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孫中山先生畢竟是一位民主政治家，他認為一黨專政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他要利用這個「手段」，通過他所預定的「軍政」和「訓政」兩個「時期」來達到他實行「憲政」的「目的」。到「憲政」實行之時，他的「黨」便「還政於民」，然後就由人民自己所組織的多種政黨，來輪流坐莊，實行憲政了。

李宗仁和他的桂系對「北伐」和「清黨」確是個關鍵因素啊。沒有他，歷史就得重寫了，可能連孫傳芳也都打回京滬了。

由於第一個特徵也就必然產生了桂系的第二個特徵：它是國民黨中唯一擁有相當獨立的武力、地盤和財權的派系。它和閻錫山、龍雲一樣，始終沒有放棄它的老巢：廣西。它也始終沒有放棄它對它那部特殊武力的領導權。若說抗戰期中，各系統軍隊的獨立性，恐怕除了共產黨所掌握的「第十八集團軍」之外，便是桂系的「第二十一集團軍」了。而桂系那時所統治的廣西和安徽兩省，雖然沒有中共的「邊區」那樣不聽中央政令，但是他們也有他們單幹的作風和力量的。

如上節所述，國民黨在總理逝世之後，派系便逐漸興起。但是「桂系」和其他各派系相比，則另有其特徵。

我國以前的歷史哲學家羅貫中曾有句名言：「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他這句話真是把我國兩千多年的政治史的關鍵，一語道破。但是羅公沒有學過現代的社會科學，因而他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筆者在這一問題上，因其非關本題，所以也不想節外生枝，來略抒拙見。我只敢說，羅貫中這句話，是兩千年國史上不爭的史實。同時在這分合之間，則「合」難於「分」。「分」往往起於旦夕之間；而「合」則有時要經過數十年乃至數百年的折磨才能達到。

胡漢民先生亦復如此。胡氏這位書生，自始至終以黨內一人自居，領袖群倫，決不搞小圈圈。但是「三全大會」后不久，他也在中央失勢了。胡氏倒還淡泊，但是和他一道失勢的黨人—多半是他的華南同鄉—卻扛起他的招牌，于「四全大會」（1931年冬季）前後，搞出個有實無名的「胡系」來，和南京的「中央」、上海的「汪系」相對抗。

正當南京中央為著「抗日」和「剿匪」弄得手忙腳亂之時，「桂系」諸領袖，反能忙裡偷閒，龜縮于廣西境內，心安理得地專搞他們的「三自政策」去建設其「新廣西」。

但是桂系的光榮，在台兒庄一役也算是到了巔峰。武漢失守（1938年10月）之後，我軍退入山嶽地帶，日軍也就勢窮力竭，無力再進，我軍亦無力反攻，雙方膠著。加以這時共產黨軍隊在敵後，一切小型游擊力量，敵後所有游擊根據地，幾全入共產黨軍隊之手，所余者唯大別山一區而已，而這大別山則在桂系掌握之下。1941年春「皖南事變」之後，桂軍也就捲入剿共之戰，防共甚於防日。

但是我們讀歷史的人，如撇開「現時觀念」來看往事，則他們那時的加入國民黨實為「虧本交易」。國民革命之成功，實始於「統一兩廣」。但是在統一兩廣的過程中，廣西之統一實先於廣東。再者，他們之加入國民黨，並沒有得到國民黨中應有的尊重。那時在國民黨中央，連僅有黨員百餘人的中共，也分得中央執行委員三人，候補委員七人。而擁有精兵數萬、地佔一省的桂系，只有李宗仁才分得一席「候補監察委員」。而此後，國民黨的黨務也自始至終不讓「桂系」插足，這分明是對「搞黨」無經驗的「桂系軍人」的輕蔑。而李、白、黃三人九九藏書始終不以為意，這也可看出他們的不凡—識大體，能忍能讓，不像一些心胸狹窄的小黨油子的把持。

在這戰事膠著狀態之下，雙方屯兵不戰。在人類的戰爭史上，尤其是中國曆朝戰爭史上，屯兵不戰是最可怕的現象，因為它的結果必然是師老兵疲，兵驕將惰，相率腐化。唐朝的節度使、明朝的屯衛都有前例可循。在抗戰後期，桂系所掌握的地區，除廣西老巢之外，便是豫南皖西一帶的「五戰區」了。迨1943年，把「五戰區」分割，另立「十戰區」。嗣後李宗仁再調長「漢中行營」（遺缺由劉峙繼任），桂系所直接控制的區域便只剩下大別山區—也就是以前張國燾「紅四方面軍」所佔據的「鄂豫皖邊區」。張國燾的老巢「金寨鎮」，后改名「立煌」（1933年衛立煌逐走紅軍后改名），也就是桂系所掌握的「十戰區」的首府了。

