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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編 北伐回憶:從鎮南關到山海關 第四十一章 善後會議與東北易幟

第五編 北伐回憶:從鎮南關到山海關

第四十一章 善後會議與東北易幟

但是這次的情形便不同了。我們的主客是復職不久的最高統帥——蔣總司令。在這場合,他們三人一致不參加,就容易引起誤會了。事後,我深悔沒有事先關照他們三位粗枝大葉的莽漢,以致造成不愉快的場面。
蔣先生這種措施,事實上也是一種權術。意在挑撥本已互相嫉妒的馮、閻二人,使其發生齟齬,以便控制。閻錫山對蔣先生的厚己固然感到心滿意足,但是久歷官場的馮玉祥,對蔣先生的用意豈有不知之理。因此他對閻氏尚無甚惡意,而對蔣先生的運用詭譎伎倆,卻積憤很深。
與馮小聚后,我們仍搭原來專車北上,馮則另乘一車隨後。翌日,當車抵北平郊外的長辛店站時,閻錫山、白崇禧等都親自來迎。這是我和閻錫山第一次晤面。閻是中等身材,皮膚黧黑,態度深沉,說一口極重的山西土音,寡言鮮笑,唇上留著八字鬍須,四十許人,已顯蒼老,一望而知為工於心計的人物。渠為山西晉北人,生於清光緒九年(1883年),早年留學日本士官學校,據閻的同學程潛告我,渠在日本留學時成績平常,土氣十足,在朋輩之間並不見得有任何過人之處。誰知其回國之後瞬即頭角崢嶸,馳名全國,為日本留學生回國后在政壇上表現最為輝煌的人物。民國初年曆任山西都督、山西督軍等職,勵精圖治,革命軍北伐至長江流域,渠即向國民政府輸誠,成為中國政壇上的不倒翁。錫山為人,喜慍不形於色,與馮玉祥的粗放,恰成一對比。
不過,馮氏的為人也有殊足為人稱頌的。據說,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馮氏和張作霖勾結,趕走直系首腦曹錕和吳佩孚后,張作霖應馮玉祥約請,隻身入北京相晤,磋商善後問題。然直系倒台後,張、馮二人的政治利害又直接衝突,無法協調,善後商談自然沒有結果。因而在歡宴張作霖之夜,馮玉祥曾約其股肱胡景翼(國民軍第二軍軍長)和孫岳(國民軍第三軍軍長)密議,終無善策可循。胡、孫二人一致認為張作霖將為西北軍的大患,不及早除去,將噬臍莫及,故力主將張作霖即刻逮捕為質,然後出師驅逐奉軍出關。馮氏認為合作未逾匝月便下此毒手,將招物議。無奈胡、孫堅持,以為時機稍縱即逝,不可畏首畏尾。辯論到最後,胡景翼竟代書手令,逼馮玉祥簽字。馮氏拒不握筆。胡、孫二人,一執手令,一執毛筆,和馮玉祥在中南海居仁堂中往返追逐,作團團轉,直如演戲一般。三人爭辯徹夜,馮玉祥卒未下令,張作霖才能于翌日平安離京。孫連仲時任馮玉祥的衛隊旅旅長,是晚因身負拱衛居仁堂之責,故能目擊這一戲劇性的會議。抗戰期間,我受任第五戰區司令長官,連仲為副。偶爾閑談往事,孫氏對我說來繪影繪聲,聽了為之捧腹不止。

九-九-藏-書
