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之先生的同鄉，那個九華山上的「地藏菩薩」就是有名的「照遠不照近」的。宋代理學的開山老祖周敦頤也說荷花是「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其實人類社會生活上的領袖人物，往往都是些「荷花」。對別人，他們可操生殺之權；對自己的床頭人，則再也「偉大」不起來。事實上，這種「遠觀」就偉大，「褻玩」就不偉大，都是人類社會心理上的錯覺，二者是同樣不真實的。

在此之前，我有時也陪適之先生去擠公共汽車。看他老人家被擠得東倒西歪的慘狀，我真要把那些亂擠的番男番女痛罵一陣：你們這些目無尊長的東西！你們知道你們擠的是誰？！他老人家在敝國几几乎做了總統！他是開我們東方世界今後五百年文化新運、配享太廟的大聖人、文曲星！你們有眼不識泰山！

其實周教授是和阮校尉一樣地沒有把玄學真正讀通。他二人也沒有把人類的群居生活真正「看得穿」！試問我國歷史上「成名」的「英雄」，究有幾個是玉皇大帝從南天門裡送下來的？文武周公孔子而下，孰非「豎子」？他們也不過是這個群居動物的社會裡由於才遇雙全、風雲際會才騰雲駕霧的。如果照周先生那樣認真地來剝皮抽筋，則國史上哪個英雄豪傑在九泉之下不感到臉紅？！

記得以前為筆者啟蒙的那位漢文老師便時常在書房裡自言自語說：「才不才，人也！遇不遇，時也！」在他老人家那段「倚人門巷度春秋」的歲月里，他顯然是自嘆「懷才不遇」！筆者斯時雖然幼小，也深覺「才遇不偶」對我這位秀才老師太不公平了。年長回憶，仍然對他十分同情。等到我後來在海外遇見了我的老上司李司令長官和鄉前輩胡適之博士，才知道這世界里畢竟也有才遇雙全的！

人類原是和黃蜂、螞蟻一樣的群居動物。動物群就必然要產生領袖。領袖之形成，原有其「不偶然」的「主觀條件」——在幼年九*九*藏*書時期他們之中有的就真是「異於群兒」！他的聰明才智、品貌德行是可能高出「群兒」十倍以上的。筆者受教育數十年，衷心欽佩的業師和前輩亦不下數十人。但是這些名儒碩彥之中，有胡先生的資質的，大都沒有胡先生用功；和胡氏同樣用功的人，則多半沒有他的天資；先天後天都差可與胡氏相埒的，又沒有他的德性好、人緣好、氣味好。這些都是胡適之的「過人之處」，都不是「偶然」的！

胡先生在他紀念蔡元培的文章里便把他成功的偶然性說得很清楚。他說他的青年期如果沒有蔡先生的著意提挈，他的一生也可能就在二三流報刊編輯的生涯中度過。我國古代儒家的荀卿把這種偶然的際遇便更能說得系統化和概念化。荀子說：「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胡適的生命里如果沒有《新青年》、陳獨秀、蔡元培和那「首善之區」里的「最高學府」來配合他，那他這個「善假於物」的「君子」恐怕也找不到適當的地方去「登高而招」、「順風而呼」了！這都是一些偶然的際遇，客觀條件配合得好才能使那個主觀條件俱備的大才子，扶搖直上，手攬日月！

東漢末年，那批頭裹黃巾的好漢們所高唱的「蒼天已死，黃天當立」的預言雖然未必真實，但是在清末民初，如果說「文言已死，白話當立」，讀歷史的人，今日反顧，倒覺得這預言是個絕對的真理！西學東來，科舉已廢，文言之死，白話之興，本是個順乎天、應乎人的時勢。在這個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中，天與人歸，產生出幾個英雄好漢，原是個「客觀實在」。胡適便是這「客觀實在」里，應運而生的寵兒。他之所以能自白話文運動中脫穎而出，從客觀的形勢上看，實在不能說不是偶然的。但是就他所具備的主觀條件來說read.99csw.com，實在也不完全就是個「偶然」！