我們的中華民國，于辛亥革命之後，在「非袁不可」的時勢之下，本是個「合」的局面。無奈袁大總統見識太小，智囊團太草包，他嫌「終身總統」還不夠，偏要做皇帝。結果皇帝未做成，於民國五年（1916），一氣而死。

在今日世界上政黨橫行的國家裡，「黨外有黨，黨內有派」，本是很正常的現象。孫中山先生說：「管理眾人之事，便是政治。」因此在一個國家之中，有興趣來「管理眾人之事」的人太多了，他們就必然要結黨。一個「黨」太大了，黨內必然就要發生派系。這是個人類政治史上，自古而然的現象；否則孔夫子也不會在兩千多年前，就說什麼「朋而不黨」、「周而不比」一類的話了。所以從大處看，「桂系」便是這個歷史通例中的產物，沒啥稀奇！

兩廣統一不久，國民革命軍便「北伐」了。北伐之成為事實，可能是不像李宗仁親自告我—那完全是他一手促成的。促成的可能還有更多其他因素，但是有個不爭之論便是，沒有桂系的全力支持，北伐是不可能發動的。

抗戰前五六年中，廣西的建設也確是值得稱頌的，譽之為模範省亦不為過。當時地方領袖廉潔奉公，有眼光，有作為，把廣西這個有名窮省，建設得容光煥發，也確是難能可貴的。抗戰一旦爆發，他們能全省動員，數周之內便能配備出四個軍來，開上前線而戰績輝煌，我們治民國史的人是應該大書特書的。抗戰一開始桂軍便加入滬戰，軍中六個旅長，五位殉國，確是可泣可歌的。1937年10月南京棄守后，戰場轉入皖北，當時擔任這一帶防禦戰的便是「桂軍」。他們那時士氣之旺，紀律之佳，是筆者所親見。其後李白二公所領導的台兒庄血戰（1938年4月）更是戰功彪炳。

國民黨中何以產生這樣一個古怪的派系呢？這個派系的產生與消滅，在中國近代史上，又有什麼特殊的意義呢？我們學歷史的倒要搜搜它的根。

一、張學良於1930年9月18日應|召率師入關參戰；1931年9月18日乃引起了「九一八事變」。自此以後倭患便一發不可收拾了。如果，張學良不因中原大戰而入關，有他坐鎮瀋陽，「九一八事變」可能就不會發生，沒有日軍佔領東北—或延緩佔領東北，中國歷史就又不一樣了。

這些黨內元老原都是一些「黨外無黨，黨內無派」的專家；為什麼血口未乾，自己便大搞其派系來呢？無他，文章不與政事同也！在一個「一黨專政」的政體之內，「黨外無黨」是可以硬性地做到的。「黨內無派」，那可就不容易了。大家都是同志嘛！「管理眾人之事」九_九_藏_書是大家都有份，也是大家都有「匹夫之責」的；怎能讓少數人包辦呢？要搞「輪流坐莊」—甚或單純為著自保—大家也就黨而不朋、比而不周了。這就是一個一黨專政的政體內，「黨內有派」要發生的必然因素。國民黨內的「桂系」，也就是在這個必然因素之下逐漸形成的。

在我國古代歷史上的王綱解紐，往往是一「解」到底的。中央集權一旦崩潰，則大小軍閥、英雄好漢、土豪劣紳、地痞流氓……都要一時並起，割據稱尊的。在這個無法無天、各以刀槍相向的局面里，江湖好漢們便叫它作「遍地黃花開」，誰也管不著誰。因此在袁氏死後，軍閥混戰的十余年間，有的歷史學家估計，那時各不相讓的大小軍閥，就有三千餘人。在這遍地黃花的局面中，然後再強凌弱、眾暴寡，以大吃小的方式，慢慢兼并；由小地方作局部的統一，由下向上，由小及大，才漸漸走向由小「合」而大「合」的局面。

遠的不說吧，且說最近的史例：

換言之，沒有1929年「武漢事變」所引起一連串削藩內戰，國民政府的大一統江山，也就穩定了。外無強寇，內無反側，那中國也就早走上現代化之路，可能早就富強康樂，物阜民豐了。而這個一著之錯、全盤皆輸的第一槍卻是「桂系」放的！

