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在這種「文化衝突」之中，我輩半中不西的「海外華人」，究竟何擇何從呢？胡適之先生又何擇何從呢？子曰：「鬱郁乎，文哉！吾從周。」胡適雖大，我輩雖微，我默察胡氏在中西行為規律上的選擇，倒是和我輩小民，臭味相投，大家的選擇是不約而同的。後來我也發現絕大多數中國旅美老輩知識分子的社會行為，也是大同小異的。你能說胡博士要打倒孔家店？相反的，我們這長幼兩輩「留美學人」孔家店的包袱都太重了。久適異域，昔人所悲！然非「久適異域」者，哪裡知道真正的「華洋之別」啊？！

筆者今日回思，仍自覺可笑。我們這兩位一長一幼，來自中國農村的「士大夫」，頭巾氣實在太重了。適之先生哪裡有絲毫美國味？他這土佬兒，對所謂「西方文明」還沒有深入了解呢。須知「西方文明」——尤其是美國文明——它開宗明義第一章便是「打算盤」！我們重農輕商成性的中國傳統士大夫，最不會打算盤，不會打算盤的胡適之還談什麼「西方文明」？他真應閉起嘴來。

筆者敘此小事，並無意揶揄我的美國同事。我只是以這種小事來指明中西習俗之不同。我們「中國知識分子」「請客」的動機，多半是敬老尊賢。對長輩、對賢者，我們絕不願慢客。美國這個商業社會，「請客」的目的是「打算盤」、「談生意」。談生意是量入為出的！筆者早年讀史迪威將軍的資料，發現這位四星上將對待華人，動不動就是「quid pro quo」（有予必有取），而為之噁心。在史將軍的母邦住久了，也就見怪不怪了。這是中西兩方的「文化衝突」，兩個道德標準之內，不同的「義利之辨」……雙方各有是非，大家不同之點，還多著呢！筆者上述「請客」的小事只是個容易理解的小例子罷了。在下何敢學胡適之先生做「考證」的「方法」「小題大做」來浪費讀者時間呢！read.99csw.com

每次餐館的選擇當然都由胡先生決定，有時餐館附近無法停車，我們便把車子停在數十條街之外，再搭公共汽車前往。每周兩三次，極少重複。如是者數月，胡先生和我把紐約東城歐洲式的小館子都吃盡了。

我們的工作雖然進行得頗為順利，可是效率仍嫌太低。我知道胡先生返國在即，余日無多，便抓住他，希望他儘可能多做。但是胡家的電話實在太忙了，鈴聲響個不停。重要的電話，我還要「迴避」。有時一個電話打亂了胡九-九-藏-書公的思考，我們的工作也就中斷了。最壞的還是那些「爛屁股」的訪客，他們總是坐著不去。有時廚房內胡老太的荒山大俠已死傷了好幾位，他們還是賴著不走。我在胡家等久了，主人不好意思，又要留我晚餐。這對我也是個難題。和他二老不客氣，則胡府便無隔宿之糧；客氣，則我回家得重新吃過。我夫婦皆是有全時工作的。食不以時，對我們也是個小麻煩。最後我得到哥大當局的同意，請胡先生來哥大工作。每周上午來兩三次，工作完畢由校方招待午餐。

適之先生逝世之後，筆者奉調承乏哥大中文圖書部有年。紐約是世界遊客必經之地；途過紐約的漢學界，乃至與漢學有關的「知名之士」又必訪哥大。他們早晨自旅邸動身，10時左右駕臨大學，拜訪校中首要。寒暄握手，互傾積愫約數十分鐘之後，主人總要問來客，看過敝校豐富的「中國收藏」沒有？曾晤我們的管理員唐博士否？客人總是說久聞寶藏，極思觀摩，一廣見聞。這樣主人便招呼助手，率領貴賓，浩浩蕩蕩地殺向「唐博士」辦公房而去；他們來得不遲不早，正是上午11點半鍾！

胡先生主張我們每餐換一個館子。他倒不是要換換口味，而是因為他既是「熟客九-九-藏-書」，可是每次來吃，卻是一位年輕人替他付賬，會惹起掌柜的好奇心。他老先生是位十分大眾化的人，不希望任何事「異於常人」！

