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大學四年級那一年，我獲得卜郎吟文學論文獎金（HiramCorson Prize on Robert Browning）。該項獎金原是英國文學教授，也是卜郎吟生前的好友，考爾遜（Hiram Corson）所設立的。考氏曾在康乃爾大學教授卜郎吟詩。我用不具真姓名的方式寫了一篇《捍衛卜郎吟的樂觀主義》（In defense of Browning's optimism）的論文投稿應徵。那時我因為［轉系的關係］留學的生活費被減縮，同時我還要抽點錢接濟母親，所以生活甚為窘困。這宗五十元的文學獎金對我真是雪中送炭。再者由於一個中國學生竟然得了一個卜郎吟文學獎，當時竟然變成新聞。紐約各報刊都加以報道。這樣一來，我這位薄有微名的講演者也頗為人所稱道，所以連當時美國文化重地的波士頓市內的「卜郎吟學會」（Browning Society）也請我去講演，這就是我講演的地區一直延伸到波士頓的原委。

1915年的秋季，我自康乃爾大學轉學至哥倫比亞大學。轉學的原因之一，便是經過一系列的公開講演之後，五年的康乃爾大學生活，使我在該校弄得盡人皆知。我在我的留學日記里便記載著，在這個小小的大學城內，熟人太多，反而不舒服。

這一新的國際組織當然是包括美、蘇等首要強國，可是當蘇聯堅持安全理事會裡的永久會員國可以使用否決權時，何君與我均深感失望。時至今日，我始終拒絕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名。

後來九一八事變發生了，日本以武力強佔我東北，我在我們所辦的《獨立評論》上便寫了很多文章，支持我國向國聯申訴，支持「李頓調查團」（The Lyton Commission）有關中日糾紛的報告。時曆數月，我都希望國聯來制止日本軍閥的侵華行為。但如眾所知，國聯一開頭就無能為力。由於美國拒絕加盟，國聯已有先天的虛弱；更由於蘇聯加盟太晚，其後又因其侵略芬蘭而被開除盟籍，國聯便更無實力；再因東北事變，日本自動退盟；所以國聯一誕生，事實上便已癱瘓了。

康乃爾大學里的「世界學生會」（Cosmopolitan Club）是當時一個校際組織——「各大學世界學生聯合會」——之下的一個分會。這個聯合會每年在不同的校園內舉行年會。由於參加乃至主持這些會議，以及學習使用「羅氏議事規程」，使我逐漸了解民主議會議事程序的精義，這也是我當學生時參加學生活動的一大收穫。在我的留學日記里，我曾記下我第一次主持學生會會議的經驗。我說那一小時做主席的經驗，實遠勝於對「羅氏議事規程」做幾個小時的研讀。

我到今天還記得，我們康乃爾分會的「會訓」便是：「萬國之上猶有人類在！」這句話原為康大史學名教授葛得宏·斯密斯（Goldwin Smith）的名言。斯氏原為英國人，是康大早期的名教授之一。他對康乃爾一往情深，因而慨捐巨款為康大文學院建造大樓，命名為葛得宏·斯密斯大樓（Goldwin Smith Hall）。那是一幢壯麗的建築物，也是校園內建築群的中心建築。

在此同時，我也開始讀杜威的著作；對杜威在1916年所發表的兩篇論文，尤其感覺興趣。在這兩篇論文里，杜威的論點似乎與安氏的哲學不謀而合。杜威於1916年1月在《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雜誌里發表一篇論文：《力量、暴力與法律》。同時他在另一雜誌《國際倫理學報》（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cs）里，又發表一篇更長的論文曰《力量與強迫》。這兩篇論文對我既然有畢生難忘的影響，我想也略引數段如下：

現在我想進一步地談談我對「世界主義」（cosmopolianism）、「和平主義」（pacifism）和「國際主義」（internationalism）學習的經過。我把「世界主義」和「國際主義」分開。其原因便是我想使「國際主義」這一名詞為我將來討論我進一步發展的「新和平主義」作專題來發揮。