平津克複時,由於中央任命文武官員實際上均為蔣先生一人所操縱,有欠公允,導致心懷怨恚,而表示沉默反抗的,便是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馮玉祥。因直隸(旋改稱河北省)、察哈爾兩省及北京(旋改北平)、天津兩市的光復,實系第二、三、四各集團軍協力作戰的戰果。然戰後中央政府對光復地區地方軍政機關人事的安插,除第四集團軍保持一貫作風不薦人外,幾乎全是閻系人物;馮玉祥僅分得北平特別市市長和崇文門統稅局一所。此稅收機構原為北京政府歷任總統私人佔據的肥缺,每月收入約二十萬元。這數目對擁兵十余萬的馮玉祥來說,簡直是「杯水車薪」,無濟於事。面對坐擁河北、察哈爾兩省暨平、津兩市的閻錫山,難免感覺不平,因而發生怨言。
馮氏的話,引起鬨堂大笑。那一大群「證人」遂又整隊退出。一場喜劇才告收場。
與季文談后,我立即往見蔣總司令,告以所聞種種。蔣說:「你聽誰說的?」言下頗為詫異。
又抗日勝利后,我任北平行轅主任,時孫連仲任河北省省主席兼綏靖主任。某次,我問孫說:「人們都傳說,1924年馮先生攜取故宮的寶物,據你推測,有無此事?」孫說,當時他任馮的衛隊旅旅長,派部隊保護故宮。後來聽說,有一士兵誤以為一隻大鐵箱里藏有金銀,乃用斧頭鐵鎚把它打開,發現其中貯藏的全系歷代瓷器,已震碎無餘。至於馮先生曾否攜帶寶物出故宮一事,孫君並未作答。
他們站定后,做主人的馮玉祥乃起立發言說:「我馮玉祥在1924年將清廢帝溥儀趕出故宮時,外界謠傳都說我馮某曾乘機偷竊故宮財寶。剛才進來的這一批人,都是在故宮內做事的人,知道溥儀出宮的情形最為詳細。」馮氏越說聲音越洪亮,大聲問道:「你們都是在故宮做事很久的人。你們直說,宣統出宮時,我馮玉祥偷過東西沒有?」
夏、胡、陶三人都是革命軍中第一流的戰將。然因百戰功高,本已有驕蹇之態,一旦戰事平息,住入繁華的大都市,經不起聲色犬馬的誘惑,都娶了年輕的新歡,宴安鴆毒,目無餘子;及捲入政治漩渦,又因缺乏政治素養,難免誤事。言念及此,益覺秉政當國、用人行事的不易。
1928年6月下旬,國民政府乃正式通過設立裁兵善後委員會,並決定於北平召開善後會議。6月28日蔣總司令率總參謀長李濟深、中委蔡元培、吳敬恆、張人傑、戴傳賢及隨員張群、陳布雷等一行二十餘人,自寧抵漢。我既為武漢政治分會主席,少不得帶了文武官員暨各民眾團體到江畔歡迎。旗幟招展,鑼鼓喧天,為蔣總司令復職以來難得的盛會。當晚設宴為諸公洗塵。誰知在此宴會上,竟發生一項不愉快的小事件,後來蔣先https://read.99csw.com生歧視第四集團軍,可能便種因於此。
我目擊此事發展的危機已著,而蔣總司令腹案仍未定,乃單獨去見蔣先生,分析對東北繼續用兵的非計。蔣也深以我言為然,並叮嚀說,本晚約馮、閻談話時,你可將此意見提出。
其實,夏、胡、陶的缺席並無惡意。只是他們三人都是習於戰場的生活,粗邁豪爽,不拘小節。性喜高談闊論,大碗斟酒,大塊吃肉,對於蔣總司令特意裝模作樣、嚴肅靜穆的官場應酬,感覺乏味和不慣。我間或有款待上賓的正式宴會,他們三人也往往不參加,並說:「有總司令在招待難道還不夠光輝,要我們去幹什麼呢?」我也不以為意,因一般宴會他們本可不必參加。
此時是7月上旬,中原天氣已漸燠熱。馮氏設午宴款待我們。我見馮身軀結實,滿面紅光,無絲毫病容,然他在宴會席上仍頻頻咳嗽。望其人,聽其聲,分明是假咳嗽。我就用膝蓋碰了碰坐在我身旁的李濟深。散席后,我問李:「你看馮先生在害病嗎?」李微笑道:「他在扮戲!」
他二人態度既很堅決,蔣總司令也為之舉棋不定。因此奉方代表在六國飯店住了十來天,尚未蒙總司令接見,心有不悅,乃決意遄返奉天復命,三代表之一的徐祖詒且已先行離平赴津。