胡適之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也正是如此！如筆者對胡氏的評論有誤，那也許是筆者性子太急，把話早說了二百六十八年就是了。

胡適之先生在中國文化史上最卓越的貢獻應該還是在文學方面。他是近百年來提倡「文學改良」和推行「白話文學」的第一人！

當我用盡平生之力擠出個空位把胡老師安坐下去之後，再看看這位文曲星還不是和眾乘客一樣，一個瘦骨嶙峋的脊椎動物。配享太廟，又何如哉？！

50年代中期筆者在哥大考口試。有位教授問我：「林肯是不是奴隸解放者？」我知道這問題不易回答。因為我如說「是」，他一定要引經據典說「不是」；我如說「不是」，他也可用同樣淵博的學問來證明他的「是」。不管「是」與「不是」，我都要不及格。這時幸好我情急智生，反問了他一句：「照足下看法，美國史上有沒有一個所謂『奴隸解放者』呢？」這位慣於考人的人，一旦被考，情急智不生，只好馬虎地答了個有。因而我再追問他一句：「如果有的話，哪個人比林肯更夠資格呢？」想不到我這以問題做答案的問題一出，七位主考和後座一些監考們不覺一陣鬨笑。林肯也就變成我的「奴隸解放者」了。

事實上，那位以提倡古文而被譽為「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也不是唐朝第一個寫「古文」的人。他也只是學問好、聲名大、文筆犀利，他的倡導與時代的需要又正好配合，所以他就能壓倒同儔而獨享盛譽。和韓愈同時的一批儒生又何嘗承認他「文起八代之衰」呢？！這頂高帽子原是宋朝的大文學家蘇軾奉送給他的。既戴之後，一千年來自蘇東坡到現在，再也沒有人敢否定韓文公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了。

李長官就一再告訴我，在他那「不如群兒」的幼年，最大的願望只想做個「上尉」；而胡博士在哥大肄九九藏書業時也未見得就怎樣地「異於群兒」。

吾人如試把胡適當年所編的《季報》和王紀五後來所編的《月刊》細細比較，那前者比後者實在也高明得有限。就憑那幾篇爛文章，便能煽起一代文風，兩朝開繼，成佛作祖，這在阮籍看來，就是「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了！那位善於在文學作品中剝皮抽筋的周策縱先生，便顯然與阮氏有同感，認為胡適在文學上的成就，有點名過其實！（請參閱本書附錄周先生最近致筆者討論有關胡適在文學上成就的長信。）

胡先生青年時代那幾篇劃時代的著作——如《文學改良芻議》——原先都不是為《新青年》雜誌撰寫的。那些文章是他為他自己所主編的《留美學生季報》（中文版）而執筆的。他一稿兩投，才把個副本寄投《新青年》。孰知他那先期發表的原稿竟無人理睬，而後來發表的副本卻一紙風行，全國哄傳。從此胡氏便文星高照，獨佔鰲頭，直到他香檳在口、羽化登仙而後已！那時如果沒有陳獨秀辦個《新青年》雜誌，他不能一稿兩投，胡氏那幾篇徒足嘩眾的小文章，也不過就是幾張覆缶廢紙罷了，傳世云乎哉！

在白話文學興起的過程中，胡適的確不是獨一無二的開風氣的大師。但是他卻是個最有系統、出力最大的一個推波htｔｐs://ｒｅad.99ｃｓw•ｃom助瀾的領導人。陳獨秀、吳稚暉諸先生，在這一運動中原是他的前輩，但是陳、吳諸先生採用白話文這一「行為」，則正如齊宣王對孟子所說的：「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與我心有戚戚焉！」後起的胡適就能在這一群「齊宣王」「不得吾心」之際，對白話文學運動說出個「一語道破」的「夫子之言」！白話文學運動，在他畫龍點睛之後，才走上正軌；從此四夷賓服，天下大定。胡適所開的風氣，真何止於「起八代之衰」！簡直是破千年之弊！你能說胡適名過其實？！

