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讓、行思兩支後來居上，竟然變成禪宗里的正統嫡傳。《景德傳燈錄》便是如此下筆的。我是治佛教史的少數作者之一，讀佛教史時在字裡行間，發現了神會和尚的重要性。我認為神會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事實上，他的重要性，在9世紀的一位有學問的和尚宗密，也曾經證實過的。

最後我們提出「專史式」的整理——諸如有語言文字史、文學史、經濟史、政治史、國際思想交流史、科技史、藝術史、宗教史、風俗史等。這種專史式的研究，中國傳統學者幾乎全未做過。所以，上述三種法則便可用來補救傳統學術里缺乏有系統的研究之不足。

好了，我究竟發現了些什麼樣的故事呢？上文曾提過，1926年以前，中國佛教史家所可找到的神會和尚的作品，不過寥寥六百五十九個字而已。但是我的書在1930年出版之後，神會的著作便遞增至兩萬多字。這樣我才能寫出一本神會全傳來。這本完全的傳記中，包括我對神會思想的初探，對他觀念的詮釋，和我自己研究的結論。我認為［一般佛學家和佛教史家，都當作慧能所著的］所謂《壇經》，事實上是神會代筆的。《六祖壇經》是過去一千二百年，禪宗佛教最基本的經典，也是中國、朝鮮和日本的一部聖書。但是我以［禪宗］內部的資料，證明它是神會的偽托！根據我的考據，神會實是《壇經》的作者，因為《壇經》中的許多觀念都和我在巴黎發現的「神會和尚語錄」及其他有關文獻，不謀而合。

綜合上述三方面——版本學、訓詁學、校勘學——那便是近三百年古典學術史上可概括為「有系統的古籍整理」的第一項成就。簡言之，這個第一步工作，是使許多古籍——不管是儒家的經典也好，儒家以外的典籍也好——顯得更富智慧，［更容易讀］也更接近現代的學術。

長話短說，當我在1926年到歐洲去的時候，我想如有可能的話，我決定便訪倫敦、巴黎兩處的敦煌藏卷。看一看這一些唐代鈔卷，對於中國佛教史，特別是禪宗史有沒有新發現。我在倫敦看了一百卷，在巴黎看了五十卷。使我且驚且喜的則是我居然發現了有許多有關中國禪宗史的重要資料，尤其是有關8世紀中國北派禪宗和其同時的其他禪宗各支的資料。

我寫神會和尚實在也就是改寫禪宗史，給神會以應有的歷史地位。並指出他向北宗挑戰是何等的重要，終使他死後被追封為禪宗的七祖，間接地他也使他師傅慧能被追升為禪宗的六祖。

其後［肅宗］皇帝為酬庸神會助餉之勞，乃召請神會入宮。公元762年（代宗寶應元年），洛陽重修佛寺為神會駐錫之所。是年神會便在該寺圓寂，享壽九十五歲。

以上便是我們主張以新的原則和方法來研究國學的「宣言」。

第一是「整理古書」；

二、輸入學理，從海外輸入那些適合我們作參考和比較研究用的學理；

這本刊物是研究國學的，但是它卻以新姿態出現。編排方式是自左向右的「橫排」，文章也全部使用新式標點符號。就憑這一點，［在學術界］已經是個小小的革命了。這座［中國首屈一指的］國立大學出版的討論國學的刊物，竟然用「蠻夷的」形式出現，當時真是使許多人震驚。

這千佛寺原為一座佛寺，但是在公元1900年前後已經是僧道雜居了。一次有一位［王］道士做打掃工作，無意發現這壁畫之後似乎有門的跡象。他把這門打開了，便發現了這些經卷寫本。這位道士既不識字，人又愚蠢，他乃打主意把這些卷子出售給附近鄉民［作為仙方］以醫治牙痛或頭痛。一般愚民也就向他購買這些仙方破片，燒成灰燼，加水吞食，冀圖治病。他們這樣對古物的摧毀已經有相當年月了。所幸敦煌人口稀少，所以這些「仙方」亦無從大量出售。他們這樣的買賣一直到1907年［始為學者們所發現］。那一年［瑞典籍的考古家］斯坦因（Sir Aurel Stein）從印度進入中國，沿途考古，一直到了敦煌。他聽說這宗大批發現的中古寫本，乃親往查訪。他向那位道士行了點約值七十兩銀子的小賄，便運走了七大車的卷子寫本，經印度而去，終為倫敦的「大英博物館」所收藏。

