發生了王綱解紐的情況之下，他們各自迷其所信，和誤人誤己的心態，則是大同小異的。這是個時代現象，在咱們那個新舊思想雜陳的歷史三峽中，是很普遍的現象啊。但是在一個一切有定型常規的國家裡，就不是如此了。

其實這種在近現代中國，軍制轉型期中，新舊之對立，縱在張段之後，仍然不斷地發生。在國民黨北伐之前，蔣介石之趕走許崇智，改組粵軍，討伐劉震寰、楊希閔；廣西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之定桂戰爭，新桂系趕走老桂系的陸榮廷、沈鴻英等內戰，也都是軍事轉型的一部分。再看張作霖、張學良父子所統率的東北軍，老帥是「舊軍」的總頭頭，少帥則是新式軍校出身的改革派。他們父子兩方的新舊之爭，最後竟然弄出個擁護兒子、打倒老子的郭松齡叛變，幾乎把老子真的趕出了滿洲。

只是這種政治鬥爭，在一個現代化的國家裡，有個鬥爭雙方都能一致服從的解決辦法，是謂之法治。法治不一定公平，但是法治可以解決問題。君不見近在目前的美國大選，共和黨的布希和民主黨的高爾，為著在佛羅里達一州的幾百票之差，而僵持不下，最後只好由聯邦最高法院開庭來加以仲裁。仲裁結果，竟以一票之差，而底定了共和黨的天下。那文化低劣的「德州牧童」布希，當上了「少數總統」（minority president），而得選民票多數的民主黨候選人高爾，竟然落選。使投票占多數的選民，氣得嘴歪頭大，但是還不是接受了這項法治仲裁的事實？終使美國政權依法易手，世界政局也為之大變。此事如果發生在當年的蘇俄，那孟什維克（少數）與布爾什維克（多數）之爭，豈能憑法官一票而決？

張氏「潛逃」往華北之後，投效于宋慶的毅軍，參加中日甲午之戰，為袁世凱所賞識，乃隨袁去小站。迨袁於1899年調任山東巡撫時，又隨袁在山東率領地方團隊，鎮壓義和團。據近年所發現之當年山東地方檔案所示，這位對袁自稱「標下勛」的張屠戶，有一日殺義和團五百人的可怕紀錄（見拙著民國通史晚清導論篇《晚清七十年》，遠流版，卷四，「義和團與八國聯軍」專冊，頁67）。

參戰案，原只是政府政策之制定的問題。在一般正常的國家裡，不論是君主或民主，正反兩方，都要遵守「法律程序」（due processo flaw）進行政策辯論。是正是反，一二三就決斷下來。除非是一國之內的政治社會問題，發生了無法解決的死結，像美國內戰前所發生的「奴隸問題」。北方廢奴，南方留奴。這個一國兩制，雙方都牽涉國計民生的重大的政治經濟問題，因此一拖數十年，無法妥協。最後南方主張，乾脆把「兩制論」，變成「兩國論」，使南北兩部，各成一國，各自分治，各自獨立了事。但是北方人民，在林肯總統的領導之下，卻要維持美國統一，不許南方搞「分裂主義」，這樣一來，南北戰爭，避免不了，就打起內戰來了。結果南方的槍桿沒有打出政權來，北方的槍桿維持了國家的統一。

長話短說。國務院於1917年3月3日由國務會議通過「對德絕交」，而黎總統卻于翌日拒絕用印。國務總理段祺瑞，乃以去就相爭，並於3月5日，聲言辭職，躲往天津私邸，向黎總統攤牌。黎不得已，乃請副總統馮國璋，專程赴津勸說，並慫恿國會參眾兩院，於14日一致通過《對德絕交案》。可是對德絕交，和對德宣戰，還有一段距離。宣戰之權既然操諸國會，段總理乃進一步向國會施壓，要求國會立即通過《對德宣戰案》。國會之內的老國民黨系，和進步黨分子，這時為著制憲和其他小問題，正在搞「肢體抗爭」（且用個目前台灣的政治術語），吵鬧不休，對宣戰大事，無暇討論，有意拖延，而遲疑未決。擁段人士，尤其是所謂「四大金剛」乃迫不及待，慫恿段氏於4月25日，在北京召集一個「軍事會議」。出席者凡二十余省區的督軍、都統、代表等數十人。大會一致通過，擁護政府的參戰政策。且派出軍人代表晉見總統，並招待國會議員，甚至遍訪協約國駐華使領，對宣戰案加以大力推動。

可是黎段的關係就不然了。他二人在聲望、地位和講不清的法律之前，卻是個「兩頭大」。兩個頭髮生了爭執，沒個政治權威可加以仲裁，沒個大眾媒體、社會輿論，可以主持公道，而唯恐天下不亂、推波助瀾的政客和軍人，則日夜挑撥，他二人之間的糾紛，就永遠不得解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