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子文當時也確有其困難，他在廣東的理財政策本是竭澤而漁。為著替政府和各軍籌經費，他簡直是不顧一切地「橫徵暴斂」。我在談話之中，也批評他那種干法把老百姓搞得太苦了。宋說：「不這樣干，哪裡有錢來革命呢？」事實上，當時廣東的經濟來源，也虧著他用這麼狠心的干法，否則真不易維持。為革命而行苛政，其功過是非實無法定論了。

吳稚暉和我在廣州也是第一次見面。他已是六十左右的老前輩，說話時議論風生，詼諧之至。陳友仁此時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部長，渠系海外生長，不諳華語，和我談話須用翻譯。陳氏為人嚴肅而毫無官僚習氣，他的極度平民化的生活和作風，極令我佩服。此外，我還見到革命元老古應芬和廖夫人何香凝女士。何女士一見到我便嚎啕大哭，痛罵反革命派謀殺廖先生。她對我們在廣西的統一工作和拒唐戰爭都稱讚備至。她說：「沒有你們在廣西，廣東早完了，廖先生死了，以後革命任務都在你們身上了。」說了仍啜泣不已，使我心中無限凄惻。

陳公博此時任軍委會政治訓練部部長，和我也常有往還。陳氏生得一表人才，能說會講，在廣州風頭甚健。我和顧孟余也曾晤談數次，顧氏沉默寡言，有翩翩學者之風，辦事也極幹練。一次，我們自黃埔同輪迴廣州，顧氏力述土地革命、打倒地主等政策的重要。我便和他辯論，我說北方的軍閥現在割據一方，魚肉人民；東西帝國主義仍在卧榻之側，伺機破壞革命，如此內外大患不除，而奢言打倒地主，恐反增加革命的困難。我們各執一詞，無結果而罷。

我為奔走兩廣統一事宜，數度和宋子文詳談。宋氏時任國民政府財政部部長。廣東全省稅收由他統籌徵收，各軍軍餉也由他統籌核發。所以我就要求宋氏對廣西照例辦理。宋部長坦白地說：「你們廣西稅收太少了，軍隊太多了，收支不能相抵，中央統一了，財政部是要吃虧的。」

我在廣州策動北伐的時候，和廣州方面黨政軍各層幹部同志以及各種民眾團體也有聯繫，因有機會對我方革命陣營作一番更深入的觀察。

以前軍隊都就所駐之地籌餉。後來朱培德、程潛、譚延闓等率客軍入駐廣東，仍是划疆而治，就地籌餉。到1925年8月，各軍劃一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餉項才由國民政府財政部統籌辦理。

本軍士兵幾全部在廣西招募，但也有鄰省接壤縣份前來投效的。至中下級軍官則外省籍的亦復不少。如第七旅旅長胡宗鐸便是湖北人。至於出身，旅團長中，有保定軍校的，如俞作柏、夏威、呂煥炎、胡宗鐸、周祖晃、尹承綱、陸受祺、李朝芳、呂夢熊等；也有廣西幹部學堂的，如伍廷颺；也有廣西陸軍速成學校以及其他各種軍事學校出身的。然本軍官兵都身經數十戰，上下團結一心，縱令是高級指揮官也無不身先士卒，所以每個戰鬥士兵都能勇往直前，有進無退。在統一廣西各大小戰役中，無一而非以少擊眾，士氣極為旺盛；加以本軍經濟公開，所有各級官長俱能與士卒共甘苦，再施以嚴格訓練，曉以革命軍人救民的大義，因此本軍所到之處，南自鎮南關，北至山海關，可說是戰無不摧，攻無不克，紀律嚴明，秋毫無犯。北伐期中，本軍所過之處，當地居民的口碑都可為本軍紀律嚴明作佐證。

我們第七軍的編製和廣東方面所採的蘇聯軍制略有出入。我們是沿用民國成立后陸軍部頒布的編製：三班一排，三排一連，四連一營，三營一團，二團一旅。旅以上我們暫時不設師，作戰時則視實際情形設「路軍指揮官」，其職位雖略同於師長，然運用則比較靈活。一位第幾路軍指揮官作戰時可以指揮兩個旅乃至幾個旅，按實際需要，各團可以隨指揮官之意調動，不受建制及軍隊系統的牽制。這些都是廣東各軍所不易做到的。

