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之先生不贊成我們結社做舊詩，但是他也不反對我們「習做」。習做舊詩詞，照胡氏的看法是訓練一個人「批評」甚至「欣賞」中國古典文學的必要階梯。換言之，一個人如果對古文和詩詞沒有他所謂「acceptable」的習做基礎，他不但不能「批評」古典文學hｔtｐs://rｅａｄ.９9ｃｓｗ.ｃom，他的「欣賞」能力也要大打折扣，甚至可以說無法「欣賞」。所以「習做」是個必要的「訓練」。他的重點是在「訓練」二字。

可是我們這幾個人小看了「口述歷史」了。它不是三兩個忙人以業餘時間可以應付得了的。胡九*九*藏*書先生自己試過一兩次之後，他也覺得這是個「職業性的工作」（professional job），不可草率從事，所以我們試過一兩次便未再繼續了。這可說是筆者後來與胡先生做「口述歷史」的前奏。這點小經驗對我們後來的工作也是有極大幫助的。

胡先生對我們這一計劃大為讚賞。因此我們就認真地做起來。胡氏的第一講便是由顧獻梁夫婦錄音整理，再由筆者為它編排發表的（見胡適口述《新文學·新詩·新文字》，原文載《生活》第一一九期，1956年7月16日，第七至八頁。白馬文藝社第九次月會第六次特約講話記錄）。ｒeａｄ.9９csｗ•ｃom九_九_藏_書

由於胡先生相當積極態度的影響，我們因而也想到我們這個消極的「夜總會」未始不可做一點有建設性的工作。那時哥大芮文斯教授所倡導的「口述歷史」，由於賤價錄音機之發明而漸次風行，因此我們也想請胡氏把四十年來新文學在中國發展的後顧與前瞻hｔtｐｓ://rｅad•９９csw.coｍ作一番總評。由他口述，我們錄音整理，然後再由我們自己所編輯的一個小「僑報」——《生活半月刊》逐期發表。

老胡適一輩子未消極過。縱使在他那些「人壽保險公司已不保險」之年，他的想法仍是個積極性的，和我們在「夜總會」里的消極作風形成個顯明的對照，因而有時我想到胡適實在比我們年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