以上便是我發現中最精彩的部分。但是這一發現影響之大則非始料所及，因為它牽涉要把禪宗史全部從頭改寫的問題。由於這位大和尚神會實在是禪宗的真正開山之祖，是《壇經》的真正作者，但是在近幾百年來，他卻是在禪宗史上被人忽略了。其原因便是當南宗的地位最後被朝廷肯定為禪宗正統——甚至也可說是整個佛教的正統——之後，顯然一時弄得舉世擾攘，所有的和尚都要擠進來分一杯羹。因而佛教中的所有門派都自稱與南派禪宗有歷史淵源，從六祖慧能上溯至菩提達摩。時日推移，這一自達摩至慧能的譜系因而一分為二：一門禪宗自稱祖述懷讓，懷讓是慧能在湖南的大弟子；另一宗則自稱出自慧能在江西的大弟子行思。

在八九兩世紀中，湖南、江西二省原是禪宗的中心，兩省之中所有的［老和尚］都自稱是慧能的弟子［或再傳弟子］。後來這兩支都發展起來，蔚成大觀。例如著名的臨濟宗便出自這兩支。當他們得勢之後，他們就改寫歷史，各以己支一脈相延是正統嫡傳。日子久了，神會之名就漸被遺忘，甚至完全不提了。

在這段戡亂戰爭的過程之中，政府的財政卻異常拮据，士兵無餉可發，政府只好籌款應付。籌款的方式之一便是發放佛道二教的「度牒」。人民之中有欲皈依宗教［或為免役免稅而皈依的］，可向政府納款領取「度牒」。每一度牒索款十萬錢。那簡直是一種國家公債。政府為推銷公債，因而借重這位年高德劭而又能說會講的老和尚，在東都洛陽幫忙推銷。神會推銷的成績甚佳。據說這項籌款的成功，實為戡亂戰事順利進行的一大因素。

事實上，這一追謚，還是神會死後一百多年的事，當時並經唐代兩大作家柳宗元和劉禹錫的記述。柳、劉二人均于慧能正式被朝廷追升為「六祖」時著有碑銘的。

我在巴黎所發現的三份鈔卷，過去一千二百年都無人知曉。其一便是「神會和尚語錄」，此卷甚長。第二件是有原標題的叫「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這是一份戰鬥文獻，是神會對北派禪宗的道統真偽與教義是非的公開挑戰，因為南北兩派都自稱是祖述達摩的正統。另一殘卷則是顯然也是上述戰鬥文獻的一部分［剛按：英文稿此處語義混雜不清。譯文系參考《海外讀書雜記》重校的］。

以上便是近三百年國故學上的三大成就。我那篇文章也指出，傳統學術雖有其不可置疑的成就，但是也有三大嚴重的缺點。

其中之一便是那自公元前6世紀老子和孔子時代開始，綿延至今，凡二千五百余年的中國思想史。在這一主要陣地里，早在1919年——整整的三十九年前——我的《中國哲學史大綱》的第一冊便出版了。我對以後諸卷未能出版感到遺憾，但是那第一冊當時卻是一本開風氣的作品（a pioneer）。我那本著作里至少有一項新特徵，那便是我［不分「經學」、「子學」］把各家思想，一視同仁。我把儒家以外的，甚至反儒非儒的思想家，如墨子，與孔子並列，這在1919年［的中國學術界］便是一項小小的革命。ｒead•９9ｃsｗ.com

第三項成就便是考古——發現古物。清代的學者好古成風，舉凡商周鼎彝、泉幣、碑版、壁畫、雕刻、古陶、古瓷等都在他們訪求之列。那時還沒有什麼科學的考古學，他們的研究也有欠科學性，也不太成系統，但是好古興趣之濃，則是不可否認的。在這一時期的尾聲里，這種好古的風氣，也引起了幾項重要的發現。其中之一便是殷商甲骨文的出土。甲骨［于清末］在安陽發現。安陽是商代最後的都城所在地。

石井光雄的卷子發現之後二年［1934］，鈴木大拙博士與一位友人乃把它參校「胡適本」之後，予以付印出版。那是個活字版印本，書名為《禪宗大師神會語錄》。這份石井光雄發現的卷子共有一萬五千字，其中有一半與我發現的第一件「神會和尚語錄」雷同，其中有一部分顯然是從《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中抄下來的。稍後鈴本先生在「國立北京［平］圖書館」所收藏的敦煌經卷中，又發現另一文件。他把這文件付印出版，並加一篇他自己寫的導言，說這一文件的內容與《六祖壇經》頗為相似，那與我所闡述的神會觀念也是相同的。

