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斗小民買賣房地產，各方牽涉甚多，勞人心思，眾所周知也。殊不知買賣軍火的牽涉，就更是說不完了。且看拉法葉的法國賣主，怎樣才能說動台灣的買主，出重價來購買，固屬不易。但是法國的賣主，還要怎樣去說動北京的反對派，不反對這項軍火買賣，那就難如登天了……

像列寧和孫中山這樣個性的革命家，就有他們的特色了。由於他們從不消極，工作態度永遠積極，他們是隨時勒韁以待，準備行動，準備出擊。因此一有機會，他們就可以立刻抓住，而幹了起來。不像一些懶漢，只會守株待兔。真是兔子來了，懶漢也是抓不住的。像列寧和孫中山這樣的人，就是捉兔子的好手了。中山這次領導全國反段，做了護法運動的總頭頭，就是他抓到了一個稍縱即逝的時機，而大幹起來的。

但是，哥倫比亞大學韋慕庭教授（C. Martin Wilbur）在所著Sun Yat-sen, Frustrated Patriot（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一書中，根據美國駐廣州總領事亨茲曼（P. S. Heintzlmen）呈國務院的報告，則認為德人實交中山先生一百五十萬銀元。隨後孫把五十萬元交海軍總司令程璧光，三十萬元給南下的國會議員，餘款由荷蘭銀行與日商台灣銀行匯廣州備用。這兩個數字差別很大，因為按照胡適家書所載，1917年一美元相當銀元二元六六。則二百萬美元就是五百三十二萬銀元，與美國的記錄相差極大。同時，以常理推斷，德國總領事應以馬克或銀元交付的可能性較大。然而美國的領事報告，以廣東督軍陳炳焜所說為依據，陳並不支持軍政府，給美國領事的情報不一定準確；而且孫交程璧光的數目與李國祁教授所說也有出入。因此，上述兩種論斷可能都還有商榷餘地。

在政府官員之外，辛策的另外對象，就包括孫中山先生在內的在野黨了。這時孫公正在摩拳擦掌，準備武力反段。但是無錢困倒英雄漢，正當他在上海一籌莫展之時，忽然間辛策公使（或辛氏代表）翩然而至，真是天賜良緣。根據各種跡象顯示，德國當時用金錢在中國支持反參戰運動，似乎不是什麼嚴守的秘密。根據德國密檔所記，當時一位留德粵籍學生程光耀（Tsing Kwong-yao，音譯），即曾向德國外交部毛遂自薦，願作是項交涉的中間人，並接受六千馬克的補助，返華活動（見李書，頁317～318）。

中國是當今世界史上，獨一無二的文明古國，源遠流長是我們的特色。甚至打了幾千年的「內戰」，也不例外。打內戰對咱們中華民族來說，那真是與生俱來的好本事。但是咱們打了數千年的內戰，也沒有哪場內戰，像美國內戰那樣，痛痛快快的，說打就打，說停就停的。它們總是婆婆媽媽的，打打談談，談談打打。最後結果則往往是當勝者敗，當敗者勝。然後才分久必合，重行來個天下一統。再出個偉大的太祖皇帝，讓老百姓來享受幾年沒有內戰的清福。在民國五年（1916）開打的「護國戰爭」，總算打出了個結果，打得袁世凱做不了皇帝，一氣而終。但是從民國六年（1917）開打的「護法戰爭」，卻打不出個結果來，最後無疾而終。可是，南北戰爭雖消滅于無形，卻又搞出南打南、北打北的兩個內戰之內戰來。

正當段祺瑞發現了這條新路之時，那早就有意在華南另立革命政權，來從事三次革命的孫中山，這時也天如人願地，利用了來自柏林整麻袋的鈔票，率領了老鄉親，時任海軍總長的程璧光，和大批失位、失業的國民黨系議員八十餘人，乘艦南下廣州，組織護法政府，自稱大元帥，和北京老段分庭抗禮，對幹起來，中國就一分為二了。

一切初見眉目，中山乃於1917年7月8日，偕大批隨員，章炳麟、朱執信、陳炯明等，登上程璧光總司令所特派之「海琛」、「應瑞」兩艦，浩浩蕩蕩，離開上海，駛向大洋，直奔廣東去也。從此開府廣州，出任大元帥，后又改任非常大總統。孫公先例一開，中國自此就一國兩府，逐鹿者前仆後繼了。論其始也，不能不上溯自辛策公使之百萬馬克也。撫今思昔，夫復何言！

