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於5月9日在貴縣正式通電討唐之後，唐繼堯知我不為其威脅利誘所屈服，遂公然以副元帥名義於5月12日任命劉震寰為廣西軍務督辦兼省長。這時楊希閔則潛赴香港，一面勾結帝國主義，一面暗中活動，唆使廣東商民團體電請段執政派渠為廣東軍務督辦，和劉震寰相頡頏，因此逆跡昭著，路人皆知。

我覺得黃氏此種頹廢浪漫的生涯，終非了局。加以他自戕過度，身體日見消瘦。當時我們于開會或晚飯後，每好作非正式的談話，藉以檢討軍、民兩政進展的得失，用資改正。而黃氏則常借故溜走，因此我更以為憂。因我們的革命事業正在邁進之時，他竟如此委靡不振，焉能任此新時代的艱巨，而為全省軍民的模範！我覺得於公于私都有規勸他的必要。首先，我就勸他戒煙，但是戒煙並非易事。他給我的回答總是：「德公，我怎麼能戒煙呢？生活太苦悶啦！」

廣西對部隊的整頓極為迅速而有效，冗兵汰盡，則所余的全系勁旅。我更竭力革除我國軍人派系分歧的惡習，嚴禁軍官因出身的不同而劃分派系。信賞必罰，大公無私。所以全軍上下一心，進攻退守，足可收指臂之效。

至於中學教育和國民教育，我們也全力以赴。不過我國教育界以前有一種惡習氣，就是門戶之見。各立派別，互不相讓。這種情形，廣西也不能免。當時有三大派：桂林省立師範派、廣東省立師範派及國立北京師範大學派。中學校長和教員多為這三校出身。三派暗鬥傾軋很烈，一派得勢，則凡屬本派的賢與不肖一概任用，真是「劉公得道，雞犬升天」；至於他派中的分子，不論其道德、學問如何可欽，一概在摒斥排擠之列。這三派你爭我奪，把廣西教育界弄得烏煙瘴氣。

消息傳來，督辦署高級同人皆大為歡喜，準備著吃紹竑的喜酒了。這時紹竑不待我再問，便把幾套極精緻名貴的鴉片煙具，當我的面搗毀，從此戒絕鴉片，重新做人。

在此過渡期間，關於縣長的遴選、官吏的委派，我們全以三個大原則為根據：一曰廉潔，二曰能幹，三曰守法。因我國官吏往往廉潔的未必能幹，能幹的又未必守法，守法的又未必能幹。所以我們遴選官吏的標準，一定要三者兼備，缺一不可。

在統一廣西各戰役中，我軍除少數訓練有素的基本部隊外，其餘多系收編而來，良莠不齊。因此縱在作戰期間，我們便已開始整訓。尚足以應用的部隊則進行改編、改造；其不堪使用的部隊，便繳械、遣散。這工作說來容易，但是做起來也時有驚險場面出現。

當我軍攻擊熊軍之時，南路的鄧本殷和申葆藩也已蠢動，趁廣州中央二次東征及熊軍叛亂時，進窺粵垣。鄧、申俱系粵人，原隸陸、譚部下，1920年第一次粵桂之戰時，二人叛離陸、譚，改投陳炯明。1923年陳炯明敗往東江，鄧本殷乃接受北方段祺瑞政府的委派，任粵南八屬督辦；有人槍二萬，自任總指揮，而以申葆藩為副。在廣西無法立足的陸、譚殘部如林俊廷等，也紛紛來歸。9月間，鄧部遂趁廣州空虛，分三路進犯西江。鄧自任左路，以部將陳德春為中路，蘇廷有為右路，分頭東進，聲勢浩大。粵南的陽江、羅定、雲浮各縣，相繼失守，廣州動搖。

陸團集合之後，我便出九_九_藏_書去訓話。訓話畢，我便喊「立正」，再喊「架槍」。全團架槍之後，我又喊「退後三步」。接著我便叫一名副官宣讀我的命令，略謂：廣西兵燹經年，民生凋敝已極，人民實負擔不起偌大的軍費。本團官兵轉戰經年，亦應休息，本督辦現命令全團官兵解甲歸農。副官宣讀命令之時，我事先布置的軍隊遂在操場四周出現，以示該團不可抗命。