敦煌原有幾座佛寺，多建築于岩洞之旁。其中有一座千佛寺，寺內有一間［密封的］石室。其中藏有萬卷以上5世紀以後的經卷寫本，許多也至遲是11世紀早期［北宋初年］的遺物。這一間被密封起來的石室，封外的牆壁上都繪有壁畫。那可能是戰爭期間，廟內的和尚在逃走之前，把這個圖書室封起，並畫上壁畫，使人不疑壁畫之後還有藏經。

我在巴黎所發現的便是三卷未註明［人名和年代的］有關神會和尚的史料，在倫敦我也找到一份［類似的］殘卷。由於個人研究興趣所在，我對搜訪這些史料是早有準備的，所以這些資料我一看便知。因而我把它們照樣複製，回國之後再加以校勘，便在1930年把它們出版了。出版的日期是我發現了它們的后三年。我把這本書叫作《神會和尚遺集》［1930年，亞東圖書館出版］。這本書的問世實在是對重治中國禪宗史的一個裡程碑。

最近法國學者又發現了一些文件。伯希和死後，他們顯然是從伯氏以前所收集一些無標題的卷子之中，又發現了另一份殘卷。那捲子里不但有一卷神會，而且有兩卷神會。第一件中大部分都是神會的戰書［《定是非論》］。另一件也很有趣，那是和鈴木在「國立北京［平］圖書館」所發現的是同種而較佳的經卷，但是那較早發現的老卷缺少個題目。那件無題經卷，鈴木只是疑惑它也是神會的遺作［但是他還不敢確定］，而這份新發現的卷子不但完整無缺，並且還有個題目。這題目一開始便書名「南陽和尚」，南陽是河南的一個重要縣治。「南陽和尚」這一頭銜毫無疑問地是當地人民對神會的尊稱，因為神會曾在一座南陽的寺廟內住過十年。在南陽期間他以博學善辯聞名於時，所以才有「南陽和尚」的稱呼。

神會和尚答曰：「我自料簡是非，定其宗旨。我今弘揚大乘，建立正法，令一切眾生知聞，豈惜身命？」［原文錄自《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讀者亦可參閱柳田聖山主編《胡適禪學案》，正中書局，1975年台初版，頁281］。

這兒還有第三個缺點。那就是他們缺少參考比較的材料。上文曾說過，他們曾用經書以外的著作［如諸子和史書］來做訓詁和音韻的比較研究，但是除此之外，他們就再沒有其他的參考資ｒｅａd.9９ｃsw.coｍ料了。沒有外界的資料來參考比較，而要對自己所學有真正的了解，那幾乎是不可能的事。例如對古音古韻的研究，他們也確有其科學的一面，但是他們主要的研究資料則只限於《詩經》。有時他們也把研究的對象擴展到其他與音韻有關的著作，但是他們絕未想到那些也會有古音古韻的各地方言、口語，［尤其是］華南各地的方言［如廣東話、福建話］等方面的研究。當然他們對外國語文的比較研究，就更一無所知了。這些［清代］學者之中，就很少能懂得廣東話、福建話、廈門話等華南方言的。當然他們更未想到朝鮮話、日本話和越南話當中也含有很多中國古代的音韻的了。

以上四種，便是我［於1927年在巴黎和倫敦］所影印的敦煌卷子。後來我把幾份卷子與我自己所寫的神會的傳記，一起詳加考訂之後，便於1930年合成一冊［由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定名為《神會和尚遺集》。我那九十頁的《荷澤大師神會傳》［本文經收入《胡適論學近著》，第一集，1935年商務版，頁248～290］，可能是當今中國用現代觀點所寫的唯一的一本完全的和尚的傳記了。

還有一件使我高興的事，則是我的神會傳記出版后兩年［1932］，另一神會遺作的敦煌卷子，又在日本被發現了；由我的書做參考，證明其為神會遺作。這一份並無標題的敦煌經卷落入一位日本收藏家石井光雄之手。但是日本學者則是參閱我的神會傳，而證實為我所發現的神會遺作「神會和尚語錄」之一部。這一個題目［「神會和尚語錄」］原是我加上去的，我們始終不知道這個卷子的原題是什麼。