總之，當時南方反對派，反對舉外債，和反對購買軍火以擴建所謂「參戰軍」，才是他們反段的主要內容。外債之弊，已如上述。擴軍之弊，就更不用多說了。不特當時的中國，縱遲至今日21世紀，中國也不會派遣遠征軍，赴歐洲參戰。擴軍的主要目的，既然是內戰，則南方反對派，就非反對不可了。因此，那位養反對黨以自重的黎大總統，就變成南方反對派的中樞代言人了。

在段梁集團大搞其「再造民國」，主張一切從頭來起時，反對力量最大的就是孫中山先生和他的老國民黨的集團了。其中包括政學系、韜園派等許多小派系和西南五省中三數個老護國軍系統的地方軍頭，像雲南的唐繼堯ｒｅad•99cｓｗ.cｏｍ，廣西的岑春煊、陸榮廷等人。這個南方集團和北洋系有其相似之處。在得意期間，他們是四分五裂的，誰也不能為他們整合組織個統一的「反對黨」（opposition），但是一旦這個集體，遇到全面威脅，像袁氏稱帝和段氏獨裁之時，他們又會在一個「強勢領導」（且借用當代名詞）之下，搞團結奮鬥。因此這次反段鬥爭，就輪到資格最老、聲望最高的孫中山來統一領導了。

中山在曹亞伯安排之下，親自會見克里平的情報員西爾穆爾博士（Dr. Shirmer），顯然是4月、5月間之事。中山答應起兵反段，但是他獅子大開口，要獨吞這兩百萬元的德援，據報德方也欣然同意。德國佬原是近代世界上做事最有效率的民族。他們既然答應了，不久這宗德援百萬元鈔票，據目擊者馮自由等人的回憶，就裝滿幾麻袋，用黃包車拖到孫公館了。福無雙至今朝至，孫國父在一夕之間，就從一個升斗不繼的窮老漢，變成百萬富翁了。

在孫公之外，反段人士，多的是餓鬼。雖然記錄無多，據說岑春煊也曾收過數十萬之多。至於康有為、唐紹儀等又分潤了多少，就無從查考了。一年之後，德國戰敗。在兩年後的巴黎和會上，老日耳曼被套上了一個天文數字的賠款。百萬元的數目不足道矣，也就被人們遺忘了。

中央官員和議員之外，辛策也曾向督軍、省長、巡閱使等地方官員行賄，希望他們起而反抗中央的決策，這就毋需多贅了。

在民國六年5月、6月間，擁段的督軍團造反，逼黎總統解散國會之時，一向與陸軍對立的海軍，在總長程璧光和第一艦隊司令林葆懌的領導之下，乃策動黎總統乘艦南下，在上海另立中心，以鎮壓督軍團。黎氏不願離京，程林二人乃於6月9日，徑自率領海軍七艦，脫離中央，駛往上海。中山顯然要抓住這一千載難逢時機，乃約同唐紹儀、岑春煊等反段要人，於6月23日公宴程氏于上海哈同花園，力勸程氏率領海軍，加入南方集團，開府廣州，共同護法、討逆、反段。程氏以海軍經費無著為辭，中山慨允負責籌募。隨即於6月27日，「飭人送交璧光軍費三十萬元，以為護法進行之需」（見《國父年譜》，頁759，及《革命文獻》，第四十九輯，頁371～372）。

中山在民二「二次革命」失敗之後，老國民黨集團，四分五裂，他自己雖然組織了一個中華革命黨，來繼續奮鬥，實質上中山本人也變成個灰溜溜的失業政客，一籌莫展。所幸中山有個最倔強而不服輸的個性，對他自己所「發明」的主義，有其最堅強的使命感（和他同時的俄國列寧，也是如此的）。

可是以後接踵而來，向日本舉借的所謂「西原借款」，就是另外回事了。因為段內閣當時的財政危機，原是個無底之洞。六百萬美元，真是杯水車薪，解決不了大問題。繼續舉債，別有用心的日本，就趁機而入了。