十余年後，一次郭德潔夫人當著我的面抱怨她丈夫「四體不勤」！說他在客人來之前「打掃衛生」也不好好地做，結果還是「見不得人，滿屋灰塵」！我這位「客人」因而勇敢地站起來，脫下上衣向男主人提議一起「義務勞動」！尷尬的笑容滿面的老主人，也只好找出吸塵器和我一起打掃起來。看了這位和我一起「打掃衛生」的老工友，被老婆管得服服帖帖，那一臉忠厚憨笑的神態，回想起立煌群山裡的人影燈光，我實在也忍俊不禁。

筆者于抗戰末期曾在戰時的安徽省政府所在地的立煌縣當小職員。斯時適逢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將軍來立煌視察。長官駕到之時，那一派刀光劍影、肅靜迴避的氣勢，何等森嚴！晚間大宴時，我等小兵聚立於幽谷彼岸，在悠揚的軍樂聲中，遙看長官駐節處的燈光人影，乖乖！這長官哪裡是個人，他一定是個長著三頭六臂的將星下凡哩！

和胡氏同輩的文人學者，乃至目前文學的史家可能都不承認筆者這一定論。他們不承認的理由固多，最大的原因可能還是他們距離胡適的時代太近。距離太近，看得太清楚，因而自覺把胡適「看穿了」，便不能承認胡氏在歷史上應有的地位。

在近代中國以白話文|做大眾傳播工具的不始於胡適。在他之前已有陳獨秀的《安徽白話報》和吳ｒeａｄ•9９cｓw.ｃｏｍ稚暉等所編的《新世紀》。但是正式把白話文當成一種新的文體來提倡，以之代替文言而終於造成一個舉國和之的運動，從而為今後千百年的中國文學創出一個以白話文為主體的新時代，那就不能不歸功於胡適了。

其實在現代中國文學史上的胡適，和黑奴解放史中的林肯，其地位亦大致相同。如果近代的中國白話文學也有個開山之祖的話，哪一位大師比胡適更能當之無愧呢？！

人與人間的聰明才智，賢與不肖，有時是要相差十倍以上的。但是「上智」與「下愚」畢竟都是「人」。彼此相差十倍，已是夠多的了。若說上智下愚之間有什麼「神鬼之差」或「霄壤之別」，那就違反科學了。不但是胡適，就是任何至聖、大賢、導師、領袖，他們的心臟、頭腦、皮骨、神經也和普通人沒甚差別；而由這些官能所發放出來的好德、好色、好貨的習性——以及一切七情、六欲也和我們差不了太多。但是在一個可望而不可即的神秘局面之下，這種「領袖」人物的形象就會因距離愈遠而愈顯得「偉大」。相反的，你如和他愈接近，他那種偉大形象也就漸次消失。

本來，古今中外一切英雄豪傑實在沒有哪一個不是時勢製造出來的。「一將功成萬骨枯！」一個獨享盛譽的革命領袖，他的豐功偉績正不知是多少無名英雄的努力所促成的呢！革命英雄如此，文化英雄何獨不然？

但是一個人的成就，單靠「主觀條件」是不夠的。那些「偶然性」很大的「客觀條件」也要決定一個領袖人物事業成敗的一大半。只有客觀條件與主觀條件發生了密切的配合，才能使一個「未來的領袖」逐漸地從「群兒」之中，脫穎而出，從而變成個實際的「領袖」。可是在他一輩子的領導過程中，還要看他「祖墳上的風水」和「命里的八字」。風水不好，八字不佳，他可能只領導一半就被人家抓起來當成「反革命」槍斃了，那他這半生領袖也就白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