但是只把這一傳統說法稍加考證，我立刻便發生了疑問。我不能相信這一傳統說法的真實性。在1923年和1924年間，我開始撰寫我自己的禪宗史初稿。愈寫我的疑惑愈大，等到我研究六祖慧能的時候，我下筆就非常猶豫。在此同時我卻對一個名叫神會的和尚發生了極大的興趣。根據唐代所遺留下來的幾篇有關文獻，神會顯然是把他那不識字的師傅抬舉到名滿天下的第一功臣。

［上面的故事是根據宗密和尚的記載，和其他唐代遺留下來數種有關文獻的紀錄。］根據唐代文獻，宗密和尚在9世紀上半期頗為得勢。［所幸的是］在唐武宗（公元841～846）迫害佛教的前夕，他便死了（宗密是一位頗有頭腦的和尚。他留下了一些有關唐代禪宗發展的史料。這些材料都是八九世紀中國禪宗史的最重要的資料）。

北方禪宗的地位原是由兩三位有力的和尚［「楞伽宗」里的九十多歲的高僧神秀，和他的兩位弟子普寂和義福］所確立的。他們被唐朝中央政府尊崇為「兩京法主，三帝國師」。「兩京」是指當時的西京長安和東京洛陽。「三帝」則是指「則天皇帝」（武后自稱「皇帝」）和她的兩個兒子「中宗」和「睿宗」。這三位「皇帝」在宮廷之中對這些和尚大為尊崇，尤其是對那第一位名叫神秀的和尚。

一、研究問題，特殊的問題和今日切迫的問題；

第二，注意有系統的整理。我們要採用現代的治學方法，做有系統的整理。例如替古籍編「索引」或「引得」（index），便是其中之一。我國古書向無索引。近乎現代索引方法的，如清嘉慶朝（1796～1820）［汪輝祖所編纂的］《史姓韻編》［共六十四卷］，便是重要的史籍索引之一。但除此編及少數類似的其他著作之外，中國古籍是沒有索引可查的。所以我們主張多多編纂索引，庶幾學者們不必專靠他們優越的記憶力去研究學問了。

我之所以不厭其詳地來討論這一《國學季刊》的發刊宣言，也就是說明在我們的《新青年》那個小團體解散以後，這個語文運動便已在向全國進軍，並在文學上做其創造性的努力了。這一運動已不限於少數大學教授來起帶頭作用。大學教授們（尤其是北大教授），定下心來，整理國故，對整部中國文化史做有系統的整理，正是這個時候了。

神會和尚成其革命大業，便是公開地直接地向這聲威顯赫的北派禪宗挑戰。最後終於戰勝北派而受封為「七祖」，並把他的師傅也連帶升為「六祖」。所以神會實在是個大毀滅者，他推翻了北派禪宗；他也是個大奠基者，他奠立了南派禪宗，並做了該宗的真正的開山之祖。這就是佛教中的禪宗！

但是我搜尋禪宗史料的動機，則是想找出8世紀中的所謂禪宗創立時的真相而已。這樣我不但找到了神會和尚的語錄，同時我也找到了唐代文獻中所提到的偉大的［南宗、北宗爭法統的］作戰紀錄。這紀錄是我在倫敦、巴黎兩地所藏的敦煌經卷里找到的。

最後我提出三句話來做為結論：

這便是我們新國學的研究大綱，也就是我們北大同人在各方面努力和試驗的目標。當然這正如耶穌所說的：「收穫多多，耕者寥寥！」這就是當時國學界的情勢。九-九-藏-書

［由於史料有限］我只是讀了點有關神會的文獻，便對這位和尚另眼相看。在我把中國所保存的資料和日本出版的東京版《大藏經》和《續藏經》（尤其是後者）搜查之後，我終於找出了有關神會的大批史料。那些都是中國和尚和佛教信徒們執筆的，許多竟然是唐代的作品。其中部分唐代史料，使我對神會的研究又有了新的興趣。例如9世紀有一位叫作宗密的和尚，他在談到他當時的禪宗時，對神會便給以崇高的地位。據宗密的記載，那時禪宗已有了七支之多。神會和尚的［「荷澤宗」］便是當時的七宗之一。