在我所經歷的各項學生時代的活動里，還有一件事對我後來的生活大有影響。那就是主持學生俱樂部和學生會議時，使我對民主議會程序有所體會。在1910年至1920年這段時期里，幾乎所有的美國學生會的章程都明文規定，各種會議的議事程序要以「羅氏議事規程」（Robert's Rules of Order）為準則。我是「中國學生會」里的幹事。我發現「中國學生會」的會章里也有這一條。我也是康乃爾大學「世界學生會」的組織幹事，後來繼任該會主席。該會的會章上，也列有這一條。

上述三條提案概括了「強制和平同盟會」的新哲學。其中最重要的一個詞彙便是「強制」（enforce）——那就是以全世界的集體力量來強制維護［世界或國際間的］和平。

在該文的第一部里我提出三個前提。我試答第一個問題：「在國際關係中，還有什麼東西可以代替力量的嗎？」我想當初出題目的人的心目中，一定先有個正面的答案。但是我卻給他一個反面的答案。我的回答是：假如我們認為力量可以用不需要力量的東西來代替的話，則世界上便沒有這種不用力量的代替品。這是我那篇論文的要點之所在。縱使是不抵抗主義，它正如杜威所說：「在一定的條件之下，消極的抵抗比積極的抵抗更為有效。」［也不是否定力量的存在！］

這樣你可以看出我那時已經不是無條件接受不抵抗主義的一切理論了。甚至在1915年5月6日我已經體會到，弱水可以穿堅石，倒不是因為水弱，而是水原有其真正的勁！這就是杜威和安吉爾對力的觀念。所以我對這一問題的答案，並不是力量可不可以代替的問題，而是如何更經濟有效使用力量的問題。所以問題的重心就是怎樣［覓取用力的新方法］來代替當前浪費和亂用力量的問題。

1914年世界大戰爆發了。這一年我正由康乃爾大學畢業。那時我已對國際和平運動十分熱心了，並與當時一些活躍的和平運動人士如喬治·訥司密斯（George Nasmyth）、路易·陸克納（Louis P.Lochner）、約翰·墨茨（John Metz）等人往還。訥司密斯是康大物理系剛畢業的一位教友會家庭出身的青年。康乃爾結業后，他便在波士頓的「和平協會」（Peace Foundation）工作。陸克納則任「世界學生會總會」的總書記。約翰·墨茨則是一位德國籍的和平主義者。和他們往還，使我深信，在一個高度文明的社會裡，和平是可能實現的。所以當世界大戰於1914年8月間爆發時，我真是驚詫不置！震悸之餘，我實在不相信戰爭真會打起來。因此我花了好多天時間去閱讀和研究這場戰爭如何爆發的前因後果，並寫成一篇長文保存在我的日記里作為我自己的參考。我闡明三國同盟和三國協約形成之經過，以及德國如何侵犯了比利時的中立，終使英國對德宣戰。比利時的中立便是個不抵抗哲學的具體例證。關於比利時的抵抗德國的智與不智的問題，那些和平主義者之間，頗有爭論。所以比利時為中立被犯而奮起抗德一事，實是對不抵抗哲學活力如何的一個實際考驗。

現在我們要問，那麼脅迫（coercion）和強制力（coercive force）又是什麼回事呢？杜威接下去說：

在我當學生時代，我便一直認為公開講演對我大有裨益。我發現公開講演時常強迫我對一個講題做有系統的和合乎邏輯的構想，然後再做有系統的又合乎邏輯和文化氣味的陳述。我時常舉出「儒教」這個題目為例。所有中國學生大致都知道或多或少有關儒教的教義，但是他們對儒教的了解多半流於空泛、少組織、無系統。假若一個中國學生被請去做十分或二十分鐘有關儒教的講演，只有在這種場合，他才被迫對這題目打個草稿，並從事思考如何去表達自己。他先要想從何說起，想出他自己的意思，他對這題目的認識和印象，然後再加以合乎邏輯的組織，好使聽眾了解。這樣一來，他也可幫助他自己對這一題目做前所未有的更深入的思考，他將來對這一題目做更廣泛的研究，也就以此為出發點。

我所以提這件小事的意思，就是說明這一方式的民主會議程序的掌握，使我對民主政治有所認識，以及一個共和國家的公民在政治上活動的情形，也有更進一步的了解。這是多麼有益的一種訓練！因此我對孫中山先生的強調使用議會程序的號召，實有由衷的敬佩。孫先生把一種民主議會規則的標準本，譯成中文，名之曰《民權初步》。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民主議會程序，實在是實行民權政治的「初步」！

