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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篇 民國史軍閥篇餘緒 第十一章 從北京政變到皇姑屯期間的奉張父子

外篇 民國史軍閥篇餘緒

第十一章 從北京政變到皇姑屯期間的奉張父子

馮玉祥在華北雖是個無根軍閥,但是他一旦發現了「聯俄容共」、「加入國民黨」這條新出路,思想搞通,樂不思蜀,南口彈丸之地的得失,對他也無關宏旨了。至於長江流域那些小軍閥,處於四戰之區,北邊戰敗則投南(如唐生智),南邊戰敗則投北(如孫傳芳),南北相持則舍冷灶燒熱灶(如陳調元),他們本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再看那些據守西南、西北的邊疆軍閥。在王綱解紐、中原無主之時,他們就你砍我殺,兼并邊陲,稱王稱霸。但是一旦中原一統,新朝崛起,他們自會奉表稱臣,甚至撤藩歸政,皆不是大問題。這一套樣板戲,已在我國歷史上演出了兩千余年,此次不過是最後一場罷了。
可是日本在華的「關東駐屯軍」對我東北的陰謀那就更進一步了—他們要設立個傀儡政權,使東北永遠脫離中國。如果張作霖不是個適當的傀儡,那就殺張而另選之。所以在張作霖出關之前,媒體中已有日本要扶持張作霖做「大遼帝國皇帝」的傳聞。不幸的是我們這對父子檔老少帥,都是雄才有餘而大略不足的英雄。他二人始終不把日本陰謀看得太嚴重,並有一種「諒他不敢」的胡塗自信心—皇姑屯如此;「九一八」亦然。因此當老帥於6月3日在北京專車返奉時,竟坐上前西太后的御用專列,堂而皇之,浩浩蕩蕩地開往奉天。如此,日本人若有意殺他,那就是插標賣首了。果然於6月4日清晨5時30分,皇姑屯一聲爆炸,張老帥就應聲殉國了。
在「近代中國」這座大舞台上表演出將入相的演員們,他們「才」、「德」和社會背景,基本上差別有限。只是一部「中國近代史」,卻是一部從「中古」逐漸進入「現代」的轉型史。在這蛻變期中,則有極明顯的「階段性」。表演后一階段的演員就要比前一階段的,更要「現代化」。前一階段的演員,如不把握時機教育自己(像孫中山那樣),當時代進入次一階段,你就要被時代所遺棄,變成新時代的「革命對象」了。像馮玉祥這樣的人,他自「灤州起義」(1911)的小革命黨轉變成民國初年的標準大軍閥。等到20年代中期這個軍閥階段漸成尾聲時,他如不有所轉變—不論是自動的或是被動的—就勢必和吳佩孚、孫傳芳等同舟共沉了。想不到在1926年初他因兵敗而走投無路之時,卻被第三國際看中而加入了國民黨。
實至名歸,張作霖亦居之不疑,乃於11月30日在天津通電就職。12月27日遂移節北京。作霖此次入京顯然以國家元首自居。扈從之盛,戒備之嚴,均前所未有。專車至前門站抵步時,自前門經正陽門、天安門、西長安街至張氏駐節的西城順承王府,沿街均用黃沙鋪地、凈水拂灑,儼然是前清帝王的鑾仗。此時筆者先父與諸叔均隨祖父小住北京,目睹其盛況。諸叔均為在學青年,歸來繪影繪聲為我輩孩提言之,至今不忘也。
再者,對自己的政治措施無認識,則連自己內部的問題,都無法解決,這樣就爆發了1925年冬的「郭松齡倒戈」的鬧劇。

老帥升級為國家元首

張之伐馮者,入關為王,取而代之也。
「安國軍總司令」的名義給予張作霖無限便利:

從以美為師到以俄為師

馮玉祥原是「北洋軍閥」集團中唯一的一個沒有固定地盤的主要軍閥。他游擊全國,四處依附,四處「倒戈」,竟成為民初全國知名的「倒戈將軍」。當然他倒戈最成功的一次便是1924年他叫作「首都革命」的「北京政變」了。這一下他忽然搞到個全國第一號大地盤—北京。但是北京太重要了。玉祥無意中得之,得到了,他又消化不了。只好捧出個老軍閥段祺瑞做幌子。可是段祺瑞的資格又太老了。他竟然要假戲真唱,不願做馮玉祥的傀儡,已如上述。馮既指揮不了他,而自己又不願做自己傀儡的嘍啰。因而這位「作假作了一輩子」的「倒戈將軍」對段執政呈請「辭職」又「辭職」,而段執政對他則「慰留」又「慰留」。二人心知肚明,都在唱戲。只是直至1926年春,這台假戲再也唱不下去了—受他唆使向張家父子倒戈的郭松齡已兵敗身死。死敵奉軍已傾巢南下。而被他倒戈幾至身敗名裂的吳佩孚,又信誓旦旦必報此仇。玉祥處此逆境,唯一可以自保之道便是南交汪蔣,北靠蘇聯了。汪蔣對他自然是歡迎之不暇;而斯大林、托洛斯基也早已看中了他。1926年初,他們之間的關係也索性公開化了。
「安國軍」西路則由張學良於2月、3月間指揮奉軍主力率重炮七十余尊,循京漢線南下,進佔鄭州,沿途有零星直系部隊不聽命歸附者,則予以繳械。吳佩孚兩面受敵,不得已西竄四川,依附楊森,京漢在線的奉軍與革命軍也就正面接觸了。
據張學良將軍近年告我,他在1927年夏季自鄭州班師時,便決定力諫老帥,停止內戰。蓋連年殺伐,他耳濡目染,覺得內爭太無意義而老百姓受禍也太深了。尤其是他在鄭州登車返京時,在車站上遇一家破人亡的老者,少帥細詢之下,竟與之相對流涕。張學良那時不過二十七歲,還是個血性青年。這位老人的故事,觸發了他潛在的良心—他自覺不能再做個禍國殃民的青年軍閥。回到北京之後,乃泣諫老父全師出關,內戰是絕對不能再打了。至於後來的涿州之圍,也實在是晉閻投機所惹出來的,也是他奉父命的結果。
可是當奉軍於1925年春季沿京奉、津浦線南下,志在以武力解決長江各省時,少帥這支奉軍主力並未動用。它的主要任務顯然是穩定華北、控制北京,並監視正在迅速發展中的馮玉祥的「國民軍」。
自此奉系大舉入關。主帥張作霖(時任「東三省巡閱使」)亦於11月初抵天津,晤馮玉祥商討善後,並決定公推前「皖系」軍閥首領,其時退休在天津閑住的段祺瑞,暫時出山擔任「中華民國臨時執政」,以後再另作安排。
——為紀念「九一八」六十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而作