在這些黨國要人中，給我印象最特別的為孫科。孫氏性好應酬，生活腐化。他在廣州市市長任內https://read.99csw.com，補發房契，弄得人言嘖嘖。覺得他只是一位自美國留學回來，學洋派、愛享受的人物。

我到廣州后約兩星期，蘇聯顧問鮑羅廷特地為我舉行一盛大宴會，到中央黨政軍首長和各團體代表幾百餘人。席間，主人鮑羅廷講了一大套革命理論，並著實把我恭維一番，然後請我發言。我起立道謝，先就鮑氏的話恭維蘇聯一番，說蘇人仗義援華，首先廢除不平等條約，奠立今後中蘇的友好，併為解放全世界弱小民族的先聲。接著，我便說當今我們革命根據地有一極不好的現象，各級幹部和人民團體負責人都以出入蘇聯顧問之門為榮，稍受青睞便沾沾自喜，四處驕人。其實蘇聯顧問來華助我，實在是發乎道義，出乎至誠，他們並不希望我們的阿諛諂媚。如果我們不了解蘇聯顧問同志來華助我的初衷，而以洋行大班奉承經理的態度來取媚于蘇聯顧問，反使我們蘇聯友人助我的一片真誠無法表達。所以我一再強調說：「我們革命同志不可忘記我們的革命天職。我們尤其不要把蘇聯顧問當成主人，我們自己當成客人。我們要以主人的態度來敬客，不要學洋行大班的習氣來奉承上司。這樣，我們才對得起我們遠道而來的友邦顧問！」

鮑羅廷之外，蘇聯顧問中和我往來最多的便是加倫將軍。加倫將軍身軀修長，為人沉默寡言。關於戰略戰術，渠都有獨到之處，不愧為一卓越的軍事家。凡渠所發言，都從純軍事觀點立論，極少涉及中國的政治問題，確是一難得的人才。聽說後來張鼓峰事件時，他因力主對日作戰，被斯大林槍斃，實甚可惜。

蔣先生聽了，沉默片刻，然後說：「鈕先生我另有借重。」

這時已是6月中旬，湘中戰事正捷報頻傳，我第七軍北上部隊正有待我的親自指揮，所以我便於6月18日辭別中央各首長，離粵回桂，轉赴前線指揮。廣東方面聞我將去，各界曾舉行盛大歡送會。中央各政要及蔣總司令率各機關團體代表，親自送我至石圍塘而別。

後來蔣先生正式邀請白氏擔任此項要職，白氏乃問我意見如何。我坦白地告訴他說：「我怕你幹不了。」接著，我便分析蔣先生的為人，和他請白的原意所在。白氏聽后，大有所悟，說：「我看這責任我確實負不了，我還是不幹吧！」於是，白氏真的把蔣先生第一次的邀請辭謝了。

我到穗后不久，蔣介石校長曾告訴我說，蘇聯接濟革命軍的械彈已運抵黃埔港，約有步槍萬余支，重機槍百余挺，無線電發報機數十座，彼自動表示將撥一部槍械接濟第七軍。我當即代表全軍，面致謝意。旋各軍均已領取了一部分蘇械，獨第七軍猶付闕如。我數次著駐粵辦事處主任陳雄向軍委會洽領，都以未奉蔣總司令條諭為辭，不允發給。我覺得很詫異，何以蔣先生親口對我說的話仍不算數呢？乃借赴黃埔辭行之便，再一提槍械的事。蔣氏聞言，故作驚訝，含糊其辭。我就忍不住說：「總司令，我領了這些武器，是去打敵人啊！」蔣才說，他去查查有關部門，何以尚未撥給。照我推測，可能有人向蔣氏進言，認為第七軍繳獲陸、沈、唐等軍隊的械彈甚多，似不必再給予蘇械。可是，蔣先生忘了「一言既出，駟馬難追」的古訓，他不該自食其言啊！後來，總算由駐粵辦事處領到了蘇制七七口徑步槍一千支，重機槍四挺，無線電收發報機二座，乃火速運往湖南前線。孰知當我們把木箱打開檢驗時，始發現並不如想象的滿意。原來這批蘇械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用過的舊武器，和本軍所用的德制七九雙筒步槍（亦屬第一次大戰後，協約國將德軍解除武裝，由商人私運至中國出售的）不相上下。然總算中央政府體念我第七軍頻年征戰，不無微勞，而作首次最大的賞賜，于士氣上不無鼓勵的作用罷了九九藏書。