當我在世界學生會的宿舍寄宿期間，我認識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例如來自菲律賓、中南美洲、波多黎各、印度、南非以及少數從歐洲來的。其中尤以從中南美洲來的為數更多。我們之間的友誼有的維持了三十余年而未中斷。我有幾位波多黎各和南非的朋友，今日還和我繼續通信。這些國際友誼對我說來真受惠不淺，它使我的智慧天地為之擴大，使我能真正了解許多國家的習俗和人民的生活方式。

杜威和安吉爾二人都有助於在1915年到1916年新思想的成長。我也開始捨棄我原有的不抵抗哲學而接受一種有建設性的有關力量和法律的新觀念，認為法律是一種能使力量作更經濟有效利用的說明書。

此一國際學生組織曾於1914年在綺色佳舉行年會。我那時是義有地主之誼的康乃爾分會的會長，對此一「國際學生大會」（The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Students）頗事奔波，因而對國際學生的接觸也就更為廣泛。

在結束本題有關我個人信仰的和平主義和國際主義之前，我想略提一下當年同學們對我的溫情，雖然那時他們都強烈地反對我的和平主義。當「二十一條事件」結束之後，整個同學的圈子內大致對我都非常友善。他們選我擔任《中國留美學生月報》的編輯委員，又選我擔任中國學生會所主辦的《中國留美學生季報》［中文版］的主編。當我從綺色佳轉往紐約時，我碰見了許多老朋友，他們都https://read.99csw.com是在我主張不抵抗以及反對對日作戰之時，強烈反對和批判過我的。可是在我居住紐約的兩年期間，他們對我都十分友好，有許多到現在還是我很好的朋友。所以我認為一個人在公開場合採取堅定的立場，擇善而固執，總是值得的。

在我為中國問題四處公開講演之時，我卻沒有受過做公開講演的正式訓練。所以在1912年的夏天，我就選修了一門訓練講演的課程。這是一門極有趣味的課程。我的老師艾沃里特（Everett）教授是一位好老師。暑校是從7月初開課的。當我第一次被叫上講台做練習講演之時，我真是渾身發抖。此事說也奇怪，在此之前我已經講演過多少次了，但是這一次卻是在課室內第一次被叫上台。那天雖然是盛暑，天氣極熱，但是我仍然渾身發冷、發顫；我必須扶著講台，始能想出我預備的講稿。艾教授看我扶著檯子才能講話，第二次他再叫我時，他便把檯子搬走了，當然我也就無所依據。因為要忙著想我的講詞，我也就忘記我的腿了，它也就不再發抖。這樣便開始了我後來有訓練的講演生涯。

後來在學生時代，我讀了耶穌教的《聖經》，尤其是《新約》。在《福音》里我體會到對邪惡魔鬼不抵抗的基督教義，以及人家打你右頰，你把左頰再轉過去讓他打的道理，都和我國老子不爭的理論有極其相同之處。加以我又認識一批［極端反戰的］教友派的朋友，使我對幼年的信仰益發深入。所以我個人對不抵抗主義的信仰實發源於老子、耶穌基督和教友派基督徒的基本信仰。

公開講演也是個最好的機會，讓一個人去訓練他自己的寫作，訓練他做筆記的系統化。這些不同形式的表達方法可以強迫一個人，對一項命題去組織他的感想、觀念和知識；這樣可使他以寫作的方式，對他要表達的題目了解得更清楚。所以我對公開講演的好處，曾撰一簡單的格言來加以概括。這格言便是：要使你所得印象變成你自己的，最有效的法子是記錄或表現成文章。

佔領了青島之後，日本復於1915年1月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要求」。日本的要求本是秘密提出的，結果這一秘密被「泄漏」了，由美國新聞界傳了出來。我想這是中國外交部故意把它泄漏的。消息既出，則全世界也就注視到中國對這項無理要求的反應，所以當我留美的最後三年，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頭三年，也是中日邦交上最不愉快的三年，我個人對當時的國際問題也頗加思索。