四大軍閥,各懷異志

馮玉祥是眾矢之的

張作霖以中國元首之尊,在就職之日亦循古帝王及近總統舊例駕蒞「天壇」祭天。正當大元帥手捧金爵向蒼天喃喃祝禱之時,不意失手,金爵墜地,爵扁酒流。聞者咸認為是不祥之兆,至少也是美中不足—此一小插曲為當時卸任總理的顧維鈞先生60年代初在紐約告我者,當非虛語。
1927年5月,兩軍相遇于豫南之駐馬店、郾城、周家口一線。奉軍以其國際馳名的「七十尊重炮」,排轟張發奎。六十余年過去了,去年張漢公與筆者談及此役猶眉飛色舞不止;而小子何幸,三十年前亦嘗與張大王(張發奎在軍中的綽號)詳談駐馬店之戰。大王深許奉軍重炮為其「鐵軍」北伐中第一號勁敵。然大王也告我說:「他們那時簡直不敢開炮!」為什麼呢?張說:「那時我們革命軍士氣最旺—我們在前線,敵方哪個地方炮聲最隆、機槍最密,哪個地方就是我們衝鋒的對象,所以他們不敢開炮。」
同時奉軍以其重建的「一三聯軍」的精銳,在少帥張學良的指揮之下,突破了直軍防線,在山海關、秦皇島一帶包圍了吳佩孚的主力,繳械納降三萬餘人。吳大帥僅率殘卒數千,浮海逃遁,使「第二次直奉戰爭」成為奉系全勝之局。
南京「清共」不及三月,武漢以汪精衛為首之左派國民黨,為爭奪上海財源,亦繼之以「分共」(見陳公博自述)。國民黨既全部右轉,而共產黨亦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向極左發展,乃有八一之「南昌暴動」和繼之而來的「秋收起義」,乃至1927年底之「廣州公社」,卒使廣州鬧市,頓成灰燼。
俄人援馮既然公開了,則日本援張,英人援吳,也就更加積極了。一部中國近代史,原即是一部帝國主義列強在華角逐史。這次北洋軍閥的內戰,帝國主義的陣線也是十分明朗的。因此在2月初旬當奉軍艦艇在大沽口外出現時,馮軍乃在大沽口沿海設防,並以俄制水雷封鎖大沽口,並一度與故意穿過封鎖線的日艦炮戰。如此一來,帝國主義就全部捲入中國內戰了。日本人就首先對馮軍布雷,提出抗議。
這樁「三一八慘案」只是軍閥混戰史中一件「慘案」、一段「插曲」,無關乎大局。這時張吳聯合討馮,馮自知不敵,乃分飭所部自直隸與河南向北京撤退。北京如再不保,便北撤南口,準備向西北逃竄。馮的另一著棋便是乾脆把他與第三國際和國民黨的關係正規化。
就在這奉系勢力如日中天之時,民國史上最大的國恥之一的「五卅慘案」(1925年5月30日)在上海爆發了,一時舉國沸騰。學運民運的目標都集中於「打倒帝國主義」,而上海的各國租界也就成為眾矢之的了。正當這華洋對峙,雙方于春申街頭摩拳擦掌的緊要關頭,少帥張學良奉老帥之命,忽於6月13日率奉軍精銳兩千餘人,進駐上海。這時被中國工運學運嚇慘了的英法租界當局,見奉軍入滬,竟聯銜向少帥要求派軍入駐租界加以「保護」。
在二次北伐中他雖失去https://read.99csw•com猛將張發奎、唐生智、賀龍和葉挺,但是卻增加兩支北洋軍—馮玉祥和閻錫山。
吳佩孚、孫傳芳多少年來都是奉張父子的死敵,雙方鏖戰不停,有勝有敗,從無已時。孰知不出數月,這兩大死敵竟為蔣介石所徹底擊敗。這在奉系看來,正可坐收漁人之利。因此老少帥兩父子,便要以援孫援吳為借口,揮軍南下,重掌蘇皖豫三省已失的地盤了。
奉張父子之邀請中山北上,也自有他們自己的主意。蓋雨亭(張作霖字)、中山原為老友。他兩人的兒子學良、哲生(孫科別號)也占「民國四大公子」的一半,交情不惡。雨亭曾以巨款濟中山之急;而中山亦在雨亭危急時,為他賣過命。真是交非泛泛。
閻氏自辛亥以後,盤踞山西十余年,自稱要把山西建成半個日本。對北京政潮,總是鼠首兩端以避禍。他甚至把山西鐵道系統建成「窄軌」,不讓外省軍車進入山西;他在山西非必要時亦不出省。
奉系此時擁有精兵三十七萬人,陸海空軍俱全,訓練、裝備、補給皆舉國無雙。奉張父子之權力,至此可謂登峰造極了。
至於「京榆(或作津榆)駐軍司令部」設立之確切日期,當事人如張漢公(張學良字漢卿)本人及郭大鳴(松齡之弟)等之「回憶」及諸史家著錄,均略有出入。蓋「軍團」之設立,「司令部」之改制,均發動於民國十四年(1925)春,而完成於同年9月也。
吳佩孚既敗,革命軍乃兼程入贛入閩。在箬溪、德安、南昌、鬆口、漳州等一連串的決戰之後,也消滅了孫傳芳這位蘇浙皖贛閩「五省聯軍總司令」的主力。

「安國軍」成立始末

中山先生要開個什麼樣的「國民會議」呢?像「民元國會」或像他自己在廣州搞的「非常國會」(1917),或是「安福國會」(1918)?或段氏正在搞的「善後會議」(1925)?抑或是像國共兩黨後來所搞的「擴大會議」(1930)、「國民參政會」(1938)、「人民政協」(1949)、「國民大會」(1947、1948)、「人民大會」(1954)……他老人家並沒提出具體方案。縱是提出了,歷史也會證明它是一場無用的鬧劇。
段之另一著棋,便是他的「善後會議」。他要網羅全國實力派,如孫文、黎元洪甚至吳佩孚等,及清流如胡適、王寵惠等百餘人,來開個全國性的「善後會議」(頗像後來國民黨的「國民參政會」),然後通過這個會議,他想或可炮製出一部新的「憲法」或「共同綱領」一類的東西。如此,則他的「臨時執政」或可名正言順地變成「永久執政」或「大總統」了—這顯然是段執政的一廂情願的打算。他自1924年11月24日就職,至1926年4月9日逃往東交民巷,一共幹了一年多的「臨時執政」,他的如意算盤,就是這麼打的。
段政府怎敢得罪帝國主義呢?同時他也為討好奉張,並暗防赤俄,乃勸令馮部停止布雷。馮玉祥之是否接受段的勸告還是次要的,最重要的卻是段之向帝國主義低頭,大大地違反了全國的民意。這時「五卅慘案」的血猶未乾,而帝國主義氣焰又起,是可忍孰不可忍?加以這時「國共合作」情意方濃,國民黨(也就是共產黨)在華北的地下活動,正如火燎原。「五四運動」當年的激烈分子這時多半是國共兩黨的地下工作者,一聲呼嘯,則學運工運便一哄而起。
這一殺不得了,全國輿論為之沸騰。北京政府亦自知理屈,國務總理賈德耀引咎辭職。段執政亦明令對死者撫恤,傷者送醫。但是這批軍閥當局總以為這次群眾運動為國民黨(共產黨)地下煽動之所致,乃下令通緝徐謙、顧孟余、李大釗、李石曾、易培基等。徐謙等乃避入俄國使館。這就伏下了後來張氏父子查抄俄使館的契機。