協約國當時利用銀彈，在中國實力派上下各階層中製造影響，單刀直入之外的輔助手段，大致就是這樣轉彎抹角的了。

可是中山這次南下，組織軍政府，開非常國會，自立為大元帥時，並正式與北京政府爭奪「關余」；後來又在「巴黎和會」中，與北京政府爭奪中國的代表權，那就是在中華民國之內，搞起「一國兩府」的「分裂運動」（secessionism）了。這一分裂運動，由中山開其端，其骨牌效應，像中山逝世后，1925年國民黨在廣州所建立的「國民政府」，到1931年，共產黨在江西所組織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至抗戰期間建於延安的「邊區政府」，以至今日的兩岸，事實上都是當年的「一國兩府」、「國內有國」的分裂現象綿延未絕而已。九九藏書

中山之所以如此孤注一擲者，乃是有他革命計劃的。蓋革命家都有他們革命的最後目標。其他中途妥協行為，都被認為只是過渡的安排。孫公革命的最後目標，便是他自己所發明的「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之徹底實現。要徹底實現，就得把國民革命進行到底，而控制他自己的母省廣東為革命根據地，實為第一要務。可是廣東其時，卻在桂系督軍陳炳焜的掌握之中，所幸陳的掌握並不嚴密，留有足夠的空間，可讓革命黨切入而就地生根。再者，陳是在陸榮廷、岑春煊、唐繼堯的領導之下，和國民黨又同在反參戰和反段的聯合陣線之中，兩派可以和衷合作。因此孫公如能說動程璧光，率艦南下，國民黨就可以與陳炳焜平分廣東。論聲望，論實力，孫公都變成這一新局面的最高領導人，使廣東成為他的革命基地，所以他老人家就不惜一切地下此巨注了。

本篇的主題，原是討論黎元洪總統和段祺瑞總理的府院之爭，以及參加歐戰與否的國家大事。怎麼又節外生枝，大談其軍火買賣來，豈非離題萬里哉？其實善讀史者都知道，參戰案是表面文章呢，而買賣軍火和協談外債，才是政治糾紛的主要內容。在民國初年，為政府協談外債，乃至發行公債（Bond），都是經緯萬端，機關無窮的。讀史者如對這些微觀小史實，初無所知，只是抱著官家檔案，誇誇而談其國家大事，就要被官樣文章所誤導了。欲知當年內債外債的底細，當然非經濟史家的百萬言專著，不能道其詳。但是通史家也有對讀者的義務，不讓認真的史書讀者，為官樣文章的迂闊之言所誤導，而畫龍點睛地，試以三言兩語交代之。

上節已言之，孫國父這時只發了一百萬元的橫財，在6月23日一桌酒席上，眉眼不皺，就花掉他三十萬。也真是氣魄豪邁，膽識過人。更可討論的則是收款者，程璧光其人。他雖是中山老友，但是他向無服從領袖或在政治上從一而終的習慣。這時溥儀尚未復辟，南北的界限並不明顯。而程總司令也只是以海軍為籌碼，擁戴黎大總統，和陸軍爭雄。他的政治態度，一直是游移不定的。程氏竟以此于翌年2月26日，在珠海被刺殞命。刺客為何方所主使，當時彼此衝突甚劇的桂孫兩方，俱蒙嫌疑，可見程之不洽于雙方也。而中山竟能對這樣的人，幾乎罄其所有，下若斯之賭注，也可見國父之所以為國父了（參見關國煊著，《程璧光傳》，載《民國人物小傳》，第七冊，頁383）。

適之先生當年只是與我這個學生清客聊天，而無意中說出此民國掌故。我個人亦從未想到把這樁「無徵不信」之閑談記之於史書。只是後來發現已出版的《胡適日記》，似乎也有此記載，才想起與胡老師這段聊天的故事，而略記之耳。

段氏當時的「責任內閣」，被三權分立（事實上只是兩權分立）的體制，弄得一籌莫展，只有掛冠而去。所幸天如人願，半路上殺出個「復辟」運動來。國會被解散了，黎元洪也被趕跑了。段氏借兵回京，懲前毖後，痛定思痛，他就要組織個只發生橡皮圖章作用的國會，和選個聽話的總統，然後來他個「武力統一」，搞個「槍杆子出政權」，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他這個新模式，是他從痛苦的政治經驗中實踐出來的。實踐才是檢驗一切真理的標準呢。其後他在中國政治上的繼承人，搞虛君實相，耍橡皮圖章，就青出於藍了，此是后話。