這種政治和文化兩種力量的匯合，漸漸地使我改變了我以往有關國際問題，尤其是有關世界和平的思想。我逐漸地放棄了我以前偏激的不抵抗主義；從而相信用集體力量來維持世界和平，然後由一個國際組織來防制戰爭的可能性。

1915年6月，美國的社會賢達們在費城獨立廳開「強制和平同盟會」的成立大會。這件事深深值得我們回味的便是它在文化思想上直接影響了後來「國際聯盟」（The League of Nations）的創立。由於何君的關係，美國前總統塔夫脫被推出任該盟主席；由於何、塔二君對此新觀念之共同努力宣揚，威爾遜總統也就逐漸受其影響，終於促成國際聯盟之誕生。

平時我的訪客也太多。綺色佳一帶的教會、社團，尤其是婦女團體，經常來邀請我去講演，真是應接不暇。因而我想起一句中國詩：「萬人如海一身藏！」所以我想脫離小城鎮綺色佳，而轉到大城市紐約。該處人潮如海，一個人在街頭可以獨行踽踽，不受別人注意。這種心境至少也是促成我轉學的原因之一。其後兩年（1915～1917），我發現這個想法是有極大的道理。在一個數百萬人的大城市中，我是真正的「一身藏」了。

但是在1915年和1916兩年之間，我的思想又開始轉變了。一種智慧力量影響我轉變的便是那英語民族的世界里最大的思想家之一，名著《大幻覺》（The Great Illusion）的作者諾曼·安吉爾（Norman Angell）。《大幻覺》是1909年出版的，當時被認為是宣揚有建設性的新和平主義最膾炙人口的新著。該書一再重版，各高等文明的語言里皆有譯本。在英國乃至世界其他各地都組織有宣揚《大幻覺》的社團，專門宣傳這一名著里所揭示的主張。

正當安、杜二氏的思想風靡一時之際，一個新的有建設性的國際主義也日趨蓬勃。這個新的國際主義原是《獨立周刊》（The Independent）的主編漢密頓·何爾特（Hamilton Holt）所倡導的「強制和平同盟會」（League to Enforce Peace）所推動的。何氏後來應聘為佛羅里達州冬園市（Winter Park）的羅林斯學院（Rollins College）的院長，他是對美國輿論很有影響力的文化領袖。《獨立周刊》是《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雜誌出版前最有影響的兩三家周刊之一。

就在這天早晨，我俯視那被溪水沖刷而成的狹谷，我開始體會到並不是水之弱終能勝強，而是力——真正的力——才能使流水穿石。從感覺上說，這實在是我智慧上變動的起點。在這一轉變之前，我在紐約已經有一段有趣的體驗。那時我受康乃爾世界學生會的派遣，前往紐約參加一個新的校際和平組織——「各大學非兵主義大同盟」（CollegiateLeague to Combat Militarism）的成立大會。該會在另一和平組織，「美國限制兵備會」（American League to Limit Armaments）的領導之下於1915年2月13日正式成立。該會邀請學生參加的請柬是由《紐約晚郵報》（The New York Evening Post）的發行人兼編輯韋拉德（Oswald GarrisonVillard）君署名的。韋氏為19世紀赫赫有名的「廢奴主義者」（abolitionist）威廉·格理遜（William Garrison）的外孫。《紐約晚郵報》是當時紐約編印皆佳的大報。我參加這個「非兵」組織的成立大會也是我信仰和平主義和不抵抗主義的和平活動的一部分。

記得1945年我以中國代表團團員身份去舊金山參加「聯合國」（The United Nations）成立大會。我忽然接到老友何爾特先生的電話，接著他便到旅館來看我，說他是自備旅費自佛羅里達州冬園市的家中，趕來參加這個盛會。他說：「真正未料到我以前的理想最後竟然實現了！」我看到這位老人為其三十年前（1915）理想之實現而激動的情況，我也為之感動不已。

從上面這封信里我們可以看出中國留學生當時衝動的情形，同時也可看出我自己在此緊急時期如何試用我的不爭哲學以盱衡世界大勢和中日關係。

以上便是這一「新和平主義」的簡明宗旨。它的理論基礎便是：兩個力量如發生衝突，最後必然是相互抵消而形成浪費和無結果。所以，新和平主義並不是否定力量；相反的，正是如何使力量用得其所。這便是新和https://read.99csw.com平主義的基本概念。