「安國軍」、「革命軍」短兵相接

在雙方代表於5月、6月間一再磋商之後,彼此決定對「顏閣」暫時維持;而對馮之「國民軍」則雙方合力加以解決。
賀勝橋防禦戰的指揮官便是自南口戰場倉猝南下的吳佩孚本人。吳帥曾手刃退卻的旅團長數人,掛其頭于電線杆亦不能阻止吳軍敗卒的「反衝鋒」。
郭松齡(1882~1925),於民國十四年(1925)11月22日,突然叛奉自立,號稱「國民四軍」或「東北國民軍」。歷時不過一月零一天。雖是曇花一現,而功敗垂成,意義深遠。當時若天如其願,在東北取張而代之,則其後國民黨的「聯俄」、「容共」、「北伐」、「清黨」一連串的歷史故事,也都不會發生了。今日的中國甚至整個東亞,也不是這個樣子了。「歷史的偶然性」,可不信哉?
蓋奉系在20世紀初年張作霖接受招安開始,二十年中他們就建立一個偉大的「神聖羅馬帝國」,在這帝國之內因而也就派系叢生。而派系中矛盾最尖銳的蓋有三大集團。第一是隨張作霖招安而來的「元老派」,包括張作相、張景惠、湯玉麟等人。這元老派原是一群綠林豪傑,略識之無的老粗。當他們覺得他們的帝國之內需要充實一批新人才時,他們便延攬了一批留日歸國的「士官生」—這是當時中國各省區的普遍現象(只有袁世凱的嫡系「北洋六鎮」是個例外。袁不用士官生)。士官生既在地方武力中得勢,奉軍中因而也有一個「士官派」。它在20年代的首領便是楊宇霆(1885~1929)。士官派本依附於元老派,漸漸地它卻掌握了元老派,成為奉系中的當權派。至於奉軍的中下級骨幹,則又是「陸軍大學」和它自己「東北講武堂」訓練出來的畢業生。無形中他們也就形成一個強有力的「陸大派」或「講武堂派」。這一派的精神領袖原是該校1919班畢業生張學良;而張學良是「少帥」,是全軍的副統帥,職責繁多,又歡喜聲色狗馬,不常在軍中,因此他們的實際領袖便是出身陸大並曾任講武堂教官的郭松齡了。松齡掌握了「京榆駐軍司令部」,也就掌握了奉軍精銳。
可是儘管郭之對馮頗有敬慕之情,而馮之於郭,則顯乏投桃之報。當12月初郭氏「討奉」戰事正烈之時,馮忽揮戈東向。他不是援郭而是挖郭的牆角,向已宣布「脫離奉系」的直隸督辦李景林大舉進攻,搶奪了直隸省的地盤,並霸佔了天津作「出海口」;他也乘闞朝璽鼠首兩端時,突然奪取了熱河。鷸蚌相爭,漁翁得利。這時馮玉祥的聲勢自然直線上升。東起天津,西迄蘭州,長城內外的草原牧場,盡成馮氏「國民軍」的天下。在北京他驅策段祺瑞,挾天子以令諸侯,也炙手可熱。因此郭松齡死後,奉軍重振旗鼓的第一個對象便是馮玉祥了。
然「出師」之後,何擇何從?今後「求師」之山門又在何方?事屬「未來」,治史者則不願多言矣!
在這六軍之中,再以最精銳的一、三兩軍合組「一三聯軍司令部」,以張學良為司令,而以第三軍副軍長兼第六混成旅旅長,也是當時奉軍中最具現代化頭腦和最幹練的將才郭松齡為副司令。第二次直奉戰爭后,奉軍再次擴編,改旅為師、改軍為軍團。改「一三聯軍司令部」為「京榆駐軍司令部」,駐天津。直轄步兵六師十二旅,騎兵一師兩旅,炮兵兩旅,工兵一團。少帥張學良任第三軍團軍團長兼司令,郭松齡副之,共有步騎炮工輜各兵種七萬五千人。奉軍六大軍團的張家父子兵之精華,悉在此中矣,張學良若非「少帥」也就權高震主了。
話說馮氏「國民軍」鹿鍾麟部,為直奉所逼,於1926年4月15日撤出北京,退保南口之後,張學良隨即率張宗昌、李景林入駐北京。自此北京便是奉系的天下了。北京政權在軍閥時代之更迭,原是形同兒戲的。此去彼來,自有長樂老人隨時「勸進」。這次奉系當權,長住北京的一些官僚政客,也就動腦筋,勸張作霖進駐中南海,出任民國大總統了。
可是1926年至1927年的中國政局的變動是太複雜了。以前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有位白裔中國史老教授,曾立志寫一本書叫《1927年之中國》。他老人家,無徵不信,把雞毛蒜皮弄得太仔細了,寫了二十余年,還繳不了卷—其實他所寫只是南方的半個中國而已。

國共兩黨的內訌

閻錫山估計錯誤,傅作義死守涿州

作霖當時的腹案分明是:屯重兵于華北,壓制馮玉祥,最好能不戰而屈之。然後招降或中立那善於觀風的山西閻錫山;再揮軍南征「以武力解決長江各省」;消滅直系的殘餘勢力,如盤踞滬寧一帶的齊燮元、閩浙一帶的孫傳芳,甚至包括仍然寄生於武漢、洛陽一帶的吳佩孚本人。長江既已在掌握中,則華南、西北,不難傳檄而定也。事實上奉軍於1925年春季南征,便是循這條腹案脈絡前進的。
1925年4月張宗昌北返督魯時,張作霖乃派心腹智囊總參議楊宇霆任江蘇督辦,第一軍軍長姜登選為安徽督辦,並統率長江下游的奉軍。
原來在1922年「第一次直奉戰爭」時,奉軍被吳佩孚打得潰不成軍,當全國都在幸災樂禍之時,空谷足音,孫中山卻九*九*藏*書在桂林通電援奉,大罵「吳賊」。蓋此時中山正率陳炯明的「粵軍」,打垮老「桂系」,師次桂林,欲乘勢「北伐」。為此中山竟與陳炯明鬧翻。弄得葉舉叛變,「炮打總統府」,中山幾乎把老命送掉;而慶齡夫人受驚,竟至當街小產……孫公為之狼狽不堪。這在奉張看來,真是其志可嘉,其情可感。
以中比西,則此時的奉系地盤實較中古歐洲的「神聖羅馬帝國」或近代西歐之英、法、德、奧、意、荷、比、西八大列強疆土之總合,猶有過之。
張學良斯時雖敗於革命軍,而晉軍則遠非其敵手。學良乃回師圍傅作義于涿州,邀擊商震於察綏之間。商震敗績,奉軍尾追入晉。閻老西偷雞不著蝕把米,一時救援無人,全省大震。所幸傅作義堅守涿州為三晉屏障。涿州不失則山西可保無恙。學良乃調集重炮,誓拔涿州。一時彈下如雨,全城盡毀。古人所謂「負戶而汲,掘鼠煮筋」,莫過於此。守城晉軍與涿州居民,傷亡幾盡,而作義堅守不降。奉軍積憤乃至動用毒瓦斯炮彈,亦不能奏效。自1927年10月15日至1928年1月6日,傅作義一守三閱月,實是今之所無,古之鮮有。作義一戰成名,中外輿論均為之喝彩。迨彈盡援絕,最後接受奉軍和平條件時,國內政局已面目全非—蔣總司令復職,二次北伐正整軍待發。未幾閻錫山便受命為「國民革命軍第三集團軍總司令」,與白崇禧、馮玉祥兩軍比翼前進。奉張以寡敵眾,力有不勝,老少帥便要考慮退路了。
閻之伐馮,無他,拒賊自保也。
中國革命之流產亦導致蘇聯斯大林與托洛斯基之爭。于「1927年之中國」,擺在讀者面前的有「國共之爭」,亦有國民黨內汪蔣桂唐之內爭,更有共產黨斯派、托派之內爭。
馮玉祥於4月中既與第三國際和國民黨洽談妥當,4月底他就接受蘇聯的邀請,偕徐謙等一行到世界革命的司令部莫斯科朝山去了。一朝四閱月,正趕上「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一路勢如破竹,直下長沙、武漢,國內形勢大變。當這位老軍閥帶了一批鬥志昂揚、信心十足的小共產等和大量俄援武器自蘇聯返國時,馮玉祥也就是另外一個馮玉祥了。
再者,各民族國家(尤其古老文化如中國者),均各有其不同的歷史發展之背景。「特性」往往大於「通性」。我國所特有的「國家強於社會」和「中央集權」的帝王專政制度,自秦漢以降,雖算不得是個「好」制度,然亦不失為農業社會中「有效用」(functional)的制度,故能一拖兩千年。然此一制度在現代化的工商業社會中則失其「效用」。以故我國近百年來現代化運動的主要目標,一言以蔽之,便是在尋找另一個「有效用」的新制度,為長治久安之策,如此而已。
所以我們民國史發展至民國十五年(1926)初,局勢已十分明朗—南方已逐漸統一于「聯俄容共」、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權,北方政權則漸次歸併于奉張父子。雙方「楚河漢界」,一南一北把神州中分為二。分久必合,要中國重歸一統,就看誰強誰弱,誰死誰活了。
張宗昌(1881~1932),少年貧困,「跑關東」(山東人去東北謀生的習慣語)謀生。曾在海參崴賣過燒餅,在東三省當過「鬍子」,並學會了一些下等俄語。嗣後經過招安當兵等一系列行伍過程,終於能在直皖各系軍中逐漸升遷,最後回東北投老少帥,至此竟做了山東督辦。他所統率的除少數正規奉軍之外,也改編了大批直魯兩省地方部隊,號稱「直魯軍」,及少數「白俄軍」,盛時竟擁眾十萬以上。雖然這位出名「三不知」的「狗肉將軍」,並不知道他自己有多少兵,多少老婆,多少銀子。
再者,兵驕必敗。郭氏自信心太大了。兵未發軔,他就要搞個原一、三軍團的嫡系,把那些有心投靠的雜牌地方軍,如熱河的闞朝璽、直隸的李景林,以及其他的吉林軍和黑龍江地方部隊等,均拒於圈外,太阿倒持,化友為敵。