我還有些其他成書的著作，如《戴東原的哲學》［1927年，亞東圖書館出版］。戴震［東原，1724～1777］是他自己那個時代中比較最接近科學的學者之一，他可能也是［乾嘉學派中］沒有尾隨［當時的學風，對宋明］哲學傳統革命的少數學者之一。相反的，他在致力於精湛的校勘學和訓詁學之外，也還［承繼宋明理學的傳統］，寫了一些他自己的哲學著作。

我在倫敦所發現的殘卷也很有趣。那是中國所流傳下來的［有關神會記錄的］六百五十九字中的一部分。但是這殘卷卻是這記錄最早的鈔本。這件唐代寫本與現存的國內流傳的神會著作，僅有絲微的不同。

這張單子給我一個印象，那就是縱然遲至今日［1958］，中國共產黨還認為我做了一些工作，而在上述七項工作中，每一項里，我都還留有「餘毒」未清呢！

第二便是他們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他們在細枝末節上用功甚勤，而對整個傳統學術的趨勢缺乏理解。這一點用英文來解釋，實在是很不容易的［大致說來，學問的進步，有兩個重要的關鍵。一是材料的聚積和分解；一是材料的組織與貫通。前者須靠精勤的功力，後者全靠綜合的理解］。清儒有鑑於宋明諸儒專靠理解的危險，乃故意地反其道而行，專力從事訓詁、校勘之研究，而避免作哲學性的詮釋。在前賢所致力的所有的作品上，他們都找出錯誤，但是他們卻故意避免做主觀的綜合結論［所以近三百年來，幾乎只有經師，而無思想家；只有校史者，而無史家；只有校注，而無著作］。

在中國思想史的研究工作上，我在1930年也還有一樁原始性的貢獻。那就是我對中古時期，我認為是中國禪宗佛教的真正開山宗師神會和尚的四部手鈔本的收集［與詮釋］。在這方面我想多說一點來闡明我如何用一種新觀念、新方法的嘗試和成就。

我們還提出對中國古籍一種「結賬式」的整理。正如商人開店鋪，到了年底總要把這一年的賬目結算一次。就以研究《詩經》為例罷，從古代、中古直到近世，有關《詩經》的著作正不知有多少，但是很少經人有系統地整理過。所以有系統地整理《詩經》要從異文的校勘著手；從各種異文的版本里彙編出一個最佳的版本，從而開始對古音韻、古訓詁的整理，把「三百篇」中每一首詩的各家研究的心得，都做出個有系統的總結。這就是我所說的結出一本總賬來。然後我們便可以照樣地做，把所有古今的研究所得彙集起來，［對每種古籍都］編出一部最後的版本來。

第一，用歷史的方法來盡量擴大研究的範圍。這項歷史方法［研究的範圍］要包括儒家的群經、儒家以外的諸子，乃至於佛藏、道藏——不管它們是正統還是邪門；古詩詞與俗歌俚語既同時並重，古文與通俗小說也一視同仁。換言之，凡在中國人民文化演進中佔有歷史地位的任何形式的［典籍］皆在我們研究之列。

我說我們用不著慨嘆什麼國學傳統要淪亡，或國學界老輩的日益凋謝。這些都是歷史上逃避不了的事。相反的，［我們如果再觀察眼前國內和國外的學者研究中國學術的狀況，我們不但不悲觀，並且還抱著無窮的樂觀。我們深信］國學的將來，定能勝於國學的過去；過去的成績雖未可厚非，但是將來的成績一定還要更好數倍。

那時的北京大學實在非常困難。政府的財政收入始終未能改善。教授的薪金已是七折八扣，而且還是一年半載地拖欠不發。實際的情形是國家政局在動蕩之中，北方軍閥既混戰不已，南方國民黨所策動的國民革命也正在開始。這便是這個［多災多難的］1923年——五四運動的后四年，「北伐戰爭」發動的前三年！