李、白、黃三人之能統一廣西，並不算什麼稀奇。因為他們都是一些「新」人物，廣西當年一時並起的群雄都太「老朽」。除舊布新，原是時代的趨勢，歷史的軌跡。但是在統一廣西之後，所最難能可貴的是這三位青年將領的和衷合作、至死不渝的精神。在我國社會和政治傳統上，照例都是單幹的，尤其是英雄人物，而政治圈子的英雄人物更甚一籌。試看國民黨元老中的汪（精衛）胡（漢民），我們就可以體會李、白、黃三人的友誼與合作維持到底是如何地不易。他們三人都是雄才大略野心勃勃的英雄，而他們彼此之間所表現的則是能忍能讓。這一點實在是他們「桂系」所以能一直全始全終的最重要的條件。

在李宗仁調往漢中之後，桂系的實力大將就是「十戰區司令長官兼安徽省主席」李品仙了。而李氏主皖這一段期間，也就是桂系走向墳墓的開始。

但是國民黨在「行憲」之前，畢竟是一個搞一黨專政的革命黨；革命黨是有其革命紀律的。在理論上、在實際行為上，桂系這個分公司，都不能脫離它的總公司來「脫黨組黨」。它和「中央」是有「休戚與共」、血肉難分的關係的。它不能搞「合則留，不合則去」的美國辦法。相反地，它和黨中央的關係，則是「合亦不全合，不合亦不全去」，不即不離的古怪關係。它不能作為「中央」的棋子，完全聽命于中央。但是「中央」如乾脆讓賢，這個只有「偏才」的「桂系」，也代替不了「中央」。這就是「桂系」與生俱來的內在矛盾；這矛盾一直維持到1949年它全部瓦解為止。

袁氏死後，這個「合」的局面便立刻瓦解。從此王綱解紐，皖、直、奉諸系軍閥，來他個天下三分，接著便形成南北各省軍閥混戰的局面。

俗語說：「一個指頭打不響！」不論是非何在，桂系！桂系的責任，你是永遠無法推卸的。

二、江西的坐大。國民政府如果沒那三年（1929～1931）的內戰，那麼肯定毛澤東那點「星星之火」，也就不會燎原了。

當然那時官吏之瀆職九_九_藏_書與貪污，十戰區並不是個突出的例子，不過本文只談桂系，桂系至此政治的生命也就壽終正寢了。

就拿汪精衛自己做例子來說吧，他在1926年掌握了「二全大會」之後，為對付黨內同志的反對，他遇事便提出個「黨統」來。但是等到他在1929年「三全大會」中失勢之後，汪氏就再也不談「黨統」，而另搞其「改組派」；並與其他反對「中央」的勢力相結合，來「護黨救國」了。

可能就因為力量太大了，「功高震主」，加以這批張牙舞爪的青年軍人，也不會韜光養晦，結果引得全國側目，一旦中央拿他們來開刀削藩，當時也弄得人心大快。加以桂系本身發展太快，也百孔千瘡。它基本上是個軍人的集團，衝鋒陷陣是其所長，至於統兵百萬，運籌于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搞大的戰略，他們就難免才有不濟。至於搞大小政治，羽扇綸巾，折衝樽俎，這批只知喊「卧倒」、「放排槍」的小軍官就無法勝任。因而民國十八年（1929）2月所謂「武漢事變」一起，桂系便一敗塗地。不數月，當年統百萬雄師的虎將，只有躲到香港去作政治難民了。回看當年七軍和第四集團軍的戰績，真是「天亡我楚，非戰之罪也」！

「桂系」在「武漢事變」中所表現的紙老虎的成績，也增加了中央以武力削藩的信心—接著便是討伐閻馮的「中原大戰」。這個中原大戰，把個中原打得太糜爛了。這個爛攤子收拾不了，併發症便一個接著一個。舉其大者：

再者，正因為它區域性太濃，它也就始終難以洗掉它的地方色彩而真正地加入「中央」的大熔爐。不論它的領導成員是怎樣地內為宰輔，外為封疆，他們也無法洗刷掉它原有的土氣息，泥滋味。所以在國民黨當年在大陸上二十多年的執政期中，「桂系」便始終以一個有半獨立管理氣味的「分公司」姿態出現。對「中央」只是「合作」而不是「認同」或「一體」。

