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先生為這個問題向我長篇大論說了一大堆。老實說，他那套解釋甚為不得我心。我心想，像胡先生這種人，真叫「一言九鼎」。他的一言一行對青年人的影響太大了。對於做舊詩我可以下的「幾十年工夫」卻給他一句話耽誤了，豈不可惜？胡適對舊詩的看法，在我的體驗中，他晚年和少年時期的分別是很大的。但是一經我追問他又不得不為他少年時期的言論作辯論，因而其言論就顯出矛盾了。

有一次他向我談舊詩，興之所至他就送給我兩部線裝書：蘇軾的《東坡全集》和鄭燮的《板橋詩集》。後來我無事時曾把蘇東坡的詩作個小統計，發現集中將近三分之一的詩是東坡「酬唱」、「宴飲」等人事間應酬之作。為應酬而做詩，算得是「文學」嗎？我不禁自問而不能自答。

「遊戲得好，是要幾十年工夫！」胡氏肯定地說。

胡先生不喜歡舊詩詞，我們都無話可說，視為當然。不過筆者倒為胡氏的另一句評語說得大驚失色。胡氏特別歡喜鄭孝胥的律詩。他說：「律詩難做啊！要做到像鄭蘇戡那樣的律詩要下幾十年的工夫啊！」

這兒我們也發現了舊詩還有一點好處為新詩所無。做舊詩的人——尤其是散處各地通信往還的人，大家可以「唱和」。友朋之間魚雁常通，一唱一和，雖千里如在咫尺，其樂融融。這一點新詩就辦不到了。這種「唱和詩」雖算不得「文學」，卻是極好玩的「娛樂」。

再者，才有四十年生命的新詩，究屬青少年。它對中年以上的人所日益增多的感慨的表達，有時反而不若有公式的舊詩表達得深沉，所以「白馬社」里這一類的「遊戲」，亦偶一有之。當時表現得最有成績的要算是女詩人何靈琰以及和她同唱（包括舊劇）同和的丈夫黃二穎了。靈琰有個未發表的《琬琰集》。其中舊詩詞數十首，在我們看來簡直是「excellent」（卓越），在胡先生的標準里雖然只算是「acceptable」。

那時筆者便曾向胡先生抱怨新文學「看得懂，背不出」。去國日久的華僑，故國之思愈深，愈歡喜背誦點詩詞和古文。筆者與許多老留學生和老華僑——甚至許多台北一女中、二女中畢業的太太們——談起來，大家都有同感。夜深人靜，一燈獨坐，念他一篇《秋聲賦》，真是故國庭園，便在窗外。「文化」者，「文」而「化」之也。讀斯「文」而與之俱「化」，大概就是我輩「天朝棄民」心目中的所謂「祖國文化」吧！此時此際，如果把徐才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橋》也照樣溫讀一遍，其味道就不一樣了。

「你剛才不是說做舊詩要下幾十年工夫嗎？」我再追問一句。

策縱有奇才，多產而有功力。二十年來他寄來的詩簡直是盈筐累篋。今年夏天，他又寄來墨寶條幅，彌足珍貴。我乘機要他寫點有關對胡先生的詩品，亦是一篇難得的傑作（見本書附錄）。下面便是他最近寄給我的——當年胡先生認為「可以做」的「舊詩」：

我們把這些詩拿給胡先生看，胡公莞爾，說周策縱可以做！你們可以多做做新詩。

一類洋洋洒洒的新詩。接著詩詞歌賦如尼亞加拉大瀑布，橫空而來。紐約地區「刷頭巾的詩人」簡直窮於應付。在這些「西湖名士」起鬨之時，筆者也偶爾附庸風雅「狗尾續貂」一番。江郎才盡之時，黃河詩人辱詩征和，做不出詩來，就只好相應不理。但是策縱窮寇必追，又說我們——

「舊詩怎麼不是文學？」胡先生說，「李白、杜甫做的不都是舊詩？」

可是在文學上，舊詩亦有其新詩不能代替的地方。例如舊詩可「哼」，而新詩不能。景蘭江老闆可以一面刷頭巾，一面哼「清明時節雨紛紛」，自得其「吟之樂」。要是艾山的「夢與眼波與輕喟的惜別」，景老闆刷頭巾時就「哼」不出來了。