今天我想把有系統的「整理國故」這一條來說一說。

三、整理國故［把三千年來支離破碎的古學，用科學方法作一番有系統的整理］；

根據傳統的說法，禪宗的故事是很簡單的。一次［在靈山會上］有位信徒向釋迦牟尼獻了一束花。釋迦拈起一朵花［但並未說話］，各大弟子皆不懂這是什麼意思，這時有個弟子大迦葉（Mahakasyapa）乃向佛微微一笑。釋迦乃說：「大迦葉懂了！」乃以秘偈和佛法［所謂「正法眼藏」］傳給大迦葉。這個［有名的「拈花微笑」的傳統故事］據說便是禪宗的開始。這樣便代代相傳，一共傳了二十八代。這第二十八代祖師便是菩提達摩（Bodhidharma）。相傳他于公元500年左右［約在中國南朝齊梁之際］到達中國。達摩蒞華之後又［在中國信徒之中］把秘偈［（和袈裟）所謂「衣缽」一代傳一代地傳到「六祖慧能」。慧能為廣東人，是個文盲，原來是位「獦獠」［當時廣東境內的一種半開化的少數民族］。

神會死後［很多年，終於］被追封為「禪宗七祖」。因此他那位不識字的師傅、廣東籍的慧能和尚也就間接被公認為正統的「禪宗六祖」了。

第一個缺點便是它研究的範圍太狹窄了。因為那些學者對古韻、古義乃至古籍註疏的研究，都不是為這些資料的本身價值而研究的。他們的眼光和心力注射的焦點，只在註釋儒家的幾部經書。他們之中無疑地是有第一流的學者，把這些「輔助」科學作為獨立的學問來研究。例如對古代韻文的研究，就逐漸發展成古韻學。還有，在晚近數十年也有對經書以外的著作，例如對《墨子》的研究，也都獨立成家。但是就大體來說他們都擺脫不了儒家一尊的成見，所以研究的範圍也就大受限制了。

有鑑於［前學者的成功與失敗，並針對］這三大缺點，我說我們北京大學同人願意提出下列三點來複興和提倡對國學的研究：

1959年，另一位日本學者入矢義高，又在斯坦因收藏的敦煌經卷中，發現了另一同樣內容的卷子。這卷子之前有一篇短序，題目叫作「南陽和尚問答雜征義」。

在這項批判運動中，所謂「古典文學」是包括中共統領大陸前的所有的文學作品，包括傳統小說，例如《紅樓夢》，八、九兩項便是集中於我對《紅樓夢》研究的批判。這也是他們清算胡適的第一炮，因為他們認為我是一位研究《紅樓夢》的權威。

這份戰鬥文獻活生生地記錄了神會和尚和一位名叫「崇遠法師」的對話錄。崇遠法師是一位問難者，［他向神會提出問題由神會加以解答］就像現代電視上［新聞節目里］的主持人（moderator）一般。這位崇遠法師也是位性格人物，他把這幕戲弄得更為戲劇化。https://read.99csw.com

在音韻研究上說，西方學者在音韻學上研究的成果，以及中國各種方言，乃至諸鄰國如日本、朝鮮、越南等國的語言，我們都可加以利用來做比較研究。這樣我們便可得出更新的結論和更高的成就。我並舉出瑞典學者高本漢（Bernard Karlgren）過去二十年，［在20世紀初期對「中國文字」］研究的成績，有清三百年中的中國音韻學者都不能望其項背。這就是因為他懂得一些歐洲語文，知道語言學上的規律，而用之於對中國音韻研究。他也利用了中國的南部方言，和日韓等鄰國的語言［來加以比較研究］；所以他［僅僅只有］數十年的功夫，其成果則為清代學者數百年的成績所不能及。

接著我便把過去三百年——那漢學復興為最佳代表的國學研究時期——的成績，做個總結。他們的成績可以分為三方面：

四、再造文明，這是上三項綜合起來的最後目的。

第二是訓詁，也就是一種合乎科學的歸納法，來找出古詞、古字的原始意義；

但是這位不顧生死，為南方禪宗而奮鬥，多少年遭迫害、受流放，終於經過安史之亂而獲政府加惠的重要和尚，除了宗密所留下的一點點紀錄之外，他自己本身竟然沒有絲毫著作傳之後世。那時唐朝幾乎為安祿山所顛覆。玄宗逃離長安往四川避難。途中自動遜位之後，太子即位［靈武］，重率諸將，以圖匡複。

第二項成就或許可以概括為發現古書和翻刻古書。從古學復興上說，過去三百年或可叫作［中國的］「文藝復興」。因為［清代的中央政府和各省書局］都有意于訪求古籍。提倡刻書，以致［叢書與單行本］重刊本、精校本、摹刻本、影印本，不一而足。許多人都有意地把訪求古版，宋版或元版，以及各該古版之重刻，視為己任。因此所謂「殿版」（中央政府所主持）、各省書局版，以及私刻［都充斥市面］。許多愛書成癖的私人和收藏家，都集資募款重槧佚書和秘籍。所以在這方面說，那真是個古學復興時代。在這種風氣之下［那自叢書或公私著述——如《永樂大典》等——之中］輯出佚書，也是這運動中的成就的一部分。