我們一行抵平后,於7月6日齊赴北平香山碧雲寺總理靈前,舉行祭告典禮。由蔣先生主祭,我和馮玉祥、閻錫山任襄祭。祭告典禮開始時,蔣先生忽撫棺慟哭,熱淚如絲。馮、閻二襄祭也頻頻抆淚,狀至哀傷。我本人卻在一旁肅立,雖對總理靈柩表示哀悼,但並未墮淚。竊思總理一生,事功赫赫,雖未享高壽,然亦盡其天年。如今北伐完成,中國統一于青天白日旗下,功成告廟,也足慰總理和諸先烈的英靈于地下。撫棺慟哭,抆淚相陪,都似出於矯情,我本人卻無此表演本領。
就在同日,前廣西國會議員王季文忽到我的住處來告我說,東北代表因久未蒙總司令接見,自覺和平無望,決意于明日離平返奉。季文並說,他們非常憤慨,因為他們曾收到恫嚇信,並不時受到言辭間的侮辱,其情形直如亡國賤俘,頗覺難堪。
6月30日我們一行在蔣總司令率領之下,自漢口專車北上。原擬徑赴新鄉訪問馮玉祥,但馮氏來電約在鄭州晤面。翌日早晨,我們車抵鄭州時,馮氏已自新鄉趕到,在車站迎接,握手相談甚歡。
馮氏問畢,站在天井中的百餘人都大聲回答說:「我們都知道馮總司令沒有偷東西!」
蔣總司令駐節北平日子雖短促,但做了兩件富戲劇性的事,令人玩味。第一件,他忽然以總司令名義通緝前曾歷任國務總理和執政的段祺瑞。此公年邁,隱居天津,不問政治已有五年,門生滿全國,革命軍中將領均多呼段氏為「老師」。某次,我特對蔣先生說,段祺瑞不問政治已久,何必通緝他?蔣先生回答說,段為北洋軍read.99csw.com閥的巨頭,不把他的威信打擊一下,對我們國民革命很有妨礙。
善後會議期中,關乎全局的一項最重要決策,厥為接受張學良的和平解決方案,對關外停止用兵。
我們到北平去,原以開北伐善後會議為標榜。當時參与會議的,計有:蔣總司令、馮總司令、閻總司令、李濟深、蔡元培、張人傑、李煜瀛、吳敬恆、李烈鈞、戴傳賢和我,一共十一人。而事實上,並沒有議事細則,更無預定提出討論的大政方針,只是一個座談會而已。說話最多的是吳敬恆,其次是戴傳賢。東拉西扯,不著邊際,開了四天的會,毫無結果可言。吳敬恆屢于席上詼諧地說:「好在國民黨慣於會而不議,議而不決,這次的會議當然無傷大雅。」不過我由各種跡象推測,蔣總司令利用這場合來造成他的中央黨政軍領袖的地位,確實相當成功。最後,大家同意先成立編遣委員會,再續議裁兵。蔣總司令乃取出一份擬好的裁兵計劃,閻、馮和我都一致副署,擬於五中全會時作為議案提出。
當革命軍進駐平津、張作霖為日人謀殺之後,我即電陳中央,主張對東北停止用兵,以政治方式謀求統一。我的想法是,全國統一大勢已定,張作霖已死,張學良斷不敢作負隅頑抗之想,和平接受中央的領導,將為必然的後果。再者,此次日人謀殺張作霖,其處心積慮侵略東北的計劃已如箭在弦上,我們如出兵東北,可以斷言,日軍必加以阻撓,濟南慘案的血跡未乾,出兵東北更應特別慎重。
更壞的是,宴會的翌日,蔣總司令循例檢閱第四集團軍駐漢部隊。我首先致簡單歡迎詞,然後恭請蔣總司令訓話。訓詞當然冠冕堂皇,大意謂:革命軍人應忠誠擁護中央政府,應盡階級服從天職和確守軍風紀,不惜為國家犧牲云云。蔣氏辭畢,不料身為閱兵總指揮官的胡宗鐸心血來潮想出風頭,突然站出閱兵台前,對中央來賓諸公和官佐士兵,提高嗓子,大放厥詞。略謂:革命北伐軍在進展期中,中央政府政潮迭起,以致影響軍事,屢受波折。自今以後,深盼中樞開誠布公,賞罰分明,用人唯才,造成政府廉潔風氣,俾武裝同志為國犧牲才有代價,才有意義等語。這番話顯然與蔣總司令的訓詞針鋒相對,使我驟然陷於誠惶誠恐的境地。宗鐸此種言論,發之於私人談話之間,尚無不可,在這種場面下公開演說,實在大為不雅。蔣先生當然大為不快,此事可能也是他後來決定消滅第四集團軍的原因之一。