我在康乃爾和哥倫比亞做學生時代生活經驗的一部分，便是我和來自世界各國留學生的交往。在康乃爾時期，自大二開始，我就住進康大新建的世界學生會的宿舍，一住就住了三年，一直住到大學四年級——也就是我讀研究院的第一年。換言之，我是從1911年的夏天一直住到1914年的夏天。

其後好多年，我都是個極端的和平主義者。原來在我十幾歲的時候，我就已經深受老子和墨子的影響。這兩位中國古代哲學家，對我的影響實在很大。墨子主「非攻」，他的「非攻」的理論實在是篇名著，尤其是三篇里的《非攻上》實在是最合乎邏輯的反戰名著；反對那些人類理智上最矛盾、最無理性、最違反邏輯的好戰的人性。

康乃爾的世界學生會原是「世界學生會聯合會」（The Associationof Cosmopolitan Clubs）的一個支部。而該聯合會又為一規模更大的國際學生組織「兄弟同心會」（Corda Frates；Brothers at Heart）的支會。這一國際性組織不特包含南美洲的學聯，並且包羅了義大利、德國和法國的學生。

一年之後中日之間又發生衝突了，日本以戰爭威脅中國政府接受「二十一條要求」。自1915年2月底至5月初，中國留學生為此熱烈討論。通過《中國學生月報》大家主張對日作戰。「對日本立刻開戰」便是當時的口號。我為此事甚為焦慮，所以我決定向全體同學寫一封公開信。讓我引一段信上的話以顯示當時中國留學生的戰爭意志，以為我個人的態度和我個人對全體同學的忠告。我的信的開頭是這樣寫的：

杜威又說：

康乃爾大學的哲學系亦名「塞基哲學院」（Russell Sage School of Philosophy），其基金原是羅素·塞基家庭捐資設立的，並另設塞基哲學獎學金以資助哲學研究生。我進康乃爾大學研究院時本來就領有該項獎學金。但是當我於1915年申請延長時，卻被校方拒絕了。那專司審查獎金候選人的指導委員會主席索萊（Frank Thilly）教授便坦白相告，說我在講演上荒時廢業太多，所以哲學系不讓我繼續領取該項獎金。

再引一段：

我在康乃爾時代，講演的地區是相當遼闊——東至波士頓，西及俄亥俄州的哥倫布城。這個區域對當時在美國留學的一個外國學生來說是相當遼闊的了。為著講演，我還要時常缺課。但是我樂此不疲，這一興趣對我真是歷四五十年而不衰。

這就是我在美國留學期間最重要的收穫之一方面。再後來，全世界的學生都蜂擁來美進各大學和研究院留學，這種經驗自然就更為豐富，而國際間的接觸和了解，自然就更為擴大了。上面我已經提過，我參加世界學生會的活動，實不限於康乃爾一隅，同時也有國際性的一面。

以上便是我個人對「世界主義」的親身體驗。我特別想談談，在那些年的動亂世界里，我自己那些年投身於世界和平運動中的個人活動。我在美國留學前後七年，自1910年至1917年。最初四年尚無戰事；后三年——1914年至1917年——則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亦即美國參戰前的三年。這三年也是中國國運中最受考驗的三年，因為中國當時承受了日本不斷的壓迫。

老子對我幼年的思想影響很深。記得我在1909年（清宣統元年，己酉）作了一首詠「秋柳」的詩。這是一首絕句，在這詩前的小序上，我寫道：「秋日適野，見萬木皆有衰意。而柳以弱質，際茲高秋，獨能迎風而舞，意態自如。豈老氏所謂能以弱者存耶？感而賦之。」

我論文的最後一部則說明，如果要力量充分發揮，就應該把所有的力量組織起來，加以規律化，而導向一個［有建設性的］共同目標。法治便是組織力量的一個例子。力量既經組織，浪費乃可消除，效能自可賴以保持。所以我的結論便是個具體的建議——把世界各國的力量組織起來，來維護國際公法和世界和平，這便是解決當今世界國際問題的不二法門！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實在是「捍衛和平大同盟」這一信念的早期信徒之一，後來我也是「國際聯盟」的熱忱贊助人之一。當國聯於巴黎和會宣布成立之時，我也是「國聯中國同志會」（ChineseAssociationfor the League of Nations）的發起人之一。《國際聯盟憲章》（The Covenant）便是我譯成中文的。