大體說來，我當時對廣州方面的所謂跨黨分子印象大致都不壞。他們都勤勞刻苦，熱情洋溢。雖然和我們因信仰不同，難免格格不入，但是我對他們的任事作風是很佩服的。不過廣州當時的崇蘇風氣卻使我感覺不滿。蘇聯顧問們在廣州真被敬若神明，尤其是鮑羅廷的公館，大家都以一進為榮。一般幹部如能和鮑某有片語交談或同席共餐，都引為殊榮，大有一識荊州，便足驕人之概。這種心理其實和洋行大班無異，甚是可鄙，我為此事頗感不懌。所以我對共產黨人看重之餘，這一點卻引為遺憾。

我說：「宋部長，這是國家百年大計啊！中央如對窮的省份就不統一，對富的省份就統一，這還成個什麼體統呢？為國家長治久安計，中央也應該有個通盤的打算，不應畏首畏尾。何況第七軍是我國民革命軍的一部分，出師北伐要由地方單獨籌餉，一切和其他各軍有軒輊之分，也不成個體制。再者，湖南是個富庶省份，將來萬一唐軍長引第七軍和廣西為例而不讓中央統一湖南，中央將何辭以對呢？」宋氏聞言為之語塞，但是他不願接管廣西財政的決心，並未因之稍改。我們的辯論也就不了了之。

在廣州時，我於一般公私事務之外，也曾留心觀察廣東方面黨、政、軍、財的一切設施。當時廣東方面，最活躍的中下級黨人多為「左傾」分子和共產黨員。而在廣西，除梧州市黨部為少數共產黨滲透外，其他各級黨部極少共產黨員摻雜其間。廣西省黨部中雖有幾位委員以「左傾」自命，然尚無真正共產黨人滲透。且黃紹竑自兼廣西省黨部主任委員，開誠布公，不作左右袒，所以共產黨在廣西不能發生多大作用。而中央方面，自5月中旬黨務整理案在二中全會通過後，國共兩黨的許可權表面上雖已逐漸劃清，可以苟安一時，然前途的荊棘卻正在滋長中。

蔣說：「我正為此事來問你。我看白崇禧比較適宜。」

在廣州的共產黨同路人中給我印象最深的要算鄧演達（擇生）了。鄧為廣東人，保定軍校畢業后，回到粵軍中服務。討伐沈鴻英時，渠在粵軍第一師中任團長。嗣後赴蘇聯和德國留學，回國后遂服膺社會主義。此時在軍委會中任職，專司軍中政治工作。鄧氏生活刻苦，精力過人，每日工作十余小時無倦容。他對革命工作的狂熱，幾乎到失常的程度。然鄧氏為人極正派，是非之心極為強烈，他任事和待人實是可欽可敬的。當時郭沫若也隨鄧氏來拜訪過我兩次。郭氏愛說愛笑，是一位斯斯文文的人物。

我演說的前半段引得掌聲四起，賓主均眉飛色舞。但當我說到後半段時，全場便顯得沉寂了。那時鮑羅廷的翻譯似乎是張太雷，也停止了翻譯，場面顯然有點僵，但是我仍暢所欲言。主人和其他賓客都知道我是遠道而來，並不依賴任何方面的援助，所以對我的逆耳忠言也只有笑而納之，未發生其他的反響。嗣後，胡派和接近右派的同志曾向我鼓掌稱讚，說我所指摘的都切中時弊云云。其實我所說的都是平心之論，對任何方面俱無成見。

1926年春初，白崇禧、黃紹竑曾和中央交涉兩廣軍民兩政統一問題，未得圓滿結果。此次我到廣州策動北伐，又向中央重提結束此地方半獨立狀態的局面，請中央從速劃一整理。因將來北伐，其他各省將陸續歸入中央治下，則此種各自為政的局面，斷不應繼續維持。為今後國家大計設想，我廣西省當局願為天下先，將軍民兩政交由中央統一辦理，然中央仍舊不願接受。