馮氏乃轉身向眾賓客行一鞠躬禮,然後說:「諸位現在已知道我馮玉祥並未偷過故宮寶物吧!」
我說:「王季文說的!」
季文去了不久,便來回報說,邢、王二代表感激我的盛意,願再住下,但搬往北京飯店及派便衣保護等事,俱不必要。

蔣先生既知此訊確實,立刻便派員往六國飯店,約東九九藏書北代表晤談。東北易幟的大計由是遂定,其餘細節留待以後再行磋商了。
眾人又大聲回答說:「我們說話是誠實的!」
1957年,紐約一位中國古董鉅賈曾到我家裡閑談。我把上述的故事告訴他,並問他古董商場上有無馮先生出售古物的痕迹。他說,在若干年前,有一美國大古董商請他考證並估價一個長約一英尺、高約五英寸的中國式花舫,是整塊翡翠雕琢而成的,人物生動,花草逼真,確是精緻絕倫。他用放大鏡細看,證實系乾隆朝代的貢品。據說,這寶物原屬馮玉祥所有,這洋人用兩萬金元購得的。這位中國商人對我說,該花舫誠稀世的寶物,至少值十萬元以上,原售主以兩萬金割愛,殊為可惜雲。
馮又大聲問:「你們說話誠實不誠實?」
王季文和蔣也很熟稔,前中山先生定桂時,季文曾受中山委任為桂林清鄉督辦,和蔣頗有往還。
在北平除開編遣會議之外,其餘時間則消磨于聯絡情感的社交飲宴。一次,馮玉祥做東,在故宮宴請中央要人和四個集團軍的高級袍澤,與宴的凡百餘人。酒酣耳熱時,忽有百余位大小職員和工友排隊走進餐廳前的天井裡。與宴者均不知這群人究為何事而來,不免相顧愕然。
這兩不幸事件發生后,我曾因夏、胡、陶三人不識大體,認真地訓斥了他們一番,然究有何補?
第二件是關於蔣先生學歷上的一段趣事。蔣先生原名志清,弱冠時曾考入保定陸軍速成學堂,因不守堂規而被開除。后往日本進陸軍振武學校,接受軍士教育程度的訓練。回國后,卻說他是日本士官第六期畢業生。此次到了北平,乃派曾一度任其副官長的陳銘閣(河南人)到米市衚衕南兵馬司和士官學生同學總會負責人劉宗紀(士官第六期,曾為孫傳芳的參謀長)接洽,並捐五萬元,作為同學會經費。那時有些人,像四期的蔣作賓、雷壽榮,六期的楊文凱、盧香亭等,就向劉宗紀質問,哪裡出來這個叱吒風雲的大同學呢?劉說,捐巨款還不好嗎,何必深究呢?本來「英雄不問出身」,蔣先生實在是多此一舉。
在我國歷史上,凡是大兵之後,善後問題總是難處理的。北伐完成,自然也不能例外。
我聽了,知此事關係重大,乃請王君去六國飯店代為致意,請各代表再住數日,敢保必有佳音相告。如各代表感覺安全堪慮,請即搬到北京飯店和我的朋友同住,我併當派便衣人員保護。並告訴他們,此次和平使命關乎國運至大,希望他們為國忍辱,以大局為重。至於就內戰來說,實是勝不足武,敗也不為辱,希望他們不必介意。
南京接電之後,蔣總司令乃決定約我同道往新鄉,親約馮玉祥往北平開會。這是蔣氏捨近求遠,取道武漢,前往北平的原委。
馮氏的消極抗令,就事論事,也情有可原。因馮軍所駐西北各省均極貧瘠,地方收入不足以養重兵。今平津光復,地方稅收甚豐,九_九_藏_書馮軍幾一無所獲,安得不怨?