有時我把這些感觸說給胡先生聽，他也往往半晌不知所答。他那位老寓公，古文、詩、詞，出口成誦。孤燈清茶，閑對古人，原來也是他老人家的樂趣啊！

「你不是說做舊詩是『文字遊戲』嗎？」

「現在的人不用現代的語言做詩而用古人的語言做詩，不是『文字遊戲』嗎？」

這幾首相當頹廢的舊詩雖然是筆者一個人的「無病呻|吟」之作，它也代表一些50年代里，三十才出頭的一些彷徨無主、大紐約地區中國文法科留學生的心境。在他們的心目中像胡先生那樣老知識分子已經可說是「報廢」了；而他們自己雖未及中年，也已面臨「報廢」的結果。他們有的還在讀書，但是讀書的目的也正是荀子所說的「古之學者為己」了。他們對祖國的滄桑之變不能說沒有他們的看法，但是學然後知不足，他們的「看法」也難免充滿自我挑戰的矛盾。他們是失去了的一代。悵望餘生，真難免有「三不要」（中國大陸、中國台灣、美國）、「兩不通」（中英文字俱欠通）之感。他們是當代中國知識分子中很特殊的一個小集團。他們彼此知道，而外界人則很難了解他們。

在眾舊詩人壓力之下，在胡適之老師允與評閱之時，筆者亦曾勉力奉陪，習做舊詩。以下便是筆者自己抄在日記里的比較有系統的習作；前幾首是胡先生認為「陳言未去」、「不好」的律詩：

胡先生認為靈琰這些詩詞也「不好」，因為照他的評法，縱使不是「無病呻|吟」，也是「陳言未去」，沒有充分表達作者自己的靈感，而用典故來堆砌，怎能算得是「好詩」？不過胡氏評他自己《嘗試集》里的舊詩詞也只是個「acceptable」。靈琰蒙其「accept」一下，已經是大喜過望了。

筆者海隅荒疏，他這首詩如不加註，我還不知道有個「本家」原來還是福建省的一個「才子」呢！

我問胡先生：「你不是說舊詩不是文學嗎？」

「但是『遊戲』和『文學』的限界又如何劃分呢？」我再事追問。

「白馬社」里歡喜做舊詩的人也不少。不過大家不願做。不願做的原因就是胡適之曾說過舊詩只是一種「文字遊戲」而已，不是「文學」。再者這種「遊戲」也只有曹禺的舞台上所點名的「翁之樂者山水也」的「翁」們才去「遊戲」的。打網球、跳狐步的人總以少「游」為是，所以大家不做。

胡先生在當年的「白馬社」內雖然以評論新詩為娛樂，他晚年已經不做新詩了。如果筆者記憶無訛的話，胡氏最後一首詩便是1960年秋與鈕永建先生路過沖繩島，他勸鈕氏參加我們「口述歷史」的那一首「舊詩」了。

後來我偶爾也把「按年編次」的《杜詩鏡銓》也稍稍統計一下，所得結果也和東坡詩差不九九藏書多。這我才體會到詩人做詩一定要「起鬨」。俗語說「一人不吃酒，二人不賭錢」。原來「一人」也不能做詩。做詩的人一定要結社做詩，大家才有興緻。那時「白馬社」諸公個個都在做詩。胡適之簡直變成我們義務的閱卷老師，他「閱」得也十分起勁。

當「白馬社」成立之初，我們曾假胡適之大名，「踢」千裡外之朋友「入會」，所用的打油詩就是用舊形式寫的。我還記得什麼：

以下兩首便是她的代表作：

以這些人為背景，筆者那時曾寫了一篇小品曰《馬查理的夜總會》。這位查理仁兄平時打工過活，形單影隻，生活灰溜溜地挨日而過。但是每逢周末，那些好心腸的牧師和神父總把教堂土庫門開一面，好讓這些宋公明所說的「沒頭神」有個去處。這個「夜總會」就是查理生命中唯一慰藉和寄託了。「白馬社」也者，也是我們這批「沒頭神」的「夜總會」。查理在他的「夜總會」里和洋孩子們打檯球、跳土風舞；我們則在我們的「夜總會」內「做詩」罷了！

遠地朋友最早被踢入會的是密歇根大學里的一批男女詩人。他（她）們多半以詩代信，尤其是多產作家、新舊一腳踢的大詩翁周策縱。他最初寄來的是他胸羅宇宙的《海燕》詩集里什麼：

這句評語，老實說，我個人聽了真如晴空霹靂。筆者幼年在家中也曾學過舊詩。等到進了中學便再也不做了。不做的道理就是看胡適的書所受的影響。不特此也，筆者大學畢業后當中學教員，並且把胡適的「文字遊戲」等一類的理論灌輸給我的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