國民政府成立之後，內部政潮的起伏和外圍敵人的窺伺初未稍息。8月20日廖仲愷竟被奸徒行刺殞命，中央的有力領袖利用這慘案排除異己，株連極多。至9月底，前代帥胡漢民、前粵軍總司令許崇智都先後被迫離粵。於是東江陳炯明乘機再度進犯廣州，盤踞粵南八屬的鄧本殷隨即響應，企圖東西夾攻廣州，聲勢洶洶，不可一世。自四川南來廣東就食的川軍熊克武部也進駐粵北的連山、陽山一帶，和陳炯明暗相勾結，圖謀不軌。中央既四面受敵，乃不得已而發動二次東征，以蔣中正為總指揮，進剿陳炯明；同時檄調我軍赴湘粵邊境截擊熊克武部川軍。

廣西經我們艱苦卓絕整頓之後，頗有一番新氣象。這時廣東方面也已逐漸統一，在國民政府領導之下，黨、政、軍各方面都顯出一種蓬勃的朝氣，和廣西的新局面頗能相得益彰。瞻望全國大勢，我們革命勢力定鼎中原，只是時間問題而已。在這日夜辛勞、百廢待舉的情況下，我們少數領袖人物責任之大，自不待言。而正當此時，我忽然發現黃紹竑的私生活竟相當浪漫和頹廢，甚至瞞著我們偷吸鴉片。黃氏身為民政長，併兼軍長，在軍政兩方面的地位，僅次於我。此種生活，不特影響官箴，抑且對革命風氣和他本人的健康都有極大的損害。

當我作繳械計劃之時，幕僚都認為太危險，勸我不必親去訓話。我則認為我如不親自出馬，反易發生危險，因我親自去發布命令，事出倉促，使他們沒有商量的餘地，只有遵命繳械。當全團繳械之時，旁觀的官兵都目瞪口呆，而我則絲毫未改平時的從容態度。

先是，廣西內戰最劇之時，培英公曾偕吾母往上海避亂。到了廣西統一，地方恢復安定，培英公即決定返桂。在離滬前夕，培英公因久聞蘇州之名，以未往一游為憾，乃與三數好友，結伴赴蘇觀光。不料此時蘇州霍亂正在流行，培英公竟受傳染，回滬后，吐瀉不止。時適值星期天，延醫困難，經一晝夜的吐瀉，遂至不起。噩耗傳來，我緬念「子欲養而親不在」的古語，哀痛欲絕。先父靈柩旋由海道經港、穗運返南寧開弔，再運至桂林原籍祖塋安葬。沿途黨政機關均設路祭，備極哀榮，足令為人子者沒齒難忘耳。

一次，我在辦公室無心聽到隔壁有人在閑談以前南寧的趣事。這兩位對話人原來是黃紹竑的族兄黃劍鳴和討賊軍副官長、現尚在台灣任「國大」代表的呂競存。呂氏久居南寧，對地方情形甚為熟悉。他說：「前數年凡有慶祝遊行或歡迎廣東軍事首腦等場合，南寧男女學校都整隊前往參加。是時馬草街省立第二兩等女子學校的隊伍中擔任掌校旗的便是該校的校花蔡鳳珍。她年方十五六歲，美艷無比。那時我和幾位同學還想『癩蛤蟆吃天鵝肉』去追求一下呢！」

廣西統一之後，我們任命甘浩澤（沛霖）為教育廳廳長。甘君為留日學生，人尚老成，唯不久因事去職。我們遂於1926年2月另委黃華表為教育廳廳長。黃氏藤縣人，廣東師範出身，后留學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照理，以黃君的學歷任教育廳廳長，應無問題，孰知他胸襟狹隘，派系之見極深。就職后，竟將北京師大及廣西師範出身的校長，不分皂白，逐一撤換，而代以廣東師範出身的。其任免人員毫無標準，悉以派係為依歸。於是全省教育界輿論大嘩，經我們調查屬實，乃把他撤職。當時不僅教育界，甚至西醫也分派別，德日派和英美派也互不相讓。自黃君為此撤職后，此風稍斂。九-九-藏-書

命令下達之後，我便命令陸得標隨我到督辦署去領取遣散費，並令其副團長率領全隊徒手官兵返回營房，以便分發遣散費。於是，草木不驚，陸得標全團便悉數被繳械、遣散。

軍政之外，我們對民政也大加整理。當時廣州國民政府初成立，自顧不暇，對省政尚無劃一辦法，而「省長」一詞，又系北洋政府所用的名稱。不得已，我們乃自創一名稱曰「廣西民政長」，由黃紹竑擔任。黃氏於1925年9月15日宣布就職。當時的組織，最高級「民政公署」，署內設「政務會議」，為本省最高的政務機關。下設內務、財政、教育、建設四廳，由粟威、蘇紹章、甘浩澤、盤珠祁分任廳長。