這件美俄交易的趣事，想不到無獨有偶。二次大戰後，德國的檔案也被公開了。在這些密檔中，竟然發現了大宗早年德華外交的密件。其中就暴露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駐華公使辛策（Paulvon Hintze，編者按：或譯為辛慈）身懷巨款，俟機對中國政府中決策官員行賄的計劃和事實。當民六（1917）3月1日，中國對德絕交已箭在弦上時，辛策晉見段祺瑞，告以中國如不參戰，德國除給予中國政府一切如停止賠款、退還租界等優惠之外，他對段個人，亦當以一百萬元相贈。段微笑說：「協約國所給遠較此為多。」云云。

這宗一拖九十年、分而未合的現象，欲知其緩緩發展起來的縱深背景，我們得先了解段祺瑞所導演的「參戰案」，看看府院之爭是如何終了，再探討探討，孫中山先生如何在廣東，另立山頭、敗部再起的這一串骨牌效應，然後再慢慢看這本連續劇，就不會為之暈頭轉向了。

讀者賢達之中，擁有私家住宅的，應該是所在多有吧。您對房地產掮客的百分之六的傭金，還不是照付不誤嗎？買賣軍火的傭金，只是大上幾百十倍罷了。同樣是傭金嘛，有啥稀奇呢？房地產貿易（也就是俗語所謂炒地皮），原是現代大都市倫敦、紐約、香港、東京，乃至今日的上海，交易最大、利潤最厚的企業。孫中山平均地權的學說，就是針對炒地皮而發展出來的。國際軍火貿易也是類似的商業，只是一明一暗罷了。

上文我們曾約略提過，德國出巨資支持孫公反段、反參戰的故事。那時歐戰兩方，對中國參戰與否，都在大肆活動。合法的外交活動之不足，雙方都使用銀彈政策，大搞其九*九*藏*書「錢進」活動。協約國方面，因為國多，勢大財足，他們對中國朝野的銀彈攻勢，也是多樣的，包括借款、發行公債、販賣軍火等說不盡的花樣。在一般對付政府、政團、政黨等等整體之外，還有單獨對個人的花招。例如傭金（commission）、回扣（kickback）、折扣（discount）和走私（smuggling）等，加上市場中的非法（illegal）或法外（extralegal）的陋規等等，各種辦法，借滿足當事人的私慾，而各為其國也。

這樁從晚清七十年就延續下來的風氣，不因國共兩黨革命政權之崛起而為之中斷。試看喧騰中外，發生在巴黎和台北之間的「拉法葉購艦案」，其不知何往的傭金，還不是天文數字？分享此傭金的法裔和華裔的掮客們，還不是取不傷廉，視為當然？要不是搞出人命來，誰又來亂管這些「例行公事」呢？台灣「購艦」購了半個世紀了，這也不是第一遭。20世紀50年代之初，不學如愚，為著職業上的好奇心，就曾翻閱過所謂「毛邦初案」被抖出來的原始史料。毛邦初將軍當初就是主持空軍在美國購買軍火的負責人，拜讀他們的公私密檔，對學歷史的人來說，真是閱人多矣。

這段小小的無徵不信的傳聞，卻也提供一些實例，說明歐戰的交戰國兩方，對中國政府中的參、反兩派，都可以用銀彈政策，而達到他們的目的。有關章太炎先生這記小傳聞，顯然不是事實。太炎先生縱有此意，他所牽涉到的，也不會超過五位數，為數甚微也。

在此之前，整個中國雖早已炮聲隆隆，內戰打個不停。但交戰各方，向未否定北京民國政府的合法地位。佔領了北京的軍閥，所搞的只是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已。反對北京的地方軍閥，也只是搞搞古代所謂「清君側」的把戲，打倒所謂竊政的權臣罷了，從未否定北京政府的合法性，來搞其「一國兩府」也。縱是袁世凱稱帝時，蔡鍔、唐繼堯、岑春煊等，組織其都司令部和軍務院一類的機構，亦未嘗作此想也。

朋友，你我小民的容量窄小，可能認為掮客們的傭金太大了。不知那也是人家挖空心思得來的辛苦錢呢。就以這次價值連城的法制拉法葉型高科技的軍艦來說吧，英、美、俄制的類似產品多的是，怎樣說動台灣主顧中意於你的巴黎特產呢？這就要靠足下的三寸不爛之舌，和其他相關的掮客本領了。