我論文的第二部分是解釋當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世界的問題不是力量發揮的問題而是力量沒有發揮的問題。目前這個戰爭實是人類有史以來，力量發揮的最大表現。但是其後果卻是個死結，這個死結在1916年的春天實在表現得十分明顯。力量何嘗發揮，因為力量已被浪費了。力量的本身卻被用去製造力量的對立而使力量相互抵消。在目前的制度下，是以力防力。其結果是相互抵消，以流於浪費和無結果。由此可見，我那時對安、杜二氏的新觀念是真正的服膺了。

多少年後，我曾在南京考試院的考選委員會所召開的有關高普考的會議擔任主席。這個會議是考試院邀請各大學派員參加而召開的。我代表北京大學去南京出席大會。當我擔任主席所主持的那一次會議期間，我發現有些人特地來觀察我們開會的程序。當晚便有一位考試院的元老來看我。他說：「我們這一輩的民元老國會的議員，總以為我們是唯一的一群人懂得議會程序了。但是今天看到你做主席時的老練程度，實在驚嘆不置！胡先生，您在哪裡學會這一套的呀？」我告訴他我是在當學生時代，主持各種學生會議時學出來的。

大凡一個人的觀念和印象通常都是很空泛的，空泛的觀念事實上並不是他的私產。但是一個人如他的觀念和感想，真正按照邏輯，系統化地組織起來，在這情況之下——也只有在這種情況之下——這些觀念和感想，才可以說是真正屬於他的了。所以我用「專用」、「佔有」（appropriation）來表明我的意思。

從上面這一段可以看到當時我的同學們主戰的情緒了。因此在我的公開信上，接著便陳述我個人對大家的忠告。我說：

安氏的和平主義當時被稱為「新和平主義」（New Pacifism），它與我以前所相信單純的「不抵抗主義」是截然有別的。在我的日記里，我也為安氏哲學做了個節略如下：

下面便是推動成立此一和平組織「強制和平同盟會提案」（Proposalsfor a League to Enforce Peace）的全文：九九藏書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的幾年期間，美國學生在「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的資助之下，組織了一個校際學生團體叫作「國際政治學會」（TheInternational Polity Club），會員都是自優秀學生中遴選的。每年夏季各支會又分別推派代表數人參加該會所主持的國際關係討論會。在此之前，在安吉爾氏領導之下，英國本已有類似的組織。據我所知這種會議在美國一共只舉行過兩次。第一次便是於1915年6月在綺色佳康乃爾大學校園內舉行的，我便是該次大會積极參与者之一。安吉爾先生便是該次為時兩周的會議中的一個主講人。另外還有些動人而富煽動性的講演家也被邀參加。

我作這首小詩還不滿十八歲。我引這篇小序來說明我幼年便深受老子的教義和墨子非攻哲學的影響。

在我結束本章之前，讓我再念一段在安吉爾氏自傳的「總而言之」第165至166頁上所載有關安氏思想的節要，列入本章，作為記錄：

那個世界學生會有個習俗，便是由不同種族的學生分別舉辦不同種族的民族晚會。晚會中所有會員及其友好均可參加。例如中國學生則主持一個中國晚會，菲律賓學生則主持一個菲律賓晚會，阿根廷學生舉辦阿根廷晚會，等等。就是在這些不同的民族晚會裡，我們對各種民族不同的習俗便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更重要的還有各族學生間社交的接觸和親密的國際友誼之形成，使我們了解人種的團結和人類文明基本的要素。

第二年的年會是在俄亥俄州的克里弗蘭城舉行的，我也參加了大會。這一年安氏因事未能參加。在我的留學日記里對這兩次的會議——尤其是1915年在康乃爾舉行的那一次——我均有詳盡的記述。