張少帥的震主威權

但是1927年的國民黨雖自戕太過,畢竟改組未幾,黨員年輕,腐化未透而衝勁猶存。它經過半年的折騰,至1928年初蔣中正又偕新婚夫人宋美齡回到南京,復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實行二次北伐。
國民革命軍於1928年春繼續北伐時,原分四路出師直指京津。何應欽率「第一集團軍」循津浦路北上。除在濟南為日軍所阻,引發「濟南慘案」之外,「直魯聯軍」未多抵抗便退往直隸(旋改名「河北」)。馮玉祥的「第二集團軍」則于津浦、平漢兩鐵路之間自新鄉向北推進。白崇禧則率「第四集團軍」之一部(原唐生智舊部,經桂系收編者),循津浦線北上,直迫保定、北京(北伐后改名「北平」)。閻錫山之「第三集團軍」則循年前舊路,東出娘子關,北出大同,拊奉軍之背,向北京作大包圍。在此軍力懸殊、大勢已去的情況之下,奉張父子唯一的出路便是在北京遜位讓賢,回師東北,再作打算了。
1991年7月29日于北美洲
不過在我們的民國時代,朝政失綱,在野者總比在朝者有輿論聲望、有道德權威。他可喊口號、講大話、唱高調以贏得全國喝彩而成為「君子」、「聖人」,名滿天下。何況中山的確是當時中國最高層政壇上唯一的「現代人」(modern man),和無私忘我的聖徒(saint)。
孫中山先生,聖之時者也。民國六年(1917)以後,見列寧革命成功之新經驗而「頓悟」,而「大徹大悟」。他深知「中國革命若不以俄為師,斷無成就」!自此我們尋找新制度的方向就轉向「俄國模式」了。
「北京政變」后,張作霖對時局的腹案,顯然就比孫中山的實際多了—張搞的是「槍桿出政權」,用武力統一中國。「武力統一」這四個字是段祺瑞在搞「安福國會」(1918)時發明的。繼之而來的接班人是吳佩孚;吳之後才是張作霖。其實奉張之後,所搞的還不是「武力統一」?反觀我國三千多年來的歷史,哪有什麼「和平統一」這回事呢?所有「分久必合」的現象,都是「武力統一」的結果嘛。民國哪能有例外呢?
此時馮的殘部顯然是根據馮發自莫斯科的密令,在奉直兩軍東南兩方夾擊之下,向西北轉移以求自保。馮軍西進則首攖其鋒者便是山西的閻錫山了。
在學良力勸之下,老帥也迫於現實,他父子乃於1928年5月決定全師出關。可是他父子這一決策,卻忽視了那把他們家鄉早已視作禁臠的日本帝國主義了。
3月16日,英、美、法、意、荷、比、西、日八大帝國主義,更聯合援引《辛丑條約》海口不得設防之條款,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四十四小時限期的「最後通牒」。
自北向南的第三塊地皮,便是山東了。1925年4月,第二軍副軍長、山東人張宗昌,乃衣錦還鄉出任山東督辦。
上述三派在奉軍之中不特時為權位而傾軋,他們的生活方式和思想傾向亦大有不同。要言之,則元老派與士官派早已形成一個官僚集團,在位攘權;思想生活也都比較保守,甚或腐化。而講武堂派則比較年輕、篤實,所受當時的潮流—如「十月革命」(1917)和「五四運動」(1919)—的衝擊也很大。他們反對禍國殃民的內戰,同時對元老派的舊軍閥統治,也有反感。其中尤其是郭松齡影響最大。郭的夫人韓淑秀是學風比較新穎而激進的燕京大學畢業生,與馮玉祥的老婆李德全同學,感情甚好,過往亦密。而馮此時已與「第三國際」挂鉤,北與蘇聯駐華大使加拉罕(Lev Mikhailovich Karakhan),南與中山的俄籍顧問鮑羅廷(Mikhail Borodin)都在暗中往還。至於蘇聯對馮氏「國民軍」的彈械支持,和國際共黨在馮軍中的顧問活動,也早已不是秘密。凡此種種,對郭松齡都是新鮮的刺|激。尤其是馮玉祥對直的「倒戈」,以及馮軍在「北京政變」后的迅速發展,郭氏顯然也不勝羡慕。他既然深知他在奉軍中所掌握的實力,遠超過一年前馮氏在直系中之所有;他也深信他如揮戈「倒奉」,那真如探囊取物了。倒張之後如再與馮玉祥連成一氣,並得蘇聯之奧援,則華北可大定也。因此郭氏於11月中在日本觀操奉召歸來,席不暇暖,便與馮玉祥訂了七條攻守同盟的密約,隨即於11月22日發出通電,公開反奉了。