這種無本生意的軍火掮客，在晚清時代的中國，差不多都為控制中國海關、路礦和銀行的「洋員」所包辦。尤其是李泰國（Horatio Nelson Lay, 1832～1898）、赫德（Robert Hart, 1835～1911）這一類的海關監督，兼做掮客生意，那真是百萬腰纏（見上引前書，卷三，「甲午戰爭與戊戌變法」專冊，頁10～11）。到民國時代，這類工作就逐漸為洋行大班、外貿採辦官所分享了。而在這種軍火交易中，更可悲的是，當事者收受回扣，往往視為當然，認為是軍火貿易的當然報酬，取不傷廉也。加以此一陋規，實源自洋人、白人、老外，並非我們「醜陋的中國人」所發明的土產也。如今肥水不流外人田，當事人能與老外分享之，楚弓楚得，還是愛國的行為呢。

那時在北京作名流的胡適之先生，後來曾告我說，他聽說，當時在北京被袁世凱「軟禁」，而終於恢復自由的章太炎先生，便在活動，想當一任交涉外債的掮客。讀者千萬不要被這「掮客」二字所誤導。認為太炎先生，這位望重乾坤，清名蓋世，而又瘋名遠播的國學大師，革命元老，一句洋文不會，如何能做協談外債的掮客呢？這樣想，那就是被官書誤導的標準實例了。殊不知當外債掮客，乃是當時政府的一種掛其名義而收其實惠（往往是銀元數萬乃至數十萬）的變相賞賜。一朝邀賞，終身康樂。太炎先生當時名滿天下，人人敬畏，只是終年鬧窮，晨炊不繼，或許真想干一任掮客，一勞永逸也。

當年在上海專搞黑金，而聲勢喧天的青幫巨頭杜月笙，曾有名言曰：「花錢比賺錢更難。」如孫國父者，這次可說是得花錢之三昧，鈔票是用在刀口上了。

孫公對此一計劃似早有腹案，今番復得百萬巨款，他就付諸實施了。在7月1日張勳擁溥儀復辟，黎大總統失去自由之後，國家無主，中山乃一方面電邀黎氏南下，另方面通電西南六省（兩廣、湘、川、滇、黔），以中國不可一日無主，西南各省，「應火速協商，建設臨時政府，公推臨時總統，以圖恢復」（見上引《國父全書》）。

在近代經濟史中，現代化企業，最先以千萬富翁出現的，原來就是軍火商人。如今頒給我們學術界最尊貴的諾貝爾獎金的諾貝爾先生（Alfred B. Nobel, 1833～1896）便是19世紀歐洲最大的軍火商，享有國際專利，無煙火藥的發明人和製造者。他發了億萬大財之後，晚年才轉為慈善家的。

有人懷疑，可能是由德國經紀人，直接送給另一反參戰巨頭的岑春煊了。然耶？否耶？就有待更深入的考據了。htｔpｓ://ｒeａd•９９csｗ•cｏｍ

據顧維鈞先生告我，在他第一次出使華府時，適逢袁死段繼。國庫枯竭，官府薪餉不繼。財政總長陳錦濤，乃連電顧使，在美國試舉外債，以渡難關。顧氏奉命之後，乃使盡渾身解數，在美國銀行界尋覓不帶政治條件之債主。並盡量避免舊有之陋規，壓低利息，為中國舉債六百萬美元，以濟北京政府的燃眉之急。交涉完滿解決，北京大樂，有電褒獎。不意顧家突然收到岳丈大人、前國務總理唐紹儀拍來急電，嚴囑顧氏停止此項交涉，取消此項外債。我問：唐前總理此時退休在滬，何以忽然靜極思動，起而干涉朝政呢？顧說：唐紹儀是國民黨員，此時他顯然是奉中山之命行事也。

