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之也是反對馬克思的。他反對馬學思想倒似乎是次要的。他不能容忍馬克思學派的專斷。所以大陸上《胡適思想批判》百余萬字的長文，胡先生是一篇篇看過的。有時他還在那些文章上寫了些有趣的眉批。但他看過，也就認為「不值一駁」丟在一邊。

「胡說！胡說！」胡先生直是搖頭，「不可能！不可能！」

胡適相信比他大三十四歲的杜威。杜威能容忍，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但是我們這位胡老師的老師，又是怎麼回事呢？

其實「實驗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在西洋哲學史上的地位是沒有太大的軒輊的。杜威和馬克思這兩位開山大師，年齡雖然相差四十歲，他二人的思想卻是屬於同一個時代的。他二人都生在那個玄學將死未死、科學（尤其是社會科學）方興未興的時代里。這個時代的思想家，一面捨不得放棄他們所精通的玄學——如馬克思就接受了黑格爾的「辯證法」；一方面又要掌握那方興未艾的社會科學——如馬克思就極力推崇美國人類學家摩根對印第安人社會結構的研究。此書馬氏以年老不能卒讀為憾。所以他們那個時代所搞的哲學，事實上是一種非科非玄的學問。也是一種小腳放大、兩代咸宜而新舊兩無是處的半老徐娘過渡時期的學問。ｒｅaｄ•99ｃｓｗ.ｃｏｍ

人類社會進化既然沒有個「客觀實在」來做其主宰，則人類進化程序中所發生的只是一系列無從逆料的「問題」，以歷史的「經驗」和「實驗」的「方法」來解決不斷發生的「問題」——再引用胡適的一句話「從事一點一滴的改革」——才是人類社會進化，最正當的途徑。

杜威比馬克思小四十歲。他和馬克思一樣，把北美洲兩百年來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發展和變遷的史實，作了個總結（雖然他沒有寫出一部《資本論》），然後再根據他在玄學和粗淺的科學上雙重的訓練，從這總結里抽出個法則，再以這半科學的法則，來推斷北美洲白人社會今後社會文化發展的方向和原則。

再者，在極端個人主義支配之下，個體間生存競爭之激烈是可以想象的。所以白種美國佬之間一旦發生利害衝突，彼此之間是寸步不讓的。互不相讓之下，則親兄弟明算賬，雖近如父子夫婦，也得法庭相見。所以白種美國公民是好訟成性的。他們一百個成人之間，有一個必然是律師！在這個訟棍如毛的社會裡，要沒有絕對尊嚴的「法治」，那還了得？

所以，就文化背景、學術地位和時代對他的需要而言，則胡博士在思想上的成就，應該與馬、杜二博士，三分天下，才算好漢！胡氏的rｅaｄ•99ｃsw•coｍ正當工作，應該是在新興的社會科學的光芒照耀之下，把三千年中國的歷史經驗作一總結，從而抽出一條新的東方法則來，以成一家之言。然後有系統地引導我們的古老社會走向現代化的將來。胡博士不此之圖，而卻在馬、杜二博士之間，搞「拉一派、打一派」的勾當，那就未免低首下人、自暴自棄了。

天下哲學家沒有哪一個是能脫離他的文化傳統而從事思考的。馬氏也有他特殊的傳統。他是個日耳曼，日耳曼是西歐脫離封建社會最晚的一個民族。終馬克思之世，日耳曼的社會仍是階級森嚴的，同時其傳統的民性雖然極其篤實卻也是剛愎自用的。因而那反映日耳曼民族生活方式的日耳曼意識形態，也是人世間最武斷的東西。它說一就不許你說二。在傳統德意志的學派里，不用說黑格爾和馬克思了，就連那個搞性心理的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和今日在美國以半途脫黨的共產黨員轉而為反馬克思權威的魏復古，那種學術上獨斷專橫的作風，和他們的日耳曼前輩們都是一脈相承的。