當我們討沈拒唐戰事正在捷報頻傳之時，想著劉、楊盤踞廣州，勾結唐氏，實為我中央政府腹心之患。慶父不除，魯難未已。我們乃一再密電中央諸領袖，要求剪除劉、楊，我並允于必要時抽調勁旅入粵助戰。這時廣東第一次東征已克複潮、汕。廣州中央各領袖胡漢民、廖仲愷等，迭獲我們的建議之後，朱培德、廖仲愷便去汕頭和粵軍總司令許崇智、參謀長兼黃埔軍校校長蔣中正開秘密會議，湘軍總司令譚延闓也都派代表參加。會中一致同意我們的主張，乃決意暫時放棄潮汕，回師省垣，消滅楊、劉。6月10日戰事遂在廣州近郊發生，劉、楊所部兩萬餘人悉數被繳械改編。心腹大患既除，中央所在地才稍得穩定。1925年7月1日，大元帥府乃正式改組為國民政府。采委員合議制，以汪兆銘、胡漢民、孫科、許崇智、伍朝樞、徐謙、張繼、譚延闓、戴傳賢、林森、張人傑、程潛、廖仲愷、古應芬、朱培德、于右任等十六人為委員。並推定汪兆銘為主席，許崇智為軍事部長，胡漢民為外交部長，廖仲愷為財政部長。

紹竑在梧州時，戎馬倥傯，未暇計及改革，渠仍循廣東革命政府的舊例，招商投標，包辦稅務。其辦法即由行政高級機關，估計某地每年約可徵收稅款若干，規定一稅收總額，公開招商投標，出價最高的得標，並預先繳兩個月稅款。至於稅征細則，雖有明文規定，也等於具文而已。因商人志在謀利，因而百般勒索商民，政府為增加收入，竟亦漠然置之。

然此時廣東的局面則仍在風雨飄搖之中，外有東江陳炯明、南路鄧本殷和北路熊克武的窺伺，內有黨、政、軍派別各異的明爭暗鬥，情勢險危，岌岌不可終日。先是，1925年春初陳炯明趁中山病危之時，向廣州反攻，革命政府被迫誓師作第一九-九-藏-書次的東征；尚未順利完成任務，而中山已逝。那時盤踞廣州的桂軍總司令劉震寰及滇軍總司令楊希閔、軍長蔣光亮等，竟公開表示歡迎唐繼堯入粵。劉氏並早秘密去滇，向唐氏促駕。革命政府明知楊、劉異動的企圖，然苦無力制裁。

當時我們雖竭誠擁護國民政府，然事實上國民政府自顧不暇，更無心過問廣西的軍政事宜。因此廣西在此全國政局動蕩之時，竟形成一獨立割據的局面。一切法令、規章悉由我們自行擬定。直到1926年夏，國民政府正式頒布《省政府組織法》后，民政長制度才取消，黃紹竑才由國民政府明令特任為廣西省政府委員兼主席之職。

這時廣州二次東征之師也已凱旋。陳炯明所部除劉志陸、陳修爵率殘部三千逃竄閩南外，完全覆滅。一時烽煙俱息，革命策源地的兩廣，乃完全統一於國民政府之下。今日反觀史實，固知我們消滅陸、沈，統一廣西，力拒唐軍東下，並出師討伐鄧、申和截擊熊克武，實為助成國民政府統一廣東的不可或缺的先決條件。

綜計廣西在統一之後，因積極興利除弊，使生產和消費兩者日有增加，更因稅收機關的改善和貪污的澄清，使全省稅收逐年增加。計1926年的收入約在一千八百萬至二千萬元小洋左右。至於軍政公務人員，在節衣縮食、努力奉公之下，也粗可維持。

統一后的廣西，全省稅務改由財政廳劃一辦法，精選廉潔幹練的稅務人員，公平徵收。一時商民稱便，貪污之風頓戢，政府收入也因之大增。

1925年秋，廣西統一，陸、沈殘餘部隊除林俊廷兩千餘人逃往欽、廉依附鄧本殷外，都已次第肅清。此時全省雖在大兵之後，瘡痍滿目，畢竟烽煙已息，盜賊日少，人民可以安居樂業，形成小康之局。