無獨有偶，當中山先生在這一方向的思想尚在醞釀的階段—也就是「國民黨」被改組成「中華革命黨」的時期（1914～1919）—俄國的列寧居然後來居上，搞出個行之已見速效的模式來。所以中山於1924年10月便正式提出「以俄為師」的口號了。

袁世凱死後，廣西便落入一個以陸榮廷為首的「老桂系」手中。這個老桂系，不但統一了廣西，它還控制了廣東。但是這個老桂系的作風太「老」了，不「適」合民國初年新的政治要求，因而在1921年，它就被比較「新」的孫中山和陳炯明領導的革命力量把它打垮了。打垮了桂系之後，孫陳二氏又因革命策略問題失和，陳炯明於1922年叛孫，無力兼領廣西；廣西一時無主，成了一個群雄並起、「遍地黃花」的局面。而後來領導「新桂系」的所謂廣西三傑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也就是這時廣西的三朵小黃花，成為一些散兵游勇的小頭目。由於各種因素的配合與巧合，他們能以數千之眾於三年之內，削平群雄，於1925年，用武力統一了廣西—這便是「新桂系」的老底。他們就憑這個老底子，加入國民黨，參与革命。它以後的窮通榮辱，全以此老底子為依歸。這就是本文所要討論的「桂系」。

回想起三十年前的威風，郭德潔夫人於1959年還得意洋洋地告訴我說：「那時我們（桂系）的力量可真大啊！」

「九一八」（1931）前後的中國，民不聊生的情https://read.99csw.com況（1931年長江有大水，華北有旱災），天災人禍真有甚於軍閥時期。倭寇的侵略，雖使國民黨的南北內戰暫時息兵，但接著便發生了「五次圍剿」的重大戰役。因為中共乘中原大戰之機，在贛南、鄂西和「鄂豫皖邊區」迅速成長，到30年代初期簡直如火燎原，竟至喊出要「發展百萬紅軍」的聲勢了。在這內外交煎的情況之下，南京中央擬定了有名的「安內攘外」的國策，而這國策實行的方針則是所謂「長期抗日，積極剿匪」。

「桂系」，這個當年在大陸上，國民黨中炙手可熱的政治派系，現在四十歲以下的中國人，恐怕對它都感覺很陌生了；雖然我們學歷史的人，卻永遠不能忘情於它。

當然，國民黨之有派系，亦不自桂系始。它遠在1894年「興中會」成立時期，派系的形成便已開始。「輔仁文社」的領袖楊衢雲，那時便是中山以外的一個派系的領袖。到1905年「同盟會」時代，派系就更多了。「同盟」一辭，顧名思義，便是個綜合詞。「同盟會」本身便是一些小團體—華興、興中、共進等等的綜合體。等到1911年武昌起義時，革命軍便由於派系不同而打出三幅不同的旗幟來，並且互不相讓。

因而桂系的第三個特徵也就是它的「區域性」。它自始至終是個偏才。割地稱尊是它拿手好戲，真要擠入「中樞」，為一國之主，它也就捉襟見肘了。

等到民國十六年（1927）的「清黨」和「寧漢分立」，那桂系的作用就更大了。在十七年春季，當國民黨三中全會和一、七兩軍之外的幾乎全部國民革命軍，對蔣總司令都一致杯葛，未受中共滲透的七軍是擁蔣的唯一支柱。李宗仁說：「那時總司令對我們（李、白）真是言聽計從……」的確如此，那時如沒有七軍對總司令忠貞不貳，一部民國史，今天是絕對地不一樣了。那是任何公正的史家所堅信不疑的。

至於「武漢事變」的是非問題，我斷定今後歷史家是永遠搞不清的。但「武漢事變」和「西安事變」一樣，都是中國國運的轉折點。而這轉折點的當事人，則是「桂系」。

第二件難能可貴的事，是他們能看清大局，盡率所部來接受國民黨的領導。廣西是他們三人打下來的。其間，國民黨對他們並無一槍一彈的接濟。但是勝利之後，他們竟願率所部投向國民黨—而不像閻錫山、龍雲、劉湘、張作霖以割據稱尊為滿足。關於這一點，當然也是環境使然。廣西地近廣東，得革命風氣之先。再者，便是得人和—這一點李濟深實是個最要緊的居間人。李濟深是當時中山部下粵軍中最重要的領袖，而李氏卻是「廣西人」，這個地域觀念的「封建傳統」，卻把他和這個新桂系聯繫起來，作為他們加入國民黨的介紹人。