在拙著《晚清七十年》中，曾提到晚清中央機關中，「最肥的肥缺」，便是醇親王所掌握的海軍衙門（見卷三，「甲午戰爭與戊戌變法」專冊，頁40～46）。海軍衙門「肥」在何處呢？那就是衙門的主管有購買船炮之權。船炮在當時軍火貿易上的國際價格，已經是天文數字了。而國際軍火商，對買主負責人的酬勞，照例都有或明或暗的傭金回扣，這傭金照例大致是售價的百分之六。在千萬元的軍火交易中，這傭金的數目，是大得嚇壞人的。據筆者個人所認識的可信的知情者言，無孔不入的軍火商，往往在酬勞大主顧、大掮客之外，還有回扣之回扣，以酬勞主顧或掮客底下的辦事人員。這「回扣之回扣」，既然是從天文數字里扣出來的，其數目也不會太小。因此一樁軍火交易完成之後，買方上下有關的大小官員，可說是見財有份，雞犬升天。這也就是傳統衙門裡所謂「無官不貪」的成語之所從出了（記得當年看梅蘭芳主演的京戲《蘇三起解》，當蘇三姑娘在哭訴官府不應該昧良心收受賄賂時，那位解差崇公道聽不過去了，分辯曰，官家收賄賂，只是例行公事嘛。在這場黑金交易中，他崇老伯也分到了一雙全新的棉鞋呢。雖是戲劇，它所反映的，卻是古今官場的現實也）。

據辛策向柏林報告，協約國所費賄款，多至一千三百萬元之巨，遠非德國所能望其項背。錢雄者勝，因此辛策對段氏行賄就失敗了。失敗之後，他乃繼續對投反參戰票的國會議員行賄。據報是每票二千元。同時辛策也向其他中國官員行賄。重要性僅次於段的便是副總統馮國璋了，據辛策報告，馮原為反參戰派，因收協約國重賄，乃變成參戰派。辛策欲再以重賄扭轉之，終未如願。

一百萬馬克對一個立志定國、打天下的人來說，本也不能算多。但是我們國父卻是個上海人所說的「窮大手」。他老人家雖家無擔食之貯，卻是個一擲百萬的革命英雄。發了一筆百萬橫財，我們也發現孫公館門庭若市起來。他的訪客之中，有大批南下的國民黨各派系，尤其是政學系的議員、策士，軍人也多的是，最令人矚目的，可能要算海軍總司令程璧光了。

孫中山原是個窮人，做了百萬富翁，于願已足。接著他便坐上了在廣州開府的軍政府大元帥寶座，反段才是孫公主要目的也。廣州是個有錢的都市，可以派捐派餉，有了政權，此後民國史乃打開新篇章了。

程璧光（1861～1918），廣東香山人，是孫中山（1866～1925）的小同鄉和少年夥伴，長中山五歲。幼年也曾僑居檀香山。嗣在馬尾水師學堂畢業。甲午戰爭時任「廣甲」艦的幫帶（副艦長），是黎元洪的上級。民國以後加入國民黨，并迭任海軍要職。在上述黎段當權期中，任段內閣的海軍總長。為擁黎而反參戰，並曾與伍廷芳等四總長聯合辭職，把段祺瑞逼成個光桿總理，而引起政潮，已如上述。

可是那感到事急而不擇手段的同盟國的德意志，就開始對反參戰的中國實力派，來鋪天蓋地行使馬克政策了。

其後中德於3月10日正式絕交了，辛策公使於3月26日被迫下旗回國。其情報工作乃由美籍傳教士里德（Gilbert Reid）、在華的兩個德國人（Dr. Krieger與Dobrikow）和德國駐滬總領事克里平（Hubert Knipping）接替。克里平乃透過原與德方有聯絡之國民黨幹部曹亞伯（Abel Tsao）與中山聯絡。德方並允以最高額可到二百萬元的經援，來支持國民黨的倒段運動。克里平同時也秘密聯絡其他反段人士，如岑春煊、康有為、孫洪伊、唐紹儀，甚至張勳，多管齊下，共同反段。九九藏書

中國的政情既然如此，則歐洲交戰國，為中國的參戰與反參戰，就使盡渾身解數，各盡所能。他們最後一著的撒手鐧，便是對中國政壇實力派的兩方，加以鋪天蓋地的金錢賄賂了。我做口述史所訪問的顧維鈞先生，和我的史學老師郭廷以教授，都肯定這大宗賄賂是事實。但他二人都找不到絕對的史實，來加以佐證。

