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胡氏在哥大來來去去，哥大當軸對這位「中國文藝復興之父」，表面上還算相當尊敬，但是在敷衍他老人家面子的背後，真正的態度又如何，則非胡氏之所知矣。一次我和當軸一位新進一塊兒午餐，他正在羅致人才來充實有關漢學之教研。我乘機向他建議請胡適來幫忙。他微笑一下說：「胡適能教些什麼呢？」事實上，我也完全了解他這句話是反映了當時美國文教界，對華人學者在美國學府插足的整個態度。那就是只許狗搖尾巴，絕不許尾巴搖狗。但是「我的朋友胡適之」怎能做搖尾之才呢？所以對他只好敬而遠之了。

但是胡適之這個一廂情願的哥倫比亞大家庭，究竟有多少「子侄」呢？碧眼黃須的朋友們，老實說，向來沒有把胡適看成廣義的哥倫比亞大學的成員。因而胡氏的精神大家庭中的「子侄」輩只是我們兩三員華裔研究生罷了。他老人家愛屋及烏，所以對我們亦推愛甚摯，期許甚殷。他既視吾人為子弟，我們也敬他如父兄，在這個絕情寡義的洋人社會裡，我們這兩代來自中國的知識分子，涸轍之鮒，相濡以沫，友誼之形成，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乾脆當難民，就在紐約定居吧。但是長安之居，談何容易！加以當時排華之律未全除，種族歧視猶健在。那些掛冠部長、解甲https://read.99csw.com將軍、退職學人，到此時此際才了解本身原來力難縛雞，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裡，謀生乏術。

記得有一次胡先生要我替他借一本大陸上出版的新書。我說哥大沒有這本書。胡先生驚訝地說：「我們哥倫比亞怎能沒有這本書？！」

但是適之先生卻是一位有深厚中國傳統文化修養的老輩學者。他丟不掉孔孟之道的包袱，而又自詡為國際主義者。他不了解他終身頌之的所謂「現代西方文明」里的「生活方式」是以「契約」、「合同」、「利害」、「力量」、「鬥爭」等深入人心的概念為基礎的。所謂「民主」，所謂「容忍」（這是胡氏晚年政治哲學的精髓）只是力量、鬥爭、利害等均衡以後的契約行為。

胡先生在中國未做過官僚，在海外也未嘗與洋人共事，因而他沒有看出今日西方的社會——這個陳獨秀所說的「以小人始，以君子終」的社會裡面，那些人與人之間有禮無讓、刻薄寡恩的「小人」的一面。他背負著禮讓的教條，愛人以德，因而只看出西方社會裡恂恂然的「君子」之風。所以他老人家對「現代西方文明」的維護，直到他一杯在手、含笑而終而後已！

總之胡先生對他母校哥倫比亞大學的情意是深厚的https://read.99csw.com。他自覺是老輩，是哥大的父兄。對這個大家庭的興衰榮辱，他是有直接關係和責任的。所以任何破銅爛鐵，他如果能替哥大爭一份，他都要替哥大爭一份。期許之深，推愛之切，足令旁觀者感動。

另一次，有人替胡先生畫了一張油畫像。胡氏亦以父兄家長的身份送給了哥大中文圖書館。按理這幅畫像是應該掛起來的。孰知它一入哥大，便進了地下室爛書堆，無人理睬。1962年東亞館遷入了一座八樓大廈，地方十分寬敞，大樓四壁空空。我要把這幅像掛于閱覽室，當時就有人反對說：「哥大向不掛生人照片的！」我說：「胡適也活不了多久了！」這樣這幅油畫像才有禮無讓地掛了出去。這可能是今日海外唯一的一張掛出來的胡適油畫像了。

二次大戰後的哥大原有中國學生三百餘人。1949之後人數驟減。學文法科的高班研究生只剩下寥寥數人。筆者當時就是這幾個「苦撐」而無從「待變」的中國研究生之一，因而和胡先生在校園內亦偶爾晤面。晤面的場合多半是我是個穿著工作服、正在做工的學生，他則是校方邀請的主客之一。但是胡先生總要找個機會走過來和我們做工的學生和小職員們，拉拉手嘻嘻哈哈聊一陣。那時紐約的左派華文報紙正嘲笑他hｔｔｐs://ｒｅad.99ｃｓw•ｃom是「過河卒子過洋來」！起先我們想胡適這員過洋大卒，如何能記得起我們這批過洋小卒的名字呢？拉拉手之後，不就算了。孰知事有不然，胡先生這人很細心，他對這些小地方極為注意。兩三次偶爾晤面之後，他老人家便能稱名道姓起來，有說有笑，使對方無拘無束把胡適之真的看成「我的朋友」了。