中央乃任命第一師師長李濟深為南路總指揮，南征鄧本殷。唯李總指揮以鄧逆聲勢兇猛，自身兵力又嫌薄弱，乃於10月22日親來南寧乞援，希望我軍自西北方夾擊鄧軍以毀其老巢，當得我方同意。粵、桂雙方四路而下，夾擊鄧軍。第一路由陳章甫指揮，自肇慶向三羅進攻；第二路由陳銘樞指揮，向兩陽進攻；第三路由俞作柏指揮，由陸川向高雷進攻；第四路由胡宗鐸指揮，由上思向欽廉進攻（以上第一、二兩路為粵軍，第三、四兩路為桂軍）。四路大軍一時俱下，鄧逆疲於奔命，始知末日之將至。

他二人言之無心，我卻聽之有意。事後我便向他們問及此事，並向黃說：「為何不替你季寬老弟設法介紹呢？事成了還可挽救你老弟的腐化生活！」他二人在我鼓勵之下，都深表同意。呂君說，此姝住東門大街，其父開一照相館，自我軍進駐南寧以來，未嘗見其芳蹤，不知是否已名花有主。此事可托紅十字會田會長次廉撮合，如聲明做平妻，則成功的希望可有七成。後來果然如願以償。

我們對於整頓廣西的教育也不遺餘力。1926年冬間，黃紹竑即在梧州籌辦省立廣西大學，勘定校址在梧州三角嘴蝴蝶山，新建校舍，聘請前省長馬君武為校長，以盤珠祁副之。1927年9月13日正式開學。後來遷往桂林，為西南重要學府九-九-藏-書之一。

在戒煙期中，黃、蔡兩家，報聘納彩，一按舊俗辦理。黃君原娶的妻子韋氏則按「平妻制」辦理，也即是兩房夫人並不同居，彼此在名位上毫無軒輊。這習俗在當時的廣西是認為合理的。

北伐龍潭戰役之後，我曾用同樣方法，在南京大校場將不聽調度的王普的第二十七軍全軍繳械。此是后話。

統稅之外，我們對田賦也大加整頓。因我國田畝已多年未經丈量，漏稅極多，納稅人既感不均，國家的損失也大。廣西統一后，我們遂設立清理田賦總局，重行丈量土地，改訂稅額。這種工作雖一時不易完成，但在進行期中，全省田賦收入已大有增加。

再者，我們在廣西嚴禁軍人干政，因軍隊自有其軍令系統，與地方行政部門各有專責。平時駐防，除訓練之外，便協同地方團隊清除盜匪。按昔日兩廣甚至全國通行的剿撫兼施政策的舊例，凡官兵剿匪無功，便以官爵誘股匪投誠。行之日久，使狡黠之徒視結夥搶劫為升官發財的快捷方式。此風不除，則匪患此起彼伏，永無寧日。所以我們的剿匪政策是清剿、消滅而不招撫。投誠之匪只准悔過自新，由其族長、父兄或鄉黨親友擔保永不為匪，准其歸農為良，不予究治而已。在此雷厲風行之下，號稱多匪的廣西，竟日趨太平。

例如我軍肅清陸、譚殘部時，陸榮廷悍將之一的陸福祥被擊傷，所部陸得標、許輝生兩團乃向我投誠，請求改編。許輝生為講武堂出身，治軍尚粗有法度，其為人也還知時勢、識大體。所以收編后，我乃以許氏為團長，僅整訓其所部。

我軍三、四兩路在數度血戰後，已迫近欽廉。12月5日胡宗鐸部已達石船，黃旭初部到達陸屋，俞作柏部到達合浦，黃玉書部佔領防城。鄧本殷、申葆藩知大勢已去，乃通電下野；林俊廷也隻身逃往安南。殘部由楊騰輝率領於12月7日向我投誠。南路遂平。

一般人戒煙都要吃三四個月西藥才可戒除，而紹竑居然硬著頭皮，不用藥品，一舉戒絕。最初兩星期，雖然全身癱軟，涕淚橫流，痛苦不堪，渠也甘之如飴，不到一月，便恢復健康了。