第三是逐漸發展出來的一種中國的「高級批判學」（Higher Criticism），換言之便是版本校勘學，以確定古籍的真偽。

這便是這位神會和尚的精神！當然，我並不是說神會這一挑戰是什麼樣的天才。我而且懷疑他這一挑戰是公正有據的。或者他的挑戰正和北宗所自我誇耀的一樣無據。我必須說，一部禪宗史包括神會在內，百分之九十都是偽造的。這是我的估計。read.9９cｓw•ｃｏｍ

遠在1923年，北京大學曾出版一種《國學季刊》。這「季刊」［原來應該是一年分四期出版的］可是後來時常脫期，就變成一種不定期的刊物了。但是當其全盛時期，它對中國的知識界是有極大的影響的。

慧能雖不識字，但是他一路做工行乞遊方到了北方，終於被「五祖弘忍」所賞識。乃于某日午夜秘傳以「衣缽」，乃成為「禪宗六祖」［這便是中國佛教史上有名故事，說他在牆上寫了一首「偈」——「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台……」的那一段公案］。

在這項運動中，我自己也得交代一下，我那時是在幹些什麼？要說明我自己那時在幹些什麼的最好方法，便是從1923年一跳跳到1954年12月2日。這一天中國共產黨決定對我做一個綜合性的大批判——批判胡適思想的流毒。這一運動是由紅色中國的「中國科學院」和「全國作家協會」在一次聯席會議上決定的［他們組織了一個「胡適思想批判討論工作委員會」，來領導和推動這個運動］。「批判」的內容共有九項［每項另成立一個「小組」分別負責執行］。他們清算我的九項，約略如下：

在1926年之前，我們所知有關神會和尚的著述只寥寥六百五十九個字。這個短篇對這位禪宗歷史的真正創造者的了解實在太有限了。可是在1926年，我竟然找到了約有兩萬字上下的資料。

所以鈴木博士多少年前在發現那宗文卷時所引起的大疑案，終於在我的襄贊之下完全證明了。這些便是我近年來有關中國思想史的最近的著述。

1926年，我以「中英庚款顧問委員會」中國方面三位委員之一的身份去歐洲公幹，那時英國決定退還［一部分］中國對英國的庚子賠款［作為培植留英學生之用］，因為該款用途尚未完全確定，我應約去歐洲出席「中英庚款全體委員會」。我因而想乘此機會往倫敦和巴黎一查唐代遺留下來的有關禪宗的資料。那些未經9世紀、10世紀特別是11世紀和尚們糟蹋過的史料。我想找出6世紀、7世紀，尤其是8世紀，偶然地被在敦煌保留下來的有關禪宗史的史料。

我同時還提出如何來補救外來參考比較研究資料不足的這一傳統缺點，因為這一點是在狹隘的傳統研究方法範圍之外的。我們號召大學同仁盡量搜羅各式各樣足資比較研究的文獻。例如傳統學者們用歸納的法則及觸類旁通的比較研究，曾對古代文字做出許多正確的結論；但是由於漢文沒有文法學，所以傳統學者們從沒有試過用文法分析來做研究的辦法。可是在清代末期，一位中國學者馬建忠便利用他對歐洲語文文法的研究而寫出第一部叫作《馬氏文通》的中國文法來。在我那篇［《國學季刊》發刊宣言］文章里，我指出世界［各國語言］所有關於文法的研究，我們都可用來做參考和比較。

我是該刊的編輯之一，並被指定在［第一期里］寫第一篇文章——《國學季刊》發刊宣言。這篇《宣言》是把我們研究漢學或國故的原則和方法做一番簡要的和廣泛的說明。下面便是這篇《宣言》的要點：

慧能——如實有其人的話——顯然也不過是僅僅知名一方的一位區域性的和尚，在當地傳授一種簡化佛教。他的影響也只限於當時廣東北部韶州一帶。他的教義北傳實是神會一個人把他宣揚起來的。神會為他拚命，並冒著殺頭的危險，經過數十年的奮鬥，最後才把這位南方文盲和尚的教義傳入中原！