奉張統一華北的遠景

「三一八慘案」與天安門喋血

吳之伐馮者,誓報前年一箭之仇;並圖藉機重主中樞也。
玉祥於1926年9月自蘇聯返國后乃整飭舊部國民一二三軍為「國民聯軍」,自任總司令,於9月17日「誓師」五原,宣言接受三民主義,效忠國民黨,旋即率部入陝。1927年夏當奉軍戰敗撤出河南,武漢部隊亦自鄭州班師企圖「東征」蔣介石之時,馮軍乃重入河南。6月10日,馮氏與汪精衛、唐生智等開「鄭州會議」,接防鄭州。旋即奉蔣總司令電召,於6read.99csw.com月19日東去徐州與蔣中正、李宗仁等舉行「徐州會議」。斯時寧漢之戰已箭在弦上,雙方班師,無暇北顧,隴海西段乃重入馮軍掌握。至1928年初,蔣總司令復職,北伐軍改組時,馮已擁眾四十萬,虎踞中原,乃受命改稱「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遵命北上討奉。
話分兩頭,當馮玉祥得意洋洋地走向莫斯科之時,他留下的一批「國民一二三軍」的將領鹿鍾麟、孫岳、張之江、宋哲元、韓復榘等卻正被奉直二軍打得七零八落。這時無兵無將的段執政自然地就要拋棄馮系,而向爭奪北京城、來勢洶洶的奉直兩軍之間求其均勢了。但是張家父子這時的兵力遠在直系殘部之上,所以段執政在依違之間,難免就有「暗通奉系」之嫌。事為馮系守將、時任北京警衛司令的鹿鍾麟所悉,鹿乃於4月9日派兵圍執政府、繳衛隊械,舉行二次「北京政變」把段祺瑞趕入「東交民巷」。鹿為自保計乃釋放前總統曹錕,聲言願重隸麾下;並通過曹錕與吳佩孚釋嫌修好,希圖共拒奉張父子,然吳則與奉張另有密約,拒不接納。鹿自知獨力難以抗奉,便於4月15日全師撤出北京,退守南口。馮軍既撤,那由張宗昌、張學良、李景林所率之奉軍及直魯聯軍乃長驅而入,佔領了北京—也結束了為時一年有奇的段祺瑞「臨時執政」的鬧劇。段氏一去則中樞無主,由顏惠慶等暫時「攝閣」,勉維中央政府于不墜。至於政府前途,就要看張作霖、吳佩孚,尤其是前者決意如何安排了。
那時作為「革命對象」的北洋軍閥,和他們的北京政府,其複雜情況,亦不下於南部的國共兩黨。雖然如此,我們長話也不妨短說。

孫中山的「最近主張」

兩橋之敗,使吳軍喪失了全部精銳,也喪失了再戰的士氣。縱橫中原的吳大帥從此一蹶不振,最後還死硬地「不住租界」,就只好解甲歸田了。
張作霖之死,不用說在近代中國也寫完軍閥混戰史的最後一頁。筆者作此長文的目的,也是想把「皇姑屯事變」前三四年之間,最複雜的軍閥混戰的故事清厘一番。如此,不特使一般讀者對軍閥故事略知始末,也可為「九一八事變」鋪陳點歷史的背景,以乞教於方家。
這次奉軍(第三次)入關南下的編製,是自「東北陸軍」中編出六個「軍」,由姜登選、李景林、張學良、張作相、吳俊升、許蘭洲分任第一至第六軍軍長。每軍之下各轄三至六個「旅」及若干「獨立團」,如炮兵、工兵、輜重兵等等。另加空軍、海軍由少帥張學良直接指揮。六個軍的總人數,蓋有二十余萬人。
總之,駐馬店和郾城之戰,奉軍吃了敗仗。當張發奎乘勝攻入鄭州張學良的司令部時,在學良辦公桌上發現有敵將「留交張發奎將軍」一封親筆信。大意說,英雄識英雄,是好漢,將來「抗日戰場」上再見。向華(張發奎字)莞爾納之。去歲漢公與我談及,也證實有此「留函」。這也可看出他們那時內戰雙方的心境。

郭松齡叛變的歷史意義

在中國近代史上,所有學運、民運,從政府的立場看,都是「壞人」煽動之所致。其實所有群眾運動都是激於義憤的,「壞人」只能推波助瀾而已。此時段政府之無力「撕毀辛丑條約」,無法「趕走八國公使」,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段政府之槍擊愛國學生與市民,死傷至二百餘人之多,那就混賬之極了。
郭松齡叛變是怎麼回事呢?簡言之,它是奉系內部矛盾的表面化,而奉系內部矛盾又是當時整個中國內部矛盾的一部分。
這時奉張父子對馮玉祥是必除之而後快。事隔六十余年了,恢復自由了的張漢公在台北還向我說:「馮玉祥作假作了一輩子!」那時他父子對馮的辦法,除奉軍正面進攻之外,並檄調敗退山東的李景林和張宗昌的「直魯軍」攻其南;作霖更遣專使與吳佩孚釋嫌修好,約他自武漢北攻馮軍于信陽,並誘引閻錫山出娘子關取保定,使馮之「國民軍」四面受敵。
1924年9月、10月之間,孫中山在韶關的蠻幹,在當時獨守孤島的黃埔蔣校長看來,可能是荒唐透頂,但是在北方的奉張父子眼光中,孫文還是夠朋友的。當他們在10月底打垮吳佩孚之後,有志以武力解決長江各省時,遠在兩廣的「孫文」(「孫文」是當時北方軍人對中山的習慣稱謂),還是要交結的。所以奉張當時也歡迎孫文北上,是有他父子自己的主意的。
此時孫傳芳率其殘部兩面受敵,自知非依附奉軍,絕難自保,乃於11月下旬單車北上,在天津向張作霖乞援請罪。與少帥約為弟兄;以父禮事老帥。並領銜遍約原奉直皖晉各系舊軍閥閻錫山、張宗昌、商震、劉鎮華、張作相、吳俊升等十六人,商組全部北洋軍閥之聯合武力,併名之曰「安國軍」,以對抗自南方新起的「革命軍」。同時向張作霖勸進,公推張為群帥之首出任「安國軍總司令」,而以孫傳芳(五省聯軍)、張宗昌(直魯軍)、閻錫山(晉軍)副之。
那時唯一能左右郭張內戰的是日本的「關東駐屯軍」。日本人本不喜歡奉張父子。但是兩害相權取其輕。日本人更怕帶有共產色彩的「國民軍」進入滿洲。日本人終於決定不讓郭軍穿過南滿路,並將他們的「駐屯軍司令部」移入瀋陽。這一來,奉天便成為銅牆鐵壁,張老帥也就決定率殘部反攻了。

另外一個馮玉祥

民國十五年(1926)3月18日(星期六),激於義憤的北京學生和市民數千人乃集合於天安門前開了個「國民大會」,聲言反抗「八國通牒」。要求把八國公使趕出中國,並撕毀《辛丑條約》。大會由徐謙、顧孟余、李大釗(1888~1927,時任北大教授兼圖書館主任)等公開或暗中主持。一時群情激昂,呼嘯沖向國務院。這時執政府的衛兵慌了手腳,衛隊長乃下令開槍。槍聲驟起,群眾前逃后沖,秩序大亂。被擊斃的學生和市民達四十七人,傷者一百五十餘人。是為民國史上前所未有的政府屠殺徒手學生和平民最大的「三一八慘案」。
1926年春初,張家父子乃整編殘部,率師再度入關。守關原「叛將」魏益三不支,率其「國民四軍」逃往保定。少帥精銳乃佔領灤州,直指天津。
至於奉系其他次級部隊和雜牌軍的首領,則隨奉系地盤之擴張而就地分封為各地軍政長官。第二次直奉戰爭后,東三省老巢之外,第一塊落入奉軍掌握的地盤便是「熱河特別區」。第五軍副軍長闞朝璽乃奉命率兩個奉軍混成旅及若干地方部隊,出任熱河都統,駐節承德。