當善後會議在北平召開時,張學良果派來代表三人——邢士廉、王維宙、徐祖詒——接洽東北易幟,歸順中央諸問題。然馮、閻兩方人士認為東北已失領導中心,士氣渙散,故力主乘機進兵,一舉削平奉系,以除後患。他們的主張蓋基於兩種心理:一是,馮、閻二人和奉系都有夙怨,此時正可報復;二是,戡平東北后,我一、四兩集團軍都是南方人,不耐嚴寒,則白山黑水之間,沃野千里,必系他二人的天下。
事實上,軍事新勝之後,諸將爭功本不易應付,而蔣先生不但不善加處理,反想擴大其矛盾,促成其惡化,以收漁利,實有失全國軍事統帥的風度,居心也不可恕。我當時在武漢目擊這種事態的演變,內心頗引為隱憂。於是一面電中樞,主張裁兵,移軍費作工農建設,以政治方式解決國內的紛爭(此一裁兵電報曾傳播各地,頗為輿論界所讚揚);一面派曾在馮處任職的高級參謀黃建平偕李鳴鐘前往河南新鄉,慰問馮先生的病狀,並代為懇切陳述我對善後會議的意見。略謂:民國成立以來,外有帝國主義的侵凌,內有軍閥的割據,北征南討,擾攘經年,民苦已久。今賴將士用命,人民輸將,北伐既已完成,國家統一在望,倘善後會議遭受挫折,中央固有責難,人民也不會諒解,則吾人何以自處?深盼馮公顧全大局,忍辱負重,扶病北上,參加善後會議,則公私兩利,實國家之幸。旋接馮氏複電,略謂:黃、李兩君蒞臨,並出手示,情誼拳拳,銘感肺腑,至分析時局,洞若觀火,尤為欽佩。我兄如北上參加善後會議,弟當扶病奉陪末座云云。我接此電后,極感快慰,隨即拍電報告蔣先生。中央諸公獲此清音,一天雲霧頓時消散,歡忭可知。那時,蔣先生已派吳忠信來漢,擬請我居中調處,因我實是擔任這項任務最適當的人選。論攻克平、津的戰功,我第四集團軍或在第二、三兩集團軍之上;但我軍功成不居,祿亦弗及,我輩也從無怨言,殊足以為馮玉祥作規範。不意我已自動從旁疏解,並已獲得了圓滿的結果。

原來在宴會舉行時,我第四集團軍中的夏威、胡宗鐸、陶鈞三軍長俱未出席奉陪。盤箸虛陳,情形頗為尷尬。我發覺之後,立即派人去催,他們竟都託故不來。此事使位居首座而氣量褊狹的蔣總司令頗為難堪,心頭自然不悅,可能更疑竇叢生。
因此蔣先生於6月中旬電邀我和馮、閻到北京舉行善後會議時,馮玉祥遂託病複電不來參加,並電令其駐漢口代表李鳴鐘向我解釋,希望對他原諒,順便探測我對善後會議的態度和意見。馮氏此時坐擁重兵,虎踞西北陝甘各省和中原河南四戰之區。他的消極態度,不特對蔣先生面子上極為難堪,而中央政令在全國即將統一之時,遭受極大的阻力,尤損威信。