以上是共產中國對我的看法。我自己如今回想一下，我在這全部工作中的努力，固然不很成功，但在某些方面我也做了一些事。本文既然是我自傳的節要，我也不妨乘此機會略談我自己今日認為我的努力尚不無成績的若干項目。在這些方面，我至少為將來的學者還提出些新的觀點、新的透視和一些新的方法。

這段禪宗小史說明了神會的重要性。他確定了由南方禪宗，來替代了自8世紀初期便主宰中原的北方禪宗！

我在過去三十多年雖然沒有出版《中國哲學史大綱》的續集，但是我仍然寫了若干專著，其中好幾種也都是以專書形式問世的。例如我對《淮南子》的研究就有四萬多字［見胡適著《淮南王書》，1931年，新月書店出版］。《淮南子》是道家哲學中的巔峰著作之一。

這些敦煌寫本大致是第5世紀至11世紀［自北魏至北宋一段時期］的遺物，前後包括了六百多年。這寫本總共有一萬卷以上，一直在甘肅敦煌一間石室之內被密封了［將近一千年］。

翌年，1908年，法國的漢學家伯希和（M.Paul Pelliot）也聞訊往訪，也就從敦煌運走了大約三四千卷。伯希和因為能讀漢字，又懂一些中亞細亞一帶的方言，所以他說服了這位道士，讓他在千佛寺內住下，慢慢選擇。所以他後來運往法國「國家圖書館」的一些卷子，都是經過選擇的。那些只是重鈔的佛經，他都一概留下不要。他取去的都是些普通佛經以外的佛教著作，以及有關道教、儒教的寫本，或是一些註明年代和人名的佛經鈔本。他並且把漢文以外的卷子，如梵文及中亞細亞方言等寫本，都全部拿去了。所以巴黎所藏的敦煌卷子實是一部選集，和一些有年代和人名記錄的鈔卷。

自從這位不識字的和尚接得了衣缽，其後禪宗中的五大支都出自此門……這是中國佛教史上傳統的說法。簡言之，便是自釋迦以後，禪宗在印度共傳了二十八代，［達摩東來以後］在中國又傳了六代。在六祖慧能以後，中國各門禪宗都是從「六祖」這一宗傳下去的。這也就是一篇禪宗簡史。

在這次問難中，崇遠法師問曰：「［北宗］普寂禪師，名字蓋國，天下知聞……何故如此苦相非斥？豈不與［神會大和尚，您自己］身命有讎？！」

在前章里我曾說過，中國文藝復興運動有四重目的：

神秀和尚于公元700年（武后久視元年）入宮，死於公元706年（中宗神龍二年）。在這些年中，北禪實在主宰一切。神秀和他的兩個大弟子不但備受［朝廷］的尊崇，同時在民間也都被偶像化了［剛按：據說神秀于久視元年入宮時，武后和中宗、睿宗都跪迎。他死的時候，長安城萬人痛哭，送葬僧俗，數逾千萬。其哀榮的盛況，亦不下於一千二百多年之後胡老師在台北的出殯大典］。

伯希和自敦煌取道北京返國。在北京，他找了些中國學者來幫忙查對這些中文卷子。這樣才驚動了中國的學術界，學術界人士才報告了政府。清廷中央政府乃立即通知甘肅地方政府，不再許外人竊取，並明令把全部卷帙運京保存。這一來全部敦煌經卷的古董價值乃舉世皆知。因此在該項鈔卷運京，又被沿途偷竊。為應付點驗起見，偷竊的人又往往把長卷剪成小捲來充數。由於監守自盜的結果，上千上百的卷子又被偷走了。所以後來敦煌卷子，除了在倫敦「大英博物館」、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和中國「北平圖書館」所收藏之外，還有千百卷被零售給中國和日本的私人收藏家。這便是這宗敦煌鈔卷的一段滄桑史，也可算我個人自述的一個腳註。

許多年過去了。一直到1956年，當鈴木博士與他的一位學生路過巴黎時，法國學者告訴他，他們又發現了一卷顯然是神會的遺作。但是他們無法通曉其內容，所以我也就買了一份該項卷子的影印本。我現在［1958］正在校勘這份卷子。其實這份卷子中包括兩種神會遺著。其一便是《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中的一大段節錄；另一件則包括我在1930年所出版的第三件。所以現在《定是非論》已經有兩萬字左右，差不多已經是全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