奉軍南征與諸將分封

長話短說,中山逝世后的六十年來,「中國革命」,若有若干「成就」,均中山遺教,「以俄為師」之結果也。然前段已言之,中國現代化運動之發展,是有其顯明的「階段性」。各階段有各階段的貢獻,各階段亦有各階段的極限,不可畢其功於一役也。「以俄為師」,一重要「階段」也;但是,也只是一個「重要階段」而已。此一「階段」一過,若吾人但知墨守「舊師」、「先師」,而不諳「出師」、「求師」之道,則在下一「階段」中,就必然要落伍了,要做「新階段」的「革命對象」了。
可是我們這位國父卻是一位私心極少的正人君子、愛國者、直腸人、理想家,甚或「大炮」,他的考慮雖然全屬空想,卻是從民族整個利益出發的。正如他在後來的《遺囑》上所說的,他應約北上是有兩大「最近主張」的。這兩大主張便是:「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
奉軍既佔蘇皖,則奉系此時所奪地盤已擴及八省三市—關外:黑吉奉熱(熱河是省級特別區);關內:冀魯蘇皖,及北京、天津和上海。天津、上海在政治區劃上雖直屬冀、蘇二省,其實際影響力較其母省容有過之。
當南口之戰正在高峰時,南方的北伐軍也正迭克名城,於7月1日頒布動員令,7月9日「誓師北伐」。8月26日與29日乃發生早期北伐戰史上最有名的「汀泗橋」與「賀勝橋」之戰。其慘烈情況,當時親臨前線的指揮官張發奎和李宗仁兩前輩,曾為余詳述之。
在這華北四大軍閥混戰之時,四人之中以吳佩孚比較空虛。他雖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但畢竟是強弩之末,眾叛親離,兵力無多。加以他北至南口,南及衡陽,綿延千里,一字長蛇陣的戰線,進攻退守均屬不易,隨時有斬頭、除尾和斷腰的危險。事實上當他於1926年春應張作霖釋嫌修好,共除馮玉祥的密約(見蘇錫麟自述,載全國政協《文史資料選輯》第五十一輯,頁82),計劃北上討馮時,他拖在南方的尾巴—趙恆惕的湖南地盤,就被唐生智吃掉了。唐自知無力抗吳,乃投向兩廣,這便引起了革命軍的「北伐」,吳佩孚也就首尾受敵了。
拙篇若有餘事足紀者,則是對「軍閥」這一萬惡名詞,亦未始不可略作反思。
郭松齡兵敗身死固然是他夫婦的悲劇,而郭之倒戈對奉張父子也是個致命的打擊。郭在日本觀操,奉老帥之召回國的目的,原是要借重這位猛將西伐馮玉祥,南征孫傳芳的。他的突然叛變把奉張父子這一軍事計劃,完全read•99csw.com扭轉了。他的叛變也使奉軍內部的裂痕更為表面化。雖然郭氏死後,張學良曾仿效曹操「官渡之戰」(200~201)焚卷的故事(曹操把自己將士與敵人勾結的信函擄獲之後,未加查閱便全部焚毀,並說:「斯時孤且不保!」),把麾下將士與郭松齡私交的證據全部焚毀,既往不咎,然軍心究非昔比。有的郭氏死黨如參謀長兼炮兵旅長魏益三便拒不歸隊,終率餘黨數千人,仍稱「國民四軍」,依附了馮玉祥(見魏氏自述,載全國政協《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五輯,頁215)。
就在這同床異夢的情勢下,段祺瑞便於11月24日在北京就職。張作霖亦率奉軍千人入京觀禮。就職之後,段執政便按他自己一廂情願的安排,假戲真唱了。第一他要廢督裁兵、偃武修文,來解除各省實力派的兵權。「廢督裁兵」原是前大總統黎元洪發明的。在中國軍閥時代,凡無兵權的當政者都主張廢督裁兵;有兵權者,則反對之。可是這一次段顯然是得到張作霖之諒解的。張乃自請撤銷他原有「鎮威將軍」的「將軍府」並解除「東三省巡閱使」名義(仍「節制東三省軍務」),改任「東北邊防屯墾督辦」。
第一,他於民國十六年(1927)初便名正言順地發重兵南下。東路由張宗昌指揮「直魯軍」循津浦線前進,於3月間進佔南京入駐上海。孫傳芳軍撤往江北。當革命軍在白崇禧、何應欽、程潛等指揮之下,于同時進入滬杭寧三角地區時,「安國軍」和「革命軍」就短兵相接了。
當時日本田中內閣對我東北的侵略設計,則為增建五條有戰略價值和經濟利益的鐵路。為此「五路建設權」,日政府一直在逼迫張作霖正式簽約,而張是個愛國的硬漢子,對日本這項要求,始終「軟磨、硬泡、死拖」,永不立於文字。
「雄才」者何?「水滸」英雄,「說唐」好漢也。隋唐之際最大的雄才,便是秦王李世民了。「大略」者,建國方略,建國大綱,民主專政,農村包圍城市,等等是也。換言之,你得對你自己的政治措施、政治布局有認識,有遠見,有策略也。斯為張老帥之所無。他老帥口口聲聲要「以武力解決長江各省」。長江各省,真的被他武力解決了,則「以暴易暴」耶?這點他就講不清楚了。講不清楚則不但長江各省武力解決不了,他用武力強佔的蘇皖二省,在1925年秋又被南方軍閥孫傳芳等奪回去了—軍閥失之、軍閥得之,於我老百姓何有哉?這就是沒有「大略」的毛病了。
因此當張宗昌得勝班師之際,論功行賞,張作霖乃授意段執政將山東督軍鄭士琦他調,遺缺就由張宗昌這位民國史上的「標準軍閥」遞補了。張宗昌督魯一督三年,直至「濟南慘案」(1928年5月)爆發之後,才被北伐軍趕出山東。最後被白崇禧在灤東繳械,始結束了他的政治生命。1932年他返魯掃墓,誤入韓復榘的圈套,終被槍殺。

奉系羽翼下的「段執政」

第二塊落入奉軍掌握的則是直隸省(今河北)。第二軍軍長、直隸人(滿族)李景林乃奉命出任直隸督辦,駐節天津。所轄奉軍及改編后的地方部隊凡六萬餘人。
自中山革命之初,由「同盟會」至民初「國民黨」,吾民族所嚮往之新制度,實為「議會政治」、「三權分立」、「司法獨立」、「總統制」等等之美國模式也。一切以美國為師。然20世紀初年(甚至中期以後)之中國,卻無實行「美國模式」的任何條件。因此「總統」也,「國會」也,搞了十來年,至張作霖組織「軍政府」,即證明早年「美國模式」在中國的徹底破產。「軍閥政治」(warlordism)者,此一美國模式破產後之併發症也。
原載於台北《傳記文學》第五十九卷第三期
以故所謂「軍閥」者,固不可一概而論。蓋我國近代史的發展,從中古社會走向現代社會實有其極顯著的「階段性」。舜猶人也,各階段的英雄豪傑,都是各該階段的特殊產品。各階段有各階段的通性,各階段亦各有其賢與不肖。非此階段人物多屬聖賢,而彼階段(如軍閥時代)所產者,盡屬不肖也。治史者「秉筆直書」,決不可先有成見而一竿打翻一條船也。
郭松齡的反奉倒戈,其軍中顯然是有文人(如他所特請的林長民、饒漢祥)無策士,不像馮氏倒戈,有個黃郛為他出謀劃策,所以他一出手便鑄下大錯。為著與馮玉祥的「西北國民軍」相呼應,郭把他手下奉軍番號改成「東北國民軍」。馮的「國民軍」那時與共產國際挂鉤是盡人皆知的。郭之叛奉,一開頭就與馮玉祥擺出個沒有必要的搭配;這就未蒙其利,先受其害了。郭不要馮的支持,馮也不支持他並乘機渾水摸魚。
由於張的支持,段也發表馮玉祥為「西北邊防屯墾督辦」,駐節蘭州。馮在曹錕政府內原為「陸軍檢閱使」,屯重兵于京畿南苑。至是,段亦裁撤「陸軍檢閱使」名位,促馮去西北任所就職。段亦以同樣方式電其他各省,廢督裁兵,雖收效甚微,然其後凡以北京政府名義外放之省區武官,一律稱某省「軍務善後督辦」。雖換湯不換藥,然「督辦」的名義在「執政」時期,就與「督軍」頭銜,混雜使用了。
張作霖,軍閥也,然作霖竟以拒簽「五路」條約而死國。吳佩孚,亦軍閥也,然其「不住租界」,狷介一生,據說,最後亦以誓不事敵而招殺身之禍。張宗昌,軍閥中之最下陳者,然濟南慘案前,亦嘗堅拒日軍化裝直魯軍以抗南軍之要求。大節無虧,均足垂名青史。
國共合作和北伐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新階段」。在這新階段中,馮玉祥本是沒分的,但是三湊六合,使馮氏搭上這條新列車,便隨之進入次一階段了。