當然我也受講演之累。其中最明顯的一次，便是在我就讀研究院的第二年（1915）時，我的獎學金被校方停止了。

在我的留學日記里，我也記錄了［1915年］5月6日——那個決定性日子的早晨我自己的情緒。就在這一天中國政府決定接受日本的最後通牒，對「二十一條要求」中的重要部門做重大讓步。原來在前一日的夜間我已輾轉不能入睡，所以6日清晨我便上街去買了一份塞拉克斯城（Syracuse）出版的晨報。拿了報紙，我走到工學院後面狹谷上的弔橋，俯視這一為水沖刷而成、景色非凡的千年幽谷，我不禁想起老子的名言：「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這些最堅強的岩石，還是被柔弱的水所征服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兩年，英日兩國結為同盟。日本既為英國的盟國，第一次大戰爆發時，日本也就以英國的盟國關係而對德作戰，向德國在中國的殖民地青島進攻。

我今日回想我學生時代的活動——那些充滿稚氣的青年歲月——我覺得那裡仍然有許多客觀的教訓，值得我們重新學習。中國為從事毫無意義的內爭，整整地浪費了三分之一個世紀，把足以解決國家問題的工業化和國防建設完全忽視了。結果開門揖盜，任日人侵略。縱遲至今日，我國由於安全未得到適當解決所受的創傷，始終未能複原，而這安全問題，正如我四十年前所體驗到的，非通過明智而有效的國際集體安全組織，便不可能有有效的解決。

雖然這些講演對我因為要充分準備而荒時廢業，但我從無懊悔之意。後來在我教書期間，縱使有些課我已教了很多年，上課之前我仍然是徹底地準備；其後縱是個把鐘頭的功課，我從不毫無準備地貿貿然上堂，雖然這種準備工作往往要花去好幾個鐘頭。

1916年初，我終於有個機會能把我的思想寫了出來。那時美國的「國際睦誼會」（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Conciliation）在白特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會長主持之下舉辦了一次校際和平論文競賽。該會所頒布的文題之一便是：「在國際關係中，還有什麼東西可以代替力量嗎？」我對這一題目大感興趣，因而很用了一番功，作文應徵。數月之後出乎意料的，我居然得了頭獎。那頭獎的百元獎金，對我當時的經濟情況實不無小補。我的論文後來由該會出版並譯成多種歐洲語言；在巴西則被譯成葡萄牙文；在南美其他各國則被譯成西班牙文。這篇論文在我的留學日記里曾保留了一份節要。我現在把這節要再敘述一遍，也可以看出我那時對這一新哲學——新和平主義——信仰的程度。

《大幻覺》一書固然是膾炙人口，但是它也經常被人誤解。所以我從安吉爾的自傳里再意譯若干段，來表明作者原意並不是說戰爭不可能發生。他說戰爭是可能發生的，因為人們不了解戰爭真正的基礎，和戰爭便是力量的浪費這個單純的事實！所以在1915年這個為期兩周的會議里，我開始讀安氏之書，也親識安吉爾其人。安氏所首倡的觀念認為真正的問題之所在，不是力量的否定，而是對力量做正確有效和更經濟的使用——為一個各方所同意和了解、期盼和可能獲得的目標而使用之。這一理論深深地打動了我。

讀了以上幾段，我們可以看到杜威和安吉爾幾乎用的是同樣的語言，來說明兩個力量如何因衝突而抵消的原委。約翰·杜威因而得出以下的結論：

老子對我的影響又稍有不同。老子主張「不爭」（不抵抗）。「不爭」便是他在耶穌誕生五百年之前所形成的自然宇宙哲學之一環。老子說：「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他一直主張弱能勝強，柔能克剛。老子總是拿水作比喻來解釋他的不抵抗哲學。老子說：「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

第二我還想指出，我在1915年反對立刻對日作戰的論點，不幸地二十多年後當中日戰爭於1937年爆發時，仍未失時效。在抗戰前我國對日艱苦交涉的整整六年之中（1931～1937），我又變成了反對對日作戰的少數派，在這六年中我反戰的論點仍與當年無異。問題重心便是我們怎麼能打？拿什麼去抗日？我們陸軍的訓練和裝備均甚窳劣，既無海軍，實際上也沒有空軍，也沒有足以支持戰爭的國防工業。我們拿什麼去抗日呢？這是一件悲劇。不幸的是中日兩國當時皆缺乏明智之領導階層來設法避免戰爭。結果兩敗俱傷，同歸於盡。在日本悠久的歷史中，向無異族統治的先例，戰爭使其初嘗此味。中國所受戰爭的創傷，亦迄未複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