至於軍事方面，廣東原有的粵軍和各地來粵的客軍，自劉、楊消滅之後，共編成六個軍。第一軍的基礎為前許崇智的粵軍第二軍。許去后，蔣自任軍長。旋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一軍，初由蔣自任軍長，到1926年初，由何應欽繼任，下轄五個師，共計reａd.9９csw•ｃom十九個團，駐防廣州和東江一帶；譚延闓原來率領來粵就食的湘軍改編為第二軍，以譚為軍長，駐防于北江一帶，共轄四師十二團；原由朱培德所統率，輾轉流離的滇軍則改編為第三軍，朱仍為軍長，轄三師，共有八團二營，駐于廣州和四邑一帶；李濟深所率的第四軍原為粵軍第一軍，轄四師，共有十三團二營，駐西江和瓊崖一帶；李福林所轄的前福軍，則改編為第五軍，轄二師，共八團一營，原駐番禺、南海和廣州河南一帶；程潛所率的第六軍，系就他原來所率的湘軍改編的，轄三師，共九團二營，駐廣州附近和北江一帶。

再有，本黨中央領導機構也極不健全。總理逝世后，獨樹一幟的「西山會議派」固不消說，在廣州中央方面，汪、蔣等各為私利的明爭暗鬥，也不足以表率群倫。當時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的蔣介石先生，縱橫捭闔，予智自雄的作風也很欠正派。

然而蘇聯顧問團最初派往第七軍的顧問馬邁耶夫卻是一外行。馬氏工人出身，對軍事並無所知，因他稍諳華語，遂被派到第七軍做顧問，濫竽充數而已。後來北伐軍到江西，馬氏去職，代他的名西干，卻是軍校出身，曾任軍長，在軍事上比馬氏高明多了。

我第七軍當時的編製分九旅十八團，另加二獨立團，一入伍生團，另有炮兵營、工兵營，以及軍校第一分校的學生隊。共有戰鬥兵員約四萬餘人，步槍三萬余支，山炮廿余門，重機槍八十余挺。第七軍編製表和統兵長官姓名已見第十九章。

所以名義上廣東六個軍共七十一團，實際兵力約有七八萬人和飛機數架。其編製是「三三制」，亦即一師三團，一團三營，一營三連，一連三排，一排三班。薪餉發給的標準大致是：士兵每名每月十元，班長十二元，少尉排長三十二元，中尉排長四十元，連長六十元（另公費二十元），營長一百二十元（公費一百元），團長三百元（公費兩百元）。按當時的生活程度，士兵每名每月伙食費約二元，作戰時食米且由公家供給。所以一個士兵的薪餉可以養兩口之家。

當時軍餉的來源，一般統稅和錢糧之外，最大的收入卻是「禁煙特別捐」和「防務經費」兩種。所謂「禁煙特別捐」實即鴉片稅。我國原為國際禁煙簽約國之一，未便明徵鴉片稅，故以「寓禁於徵」之意，課以重稅，所以名為「禁煙特別捐」。在廣東每兩煙土課稅在一元以上，所以收入很大。所謂「防務經費」實即賭捐。兩廣人民嗜賭成習，官府禁之無效，乃課以重稅。這兩種稅收都由政府招商投標，組織公司承包稅收。大公司再招較小公司投標承包。這種煙捐、賭捐在任何政體內原都是犯法的，但在我國當時卻是政府經費的主要來源之一。現在想來，這種制度實在是秕政害民，跡近荒唐，但在內亂頻仍、干戈擾攘之際，都是不得已的挖肉補瘡的辦法。

大體說來，當時蘇聯來華的顧問品質都很優良，誠實刻苦，不大說話。日常生活規規矩矩，稍有不慎，立刻便奉調回國，所以他們謹言慎行，較一般中國人更守規矩，故頗受中國人的歡迎。蘇聯顧問這種作風適和美國顧問成一對照。美國顧問因管束較松，平時言行俱不若蘇聯人的謹慎，加以他們大半有優越感，言行極為驕縱，一般中國人對他們都有敬而遠之的感覺。美國顧問之所以不能深入群眾，此實為主要原因之一。

開頭給我印象最深的為革命的群眾運動。我初抵天字碼頭時，各民眾團體代表歡迎的為數甚眾，旌旗飛舞，鼓樂喧天。群眾高呼「歡迎革命領袖」、「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等口號，聲震天地，情緒十分熱烈。