反奉倒戈必敗的原因

1924年9月,當「第二次直奉戰爭」已箭在弦上時,中山又捨命相陪,指揮一些蝦兵蟹將,什麼粵軍、桂軍、滇軍、湘軍、贛軍、川軍、豫軍……御駕親征,北上韶關參戰,討伐曹吳。但是這時他在廣州的革命根據地,竟危至一城難保。與近在香港的英帝國主義呼吸相關的大班陳廉伯,和他配備精良的「廣州商團」正陰謀「倒孫」、「殺蔣」,並摧毀黃埔軍校。因此黃埔校長蔣介石和政治部主任周恩來等,均在一夕數驚之下,向孫公連電告急,而此時孫之內戰興趣正濃,為著他那絕無可能之「北伐」,他老人家廣州也不要了,黃埔也不要了。遠交近攻,聯張反吳「孤注一擲」(孫公致蔣函)而去。
在張作霖出任「大元帥」之後,北方的軍閥中國,尚能粗安,而同一時期長江流域和華南的國民黨統治區,則天翻地覆。
不過話說回頭,這時不論奉系勢力是如何地強大,它終究是個「北洋軍閥」的一支。它上下所搞的還是劉邦、項羽那一套—窮兵黷武、逐鹿中原。誰把鹿捉到了,誰就做皇帝。這個老套套,在「民國時代」就不夠用了。
50年代中,張發奎數訪台灣,曾違禁約訪幽居中之張少帥。二人互道仰慕之忱。杯酒聯歡,一笑泯恩仇,當年駐馬店一帶的數萬冤魂就算是白死了。
所以郭氏如早懷異志,欲成大事,則應效法他的小東人搞「西安事變」的干法:出其不意,劫持統帥;然後以三兩天工夫,底定奉天,才是有效的辦法。舍此不圖而稱兵犯上,一經膠著,曠日持久,則叛軍就要鳥獸散了—這就是郭松齡原本克榆關、取錦州,勢如破竹,然終於12月24日兵敗巨流河(瀋陽西南),單騎走麥城,而夫妻雙雙被擒伏誅之原委也。治史者走筆至此,有餘慨焉!
郭君也忽視了,20年代中國的道德觀念的基礎仍是君君臣臣的「封建道德」。他所統率的原是張家的父子兵。奉張父子雖「大略」不足,卻各有「雄才」,有禮于士大夫,亦有恩于士卒。他們將帥士卒之間,是有深厚的情感,離間不易,而郭氏懷偏將之才,反而疑忌成性,如今卻要奉「少帥」以伐「老帥」,然其對少帥亦口是而心非。如此司馬昭之心,將士之間亦何嘗不洞若觀火呢?
至於閻錫山,閻老西這位山西「土豪」(章太炎評語)原不是個雄才大略的野心家。他畢生的心愿都集中於維持山西省這個大票號。這一點他也的確做到了。所以對付閻老西,除後來的共產黨以外,國民黨和日本人都趕他不走。但是為著保持山西這個老巢,合縱連橫對他都只是技術性的問題。閻錫山是沒有永久的敵人,也沒有永久的朋友的。北伐軍勢力大了,他也可追隨「煥章大哥」(馮玉祥字煥章)加入國民黨,受命為「第三集團軍總司令」的。大同雁門之爭,也就忘于腦後了。
至於「廢除不平等條約」,則更屬空想。那時神州大陸,各省均在關門砍殺,遍地槍聲。那些戰敗了的軍閥官僚(包括中山本人,除掉吳佩孚一人),都還要靠「不平等條約」體制下的「使館區」(東交民巷)和「租借地」(旅、大、南滿日本站、威海衛、九龍,甭說香港和沿海沿江的租界……)亡命存身呢。那些戰勝者,也要靠這些地方去吃喝玩樂呢……「廢除不平等條約」,豈是中山號大炮一放,就可立刻做到的?
九_九_藏_書安國軍總司令的名義給予張作霖的第二項便利,就是他不必再「挾天子,令諸侯」了。他已是事實上的「天子」。只要把名位稍作調整,再做點姿態以贏得列強駐華「公使團」的承認(這是那時軍閥政府的必要條件),他就可正位做「天子」了。1927年4月6日,也是南方國民黨「清共」運動蓄勢待發之時,張家父子在北京也取得了「公使團」的支持,一舉包圍蘇聯駐華大使館。搜查之後,逮捕了國共兩黨地下領袖六十餘人。略經審判,竟將李大釗等中共黨員二十餘人判處「絞刑」,並將所搜得的中俄文資料編纂成《蘇聯侵華陰謀文證彙編》的巨帙,公諸世界,贏得蘇聯以外各帝國主義駐華公使的一致喝彩。在各公使支持之下,張作霖便正位為中華民國的正式元首了。
在本世紀20年代的中段,也就是中國南北軍閥混戰的末期,那發源於東北的「奉系」,可說是一枝獨秀了。奉系自1924年秋,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一面以二百萬日元的重賂(一說「是奉天官銀號一百多萬小洋買來的」—見全國政協《文史資料選輯》第五十一輯,頁77,韓玉辰文),爭取了馮玉祥對「直系」倒戈,發動了「北京政變」(10月23日),幽禁了曹錕,摧毀了他的「賄選政府」,由黃郛組織「攝政內閣」,以作過渡。
1925年初,張作霖以張宗昌兇猛善戰,又在長江流域有作戰經驗,乃予以「蘇魯皖剿匪司令」名義,囑其挾前「淞滬護軍使」、因戰敗而投奉的盧永祥,揮軍南下。張、盧於1925年初擊破直系齊燮元軍進佔南京。盧永祥並於南京一帶網羅一些淞滬舊部增組「宣撫軍」,仍以張宗昌為總司令,率軍循滬寧路東進。一路取常州、奪無錫、佔蘇州,終於1925年1月底佔領上海;再循滬杭線南進,與直系另一悍將孫傳芳所部相持于滬杭之間。奉系勢力發展至此,可說是臻於極盛了。然奉軍此次南進遠及蘇杭這塊天堂地區,張宗昌實居首功。