還有，這種小館子內的食客，是每餐必吃酒的。胡公不願異於常人，加以他老人家亦有杜康之好，午餐非酒不樂。可是哥大自有哥大的規章。校方認為我和胡氏的午餐是「生意午餐」（business luncheon），果腹而已，胡為備酒？好在這些小飯館之內，酒錢、飯錢是分單付賬的。所以「酒賬」我就扣下不報了。並且為著怕有礙胡老師的酒興，我仍然告訴他一切都是哥大做東的。胡先生是最能體諒別人困難的人，我不如此，我們的「生意午餐」就吃不成了。豈不掃興？

在胡先生領我去之前，我真不知道紐約東城有那麼多歐洲式的小飯館。他們的情調酒食各有不同。胡先生對這些小飯館的特色，說起來如數家珍；而其中掌柜、招待等大多也認識他。這大概也是胡氏大使卸任之後，經濟還不太窘之時，外交圈內熟人仍多，大家酬酢都在這一帶的緣故。

有時我們到較高級的館子去吃一餐，價錢較昂，胡先生恐怕我會引起校方批評，他就堅持付賬，算是他老人家「請請」我。來而不往非禮也！有時我也九*九*藏*書以同樣方式「請請」他，算是我二人私人的酬酢，都不報公賬。

當然「中國知識分子」是「要面子」，也歡喜「請客」；因為任何「中國人」，在筆者那個「午餐時間」對萬裡外飛來的「訪客」，都會「要面子」而留其「便飯」的。可是美國知識分子，在相同的情況之下，就「不要面子」，不留客「便飯」了嗎？非也！只是他們比我們更會「打算盤」罷了。算盤一打，此客當請，則從而請之。不當請則送給「唐博士」去代為招待了。我這位小職員「唐博士」又沒有另一個倒霉的「唐博士」可送，因而我就變成「東方惡習難除」的「中國知識分子」了。

這果然是個好辦法，再無人打擾了。胡先生每次「口述」完畢，我就陪他到教職員俱樂部午餐；餐畢，我便開車送他回家。哥大的工作環境是好的，但是午餐則十分不理想。這個俱樂部的飯菜之粗劣，是有名的。加以胡先生熟人又多，一餐之間，起立數次，哈兀之聲不絕，也不太舒服。後來還是胡先生提議說，與其花同樣的錢，我們為什麼不到校外去吃哩？我二人乃移向附近中國飯館。孰知中餐館中，熟人更多。不熟者，也會在鄰桌竊竊私議，品頭論足，弄得「胡院長」吃飯，無法「放鬆」（relax）ｒｅaｄ.９9ｃｓw.ｃｏｍ。最後他又建議我們到紐約東城去吃洋館子。

這些訪客類多知名國際，有的也著作等身，多少年來都是哥大漢籍收藏的大施主、大護法。如今親自辱訪，並攜有恭請「哥倫比亞大學惠存」的禮物。筆者代表大學拜領之餘，對贈予者當然也有識荊恨晚之感。盤桓逾時，正是午餐時分。此時此際，留客人便飯，也是人情之常。客人亦以主人既身為名大學里的「主任」，必有「公費」，故亦「領情」無疑。因而杯盤交錯，賓主盡歡！

老實說這種學術性的酬酢，原是筆者服務哥大期間最大的樂趣。哪個窮秀才有這種好機會能接待天下英雄呢？當然這種經常性的「招待」對一個有四口之家的低薪小職員來說，負擔也未免太重了點。所以有時在學校的預算會議上，我也偶爾提出「招待費」的問題。可是七年之中，我就未拿到一分錢的招待費，雖然各方贈書仍然源源不斷而來。這不是哥大鬧窮，相反的，那正是它最富有的時代。問題卻是我的洋上司、洋同事對所謂「東方惡習」所提起的疑問。他們認為招待訪客午餐，有此必要嗎？「中國通」們更認為他們「了解」中國知識分子，知道中國知識分子「好面子」，也歡喜「請客」。在他們看來，這種可鄙的「東方惡習」，實在大可革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