熊克武，四川人，也是同盟會中的老革命黨員，曾任四川軍務督辦，擁眾數萬人。1924年熊氏在川政爭失敗被逐出省，東下就食湘西，原隸中山麾下，繼續為革命效力。1925年夏季熊乃率師進駐粵北，渠本人並親往粵垣和大本營商洽，我軍也以友軍待他，未與他為難。詎知熊氏曾暗通陳炯明，至粵後事發，被扣留。時熊部川軍尚有萬餘人，中央應付力量不足，乃電調我軍出省解決熊部，遂由白崇禧任總指揮，率師分三路出省：蔡振雲縱隊由桂林出連山；鍾祖培、夏威兩縱隊由龍虎關出江華；白崇禧親率郭鳳崗、陶鈞兩警衛團由全州出馬頭，斷其北竄之路。激戰月余，熊軍不支北竄，我軍乃於11月16日大破之於全州之八十山。熊軍總指揮羅覲光被擊斃，部下兩旅長一死一傷，我軍擄獲槍械不少。熊軍潰不成軍，流散部隊遂為湘軍所收編。中央政府西部的一大威脅遂從此解除。

我每次勸誡他，他都是如此回答我，使我深深感到，他的生活之所以浪漫，主要是因為他沒有正常的家庭生活。鄉間的九_九_藏_書妻子既不能適應今日的場面，別戀的妓|女又不能露面。所以欲求其生活正常，必先助其恢復正常的家庭生活，這樣才使我想到為他物色一個適當的配偶，以改正他的生活。

廣西既告統一，軍、民、財、建、教各政在我們積極整頓之下，漸上軌道。

關於建設方面的工作，我們首先致力的是公路。陸榮廷時代，廣西僅有自南寧至武鳴的公路一百二十華里，此路事實上為陸氏私用，和國計民生無涉。到馬君武為省長時，用盡九牛二虎之力興修南寧通柳州的公路，然動工經年，只修了五里多路，即行擱置。廣西統一后，建設廳乃正式興修公路網，計有南寧經柳州至桂林、黃沙河線；南寧至龍州線；賓陽經郁林至蒼梧戎墟線；郁林經陸川至石角通廣州灣線；荔浦經平樂至賀縣、八步線。此外水利建設、植樹、開墾、開礦等也著手興辦。至於兵工方面，我們也著手改良，並擴建原有的修械廠。原先我在郁林、黃紹竑在梧州都有小型的兵工廠可以翻造子彈，修理各種槍械。至是，乃將原廠擴充，或遷往他處成立兵工廠，試造無煙葯、輕重機槍、步槍和手榴彈。另設專廠自製硝酸、硫酸，實行兵工自給，都頗有成績。

陸得標卻是行伍出身，初任陸福祥的馬弁、副官等職，為人粗野，毫無現代觀念和軍事學識。渠所部都是陸榮廷的心腹，器械精良而驕橫成性，官兵已不堪造就。然而我如下令遣散，全團必定嘩變而流散為匪，收拾不易。因此我在收編后，未加任何整理工作，只調其前來南寧郊外駐紮。駐防月余，我乃調該團來南寧督辦署側的箭道內點驗。陸得標即問要否帶武器。我說：「帶。」陸才放心。在他想來，既帶武器，誰也奈何他不得。陸乃率其全團荷槍實彈至箭道集合。所謂箭道，是一長方形的操場，可容數連人同時出操，為前清時試箭的所在，故名。

廣西的財政，在全省統一之前，制度頗為分歧。我在郁林五屬時，一切稅收都由我委派專人徵收。這種方式在政治未上軌道時，弊端極大。因舊式的下級稅收人員，在前清多為世代相傳的，其最低級的估價員叫做「簽手」，都屬斗筲小人，其子孫照例不許參加考試。其上則有稽查、書記、文案、局長之流。向例以多報少，視為應得的利潤。經他們層層剝削之後，國家稅收多入私囊，政府所得僅他們的唾餘而已。我在郁林時，深知其中弊竇，故力改此陋規，雖不無成效，但已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

唯當三路大軍順利前進之時，第二路陳銘樞部忽被突破，逆軍迫近四邑，威脅廣州。這時我軍呂煥炎縱隊正奉命經大烏至郁林出高州，向俞作柏增援。到了東線告急，我遂急調呂煥炎回師向陳銘樞增援，將敵軍堵住，廣州人心始定。

再者，我國舊官場往往派系分歧，門戶畛域之見極深，相互摒斥。我們的新作風則是絕不任用私人，嚴禁派別。我自己以身作則，深幸黃、白二人也頗能體會斯旨，與我一致。我們更利用每周的總理紀念周和經常舉行的黨政軍聯席會議，不時告誡部曲。身正則令行，所以全省上下，風氣煥然一新。

廣西統一之後，全省歡騰，而我個人卻感受到一項終身之戚，蓋先父培英公適於此時棄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