所幸此時我們在廣西原是獨立發展，然後和廣東方面合作的。雖然我們對廣東的政潮起伏，引為隱憂，但是我們實際上尚未被波及。我們只希望和廣州ｈｔtｐs://ｒead•９９ｃsｗ.coｍ中央精誠合作，以完成北伐，實行主義，並希望用革命及北伐大前提來消弭廣州中央方面的內訌。所以對中央各領袖，都無分軒輊，同樣尊崇，以期北伐能早日出師。

另有一部青年的黨員和少壯的領袖卻是「跨黨分子」。他們是國民黨內的共產黨員，信仰不同，背景各異。他們和國民黨的結合是暫時性的，日久必然分道揚鑣。不過他們多半是青年分子，對革命狂熱奔放，極少腐敗分子摻雜其間。他們平時雖打著國民黨的旗號，但是暗地裡卻發展其共產黨的組織。他們勾結熱情的國民黨中少壯分子，互相標榜，於是國民黨本身裏面，暗鬥愈烈。

當時廣東六軍之中，作戰能力最強的當推第四軍。第四軍的老底子原是粵軍中訓練裝備最佳的第一師。帶兵官俱為一時之選。軍長李濟深固是人中之龍，其中師長張發奎、陳銘樞、陳濟棠、徐景唐，團長葉挺、蔡廷鍇、黃琪翔等也都是能戰之將。該軍並自辦講武堂于肇慶，培養下級幹部。第四軍之外，第一軍也是勁旅。黃埔軍校每期訓練時間雖不過數月，實際上只是一些軍士教育，距軍官教育相差尚遠，然全軍受革命風氣的熏陶，頗有朝氣，尚可作戰。至於其他各軍，則自鄶以下不足論矣。第二軍軍長譚延闓原為一政客，治軍非其所長。第三軍即朱培德的滇軍，拖曳經年，久經風霜，全軍盡為雲南人，補充時也以滇人為主，不拘體格年齡，加以朱培德又貪婪成性，不顧官兵死活，故作戰能力甚弱。第五軍李福林則系一地方主義者，久駐廣州的河南，士氣極低，戰鬥力更說不上了。第六軍軍長程潛雖是一名將，唯所部為地方軍雜湊收編而來，成軍不久，既無戰鬥意志，也無作戰能力，打起仗來自然就弱點畢露了。

壯士長歌出漢關，歷史上有名的北伐戰役現在便正式揭幕了。

在廣州期間，曾參加過無數次民眾團體的歡迎會，接受他們的慰問和獻旗。這些民眾團體都是在國民黨的領導之下組織的，計有工會、學生會、商會、店員工會，乃至攤販工會、人力車夫工會、海員工會以及各地前來廣州開會或受訓的農民協會的代表。他們都是活潑、熱忱、充滿革命熱血的青年，對廣西方面拚死力拒唐繼堯東下篡奪革命根據地的血戰，都讚揚備至。同時他們對我們在廣西統一的艱苦情形，以及助成廣東統一的功勞，都有深刻的認識。深使我感覺知音遍海內，而受到莫大的鼓勵。

在廣州時，我和其他方面的同志也經常保持接觸。一般說來，印象都不算壞。當時的風雲人物如徐謙，也曾來拜訪我，我也回拜過。徐是前清進士出身，這時已五十許人，高高瘦瘦的身材，背部微駝；說起話來，滿口革命的大道理，也頗能使人折服。聽其言而信其行，還以為他是個有操守的革命領袖，後來聽說他在司法部部長任內，濫用私人，一塌糊塗的情形，才知道孔子說的「聽其言而觀其行」的重要。

蔣說：「我看還是他好，還是他好！」

不過在這革命空氣之中，我也漸漸看出了一種潛伏的危機，那便是國共兩黨乃至本黨領袖之間的暗訌。國民黨是個很大的政黨，黨員極眾，可說是少長咸集，良莠不齊。其中青年的黨員們和一部分少壯派的領袖們都熱情洋溢，堅苦卓絕地為革命而奮鬥。其革命熱情有時竟發展到「革命狂」的程度。但是另一部分老黨員裏面，卻雜有官僚、政客和腐敗的軍人，思想陳舊，生活腐化，對革命意義一無所知。而他們也混在革命陣營內高喊革命，掛羊頭賣狗肉。因此在國民黨內已劃分成兩個集團，彼此迥然有別，暗潮起伏，互相嫉忌，長此以往，難保沒有差池。