事實上這些都是杜威哲學的精義之所在。但是這些精義都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杜威大師面壁默坐向空虛構的，那是美國歷史發展經驗的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所以吾人如不能掌握這個美國歷史經驗主義中所產生的白人的「辟疆主義」（frontierism，這兒筆者冠以「白人」二字，因為這個「經驗」是與紅人、黑人、黃人無關的），則吾人對真正土產的美洲哲學的土壤（經驗）便無法了解，不了解「經驗主義」（「實驗主義」的原名）中所據以產生的「經驗」，只是空頭傳授其法則，希望仍然可以祭東風、燒戰船，那就犯了撥弄形而上學來治國用兵的大毛病。事實上，這也是我國啟蒙運動中馬克思主義者和實驗主義者所犯的通病！把工業化的「大躍進」真的當成「烹小鮮」來處理，則國家焉有不糟之理？read.99csw.com

同時，為應付隨時發生的政治上、社會上一切的問題，天高上帝遠，這些殖民客也只有自求多福，從事一點一滴的改革，隨時自力更生，就地解決。這原是他們的「經驗」，後來也就變成杜大師的「主義」。

杜威何以有這種「反革命」的哲學呢？那就是杜威也有杜威的「反革命」的文化傳統。在那個傳統里，杜威如不接觸其他不同的傳統，他是跳不開的。

杜威和馬克思不同。馬氏是個在嚴格的階級社會裡長大，階級觀念牢不可破，而脾氣又十分古怪的日耳曼老頑固。杜威則是個宇宙任翱翔、無拘無束而世故圓通的洋基（Yankee）小滑頭。洋基的祖先們原多為受流刑的暴徒和為追求個人自由、冒險犯難遠涉重洋的逋逃。他們是沒有絲毫階級觀念的，更不相信任何權威。加以渡海之後向「西部」探險，千里無垠，匹馬單槍，那些半工、半農、半兵、半匪的亡命之徒，肯讓哪個「權威」來「牽著鼻子走」呢？但是在重洋之外，深山大澤之中，為著槍打紅人、鞭笞黑人、驅九_九_藏_書逐黃人、開疆土、興農牧，自做邊陲之主，他們又不能不合作。自然合作大家好，那這些白色逋逃之間就不得不「容忍」彼此的「自由」！

這便是有名的杜威「機會主義」（opportunism）和「實用主義」（pragmatism）。所以杜威先生是反對「革命」的，因而他那個大弟子胡適也是個天大的「反革命」！在國、共兩黨的黨法上說，「反革命」是要被判死刑的，而胡適這個「反革命」居然在一個名士如雲的酒會裡，一杯在手，含笑而終，真是僥天之幸！

英語民族本來即有較為開明合作的政治傳統。傳統與創造相結合，才鑄造出美國後來的——也是她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所特許的——極端的「個人主義」（胡適之美其名曰「健康的個人主義」）和「民主的生活方式」。杜威曰，何謂民主？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弟子齊聲應曰，信然！

「那至少也可搞點自然科學。」我說。

馬克思是歐洲人。他目擊西歐在工業革命時期社會上所起的變化，因而他把兩千年來歐洲白種人所創造的社會變遷史，作了一個有十分功利的總結，然後從其總結里抽出一個他認為合乎宇宙「實在」演變的半玄學的法則。千慮一得之後，他就根據西方白種人的歷史經驗https://read.99csw.com主義，來替全人類算命了。

「說不定羅爾綱的思想真正搞通了呢！」

「沒有學術自由，哪裡談得到學問？」胡氏一語帶過。

「實驗主義」究竟是個什麼東西？為什麼我們這樣有才學的胡適，也被它「牽著鼻子」走了一輩子而不能脫韁而馳呢？

杜威是不承認人類社會生活的演變是依照什麼「客觀實在」而發展的。所謂「實在」也者——引用他大弟子胡適的一句話——「只是個百依百順的女孩子！」哲學家要把她如何打扮，她就如何打扮。如果這個女孩子就是「道」，則「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所以唯物主義者把「實在」看成一成不變的天道，而認為社會改革家的任務便是「替天行道」的說法是機械論，是不合乎科學的。

「自然科學也搞不好！」胡先生說這句話時的態度，簡直有點橫蠻，同時也可看出他對自由主義通道之篤！

胡先生後來又在他那個亂書堆中找出羅爾綱所寫的小冊子《師門辱教記》給我看說：「你看爾綱會那樣地批判我？」

胡適之是真的相信「為著自由故，一切皆可拋」。他與那些把「自由、民主」喊得震天價響的所謂「民主人士」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有一次我指著那七八本巨著，戲問胡先生：「這幾十萬字的巨著里，難道就沒有一點學問和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