胡先生那時經常在哥大圖書館內看書，來時他總歸要來找我，因為我是館內他所認識的唯一的一位華裔小職員。我替他借借書，查查書。有時也為他開開車，並應|召到他東城八十一街簡陋的小公寓里吃一兩餐胡伯母所燒的「安徽菜」。胡伯母的菜燒得和她麻將技術一樣的精湛。但他二老限於精力不常請客。我去時只是如主人所說「加雙筷子」，又因為我是「安徽人」，對他二老的「家鄉口味」，一定可以「吃得來」的緣故。

其後美國學術界為時勢所迫終於把門戶稍稍開放，少數華裔幸運兒亦能勉強微憩於他人的卧榻之側，然而其情況亦只有知之者，知其心憂；但一入黌宇，自然便自覺身價不同，胡適又何足道哉？真是「漢兒傍得胡兒睡，便向宗邦傲漢兒」，也就可悲之極了。

我真的和胡先生為此事談到深夜，但我內心的反應只是一陣陣的辛酸。我認為胡氏找錯了「談一談」的對象。我九-九-藏-書這小職員算老幾？談有何益？然使我更覺難過的是胡氏除我之外，也很難找到適當的對象。胡適之的確把哥大看成北大，但是哥大並沒有把胡適看成胡適啊！

那是50年代的初期，也是大紐約地區中國知識分子最感窒息的時代。當年名震一時的黨、政、軍、學各界要人，十字街頭，隨處可見。但是他們的言談舉止，已非復當年。中國大陸，那時正是土改肅反，殺氣騰騰，實情如何，難以蠡測。台灣那時在一般人想象中，也只是個瘴癘滿山、蛇蝎遍地的亞熱帶小島——一個重洋之外、煙水鄉里、無從捉摸的「香格里拉」！

原來哥大當時圖書經費的分配是按各科系註冊學生人數為標準。那時讀漢學的洋學生不過寥寥數人，圖書經費因而只攤到二百元。二百元能買多少書呢？胡先生認為「這太不像話」！他約我到他公寓去吃晚飯，並把此事「好好地談一談」！

胡氏這種真正的可敬可愛的孔門書生的氣習，便十足地表現在他對他母校關懷的心情之上。他對哥大的愛護絕不亞於他對北大的愛護，其居心之淳樸，真是情見乎辭。

50年代的初期正是哥大忙著慶祝立校二百周年紀念之時。胡氏是該校的名校友，因而在校園內集會的場合，常常看到他。胡適之和其他我所認識的前輩有個不同之點，那就是他特別歡喜和青年九*九*藏*書人接近，並且主動地去發掘。胡氏的個性亦適於接近年輕人。他雖然與一些後輩年齡和地位相差一大截，但是「代溝」不深，一齊嘻嘻哈哈，彼此之間很快就打成一片。

就拿胡適之先生來說吧，胡氏在紐約退休之時，精力猶盛，本可憑藉北美之資財，整理中華之國故。孰知他的蓋世才華，竟只能在普林斯頓大學做一短期的中文圖書管理員。這一職位，因很少洋學者可以擔任，筆者後來在哥大亦承乏至七年之久。自我解嘲一番，這是個學術界清望甚高的位置。事實上，它在整個大學的行政系統中，則微不足道。經院官僚，根本不把這部門當作一回事。任其事者亦自覺人微言輕，無啥建樹之可言。筆者何人？居其位猶不免有倚門彈鋏之嘆，況胡適博士乎？

胡先生最後告訴我說，他要去找幾個「有錢的校友」像顧維鈞先生那樣的人捐兩千塊錢給哥大購買中文圖書，分十年攤用，庶幾每年購書費可以增加一倍。後來果然有位「無名氏」捐了兩千元，是否是顧先生解囊之贈，我就未去追問了。迨1962年秋筆者接管哥大圖書館中文部時，經費已十分充裕，而這筆小款子還有千元未動。那時我自己的文化包袱也在作祟，我計劃把這千元之款購一部珍版書，以紀念當初籌款人的一番心意，然蹉跎歲月，事願兩違，今日思之，猶覺耿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