我說：「恐怕健生資望太淺，年齡太輕，不能負此重任！」

到6月初旬，北伐出師大計已定，民眾情緒極為熱烈。蔣總司令這時正在考慮組織「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一日，他特地來問我關於國民革命軍參謀長人選的問題。我說，鈕永建（惕生）先生應該最適當了。按資望，惕老是辛亥革命的元勛，總理的老友。論才幹，惕老在護國、護法諸役中俱膺要職，以幹練聞名國內。再從革命歷史來說，他和西南革命領袖都有極深厚的友誼，在革命青年之間有至高的德望；而他本人又是長江流域的人，當我軍師次長江時，他的聲望可能有極大的號召力。所以我說北伐軍參謀長一職，實以惕老最為相宜。https://read.99csw.com

政治方面，自汪兆銘被迫離粵以後，由譚延闓、張人傑分別代理國民政府中政會主席，而實權則操諸蔣介石先生一人之手。蔣先生驟攬大權於一身，既眾望難孚，又私心用事，中央政局的破裂，實伏線於斯。

蔣去后，我仔細分析他提議白崇禧當參謀長的用意，大約不外以下三點。第一，白崇禧確實幹練精明，可以肩負此重任，此為蔣氏所深知。第二，以白崇禧與我和黃紹竑的公誼私交，蔣如能得白氏為輔佐，在他看來，他對我第七軍便可指揮自如，毫不費力。第三，革命軍的中堅將校多半是白的保定軍校同學，蔣可利用白以聯繫一般保定出身的軍官，出力效命疆場。因此，白氏出任參謀長，對於統御和指揮，自可事半而功倍。白氏既和各方都有深切的關係，蔣氏又可用以作「告朔之餼羊」，如對各軍有所舉動，可以白氏之名出之，必要時，並可使白氏代他受過。所以逾格擢白崇禧為參謀長，正是蔣先生厲害的地方。

在廣州時，我對共產黨也有更深一層的認識。許多共產黨的領袖們和他們重要的同路人，這時我們都是第一次會晤。當時廣州共產黨第一號領袖譚平山曾來拜訪我。譚是共產黨員，卻是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他是廣東人，為人極老實厚道，頗為可親。周恩來這時也見過，大家握握手而已，印象不深。林祖涵也來看過我，他給我的印象極好，為人老成練達，是一位勤勤懇懇的人物。葉挺此時任第四軍獨立團團長，時到軍部，故常常見面。葉氏短小精悍，有熱情，有朝氣，將兵、任事各方面都可說是頭一等的人物，可愛可敬。我和毛澤東第一次見面是在國民黨二中全會的會議席上。毛氏那時任國民黨中央黨部所辦的農民講習所所長，並曾擔任短時期的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毛氏時常穿一件藍布大褂，長得身材高大，肥頭大耳。在議會席上發言不多，但每逢發言，總是斬釘截鐵，有條不紊，給我印象很深，覺得這位共產黨很不平凡。

國民黨改組之初，蔣先生尚非中央委員，但是在總理北上后兩年之內，一躍而為黨內最有權力的領袖。其權力增長的過程，實得力于權詐的多，得於資望功勛的少。論蔣的手腕，起初聯絡汪兆銘、廖仲愷、蘇聯顧問鮑羅廷和中國共產黨等，以打擊「西山會議派」的元老集團，並排擠胡漢民、許崇智等。胡氏和西山會議派的勢力既除，蔣氏又利用黨內一部分反共情緒和「西山會議派」等取得默契，發動3月20日中山艦事變，拘押俄國顧問，並逼汪兆銘去國。汪氏既去，蔣又施展手段，將其政變越軌行為嫁禍於人，將反共甚力的所謂右派軍官如十七師師長兼廣州警衛軍司令吳鐵城及其他反共領袖等拘押，通電痛斥「西山會議派」，以取悅于蘇聯顧問及中國共產黨以自固。這種種都足以說明蔣氏的才過於德，不能服人之心。

我說：「你心目中認為何人適當呢？」

但是北伐開始時，本軍的餉糈卻遠不及其他各友軍的優裕。在統一廣西期中，我軍因戰費浩繁，有時未能按月發放薪餉。士兵每名每日只有伙食費小洋二角，官長不論高低，一律發伙食費四角。各單位主官除另發少數「公費」之外，別無其他津貼。所幸我們經濟公開，雖患貧而不患不均，因此官兵都能甘之如飴，而無怨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