當「同盟會」於民國元年（1912）改組成「國民黨」時，黨內的派系那就更多了；有的分子甚至脫黨組黨，支持起袁世凱來！中山先生那時身為黨魁，便深感黨內思想不一，分子龐雜，而有指揮不靈之苦。所以在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之後，中山便覺得要繼續革命，就非組織一個「一鼻孔出氣的」一種獨裁的政黨不可了。

第一，國民黨內其他派系（包括「清黨」前的中共），都是在黨內寄生長大的。黨是他們的胞母；脫離了黨，他們便無法生存了。「桂系」則不然。它發端於一個單獨發展的地方武力。這武力發展的經過，事實上與山西的閻錫山，東北的張作霖，沒地皮的馮玉祥，雲南的唐繼堯和龍雲九_九_藏_書，湖南的唐生智，四川的劉湘、鄧錫侯、楊森，乃至後來新疆的盛世才，都是大同小異的。他們都是在一個中央集權解體之後，正如曹操所說的，「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的情況之下崛起的王和帝。這些小王小帝在國民黨的勢力逐漸擴展以至於統一中國的過程中，乃相率附義。但是在這些附義的群雄之中，只有「桂系」這一個實力派，卓然成家，成為國民黨內的一個重要派系，垂名黨史，為其他附義的地方勢力所望塵莫及。

要歷史家秉筆直書，在抗戰初期的戰功來說，「中央軍」之外，最值得稱道的應該是「桂軍」。在「五戰區」，它卡住津浦南段，叫敵人不能揮軍北上，直迫徐州，使大後方有個喘息之機，是功不可沒的。

國民政府的確立，桂系的支持固然是個必要條件，然國民政府其後未能完成統一中國之大業，最大阻力的發端也是這個「桂系」。1928年北伐完成之日，在表面上看來也是桂系勢力如日中天之時。那時由於「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的理論之爭，同時也由於事實上的需要，北伐后的中國軍隊分成四大系統—四個「集團軍」；在這四個集團軍之上，又有四個「政治分會」，總攬國內四大區域中的一切黨政軍大權。李氏受任為第四政治分會主席，兼第四集團軍總司令。但是那時桂系的真正力量則遍及全國，它的司令部已自廣西移至武漢核心。那時白崇禧以一時名將，收編唐生智的舊屬李品仙、廖磊等部（李廖二人皆是廣西人）數萬人，虎踞華北；李宗仁坐鎮華中；李濟深、黃紹竑把守兩廣；由於李白在「清黨」時在上海尚有餘威，那時上海市長張定璠亦是桂系人物，我們如試把中國地圖一看，那桂系真是掌握半壁山河。

這時論武功，他們除了零星的剿共戰事之外，那真是百分之百的屯兵不戰了。論文治，他們倒能統治大半個安徽省。徵兵征糧還可取之不盡。地處敵後，天高皇帝遠，在大別山區做起土皇帝來，那就可為所欲為了。這樣，這批廣西的統治者把當年他們統治廣西有效的保甲制度搬到安徽，來個科學方法的組織和統治，結果就上下交征利，無惡不作了。西方政治家有句名言，叫作「無限制的權力，必然無限制腐化」，這就是桂系當年在安徽的寫照。筆者當年大學畢業后曾在故鄉做過短期的政府小職員。觀察所得我可大胆而誠實地說，那時十戰區和安徽省境內作「主管」的大小官吏—上至司令長官，下至連長，自省主席以下至鄉鎮長—可說是「無官不貪」。貪而無不花樣繁多，窮凶極惡！貪到甚至以大量戰略物資，走私資敵。

中山先生這套理論是合乎邏輯，言之成理的。當他還健在的時候，以他個人的威望，和革命同志的朝氣，也確能使這套理論發出無限光芒，使全國人民聞風景慕。可是在中山於1925年逝世之後，再由以他傳人自居的胡漢民、汪精衛來傳其衣缽，談什麼「黨外無黨，黨內無派」，便漸漸行不通了。

參加這種「大吃小」或「小克大」的各路逐鹿英雄的成敗，卻又受兩個客觀力量所支配。一是「適者生存」；二是適者的機運。要做個生存在特殊環境中的「適者」，其中便有很多人為的努力的因素（如「意識形態」的選擇，如「行政作風」）。但是要掌握時代的「機運」（chance），那就往往是非人力所能決定的了。

三、龍雲、劉湘、盛世才，乃至後來的何鍵、陳濟棠、韓復榘等等一些地方軍閥，也就不會長期割據一方，稱王稱霸了。中央政府只要一紙文書，就可以把他們撤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