以上所說還是「公債」（內債）。若向洋人銀行商借「外債」，則折耗之大，機關之深，就更是一言難盡了。據曾迭任公使、大使、財政總長、外交總長，乃至攝閣總理，並曾實際經手、交涉外債的顧維鈞先生告我，當年外債之發行，中國政府的實收，均不到九成。至其所需的政治和經濟的擔保，則侵蝕國家主權之至深且巨，實是一言難盡（見《顧維鈞回憶錄》，中文翻譯版，第一冊，頁144～147。顧氏之外，筆者曾為此專題與張公權、陳光甫等諸財經巨子，及前北京政府的老財長和攝閣黃郛的遺孀，作過深入的探討，粗知其內幕操作的情況。但口述者類多堅持只能作off-the-record的談話，而不願作出正式紀錄。然有火候的經濟史家，根據此一線索，實不難追蹤也）。

至於李登輝的「兩國論」、「去中國化」，就更是這個分久未合的走火入魔的現象了。因此，那些在實際政治圈裡，搞爭權奪利的政客和只著眼于目前現象的政論家，就和熟諳宏觀史學的歷史學家之所見頗有不同了。因為前者所看的，只是一時的平面現象，而後者所看的則包括這一平面現象之後的縱深背景。知道他打哪裡來，才能預料他向哪裡去也。

在民國初年的政治史上，段祺瑞雖然始終是個關鍵人物，但是所謂「皖系政權」，從一個頗為像模像樣的「責任內閣制」，逐漸變質，一直發展到段氏「馬廠誓師」，趕走張勳；把溥儀二度拉下寶座，並要仿效民元「開國」的舊例，來「再造民國」之時，段祺瑞才真正地獨斷專行起來，走向槍杆子出政權、個人獨裁的死胡同里去。段祺瑞所走的這條「回頭路」，節要而言之，便是近現代中國的政治體制，向議會政治前進的轉型發展中，躐等而行，一旦發現「此路不通」，轉而走其回頭路的客觀形勢也。

事有蹺蹊的是，根據德國密檔，孫所應得的財富，應該是兩百萬馬克。但是根據國民黨的紀錄，孫只收到一百萬。李國祁先生向我說，另一百萬可能是被經手人曹亞伯中飽了。余不謂然也，因為此事雖秘，但是畢竟數目太大，中山也不是個省油燈，曹君何能吞下百萬之巨？再者，曹君且於翌年奉派去德國活動。他如有中飽行為，就不可能再有另次使命了。因此關於中山被打了折扣，最可能的解釋是，德國人先扣下一半，視孫中山反參戰活動的成效再付。孫中山反參戰不成，乃不了了之。

日本在袁世凱時代，是強烈反對中國參戰的。其理由很明顯，毋待細述。誰知後來在段政府時期，尤其是美國正式邀請中國參戰，而參戰派在中國也漸佔上風之時，日本態度忽然作一百八十度之逆轉，乃至堅邀中國及時參戰。段政府一時未決，日本竟誘以巨額借款，是所謂「西原借款」是也。

原來在20世紀初年，中國政府公債（Chinese Government Bonds）在倫敦股票市場都是藍籌股（blue chips）。何也？因為當年軍閥政府，受洋人特許，發行公債時，都存五日京兆之心，急於成交，折扣甚大。至公債到期，歸利還本之時，由於有洋人管轄的關余、路礦、稅收等為擔保，本息均按十足票麵價值核算實付。因之利潤高而風險少，宜其位躋藍籌也（此種公債，在今日大陸上則叫國債，也是一種blue chips，朱鎔基總理曾說，每次發行，只要一個上午，便賣得足額了。其原因是國債穩定，利息又高於銀行存款，以故引起搶購也，這就是另一種故事了）。

但是，朋友，可別把貪污受賄，看成中國醬缸的特產。其他國家也是一樣呢。俄國當年要把阿拉斯加賣給美國，美國國會有無數議員投票反對，不願出高價，去購買那個無用的「大冰箱」。最後國會還是通過以美金七百五十萬元購買了。國會何以如此出爾反爾呢？後來俄國革命爆發，帝俄檔案公開，謎團就揭穿了。原來賣掉阿拉斯加，俄國政府只實收五百萬。另二百五十萬，都分別用去賄賂那些投反對票的美國議員去了也。所幸那張受賄議員的名單，被帝俄銷毀了。因此哪些美國議員收過俄國的賄賂，就不易查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