張作霖「武力解決」的腹案

在一次前國務總理唐紹儀女公子(顧維鈞博士的大姨子)的高級宴會上,他這個「小把戲」也結識了其後名播國際、在「西安事變」中發生決定性作用的蔣夫人宋美齡女士。沒有他夫人于鳳至的這位「結拜姊妹」的不時翼護,則漢卿在其後五十年的「管教」期中,也就要辛苦多了,危險多了。此是后話。
在奉軍(包括「直魯軍」)于東西兩線代替了孫吳兩軍之後,乃與北伐的「革命軍」兩面作戰。在滬寧,以及津浦在線的張宗昌,雖不戰而走,在西在線的張學良、唐生智、張發奎的爭奪戰,卻是十分激烈的。
原來國民黨在北伐初期佔領武漢取得相當勝利之後,黨中部分軍政領袖便認為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權力過重,為防止軍人獨裁,應設法加以抑制,乃發生了「倒蔣」的暗潮。迨革命軍於1927年初底定滬寧以後,此一暗潮則逐漸蛻變成國共之爭。蓋共產黨原亦在「倒蔣」陣營之中,而上海一帶之金融界所謂「江浙財團」者,則由於社會性質上之反共,乃轉而「擁蔣」。致使國民黨分成左右兩派,勢成水火。而共產黨乃成為左派之左派,蔣氏則成為右派之右派,你死我活乃勢所難免。迨汪精衛於4月初自蘇聯歸來—汪蔣原有「中山艦事件」之宿怨,至此舊恨新仇,一時俱發。加以蘇聯之第三國際及上海的江浙財團各自暗中助陣,乃演成「寧漢分立」。蔣氏在右翼軍頭桂系將領公開協助之下,一不做,二不休,乃發動「四一二事變」之「清共運動」。一時人頭滾滾,國共合作期中之「跨黨」精英,一時俱盡。即上海一地跨黨分子之死難者即不下萬人。共產黨高級領導人周恩來,在上海亦幾遭不測。因此國共第一次合作五年之成績,至此全付東流。
在馮氏四面楚歌之時,那位寄馮氏籬下,無兵無將而徒擁高位的段執政,處境就更為困難了。他深知他只能「執政」于張、馮、吳三派的均勢之下。一旦其中任何一派獨得其勢,武力失去平衡,他就要下野了。因此段執政在國民黨「北伐」前夕,實在是個三處磕頭、四面討好(三面之外再加一面便是原八國聯軍時帝國主義所組織的「公使團」)的一位最可憐可嫌的國家元首。
可是這時我不犯人,人卻要犯我。馮部國民軍石友三、韓復榘等部於5月下旬,以流寇姿態,侵入大同,眼看雁門關甚至太原都危在旦夕。久據穴中怡然自樂的閻老西,一時手忙腳亂,乃連電張吳兩帥告急,願率三晉健卒,同伐馮賊。

皇姑屯事變

再者,為著他的「善後會議」—善後會議的名單中,怎能沒有「孫文」呢?—段祺瑞乃附和張作霖和馮玉祥的主張,聯電奉請屈居廣州的孫文大元帥北上,為和平統一,共商國是。
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所以中山先生當時在中國聲望之高,是舉世無匹的,雖然他所唱高調之不切實際,也是與他的聲望成正比的。因此當他在民國十三年(1924)除夕抵京,至翌年3月12日病歿,在全國的愛國情緒上,是打了一劑強心針,而在實際政治作用上,確未泛出應有的漣漪。奉張父子對他也就不太重視了。
3月20日,當廣州的汪蔣正為「中山艦事件」開始決裂時,馮卻應鮑羅廷之約自平地泉趕去庫倫。未幾鮑亦偕大批國民黨要人顧孟余、陳友仁、譚平山、邵力子、于右任等抵庫。在諸人勸說之下,馮也就同意加入國民黨了。
至於閻錫山,他原為安國軍中勸進分子之一,並榮任安國軍副司令,然見北伐軍勢盛,閻亦於1926年底遣密使趙戴文往南昌見蔣,願加入革命軍。惟遲至1927年春閻氏仍不敢表態,以南蔣北張,勝負莫卜也。迨張學良敗於郾城,撤出鄭州,革命軍北伐勢如破竹,閻錫山迫不及待,乃易幟自稱「國民革命軍北方軍總司令」,遣猛將商震北入綏遠,進踞張家口;傅作義東進直隸,佔領涿州。閻氏原來腹案是配合北伐軍,抄奉軍後路,先入關者為王,乘機佔領北京,而國民黨內訌,革命軍兩路班師,回長江兩岸,另打內戰,則非閻氏始料所及也。
黨綱解紐,則槍桿至上。在國民黨統治區內,吾見桂系「逼宮」、蔣介石「下野」、龍潭血戰、李宗仁討唐、張發奎討桂、李濟深討張、「鐵軍」自殺、汪精衛逃亡……一連串數不盡的事變。國共兩黨皆自顧不暇,「北伐」也就無形中斷了。北伐中斷,也使北京的張作霖做了半年的太平大元帥。
知父莫若子。張學良總歡喜把他老子與他的上司蔣中正作比。他說前者是「有雄才,無大略」;後者是「有大略,無雄才」。所以他二人是各以短取敗,要各以長相輔就好了。
段祺瑞這時原是個孤家寡人。但是他畢竟做過「北洋軍閥」的總首領。百足之蟲,死而不僵,還有其剩餘價值,足資利用。所以張馮二人公推他作「臨時執政」,實各具「挾天子,令諸侯」的私心。而段氏寶刀未老,在各派公推之下,依違其間,也頗有趁機再起的一廂情願的打算。但是他也知道,論實力,馮則遠非張之對手;論歷史,他原是馮玉祥這位有名的「倒戈將軍」第二次倒戈(民國七年)的受害人。所以他對張則一直是折節服從,對馮則難免陽奉陰違,虛與委蛇了。
因此,張、吳、閻、馮,四大軍閥,各懷異志;各軍將領,謀利求祿,各為其主,把整個華北打得煙霧瀰漫、血肉模糊,可憐千萬生靈,被這批軍閥弄得屍填溝壑,家破人亡,慘不忍睹。
6月18日,在原「勸進」人士繼續勸進之下,張作霖公布《軍政府組織令》,成立「中華民國軍政府」,並出任軍政府「陸海軍大元帥」。原攝政內閣總理顧維鈞呈請辭職,由潘復繼組「軍政府內閣」,昭告世界。
這時華南兩廣的國民黨也正在東征西討,槍聲遍地;汪蔣二人為爭領導權,正彼此鉤心鬥角。湖南的趙恆惕、唐生智更打得頭破血流。驅汪以後的國民革命軍,也於此時乘湘亂而北伐。一時中華大地,南北東西,都炮聲隆隆。這時的中國,哪裡還是個國家啊?!
可是張作霖卻不願率爾操觚。他雖然以統治者自居,於6月26日親蒞北京晤吳佩孚。當吳氏主動北上親自指揮討馮的南口之戰時,張亦於三日後離京。其後便往返于津奉之間,坐山觀虎鬥。吳佩孚攻南口逾月無功時,老帥始令少帥接手,以奉軍專長之重炮轟斃國民軍萬人以上,終於1926年8月14日攻克南口,馮軍西遁。華北遂成張家天下。
此次中國軍隊進入租界,不論各方解釋如何,也是中國租界史上的創舉。這時的少帥,年方二十五,官拜中將,風華正茂。其為人也,又面如冠玉,瀟洒風流,周旋于這五光十色的十里洋場之中,真是如魚得水。
1924年秋第一個電請中山北上的原是馮玉祥。馮在幽禁曹錕之後,無以善其後。眼看他的「首都革命」的果實就要落入張作霖、段祺瑞兩大軍閥之手,因而他就想起有盛名而無槍桿的孫中山。以馮的槍桿捧孫的牌位,豈非天作之合?加以馮那時已與赤俄的「第三國際」早有往還。與一位「以俄為師」的革命領袖相提攜,也是最順理成章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